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精神

姜明 原创 | 2005-12-02 12:53 | 收藏 | 投票

汉唐精神
【姜明峰ffon @sina.com 】
  景仰大汉,是景仰她的文明。回眸历史,不仅仅是为了找到自信,更多的是让我们文明起来、强大起来。人们也许会为古希腊或古罗马所创造的文明激动不已,譬如古罗马,不仅给后世留下了斗兽场、万神庙和天使古堡,而且还留下了一大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不管当年的古罗马统治者是出于何种意图,总之万神庙的穹顶如今已经成为了一种奇特的标志,好比万里长城,已经成为了中国的象征。
  强大的秦朝并不认为修建万里长城是个奇迹,至于“奇迹”的称号,绝对是后人给予的桂冠。秦朝也许仅仅是认为匈奴太讨厌了,修建城墙的目的是为了阻挡凶悍的骑兵南下。
  但是,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弯:城墙内的人民因不堪这位千古一帝的野蛮统治,最终扯起了造反的大旗。呼啦啦没几年,这位梦想将帝位传至万世的始皇帝,却被自己和自己的臣民给打败了。
  当西楚霸王被围困在垓下的时候,历史仅仅是犹豫了一下,然后便拐进了大汉帝国的领地。领地最早的主人姓刘名邦,来自江苏沛县的农村。刘邦虽然出身寒微,甚至还带点流氓习气,但他所建立起来的国度并没有让今天的中国人失望:大中华的文明第一次在这个国度里交汇并隆隆升起,升起为一座世人永远景仰的高峰。
  如果要从汉字里挑选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两汉文化的个性,那最恰当不过的应该是:浑厚。强大的国势、辽阔的版图、丰饶的土地、勤劳的百姓、纯朴的民风、开明的君主、风流的文人……是他们一起簇拥着自己的国度走向神圣的文明殿堂的。
  两汉时期,并没有诞生像万里长城、兵马俑和阿房宫那样穷天极地的杰作,取而代之的则是气势恢宏、汪洋恣肆的汉赋,蔡伦的造纸术,精美绝伦的壁画,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张衡绝妙的浑天仪,华佗的麻沸散,张仲景的 《伤寒论》……
  在这个国度里,甚至就连不可一世的帝王,也禁不住要亲自主持并参与学术的争论。正因为如此,华夏文化才极大地丰富起来,魅力十足的首都长安才有资格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于是乎,高深莫测的数学和天文学,气势恢弘的汉赋,光彩照人的异域音乐、舞蹈、绘画、雕刻和服饰,甚至是来自最底层的民间工艺,也都一起登上了大汉的舞台,各呈所能,竞逐风流。
  细想来,秦始皇为大汉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刘邦应该感激涕零。秦千辛万苦统一中国后,将全国范围内的法令、文字、货币和度量衡等统一起来。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因为它为大汉文明乃至大唐文明的崛起奠定了厚实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基础。如果这些东西不统一,国家就根本无法发展。试想一下,一个车不同轨,书不同文,行不同伦的国度,如何能够建立起高度发达的文明?
  现在我们可以把目光放远一点,看一看西方,就可以发现大汉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之间的惊人差距。
  与春秋战国大体同步的古希腊文明,实际上是温和、脆弱的海岛民族文明。在这种海岛民族文明当中,她们关注生命存在的普遍意义,所以诞生了深刻的哲学;她们关注社会秩序的文明化,所以诞生了法学;她们浪漫且善于幻想,所以诞生了灿烂的希腊神话…… 由于生性温和、脆弱、内敛,发达的海岛民族文明在兵学领域却是一片空白。是不屑还是本身就缺乏研究意识?
  而在东方,战事不断、弱肉强食的春秋战国,却催生了横绝万古的诸子百家,催生了一部被后世尊为兵家圣经的《孙子兵法》。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孰是孰非的问题,一个摆在眼前的历史事实是:灿烂的古希腊文明在罗马的铁蹄下消失得无影无踪。难道是温和的岛国民族天生就缺少一种伟大的抗争精神吗?  
  古希腊民族擅长写作悲剧,却万万没想到自己本身也是一出让人看了老泪纵横的悲剧。千古之下,能不扼腕叹息乎?
  在颠覆了古希腊文明之后,罗马的战马和剑盾一度被誉为另外一种文明形态。但是,这种形态的文明最终给人类都留下了些什幺?庞大的斗兽场、血腥的奴隶角斗场、无数的征服战例、奢靡的沐浴方式与酗酒恶习…… 不过几百年的光景,这种所谓的文明也终于走到了尽头。
  即便是发达的古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和玛雅文明,也都早有各自的归宿。看来,当今世界硕果仅存的古文明只有华夏一家了。
  凭心而论,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史,虽然同时也是一部血腥的战争史,但华夏文明延演至今已五千多年,却从来没有中断过,更没有被异族文明所颠覆过。即便是在少数民族主政中国的时候,华夏文明依然一脉相承,继续向前发展。
  “决定一个民族文明兴衰的主要因素,更多是在于健康积极的民族心态、人文精神、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在于合理的国家形式、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在于文学艺术成就、国民教育程度;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实力的增长;在于和谐的人际关系、家庭与家族关系、婚姻与两性关系,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一个具有包容性与亲和力的民族,肯定是不会轻易衰败的。譬如海纳百川,何以枯竭?
  话说回来。大汉帝国的伟大,不但在于他在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而且还使中华民族从此奠定了以儒教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儒教遵循的是中庸之道,虽然它的这一特性一度制约了民族文明向更高层次的发展,但它毕竟维系了中国将近两千年的社会秩序,创造了无数奇迹。
  在这种思想背景之下,我们就不难理解大汉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至于张骞出使西域,甘罗远涉波斯湾出使大秦(罗马),丝绸之路的开辟和佛教顺利地融入中国社会,则体现了大汉开放、博大和奇旷的胸襟。由于大汉的努力和贡献,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特别是造纸术的发明,不但彻底地改变了世界文化的格局,而且给人类文明插上了能够自由飞翔的翅膀。
  岁月如烟云,大汉离开我们已经两千多年了。回眸历史,品读大汉,不仅仅是为了亲近文明,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文明的河畔建立起一个理想的、强大的、祥和的国度。
     当我们穿过时空隧道返回大唐盛世的时候,迎接我们的将是这个国度里最为伟大的人物: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诗鬼李贺、药王孙思邈、草圣张旭、茶圣陆羽、画圣吴道子……
  当我们仰望群星闪烁、光华满天的大唐星空时,竟发现千载之下,大唐的光芒依然耀人眼目,依然在照耀着我们前行。
  不仅仅如此。当我们上升到历史的天空俯瞰大唐无比辽阔的土地时,相信来自大唐的荣耀将永远属于我们,永远属于守候在这片热土上的每一位炎黄子孙。
    时间和空间即便是一把锐利的大剪,也无法剪断大唐绵延不绝的永恒价值与魅力。
    中国历史自战国时代以来,曾经诞生过强大的西汉王朝。当历史演进到公元618年的时候,一个新兴的国家诞生了,这就是横绝千古的大唐帝国。唐朝的崛起,更是给原本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唐朝前期,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手工艺品日益精巧,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城市生活繁华似锦。尤其是贞观年间和开元年间,国家统一,社会安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派升平景象。唐玄宗统治时期,鼎盛局面达到了高峰:国盛文兴,大师辈出,气象万千,其成就超过西汉鼎盛时期的“文景之治”。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重要、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唐帝国不但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属于最先进的行列。大唐时代的欧洲,虽然有法兰克王国和拜占庭帝国等封建强国,但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言,他们都远远落后于唐朝。
  东方印度虽然古文明发达,但印度戒日王所统一的次大陆很快就因他的去世而分崩离析,割据混乱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十二世纪末。
  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国,当时更是尽量模仿唐朝的制度。“大化改新”的本身具有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性质,与发达的大唐王朝根本无法比拟。 
  中国社会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到隋朝重新实现了政治统一之后,唐代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中历史地位突出。横跨近三百年的唐王朝,国力强盛,疆域辽阔,物产富饶,文化发达,国内各民族间的接触和交往空前发展,民族关系非常密切,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得到壮大和发展。
  不仅如此,唐朝还成为亚洲诸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心,在东西方交往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唐帝国崇高的国际地位和辉煌的经济文化成就,令众多亚洲、欧洲和非洲国家景仰不已,于是大批的使者和商队争相进入中国,与唐朝建立了亲密的交往关系。开放的唐朝因而在文学、艺术、天文学、历法、地理学、医药学、农业、纺织、陶瓷、建筑和航海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就,唐诗更是代表了中国文学的巅峰。而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则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影响深远。
  魏晋南北朝以来,民族文化环境的变更给传统的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冲击,而唐朝正处在中国古代社会由前期向后期发生转折的关键时期,因而历史地位突出。随着魏晋世家大族的日渐没落、地主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势力的空前发展,各项社会制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革。例如唐朝后期出现的很多新生事物,无论是科技文化方面的还是政治经济领域的,都对唐以后一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宋代的二税、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都是唐代两税制的继续和发展;中唐时期韩愈和李翱的哲学思想则为宋明两朝的理学开了先河;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不但为宋代古文运动奠定了基础,而且写古文之风一直持续到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前夕;古诗词的创作更是在20世纪后期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局面,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总而言之,唐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盛,国际地位超迈往古,是中国历史上继汉代之后出现的又一鼎盛局面,史称“强汉盛唐”。
     仰望大唐的星空,我们不应该过于陶醉或自卑,因为辉煌毕竟属于过去,因为那个时代离我们已经愈来愈遥远。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创造一些新的奇迹,也让后人为我们的崛起和缔造了又一个“盛世”而深感荣耀?
大汉雄风
第一集  昭君出塞
  八万里河山--辽阔的大汉疆域
  汉代,在长达400多年的统治历史中,不仅以其疆土辽阔,民族众多而闻名,而且还集中原文化,西域文化,南疆文化为大同,并打通了古丝绸之路,开辟了古老的中西文化交流历史,创造了丰富的大汉文化底蕴。
  与秦代相比,西汉的疆域有了很大的拓展。这与西汉是一个统一、强大的封建国家是分不开的。汉武帝在位期间,汉军攻打匈奴,三战三胜。结果,广袤的漠北,亭、驿相望于道。在东北,今天的朝鲜半岛北部,当时直接处于西汉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在西南,东汉时的疆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大,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西南境外的哀牢王接受内属,汉朝设置了两个县,又从益州郡划出六个县,合并设置了永昌郡。这样,汉朝的疆域不仅已包括今天云贵高原的全部,而且辖有今缅甸东部。
   
  一、西汉的疆域
  公元前221年,崛起于陕、甘一带的秦王朝,凭借其强大的势力先后吞并了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把全华夏民族的河山、土地和人民置于同一的政权下,实行划区分级管理,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但是,秦末的暴政把这个庞大的机器变成了人民反抗的对象,并使它短时间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刘邦于公元前206年建立的西汉。
  西汉是汉朝的第一个时期,从公元前207年到公元25年,前后统治了二百三十多年。在汉朝中西汉也是最强盛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了一个个高峰。 西汉从秦朝行苛政而速亡的前车之鉴中吸取教训,实行休养生息,文帝和景帝时期的赋税降到了十五税一和三十税一,这为武帝时期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西汉也是法制向文明化过度的时期,酷刑开始废除。
  西汉学者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叙述了汉初废除秦苛政,取消了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的许多限制,因而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
  《史记》还描述了关中经济区、巴蜀经济区、西北经济区、燕赵经济区、鲁齐经济区、梁宋经济区、东楚西楚经济区、南楚经济区,江南经济区、扬越经济区的位置、天然资源、区域界线、人口密度、社会习俗、文化艺术、技术渊源、经济发展水平与区际联系,包括各地大城市的情况等等。
  此外,《汉书·地理志》也对西汉全部疆域、政区做了记述,西汉幅员广袤、辽阔,东至今日本海,西至玉门关,南至今越南中部,北至阴山,是一个真正的“大大的天下”。汉武帝时,经过近70年的恢复和发展,汉朝的经济也空前繁荣,粮食和物资的储备相当充足。到了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平息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叛乱以后,基本消除了内部分裂,西汉的中央集权大大加强。至此,恢复秦朝的疆域,进一步向外开拓的条件与时机都已经成熟了。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围攻东瓯,东瓯告急,向朝廷求救。武帝立即派严助率会稽(今长江三角洲和浙江北部)的军队渡海前往东瓯救援,迫使闽越军队撤回。据说,东瓯担心汉军撤退后闽越又卷土重来,要求内迁,于是很多东瓯的越人被安置到了长江和淮河之间的部分地区。
  时过三年,闽越王郢掉转方向进攻南越,武帝又命王恢和韩安国出兵南越。此时闽越又出现了内乱,闽越王的弟弟馀善杀了郢,向汉军投降。但由于汉军是远道而来不可久驻,于是武帝保留了闽越国,立馀善为王。遗憾的是称帝后的馀善依然反复无常,这触怒了西汉,因此到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灭南越后,武帝立即派杨仆等乘胜进军,于次年攻占闽越,而馀善又被部下所杀,闽越人大部分被迁往江淮地区。当时的江淮地区几乎是无人区,直到西汉后期,遗留下来的越人才逐渐增加,并走向繁荣,于是便在今天的福州一带恢复了冶县,以今浙江台州市椒江区一带设立了回浦县,隶属于会稽郡(治所在吴县,今江苏苏州市)。
  武帝初年,北方的匈奴照旧像以往一样常常侵扰西汉北部边疆。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30万汉军埋伏在马邑(今山西朔州市),实施“诱敌深入”战术,企图引诱单于入侵,一举将其歼灭。但单于识破了计谋,未等汉军合围就撤走了,致使计谋落空。从此,匈奴边更加猖狂,加剧了侵扰,西汉北部从今陕西北部至辽宁西部一线无不受到骚扰掳掠。
  接下来的四年里,汉军连续发动进攻,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驱逐了匈奴的白羊王、楼烦王,收复了“河南地”,在这里设置了朔方郡(治所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和五原郡(治所在今包头市西北),并修缮了蒙恬所筑的城塞,巩固了边疆,使汉代边界又恢复到了阴山山脉一线。次年,西汉又暂停了在西南的经营,集中力量筑朔方城,进一步巩固北方的边防。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军主力从西路出击,一举俘获了匈奴浑邪王的儿子。不久,浑邪王杀了不肯投降的休屠王,率众降汉。
  这样,西汉将势就势把疆域扩大到了整个河西走廊以及湟水流域,即今青海湖以东、祁连山东北地区,并先后在那里设置了五个郡:酒泉(治所在今甘肃酒泉市)、武威(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市)、张掖(治所在今甘肃张掖市西北)、敦煌(治所在今甘肃敦煌市西)和金城(治所在今甘肃永靖县西北)。而原来聚居在湟水流域的羌人,则被驱赶到西部更远的地区,使他们与匈奴的联系被隔断了。这样,汉朝彻底控制了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大门从此被打开。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为了招大月氏回敦煌、祁连山旧地,以便共同打击匈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而张骞往返时都被匈奴所扣留,前后花了13的年时间,张骞才得以回国复命。此次出使西域尽管没有达到联络大月氏的目的,但张骞亲历了大宛(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在今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大月氏和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等中亚国家,通过他使汉朝了解了这一地区的地理人文等具体情况。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军再次大败匈奴以后,武帝立即派张骞再次出使乌孙。到乌孙后,张骞又派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夏、安息(今伊朗一带)、身毒(今印度)等国,建立起与他们的交流和联系的桥梁。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国,汉朝与西域以及中亚、西亚的交流局面从此开通。
  事实尽管如此,但是在西域,汉朝与匈奴的争夺并没有完全因此而结束。汉武帝对西域先后发动了几次军事行动,最大的一次曾经动用了十几万兵力、十几万头牲口和十几万民工,一下征服了大宛。而结果由于路途遥远,后方补给困难,汉朝虽然控制了天山南路,但是天山以北地区还是处于强弩之末,不能经常性地控制,那里的国家仍然受到匈奴的威胁,不敢完全服从汉朝。后来,又经过好几次战争,到了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军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朝廷也就完全控制了天山北路,并在那里设置了西域都护府。
  西域都护府,既是汉朝的军事驻防区,也是一个特殊的行政区,治所设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东野云沟附近)。其辖境包括自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天山南北,直到今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以内的范围,最初包括36国,后来扩大到50国。在形式上,西域都护府与内地的正式政区有所不同,它不设郡置县,依然保留原来的国,汉朝一般不干预它们的内部事务,只了解并把握它们的兵力和人口等基本状况,相当于自治区。而在实质上,都护是代表朝廷掌管辖境内国家的军事权和外交权,可以调动其的军队,决定它们的对外态度和方针,在必要时甚至还可直接废立他们的君主,取消某个国家。就是因为这样,西域都护府才成为了汉朝疆域内重要的一部分。
