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五四新文化运动沉浸在世界主义的文明比较、从普世文明的视野之中寻找中国文化出路的时候，有一个问题被汹涌的时代大潮遮蔽了，那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何在？什么是中国人的文化认同？
从1895年到1925年的思想转型时代之中，有两代启蒙者，第一代启蒙者是晚清末代士大夫中的新潮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第二代启蒙者是民初第一代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在新文化运动当中，最初一代新潮派已经“老”了，他们被一般年轻人视为旧派人物，或者说是“半新半旧”人物，就像有人批评杜亚泉那样：“你说他旧么，他却象新，你说他新么，他却实在不配。”五四是新知识分子主宰舆论的时代，纵论中西文明，从天下看中国，以世界大势研判民族之未来。然而，就在这气势磅礴、压倒一切的时代大潮之中，在旧派启蒙人物康有为、严复、梁启超、梁济等人那里，却逐渐萌生了一种文化自觉。他们在晚清守旧派士大夫的包围之中，曾经积极倡导西学，然而到了民初，特别是受到欧战的刺激，开始转而注意到“国魂”、“国性”、“立国精神”，思考在引进西学过程中如何保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何谓国魂？康有为说：“凡为国者，必有以自立也，其自立之道，自其政治教化风俗，深入其人民之心，化成其神思，融洽其肌肤，铸冶其群俗，久而固结，习而相忘，谓之国魂。”他认为，民国以来，举国发狂，凡本国政治教化风俗，不问是非得失，皆革而去之；凡欧美政治教化风俗，不问是非得失，皆服而从之。中国人身虽存，而中国魂已亡矣。因此，他要提倡孔教，建立孔教会，试图重新招回失去的国魂。
康有为讲国魂，严复、梁启超谈国性。严复在1913年发表《思古篇》，批评晚清以来的西潮澎湃：“且诸公所以醉心于他族者，约而言之，什八九皆其物质文明已耳。不知畴国种之阶级，要必以国性民质为之先，而形而下者非所重也。中国之国性民质，根源盛大，岂可厚诬？”民国初年的严复虽然没有放弃国家富强的理想，但诚如史华慈所分析的，此刻他的社会合理化追求，与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分离。早年的严复批评“中体西用”是牛体马用，指出西方自有其体用，即“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如今当他看到国人对西学的兴趣皆集中于形而下的物质主义，而辛亥以后建立的共和政体又是不堪入目，他对西方自由价值的信念动摇了。改而认为，韦伯式的制度合理化不必与普遍的自由价值相联系，也可以嫁接在中国特定的“国性民质”基础之上。目睹物质主义、强权主义的泛滥成灾，严复相信比形而下的富强更重要的，是形而上的“国性民质”，是对“根源盛大”的中华文明的重新肯定和光大。“大凡一国存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这个国性，在他看来，就是“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华民族之特性。而即以此为立国之精神”。
在刚刚进入世界的晚清时代，梁启超深切感觉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他关心的是如何异中求同，尽快地融入世界，异中求同，成为“世界的国家”，然而到民国之初，他的态度与康有为、严复一样，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12年，梁任公发表《国性论》，认为国所立者，必有所本，无以名之，名之曰国性。国之有性，如同人之有人性。国性何以表现？梁启超提出乃为三个要素：语言、宗教和风俗。他特别指出：“国性可助长而不可创造也，可改良而不可蔑弃也。”中国的国性有至善美而足以优胜于世界者存也，但“吾数千年传来国性之基础，岌岌乎若将摇落焉，此吾所为栗然惧也”。
国性、国魂、立国精神，虽然表述不同，但都是同一个东西，即某个特定的近代民族国家所拥有的独特的民族精神或文明基础。在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之中，并没有民族精神这类形而上的说法，它来自欧洲的浪漫主义传统，是对法国启蒙运动的一种反动。启蒙运动继承了基督教的普世理想，以世俗化的普遍理性塑造了一个全人类的近代文明。但从意大利的维柯到德国的哈曼、赫尔德，强烈质疑启蒙运动的普遍人性和一元主义文明观，世界主义排除了一切使人最有人性、最有个性的因素。赫尔德就认为：存在着多种多样不能彼此通约的文化，这些文化各属于特定的共同体，通过共同的语言、历史记忆、风俗习惯、民族宗教与情感这些传统纽带，将他们的成员彼此联系在一起。民初康有为、严复、梁启超所强调的国魂、国性，正与欧洲浪漫主义传统中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相类似。这些在晚清鼓吹世界主义的维新士大夫，在学习西方建构普世性的民族国家过程中，一旦发现以富强为核心的技术合理化工程将摧毁中国自身的道德文明传统的时候，纷纷转向了赫尔德式的文化民族主义，重新强调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普世文明论的基础开始动摇，中国文明的历史特殊性开始被提出来。
事实上，最早提出文化多元论的是章太炎。当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在晚清还沉浸在人类普遍的历史进化模式的时候，章太炎就提倡“国粹”：“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情。”“国粹”一为反满，二为反欧化。汪荣祖的比较研究发现，如果说晚清的康有为是一个世界主义者的话，那么章太炎就是一个文化多元论者，他是中国的赫尔德，但他的思想来自庄子的齐物论。他反对普遍的公理观与进化史，中国文明自有其与西方不同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乃至于国粹宗教。文化多元主义到了民国初年竟然被章的论敌康有为、梁启超接过手去，成为国性、国魂说的学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