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帝国治理逻辑
【政见CNPolitics】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国家。从时间的纵轴来看，从古到今的治理逻辑，哪些在变，哪些不变？
【周雪光】新中国建立以后，执政党特别强调打破旧传统、开创新时代，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我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建立了全新的权力结构与新型国家治理模式。但如今回头去审视这六十余年的国家建设，很多做法与历史上的国家构建有很强的关联。从历史延续性这个角度来研究国家治理这个问题，会带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线索。史学家已经在这方面做过许多工作。但不同于以往史学研究的是，今天我们可以用当代社会科学分析工具与理论视角来重新分析历史与现代之间的关系。
今天人们在讨论中国社会的种种困难时会强调当今执政党的问题，这些看法不无道理。但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国家治理面临的挑战与困难，在很多方面从历史到现在都持续存在，至今没有根本改变，比如说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资源紧张、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等等。当今的执政者面临的这些问题，与历史上皇帝所碰到的问题是很类似的。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历史上行之有效的一些治理方式以不同形式延续了下来了。但现在的国家面临一些新的环境条件，比如高强度的国际竞争，与民众交往所承担的责任等等，都是以前执政者没有碰到过的挑战。我们从历史角度可以看到国家治理模式一直处在变迁调整的过程中，但哪些是新的变化，哪些是过去基本机制的变形，这些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我在最近的一个研究工作中分析了中国官僚体制内部的人事管理制度，比较了古代的官吏分途模式（即官与吏分离的两元结构）与今天的 “层级分流” 模式，即大多数官员在某一行政区域内部不动，只有主要领导会向上一级的更大行政区域流动。表面上看这两种形式不一样，但都反映了 “流动的官” 与 “固守的吏” 这一基本特点，背后的道理也是相同的。所以我试图从帝国逻辑这一理论框架来分析历史的延续性。这些不同的制度安排是同一帝国治理逻辑针对类似的困难挑战而发展出的不同具体应对形式。
【政见CNPolitics】换一个角度，从中央到地方的这条线看，在您的研究中，中央与地方之间最微妙关系体现在什么方面？
【周雪光】去年我发表了一篇题为《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的论文，对自己在这个领域中的多年思考做了一个总结和提炼。我特别强调了两对关系来分析帝国治理面临的 “委托-代理” 难题，帝国治理的逻辑由此展开：第一对是 “正式与非正式”，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另一对是 “名与实”，即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权力之间的转化。我认为这两对关系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是中国国家治理最为核心的部分，这是我多年来研究中国国家治理最重要的心得与发现。
过去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研究中更多强调了正式的关系，比如集权与分权，国家把权力拿走了，又通过某种形式把权力下放到地方，这些研究的关注点都是正式制度或政策的变化。我提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直都保持着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间微妙转换的过程，从未中断。换句话说，即使在正式制度上看是高度集权的时期，在非正式制度上也可能有着地方政府运作的很多余地，保持了很大的灵活性。这样的安排暂时解决了帝国治理的一个难题，即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中央政府可以在大一统的权威制度下 “以不变应万变”，即尽管各地场景做法每每不同，中央政府的正式制度始终稳定不变；但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又使得地方政府按照当地的具体情况来因地制宜地落实国家政策，这就是 “以万变应不变”。这两个过程——正式制度的 “以不变应万变” 与非正式制度的 “以万变应不变”——在一定条件下化解了集权制度与地方性适应之间的矛盾。
“名” 与 “实” 或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权力之间的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中央政府有时会选择保留象征性权力，而把实质性权力交给地方性政府，这个阶段我称之为 “以名代实”。但是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中央政府又会通过一些机制把实质性权力收回，我将其称之为 “以实正名”。也就是说，如果中央政府长期只保留象征性权力而没有实质权力，久而久之，人们会对其名义权力产生怀疑，出现中央权力危机。因此中央政府会间或通过运动式治理等方式把实质性权力收回来，通过实际权力的实施来重新为自己正名。这两个过程——“以名代实” 与 “以实正名”——导致了名与实之间、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权力间的相互转化，这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是帝国治理逻辑另一个核心环节。
【政见CNPolitics】与正式制度相比，非正式制度在中国治理的逻辑中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周雪光】我以为，非正式制度是帝国逻辑的核心。非正式制度不是正式制度的派生物，也不是正式制度的补充或对立面，而是与正式制度有机结合、互为依存的。 这并不意味着正式制度不重要，而是说正式制度如果脱离了非正式制度，是存在不下去的。 在中国国家治理中，正式制度只有与非正式制度相结合，才能够运转下去。我在《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一文里有着进一步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