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现实是：弥漫性的腐败从官场已经渗入各个领域，包括本该是净土的教育、文化领域；行业失范，食品、药品都可以下毒；各种伤天害理之事，乃至荒诞剧层出不穷。中国人钱袋鼓起来而精神趋于空虚。面对这种情况，人们提出了各种诊断，开出各种药方。争论了一百年的东西文化优劣之论又兴起，出现了“国学热”。另一种极端是怀念过去闭关锁国，在物资极端贫乏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在幻觉中想象似乎中国曾经有过人心朴实的一片净土。
▌制度与政治文化
一个民族或群体在某一种制度长期统治和熏陶下形成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可以成为一种“文化”，或称之为“民族特色”；反过来，这种文化惯性又可以影响制度，或阻碍制度的革新。许多民间谚语，也是长期制度造成的，例如“祸从口出”，是中国人长期在言论受到钳制的制度下通过血的教训总结出来的，在言论自由的国家就不会有这种谚语；例如“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就不会在公民社会流行。
中国的农耕文明和与之配套的皇权专制，时间最长，在两千年中形成一套思维习惯，精英和草民都有共同之处。例如等级观念，重人治、轻法治，重官权、轻民权，重家世、轻个人奋斗；熟人社会形成的亲疏远近的观念导致对公益的冷漠；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明君、青天，而不是自己维权，等等。
关于对自由的追求，有人说这只是少数精英的追求，中国普通老百姓不太在乎自由，更在乎生存，安居乐业。这只是天性受到长期压抑的结果。其实安居乐业本身就包含自由。如果没有创业、居住、迁徙的自由，如何做到？同为中国人的香港和台湾的居民为什么表现出比内地人更在乎自由？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的今天的内地居民肯定比闭关锁国时期对自由的要求更高，实际上相对来说也享有更多的自由。所以有许多看起来是“文化特色”，实际上是阶段性的，是某一特定时段内的制度造成的。对社会发展来说，在某一个时期文化是第一位的，在另一个时期制度是第一位的。我在《制度与文化：鸡与蛋的关系？》一文中已详细论证。
关于制度文化，这里提出两点大的概念：
▌一、政府和国家观念
（一）西方中世纪以前的“君权神授”和我国的“真命天子”“奉天承运”“打江山、坐江山”观念：政权基本上是武力打下来，假托神授，以取得合法。神授不仅是给一个人，而是给一个家族，所以祖辈打江山，子孙坐江山，直到被另一拨人用武力推翻之前，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就在于家族继承，大家也都承认。在这种制度下，国君有生杀予夺之权。
（二）现代的统治权民授的观念：从古代到现代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不必详述。到17世纪约翰·洛克集大成，写出《政府论》，是现代国家的理论基础。根据这一理论的逻辑：自然人本无政府，自然资源可以随便取，但是加入了自己的劳动，就成为私有财产。由于需要保护财产，才推举出一个或一些人管理，个人让渡出司法权。所以管理者（即后来的政府）最主要的职责是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父子是自然关系，父母有抚养子女的责任，因而子女可以继承财产。但是统治权力（power）不能继承，一个君主死了，就应由民众重选。被推举出来实行管理的人没有时间从事生产，所以人们公摊一些钱物给他们以为补偿，这就形成纳税制度。
以上两种不同的制度文化，对“谁养活谁”的看法是相反的。
过去的观念是“食君之禄”，现代的观念是由纳税人供养。纳税人是主人，所以必须监督钱是怎么花的。“无代表，不纳税。”不过中国过去也有过“尔奉尔禄，民脂民膏”之说，这是个别官员的一种朦胧的觉悟。如果明确了谁养活谁的问题，足以颠覆整个“忠君”的伦理道德观。
（三）第三种国家观念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阐述的，而为苏联和一批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所实践：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所谓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不承认人人“平等”的观念。一个阶级有千百万人，如何实行统治？通过政党，这个政党实际上也不是那个阶级选出来的，是自己组织起来自称代表那个阶级的。但是实际上政党人数也太多，只能通过少数领袖实行统治，最后高度集中到一个人。中国“文革”时发展到全面专政，以林彪的名义提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是从第一种政权的观念发展而来，权力集中达到登峰造极。为了把自己的观念合理化，这种理论硬把第二种政体也说成是“专政”，说一切国家都是阶级专政，其结果就是彻底否定了法律的权威性。由于这种国家只考虑到第一代统治者，以后的继承合法性途径始终没有彻底解决。
▌二、法治还是人治
（一）人治
中外古代王朝都有人治的观念：百姓的幸福取决于“明君”、“昏君”还是“暴君”，或者掌权的宰相。不过人治的观念在中国最长久、最发达，形成一种传统文化。这在儒家的政治思想中最系统，其依据就是“以德治国”。孔子的理想是：掌握统治权的“君子”和道德高尚的“君子”是合二为一的。他们应该以身作则，树立一种风气，然后“小人”风从。但是几千年从来没有做到过，权力与道德从来没有统一过，因为孔夫子没有想到权力缺乏监督是一定会腐败的。事实上，历代帝王基本上是以法家为里、儒家为表。毛泽东一语道破：百代都行秦政制。
人治在特定条件下可能效率比较高。例如俄罗斯的彼得大帝，以一人之力力行改革，奠定了俄罗斯的工业化，确实很了不起。但是他采取的是专制的手段，谁反对改革就流放，或处死，没有改变制度，连农奴都没有解放。结果人亡政息，他儿子继任后，很多改革措施都被废除。还有一种情况是同一个统治者，起初很英明，时间长了，永远听不到不同意见，长期享受特权，必然走向腐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