  西汉时,为了打开西南向前拓展,武帝在约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征发巴、蜀二郡(约相当今四川东、中部)的军队,从僰道(今四川宜宾市西南安边场)向牂柯江(今北盘江和红水河)筑路,并增设了一个郡:犍,治所设在僰道。这样,“西夷”的邛(今四川西昌市一带)、笮(今四川盐源县一带)两国的君长请求归属,汉朝就势在那一带新设了十几个县。后来曾一度取消了部分新设的县,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筑路工程非常艰巨,再加上汉朝正忙于攻打匈奴。到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朝又恢复了对“西南夷”的开拓。筚路蓝缕,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一带的部族,如邛都、笮都、冉駹、白马、且兰、夜郎等,都已纳入了汉朝的统治区域,西汉政府在这些地区新置了五郡,分别是越巂(治所在今四川西昌市东)、沈黎(治所在今四川汉源县东北)、汶山(治所在今四川茂汶县北)、武都(治所在今甘肃武都县东北)和牂柯(治所在今贵州黄平县西南)。不久,西汉又在滇和昆明这两个部族所在的地区建立了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晋宁县东),至此汉朝的西南边界扩展到了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
  西南信道打开之后,对岭南的统一已是大势所趋。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召南越王来长安朝见。次年,反对并入西汉的南越丞相吕嘉杀了国王和汉使,发动叛乱。朝廷就势马上出兵,分五路进攻南越。汉军一路所向披靡,元鼎六年,主攻的两路汉军还未等到其它三路会师就已经进占了南越都城番禺(今广州市),一举俘获吕嘉。至此,汉朝在南越属地设置了九个郡,其中的三郡交趾、九真和日南都在今天越南的中、北部,而珠崖和儋耳二郡则在现在的海南岛上。
  在东北,两汉初年,中原人卫满率领数千人进入朝鲜半岛,并在那里建立了政权。当时的朝鲜疆域大致包括今辽宁东部、吉林西南和朝鲜半岛的西北部。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用兵朝鲜,次年就将其降服,西汉就在那里设置了四郡:玄菟〔tù兔〕、乐浪、临屯、真番,辖境延伸到今汉江流域。
  西汉的疆域在汉武帝后期达到了鼎盛。但由于战线太长而速度又过快,再加至建置过多,兵力和财力都跟不上,与此同时,有些地方官的苛政又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抗,所以到了后来,局部地区被迫收缩。比如,武帝末年撤销了沈黎郡,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撤销了汶山郡。因为这两郡的辖地大多并入了相邻的蜀郡,所以在实质上,西汉的疆域并没有怎幺减少,但是,在另一方面,朝廷对当地部族的统治相对却放松了。
  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西汉又撤销了朝鲜半岛的临屯和真番二郡,其的辖地一部分并入了乐浪郡,另一部分则放弃了。到了元凤五年(公元前76年),西汉又将玄菟郡的东部放弃,治所也不得不从朝鲜半岛上迁到了今辽宁新宾县以西。同年,西汉又将海南岛上的儋耳郡并入了珠崖郡,尽管这样,还是不足以平息当地民族的激烈反抗,在汉朝屡次镇压都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西汉干脆撤销了珠崖郡,一并将行政机构全部内迁。一直到隋朝时,海南岛上的行政机构才得以恢复。虽然朝廷的政权在海岛上没有了,但岛上与大陆民间的来往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尤其是大陆人民不断地迁移到岛上,使那里的人口逐渐增加,耕地也不断地逐渐扩大,汉族与当地民族的关系越来越融洽,情谊也日益加深。
  除了上述的局部收缩外,在总体看来西汉的疆域基本上是稳定的,并一直保持到西汉末年。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西汉还曾在青海湖东岸的羌人聚居区设置了西海郡,但由于整个王朝的颠覆而存在时间很短。
  
  二、东汉的疆域
  西汉末年的汉成帝,是个荒淫的皇帝,即位后,朝廷的大权逐渐落在外戚(外戚--太后或者皇后的亲属)手中。外戚王凤掌了大权后,他的几个兄弟、侄儿都十分骄横奢侈。只有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儿王莽,因为他父亲死得早,没有其它人的那种骄奢的习气,初任为黄门郎。他像平常读书人一样做事谨慎小心,生活也比较节俭,算得上是王家子弟最可教化的一个。同时,王莽本身也很注重招揽人才,有些读书人慕他的名气来投奔有他,都被他收留了。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王莽被册封为新都侯,绥和元年(前8年)继诸叔之后王莽出任大司马,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被加号宰衡,位上公。
  汉成帝死后的十年里,先后换了两个皇帝--哀帝和平帝。汉平帝即位的时候,年纪只有九岁,国家大事都由已经官至大司马的王莽掌管。王莽的影响和势力因此而逐渐扩大,有很多人出来追捧他。据说,朝廷里的大臣和地方上的官吏、平民,共有四十八万多人上书,请求加封王莽。有人甚至还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歌颂王莽的文字,共达三万多字。在各种捧待之下,王莽的威望越来越高。
  王莽的威望上升的同时,做皇帝的欲望也膨胀到了极限。他借着大臣们给汉平帝十四岁生日上寿的机会,亲自给平帝献了一杯毒酒,汉平帝因此而得了重病,不过几天就死了。王莽还假惺惺哭了一场。汉平帝死的时候年幼无子,无法后嗣。于是,王莽就从刘家的宗室里找了一个两岁的幼儿立为皇太子,叫孺子婴。王莽则自称“假皇帝”(“假”--“代理”之意)。
  当时朝廷里有些文武官员想做开国元勋,于是就投机,劝王莽即位做皇帝。王莽自己也觉得做代理皇帝不如做真皇帝。一批吹捧王莽的人就纷纷制造出许多迷信来蛊惑人心。他们编出了“王莽是真命天子”的书,让别人发现,然后又在汉高祖庙里放上了“汉高祖让位给王莽”的铜匣子,故意制造假象,让众人误以为王莽就是“天子”。王莽这就借着机会向太皇太后去讨汉朝皇帝的玉玺。王政君当时大吃一惊,不肯把玉玺交出来。王莽步步进逼,她只好气愤地把玉玺扔在地上,被王莽拣去了。公元8年,王莽正式即位称皇帝。改国号为新,都城定在长安。从汉高祖刘邦称帝开始的西汉王朝,统治了二百十年之后,到这时候就划上了句号。  
  新朝造成了社会动荡,政权不稳,最终直接导致了分裂亡国。王莽称帝后不久就爆发了农民起义以及汉朝宗室和旧臣的反抗。正当赤眉、绿林大起义的同时,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刘演、刘秀兄弟也起兵反王莽。刘氏昆仲是汉宗室,南阳著名的豪强。公元22年,刘演、刘秀发动族人和宾客七、八千人在舂(chong)陵乡起事。刘演用兵法约束部众,攻打城池,掳掠土地,散发檄文,揭发王莽的罪行,使得王莽惊恐万分。不久,刘演、刘秀率众加入了绿林军,绿林军诸将拥立刘玄为帝,恢复汉朝。
  公元23年,绿林军在昆阳(今河南叶县北)消灭王莽的主力军队,势力扩大。同年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新朝灭亡。但是,各地割据势力仍然纷纷自立,互相争夺。其后,刘演因与更始帝争权,被杀。而刘秀则处惊不乱,赶回宛城(今河南南阳)向更始帝谢罪,重新取得了他的信任。刘秀随即被派往河北,巡行诸郡县。刘秀到了河北,释放囚犯,废除了王莽苛政,恢复了西汉官名。同时整肃军队,赏罚分明,招徕贤才,争取民心。他先后镇压、收编了王郎、铜马等起义军,得降卒数十万。公元25年,刘秀在鄗(hào)(今河北柏乡北)称帝,改元建武,史称东汉。之后刘秀攻下洛阳,把它定为都城。
  建武二年,光武帝下令整顿吏治,设尚书六人分掌国家大事,以近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限;清查土地,使人民生活逐步稳定下来。公元27年,刘秀乘赤眉军缺少粮草向东撤退途中,派重兵设伏,一举打败赤眉军,迫使刘盆子、樊崇等十多万人投降。此后,刘秀经过十多年的征战招抚,次第削平了各地的割据政权和敌对势力,巩固了政权,到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恢复了内地的统一。 到公元一世纪中叶,经过光武帝、明帝(58-76年在位)、章帝(76-89年在位)三代的治理,东汉王朝已经逐渐恢复了往日汉朝的强盛,这一时期被后人称之为“光武中兴”。
  西汉末年,由于王莽对匈奴等非汉族实行歧视侮辱的措施,不断挑起边疆地区的战争和外族人民的反抗,并引起了匈奴的对抗和入侵以及东北高句〔gōu勾〕丽人的逃亡。到天凤三年(公元16年)时,就连先前打开的与西域的交通也断绝了,西域都护府也随之被废,中原对西域的控制被迫中止。
  西汉末年留下的隐患,给光武帝带来了很都麻烦。因此在东汉初年,光武帝不得不放弃了河套至今山西、河北北部的疆域。到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降服了东汉,次年东汉才将内迁的八个郡迁回旧地,至此,汉匈的边界才得以恢复到西汉后期的样子。但是,以后从幽州的辽西至并州的雁门郡(约相当今辽宁西部至山西北部及其相邻的内蒙古南部)的北界却部分向南收缩了。而南匈奴的单于,也因为老是受到北匈奴的打击,无法继续在蒙古高原立足,被迫南迁到西河郡的美稷县(今内蒙古准噶尔旗西北)一带,接受汉朝的保护。
  在东北,随着高句丽的兴起和扩张,玄菟郡的辖境完全被放弃,郡治迁到今辽宁省沈阳市西,所辖地区只有从原辽东郡辖境中划出的数个县。同时,东汉又由于受到当地畏貊人和马韩人的阻力,光武帝时又不得不放弃了乐浪郡在单单大岭(今朝鲜北大峰山脉)以东的七个县。
  东边不亮西边亮。虽然在东北和西北东汉的辖地在不断减少,但在西南,疆域却有所扩大。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西南境外的哀牢王接受内属,汉朝在那里设置了两个县,同时又从益州郡划出六个县,合并之后设置了永昌郡统一管辖。这样,东汉在西南的疆域不仅扩大到了包括今云贵高原的全部,而且还延伸到了今缅甸东部。
  到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东汉军队进攻北匈奴,打通了与西域的交通线。同时,明帝又派班超控制了鄯善(今新疆若羌县一带)、于阗(今新疆和田市、和田县一带)等国,次年在那里重新设立西域都护府,恢复了这一带的大片疆域。遗憾的是由于北匈奴的势力仍很强大,而汉军却没有稳定的优势,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他决定将汉军从西域撤回,并撤销了西域都护府。不过,当地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一带)、于阗等国的国王却坚决挽留班超,在加上班超本人也不愿无功而返回东汉,于是就留在了疏勒,凭借着汉朝的余威和自己的胆略,孤军奋战,使得西域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控制在大汉的名义之下,而依附匈奴的国家去相对地越来越少了。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东汉军队大败北匈奴,迫使其西迁,西域都护府乘势再次恢复,班超出任都护。
  但是,由于东汉后继者统治的措施失当,激化了东汉与当地国家的矛盾,至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西域都护府又不得不取消。东汉的撤退助长了匈奴的势力,使西域各国再次沦落到匈奴的威胁之中,一些国家重新向汉朝寻求庇护,这促使汉朝在延光二年(公元123年)置西域长史府,继续行使对西域的管辖。而乌孙却已经建立了独立政权,这使得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地区最终脱离了汉朝的统治,汉朝在西北的疆域缩回到了今天山山脉西段以南。
  此后,在南方,随着境外林邑国的扩张,东汉的疆域,南端被迫从从今越南富安省南界缩回到了承天省南界。
  三、第三只眼看世界-- 疆域篇
  公元前458年,雅典戏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创作了一出戏剧,其中有这幺一句台词:“痛苦是知识的代价”。同年,雅典正在两条战线上发动一场战争。它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使中国成为了东方唯一庞大的文明帝国,而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及其周围,孔雀帝国、塞琉西帝国、托勒密帝国、迦太基帝国和马其顿王国,五大强国都在此前后的250年间灰飞烟灭。
   秦朝时,曾存在于中国以西的各大强国中,只有一个国家--罗马帝国。从公元48年至公元3世纪初以后,人类文明中心的所在地,几乎在政治上全部被囊括在四大文明古国之中。它们的版图,以连绵不断的带状,从太平洋到大西洋岸,穿过大陆向各个方向扩展。与此同时,人类的文明的脚步也在不停地向前迈进。
·大汉时代的亚洲
  与大汉同期的亚洲,重要国家是印度和朝鲜,前者不断王朝政变、分崩离析,而后者则一度是大汉领地的一部分。
  朝鲜半岛--公元前2世纪,汉王朝的一名失败的反叛者逃到朝鲜,于公元前194年建立了一个中国化的国家,统治着朝鲜半岛的北半部。其名字也是朝鲜,国都平壤。汉初,朝鲜被汉武帝于公元前109~公元前108年征服,将朝鲜半岛中部的更多疆土置于大汉统治之下。公元前194年,燕人卫满率移民进入朝鲜,灭箕子朝鲜,在平壤一带建立卫氏政权,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发兵灭卫氏,在朝鲜设立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管辖。公元前57年,赫居世被居住在今韩国庆尚南北道和洛东江一带的辰韩六个部落推举为国王,称国号为“徐那伐”。公元前37年,夫余人朱蒙在玄菟郡高句丽县辖区内建立少数民族政权,定都纥升骨城(辽宁桓仁县城附近),公元3年(汉平帝元始三年)迁都国内城(吉林集安市)。从公元220年起,朝鲜成了一个或多个独立国,因为它在很长时期内分裂成相互竞争的王国。公元427年迁都平壤城(平壤)。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国,其存在约前37─公元668年,东汉时,一度成了中国的藩属。在半岛的南端,只存在着三个独立的小国――马韩、辰韩、弁韩,史称三韩。
  日本--日本人,可以追迹到来自东北亚或西伯利亚的迁徙者。公元前300年到公元200年之间,多批移民陆续进入日本,一些原已居住在日本列岛而彼此无关的族群通过婚姻被同化了。他们的语言与朝鲜语相近,是阿尔泰语。是由四个主岛和许多小岛组成的岛国,其文化是大陆文化的独特变种。
  印度--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整个次大陆都处于孔雀王朝政府的控制之下。公元前187年,孔雀帝国一将军杀了末代皇帝,建立了巽加王朝。而此时摩揭陀也失去了昔日强盛,巽加王朝的疆域缩回到恒河流域中下游。公元前75年,巽加王朝发生宫廷政变,国王被弑,甘婆王朝建立。新王朝很不稳定,4个国王只统治了45年。公元前30年,南印度的安德罗颠覆了甘婆王朝。公元1世纪,从前属于孔雀王朝的心脏地区即今天的比哈尔和北方诸邦,都在巽加王朝的统治之下。此外,孔雀王朝原来在德干高原的更为广大的领土,则被另一个后起的王朝--安得拉王朝(又称萨塔瓦哈纳王朝,公元前230-公元225年)所统治。而在次大陆的南端,跟过去一样,仍是四分五裂,为许多小国统治着。
  贵霜--贵霜帝国的建立于公元48年。公元40-150年间,曾被安息-塞人从印度河流域赶向东南方的塞人,在乌贾因和马哈拉施特拉获得了领地,成为贵霜帝国的自治管辖区。1世纪,贵霜曾一度纵横中亚和南亚。公元284年罗马帝国复兴,贵霜帝国被罗马征服,只有位于喀布尔河谷的贵霜帝国的残余部分仍然幸存了下来,在经受了公元5-6世纪民族大迁徙中匈奴人的打击之后,11世纪时最后灭亡。
  帕提亚--位于现在的伊朗东北部,存在于公元前250年到公元226年间,曾被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其顿帝国以及叙利亚帝国统治。
  2、大汉时代的欧洲诸国
  正当大汉文明鼎盛,成为世界文明核心区的时候,西方则完全不同。罗马由于发展起军事上的优势,不仅征服了巴尔干半岛的希腊本土,而且还征服了古代中东的西部地区--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欧洲的一些国家则在其“蹂躏”之下,有的国家甚至只是昙花一现。
  马其顿--位于希腊北部。公元前197年,罗马在色萨利的库诺斯克法莱打败了马其顿,并将马其顿人从其希腊地区的各个属地逐往奥林匹斯山以南和小亚细亚西南部。在第三次罗马-马其顿战争中(公元前171-前168年),罗马清除了马其顿王国,并把它的领土划分为罗马宗主权下的4个共和制的行政区。公元前149年马其顿爆发反罗马运动,领导者是手工业者出身的安德里斯库斯,号称是百尔修的儿子腓力。但最终运动失败,安德里斯库斯被俘处死。从此,马其顿失去自治,成为罗马的行省。
  安息帝国--安息(今呼罗珊地区)人,公元前221年之前在幼发拉底河以东,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尼亚和伊朗的大片地区。安息人侵入过叙利亚,但公元前53年,他们在卡里大败克拉苏军队之后,并没有成功地占领该地。公元224年,波斯诸侯阿尔塔薛西斯推翻了安息皇帝阿尔达班五世,安息被灭亡。
  本都--黑海南岸古王国,也称蓬塔斯。建于公元前4世纪,位于小亚细亚东北部的,一直沿伸到黑海南岸。本都在米特司立得提六世的统治下开始繁荣昌盛,公元66年被罗马的庞培击败。
  高卢.加利亚--位于莱茵河南部和西部、阿尔卑斯山西部、比利牛斯山北部(基本相当于今法国和比利时)。当朱利斯?凯撒在高卢一战中征服地中海地区后(公元前 58-51年),罗马人把其疆域扩展到包括北意大利。
  日耳曼人--在公元前100年之前,他们一直生活在来特兰,位置相当于今德国、奥地利和瑞士部分。
  亚美尼亚--小亚细亚的一个地区,也是其前王国,位于今土耳其东北,苏联欧洲部分东南,伊朗西北部。公元前8世纪建国,约公元303年将基督教定为国教,可能是第一个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的国家。
  锡西厄--欧亚大陆的一地区,从黑海的多瑙河口一直到咸海的东部地区。这个地区的游牧民从公元前8到4世纪很繁荣,但到了2世纪被萨尔马西亚人征服后,就很快地被融合入其它的文化中去了。
  西班牙--欧洲西南部一国家,由伊比利亚半岛大部分、巴里阿里群岛和加纳利群岛组成。从石器时代开始这里就有人居住,该地区先是成为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殖民地,公元前201年后,被迦太基人和罗马人统治。
  犹太世界--公元前163年安条克四世埃比法内斯死去,叙利亚开始衰退。底米丢二世继承王位时,西门乘机行事,争得了实质性的独立,并与罗马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这是现在的以色列国成立以前,犹太人最后的一个独立国(也有学者认为完全独立是在西门之子约翰·希卡诺斯一世时,即公元前129年)。公元前63年,罗马大将庞培占领了耶路撒冷,并把它置于罗马势力之下。尽管如此,该王朝仍染是以与罗马保持半从属、半同盟的姿态存在。马加比家族最后一代国王的女儿嫁给了出身于以东韵豪族希律。希律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之后,于公元前37年确立了王权,耶稣就诞生于他的治世时期,大体上在公元前7-6年。到了希律的第二代,巴勒斯坦一部分归罗马总督管辖,而另一部分则分封给他的儿子们。后来几经变迁,到其孙希律·亚基帕一世时,巴勒斯坦从公元40年起,恢复了全部领土,但这为时不过4年的时间。此后,巴勒斯坦几乎都在罗马统治之下。
  3、大汉时代的非洲
  在学界有这样一个观点,说非洲文明是世界文明的起源。而正当大汉鼎盛的时候,非洲并不如此,而是在走向衰落。
  古埃及--与大汉同期的非洲重要国家,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埃及靠近地中海,约两万年前古埃及就有人类居住,经营农牧业。公元前4000年,埃及出现了约40个州。约公元前3000年,上埃及征服了下埃及,建立统一国家,定都孟斐斯。前王国时代(约公元前30~公元前28世纪)在长期斗争中逐步形成集权统治,都城在提尼斯。古王国时代,定都孟斐斯,并确立以法老为首的中央专制政体。约公元前23到公元前21世纪,由于地方势力的强大,王国分裂。到中王国时代(约公元前21~公元前18世纪),埃及再度统一,迁都底比斯。自公元前7世纪后,埃及在政治上逐渐衰落。公元前525年为波斯帝国所灭,公元前30年埃及并入罗马版图。
  迦太基--“迦太基”在腓尼基语中为“新都”或“新城”之意。迦太基是非洲北部一古代城邦,位于今突尼斯东北部突尼斯湾沿岸。由腓尼基人于公元前9世纪创立,公元前 6世纪之后成为地中海上迦太基政权中心。该城在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时(公元前146年)被罗马人所毁。
  努米底亚--非洲西北部的一个古国,大致在今天的阿尔及利亚。在古迦太基战争前是迦太基帝国的一部分,公元前20年成为独立王国,公元前46年被罗马征服。
  4、大汉时代的美洲
  在美洲,大汉时代还处于“朦胧时期”。该地区主要有三种文明,其它几乎是一片空白。
  奥尔梅克文明--位于近大西洋海岸的拉文地和特雷斯萨波特斯。奥尔梅克文明最早是出现在特万特佩克地峡和邻近的大西洋沿岸,从那里向西北传播到墨西哥高原、向东南传播到太平洋沿岸,其繁荣时期是在公元前800-前400年。奥尔梅克人在大西洋沿岸西北端的奥尔梅克城址--特里斯萨波特斯,一直存在到大约基督纪元开始,其毁坏的年代相当于公元前31年(唯一被解读出来的中美洲符号是表示年代的符号,一种是在连续的“长期计年法”中表示年代的符号,一种是以52年为一循环周期的纪年符号。该城被毁的年代是“长期计年法”中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年代)。
  马雅--约公元前100年到公元150年之间,在马雅地区的两个低地,出现宏大的建筑。中马雅地区的佩腾现已被茂密的热带雨林所覆盖,在那里主要的祭祀中心策卡尔,根据所发现的可确定年代的石碑,其最早年代是公元292年;北马雅地区的尤卡坦则比较干燥贫瘠。
  安第斯--根据目前已经做出的放射性碳的测定,安第斯文明的年代在约公元前300年至公元500年间。在查文阶段的安第斯文明达到了顶点,出现了他们的陶器和纺织品。在其它方面,目前史学界对该地还无从做定性的结论。
  5、希腊城邦与罗马帝国
  欧洲最早期的文明,发源于欧洲东南部的希腊半岛(约于公元前800年)及欧洲南部意大利半岛的罗马(约于公元753年),称为“古希腊.罗马文明”。
  希腊城邦是人类早期文明最重要的几个中心之一,位于巴尔干半岛南部,包括地中海、 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上无数的小岛。公元前431年起,古代希腊世界结束了其辉煌,开始走进“混乱时代”。公元前197年,弗拉弥尼乌斯统率罗马军队和马其顿腓力五世在辛诺塞法利(狗头山)进行决战,罗马军团打败马其顿方阵,取得了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200-197年)决定性的胜利。马其顿被迫接受和约,放弃本土以外全部领地,交出舰队,赔款1000塔兰特。战后,根据元老院的法令,弗拉弥尼乌斯在艾斯特米亚赛会上宣布什腊人获得自由,这在实际上是罗马控制下的自由。公元前193年,罗马军队击溃安条克军队,将其逐出希腊。与安条克结盟的希腊城邦几乎都归顺了罗马。到公元前146年,罗马将希腊完全征服。
