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社会治理与舆论治理的最佳切口

张涛甫 原创 | 2016-04-13 14:37 | 投票
标签: 社会治理 舆论治理 

 

  社会治理、社会舆论本应一致

  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中,社会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时常遭遇国家力量的“他者”化歧视,甚至将其作为风险治理对象。在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家/社会结构中,国家力量的冲动往往是强烈的,社会只是作为被驯服、处置的对象。这种强国家—弱社会的不平衡结构,不一定会导致短期风险,甚至会持续稳定较长一段时间,但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强者逻辑,在现代社会面临双重逆境:从政治合法性来看,强者逻辑与民主政治的理念和逻辑是犯冲的,以民主政治作为基本前提的现代政治强调对人民意愿的关切,强调满足民众诉求,那种无视社会公众诉求,一意孤行的强者逻辑,在现代社会的处境愈加艰难,因为在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均在上行的现代社会,驯服社会力量的成本和风险甚大;从现实境遇来看,长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强者逻辑,导致社会力量始终处在压抑状态,但不会完全屈从于这种被压制状态,弱者的反抗造成社会风险不断累积,社会控制成本不断攀升,社会张力加大,而这种情境又加剧控制强度的升级,即越不安全越要控制,形成恶性循环。社会治理是民主政治的内生需求。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是强调多元力量的共同治理,而不是单一力量的全方位治理。没有多元参与的共同治理,就谈不上社会治理。社会治理不是一元化力量的政治恩赐与施舍,而是将社会力量视为平等、对等的力量加以对待。落实社会治理,就是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在公共治理中的不可缺性,强调对社会逻辑的包容与尊重,并且把社会力量纳入公共治理框架,从而让社会主体性得到尊重和体现。

  顾名思义,社会舆论是社会公众意见、意愿的集合物。理论上说,社会舆论的主体应该是社会公众,而不是某个社群、阶层或组织的声音。但实际上,社会舆论不可能将所有人的意见、意愿一网打尽,因此,社会舆论经常是某时某个空间范围内的社会主体的意见、意愿的聚合。在现代社会,大众媒体崛起,社会舆论经常表现为媒体舆论。长期以来,媒体舆论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社会舆论。这种理解,实际上是将舆论主体置换了,即将社会公众置换成大众媒体,将媒体表达视为公众表达,这种理解是欠妥的。大众媒体可以代表、表达社会舆论,但不能等同于社会舆论。正如当今的网络舆论,可以部分反映社会舆论,但不能完全等同于社会舆论。社会舆论最完整、饱满的内涵应该是社会公众意见、意愿的汇合,但实际上,社会舆论总是由部分舆论所代表,且在很多时候,它总是被某些强势的声音所代表,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误认为这种强势的声音就是社会舆论。

  从理论上说,社会治理和社会舆论存在内在的联系。进行社会治理,如果不理解、不尊重社会舆论,与社会舆论逆向行驶,这种社会治理首先在合法性上就存在问题。只有洞察公众的诉求与意愿,顺势而为,方能赢得公众的认可和尊重,治理成本才可能减小。在如今社会舆论表达渠道空前宽广的媒介化社会语境下进行社会治理,如果无视无处不在的社会舆论,不能顺应网络舆情走势,社会治理效果一定不会好到哪里去。在社会舆论状态不佳的情况下,可以对社会舆论进行调控干预,但前提是顺势而为,而不是逆流而行。对舆论进行治理,不是扬汤止沸,用强制措施将活跃的舆论消弭于无形。舆论治理是对舆论的导流,而不是堵住舆论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舆论治理也是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不能把握社会治理与舆论治理内在的关联,会形成双向伤害,这种局面在现实情境中并不鲜见。

  居高不下的舆论“软风险”

  当前,改革在继续深化,但社会预期正与改革赛跑。当改革的步伐赶不上社会改变的心理预期时,容易诱致社会挫败感。这种挫败感向社会愤怒的炉膛里添加燃料,会加剧改革的风险和成本。①当下中国社会,有一种带焦糊味的社会情绪在四处弥漫,这就是“社会怨恨”。这种社会怨恨源于转型社会,积少成多,得不到及时纾解,天长日久,就变成高悬于中国社会之上的社会情绪“堰塞湖”。在互联网上,时常弥漫着沉重、黑色的社会情绪。这些社会怨恨,不是少数人群的偶发情绪,而是一种常态化的社会心理征候。它源自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一旦一种社会情绪被固化为某种结构性的社会心理基调,就会蓄积一种不可小觑的心理势能,这种心理势能遇到某种社会机遇,或受到某些外力的引动,可能会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对现有的社会秩序或结构构成威胁,甚至会引发出乎意表的社会危机。在时下中国社会,“结构性怨恨”正在向常态化方向演进。形形色色的“仇官”、“仇富”、仇精英之类事件像连续剧似的上演。身处这种社会情境中的人们,常会不分青红皂白,逢官必仇,遇富必诛。道德审判赶走了理性思考,情绪僭越了理智,态度取代了沟通。特别是在互联网上,虚拟空间上的刀光剑影、口诛笔伐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口水”事件。不难看出,一种非理性情绪在社会共同体间四处蔓延,且这势头有不断加剧的趋势。社会情绪的高低起伏、阴晴冷暖往往是由社会实体性问题引发的,“结构性怨恨”多是因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诱致,弥漫于中国社会的社会怨恨,则是社会转型带来的结构失衡造成的。社会情绪作为社会结构河床上的流体,其波动起伏由社会河床结构决定。河床改道,必然会影响河水流动的轨迹。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社会情绪的异样反应,甚至出现一些激烈反应,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如果一种逆向流动的社会情绪成为常态,甚至激烈的社会情绪成为常态,就不正常了。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这种社会情绪,尤其是“结构性怨恨”,谨防其过度蔓延甚至失控走火,引发大面积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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