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该如何开展海外“维稳”？这个问题已经日益鲜明地摆到了中国面前。不仅仅是因为海外销售市场、原料和能源供给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影响已经相当显著，中国海外经济权益越来越多，短期或长期停留海外的中国国民人数已经相当庞大而且还在继续快速增长，也因为其它国家对此要求越来越急切，越来越公开。声音最响亮者莫过于西方国家，自从2014年8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采访时调侃中国过去30年在国际事务中一直“搭便车”，西方政界和媒体要求中国对海外“维稳”作贡献的声浪便陡然高涨。正值“伊斯兰国”武装攻城略地、“哈里发帝国”横空出世之际，西方政界和媒体尤其急切地要求、诱导中国加大力度参与对中东“维稳”。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国王政策研究所（King's Policy Institute）访问教授尼克•巴特勒（Nick Butler）2014年8月为英国《金融时报》撰文《中国该不该参与中东维稳》，就称中国为中东乱局“有可能损失最大的国家”，声称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大国苦苦思索它们应不应该——以及如何——进行干预以阻止伊拉克解体的同时，中国却缺席了，尽管中国对伊拉克石油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中国对原油及原油产品的进口依赖目前达到每日800万桶的水平，而且还在逐步增加。[1]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2014年9月7日至9日访华，拉中国参与打击“伊斯兰国”武装也是她此行主要目的之一。
一、中国海外“维稳”必须独立自主
可以肯定，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增长，中国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开展海外“维稳”，势所必然。实际上，中国目前的海外“维稳”规模已经不小，向不少地方派出了维和人员，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家门口的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机制自不待言，就是在与中国远隔重洋的非洲大陆，至迟从本世纪第二个十年起，中国就已经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在非洲派驻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2013年首次从沈阳军区抽调大约一个营的成建制作战部队驻扎马里，2014年9月初又达成协议向南苏丹联合省、上尼罗省派出700名作战部队，以联合国维和部队身份保护当地石油设施。所谓“搭便车”云云，不过是暴露了美国统治集团内心深处的小家子气，与习主席“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经济快车”之说的气概不可同日而语，也是利用了国内外很多公众对情况的不了解。毕竟，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奉行“少说多做”、或曰“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的方针，不似西方国家和有的发展中大国那样吆喝多而实干少。
但是，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在海外“维稳”问题上也必然要有自己独立自主的思考。中国海外“维稳”直接目标是在中国整体发展战略的框架下维护中国海外权益和国民安全，即使是维护所谓的“国际社会公益”，也必须是直接间接与我国国家利益相关。我们自己寻求“有所作为”时务必积极稳妥，不可滥用几代人辛苦积累的国力资源；外人更没有任何权力要求我们把华夏儿女的鲜血生命、把中华民脂民膏虚掷于对中国无用之地，徒然为他人火中取栗，甚至是直接间接资助敌视中国的势力。考虑到二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主导的对冲突地区的干预维和总体上并不算成功，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具体做法都缺陷多多，特别是西方政治体制决定了其对外“维稳”行动常常是易反易覆，我们就更不能跟着西方的指挥棒转了。一个政策连续性强得多的大国不能听任政策反复多变的国家摆布，从而陷自己于危境。正因为如此，有必要强调一点，中国对海外“维稳”是“开展”，而非“参与”。
二、中国海外“维稳”的基本原则
在保护中国海外权益和国民人身安全、开展海外“维稳”问题上，我们需要秉承以下原则：
首先是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传统原则，不卷入别国内部政争和别国之间的斗争，尽可能避免卷入是非漩涡，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我们不怕事，也不惹事。
其次，与东道国各方建立尽可能广泛的友好关系，这样能够大大提高安全系数。以前也门内战各方交战非常激烈，但都对中国人很友好，对中国援建工程加以保护，这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对外援助上不能被鼠目寸光的“葛朗台思维”绑架，我们应当根据本国综合国力的增长继续适度增加对外援助，丰富发展援外形式，鼓励中资企业与当地社会合理可持续分享收益。我曾经计算过，近10年来，中国援外支出占我国财政收入和GDP比重很低，仅占财政收入的千分之几、GDP的万分之几，保持和适度增加对外援助，不至于对我国经济、财政构成重大负担，却能够收获多方面利益。从2011年国内围绕援助马其顿校车的风波，到《2014年度对外援助白皮书》发布后的许多非议，都不过是源于无知短视、无事生非的非理性喧嚣，我们的某些网民和媒体应当反省。
第三，准确评估安全形势。我国政府在2011年利比亚动乱初起时就及时判断动乱将不可收拾，进而决定撤侨，这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判断决策。
第四，确保我们有适当的机制和能力及时撤离风险地区。在这一点上，利比亚两次撤侨和埃及撤侨，已经体现了我们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