  罗马帝国在公元前221年时的的范围还仅限于意大利及其附属岛屿一带。在地中海西部,罗马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占领了西班牙东部和南部,在公元前197年设置了近西班牙和远西班牙两个行省。到公元前31年之前,罗马连连扩张,把疆域延伸到环绕整个地中海周围。公元前30年,屋大维废除共和,建立元首制,总揽行政、军事、司法和宗教大权,开始帝国时期。到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已成为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有“条条道路通罗马”之说。公元114-117年,罗马皇帝图拉真曾企图把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巴比伦尼亚并入罗马帝国的版图。但他的两次军事冒险,都以惨败而告终。正是由于这样,公元117年,图拉真的继承者哈德良,把罗马帝国的东部边界缩回到了幼发拉底河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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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的绢绘地图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中出土了三幅绘在绢上的地图,几考证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大约为西汉时期。
  第一幅被命名为《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图的长、宽都为96厘米,图幅彩绘,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与现代地图恰好相反。图中所绘地区大概位于今E111°--112°30′、N23°--26°之间,包括今湘江上游、潇水和南岭九嶷山一带的湖南嘉禾县以西,广东连县以西,南至珠江口外的南海,广西全州县、灌阳县以东的湖南、广东、广西交界处。其的内容包括山脉、山峰、河流、水源、居民地(乡、里、县城)、道路。主区绘制详细、准确,邻区较粗略。用它与今天同一区域地形图比较,十分相近。图中九嶷山脉,用水平山形线和陡崖符号相配合。这种设计,在欧洲大约到13世纪后才出现在地图上。
  第二幅被命名为《驻军图》,是一长98厘米、宽78厘米的长方形图。用黑、朱红、田青三色彩绘,但比例与《地形图》相比,放大了近一倍。图中,为了突出驻军名称、城堡、要塞、烽燧点、水池、防区界线等军事地物,才用鲜艳的深颜色来表示;而对于一般的山脉、河流等地理要素,则是淡色。这种分层设色的绘制技术,实际上就是现代专用地图的两层平面表示法。图中清楚地标明了当时一线兵力、二线兵力、指挥部、预备队等构成的梯形军事部署,在防区的山脊上还标绘出7个烽火台,这些烽火台既是观察前沿的哨所,也充当当时的通讯联络设施。汉代砖刻上有“记里鼓车”,形象地反映了当时远距离测量的工具与测量水平。这在世界的测量史上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当时的地图绘制都建立在测量的基础上。据称,这是当时世界上最早的彩绘军事地图,体现了当时精湛的地理地图学水平。
  第三幅被命名为《城邑图》,长约40厘米、宽约45厘米。图上绘有城垣、城门、城堡楼阁、城区街道、宫殿、房院等。这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有助于我们了解汉代及其以前有关城邑的规划、布局、结构、设防等许多城市人文地理问题。
  裴秀的“制图六体”
  裴秀(224-271)字季彦,官至司空,主管全国的工程、屯田、水利、交通等,也是西晋时著名的地图学家。由于行政管理的需要,裴秀在工作中一边注重了解研究各地问题,一边从事各种地图的制作。在他的主持下,曾绘制出地图多幅,包括当时的全国古今地图集--《禹贡地域图》18幅、全国地图《地形方丈图》。裴秀不仅亲自实践、制作地图,还对前人的制图经验作了理论性的总结,提出了“制图六体”说。“制图六体”,实际上就绘制地图时须遵循的六项原则: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指的是在制图时,应先确定比例、方位,然后标出两地之间的距离和山川的分布、走向、高低,最后还要校正因地形起伏、方向偏差、地物弯曲迂回所造成的误差。“制图六体”,为中国古代制图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使中国古老的制图学具备了数学的科学依据,在制图学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理论在中国一直沿用到明朝末年,有1400多年的应用史。裴秀也被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教授称之为“中国制图学之父”。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强大的大汉政权
   公元前202年,刘邦经诸侯王和群臣拥戴,在汜水之阳称帝,创立了西汉。自秦末以来,战乱已有八年,人口散亡,经济凋敝,物价飞腾,社会动荡不安。刘邦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以建立他的统治,就采纳了士人陆贾的建议,用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指导政治,基本上沿用秦朝的政治制度,适应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形势以制定政策,将他的新建王朝稳定了下来,从而缔造了一个辉煌的大汉帝国。
   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以“中兴”汉家相标榜。在他即位之初,就废除了王莽制定的一切制度和政策,基本上恢复和发展了西汉时期的制度和政策,经过多年的经营之后,东汉的社会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出现了“天下安平,人无徭役”的可喜局面。
   一、西汉立国(前202--公元23年)
  一、西汉前期的“休养生息”
  西汉年初,刘邦广招贤士为官,分别诏令萧何定律令,韩信定军法,张苍定历法及度量衡程序,叔孙通定礼仪,汉朝的各种制度很快便建立了起来。与此同时,又采取压抑商贾的政策,再加上战争的善后工作,使得西汉的社会秩序稳定下来,西汉政权也就逐渐巩固起来。到武帝晚年,西汉宣布改变以往的政策,实行与民“休息”,继武帝之后的昭帝、宣帝大体遵照这一政策,社会一时趋于稳定。
分封诸侯--西汉初的制度和政策
  刘邦在与项羽争夺天下的时候,为了争取一些拥有强大兵力的中间派或观望派势力,曾封立韩信、英布、吴芮等数人为王,他们都有自己领地。刘邦所封韩信等人为王,史称“异姓王”。后来所封他的子弟为王,史称“同姓王”。同姓王共有九国:燕、代、赵、齐、梁、楚、淮阳、淮南、吴。这些封国几乎占去了旧时燕、赵、齐、魏、楚等国的全部疆土。项羽败后,韩信、英布等相继被诛除,只剩下一个长沙王吴芮,因其势力孤弱而又无恶迹被保留下来。在建立政权之后,刘邦觉得秦始皇全面实行郡县制,不分封子弟为王侯以为中央的藩辅,从而导致了“孤立之败”。于是他便推行“郡国并行制”,就是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又大封子弟为王(称为“诸侯王”,简称“王”,在“列侯”之上)。同时,又封功臣和亲属、外戚一百四十多人为列侯。
  在诸侯国(即“王”国)里,王的权力很大,有一定的军权、财政权(可在国内征收赋税)。诸侯国的政权机构和中央基本相同,除太傅和丞相由中央任命外,自御史大夫以下的各级官吏,都由王自己任命。王国在政治上处于半独立状态,国内实行土地私有制。“王”国的疆土广大,人口众多。如齐王刘肥有六郡,计七十三县。吴王刘濞有三郡,计五十三县。于王相比,列侯则不同,封国只是列侯的食邑,列侯与侯国相无隶属关系,而且也没有治民之权。列侯有一个小小的侯府,有少数职官,为列侯服务。侯国设相,其职掌与县令(长)相同,由中央任免,归所在郡守统辖。列侯有大小之分,大侯食万家,小侯食五、六百户。
   当时的那只有十五个,主要设置在旧秦国的疆域之内和魏、韩、楚的西部地区。郡下设县。
  刘邦时西汉,相当于战国时期的割据局面。在政治上,当时的西汉并没有采用周代的分封诸侯制度,而沿用了秦始皇创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即在中央,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机构,即朝廷,由三公九卿组成,地方行政基本上是郡县制度。史称这一现象为“汉承秦制”。除了上述的“王”国,朝廷直接控制的领土仅有十五个郡,郡守、县令等主要官吏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诸侯王国和郡都直属于中央,但诸侯王国的地位远远高于郡,王国的太傅和丞相的职位也高于一般郡守(直到景帝以后,郡的地位才真正和王国相当)。
  在经济制度上,西汉和秦一样实行土地私有制。 赋税方面,主要制度有田租、算赋和口赋、更赋。田租(即土地税),刘邦称帝后把自战国以来的“十税一”减为“十五税一”; 算赋和口赋(即人口税,算赋是丁税,口赋是儿童税),刘邦推行的算赋为十五至五十六岁的男女每人每年纳一百二十钱(一算),口赋为七至十四岁的儿童每人每年纳二十钱;更赋(即代役税),西汉规定,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的男子要服兵役两年。此外,每人每年在本郡服役一个月(叫做更卒或卒更),不服役的每月只要出钱二千(叫做践更)即可。同时,每人每年还要戍边三天,不服役的出钱三百(叫做过更)即可。
  总的看来,西汉初年的田租是很轻的,赋则很重(对无地少地的民众很不利)。
  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上,西汉实行的是重农抑商政策。
  汉初,商贾囤积居奇,操纵市场,造成物价暴涨,米价为一石一万钱,马一匹价一百金(一百万钱)。结果造成人民生活困难,国家财政吃紧。为了打击不法商贾,稳定社会秩序,刘邦推行“重农”与“抑商”八大政策:一、复员军队,士卒都给予土地和宅舍(其中的少数成为了地主,多数则是自耕农);二、号召逃亡人口回乡,“复故爵田宅”;三、减轻田租(税),实现十五税一;四、解放奴婢(因生活困难而自卖人身权利的人);五、商贾及其子孙不得为官吏;六、商贾不得拥有私有土地;七、商贾不得穿锦、绣、絺(chi痴)、纻(zhù住)、罽(jì计)等名贵的丝、葛、毛织品,不得乘车、骑马、携带兵器;八、加倍征收商贾的算赋(每人两算,即二百四十钱)。
  以上政策中前四点为“重农”政策,后四点为“抑商”政策。这些措施增加了农村的劳动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恢复农业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秩序。
  在军事上,西汉初年推行的是对匈奴、两越(南越和东越的合称)的羁縻政策。秦末农民的农民战争造成了长城沿线的空虚,匈奴单于冒顿(mò  dú末读,头曼之子)看准了这个空挡,率众突破长城进入到鄂尔多斯(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和山西北部一带,一路烧杀劫略,破坏严重。项羽败北之后,刘邦没有了军事上的敌人,便亲率大军三十二万人北击匈奴。不过匈奴并没有项羽那幺好打,刘邦进军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就被匈奴四十万骑兵围困于白登山。其后虽突围而出,但再难与匈奴相战,于是就采取了“和亲”政策,把宗室之女作为公主嫁给冒顿,汉、匈“约为昆弟”,同时,汉朝每年还赠送给匈奴贵族大量的絮、缯、酒、大米等,以换取单于的欢心并减少侵扰。但是这种“和亲”政策是一种“羁縻”政策,效果并不大,供奉也不足以换来和平,匈奴仍不断侵扰。
  在南方,秦末战争期间,南海郡尉赵佗也在乱世之中分享杯羹,起兵占据了南海、桂林、象三郡,自称南越王,定都番禺(今广东广州)。东越的首领无诸和摇两人也起兵反秦而自立。西汉建立之后,南越和东越都割据一方。刘邦感到“天下初定,士卒罢(Pí皮,疲)于兵”,无力征伐,于是又对两越采取了羁縻政策,承认赵佗为南越王,另立无诸为闽越王,定都东冶(今福建福州)。到惠帝时,又立摇为东海王(也称东瓯王),定都东瓯(今浙江温州)。在名义上,三越王臣属于汉王朝,而实际则是三个封建割据势力。
轻徭薄赋 ,营造盛世--文景之治
  刘邦的儿子文帝和孙子景帝统治时期,他们继续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倡导以农为本,结果人民的负担减轻了,农民积极生产,物资丰厚,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稳定。史称他们父子统治时期为“文景之治”。
  文景时期的主要政策可以归纳为五项:
  一、“贵粟政策”。政论家晁错提出来的,他指出,一面许多农民“卖田宅,鬻(yù育,卖)子孙,以偿责(债)者”,而另一方面商人们则坐列贩卖,囤积居奇,操纵物价,放高利贷。“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因此,汉高祖的“重农抑商政策”不仅在当时行不通,而且与社会的实际向背了。要改变这一情况,必须制定新的政策,推行“贵粟政策”。原因是“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
  贵粟政策实际就是“使民以粟为赏罚”,人民可用粮食向国家买爵位,也可以用粮食赎罪。这样,粮食都到国家那里去了,农民的租赋也减轻了。如果商人要买爵位,就要向农民买粮,这样粮价就提高了。结果是“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国家有粮,富人有爵,农民有钱。
  汉文帝很快就推行了这个政策,于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下卖爵令:上造(二级爵),价六百石;递增至五大夫(九级),价四千石;大庶长(十八级),价一万二千石。同时规定,五大夫以上,免除家中一人的徭役。
  为了北防匈奴,汉文帝下令,为买爵或赎罪而入粟者将粟运至长城沿线,只到那里的粮食足够用五年了,再运到内地各郡县收藏。这项政策的实行,果然如晁错当初所指出的那样,国家的存粮增加了,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改善了;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了。
  二、轻徭薄赋。文景时期的“轻徭薄赋”政策表现在三个方面:减免田租--公元前167年七月,文帝下诏“除田之租税”,次年,又全免天下田租,该政策推行到十二年后才恢复收田租。公元前156年六月,景帝“令田半租”,“田租原为十五税一,今收田租之半”,即三十税一,一直推行到西汉末年;减轻算赋--将原来每人每年纳一百二十钱的算赋减为四十钱;减轻徭役--减原来每人每年在本郡充更卒一个月为“三年而一事”,即三年充更卒一个月。
   三、修“马复令” 。这也是晁错的主意,主要在于鼓励人民养马(目的是为了加强武装,以准备打击匈奴),就是凡是家里养马一匹的,一家人可以免去三人的徭役。
  四、惠商政策。文帝曾下令“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取消在关口津梁处检查来往行人的制度,废除了山林川泽樵采、捕捞的禁令。这样,商人们可以自由贩运,任意开山鼓铸,砍伐木材。到景帝时,为了治安的需要,“复置诸关,用传(zhuàn撰,信符)出入。”但对商人的政策仍在不断放宽。
  这个政策使商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鼓舞,并迅速发展,一度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繁荣景象。劳动人民也从这项政策中受益非浅,可以进入山泽自由樵采、捕捞,补助生活。
  五、“约法省禁”。西汉初年沿用的是前代的刑律,其特点是用刑很重,死刑、肉刑较多。文帝时,齐太仓令淳于意犯罪,他的女儿缇萦给文帝上书,说“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她还愿意为父替罪,说自己“为官婢,以赎父刑,使得自新。”文帝看了,深受感动,随下诏废除肉刑,将黥、劓、刖等酷刑改为笞或徒刑。景帝即位,下诏强调“笞者,所以教之也”,批评了滥用笞刑,还认为笞刑太重,继续减轻,并对笞用刑具的长、宽、厚度及其光滑度都做了规定。
  文景时期,他们还认识到了“惩恶亡秦之政,伦议务在宽厚”,便施行“约法省禁”的政策,废除了一些严刑苛法,如妻孥连坐法、断残肢体的肉刑等。所以这个时期,许多官吏断狱从轻,不求细苛,以至有“刑轻于它时而犯法者寡”、“断狱数百,几致刑措”之说。
中央集权--削藩强国
  汉高祖刘邦封“同姓王”的时候,诸王年龄还很小,由各国的太傅、相国(丞相)主事,所以不足以影响中央的集权。可是诸侯王长大以后,诸侯国也日趋强盛,至文帝时都成了雄踞一方的强悍势力,有的甚至还心存篡权夺位的野心。于是,中央和诸侯王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暴露出来。为此,中央为了加强集权稳定大局,便推行了一些新的政策和行动,开始着手削弱诸侯王的势力。
   一、《治安策》与《削藩策》。《治安策》是帝时的政论家贾谊提出的,他把当时的中央和诸侯王的关系比做是一个人得了肿胀病的人--一条腿肿得和腰一样粗,一个脚趾肿得和腿一样粗,如不赶快治疗,“必为锢疾”。他对症下药:“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实际上就是要把王国进行再分割,划为更多的小国,这样每个国的力量就减弱了。当时文帝还有些犹豫不决,到后来势态非常严重的时候,他才把齐国分为六个小王国,立齐王肥的六个儿子为王;又把淮南国分为三个小王国,立淮南王长的三个儿子为王。
   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到景帝时,中央和诸侯王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了。时事造英雄。于是,御史大夫晁错便提出了《削藩策》,建议抓住诸侯王犯错误的时机,将他们的封区削减。他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公元前154年(景帝前元三年),景帝削楚王戊的东海郡,削赵王遂的常山郡,削胶西王卬的六个县。
  三、平定七国之乱 。被削地的诸侯王,对景帝和晁错都很不满。同年,吴楚等七国遂举兵叛乱, 史称“七国之乱”,实际是以刘邦之侄吴王刘濞为首发动的一次同姓王联合的大叛乱。刘濞蓄谋叛乱,为时已久。导火线是当时景帝和晁错认为吴王刘濞有罪,欲削他的会稽和豫章两郡。他便倚仗吴国冶铜、铸钱、煮盐等优越的条件,联合了胶西王、楚王、赵王、济南王、菑川王及胶东王,共同起兵。刘濞发兵二十万,号称五十万,为主力。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勾结,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名义,举兵西向。很快,叛军就顺利地打到河南东部。景帝惶恐不已,就听信了谗言,捕杀了晁错,乞求刘濞退兵。谁知刘濞不仅不退兵,还公开扬言要夺皇位。叛军至梁国(治今商邱),为景帝之弟梁王武所阻。至此时,景帝才决心以武力进行镇压。景帝派太尉周亚夫与大将军窦婴率三十六将军率大军前去迎击。同时,以奇兵断绝了叛军的粮道。下邑(安徽砀山东)一战,“吴大败,士卒多饥死叛散”。周亚夫率精兵追击,吴王刘濞仅率千人南逃东越,后被东瓯所杀。其余六王皆自杀,七国都被废除。七国之乱经过三个月就平定了。
  七国之乱平定后,景帝为了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就下令取消了诸侯王治民权,只保留“衣食租税”。又精简了王国的政权机构,降低王国官职的等级,改丞相为相,掌管王国政事;取消御史大夫、廷尉等官,重要官员都由中央任命;内史治民,和郡太守相同,直接听命于中央。至此,诸侯王国才和郡一样,成为中央直接管辖的一级地方行政单位。成帝时,内史一职又被取消,由相治民,与郡太守相同。到这时,王国除了无权干预王国政事的诸侯王之外,其它方面与郡完全一样了。
    七国之乱的平定和诸侯王权力的削弱,分裂割据势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制度上,刘邦实行诸侯王制度所产生的弊病才得以解决,此时的西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加强了。
        
   (二)、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
   虽然武帝时期的西汉国势相当强大,但还是存在三大隐患:一是诸侯王仍然是一个有一定政治、社会势力的不稳定因素;二是土地兼并严重,阶级矛盾在激化,社会动荡不安;三是匈奴的入侵,两越也不断制造事端,边境不宁。这些促使汉武帝下决心,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
  1、加强法治--改革中枢体制
  通过削藩和平定叛乱,地方势力对中央的威胁消除了。但是,中央的权力机构还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为了把权利收回,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武帝时西汉又采取了一些新的政策。
  一、改革中枢体制。西汉前期,丞相是由列侯充任的,地位很高,权力也很大。汉武帝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削弱丞相的权力,便重用自己身边的人员,于是尚书令就显得格外突出了。原来,尚书令是少府的属官,专门为皇帝管章奏文书。大臣的章奏,要先送尚书台(尚书令的官署),然后进呈皇帝。武帝的时候,他选用一些有才能的士人为郎,出入宫廷,分别冠以侍中、给侍中、常侍等头衔,与尚书令共议军国大事,他们一起组成了“中朝”。而原先以丞相为首的三公九卿,他们所组成的中央机构则为“外朝”。“中朝”(也称“内朝”)主要是由皇帝身边的较低级的亲信官吏和侍从人员组成的决策机构,是皇帝身边的御用工具。这样就提升尚书台的权力,大臣要参预中枢,必须先加封于“领尚书事”或“平尚书事”的头衔。
  二、设置刺史 。秦朝时的郡,都设置监御史,用来监察地方。西汉时,武帝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监控,在元封五年(前106年)把全国划分为十三个州部(监察区),每个州部都安置一名刺史,以监察地方。刺史“以六条问事”,主要是监察“强宗豪右”、监察郡守、尉和王国相。征和四年(前89年),西汉又在长安设置了司隶校尉,用来监察京师百官(三公除外)和三辅(京兆、冯翊、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弘农七郡。与秦朝相比,西汉的监察制度要严密得多,它进一步加强了皇帝对整个官僚机构的监控。
