第二，小凯与我的差异是，小凯只看到（以我所知，至少是只谈）新框架的优点，而没有看到其缺点与不足够的地方。新框架虽然对像贸易、厂商的出现、商业周期、失业、货币、城市化、经济成长等重要问题都有所分析与启示，但不能说传统经济学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就完全应该由新框架来取代。
新框架的分析与启示有超越传统的地方，也有低于传统的地方。例如关于商业周期与失业，新框架的解释是，某些产品有耐久与不可分的性质，例如一辆拖拉机或汽车，不能只生产四分之三。当专业生产拖拉机的人把拖拉机卖给专业生产粮食的人之后，如果第二辆拖拉机没有人买，他就可能失业。不过，在绝大多数的经济体中，产品的不可分性占整个经济的百分比不大，不可分性也不是百分之百（拖拉机、汽车、飞机等都有不同的大小），而且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如跨国公司生产飞机卖给各国）、产品组合、生产程序的适当安排、库存等来避免专业人员的失业。张三今天买汽车，李四明天买，天天有人买。因此，我认为由于产品的不可分性所造成的商业周期与失业，大概不到实际商业周期与失业的百分之一，肯定不到百分之五。造成实际经济中的商业周期与失业的原因，更重要的还有竞争的不完全性、工会的作用、总需求的变化、信心的变化、由于制度与政策等原因使储蓄不能完全转化为投资等。另外，失业本身还有其他的结构性、摩擦性与自愿性的失业等。所有这些因素，新框架都没有考虑到。
第三，我认为承认与指出新框架的优缺点，不但是学术真理原则所要求的，而且对新框架的发展也有好处。新框架的重要贡献已经是无可置疑的，指出其缺点与不足够的地方，更可以吸引更多学者来补充与改进。例如，新框架假定所有生产者对价格没有影响力，没有考虑到竞争的不完全性。这和实际经济大相径庭。
新框架一个还没有解决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交换者之间的协调。考虑一个最简单的情形，假定只有两个同样的人与两种对称的产品（生产衣服与粮食的劳动时间或成本一样；人们对衣服与粮食的偏好也对称）。当交易效率很低（交易成本很高）时，最优选择是自给自足。当交易效率增加到足够高时，最优选择是一个人专业生产衣服，另一个人专业生产粮食，然后每人把一半的产量交换对方一半的产量。（如果不假定对称的生产与效用函数，未必是刚好一半，但这不影响本问题的实质。）如果张三生产衣服，则李四必须生产粮食。如果两人都生产同一种产品，则两人或者饿死，或者冻死。这就是所谓协调的问题。
在这简单的例子中，协调可以很容易地完成。两人只要事先讲好谁生产什么产品，然后以什么交换条件（例如一对一）交换就可以了。但重要的是，这种通过对话的协调，已经超越了价格机制的功能。即使假定有一个Walras拍卖者，定了正确的一对一的价格(若非一对一，则只有高价品才有人生产)，每人看了这价格，认为生产衣服或粮食是无差异的。如果只根据价格的调节，每人有一半的或然率生产衣服，一半的或然率生产粮食。结果，有四分之一的或然率是两人冻死，有四分之一的或然率是两人饿死，只有二分之一的或然率生存。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必须有超越价格的协调。新框架假定协调完满完成，但没有研究如何协调。超越价格的协调未必是中央计划，可以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与合约，也可以是通过企业家生产与出售新产品。如果说中央计划在调节原有产品的生产上已经被证明大大输给市场调节，则在引进新产品上，中央计划明显是更加不行的。因此，我提出这协调的问题，肯定不是要支持中央计划。对这问题的研究，将会使我们更加认识到企业家、大企业、金融中介的重要性，因为新产品多数需要一段亏本的时间后，才能开始赚钱，正如我2013年的一篇工作论文所讨论的。
我到现在还不很明白，为什么小凯很不喜欢我谈上述协调的问题。在布坎南2002年6月的会议中与前后，我们对这与有关问题有过强烈的争论。后来，我在我们网站对这次会议的报告中说，我在会议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同时是副总理与反对党领袖。希望小凯在天有灵，能够认识到，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理，同时需要副总理与反对党领袖的辅助与制衡。
第四，如果超越新框架，包括其他经济与政治观点，则小凯与我还有一个大差异――我是小右派，小凯是大右派。我自认是小右派，是和所有人比。如果单单在经济学者中比，则我肯定是左派。在经济学者中，小凯也还是大右派。我大力支持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与政治改革的深化，赞成尽量以价格、税收等市场工具替代行政管理，包括反对北京根据车牌单双号两天才能用一天车，以及用摇号限制新车数量，而支持上海与新加坡的拍卖制等，因而是右派。但我强调环保与扶贫的重要，大力支持增加政府税收与有利于人民福祉的公共支出，认为私人消费可能比公共支出有更大的无效性（由于危害环境、人际攀比、过度物质主义），因而至少在经济学者中是左派。
关于小凯的极右观点，很多人会想到他关于宪政、共和、土地私有等主张。其实我认为他这些主张大体上很有说服力。小凯的极右观点，可以从下述两个例子中略见一（或二）斑。小凯说：“另一些批评张五常的人不了解西方主流学派的文献，或只了解标准教科书上关于外部性的观点，不知道自张五常、科斯以来，主流学派的前沿已用正式模型否定了外部性概念，而用内生外部性、各种复杂的两难冲突解释制度的复杂特点。”还有，“如要完全消除吃桔子的外部性，一个桔子一个价，因为每个桔子味道、大小都与其他桔子略有差别。但实际上桔子顶多分三等或四等价，因为要精确定价有费用，所以市场与桔子定价的外部效果是测量费用和不精确测量造成的外部性之间的最优折中。”这种所谓“外部性”能由市场最优化，小凯特别强调。
我不否定张五常与科斯对这方面的贡献。但大多数经济学者所强调的外部性（包括污染、交通拥挤、人际攀比等），根本没有被什么“正式模型”所否定，也不能纯粹由市场调节来解决。北京的雾霾与堵车，难道是已经被市场最优化了吗？加上政府的功能都还做得很不足够。至少对汽车与汽油的税收应该大大提高。
从当时美国总统小布什还没有打伊拉克时，我就反对美国在没有联合国的授权下，攻打伊拉克；小凯则为小布什攻打伊拉克辩护。我极力反对小布什拒签国际环保的京都协议（为此向小布什发过多次抗议函），拒签国际地雷协议，不参加国际罪犯法庭等单边主义行为；小凯没有反对。对这些问题，小凯和我有很大的不同。
小凯看不到或不谈新框架的缺点，可能是因为新框架对他像是亲生孩子，因宠爱而看不到缺点。
像小凯这样的天才，为什么对很显然的市场失误完全视若无睹，甚至否定外部性的概念。我认为至少一大半原因是十年冤狱使他心理失衡。因此，我没有怪罪他的右倾。（反之，我应该感谢他的容忍；我们好几次在他有在的晚餐后大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他都没有抗议。）如果是我，可能只要三年冤狱，就会使我变得更右倾。在这个意义上说，小凯的功力，可能大我三倍有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