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价格:打破恶性循环的关节点

孙立平 原创自 新浪博客 | 2005-11-12 09:30 | 收藏 | 投票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从严重依赖对外出口转变到以内需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上来,从而为未来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造就新的持久的动力。这种转换具体体现为,将过去的“内需不足--依赖出口--低价竞销--利润低下--工资增长缓慢--内需不足”这样一种恶性循环转变为一种“收入增加—内需增长—降低对出口的依赖—避免竞销—收入增加”的良性循环。但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情况来看,这种转变是相当困难的,甚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问题的关键是找到打破旧的恶性循环的关节点。而这样的关节点在不同的具体情况下是不一样的。具体到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就是普通劳动者工资过低的问题。不久前公布的一则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工资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小。有论者进行了下面的比较: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是1.3万亿元,2004年上升到2.6万亿元。仅4年时间,财政收入就翻了一番,增速不可谓不快。而工资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则下降到12%,也就是说,14年间,劳动收入的增幅非常缓慢。
 
但是恰恰是在是否要承认劳动者工资过低、要不要解决劳动者工资过低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反对者的理由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是工人工资的高低取决于劳动力供求状况。如果在社会中同样的劳动力只要100元就能购买到,人们就不会出200元去购买。既然人们的工资是由其生产力水平和社会中的劳动力供求状况决定的,那么,为其做出“最低”的规定就是多余的。二是会恶化投资环境。这种观点认为,外国资本到我们这里来投资,看中的就是我们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而提高劳动力的价格,只会把厂商给赶走。三是如果人为地提高劳动力价格,反而会使得一些劳动者失去就业的机会,结果是最低工资制度不但不能使劳动者受益,反而会使其受害。
 
这里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劳动力的价格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是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是在劳动力市场中由供求关系自然形成的?其实,那种劳动力价格在劳动力市场中由供求关系自然形成的说法一种编造出来的神话,至少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是不存在的。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劳动力价格的确定,除了供求关系之外,至少有两个因素会对其产生重要的影响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一是国家对工资水平的行政干预。在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都存在有关最低工资的法律或法规的规定。二是工会的作用。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工资水平往往是工会代表劳方与资方谈判的结果,而不是仅仅在市场中自然形成的。在这样的谈判中,政府往往也要介入其中,承担仲裁者的角色。必须看到,尽管目前我国在推行“工资集体协议”制度,但这项制度无论是在覆盖面还是在实际所起的作用上都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能够形成一种包括了市场、政府和社会在内的利益均衡机制,政府和社会对市场机制的制约还处于很不完善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仅仅由纯粹的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就很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利益失衡。在国内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现在打工者的工资与80年代相比几乎差不多,以至于有经济学家认为,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劳动力价格几乎没有变化。而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人均GDP已经翻了两番。而在最近的几年中,类似的情况似乎更为突出,有资料表明,从1996年至2002年,官方的统计表明工资翻了一番。但许多厂家则称这段时间工资没有提高,甚至有下降的趋势。诸如此类的现象,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正常的。
 
如果我们用一种更为开阔一点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就可以发现,长期实行的低工资战略,尽管对吸引外资和加速本地资本积累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所产生的消极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地开始受需求的制约而越来越少地受供给制约的今天,这种消极后果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瓶颈,往往与很低的劳动力价格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
 
首先,过低的工资水平降低了工资在国民财富分配中的比例,导致国民财富分配的高度不规范,并由此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据经济学家钟伟计算,用工企业每年通过压低工资和社会保障而多获得4400亿的利润,反过来说,就是劳动者报酬被剥夺的数量。最近几年我国的“工资总额”分别是1997年,9405.3亿元;1998年,9296.5亿元;1999年,9875.5亿元;2000年,10656.2亿元;2001年,11830.9亿元;2003年大约是12000亿元。我们从中看到,工资总额的增长是远远慢于GDP的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增长的。也就是说,在每年全部的国民财富分配中,工资或按劳动报酬方式分配的财富所占比例越来越小。
 
比如,在2002年,在10万亿的GDP中,城市居民的全部可支配收入大约为3.7万亿。但同年的“工资总额合计”,只有12000亿元,只占城市居民全部可支配收入的33%。反过来说,在城镇这一块分配的财富中有2.5万亿(占城镇居民全部可支配收入的67%)是通过非工资的方式分配的。而在非工资方式的分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很不规范的渠道分配掉的。近些年来居民收入分配上越来越大的差距,与此是不无关系的。
 
其次,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抑制了社会购买力的形成,使得中国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步履艰难。近些年来,市场疲软、内需不足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顽症。即使是在近一两年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不时感受到这个阴影的存在。一个明显的例证是经济增长对进出口的依赖程度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在加重。原因就在于国内市场的狭小,形不成对耐用消费品的足够需求。更进一步的根源则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美国在一战和二战期间所遭遇的也是同样的问题。而美国最终走出这个困境的原因之一,是工人为增加工资而进行的斗争。在20世纪上半期,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工人以各种方式施加压力,促成了工资和福利的提高。如果用某些学者的逻辑来解释,这只能影响企业的效率、妨碍经济的增长。但事实却是,工资的普遍增加,形成了对耐用消费品的强大购买力,从而为其进入耐用消费品阶段创造了条件。更进一步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从而确立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
 
第三,过低的劳动力价格为通过“打工”实现城市化设置了障碍。劳动力价格过低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没有城市居民身份的“打工者”身上。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一种很奇特的现象。尽管经济发展在地区和行业间差异很大,但“打工者”的工资几乎是全国一律,既没有行业的差别,也没有地域的差别。说20年的时间里工资几乎没有变化,指的也主要是这部分劳动者。但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只看到了这种廉价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却很少去注意潜在的消极后果。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有了这样一种共识:无论是解决农村的问题,还是使得整个国民经济能够顺畅运转,都必须加速实现城市化。而实现城市化的一个现实途径就是使一部分流动的“打工者”在城市中定居下来。然而问题是,完全身处另一个劳动力市场的“打工者”要想用他们在那个市场中获得的低廉收入来维持他们及家人的城市生活是没有可能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些地方户口的限制弱化之后,并没有导致快速城市化的原因。
 
当然,通过提高劳动者工资的途径,将“内需不足--依赖出口--低价竞销--利润低下--工资增长缓慢--内需不足”这样一种恶性循环转变为一种“收入增加—内需增长—降低对出口的依赖—避免竞销—收入增加”的良性循环,不可能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要通过长时间的调整和变革的过程。但关键的问题是,现在就应当明确一个问题,需要为实现这个转变创造必要的机制。
个人简介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社会现代化的研究工作,并成为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90年代初,逐步转向对中国的社会结构的研究。著有描述中国改革处在十字路口处境的《断裂》、《失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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