  三、《推恩令》和《附益法》。平定“七国之乱”以后,虽然诸侯王制度和诸侯王本身都大大削弱了,但是这些皇子皇孙仍然拥有地位特殊,再加上有很多人趋炎附势,怂恿他们犯上作乱,所以诸侯王问题仍是一大隐患。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武帝采纳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它庶子由皇帝分割原王国的部分土地为列侯,列侯归郡统辖。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王国越分越小,力量很弱;列侯们也“人人喜得所愿”,拥护中央,中央的直接辖区(郡县)在日益扩大,中央集权在进一步加强。就在这时,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又招结宾客,暗造兵器,企图反叛。元狩元年(前122年)武帝下令将他们逮捕,二王都自杀了,列侯和大小官吏、宾客因牵连被杀的数万人,两国由此被废为郡。后来,汉武帝又制定“左官律”、《附益之法》。“左官律”规定,凡在诸侯王国任官者,地位低于中央任命的官吏,并不得进入中央任职,以此限制诸侯王网罗人才。《附益之法》不许诸侯王招结宾客,限制诸侯王的活动,“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附益法”严禁封国的官吏与诸侯王串通一气,结党营私,以达到孤立诸侯王的目的。
   元鼎五年(前112年),武帝为祭宗庙,要列侯献酎(zhòu宙)金助祭。他以所献酎金的分量不足或成色不好为借口,夺爵、削地、废列侯一百零六人,占当时列侯的半数。至此,王、侯二等封爵制度虽然还存在,但所封王、侯只能“衣食租税”,不得过问封国的政事,封土而不治民。通过这些措施,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
  四、完善法治。萧何在西汉初年以《秦律》为参照,增《户》、《兴》、《厩》三篇,并制定了《汉律》九章。以后又不断增补、修订,到武帝的时候达到三百五十九章,大辟(死刑)四百九条,一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判例)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安定人们的生产、生活,汉律一再增补,既是维护西汉王朝加强统治的需要,也适应了人类文明进步的需求。
    五、重用“酷吏”。在对豪强地主或宗室、外戚进行过“严酷”打击的过程中,酷吏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在武帝时“酷吏”又一度受到了重用。但是,后来“酷吏”大多为非作歹,嗜杀成性,妄杀无辜,鱼肉人民,多为汉武帝要幺免职,要幺杀掉了。    
  2、组建职业兵--建立侍从军和禁卫军
  西汉初期就实行征兵制,建立了正规的军队,以正卒两支守卫京师,各有两万人。一支为南军,由卫尉率领,守卫宫城;另一支为北军,由中尉率领,保卫京师。武帝时,这两支部队各裁军一万人,正卒也一年一轮换。武帝便觉得这不利于保卫京师,便着手组建侍从军和禁卫军,正卒为职业兵。其中,侍从军有三支,分别为期门军、羽林和羽林孤儿。
  期门军是汉武帝于建元三年(前138年)组建,约有一千人,归光禄勋掌管,由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等六郡良家子能骑善射者组成。因为他们常期待于殿门,为侍从武帝,故称“期门”。
  羽林骑约七百人,于太初元年(前104年)组建,属光禄勋,也是选六郡良家子组成的。因为他们守在卫建章宫,所以羽林骑原名又叫做建章营骑。后来才更名“羽林骑”,取“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之意。
  羽林孤儿是由战死者的子弟组成,因为他们被养在羽林官署,教习战射,由此而得名。
  禁卫军组建是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共有八支,每支有士卒约七百人,分别由八个校尉率领: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所以被称为“八校尉”。八校尉是职业兵,士卒都由招募而来,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募兵制。八校尉后来发展成了西汉王朝的军事主力,除了防务和进行民族战争之外,还经常用于镇压劳动人民。
  3、铸造五铢钱--改革财政
  汉武帝初年,经济富庶、国家繁荣。在《史记·平准书》里,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庚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可是,后来由于对匈奴的连年进行战争,耗费了大量的物资粮饷,造成了国家财政困难。但是,战争仍在继续,为了扩大财政收入,满足战事需要,汉武帝在桑弘羊的协助下,在进行了大规模的财政改革的同时,还推行了新的经济政策。
  一、币制改革。西汉前期,币制经常改变,很不稳定,时大时小。中央也没有控制铸币权,除中央铸造外,各郡、国官府和地主、商人,也都在仿铸货币。结果造成同一种货币的大小、轻重、规格、质量相差甚远,流通混乱,严重阻碍了国家的赋税征收和商业的发展。
  对此,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下令统一铸币,由上林三官(钟官、技巧、辨铜)铸造五铢钱,作为法定货币,通通于全国。同时严禁各郡、国和个人仿铸,废除所有的旧币。五铢钱重量为五铢,钱上有“五铢”二字,式样规整,仿铸困难,流通也很方便,也相当稳定,一直沿用到三国时期。
   二、统一经营盐铁 。 盐铁业在西汉前期实行的是自由经营政策,所以存在多种经营方式,有国营(归大司农)、官营(郡、国)、民营,主要以民营为主。所以,民间的一些有钱的盐铁商向国家承包了盐铁资源,自由经营,国家只向他们征收承包税(即占租、顾租)。
  到汉武帝的时候,由于长期对匈奴战争造成财政困难,同时“许多大盐铁商家累万金,为非作歹,违法乱纪,从不支持国家之急”。于是,武帝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以支持对匈奴的战争和其它经济需要,便断然废止盐铁自由经营制度,实行国家垄断经营的政策。
  该政策是东郭咸阳和孔仅最先提出的。东郭咸阳出身于大盐商,孔仅出身于大冶铁商。二人同时被汉武帝任为大农丞(盐铁丞),专门管理盐铁事物(当时所有的盐、铁官,几乎都是商贾出身)。他们“乘传(zhuàn撰)举行天下盐铁作。”到这个时候,先前的“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政策已经不复存在了,刘邦“重农抑商”方针也被彻底废除了。
  盐铁国营的方式是,在大农令(大司农)之下,中央设盐铁丞,总管全国的盐铁经营事业。在各郡(国)、县都设有盐官、铁官,经营盐、铁的生产和销售。不产铁的地区也设有小铁官,他们的任务是收集废铁,改铸农具。盐、铁工人也好是多样的,有刑徒,也有雇工,但是工具是由国家供给的。
  汉武帝还曾推行过“榷沽”,酒的产销的官府垄断。
  三、实行均输法。在交通运输行业,实行均输法,就是由国家统一在各地征购、运输货物。这是由大农令孔仅和大农丞桑弘羊最先提出的。盐铁运输与销售起初是由官府专营的,后来桑弘羊任治粟都尉(领大农事),增设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掌管各郡国的均输事。各郡国多设均输官和盐、铁官,扩大运输业务。就连商贾所贩运的货物,只要有钱可赚,均输官都以地方所收租赋为本钱,进行收购,然后转运到外地牟利,或者运到长安,交给大农令(大司农),用于国家各部门的供给或者出售获利。
  四、推行“平准法”。这主要是为了平抑物价,就是由国家在长安和其它主要城市,设置掌管物价的官吏,利用均输官所储存的物资,根据市场上的物价,物价低的时侯就收购,高时抛售,打击富商大贾的囤积居奇,使市场物价保持稳定。
  五、实行 算缗、告缗。算缗(mín民)相当与现在的财产税。前119年(元狩四年),汉武帝实行算缗钱政策,进行经济普查,令商贾、手工业者、高利贷者都向官府申报资产价值,每值二千钱,纳税一算(一百二十钱);经营盐、铁、铸钱(时尚未国营)已纳租的,其财产每四千再纳一算,商贾的轺(yáo尧)车一辆纳二算,船五丈以上纳一算。同时还又规定,凡是隐报和虚报的,一经查出,便没收全部资产并判戍边一年;对于举报人,则奖给所没收资产的一半。
  算缗推行之后,很多豪富都隐藏财产,不肯申报。元鼎三年(前114年),武帝令杨可主持告缗事,鼓励揭发。国家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它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当时,国家利用没收的田地,到处设农官,经营农田。没入的奴婢分配到诸苑养狗马禽兽等,或者从事手工业。其中,分配到长安的奴婢就有十万多人。在西、北边郡有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配过去的奴婢三万人,一共养了三十万匹马。没收的其它财物则充满了府库。
  算缗、告缗虽然打击了许多商人和地主。但它并不是刘邦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延续,它作为经济文明和法制文明的一种形态,代表了一种历史前进的方向。
  汉武帝的财政改革不仅加强了中央集权,而且更为打败匈奴的侵扰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军备保障。
  4、兴师办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初,黄老的“无为思想”被最高统治者确立为主流意识和政治哲学。但是,诸子百家的思想在官吏和社会上还是非常很活跃,这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与意识的统一。到汉武帝的时候,他便接受董仲舒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家,他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所以“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武帝根据这个建议,从此推崇儒学,并逐步将它发展为西汉中后期的统治思想。
  为了适应这种思想的实施,董仲舒还提议要在长安兴办太学,置明师,培养人材,以选拔官吏。汉武帝于建元五年(前136年)设置了《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博士都是经文学家。元朔五年(前124年),博士招收弟子五十名,太学正式开学。当时,博士的弟子条件为:年满十八岁以上,仪状端正,并由太常负责选拔。同时还从各郡国县道中选拔有文学、有教养的青年到太学像旁听生一样与博士弟子在一起学习,被称“如弟子”。太学每年考试一次,优秀的补为郎中、文学、掌故。下材(相当于不及格)则被罢斥。由此,太学为汉朝培养了很多人才,官吏中诞生了很多文学之士。
  (三)、西汉中后期的政治与社会
  尽管西汉有“文景之治”很汉武帝的高明政策,但是中后期西汉还是暴露了很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积累不仅激化了阶级矛盾,而且导致了后期的外戚篡位。
土地兼并激烈--汉武帝改变政策
  土地既是终极,又是真理。哪里播下了种子,哪里就收获的希望。综观中国古代各个王朝,无一不是因为土地的问题而造成了最终的王朝覆灭。西汉也不例外。土地的兼并,农民的被盘剥,激化各种社会矛盾,就连当时最高明的政治家也无从力挽狂潮。
  一、土地与奴婢问题。自文帝开始,西汉的土地兼并就日益激烈。到武帝时,更是愈演愈烈。大批农民因为失掉土地而北乡离井,到处流亡,无数人沦为奴婢。当时有人敏锐地看到这个危机,称“土地”与“奴婢”问题是两个重大社会问题。可并没有引起汉武帝的足够重视,他征调大量的徭役在长安大造宫殿苑囿,挥霍无度、奢侈腐化。其它贵族官僚有过之而无不及。景帝之子中山王刘胜,“为人乐酒好内,有子百二十余人。”他还曾赵王彭祖宣讲他的人生哲学:“王者,当日听音乐,御声色。”1968年,在河北满城山崖中发掘刘胜和其妻窦绾两墓时,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品,有铜器、铁器、金银器、玉器、漆器、丝织品等,还有两件保存完整的金缕玉衣。这都是剥削而来。
  当时的汉朝正在进行对匈奴长期的战争,还对南越和西南夷的征服,人力物力的消耗十分严重。再加统治者的贪婪无厌,频繁徭役,赋税的增加,加剧了各种社会危机。
   二、流民起义。当时,破产的农民无数,他们成群结队地逃亡各地。据元封四年(前107年)统计,仅关东流民就多达二百余万。流民无法生活,他们的路只有一条,起义。先后爆发了很多流民起义,如燕、赵一带,以坚卢、范主为首;齐一带以徐勃为首;南阳一带,以梅免、百政为首;楚一带以叚中(jiǎ zhòng假仲)、杜少为首。多者数千人,少者数百人,自立名号,攻城夺邑,释放囚犯,捕杀守、令,让西汉王朝的统治受到严重的威胁。汉武帝曾一度派衣绣衣、持节和虎符等中央重要官吏发兵镇压,都未成功。于是便制定了“沉命法”,即自郡太守以下大小官吏,对辖区内的农民起义不及时查觉并镇压,就将他们处死。可是郡守县令无力镇压,就欺瞒不报,结果起义越演越烈。
  三、轮台罪己诏。对于起义,武帝的暴力镇压政策失败之后,他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需要改变策略。早在元封五年(前106年)以前,他曾对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征和四年(前89年),桑弘羊建议武帝在轮台以东扩大屯田,加派屯田卒,增置校尉领护。对此,武帝很不以为然。他觉得这“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便拒绝了,并下诏“深陈既往之悔”,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bèi倍),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不过,汉武帝停止了对外征伐,把重心转向了对内的整顿,实行“息民重农”政策,任命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田千秋老成持重,不愿在政治上有所兴革,只想平安无事。这顺应了武帝当时的想法。同时,武帝又封赵过为搜粟都尉,推行代田法,改进耕作技术,发展生产。这些政策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使社会逐步安定下来,生产有所恢复和发展。
   到了昭帝和宣帝的前期,霍光辅政,保证了政策的连续性,继续奉行武帝的积极政策,减少徭役和赋税,放弃了酒榷政策,改为民营,又在长安和各郡县设立了常平仓,控制物价,还“假民公田”,将国有土地出借给贫苦农民耕种而不收租税。这一来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对于这个时期,史称“宣帝中兴”。西汉末年,疆域、行政机构以及人口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据官方的统计数字,西汉王朝(西域都护区除外),东西9302里,南北13368里;有郡国130个,县邑1314个,道32个,侯国241个;已垦田8270536顷;民户12233062户,人口有59594978人。
阶级矛盾激化--“限田”与“再受命”
     尽管西汉后期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但是还是存在土地和奴婢问题这两个主要社会问题。加剧这两个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土地兼并,二是政治的黑暗。元帝时,关东十一个郡闹水灾,人民相食,而元帝却对此置之不顾,只知打猎取乐,“驰骋干戈,纵恣于野”。他荒淫无道,弄得国库空虚,民穷财尽。又把政权交给他的舅舅们,王氏得势,更是“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狗马驰逐,大治第室”(见《汉书·元后传》)。而其它公卿、近臣,也无不奢侈淫逸,醉生梦死。哀帝更为昏庸,对幸臣董贤尊宠备至,“赏赐累巨万”,甚至要把皇帝宝座让给董贤。哀帝死后,董贤自杀,官府变卖其家产,竟达43亿之多。而广大劳动人民终年劳苦,不得温饱,只好依附豪强地主,忍受着"收太半之赋"的残酷剥削。如哀帝时谏大夫龚胜说:当时的社会“百姓贫,盗贼多,吏不良,……制度太奢,刑罚太深,赋敛太重”(见《汉书·龚胜传》)。劳动人民生活陷入绝境,不得不起一反抗。于是各地纷纷出现了反抗斗争。
  一、农民和铁官徒起义。西汉后期的土地兼并异常迅猛,统治者的生活更加奢侈腐朽。元帝只追求享乐,而不问政事。成帝用了十五年的时间,耗费民工以万万计,为自己前后造了两座豪华的坟墓。外戚王氏妻妾数百人,僮奴以千数,还大造宅第。红阳侯王立,在南郡强占垦草田数百顷,其中有一部分是民田,他把它卖给了国家,得钱一亿多。官僚张禹有泾、渭间灌溉方便的膏腴上田四百顷。然而,广大劳动人民却生活更加困苦,无粮无地。
  根据《汉书·贡禹传》记载,“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zuó昨,揪)揪(草)杷土,手足胼胝(pián zhī便脂)。已奉谷租,又出稿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穷则起为盗贼。”这样就导致了更多的起义,从成帝建始四年(前29年)至永始三年(前14年)的十五年间,在今陕西、河南、山东、四川等广大地区,发生多次农民或铁官徒起义。其中山阳(今山东金乡)铁官徒苏令领导的起义影响最大,他们杀东郡太守和汝南都尉,先后转战了十九个郡国。当时农民和铁官徒起义给予了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
   二、限田之议。成、哀时期,长安附近的杜陵樊嘉、茂陵挚纲、平陵如氏等,都依仗财势吞并农民的土地。哀帝时,大臣师丹、孔光、何武等建议实行政策,限制私人占有田地和奴婢数量,“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以便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史称“限田限奴婢之议”。这个遭到了外戚丁氏、傅氏和权臣董贤的反对。因此“限田”政策未能实行。尤其是之后哀帝一次就赏田地二千顷给董贤,完全违背了“限田”精神,“限田”政策就再也没有人提了。当时,鲍宣指出了人民有“七亡、七死”,主要原因则是“县官重责更赋租税”,“贪吏并公,受取不已”,“豪强大姓蚕食亡(无)厌”,“苛吏徭役,失农桑时”,“酷吏殴杀”,“治狱深刻”等。可见当时的社会矛盾尖锐到什幺程度。
   三、“再受命”闹剧。西汉王朝的统治迫近末日的时候,不少人认为已无可救药了。于是,有人进行了最后一次挣扎,有些方士和儒生用“五德终始”的理论来为政治形势知照,还道出了“汉运将终,当再受命”套话,觉得统治者需要另谋政治出路,实际上就是要改朝换代。起初,这些引起了刘氏家族对这一说法的仇视,并斥之为“邪说”,还把传播这一说法的人关押起来,甚至杀害。可是到哀帝时,连哀帝本人也感到江山已岌岌可危了,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再受命”上。
   哀帝果然动了真格,于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宣布“再受命”,改元为“太初元将”,自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陈”为舜后,“刘”为尧后。哀帝还给自己取名为“陈圣刘”,意识是顺应天命,将尧的后代禅位于舜的后代。这处闹剧只演了两月,因为社会形势根本没有好转,哀帝便取消了“再受命”。
实行土地国有制--漫谈王莽改制
  汉哀帝的“再受命”宣告了“刘家”王朝的大势已去,草草收场之后,西汉的末日就来临了。
  一、王莽篡位。王莽是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西汉后期,王家是刘汉的重要外戚,他们中有九人封侯,五人任大司马。哀帝黉后,无子嗣,九岁的刘衎(kàn看)被立为皇帝,是为平帝,王莽以大司马领尚书事的名义辅政。
  王莽个人品德高,生活俭约,为人正直。儿子王获曾杀死了一个奴仆,他严厉斥责王获,并命王获自杀偿命。他掌权之后,不久就铲除了罪大恶极的外戚、权臣董贤,改善了朝政局面。为救灾荒,他还个人捐钱百万,献田三十顷。在他的感召之下,官僚、豪家二百三十余人捐田献宅,用来赈灾。他还废除了呼池苑(今甘肃华亭),改为安民县,用来安置灾民。灾民在那里分得了田宅、器具、耕牛、谷种、粮食等。在文化方面,他还广招太学生,扩大太学。先后网罗好几千学有专长的士人,把他们安置在长安,给予优待。在养老与社会福利上,他对汉宗室和功臣的后裔以及年老致仕(退休)中的高官,都给予照顾。正是由于这些,在他掌权不久,就得到多数贵族、官僚、地主和儒生们的爱戴和追捧,并把希望寄托与他,希望他可以稳定社会秩序,保住封建地主的统治大局。而深受苦难的广大劳动人民更渴望社会安定,能够生活下去,于是也对他产生过一些幻想。
  王莽本身也很重视当时各种的社会问题,也很想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准备好好大干一场,在“立功、立言、立德”的道德准则下,使自己留英名与青史。不过,他的个人野心却使他的意愿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很多出格的言行,使得他早年的品质和名声蒙上了灰尘。辅政的初期,他就以周公辅成王的故事来比附自己;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王莽就自称“安汉公”;四年,称“宰衡”;五年,毒杀平帝,另立仅仅两岁刘婴为帝,号“孺子”,史称孺子婴,自以为“假皇帝”,实际上和真皇帝没有什幺区别。时隔三年,他又废掉孺子婴,当上了正式皇帝,改国号为“新”,改元“始建国”。
  王莽“篡汉”之后,为了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他颁发诏令,进行改制。
  二、王莽改制。王莽改制的主要内容可以分类为五个方面:
  A、“王田、奴婢”政策--为了解决长期存在的土地和奴婢问题,王莽根据井田制度,实行“王田”、“私属”制。这是王莽改制中的最主要的政策。他规定:更名天下田为王田,私人不得买卖;男丁八口以下之家占田超过一井(九百亩)者,分余田与宗族邻里乡党;原无田者,按制度受田,即一夫一妇受田百亩;奴婢称为私属,不得买卖。 “王田”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实行土地国有制,也就是废除土地私有制,恢复井田制。办法是重新分配土地。废除奴婢制度,改奴婢之名称“私属”,即家众、家丁,以体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意。违令者治罪。
