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中国内政外交的五大误读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西方世界对中国政治感觉到巨大的不确定性。的确，十八大以来，无论在个人层面还是在体制层面，中国政治外交引入了诸多变化，改变了以往的运作方式。在中国经济进入一种新常态的同时，政治也已经进入了一种新常态。正因为是政治新常态，西方一些人对现行政治充满了猜疑。各种猜疑的背后就是西方一些人对中国政治的误读。在很大程度上，种种误解和误读已经开始影响到一些国家的对华政策。

　　概括地说，西方的误读主要表现在五个大方面。

　　第一，十八大以来政治的集权趋向。十八大之后，集权的趋向很是明显，例如成立了包括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和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在内的领导小组，迅速改变了十八大之前顶层权力比较分散的局面。近来高层又进一步回归中共十六大之前的“政治核心”概念。这些变化迅速影响了西方对中国政治的看法，人们担忧中国政治是否因为集权而再次走向个人专制，政治体制是否会回到从前的高度神秘状态，决策不透明，难以预测。

　　这里的问题并不是中国高层新的集权方式本身，而是人们对集权的判断。在观察中国政治过程中，人们往往对分权赋予积极的意义，把分权和民主化联系起来，而把集权赋予负面的意义，把集权和专制联系起来。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毛泽东时代个人集权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对集权谈虎色变。这种心态不仅流行于西方，也流行于很多中国人中间。不过，实际上，从政治体制的实际运作来看，集权并不包含这样的道德判断涵义，集权需要做更多的理性分析。

　　改革需要权力的集中

　　十八大之后，集权为什么变得需要？简单地说，从前的顶层权力分散的运作方式难以为继，如果继续下去就会损害到执政党的生存与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这种情况。十八大之前，政治局常委的权力分布过于分散，每个成员只负责各自的领域，并在该领域享有最大甚至是最终的发言权，并且各个成员之间的有效协调并不存在。这种体制类似于顶层“分封制”。正是这种制度特征才造成后来的“周永康现象”，即“团团伙伙”现象，或者政治学上所说的“寡头政治现象”。周永康、令计划、军中的徐才厚和郭伯雄都属于党内寡头政治。党内“团团伙伙”的形成使得顶层权力不再正常运作，而是过度的制衡。这正是胡锦涛那一届领导层所发生的情况，他们在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个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但最终因为无穷的阻力而没能成功实施。更严重的是，党内“团团伙伙”的形成直接威胁到了执政党的生存和发展。这种威胁远远超出了今天的经济腐败行径所能带来的威胁。此外，改革的顶层设计、克服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推行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等等，都要求有权力的集中。没有有效的权力集中，所有这些方面的情况都会恶化，直到最后危机的爆发。

　　近来提出新的“核心”概念，问题的核心不是是否要回到十六大之前的体制，而是政治责任问题。十六大之前，中共的表述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但十六大之后改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八大延续了这个提法，即“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中共高层需要一个核心。邓小平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把核心的必要性说得非常清楚。不过，人们总是把核心和“个人专制”联系起来。实际上，邓小平这里所强调的并不仅仅是核心的权力，更是核心所要承担的政治责任。任何政治体制下，都必须有人承担主要的政治责任，无论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都是如此。承担政治责任是任何一个体制有效运作的要求。在十八大之前，中国形成了人们所说的“集体总统制”。但在这个制度下，经常出现集体决策导致无人决策，集体负责导致无人负责的局面。十八大之后，政治责任落实到位。例如除了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其他几个小组的组长都是习近平，副组长则是李克强，其他的几位常委则根据工作的需要分配到不同的小组。权力与责任是一个职位的两个方面，因此，在人们看到权力集中的同时，也必须理解政治责任承当的重要性。

　　西方所担忧的第二个顶层政治变化是政治的制度化问题。一些人认为斯大林当时的集权也是有依据的，即之前的相对分权的状态不可持续性，如果持续下去就会威胁到苏共的生存和发展。不过，斯大林的体制最后因为权力缺少制约而走向了个人专制，给苏共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一些人认为，十八大之后的变化刚好说明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制度化低水平，低水平表明这个制度很容易遭到改变，从而回归到个人专制。

　　很显然，这种看法也是对中国政治制度化的误解和误读。首先，十八大以来，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领导层已经脱离了邓小平以来所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制度规则，包括领导人任期制度、年龄限制、集体领导等。其次，十八大之后所发生的变化是对现行制度的调整和改进。明明知道体制出现了毛病，如果还继续下去，那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对具有责任感的领导人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承担政治责任，改变制度的运作方式。实际上，随时对体制进行调整是中国制度的一大优势，而非劣势。如果不能对体制进行调适，既得利益就会主导体制的运作，就会产生体制内外的巨大冲突。把十八大以来的政治变化和非制度性的个人专制联系起来，并没有经验根据，而是一种基于意识形态的预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