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中国内政外交的五大误读(2)
中国本身的发展逻辑
第三，反腐败和制度建设之间的关系问题。西方世界对十八大以来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从一开始就加以关注。一些西方企业尽管在它们自己的国家非常守规矩，但到了中国，它们也开始腐败起来。反腐败运动对这些企业产生负面的影响不难理解。当然，对更多的西方企业来说，它们希望中国清廉起来，具有一个更好的营商环境。反腐败运动总体上在西方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增强了西方企业的对中国体制的信心。不过，一些人担忧反腐败停留在运动的水平，而不能转化成为制度建设。这方面，西方也有误解。随着反腐败运动的推进，制度建设也一直是中国所追求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改革方案的主题词就是“法治”，是一个全方位的制度建设方案。反腐败的制度建设表现在国家制度和政党制度两个大的方面。就国家制度来说，主要是要减少和防止司法政治化和地方主义，这方面包括建立跨区域法院、巡回法庭、强化司法专业主义和通过主要领导人司法责任终身制，来管控他们对司法的政治干预。在政党制度方面，执政党大大强化了党纪制度的建设。党纪一直存在着，但十八大以来，党纪的“细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第四，倒退与进步。西方的一些人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层所执行的路线不是在促成中国的进步，而是相反。他们引用的经验证据是中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媒体（包括互联网）、人权律师等方面的控制。毫无疑问，在这些领域，政府和这些社会群体存在着紧张的关系，甚至是冲突。不过，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说，这种冲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可避免，原因在于中国必须探索管理所有这些领域活动的制度。任何一个国家，对这些领域都存在着规制制度。对中国来说，这些领域的发展都是相当近来的事情，需要很长的时间来确立一套有效的规制制度。不过，总体上看，西方所说的“倒退”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并不符合西方所预期的方向。这方面，西方学者们倒是很明言，表示尽管十八大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并不是他们所预期的或者所希望的。简单地说，这些变化反映的是中国本身的发展逻辑，而非西方的逻辑。
再者，权力的集中化并没有增加西方一些人所认为的中国政治的“神秘性”。公开透明度是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尽管这方面仍然有巨大的空间，但总体趋势呈现出更多的公开和透明。十八大之后成立的这些领导小组和以往的领导小组不同，以往的都是非正式的、不公开和透明的，人们不知道小组是否存在、成员是谁，如何运作的。但十八大之后设立的小组都是正式、公开、透明的，小组的活动都公诸于众。
西方所担忧的第二个顶层政治变化是政治的制度化问题。一些人认为斯大林当时的集权也是有依据的，即之前的相对分权的状态不可持续性，如果持续下去就会威胁到苏共的生存和发展。不过，斯大林的体制最后因为权力缺少制约而走向了个人专制，给苏共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一些人认为，十八大之后的变化刚好说明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制度化低水平，低水平表明这个制度很容易遭到改变，从而回归到个人专制。
很显然，这种看法也是对中国政治制度化的误解和误读。首先，十八大以来，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领导层已经脱离了邓小平以来所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制度规则，包括领导人任期制度、年龄限制、集体领导等。其次，十八大之后所发生的变化是对现行制度的调整和改进。明明知道体制出现了毛病，如果还继续下去，那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对具有责任感的领导人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承担政治责任，改变制度的运作方式。实际上，随时对体制进行调整是中国制度的一大优势，而非劣势。如果不能对体制进行调适，既得利益就会主导体制的运作，就会产生体制内外的巨大冲突。把十八大以来的政治变化和非制度性的个人专制联系起来，并没有经验根据，而是一种基于意识形态的预设。
中国本身的发展逻辑
第三，反腐败和制度建设之间的关系问题。西方世界对十八大以来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从一开始就加以关注。一些西方企业尽管在它们自己的国家非常守规矩，但到了中国，它们也开始腐败起来。反腐败运动对这些企业产生负面的影响不难理解。当然，对更多的西方企业来说，它们希望中国清廉起来，具有一个更好的营商环境。反腐败运动总体上在西方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增强了西方企业的对中国体制的信心。不过，一些人担忧反腐败停留在运动的水平，而不能转化成为制度建设。这方面，西方也有误解。随着反腐败运动的推进，制度建设也一直是中国所追求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改革方案的主题词就是“法治”，是一个全方位的制度建设方案。反腐败的制度建设表现在国家制度和政党制度两个大的方面。就国家制度来说，主要是要减少和防止司法政治化和地方主义，这方面包括建立跨区域法院、巡回法庭、强化司法专业主义和通过主要领导人司法责任终身制，来管控他们对司法的政治干预。在政党制度方面，执政党大大强化了党纪制度的建设。党纪一直存在着，但十八大以来，党纪的“细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第四，倒退与进步。西方的一些人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层所执行的路线不是在促成中国的进步，而是相反。他们引用的经验证据是中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媒体（包括互联网）、人权律师等方面的控制。毫无疑问，在这些领域，政府和这些社会群体存在着紧张的关系，甚至是冲突。不过，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说，这种冲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可避免，原因在于中国必须探索管理所有这些领域活动的制度。任何一个国家，对这些领域都存在着规制制度。对中国来说，这些领域的发展都是相当近来的事情，需要很长的时间来确立一套有效的规制制度。不过，总体上看，西方所说的“倒退”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并不符合西方所预期的方向。这方面，西方学者们倒是很明言，表示尽管十八大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并不是他们所预期的或者所希望的。简单地说，这些变化反映的是中国本身的发展逻辑，而非西方的逻辑。
第五，国际上的扩张政策。一些西方人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国已经完全放弃了邓小平时代所秉持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走上了一条国际扩张路线。他们所引用的证据包括东海、南中国海问题，和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中国外交政策。不过，西方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显然是简单的意识形态问题和立场问题。说其是意识形态问题是因为美国和西方往往从自身的历史经验看中国，总以为中国崛起之后会像西方早期那样，走上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路线。西方一方面一直在抱怨中国“搭西方的便车”，没有能够承担足够的国际责任，但当中国创始“一带一路”等议程来承担区域和国际责任的时候，他们又担心中国会走他们的老路。至于东海、南中国海问题，中国并没有主动挑起事端，而直到其它国家挑起事端，中国才做出了反应。中国如果没有有效的反应，政权的合法性就是一个大问题了。但中国的反应被西方认为是具有挑衅性甚至侵略性。这主要是美国的“盟友”政策所致，即美国选择了站在“盟友”这一边。同时，中国本身缺少国际话语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不过，这样说并不表明中国的内部体制建设和外部外交政策并不存在任何问题了。相反，在所有这些方面，中国都存在着很大的改进和改善空间，需要中国做持续的努力。西方对中国内政外交的反应表明，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的内部建设和外部崛起都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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