  B、五均、六筦(guǎn管)--五均是市场物价管理的官署。他在长安及全国五大城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设立五均官。长安分东西市,设令,各市有长,令、长皆兼五均司市官,称为“五均司市师”。其下置交易丞,掌管平抑物价;又置钱府丞,掌管征收工商农桑之税和赊贷。五均官的任务是管理市场的物价,收工商税。各地五均官制定货物的标准价格,称作“市平”。物价高于“市平”,则把库存物资按平价出售;价格低于“市平”,则任其出售。 赊贷是由政府办理贷款。规定贫民遇有丧葬、祭祀或欲经营工商业而无资金者,可向政府贷款,政府借钱不取利息;祭祀贷款限十天归还,丧事限三个月归还不收利息;工商贷款每年要交十分之一的利息。贫民为谋生活向官家借贷,年利什一。各郡、县也设司市,职掌和司市师相同。五均、赊贷,加上政府经营的盐、铁、酒、铸钱和收山泽税,合称为“六筦”。
   C、改革币制--王莽改革币制是由附会周景王铸大钱引起的。他进行了三次币制改革。第一次是在居摄二年(公元7年),他下令在五铢钱外更铸五十大钱,又造币值五百契刀、值五千错刀。称帝后,因“刘(刘)字有金、刀”作偏旁,刀币犯忌,王莽在公元9年又废除错刀及五铢钱,另外发行“宝货”,计有五物(金、银、龟、贝、铜)、六名(钱货、黄金、银货、龟货、贝货、布货)共二十八品。由于货币种类太多,流通不便,仅一年就废除,只留小钱值一、大钱五十两种继续使用。在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又废除大、小钱,另推行五铢货泉、二十五铢货布两种。但货币换算比值仍不合理。
   D、改革中央机构--王莽为了附会西周的官制,在中央设四辅(太师、太傅、国师、国将,位上公)、三公(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四将(更始将军、卫将军、立国将军、前将军。三公下设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共同组成中央机构。同时,还设置了六监(位上卿),分掌京师宫殿的戍卫、皇帝的舆服等。在地方上,他调整郡、县划分,改易官名、地名。改郡太守称卒正、连率或大尹等,县令、长称宰;有些地名连改五次,最后又用原名。
   E、改变少数民族的族名和民族首领的封号--如改高句骊王为下句骊侯,改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改“匈奴单于玺”为“新匈奴单于章”,改钩町王为钩町侯。
  F、统一度量衡--王莽下令实行统一度量衡制度,将标准的度量衡器颁行天下,令“万国永遵”。值得一提的是,东汉以后各代多承袭新莽度量衡制。
  三、改制失败。王莽改制没有能够解决社会危机,频繁的战争,沉重的赋役,残酷的刑法,反而使百姓陷入更大的痛苦之中。所以,改制很快就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的来说,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A、附会古制。在土地与奴婢问题上,自汉武帝时的董仲舒到哀帝时的师丹等,都主张“塞并兼之路”或“宜略为限”,都遭到了反对,实行不了。而王莽的“王田”方针则是要彻底废除土地私有制,收土地归国有,恢复西周的井田制。令出之后,贵族、官僚、地主不仅未交出一点土地来,反而激烈反对这项政策。而命贫苦农民不仅未分到田地,反而迫于生活,出卖自己的小块土地甚至儿女,但这却触犯了禁令,以致沦为罪犯,给带来了了更多更大的痛苦。这写政策是脱离实际,行不通。时隔三年,王莽就下令废除了。
  B、背景复杂。改制很多都触及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化。再加上吏治腐败,导致社会经济日益恶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如富商大贾执掌五均六筦大权,他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又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见《汉书·食货志》)。“五均、六筦”政策本来是用以制止囤积居奇,平抑物价,阻止土地兼并,增加财政收入。汉武帝时实行“均输、平均”,与之基本相同,但有成效。王莽所用之人,多为富贾大商,他们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与地方官吏勾结,制造假账,官府无所得,利益尽入私囊。
  C、任意乱改。王莽的制度本身存在着弊病,他一再改变币制,变化不一,使币制混乱,大批的人民破产,给他们带来了灾难,也给社会经济造成很大的混乱。王莽乱改国家和地方的政区、机构、官名、少数民族名称,并不是处于当时国家的政治、社会或民族关系的需要,而是在盲目附会所谓西周制度或迷信思想,以抬高他个人的声威。不仅没有积极意义,相反还为国家、社会制造了更大的混乱。甚至主管官吏都弄不清其辖区应叫什幺名字。乱改民族名称,破坏了民族间的和睦相处,加剧了民族矛盾。王莽又征发三十万士卒准备进击匈奴和东北各族,内地的人民抗拒征发,长城沿边的人民亦相继起义。
  王莽时期,他还发动了对东北高句丽、西南句町以及北方匈奴等少数民族的战争。结果,劳民伤财,损失惨重,不仅加重了国内人民的负担,而且破坏了自汉武帝以来中央与周边民族的稳定关系。这些,都只加速了他的覆灭。
  (四)、西汉末农民战争
  西汉末年,各种社会矛来里一次总爆发,结果是农民大起义;而王莽的改制以及改制所造成的混乱局面更加速这一进程。起义军逐渐汇流,最后成为三大支,分别是今湖北地区的绿林军、山东地区的赤眉军和河北地区的铜马军。
揭竿而起--绿林军大起义
  西汉末年,今湖北荆州一带的广大农民尤为困苦,到了王莽统治时期,他们成群结队地逃到野泽中,挖掘凫茈(fú zǐ符子,野荸荠)勉强度日。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常为群众排难解纷,深得饥民的爱戴。天凤四年(公元17年),数百贫苦农民推举王匡、王凤为首领,以绿林山(在今当阳)为根据地,举行起义。不久马武、王常、成丹等率众参加他们的队伍,数日之间便发展到七八千人。地皇二年(21年),起义军打败官军二万多人,攻占竟陵(今天门),横扫云杜、安陆(今安陆一带),队伍发展到数万人。次年,当地流行瘟疫,死人极多,起义军分为两支,一支由王常、成丹率领,南下江陵,称为“下江兵”;另一支为主力,由王匡、王凤率领,北上进入今河南境,称为“新市兵”。由于他们最初的根据地在绿林山(湖北大洪山),“绿林军”因此二房得名。
  一、昆阳之战。中国古人很在乎名分,王莽篡位后,西汉的宗室特别嫉恨,在加上王莽改制很多政策和行为又侵夺了他们的利益,于是他们也乘着农民起义的时机,起兵反对王莽。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刘演(yǎn衍)率领他的宗族、宾客七、八千人,于舂陵(今枣阳南)起兵。他的弟弟刘秀率宾客也起兵于宛(yuān,今河南南阳),然后两支军队会合,又与新市兵联合作战。起义军主力很快大败王莽军,士卒发展到十多万人,并攻下了宛,准备西入武关。此时由王凤、刘秀率领的另一部起义军也攻下昆阳(今叶县)。
  起义军节节胜利、步不逼近,这使得王莽十分恐慌,于是便派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在各州郡征调精兵四十二万,整编之后迎击起义军。他们先以十万人围攻昆阳。王凤率八、九千人坚守昆阳城,同时派刘秀率小部突围,收集各县起义军回救昆阳。刘秀率领几千起义军,突入王莽军的指挥中心,造成莽军大乱。昆阳城内的守军乘势杀出,一举大败莽军,王寻被杀,王邑狼狈逃窜。史称“昆阳之战”,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之一。
  二、刘玄称帝。地皇四年(23年),刘演的族兄刘玄在王匡、王凤等人簇拥下立为皇帝,国号“汉”,年号“更始”。当时刘演极力反对,因为他自己很想称帝,于是刘玄和王匡谋杀了刘演。因为刘秀的兵力薄弱,不敢公开反抗,表示忠顺于起义军,同时还封刘秀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然后,刘秀才乘机率军北上河北,图谋自己的势力。
  三、新莽覆灭与绿林军瓦解 
  在西北,由王匡率领的一支绿林军,攻下雒阳;另一支由申屠建率领的义军,也攻破武关(今陕西商南东南)。更始二年(24年)十月,申屠建攻破西汉都城长安。就在这时时,长安城里面也爆发了市民起义,他们火烧宫门,攻入皇宫,追捕王莽,王莽只好逃到渐台,结果被起义的商人杜吴给杀死,王莽的统治到此结束
  另外,刘演被杀之后,混在农民军中的西汉旧贵族势力一度受到打击和削弱。但是,汉室后裔的刘玄,也是一个旧贵族,进入长安之后,很多旧贵族便投靠于他,在他身边形成了一个集团。进入长安之后的刘玄,住在长乐宫,生活腐朽奢侈,有宫女数千,“日夜与妇人饮燕(yàn宴)后庭。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见。”他身边的旧贵族集团则借机攻击王匡等人出身于“戎阵庸伍”,能力低下,不应占据“公卿大位”,只配做个亭长。还以绿林军不可靠为借口,阴谋杀死了起义军将领申屠建、陈牧、成丹等人。王匡率领部分士卒武力反抗旧贵族集团的迫害,结果都被刘玄等人击败,没有办法王匡只好投降了赤眉军,而绿林军基本上瓦解了。 
染红自己的眉毛--军纪严整的赤眉军
  赤眉军是天凤五年(公元18年)在莒(今山东莒县)起义的,他们在与莽军作战时,为了识别敌我,就染红了自己的眉毛,从此就被称为“赤眉”。
  初起,他们由琅邪人樊崇率领,只有百余人。后来以泰山地区为根据地,展开斗争。一年之内发展到了一万余人。樊崇的同乡逄安、东海(今山东郯城)人徐宣、谢禄、杨音也先后率众起义,共有数万人,与樊崇会合,以樊崇为首领。这支起义军都是由贫苦农民组成的,首领们不识字,所以在军队中不用文书、旌旗、号令等等,而是以口头传达命令。这支起义军作风淳朴,以言语相约束,共同遵守“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的纪律。领导人也没有尊贵的称号,称最高首领为“三老”,其次为“从事”,再次是“卒史”,彼此之间称“巨人”。
  公元22年(地皇三年)四月,王莽派更始将军廉丹和太师王匡率军,妄图一举消灭樊崇军。莽军军纪很坏,到处抢劫,甚至乱杀无辜。民间流传一首歌谣这样形容他们:“宁逢赤眉,不逢太师(王匡)。太师尚可,更始(廉丹)杀我。”赤眉军在群众的支持下,大破莽军,杀敌万余人,廉丹被杀,王匡逃走。赤眉军也壮大到了十余万人,转战在今山东、河北、河南、安徽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王莽忙派大司徒王寻率十余万人守卫雒阳;又派王匡、哀章率三十万人,严尤、陈茂率十万人,合力出击赤眉军。此时,绿林军已攻下了昆阳并围攻宛、进逼关中。王莽被迫改调王寻等南下,企图夺回昆阳、解宛之围。
  一、刘盆子称帝。转战中,眉军也分成了两路,一路由樊崇率领,在今河南南部活动;另一路由徐宣率领,战斗在今河南中部。这时刘玄已建都长安。
  更始三年(25年)冬,徐宣率领的义军在弘农(郡治河南灵宝县东北故函谷关城)击杀刘玄的守将和士卒三万余人,然后从陆浑关(今嵩县东北)打进关中。樊崇这一支也由武关进入关中。两路军连破刘玄军,在华阴附近会师。樊崇等在这里将义军进行了整编,以万人为一营,共有三十营,营置三老、从事各一人。然后立义军中的年仅十五岁的西汉宗室刘盆子为帝,由徐宣做丞相,樊崇虽受尊崇,但不识字,只好屈就御史大夫,赤眉军就这样建立了政权。
  就在这时,在长安,刘玄和王匡的斗争也十分激烈,王匡失败,投入赤眉军。同年九月,赤眉军就攻入了长安,杀了刘玄。
   二、赤眉军失败。赤眉军进入长安时,那里已残破不堪,长安城外的各县,地主的武装壁垒到处都是,他们都打着“汉”的旗号割据一方,与赤眉军分庭抗礼。赤眉军由于在长安缺乏军粮,于是就离开了长安,转移到安定(今宁夏固原)、北地(今甘肃庆阳)一带。这个过程中,遭遇又了大雪,士卒因饥寒而死损失众多,所以又不得不回到长安。回到长安时,刘秀已派邓禹率军进入了关中,并攻打赤眉军。赤眉军的士卒损失惨重,势力削弱,尚存二十万人,于是他们又决定东归。东归到崤(xiáo淆)底(今河南洛宁)时,他们就中了刘秀军的埋伏,秩序大乱,战斗到宜阳(在洛宁境),又中埋伏,士卒死伤不计其数,万般无奈,樊崇被迫投降,刘秀将其杀害。
占山为王--各据一方的起义军
  在绿林、赤眉等起义的同时,北方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当时,在河北一带有起义军大小数十部,众达百万人,各立名号,不相统属。其中最著名的有铜马、城头子路等部,声势浩大,给王莽政权以沉重的打击。
   但是,这一地区的西汉宗室贵族、王莽时的郡守、县令、拥有武装的地主很多,斗争很复杂。原西汉赵王之子刘林称,卜者王郎是汉成帝下妻(妾)之子,名刘子舆,于是便拥立王郎为天子,建都邯郸,并派兵收降附近郡国。原西汉广阳王之子刘接,也在蓟城(今北京)起兵,响应王郎。王莽时的上谷太守(称连率)耿况、信都太守任光等也都拥有强大的军队,各据一方。同时,还有不少地主武装,也与农民军为敌,进行对抗。最终,河北、河南、荆州地区的农民军,先后都被镇压了。
  绿林、赤眉等各地的起义席卷了黄河、长江流域,用武力推翻了腐朽黑暗的新莽的统治。起义军所到之处,摧毁封建地方政权,惩罚豪强地主,使广大农民夺得了一部分土地,大批奴婢也得到解放,为以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东汉立国(公元25年--220年)
  (一)、加强封建专制体制
  公元25年,曾参加过农民起义军的西汉皇族刘秀,即位称帝,定都洛阳。因为洛阳位于长安以东,故称刘秀建立的王朝为东汉,以区别于刘邦建立的西汉。刘秀便是光武帝。汉光武帝推行了一些成功的社会改革,复兴了汉朝,一度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光武中兴”。
  1、退功臣,进文吏 --刘秀加强中央集权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之后,废除了王莽制定的一切制度和政策,基本上恢复了西汉时期的制度和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对有些制度、政策进行了丰富和发展,而这都是为中央集权。
  一、退功臣,进文吏。东汉年初,刘秀觉得他的功臣大多出身戎马,不熟悉典章制度,治理不好国家;而且还自恃功高,不听命令,不守法纪。刘秀封其中功劳最大的三百六十多人为列侯,给予他们尊崇的地位;在表彰他们的功勋笼络人心的同时,解除了他们的实权。除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三人参与议论军国大事外,其余大多数列侯成了闲员,“以列侯奉朝请”。列侯的食封数量也减少了,如邓禹、吴汉,都食四县,其余为县侯、乡侯、亭侯,小的只食几百户。
  刘秀很器重隐居山林、不仕王莽的士人。因为他们熟悉典章制度,懂得治理国家,情操高尚,不趋炎附势。所以就千方百计地寻访,用重礼征聘他们。平帝时的高密令卓茂不仕王莽,刘秀就把他征来做太傅,又把湛(zhàn占)征来做尚书。
  二、设置三公,事归台阁。东汉初年,中央最高的官职是三公:司徒、司空和太尉。司徒是由丞相改称的,管民政;司空是由御史大夫改称的,不管监察,管重大水土工程;太尉管军事。三公的职位虽高,并无实权。刘秀削弱三公的权力,加强尚书台的权力,尚书台则直接听命于皇帝。尚书台机构,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西汉时为六百石),是尚书台的主管长官;另设尚书仆射一人,秩六百石,做为尚书令副手;还设左、右丞各一人,秩四百石,是令、仆之辅佐。尚书台下分六曹,每曹有尚书一人,秩六百石。六曹的职掌分别为:
  吏曹尚书(亦称常侍曹尚书),主公卿事。
  二千石曹尚书,主郡国二千石事。
  民曹尚书,主官吏上书事。
  三公曹尚书,主断狱事。
  南主客曹尚书,主少数民族和外国事。
  北主客曹尚书,主管同于南主客曹。
  此外,每曹还设置侍郎(称尚书侍郎或尚书郎)六人令史(称尚书令史)三人。
  这个组织机构是相当完善而且具体的。章帝以后,“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执重,责之所归”。所以,尚书台已经成为了一个中央决策机关。而三公、九卿只受成事,太傅、三公或大将军等要直接参预中枢决策,都得以“录尚书事”的名义。
  三、加强监察制度。东汉初年恢复了西汉时的三套监察机构:A、史台--改御史大夫为司空,管工程;御史中丞主管御史台(府),管监察;御史中丞下的二位治书侍御史,负责解释法律条文;侍御史十五人,负责察举官吏的违法,并接受公卿、郡吏奏事。官吏朝见皇帝或国家举行祭天、祀庙、封王侯、拜将相等大典时,御史中丞或侍御史监察威仪。B、司隶校尉--东汉时设置司隶校尉,参与议论朝政,主管察举中央百官犯法者和本部各郡事务。C、州刺史--在司隶校尉辖区之外,还把全国分为十二州(部),每州设刺史一人,每年八月巡行所属郡国,检阅刑狱情况,考察长吏政绩,年终奏于皇帝。三套监察机构,对加强皇帝的权力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收回军权。建国不久,刘秀就下诏撤销了郡国都尉的建制,将兵权并归守、相,又取消了各郡、国的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四种常备军,还取消了每年一度的都试制度。此后,守、相的军权也被取消了。郡、国的军队很少,一般不能作战。当时,中央的军队主要有四支,首都有两支:南军和北军;地方上有两支,一为黎阳营,由幽、冀、并三州兵骑组成,驻黎阳(今河南浚〔xùn迅〕县东),以谒者监军。主要任务是守卫黄河以北,是首都洛阳北面的屏障。另一支是雍营,驻在雍(今陕西凤翔南),主要任务是守卫三辅(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为西汉皇陵所在地),是首都洛阳西面的屏障。到安帝时,为了防御鲜卑贵族的侵扰,又增设了渔阳(今北京怀柔)营兵。
  此外,还有使匈奴中郎将、度辽将军、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等统率的边防驻军,亦直属于中央。这样,地方的军权削弱了,中央的军权加强了。
  2、解放奴婢--进步的社会经济政策
  刘秀做皇帝之后,除了巩固政权,当务之急就是发展经济,于是,在西汉政策的继续和发展的基础上,他又采取新的经济政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解放奴婢。建武二年(公元26年),刘秀下令解放奴婢。一直到建武十四年,先后共下解放奴婢令六道,在全国范围解放奴婢。凡抗命不解放奴婢者,以“略人法从事”。在建武十一年的二、八、十月,刘秀还三次下令禁止残害奴婢。其中,二月的诏令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
  二、度田。土地问题是西汉中后期留下来的重要社会问题。东汉初年,土地问题稍有缓和。刘秀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令各州、郡,清查人们占有田地数量和户口、年纪。这样做可以限制豪强大家兼并土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也便于封建国家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不过有许多大地主有自己的武装,号称“大姓兵长”,隐瞒的田地和依附于他们的人口,反对清查。地方官吏也很害怕他们,有的贪于贿赂,就任凭他们谎报。对于农民,他们不仅丈量田地,还把房舍、里落都作为田地进行丈量充数上报,加重他们的负担和痛苦。
  为此,刘秀以“度田不实”之罪诛杀了十多个郡的太守,并下令加紧丈量田地。一些大姓兵长就武装反抗,许多不明真象的农民也跟着反抗,刘秀一再发兵镇压反抗者,这就是“度田事件”。
  后来,刘秀采取了新,实行政策镇压与分化相结合,规定反抗者“自相纠擿(tí惕,揭发),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把捕获的大姓兵长迁徙到别的郡、县,给予优厚的田宅安置,不予处罚。这实际是上刘秀对他们的一种妥协,以后度田才不了了之,反度田斗争也顺势平息了。
  (二)、宦官与朋党
  从中期开始,东汉政权主要控制在两大集团外戚和宦官手中。他们各谋私利,互相斗争,政治黑暗。到了后期,宦官掌权,政治更加腐朽。于是,一部分比较正直的官吏和太学生联合起来,与他们进行了斗争。
  1、梁冀擅权--东汉的外戚与宦官
  东汉前期,皇帝吸取了西汉的教训,很注意外戚干政,严格限制他们,不让他们的权势过大。章帝死后,十岁的和帝即位,以后的继位皇帝也多是小孩,太后是少年寡妇。因此,太后要临朝听政,就不得不依靠娘家的父兄掌权,这就形成了庞大的外戚权力集团,左右朝政。而小皇帝又有很多不是太后亲生的,长的之后,很害怕外戚的权势,害怕自己被他们废黜了,于是就把身边的宦官培养成自己的心腹,寻找机会除掉外戚集团,这样宦官就又掌握了大权。
  东汉中期,这样的权利斗争,在和、安、顺、桓四帝时各发生过一次。而且越来越严重,其中第四次斗争是外戚梁冀擅权和宦官单超等诛除梁氏。
  一、梁冀擅权。顺帝时,后兄梁冀继承他的父亲梁商为大将军。顺帝死后立两岁的小儿为帝,即冲帝。时隔一年冲帝又死了,于是又立八岁的小儿为帝,即质帝。质帝虽小但却对梁冀专权骄横非常了解。一次上朝时,他说梁冀“此跋扈将军也。”梁冀听了很生气,就把质帝给毒死了,另立河间王刘开之孙十五岁的刘志为帝,是为桓帝,梁太后临朝。
  梁冀专权期间,朝廷和州、郡布满了他的亲属和党羽。官吏的升迁都先向他谢恩,送很多贿赂,他们到任后再疯狂盘剥百姓。地方官吏送贡品时,都把最好的贡品先送给梁冀,次品给皇帝。扶风(即右扶风,今陕西兴平)人士孙奋家里非常富有,梁冀给他一套车马(四马一车)做诱饵,向他借钱五千万。士孙奋害怕梁冀的权势只好给他三千万,梁冀大怒,硬说士孙奋的母亲是梁家的奴婢,曾偷盗过梁家白珠十斛、紫金千斤。接着便逮捕了士孙奋兄弟,没收全部家产共值一亿七千余万钱。士孙奋死于狱中。
  梁冀还劫略几千平民做奴婢,还说他们是“自卖人”。 在洛阳周围强占民田,调发农民,建造了一座私人苑囿,方圆千里,还不许别人触动他苑中一草一木。曾经有一个人误杀了苑中一只兔子,结果有十多个人因受牵连,都被梁冀杀害了。
  梁冀家前后有七人封侯,有三个皇后,六个贵人,两个大将军,还有三人娶公主为妻,其它的还有五十七人任卿、将、尹、校。
  二、单超等诛除梁氏。公元159年(延熹二年),梁皇后死了,桓帝和中常侍单超、具瑗(yuàn)、唐衡、左悺(guàn)、徐璜等五人合谋,让虎贲、羽林千余人一举将梁冀的府第包围了,梁冀自杀,他族人亲戚不论大小,全部弃市。受到牵连的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有数十人,也都被杀了,还有三百故吏、宾客被免官,造成的局面据说是“朝廷为空”。没收梁冀财产,拍卖后共得钱三十多亿。在这次行动中,单超等五人立功,同时被封侯,史称“五侯”。
  诛除梁冀和他的党羽,对当时的政治、社会都有积极的影响。不过在那以后,东汉的政权还是被宦官所垄断。
  2、 太学生的政治斗争--浅谈清议与党锢
  东汉后期,政权被宦官垄断以后,政治日趋黑暗,一些正直的官吏和在野的地主士人以及太学生非常着急,一度采取行动,跟宦官集团斗争,企图力挽狂澜,相继举行了“清议”运动,并产生了“党锢”事件。
  一、宦官肆虐。宦官专权后,他们就开始着力排斥打击一般官僚士大夫,而重用自己的子弟、亲属和投靠他们的官僚。由于拥有特权,他们为所欲为,抢夺百姓的财产,掳掠民女做婢妾。据统计,就中常侍侯览抢夺民宅381所,田地118顷,起立第宅16区,还有大量的良人做奴婢。侯览的哥哥侯参在益州任刺史,他为了劫民夺财竟然诬告别人有“大逆”之罪,将他们捕杀后就霸占他们的财产,他前后侵夺的民产数以亿计。这种腐朽政治加速了土地兼并,农民纷纷破产,经济遭受到严重破坏。《后汉书·单超传》记载当时的情况,“五侯宗族宾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起为寇贼。”
