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积极开展反腐败斗争，有力地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进入新世纪以后，党中央正式提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方针，坚持惩治和预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各级党组织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坚持惩恶扬善、激浊扬清，开创了反腐倡廉建设的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反腐败力度，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打出一系列反腐“重力拳”和“组合拳”，一批重大案件得以查处，一大批腐败分子纷纷落马，有效地遏制住了腐败多发高发势头，赢得了全党全社会的广泛赞誉和衷心拥护。
然而，在大好的反腐形势下，却出现了一些不谐之音。譬如：有人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重拳反腐，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有人提出，重拳反腐是“文革遗风”，应该及早停止；有人认为，高压反腐影响干部士气和队伍稳定，不利于经济发展；有人提出，高压反腐是“不教而诛”，反腐败应着重于教育和制度建设；还有人提出，鉴于当前腐败的普遍性，可以通过赦免贪官来换取广大官员对改革和反腐的支持，等等。
可以看出，上述这些议论，已经不只是对于党的十八大以来重拳反腐新策略的评价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所坚持的“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反腐败方针的问题。因此，需要紧密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斗争的实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正确澄清两个根本性问题：如何正确理解“标本兼治”？什么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
一、“标本兼治”反腐败方针的演变
古今中外，但凡反腐败的方针，大都是强调标本兼治的。但是，在实际的反腐败过程中，真正取得明显成效的，往往是那些采取零容忍政策，坚持不懈地强力反腐的国家和地区，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城市小国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地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方针，同样也是坚持标本兼治的。但是，不同时期针对腐败现象的不同特点，标本兼治的重点是不断调整的，呈现出从“两手抓”到注重治本再到以治标为主的演变过程。
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成为反腐败工作的重心。①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就对当时出现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保持高度的警觉。他尖锐地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直接损害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最终会危害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为了有效地开展反腐败，邓小平多次强调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即既要抓改革开放，也要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既要靠思想教育，更要靠法制。后来，面对高发的违法犯罪等腐败问题，邓小平也曾一度主张要严厉打击。1986年1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②。1992年，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他又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③
江泽民是对标本兼治方针阐述得最多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1993年8月，他提出：“惩治腐败，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持之以恒。最基本的，要靠教育，靠法制。”④当时，他强调的重点是教育和制度。1997年9月，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反腐败策略也是强调“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⑤。进入新世纪后，江泽民多次讲到，反腐败既要治标，也要治本，但更重要的是治本。2000年12月，他在十五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专门讲到治标与治本的关系。他说：“治标和治本，是反腐败斗争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治标，严惩各种腐败行为，把腐败分子的猖獗活动抑制下去，才能为反腐败治本创造前提条件。治本，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才能巩固和发展反腐败已经取得的成果，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前些年，由于腐败现象呈现发展蔓延的趋势，我们在抓治本的同时，采取治标方面的措施更多一些。这是完全必要的。当前，反腐败斗争应该逐步加大治本的工作力度，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⑥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基本延续了这种策略，报告强调：“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为此，报告提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