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底，欧洲最具影响的一批知识界人士发起了一场关于欧洲特性与欧美关系的大讨论。哈贝巴斯指出：“从历史经验看，欧洲文化几百年来因为城乡的对立、教会和世俗权力的冲突、信仰与知识的竞争、政治传统和与之对立的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成为一种比其他文化都撕裂得更加厉害的文化。正因为此，欧洲人从痛苦中学会了承认分歧，用各种手段缓和对立和紧张关系。这种共同遭遇和共同命运造成了欧洲人要共同去塑造政策的意识。这是欧洲特性的标志。”①而在欧洲历史上，德国事实上长期处在一个引领性的位置。
德国曾经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爆发过欧洲最大的农民运动德国农民战争（1524～1526年），也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发源地。中世纪的德国是拥有皇帝称号的国家，地位在君主只能称为国王的英国和法国之上。1933～1945年间的纳粹在德国建立了“第三帝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把德国带进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然而，德国又是一个文化、科技、艺术大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艺术学都产生出一流成果，其数学、物理学、哲学、文学、音乐方面的成就更是举世瞩目。如何理解德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历史要素，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没有经过深度罗马化的德国
从历史上看，德国是一个没有经历深度罗马化的国家。尽管德国是一个素以帝国著称，但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伏尔泰说的一句名言却一直让世人警醒：“神圣罗马帝国，既非神圣，又非帝国。”如果我们翻开一张150年罗马帝国的地图，可以清楚地看到：环绕着地中海沿岸建立起来的罗马帝国，对德国的影响很小。换句话说，除科隆地区外，德国属于罗马化最为边缘的地区。罗马帝国的核心区域包括意大利、希腊、高卢（后来的法国）、西班牙，以及向东扩张后的君士坦丁堡（现伊斯坦布尔），向非洲扩张后的埃及，然而对北方日耳曼人居住地区的控制力有限。这个事实导致德国发展的道路，与深度罗马化了的英国、法国、意大利相当不同。
有一些史料能够说明日耳曼族与罗马帝国的人们相差甚远。我们知道，当罗马势力在地中海四周大肆扩张的时候，日耳曼人却曾经屡战屡胜，让罗马人惊叹不已。公元前113年，日耳曼部落的辛布里人为寻找食物和土地进入了罗马边界，第一次和罗马军队相遇，并战胜了。公元前109年，他们和条顿人一起，再次击败了罗马军队。公元前105年，这次他们以更多的人数第三次击败两支由执政官率领的罗马军队。
战争胜利使得罗马人想要了解日耳曼这个无法征服的民族。事实上，罗马人对日耳曼人了解甚少。关于日耳曼早期部落的史料都失传了。第一个以自己观感对日耳曼人做出描述的人是罗马统帅——尤里乌斯·恺撒。他在《高卢战记》里提到了日耳曼人和周边领军的区别：日耳曼部落的管理是非正式和不连贯的，实行的是公社制和平均主义，军事技能方面显得杂乱无章和“卑鄙无耻”，常采用奇袭和伏击的攻击手段。部落由头人管理，只有血统高贵、对家族有贡献并且特别英勇的杰出之人，才能担任此职位。
罗马史学家塔西陀在他的《日耳曼志》和《编年史》中对日耳曼部落及其经济、文化和政治也有不少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塔西陀对日耳曼人有不少溢美之词。他观察到了日耳曼部落在种族方面的纯洁性，也赞扬了他们的一夫一妻制（婚姻上双方平等，家庭纽带稳固，对妇女有着基本的尊重）。而且，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日耳曼人都相当忠诚，值得人们尊敬。塔西陀还发现，他们在任何场合都全副武装，也教育孩子使用武器。这些史料告诉我们，与强调国家的罗马帝国不同，日耳曼人是一些武装的部落。其中，血缘和亲情是联系部落成员的重要纽带。在性格方面，日耳曼人坦率天真，不谙世故，对人很真诚，常会不假思索地说出内心的想法，并且会给予客人家里任何的东西，也不求回报。这对研究德国的民族性具有重要意义。
罗马人企图通过物质诱惑来同化日耳曼人。起初，日耳曼部落是通过说服而不是专制来统治，平均分配土地和财富。但当他们开始和罗马人混居后，罗马人用青铜器、玻璃器皿和毛皮来交换他们的牛和奴隶，这笔新财富导致部落社会开始分化，出现富人和穷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对立。另一个做法是鼓动部落冲突。日耳曼部落强大的战斗能力也是他们的弱点，当内部产生混乱和矛盾的时候，就会诉诸武力。此外，罗马人还教化头人的儿子，把他们迁到罗马，接受罗马的教育和物质享受，这些蛮族精英被罗马化后，一部分人选择永远留在罗马，一部分回到部落后，会作为罗马的仆人管理部落，以便让自己得到更多的财富和舒适的生活。公元4世纪前，大多数生活在罗马边界附近的日耳曼部落都选择了服从。
公元4～5世纪，日耳曼部落开始大规模地南下，史称民族大迁移。原先彼此孤立的部落结合起来，建立强大的部落联盟，再由此发展成独立的日耳曼王国。5世纪以来，在罗马帝国境内形成的日耳曼王国有汪达尔王国、西哥特王国和东哥特王国、苏维汇王国、勃艮第王国、东哥特王国和法兰克王国。这些日耳曼王国并未对后来德意志土地上的日耳曼国家的历史产生直接的影响，对日耳曼民族国家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法兰克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