   二、清议运动。专权的宦官,还垄断了一般士人的仕途。选举、征辟(bì)等都要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大大地打击了上进的士人。在时,太学生已有三万余人,各郡县的儒生也成千上万,这幺多人当官无路,上进无门,于是怨恨不已,就与官僚士大夫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政治力量,在朝野反对宦官专权。他们“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hē核)公卿,裁量执政。”所谓“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就是比较廉正的官吏、士人、太学生等互相标榜而已。所谓“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就是批评宦官专权乱政。这写言论从社会传到太学,太学生便以郭泰为首推举奉司隶校尉李膺、太尉陈蕃为领袖,公开与宦官集团对抗。这就是“清议”运动。
   三、党锢。太学生和官僚士大夫不仅在舆论上抨击宦官,在政治行动上还试图打击宦官的势力。
  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宦官赵忠的不法家属在安平(今河北冀县)被冀州刺史朱穆逮捕,引起了桓帝的愤怒,于是就把朱穆撤职了,还送进左校服役。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为朱穆申辩,迫于舆论的压力,朱穆被桓帝赦免了。延熹五年(公元162年),皇甫规受到冤屈,关进左校服役,太学生张凤和一些官吏共三百多人联名上书,皇甫规被赦免。这样,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与宦官集团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
  过了四年,术士张成教唆他的儿子杀人被司隶校尉李膺逮捕了。张成与宦官关系密切,而国家有赦令,李膺就把他们都处死了。于是,张成的弟子牢修站出来诬告李膺与太学生、诸郡儒生及游学士。桓帝大怒,立马逮捕了李膺等二百多人。后来,尚书霍谞(xǔ)、城门校尉窦武等人出面,一再跟桓帝说情,才将他们赦免回归田里,但却禁锢终身。
  此后,灵帝上台,太后的父亲窦武以大将军的身份与太傅陈蕃共同辅政,他们起用了李膺和一些被禁锢的名士,共谋诛除宦官集团。可是由于泄密,宦官曹节发兵逮捕窦武,窦武自杀了,他的宗族、亲戚都杀了。过了一年,曹节等人以“部党”的罪名逮捕了李膺等一百多人,他们都被迫害死在狱中。他们的父子、兄弟、门生、故吏等,只要做官的都一概免官禁锢,范围扩大到五服以内的亲属。
  这便是东汉时的“党锢”。一直直到中平元年(184年)黄巾大起义时才解除。
  (三)、东汉末农民战争
  桓帝死的时候没有儿子,窦太后和她的父亲大将军窦武迎想办法,立河间王刘开的曾孙刘宏为帝,即灵帝。之后宦官杀了窦武,灵帝成便了宦官的傀儡。灵帝为了自保只好极力讨好宦官。为了积财,只好在西园公开定价卖官。有了钱就派人到河间买田置地,搞地产开发,建宅舍。宦官则更加肆无忌惮的搜刮人民,百姓生活极端困苦,他们被当权者推到了命运的边缘。有一首歌谣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大汉末年的农民革命风暴,在当权者腐败的催化下来临了。
  1、山雨欲来风满楼--黄巾大起义
   东汉后期,政治腐败,灾荒连年,广大的农民无衣无食。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张角见民不聊生,便号召农民起义,推翻东汉政权。
  一、张角传教。与中国历代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所不同,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带有宗教色彩。
  太平道是早期道教的一支,产生于东汉中期,到了后期,太平道首领张角,自称是大贤良师,他手执节杖,教病人叩头思过,饮符水,帮他们治病,在各地传教。由于生活的痛苦,广大饥寒交迫的人就信奉了太平道,作为精神上的寄托。
  张角在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一带,传教十多年,发展信徒数十万。后来,张角和信徒们在阶级斗争形势的推动下,走向了革命道路。为了发动起义,为准备,他把各郡国分为三十六方,大方有部众一万多人,小方有六七千人,把这些作为起义的基本力量。还宣布了一个口号:“苍天(东汉)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用来号召民众。同时,还派人到京师洛阳和各州郡在官府门上,用白土书写暗号“甲子”二字,扩大宣传工作。
   二、黄巾大起义。 按照计划,起义定在184年三月五日。由于叛徒唐周向官府告密,起义被迫提前到二月在巨鹿爆发,起义时,各地军都黄巾包头,由此被称为“黄巾军”。张角为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共同领导的黄巾军。在其它地区如颍川(治今河南禹县)、汝南(治今上蔡)、陈国(治今淮阳)、南阳、东郡、扬州(治今安徽和县)以及幽州、益州等地,也都爆发了黄巾起义。 当时,汉灵帝和宦官们十分恐慌,他们赶快调集军队保卫京师,还派皇甫嵩、朱儁(jùn)、卢植率军镇压黄巾军。各地的豪强地主也赶快修筑坞堡,把宗族、部曲、家兵武装起来,对抗黄巾军。
   皇甫嵩和朱儁在进攻颍川黄巾军的时候,皇甫嵩被围困在长社(今河南长葛)城中,朱儁被击败。随后曹操赶来支持,镇压了颍川、汝南、陈国的起义军,在那里屠杀起义农民好几万。卢植进攻张角失败。朝廷将卢植撤职,另派董卓进攻张角,也被张角打败。朝廷又调皇甫嵩去进攻张角。此时,张角病死,由张梁和张宝率领起义军。皇甫嵩偷袭黄巾军,张梁战死,黄巾军也牺牲八万多人。皇甫嵩转而进攻下曲阳(今河北晋县)张宝,张宝战死,黄巾军死伤被俘十几万人。
   东郡和南阳等地的黄巾军先后被皇甫嵩、朱儁等镇压下去。义军的领袖都在作战中牺牲。黄巾起义军约有百余万人,起义风暴席卷全国,起义从中平元年(184年)二月开始,到十一月战败,共战斗九个月。
  2、五斗米道和张鲁政权--汉中、巴蜀的农民政权
  黄巾起义爆发后,天师道首领张修在巴郡和汉中,也于同年七月领导农民起义。
  一、 五斗米道。天师道的传教方式和太平道基本相同。因为他们给人治病后,病人都要出五斗米,所以叫“五斗米道”。天师道的另一个首领张鲁,他们家三代传教,他自号师君,下属祭酒,部众多的称治头大祭酒,信徒很多。
  二、张鲁杀张修。益州牧刘焉在益州建有独立的王国,初平二年(191年),以五斗米道首领张鲁为督义司马、张修为别部司马,攻占汉中(治今陕西汉中)。张鲁杀张修,又镇压了一些豪强地主,在汉中、巴郡建立了一个农民政权。
   在汉中、巴郡,汉族、夷族地主仍然很多,在张鲁统治的二十多年中,土地兼并在发展,张鲁及其统治集团也越来越贵族化了,一度反对地主的张鲁政权逐渐变质成为封建地主政权。这一点似乎反映了古代所有农民革命的循环规律。
  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率十万人进攻汉中,张鲁投降曹操。
  三、黑山黄巾。张角领导的黄巾军败北之后,各地又爆发了新的起义,其中在中山、常山、赵郡、上党、河内等郡国山区的起义军有上百万人,部属很多,号称“黑山军”或“黑山黄巾”,以张飞燕为首领。这支起义军转战于河北诸郡十多年,和袁绍、曹操进行了斗争,还处死了许多郡守、县令(长)、地主。后来,张飞燕为公孙瓒所利用,进攻袁绍时被袁绍击败,张飞燕率部也投降了曹操。
  四、青徐黄巾。中平五年(188年),青州和徐州一带又爆发了农民大起义,青州的起义军称“青州黄巾”,徐州称“徐州黄巾”,合称“青徐黄巾军”。该连破州、郡,诛杀长吏,许多官僚、地主被打得四处逃亡,甚至渡海逃到辽东。
  青徐黄巾多为破产农民组成,随军家属很多。主力军有三十万人,而随军妇孺老弱竟然有一百多万人,人口众多,粮草不继,生活困难,严重影响了战斗力。这支起义军败北于济北(今山东长清),接着又为曹操尾追,最后干脆投降了曹操,被曹操收编为“青州兵”。
  3、 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黄巾大起义的历史意义
  黄巾大起义,是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有准备的一次大起义,利用宗教组织发动农民起义,与秦末和西汉末的农民大起义相比,它有明显的进步,总的看来,它历史意义有如下三点:
  一、对地主势力进行了一次“洗脑”,推翻和改造了他们的统治。东汉后期,宦官专权,政治腐朽,徭役、赋税增加,土地兼并严重,农民流利失所。黄巾起义打击了官僚、地主,摧毁了东汉统治,破坏了地主的旧的统治秩序,使东汉政府分崩离析,名存实亡。
  二、调整了土地占有关系。黄巾大起义后,暂时缓和土地兼并,贵族、官僚、地主手中的土地转移给了农民。这些农民所受剥削和奴役比以前的有所减轻,生活相对稳定。人生来是寻找幸福的,这些农民的生命状态相比以前有所好转。
  三、传承了中国老百姓的人本精神。在黄巾起义的过程中,起义军领袖们临危不惧,勇于牺牲,他们开创的追求百姓自己权利的精神,作为中国人民的五千年文明的一部分而载入史册。在此后一千七、八百年的历史中,一直在鼓舞着广大农民进行革命斗争。
三、第三只眼看世界--政治篇
  一、大汉时代的世界背景:欧洲、亚洲及其它
  在政治层面上,从公元元年前后的几个个世纪里,世界大陆文明中心的绝大部分都被囊括在四大古国之中,它预示着整个地球上一切文明中心政治上将出现一体化的可能性。大汉帝国建立之前,西方世界的五大强国都相继烟灭亡了:孔雀帝国、塞琉西帝国、托勒密帝国、迦太基帝国和马其顿王国。在亚洲,朝鲜和印度等,要幺是汉朝的附属,要幺身处侵扰与被侵扰的纠缠之中。到西汉时世界唯一可以与中国相比拟的,只有罗马帝国。
  印度
  公元前2世纪初,随孔雀帝国的溃灭,印度进入了长达500年的混乱和黑暗。情形大概相当于中国1900年前后的几十年。不过,在这一时期中,可印度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影响却并有停止。最初是希腊人,希腊人在印度被称为雅瓦纳人,在亚历山大之后的两个世纪里,仍是印度西北部的一支力量。被印度人称为帕拉瓦人的帕提亚人,最早发源于里海地区,他们先从塞琉西王朝手中夺取对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控制;然后,从约公元前140年起,他们渗入印度西北部,迫使希腊人北去,最后占据了印度河下游地区。
  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300年这500年间,印度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关系与局势很明显。希腊人、帕拉瓦人、萨卡人和贵霜人的帝国都既以印度为根据地,同样也以中亚或中东为根据地。它们似乎是要沿着由印度北部向西到中东、向北到中亚和中国的路线而进行的有利可图的贸易,或者在这些根据地里谋求更多的政治意图。
  安息帝国
  公元1世纪至224年的安息帝国,社会形式几乎是中国西汉中后期的翻版,相对动乱。过去的政权,经过暂时分崩离析之后,又重新建立起来。而重新恢复的政权,却没有焕发新的活力,反而大大削弱。虽然公元48年贵霜帝国建立了,他们仍然没有摆脱罗马帝国势力的影响。屋大维(奥古斯都)于公元前31年在亚克兴角打败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结束了地中海世界以往革命和内战的世纪。安息帝国才迎来一丝光明。
  西亚
  公元前102-前40年间,大宛几度被西汉王朝攻占。东汉时,继续攻占此地。公元2世纪,大宛和塔里木盆地,为东朝和贵霜帝国争多。而锡斯坦又成了贵霜帝国和安息帝国的一块争议地区,亚美尼亚则则是安息帝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争议地区。公元63-66年,根据协定,亚美尼亚的国王由安息阿萨息斯王朝派人担任,但是,担任亚美尼亚国王的阿萨息斯人选的头衔,却要使来访的罗马人满意,并在那里由罗马皇帝主持授权仪式。西亚,并不太平,也光彩。
  犹太国
  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在犹大王国大肆清剿。因此,犹太人口一度锐减。从那以后,犹太人中来了大批从前的以色列王国的居民(以色列王国是犹太的近邻)。犹太人也从此开始向外扩散:最初进入巴比伦尼亚,然后进入埃及,最后扩散到整个希腊世界里。
  公元前129-前63年,犹太地区成了哈希芒政权统治下的独立国家,并征服和兼并了南叙利亚的一些邻近地区。庞培在公元前64-前63年解放了被征服的城市,并强使犹太地区本土接受了罗马的宗主权。在巴比伦尼亚和公元前63年起的罗马,最早的犹太散居者都被驱逐出国。不过,大多数犹太散居者是自愿出走的,而在外散居的犹太人要幺成为了雇佣军,要幺成为了商人。犹太人先后爆发了激磁反对罗马帝国政府的起义:公元66-70年和132-135年在巴勒斯坦、公元115-117年在塞浦路斯和昔兰尼加。起义过程中,人口伤亡很惨重。昔兰尼加的起义中,犹太地方团体暂时控制了昔兰尼加,还把它变成了入侵埃及的基地。
  罗马帝国
  与大汉同期的世界国家,可以拿到桌子面上来说一说的,看来就剩罗马帝国了。
  尽管到公元前31年之前罗马帝国连连扩张,罗马人迅速地接连蹂躏、并吞了马其顿、希腊、小亚细亚的帕加马、比希尼亚和西利西亚,然后是塞琉西王朝的叙利亚,最后,于公元前31年并吞埃及,把版图扩大到了环绕整个地中海周围,但是它却在此后度过了虚假黄金时代,而后又走入了混乱。
  罗马帝国奇迹般地度过了半个世纪(公元235-284年)的大混乱。这场混乱的本身,则是在此之前其虚假黄金时代(公元96-180年)大结局。在半个世纪里罗马帝国的货币贬值到毫无价值;外域的入侵者在帝国的领土上横行,大肆劫掠;公元250年,德西乌斯(249-251年在位)皇帝战败,并被哥特人杀死;公元260年,瓦莱里安(253-260年在位)皇帝与波斯打仗时战败被俘,在监禁期间死去。帝国本身分裂成为3个彼此独立的部分。
  二、古罗马时代的世界局势
  在内战时代(公元前2世纪30年代至前1世纪30年代),罗马城邦陷于危机,在继续对外扩张的同时,罗马境内各种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也在不断激化,正当大汉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时候,罗马则迎来了成大规模的奴隶起义。
  1、西西里奴隶起义
  在古罗马,虽然没有像两汉末年那样姓氏家族之间的争夺,但是罗马人内部的利益争夺还是导致了不同的阶层和集团之间流血斗争,被压迫民族,也武装起来反抗罗马的奴役。公元前137年(一说前138),第一次西西里奴隶起义爆发,它揭开了内战时代的序幕。
  不久,又发生了改革运动,由奴隶主阶级改革派格拉古兄弟领导,主要是城乡平民争取土地和民主权利力(这点比两汉的民众先进)。此后,罗马人内部的斗争愈演愈烈。以元老院保守集团为首的豪门贵族派,与民主派对立抗礼。前者维护以元老院为核心的共和体制和既得利益;后者有骑士阶层和城乡平民的支持,他们力求通过改革分配土地、减免债务和打破豪门贵族垄断政权的局面。
  公元前107年,G.马略在民主派的支持下当选为执政宫,然后开始实行军事改革,推行募兵制,结果让大批无地或少地人像河水流进大海一样涌入军队。马略的军事改革使罗马拥有了雇佣军,当兵的人也可以凭借这个条件获得土地,这为日后埋葬共和政体的军事独裁埋下了伏笔。于是,公元前104~前101年(一说前99),西西里奴隶再度起义。
  2、同盟者战争
  为了争取到罗马公民权,意大利人于公元前90年举行起义,史称“同盟者战争”。罗马的军队虽然最终获得了的胜利,但政府又不得不授予意大利人罗马公民权。正是大规模地授予非罗马自由民以罗马公民权,最终又瓦解了罗马城邦。
  当同盟者战争正打得火热的时候,本都王国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公元前120~前63在位)乘机出兵亚细亚行省和希腊,掀起民族解放战争。
  为了派军打击米特拉达梯六世,罗马发生了马略与贵族派支持的L.C.苏拉之间的激烈斗争,目的是争夺军事统帅权。这一斗争,把很多性质不同的而且相当复杂的矛盾对立也牵扯了进来,比如罗马平民争取减轻债务负担、意大利人争取平等权利、老兵争取参战机会等等。这些早成的结果是,外面没打起来里面先打起来,分别倾向苏拉和马略的军队几度交替占领罗马,而每次都伴随着对政敌的血腥屠杀。
  3、首次军事独裁
  最终,苏拉夺得了领导权,他战胜了米特拉达梯六世,然后回师意大利,公元前82年,经过血战他又占领罗马。次年,苏拉迫使公民大会选举他为没有任期限制的独裁官,开创了罗马历史上军事独裁的先例。
  苏拉政权代表的是贵族派奴隶主阶层的利益,他政治体制不受老百姓的欢迎。他在公元前78年死后,罗马就爆发了反对他的体制的斗争。伊比利亚半岛统治者Q.塞多留,进行了多年反对苏拉体制的武装斗争。这和当地居民反对罗马统治的起义合在一块,共同构成了对罗马当局的巨大威胁。
  4、斯巴达克奴隶起义
  公元前73~前71年,斯巴达克领导的奴隶大起义震撼了整个意大利,打击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加速了共和制的灭亡。公元前1世纪60年代,因反对苏拉体制而闻名的M. T.西塞罗和G.J.凯撒,与庞培活跃于罗马政坛。后者是苏拉部将,因镇压斯巴达克起义和肃清海盗而权势而崛起。
  5、奴隶制帝国时代
  公元前60年,G.庞培、M. L.克拉苏·迪弗斯、凯撒秘密结盟,共同操纵罗马政局,史称“前三头政治”。凯撒势力在高卢战争(公元前58~前51)后逐渐膨胀;克拉苏急于事功而于公元前53年死于侵略安息之战;庞培与元老院勾结。凯撒于公元前49年1月渡过鲁比肯河,进入罗马,庞培不战而逃。次年法萨卢一役庞培全军覆没。凯撒被宣布为终身独裁官,独掌大权。但结果他厉行改革招来政敌仇视公元前44年3月15日被刺杀。
  此后,罗马内战又起。公元前43年,3个凯撒派人物M.安东尼、M. A.李必达(?~公元前13/前12)、G.屋大维(见奥古斯都)公开结盟,获得了统治国家5年的合法权力,史称“后三头政治”。在肃清政敌之后,屋大维于公元前36年剥夺李必达兵权,与安东尼对立。公元前31年,双方交战于阿克提乌姆海角,安东尼败败北逃亡埃及,而后自杀。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于屋大维“奥古斯都”的尊号,确立了他的个人专制统治,共和国宣告覆亡。从此,罗马进入奴隶制帝国时代。
  6、罗马帝国时代
  奥古斯都时,创建了新的政治制度,调整政策措施,扩大了疆土,营造成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奥古斯都死后,其养子提比略继位,开创了皇位继承制。罗马帝国前期由3个王朝构成:奥古斯都建立的克劳狄王朝(公元前27~公元68)、弗拉维王朝(公元69~96)和安东尼王朝(96~192)。各王朝都加强皇权,建立和完善官僚体系,改进军事,调整不同阶层以及罗马与各行省的关系。到M.U.图拉真时,帝国版图达到了最大规模:东迄幼发拉底河,西起不列颠,北越多瑙河,南抵北非。这才出现政局稳定、商路畅通、经济繁荣的百余年的“罗马和平”。
  罗马的伟大时代随着公元180年马可·奥勒留的去世而结束。
  三、鼎盛的古希腊与古罗马
  公元1至2世纪,是罗马帝国的强盛时期,它雄踞于地中海一带,俨然是一个不可一世的大帝国。330年,君士坦丁把首都迁到拜占庭,定名君士坦丁堡,号称“新罗马”。395年狄奥多西一世死后,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西哥特人由巴尔干半岛转战至意大利,410年兵临罗马城下,得城内奴隶策应占领罗马。452年,匈奴王阿提拉进兵意大利。455年汪达尔人再陷罗马城。476年9月,日耳曼雇佣兵首须奥多亚克废黜末帝罗慕卢斯·奥古斯图卢斯,西罗马帝国宣告灭亡。东罗马帝国以后又进行了一系列社会变革,于7世纪左右进入封建社会,直到1453年,才为奥斯曼帝国所灭。但无论怎幺,在当时的世纪,可以于汉朝相媲美的古国,也就古罗马一个,而且还是处于奴隶制度下的罗马,比中国整整晚了一个社会时代。期间,古罗马在鼎盛的时候也留下了一些非常显眼的政治痕迹。
  1、罗马行省
  罗马行省,是代罗马在意大利以外的征服地派遣总督治理的行政区域,在发展成为地中海霸国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行省” (provincia)一词初指元老院为拥有军事指挥权的罗马行政官员划定的行使职权的领域,有的在意大利境内,也有的在其境外。后来则专指意大利境外那些必须向罗马纳贡的属地。行省由名得胜的将军和元老院指定一个十人委员会,共同拟定一部行省法规,规定行省内的行政、司法、税收等准则。总督原则上任期一年。罗马在共和时期陆续建立了近西班牙(公元前197)、远西班牙(公元前197)、马其顿(公元前148)、阿非利加(公元前146)、亚细亚(公元前133)等十几个行省。
  行省居民要向罗马交纳直接税和间接税,当然前后都免不了罗马人对他们掠夺与盘剥,命运大概与西汉末年的中国农民差不多G.J.凯撒执政时颁布了严厉惩治贪赃枉法的行省总督的法令,授予行省居民罗马公民权。以后的统治者继续行对省制度进行改革。到G.A.V.戴克里时缩小了行省的辖地,行省总数达到 100个。
  由于行省的财富流入罗马,促进了罗马奴隶占有制经济的发展。
  2、奴隶制的发展
  在征服和扩张战争中,罗马掠夺了大量财富、土地和奴隶。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罗马把7.5万名俘虏卖为奴隶;公元前209年罗马攻占他林敦,约有3万居民沦为奴隶;卡普亚被罗马攻陷后,全城居民都被卖为奴隶;公元前177年罗马占领撒丁尼亚将8万人变卖为奴,还早成奴价暴跌,“撒丁尼亚人”成为廉价物品的代名词;公元前167年罗马占领伊庇鲁斯,15万人居民沦为奴隶;罗马摧毁迦太基、科林斯和努曼底亚城后,居民全都卖为奴隶。
  奴隶生育的子女也还是奴隶。公元前326年罗马废除了债务奴役制,意大利各地无罗马公民权的贫困者及其家属又沦为债奴者。此外,当时地中海海盗猖獗,他们又掠来了很多奴隶。这个时期,奴隶贸易十分兴盛,许多城市都有奴隶市场,奴隶像白菜一样进行交易。据斯特拉波记载,奴隶贸易中心提洛岛,一天内买卖奴隶的成交量竟达万人之多。
  奴隶被广泛使用于农业、畜牧业、采矿业和手工业,逐渐成为罗马社会的主要生产者。不论是大田庄、大牧场,还是种植葡萄和橄榄的庄园,都可以看见大群奴隶的影子。在富有的罗马家庭中,奴隶还被用来做看门人、厨师、马夫、侍从,有文化知识和技能的可以担任教师、医生、乐师、理发师,等等。国家也把奴隶当狱卒、皂隶以及行刑人使用。以外,有些身强力壮的奴隶被训练为角斗士,在角斗场上互相残杀,或与野兽搏斗,供罗马人观赏取乐。
  罗马奴隶的地位十分低下,他们像牛马一样,被视为主人的财产,是“会说话的工具,没有法律上独立的人格,不能在法庭上作证。如果遭受损害,则由奴隶主获得赔偿。根据加图的《农业志》等文献资料记载:吃的是二粒小麦、橄榄油和发酸的葡萄汁,且有限量;穿的是一年发一件紧身衣,隔年发一件长袍和一双木屐;住的是简陋的板房或潮湿的地窖。他们不停地劳动,一旦患重病或年老力衰就变卖或抛弃。在田地劳动时还带上脚镣,做磨坊工作的脖子上戴着大木枷(防止偷吃面粉),矿山奴隶在恶劣条件下从事繁重的劳动,死亡率很高。他们经常遭受虐待,等待他们的各种残忍手段有,木棍、鞭子、烙铁、脚镣手铐、十字架等。
  3、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公元前3至2世纪,罗马社会经济和奴隶制的有所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被征服地区没收来的土地充作国家公有地,出租或卖给富有公民。罗马贵族和富商竞相侵占、租赁和购买公有地,兴建庄园。同时罗马显贵还兼并小农土地,使大土地所有制增长。公元前2世纪以后,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开始出现大田庄(拉蒂芬丁),多为大牧场,随后扩及北非、高卢和西班牙等地。从加图的《农业志》中可以看到,当时意大利中部田庄的经营分为葡萄园、菜园、柳树园、橄榄园、牧场、谷物和森林。
