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字希文，是北宋名臣，一篇名作《岳阳楼记》，妇孺皆知。他出身于官宦之家，在两岁时父亲亡故，母亲改嫁朱文翰。范仲淹从小不懈努力，发奋求学，青年时就读于应天书院（范仲淹诗文中称其为南都学舍、睢阳学舍），到大中祥符八年进士及第前已经名声远播。欧阳修称他“少有大节，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碑记》）。笔记野史中流传有不少范仲淹青少年时期读书求学的故事，如“断薤划粥”就是一例。这个故事说他求学之时寄居僧舍，贫困无依，“惟煮粟米二合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薤十数茎，酢汁半盅，入少盐，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宋朝事实类苑》）。但这些故事多难以确证，属于励志传言。
范仲淹初入仕途，任职广德军司理参军，执法公正，治狱廉平；三年后，迁知集庆军（亳州）节度推官，又两年后，改监泰州西溪盐仓，还曾担任过短期兴化县令，监楚州粮料院，至母丧守制去职为止。这些改转任职，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基层经验。在此期间，他奉母命归宗复姓。在泰州任上，范仲淹与时任泰州军事推官的滕宗谅（字子京）、随父来海陵的富弼（字彦过，人称郑公）等人过从密切，并与藤宗谅、张纶合力修建了泰州的捍海堰。后人在海陵光孝寺建有“五贤堂”，以纪念范仲淹、张纶、富弼、胡瑗、王觌的友谊。
守制期间，范仲淹被晏殊聘请担任府学（由应天书院改制而成）教席。经过基层磨炼的范仲淹，此时上执政万言书，提出了一整套改革主张，建议朝廷“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形成了后来“庆历新政”的主要思路。苏轼在为范文作序时称：“公在天圣间，居太夫人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这一万言书集中反映了范仲淹的管理思想，也使他得到朝野的共同器重。
守制期满后，范仲淹被召任秘阁校理。在宋代，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和秘阁合称馆阁，它们不仅仅是文化机构，更重要的是储才之地。“国家开文馆，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秘庭，览群书，以待顾问，以养器业，为大用之备。”（《答手诏条陈十事》）宋代规矩，两府宰执缺人，多取于两制（内制为翰林学士，外制为中书舍人知制诰）；两制缺人，多取于馆阁。“名臣贤相出于馆阁者，十常八九也。”（欧阳修《又论馆阁取士札子》）范仲淹到秘阁任职，前程似锦。然而他一上任，就显示出以谏诤为职的儒臣本色。当时太后垂帘，而仁宗已经成年。冬至过节，仁宗率领百官拜贺刘太后。范仲淹认为此举有损君主权威，“不可为后世法”；而且还上疏请求刘太后还政给仁宗，卷帘撤班。太后不采纳，范仲淹就自请外放，以示抗议。于是被贬为河中府通判，后改任陈州通判。仁宗亲政后，范仲淹被召回京师，担任右司谏。
在对待仁宗母子关系上，可以看出范仲淹的为人品质。仁宗并非刘太后亲生，其生母本来是刘太后的宫女李氏，仁宗出生后，刘太后夺为己有，交由杨淑妃抚养。真宗去世后，又令李氏去为真宗守陵。这段历史，被后人演绎为“狸猫换太子”的民间传说。范仲淹在太后听政时，极力主张撤帘还政，而在仁宗亲政后，又极力维护太后名声。有人对仁宗嚼舌头说刘太后害死了仁宗生母李宸妃。仁宗为此大动肝火。对此，范仲淹向仁宗进言道：“太后受遗先帝，保佑圣躬十余年矣，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由此可见范仲淹的为人准则。直到宋哲宗时高太后听政，还要求范纯仁以其父为榜样；“卿父仲淹可谓忠臣，在章献朝劝后尽母道，在仁宗朝劝帝尽子道，卿当似之。”
在右司谏任上，范仲淹面临的一个重大考验是郭皇后被废事件。郭皇后是刘太后所选，特别骄横，仁宗并不喜欢，而且婚后多年无子。太后去世后，仁宗专宠尚氏和杨氏两位美人，不理郭后，某日郭后与尚氏口角相争，仁宗护着尚氏，郭后打尚氏时一巴掌抽在仁宗脖子上，这下事情惹大了。仁宗要废郭后，同宰相吕夷简商量，得到吕夷简的支持。消息传出，范仲淹认为不可。但吕夷简事先让仁宗下令，废郭后一事不准进谏。台谏群情激昂，他们认为，废后一事尚可商议，关键在于宰相请皇帝下令“有司无得受台谏章疏”坏了规矩。于是，范仲淹和御史中丞孔道辅率领一批台谏官堵在垂拱殿门口请求与皇帝对话。门卫关了殿门，孔道辅敲击门环大呼：“皇后被废，奈何不听台谏入言！”仁宗无奈，只好让门卫通知这些台谏官员去同宰相讨论。台谏到中书与宰相吕夷简争辩，七嘴八舌，吕夷简争不过，便让台谏直接同皇帝面谈。于是，这些台谏官打算第二天向皇帝廷争。没想到第二天上朝时，在待漏院（等候上朝之所）就接到了圣旨，贬孔道辅为泰州知州，贬范仲淹为睦州知州，而且派遣使者押送他们立即出城，不得逗留，其他参与鼓噪的台谏官各罚铜二十斤。并由皇帝宣示台谏，今后进言，一律密具章疏，不得到宫门请对，大呼小叫，以免“骇动中外”。
在被贬睦州期间，范仲淹在新安江畔重修了严光祠堂，写了《祠堂记》，称赞严光的品德和刘秀的帝道。“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不久，朝廷令范仲淹调任遭到水灾的苏州，全力救灾。景祐二年，他被召回京城，任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又进入侍从之列。这种提升，与宋朝的祖制有关。宋朝不仅重视文治，而且特别重视谏官。为了鼓励进言，宋朝对那些因进言而得罪宰执乃至顶撞皇帝的谏官，按照惯例要予以贬斥，否则朝廷的权威难以保证；但贬斥后不久则再度起用甚至破格提拔，以奖勉敢于直言的勇气。这次回到京城，范仲淹锐气更足。宰相吕夷简对他心怀忌意，提议由范仲淹权知开封府。表面看是重用，实际上是想以繁重实务压抑其言谏冲动（也有可能是想让其经受实务磨炼）。没想到不过个把月时间，范仲淹就理顺了开封府，“仲淹处之弥月，京师肃然称治”。都下流传民谣曰：“朝廷无事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