  也有一些大土地所有者也把土地分散出租给佃农。佃农和独立小农主要从事谷物生产。
  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现象。而另一面,农民长期参军作战荒废家园,粮价低落与高利贷的发展,这都加速了农民的破产。破产的农民,少数在本地充当雇工或佃农,大多数人则流落城市,一部分转入手工业生产,或从事商贩,而剩下的绝大部分都成为无业游民,依靠国家赈济或富人施舍过活,沦为罗马社会中的寄生阶层。他们从农民演化而来与农民有着联系,在政治斗争中和城乡平民站在一起,反对元老贵族兼并土地。
  同时,罗马的手工业和商业也有所发展。伴随着海外扩张,罗马的海外贸易、金融和高利贷活动也飞速发展起来,对于沟通地中海区域的贸易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海外扩张、海外贸易和金融商业的发展,一些商人因经商、包税、承包和信贷活动而发财致富,在罗马社会中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富有阶层,即骑士。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实权,仅能担任很小的军职,因此和元老贵族有着矛盾。但当罗马城乡平民和元老贵族展开激烈斗争时,由于他们和元老贵族同属奴隶主统治阶级而有联系,却又和元老贵族勾结起来反对平民。
  由于上述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罗马的社会阶级关系日趋复杂。到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在罗马社会中,奴隶和奴隶主阶级的矛盾,小土地所有者和大土地所有者的矛盾,罗马和同盟者、被征服者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元老贵族和骑士阶层的矛盾,全都暴露出来,日趋激化,它们错综复杂,相互交织,最后导致共和后期爆发了激烈的社会斗争。
  
  知识链接――
  与刘邦争夺天下的西楚霸王
  项羽(公元前232年-公元前202年),名籍,字羽,秦下相(今宿城区)人,自称“西楚霸王”。他的祖父项燕是楚国名将。项羽早期跟从叔父项梁起兵反秦,项梁被秦军所杀死,项羽带领起义的楚军继续反秦。秦朝被推翻后,项羽与刘邦争天下,在鸿门宴上,项羽不听“亚父”范曾之言,放走了刘邦。公元前202年,刘邦的大将韩信把他围在垓下,他壮观地别虞姬、乌骓,然后自刎于乌江口。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作诗赞他:“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大汉开国帝王:刘邦和刘秀
  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56~前195),西汉开国皇帝,字季,秦朝泗水郡沛县(今江苏沛县)人,公元前202年称帝,在位七年,谥号高皇帝。刘邦出身农家,早年当过亭长,为人豁达大度,不事生产。在押送刑徒到骊山服役的途中,因一些刑徒陆续逃亡,他就释放其余刑徒,自己亡匿于芒、砀山中。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起义。九月,刘邦在沛县主吏萧何和狱掾曹参等人的拥戴下聚众响应,自称沛公,而后投奔于项梁。
  当项羽率领起义军和秦军主力决战巨鹿时,刘邦带领所部向关中挺进,迫降宛城,攻占武关,于公元前206年十月抵霸上。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后,刘邦废秦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受到欢迎。项羽击溃秦军主力后,也引兵入关。听说刘邦已定关中,项羽大怒,进驻鸿门,准备攻打刘邦。刘邦自知实力不敌遍听从张良的意见,亲自到鸿门,与项羽言好,项羽谋士范增策划在宴会上刺杀刘邦未成。之后,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统治巴蜀地及汉中一带。刘邦不甘心,便率军东出,发动了为时四年的“楚汉战争”。起初刘邦力量不济,屡屡败北。但他知人善任,能够充分发挥部下的才能,联合各地反对项羽的力量,终于改变了局势。汉王五年冬(公元前202年),刘邦约韩信、彭越等人率军把楚军包围于垓下。项羽率部突围,至乌江自刎。同年二月,刘邦即帝位,史称西汉,最初建都洛阳,不久迁移到长安。 (汉高祖刘邦墓──长陵 陕西咸阳)
  光武帝刘秀,出生于公元前6年,姓刘,名秀,字文叔。为高祖九世玄孙,父亲曾任南顿令。 庙号世祖, 谥光武帝。王莽天凤年间(公元 14-19 年),刘秀到长安求学,受教于中大夫许子威,攻读《 尚书》。他只求弄通大义,不拘字句。由于家境并不宽裕,学费不足。刘秀还曾与同学合资买条驴,让仆人赶驴拉脚挣钱。王莽地皇三年( 公元 23 年),南阳饥荒。
  当刘家的宾客徒附等有很多人投奔了王匡、王凤的义军的时候,刘秀还无心参加起义,便躲到新野(今河南省新野县)去当了谷商。其兄刘纟寅先自起兵,自称拄天都部。刘秀在新野遇到宛县人( 今河南省南阳市)李通,并成为好友。李通编造一条谶“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劝说刘秀起兵。十月,和刘通及徒弟刘轶等在宛起兵。这时刘秀28岁,开始了重兴汉室天下的戎马生涯。公元25年,刘秀参加绿林起义军后,在绿林军的协助下于昆阳以少胜多,击败了篡位的王莽,夺得帝位。刘秀建都洛阳,年号建武,是为汉光武帝。
  建武三十年,大臣们建议他到泰山去封禅。刘秀不准人家对他歌功颂德,两年之后,刘秀才亲登泰山封禅。回来后各地又报告祥瑞屡现,刘秀也认为是中兴已经实现,于是改元,就是改换年号。
  西汉末期,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地区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名字叫阴丽华。光武帝刘秀还是平民百姓时就听说了阴丽华的美色,心里非常喜欢她。后来,刘秀到了首都长安,见到皇帝的执金吾车骑仪仗整齐威风,不由叹道:“为官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刘秀得天下之后,果然于更始元年娶阴丽华为妻。第二年,刘秀在河北真定( 今河北省石家庄市附近),又娶了郭圣通为妻。刘秀称帝以后,阴丽华和郭圣通都被立为贵人。刘秀的晚年是比较克制的。
  刘秀死于公元57年,时年64岁。在位32年。刘秀死后,负责礼仪的尚书台,根据典籍和刘秀的功绩,追认刘秀的庙号为世祖,有开国明君之意。刘秀起兵反对王莽,不但实现了版图的大统一,而且实现了权力的大一统。由于刘秀的文治武功,终于迎来了汉朝的中兴。作为帝王,与其它封建帝王比较起来,刘秀的生活是比较俭朴的,自秦始皇以来,皇帝的后宫经常有数千宫女和皇后、妃、嫔等。而刘秀只设皇后一人,几名贵人和有限的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女官(其实也是妃嫔)。贵人的俸禄每年不过几十斛(一斛十斗),贵人以下无固定俸禄,每年给些赏赐而已,这样做还可以大大地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

昭君出塞怀远志--积极的大汉外交
  两汉时期,随着国家实力的日益增强,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影响也逐步扩大到边疆的民族地区,于是边疆各民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就变得日益密切起来。
  至于张骞出使西域,甘罗远涉波斯湾出使大秦(罗马),丝绸之路的开辟和佛教顺利地融入中国社会,则体现了大汉开放、博大和奇旷的胸襟。由于大汉的努力和贡献,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一、西汉与世界的关系
  西汉以来,我国各民族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虽然汉王朝(主要是在汉武帝时期)也对各族有过战争,有的是防御,起了自卫的作用;有的是侵犯,给他们造成了破坏。但是,总的来看,各民族之间的联系还是加强了,许多民族地区正式进入中国的版图,接受汉族的封建经济和封建文化,有些民族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而西汉的经济之所以繁荣和国家之所以统一,是各族共同进步的结果。
  大汉时期的民族政策
  中国广袤的版图是祖先们在两千年之前就开始一点点开拓出来的。自秦汉时就对西南夷的开拓置郡,建立了政治上的联系,此后又根据当地民族情况极而制定相关策略帮助当地发展社会经济。到大汉时期,朝廷制定的一系列统治措施包括下列几条:
  第一,“以其故俗治”,不改变各民族的生产方式和各民族当地领导者的地位,和首领们建立羁縻统治。不如在针对西南夷各民族就没有采取中原的统治方式,而实行“以其故俗治”的统治方式,原夜郎、滇、邛都等王仍受赐封王,“复长其民。”“旁小邑”的“君长”不变动,“虽有官吏,仍以其君长为王侯,使主其种类。”王侯“守令治其人,酋长世其官,不相凌夺”。这些适应了当时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势,巩固了西南夷地区的统一局面。
  第二,对民族首领“厚赐增帛”,给丰富多采的物质于各民族首领,争取他们的内属加入到统一国家之中。比如公元前135年(汉建元六年),“拜(唐)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笮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夜郎旁小邑,皆贪汉增帛,……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
  第三,减轻经济压力,免征赋税。该政策推动了西南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四,实行移民政策,帮助当地屯垦。汉初朝廷支持西南夷发展,各郡县官吏的费用粮食都从内地调用。到汉武帝刘彻时采取了徒民屯垦的政策,“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受钱于都内”,还将内地贫困破产及犯“死罪”、“奔民”、“滴(谪)民”、“三辅罪人”等人移徙那里屯垦。与此同时,戍卒、屯田所获得的粮食用来供给郡县驻守的郡兵。
  第五,向当地选派廉洁官吏。
  第六,帮助当地民族发展生产和文化教育,郡县官吏在当地传播中原文化,兴办学校,改变后进习俗。比如公元84-86年(东汉元和年间),益州太守王追“政化尤异……始兴学校,渐迁其俗”。
  西汉时期,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再加上较为先进的民族政策的推行,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大一统。东起东海,西到巴尔喀什湖,北自贝加尔湖,南迄南海,在这样一个辽阔的疆域之内,以汉族为主体的各兄弟民族之间友好相处,各民族日趋融合,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相关的政治文明也达到了一个历史新高度。
  软的不吃就来硬的--西汉与匈奴关系的变换
  西汉初年对匈奴实行的是羁縻政策,比如汉匈“和亲”。但是匈奴却不知足,连续南侵,曾火烧汉之回中宫(在今陕西陇县),“烽火通于甘泉、长安。”这使文、景不得不储备军粮,增殖马匹,训练士卒,以备反击匈奴。到汉武帝即位后,便于元光二年(前133年)开始对匈奴进行战争,从元朔元年(前128年)到元狩四年(前119年)的十年中,对他们进行了三次大战。最后,霍去病出代郡二千多里,大破左贤王军,把匈奴人打退到胥山(今蒙古乌兰巴托东)、翰海(今呼伦湖与贝尔湖)一代才返回。从此,匈奴北徙漠北,而西汉统治朔方与令居(今甘肃永登)一带,并派六十万吏卒屯田,加强防守。
  张骞通西域--打开大汉外交大局
  西域是我们对古代西部疆域的泛称。西汉的西域指今天的南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西域多沙漠,少土地,人们居于河流灌注的绿洲上,共有三十六国,西汉末年分为五十多国。他们大多随畜牧逐水草而居的,没有定处。有从事农业生产的都被称为城郭国家。
  汉武帝在准备反击匈奴的时候,为了争取联合力量,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派张骞出使大月氏。大月氏原来在今敦煌、祁连一带,文帝时期曾被匈奴所破,西徙带妫水(今阿姆河)流域重建国家。张骞出使大月氏就是想联合他们,东西两面夹击匈奴,等胜利后让他们回归河西故地。可是,张骞在路上被匈奴俘虏了,匈奴让一女子嫁给张骞诱使他投降。张骞没有投降并在匈奴呆了十多年后乘机西逃,经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来到大月氏。
  但是,大月氏的新王满足于现状而又因与西汉相距太远故不愿共击匈奴,也不愿再回故地。张骞在那里等了一年多仍没有结果,于是就沿南山(今昆仑山)归汉,不料路上又为匈奴扣留了,到第二年(元朔三年,前126年)才得以逃回长安。
  张骞出使西域十三年,经历了很多苦难,去了一百多人,回到长安时只剩了他和匈奴侍从堂邑父两人了。张骞曾到过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至印度河流域)等国,还了解其它五、六个大国的政治、社会、地理、物产、风俗等情况,比如大宛东北的乌孙、大月氏西边的安息(今伊朗)、条枝(今伊拉克)、康居西北的奄蔡等。回国后,他把这些情况都报告了武帝。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了中国对今新疆和中亚、西亚等地有具体了解并交往的开局,扩大了们人的视野,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再次出使西域,约乌孙共击匈奴。乌孙原来在今敦煌、祁连一带。西汉初年被大月氏所破,西徙到伊列水(今伊犁河)流域建国。张骞出使的时候,带有金币帛等值钱千亿,同行的持节副使和随行人员三百多口,每人都带两匹马,还有牛羊万计。
  张骞到了乌孙,可是乌孙老国王害怕匈奴的,不敢与字汉联合。张骞只好在乌孙几十名使者的陪同下回长安,乌孙还赠给汉武帝良马几十匹。此行中,张骞的副使还分别到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今印度、巴基斯坦)等国,这些国家也都有使臣陪同他们,相继回到长安。
  张骞出使西域后,西汉着手积极经营西域,先后在河西走廊设置酒泉(今属甘肃)、武威(今民勤东北)、张掖(今张掖西北)、敦煌(今敦煌西)四郡,并与乌孙和亲,元封六年(前105年)将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封为公主嫁给乌孙王,为右夫人;细君到乌孙后死了,于是西汉又在太初四年(前101年)以楚王刘戊之孙女解忧为公主续嫁。解忧和侍者冯嫽在乌孙生活了五十年,巩固了西汉和乌孙的关系,为那里的国际关系做了很多好事。冯嫽还被西域各国尊称为冯夫人。
  在和亲和同时,西汉有加紧武力的征服,解忧到乌孙的当年汉军大破大宛,使西域南道各国都倾向于西汉。汉武帝于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东北小野云沟附近)置使者校尉,在渠犁(今尉犁县西)屯田。到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西汉已经控制了西域北道并改使者校尉为西域都护,控制了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疆域。
  西汉在西域设置行政机构促进了中国与中亚、西亚的经济联系与文化交往,并形成了两条自长安经河西走廊通向中亚的交通要道,其中一条是出玉门关,经车师前国、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西逾葱岭,过大宛,到康居、奄蔡。这就是世界著名的“丝绸之路”。还有一条是出阳关,经鄯善(今罗布淖尔附近),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过莎(shā沙)车,西逾葱岭,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靬(罗马共和国);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
  当时沿着这两条要道,把蚕丝、丝织品、铁器、漆器等运往中亚、欧洲,同时也把铸铁和凿井技术西传给他们。而使者回来的时候又把西方良马、橐驼、香料、葡萄、石榴、苜蓿、胡麻、胡瓜、胡豆、胡桃等带回来。
  西汉与东南国度--两越的关系
  当时,在东南有两个重要的国度:东越和南越,东越又分为闽越和东瓯两国。
  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进攻东瓯,东瓯告急,便向长安求救,汉武帝马上派兵救东瓯打退了闽越,同时把东瓯人内迁到江、淮之间。
  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转向进攻南越,南越也向西汉求救,武帝便派陆海士卒进攻闽越。当时,南越王婴齐的夫人摎(liú流)氏,是邯郸人,他为太子在长安宿卫时娶的。婴齐死,摎氏子兴立,于是他们母子便向西汉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可是丞相吕嘉反对,他杀摎氏和南越王以及汉使,另立婴齐的越妻之子建德为王,与西汉对抗。西汉朝廷十分恼怒,武帝于元鼎五年(前112年)秋派遣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率领以楼船(水兵)十万人,分四路进攻南越。次年就攻破了番禺(今广州),俘虏了吕嘉、建德等人,随后在南越地设置了儋(dān单)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
  夜郎并不自大--西南夷诸国
  西汉初年的国力比较薄弱,于是就放弃秦始皇在通西南夷的五尺之道附近设置的一些政区。但是西南夷与巴蜀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因此而间断,到汉武帝讨伐南越的时候,夜郎侯便向西汉请求,要改夜郎为郡县。武帝随即把夜郎的犍(qián钳)设为郡(今四川宜宾),封夜郎侯为王,赐他们以王印。
  张骞从西域向汉武帝报告说在大夏看到了蜀布和邛竹杖,他们是从在身毒(今印度、巴基斯坦)的蜀商买来的。而身毒在大夏东南数千里之外,距离邛也有二千里。张骞认为,如果西汉可以从蜀通身毒,不仅路近,而且又没有匈奴的阻碍。于是,武帝便派出十多批人经略西南夷,寻找通向身毒的路。但是,经过滇西到今洱海附近的时候被昆明夷所阻碍了。于是,西汉朝廷就在沿途设置了一些郡县,包括在且(jū居)兰设置的牂牁郡(今贵州黄平)、邛都的越巂(xī西)郡(今四川西昌)、筰都的沉(chén臣)黎郡(今汉源东北)、冉(máng忙)的汶山郡(今茂汶县北)、白马的武都郡(今甘肃西和)、滇的益州郡(今云南晋宁)等。同时,汉武帝还赐给了滇王以金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在云南晋宁石寨山的考古发掘中找到了这枚“滇王之印”。
  原是燕国属地--朝鲜和高句丽
  西汉时期,朝鲜和高句(gōu勾)丽并列分布于鸭绿江的南北。而早在战国时期,他们是属于燕国的地盘。秦汉之际的中原战乱,使得燕、齐、赵等地区的几万人逃到了朝鲜。到汉武揭发帝的时候,西汉朝廷曾在这里置了玄菟、临屯、乐(lè勒)浪、真番(pān潘)四郡。促进了此地与西汉的交往。而远在今吉林、黑龙江及其以东以北地区的乌桓、鲜卑、夫余、挹娄等族,当时也与西汉王朝建立了政治和经济联系。
  而高勾丽则是我国东北的古老民族,先秦时代是东北的“高夷”,主要是夫余人,生活在今鸭绿江以西。汉武帝时,曾经在高勾丽置县。到了西汉后期,西汉放松了对那里的控制,夫余人朱蒙(或云邹平)便建立了高勾丽国。其实,高勾丽人与夫余人习俗差不多,也都从事农业,可以酿酒,能歌善舞,他们与汉族来往也十分密切。
  西汉与乌桓及鲜卑的关系
  乌桓和鲜卑都是东胡族的分支。东胡在西汉初年被匈奴打败,其中一支退到乌丸山(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西北)自保,于是便取名为乌桓。当时的乌桓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他们以畜牧业为主,随水草而迁徙。在霍去病打败匈奴以后,乌桓人向西汉请求内属,于是西汉朝廷便把他们内迁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等郡的塞外,还设护乌桓校尉进行管理。 鲜卑人也是东胡人里的一分支。西汉初,他们跟匈奴交战吃了败仗后,逃到鲜卑山(内蒙古洮儿河与西喇木伦河之间),因此而得名。鲜卑与乌桓相邻,他们的社会风俗、习惯、语言也都和乌桓相似。鲜卑自从被冒顿单于击破后,就没有同西汉发生直接联系。
  西汉与越南远古关系
  中国和越南的联系是由来已久的。早在战国末期,越南北部就诞生了瓯骆国,秦统一后曾入侵过瓯骆国。秦汉之际,赵佗占据了南海、桂林等郡称王,灭掉了瓯骆国,并通过瓯骆的骆侯、骆将和蒲政进行对该地的统治。到汉武帝时,西汉朝廷灭掉了赵氏政权,在越南北部设置交了趾、九真、日南三郡,沿用赵氏统治方式对当地进行管理。此后,西汉同越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的铁农具传到里那里,而越南的土特产也经常传入中原。 西汉与印度、缅甸及亚洲其它各国的交往
  中国古代称印度为“身毒”或“天竺”。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就在大夏曾看到来自西汉的邛竹杖和蜀布,经过询问才知道都是从身毒国贩运去的。于是,张骞便派副使到身毒。此后,西汉与身毒的交往便开展起来。到西汉晚期,印度的佛教经西域传到了中国。
  早在公元前2世纪或更早的时候,缅甸就与中国人之间有了往来,从今四川经云南可以直接到达缅甸。西汉时中国的蜀布、邛竹杖就是从这条道路运往身毒、大夏等国的。此外,西汉又开通了从交州沿海乘船去缅甸的海上航路,方便了两国的联系。
  西汉也曾经与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以及东亚的日本等建立了来往。汉武帝时,日本有三十多个小国派遣使者来西汉朝廷。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船舶从合浦郡的徐闻县(广东徐闻县西)出发,行驶五个月就可以到达都元国(在马来半岛),然后再继续航行四个月,可以到达邑卢没国(在缅甸沿岸),再航行二十多天就到了谌离国(在缅甸沿岸),然后再步行十来天,就了到夫甘都卢国(缅甸蒲甘城附近)。从此,如果乘船继续向西航行,最后可以到达黄支国(在印度建志补罗)。回来的时候,可以先到南边的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然后再经过八个月的航行到达皮宗(在马来半岛),再转向向东北航行回国。
  
  二、东汉与世界的关系
  王莽当政的时候,西汉与各少数民族建立的臣属关系陷于了瓦解。匈奴便乘机控制了整个西域及东北各族。到东汉时,匈奴单于勾结了河北、山西的割据势力,深入长城以南,对内地进行骚扰掠夺。于是,起初的东汉非常被动,一直采取以防守为主的策略。但是,随着东汉的发展与壮大,朝廷又与各民族以及世界各国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
  朋友来了有好酒,狼来了有猎枪--东汉与南匈奴的关系
  公元46年(建武二十二年),匈奴贵族内部爆发了争立单于的斗争,他们互相猜忌,内部出现了裂痕。同时又赶上了蒙古草原上的连年旱蝗,结果“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匈奴被迫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附了东汉朝廷,刘秀接受了他们并令其入居云中,每年供给他们一定数量的粮食、牛马及丝帛等物资,而南单于也遣侍子入朝,设置了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西河等缘边八郡,协助东汉防御北匈奴的侵扰。 这极大地加强了东汉的边防,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南匈奴入居塞内,也接触了更多的中原先进文化。此后,南匈奴长期和汉族杂居在一起,逐渐改变了游牧生活,学会了农业生产,改变了生产和生活方式。
  南匈奴归附东汉,大大削弱了留在蒙古草原上的北匈奴。这期间,曾经受匈奴奴役的乌桓、鲜卑,也先后摆脱了北匈奴的控制。南匈奴、乌桓、鲜卑归附东汉后,切断了北匈奴与中原的经济联系,使他们的粮食、布芢i5、食盐等日常生活品出现空前的匮乏。于是,北匈奴便不断寇扰东汉的缘边郡县。东汉朝廷屡次出兵打击他们,致使北单于无奈,只好从公元51年起向东汉朝廷遣使朝贡,并要求和亲。东汉朝廷经过多次争论,最终采取了礼尚往来的办法,实现了和好安边。到公元73年(永平十六年),东汉大举反击,窦固等人分兵四路深入北匈奴腹地,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把他们追赶到蒲类海(新疆巴里坤湖),并占领伊吾卢城(新疆哈密),设置宜禾都尉,进行屯田戍守。到汉章帝时,十分衰弱的北匈奴,先后又有数十万人口入塞投降。公元89年(永元元年),窦宪、耿秉等率领汉军会合南匈奴再次大举北进,大战北单于,连战连捷,迫使他们先后二十多万人投降。以后,北匈奴的一部分越过中亚、西亚迁到欧洲去了。
  班超出使西域--重开中西丝绸之路
  王莽统治时,匈奴人乘机控制了西域,向当地人勒索苛税,统治极其暴虐。西域比较强大的莎车便联合南道一些政权对抗匈奴,保护了汉都护及吏士家属千余人。东汉一建立,莎车王康就遣使河西,表示思慕汉家。
  公元29年(建武五年),窦融承制立康为西域大都尉,统属西域55国。以后,莎车、鄯善、车师、焉耆等国先后遣使向东汉朝贡,请求在西域设置都护。但刘秀因刚刚建立政权,无力经营西域,遂送还侍子。此后,西域大部分政权都被匈奴降伏了。
  公元73年(永平十六年),窦固等大败北匈奴,赶走了北匈奴在车师前、后王国一带的势力,形成了比较良好的环境,班超便奉命出使西域。当年,班超率吏士36人就到了鄯善,而此事又恰逢北匈奴有使者在鄯善国,班超觉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于是就率领部下袭击北匈奴使者,杀了一百多人,此举震服了鄯善。次年春,班超废掉了北匈奴所立的龟兹人疏勒王,遵照疏勒人的愿望改立疏勒故王子。班超的这一番整顿,肃清了北匈奴在南道的势力,使南道诸国摆脱了其的残暴统治。
  公元75年(永平十八年),北匈奴乘汉明帝死了反扑。在匈奴贵族支持下,焉耆等国攻杀了西域都护,并联合龟兹、姑墨进攻疏勒。班超陷入孤立。于是,东汉命令班超撤退。而疏勒人民不愿班超离开,于阗诸国也坚决挽留他,班超于是又中途返回疏勒。他在那里克服了重重困难,团结于阗、疏勒等国,并与乌孙通好,稳定了南道形势。
  公元90年(永元二年),大月氏又派兵七万越过葱岭进攻疏勒,企图控制南道,班超率兵击退了大月氏,声威大振。次年,北道的龟兹、姑墨、温宿都归附了东汉,班超遂在龟兹它干城设置了西域都护府,亲自坐镇北道。公元94年秋,班超发龟兹、鄯善等八国联兵七万多人,讨伐对抗东汉的焉耆等国,结果实现了西域五十多个国家“悉皆纳质内属焉”。
  从此,西域地区与东汉的联系更加密切,通往西亚各国的“丝绸之路”重新被打开并变得畅通无阻。 而班超在西域的活动,不仅保护了当地的政权和老百姓的安全,而且还为增进汉族与西域各族人民的友谊,加强中原与西域地区政治、经济的联系,维护东汉朝廷的统一,立下了千古功勋。
  东汉与乌桓及鲜卑族的关系
  东汉年初,在匈奴贵族的诱迫下乌桓依附了匈奴,而且在匈奴的驱使下寇掠东汉缘边郡县。公元46年匈奴内部分裂后,乌桓各部乘机摆脱了匈奴的控制。南匈奴归附东汉后,乌桓也向东汉朝廷表示臣服。东汉朝廷便就势封郝旦等人为侯王君长,还招募乌桓族人内附,在上谷郡宁县(河北宣化县西北)设护乌桓校尉进行监领,每年给乌桓人衣食,还利用他们善于骑射的特点让他们助守边防。乌桓各部守边了多年,形成了一支世袭的雇佣军队,到魏晋时乌桓的铁骑仍旧名闻天下。
  归附后的乌桓长期受汉文化的影响,部落组织成了权力机构,部落大人也变成了世袭制,乌桓族步入了封建化化过程,到魏晋以后,他们完全和汉族融合了。
  南匈奴和乌桓相继归附东汉后,乌桓族东部的鲜卑族也遣使和东汉通好。公元54年(建武三十年),鲜卑接受了东汉朝廷的封号,接受护乌桓校尉的监护。东汉中期,北匈奴残部西迁后,鲜卑族乘机占领了匈奴故地,与散居十多万匈奴人融合在一起并强盛起来。东汉末年,鲜卑首领檀石槐统一了各部,将他们的辖区域扩展到东至兴安岭、西至乌孙、东西一万二千多里、南北七千余里的范围。但是檀石槐死后贵族内部发生内讧,各部大人纷纷独立,鲜卑族的统一局面却又瓦解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东汉时的羌族及蛮族
  居住在青藏高原上的羌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过着游牧生活。羌人在王莽末年大量入内,和汉人杂居从事农业生产。但羌族社会当时还停留在氏族部落阶段,在私有化过程中各部落间常互相掠夺。
  东汉初,刘秀在削平陇西割据势力后设置了护羌校尉,管理羌族诸部落,并把羌族内迁到陇西、天水、扶风诸郡(甘肃东部、陕西西部一带)。公元58年,窦固等攻破青海境内的烧当诸部后,又把羌族迁徙到关中一带,并在今青海西宁、乐都一带建立屯田区,长期驻军屯垦。到东汉后期,政治极端黑暗,对羌人的压迫也加重。所以,从汉安帝时起,羌人发动了三次起义,前后延续五六十年,沉重地打击了东汉,社会生产也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在今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境内,秦汉时散居着许多“蛮族”,比如湖南境内的武陵蛮、零陵蛮、澧中蛮、长沙蛮等;在四川东部及湖北一带的巫蛮、沔中蛮、江夏蛮等。从秦汉以来,蛮族聚居的地区都设置有郡县,由中原朝廷直接管理,但蛮族内部还保留着部落组织,由君长统率。
  西汉末年的动荡中,大量汉人流入湖南等地,与蛮族杂居。东汉建立后,当地郡县为了控制这些流亡人口,与蛮族发生了冲突。公元47年(建武二十三年),武陵蛮起来反抗,攻击当地郡县。刘秀军队前往镇压结果全军覆没,次年李嵩、马成督军前往镇压也仍未获胜,第三年东汉又派伏波将军马援带领四万多人前往镇压,期间马援却因疫疾死亡,汉军死耗大半。最后,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但蛮族人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却一直延续到东汉覆灭。
  东汉时的“西南夷”经济文化有很大发展,在益州郡西部的哀牢夷人,由哀牢王柳貌率55万多归附了东汉。汉明帝在那里设置了哀牢、博南二县,与益州西部的六县合建了永昌郡。从此,哀牢与汉族的关系更加密切。而四川、云南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也都相继归附了东汉,使汉族文化传到了那里,改变了当地风俗,提高了当地的经济与文化水平。
  尊重我,对你有好处--东汉与朝鲜、日本的关系
  东汉末年朝鲜半岛北部先后兴起了三个国家:高勾丽、百济、新罗,在朝鲜半岛的南部也有三韩:厉边的马韩,东边的辰韩,南边的弁韩。其中马韩最大,马韩人已经学会了种田养蚕织布,住草屋土室,与汉人接触较多,受汉化影响较大;辰韩相传秦朝人逃避苦役到朝鲜半岛东南部与土著居民融合在一起的,故又称秦韩,他们的经济、文化水平最高,辰韩人能五谷、养蚕织布,能制造铁器。弁韩最小而且十分落后。三韩在东汉的强烈影响下,模仿汉朝的剥削方式和政治制度,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东汉时,日本岛上居住的是倭人,约有一百多个小国。倭人在西汉时就通过朝鲜半岛与汉朝有了交往,东汉时更为密切。公元57年(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派遣使臣到东汉朝廷通好,刘秀还赠给他们以“汉委奴国王”金印。后人的考古在日本九州志贺岛崎村还找到了这颗金印。
  东汉与越南的交往
  东汉曾在越南北部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锡光曾任交趾太守,任延曾任九真太守,他们在那里教会了越民耕种技术,还设立了学校传播汉族文化。但是,后来苏充任交趾太守时严重剥削越人,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公元40年(建武十六年),交趾的征侧、征贰起兵反抗,得到了九真、日南等地的响应,他们很快攻占六十多座城池,征侧、征贰则自立为王,即越南历史上著名的二征王。二征王不久就被东汉的伏波将军马援镇压了。之后,东汉朝廷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对越南进行了一些改革,穿渠溉田,发展农业生产,废除十多条残暴的“越律”等,在一定程度上给越南经济文化带去了深刻的影响。
  东汉与中亚、欧洲国家的联系
  丝绸之路开通之后,汉朝与中亚、欧洲建立了经常的贸易关系。班超与永元九年(公元97年)曾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即罗马),并一直到达了条支海(即波斯湾)。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商人来到了中国,曾以大秦王安敦的名义向汉桓帝奉献了一些礼物。此后,东汉与罗马的贸易关系更加频繁起来。
  印度、缅甸等国与东汉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永昌境外的敦忍乙王莫延,于永元六年(公元94年)曾派遣使者来访东汉,双方互赠礼物。时过三年,缅甸北部的掸国王雍由调派遣使者向汉室赠送珍宝,东汉回赠他们以金印。永宁元年(公元120年),雍由调再次遣使来汉,并表演了缅甸的音乐和杂技,受到了东汉人极大的欢迎。
  与印度方面,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后,两国的文化交流日趋密切。汉明帝曾派人去印度取经,而印度也有大量僧侣来到中国,翻译佛经,传授佛学,对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第三只眼看世界—外交篇
  像文化和科技一样,与大汉同期的世界关系,最具代表性国度的仍然是罗马。罗马时代的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基本可以用“弱肉强食”四个字来形容。所以,在横向对比大汉对内对外的公共关系的时候,我们把金戈铁马的古罗马这个典型拿来多作分析。
  称霸地中海
  在战胜西地中海的强国迦太基以后,罗马便把矛头动东调,指向东地中海地区。当时,东地中海地区正处于混乱状态,希腊城邦、城邦联盟、马其顿、塞琉古、托勒密王国等大小国家互相争夺,各国之间战争连绵。而在各国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各种斗争十分激烈。在这种“大好”形势下,罗马像先前的美国一样,操转“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灵活运用外交手段和军事力量,在不到一个世纪时间内就控制了东地中海地区,最终实现了它在整个地中海的雄霸地位。
  玩转马其顿
  首先,罗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后,借清剿海盗之机,入侵伊利里亚。接着,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马其顿和迦太基结为联盟,罗马则联合埃陀利亚,与它结为同盟反击马其顿,史称第一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215-204年),这有些类似一战的欧洲局势。不过,这次战争结果却并不明朗,罗马没有占到多少便宜,反而在不久之后,国王腓力五世和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三世合伙,他们瓜分埃及的海外领地,这个动作直接给东地中海地区局势带来了动荡。因为似乎受到羞辱的罗马没有就此罢休,反倒是乘机插手,联合了一些希腊城邦组成反马其顿联盟,并使用政治手腕成功地让安条克三世保持中立,让马其顿陷入孤立,接着便派兵在阿波罗尼亚登陆,展开军事行动。
  公元前197年,弗拉弥尼乌斯统率罗马军队,在辛诺塞法利(狗头山)与马其顿腓力五世进行决战,这次狡猾的罗马军团倒是很有收获,他们打败了马其顿方阵,取得了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200-197年)的决定性胜利。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个古老的政治竞争法则在当时就产生了效用,吃了败仗的马其顿被迫接受与罗马的和约,放弃了本土以外的全部领地,还交出舰队,并向罗马赔款1000塔兰特。在罗马方面,根据元老院的法令,弗拉弥尼乌斯在艾斯特米亚赛会上宣布,希腊人获得了自由。其实,这是罗马保护下的自由。以后,骄纵的罗马到处干预希腊事务,除了激起希腊人强烈的不满之外,没有落到什幺美名。
  安条克的大势已去和塞琉古王国的衰弱
  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安条克三世分到了残羹冷汁,那就是乘机扩张领土,占领了小亚细亚,甚至还越过赫勒斯滂,占据了色雷斯沿海城市。
  之后,狂野的胃口没有得到喂饱的他,在希腊人中竭力煽动反罗马运动。这就严重威胁罗马在希腊的霸权地位。而逃到东方的汉尼拔,也在策划塞琉古联合迦太基夹击罗马,更是加剧了与罗马的矛盾。
  公元前192年,爆发了罗马和塞琉古战争(又称叙利亚战争)。次年,罗马军队便击溃安条克军队,把他从希腊驱逐了出去。先前与安条克结盟的希腊城邦,此时也几乎都归顺了罗马。接着,罗马海军在帕加马和罗德斯的支持下,又粉碎安条克的舰队,控制了爱琴海,从而保证罗马军队安全地通过海峡,出兵小亚细亚。
  公元前189年初,在马格尼西亚决战中,安条克再次大败,小亚细亚城市也都一拨倒向了罗马。次年他们签订和约,安条克被迫放弃了小亚细亚和色雷斯的属地,而且只保留了10艘舰船,还向罗马赔款15000塔兰特。帕加马和罗德斯也乘机夺取了塞琉古的领土,扩大自己的势力。从此,塞琉古王国便一蹶不振,失去了东地中海强国的地位。
  罗马疯狂的报复与马其顿的彻底崩溃
  在公元前192年的叙利亚战争中,有一个人在暗自得意,他就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他趁火打劫,占领了帖萨利亚和色雷斯一些城市。到他的儿子百尔修继位后,又积极寻求反罗马的同盟者,在希腊人中煽起反罗马运动。罗马此时很恐惧马其顿的复兴,于是发动了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171-168年)。
  结果,百尔修惨败,国家也为之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马其顿被罗马分成四个自治区,各区彼此分立,并不得来往。而马其顿王室财产,也全部被罗马没收,马其顿居民缴纳的直接税,半数都转交给了罗马。在武装方面,除了边防地区之外,马其顿居民的武装也都被解除。
  同时,罗马为了在希腊人中彻底清除亲马其顿势力,对他们进行了所谓叛逆审讯和血腥屠杀。而阿卡亚联盟也被迫把1000名显贵送到罗马去当作人质,其中包括著名历史学家波里比阿。
  马其顿的同盟者也没有得到幸免,罗马对他们实行了残酷报复,其中伊庇鲁斯70个城区遭到了罗马士兵的洗劫,15万人被卖为奴隶。
  此外,罗马还到处插手小亚细亚国家的内部事务,到处培植亲信,扩展势力。同时,为了打击日渐强大的罗德斯,罗马先是强迫它放弃所占领的大陆上的领土,然后又把提洛岛交给雅典,宣布它为自由港。因而,罗德斯在东地中海的商业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了。
  欲望的“圣餐”
  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是仇恨的发源地。在希腊,罗马的统治和压迫,激起居民的普遍不满情绪。公元前149年,马其顿爆发反罗马运动,领导者不是贵族,而是手工业者出身的安德里斯库斯,他称自己百尔修的儿子腓力。但口号并不代表实力,叫嚣也不能吓退老虎。安德里斯库斯的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安德里斯库斯本人也被俘处死。
  当然,最严重的还不是安德里斯库斯本人所付出的生命代价,而是马其顿从此失去了自治,成为了罗马的行省;伊庇鲁斯和伊利里亚南部,也被罗马并入了马其顿行省。
  时隔不久,以阿卡亚联盟为首的反罗马运动又爆发了,很快扩及到中希腊和南希腊地区,形成了科林斯和底比斯两个运动中心。这次运动,不仅是反抗罗马统治的民族斗争,而更是发队压迫的社会斗争。
  科林斯在斗争中取得了很丰厚的收益,他们实行了改革,废除了债务,释放了12000名奴隶,并吸收他们入伍扩大了军队势力。
  收益并意味着胜利。公元前146年,科林斯斗争终因力量悬殊,被罗马强大的机器给镇压下去了。科林斯城被彻底摧毁,城址受到了诅咒,居民都卖为奴隶。中南部的希腊也并入马其顿行省,只剩下雅典、斯巴达和德尔斐等,保留有名无实的自治。从此,希腊城邦结束了分立的局面,罗马确立了在希腊的统治地位。
  公元前132至129年,帕加马国王阿塔洛斯三世把王国遗赠给了罗马,这份沉重的厚礼并没有给罗马带来多少吉祥的成分,因为很快便在帕加马爆发了阿里斯东尼克领导的奴隶和贫民起义。这次起义中,他们一边反对本国奴隶主的压迫,另一边反对罗马的兼并。起义者还提出了建立“太阳国”的斗争纲领,结果吸引了许多城市贫民、奴隶、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纷纷参加起义队伍,使起义风暴席卷帕加马和小亚细亚其它地区,慌张的罗马联合帕加马及其邻近国家的奴隶主,费了很的劲才将这场烧身烈火扑灭。此后,罗马吞并帕加马,设为亚细亚行省。
  到这时为止,罗马已经控制了东地中海地区,建立起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霸国。
  破铜,都有烂成铁的可能
  拥有如此强大征服力量的罗马人,其原始本性真是匪夷所思。他们或许在古希腊发霉的文化蛋糕上睡觉之后,嘴角残留了余想,但是,罗马人的确没有造就一种值得后世景仰的人性价值参照。
  他们创造了马皇帝尼禄,准确地说应该是舅舅与外甥女结婚生下的怪物,他幼年时看到了他母亲杀死了他的父亲,从中大受启发,成年后嗜血成性。为了夺取权利,他先将他母亲的坐船凿沉,他母亲未死,他便派遣武士追杀。接着,又对怀孕的妻子干脆一剑刺死。除了挥霍和滥杀以外,他还突发奇想的忽然焚烧了整个罗马,大火连日不绝,百姓死亡无数,而他却站在阳台上却哈哈大笑,至于纵火的原因,至今谁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大概他以及他的前辈们对其它的民族的征服与屠杀也可能有类似的一些因子吧。
  虽然金戈铁马的古罗马曾经一时雄极一世,但是,放任“奇想”膨胀的他们,让世界为之流血的他们,在享受尽了欲望的饕餮圣餐之后,也并没有永恒。他们可以征服希腊城邦、城邦联盟、马其顿、塞琉古、托勒密王国,甚至更远更大的部落或者联盟,但是,就像人利用别人而又被别人利用的循环法则一样,他们最后也被强敌所灭,而且死地更加凄惨。西罗马灭亡的时候,哥特人,即日尔曼人的一支,在罗马大肆焚烧建筑,民房被毁坏了45000座,让权贵者发出烧杀掠夺信号的宫殿,居然也有1800座被焚烧净尽,曾经让贵妇们欲仙欲死的珍宝,都被抢走,所有的金银财宝和战俘,都成了哥特人首领阿拉里克的陪葬品,书籍和文物也被砸烂销毁。惊人的哥特人的破坏力量,将人类最擅长的报复本能发泄到了及至,他们所葬送的或许是若干个阿房宫,或者无数个圆明园,令人嗔目的政治命运啊,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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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君出塞 
  西汉末年,汉匈战争十分严峻,汉军损失士卒数万人,马十几万匹,当时几乎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了。而匈奴方面也是损失惨重,以后分裂成了为五部,五部也互相攻杀。
其中呼韩邪单于的这一部,后来投降了汉朝,南徙到长城一带,要求与汉和亲。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来到长安,汉元帝把宫女王嫱(字昭君)嫁给了呼韩邪单于,号宁胡阏氏(意“单于妻)。汉、匈从此友好相处

第二集 丝绸之路
     开辟丝绸之路--蓬勃发展的大汉经济
 西汉自初建到武帝时期,社会经济由恢复而迅速发展,为此后两千余年间的封建地主经济奠定了基础。而东汉前期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的恢复、发展速度比西汉前期慢一些, 但其煮盐、冶铁、铸铜、漆器、纺织等手工业迅速发展,生产技术也都较西汉进步。
 一、西汉经济
 西汉自初建到武帝时期,社会经济由恢复而迅速发展,为此后两千余年间的封建地主经济奠定了基础。
 (一)、西汉农业
 把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作动态研究的学者宁可,计算了西汉农业生产的三个数字:“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产粮两千斤,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口粮四百六十八斤,全国每人每年占有粮食六百四十斤。”根据这些数字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从西汉以来的两千年里,我国农业虽然有所发展,但从农业劳动生产率上看,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数和全国每人每年平均占有粮食数仍在汉代创造的水平上徘徊。可见西汉时期的农业水平之高。
 西汉农业水平之所以有这幺高的高度,与当时的农业政策和农业技术是分不开的。西汉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牛耕更加普遍,铁农具更进一步推广,水利工程的大量兴建,耕作技术有了显着的改进。
牛耕的普遍,铁农具的推广
   在西汉前期,牛耕已在黄河流域逐渐盛行起来,也存在用马耕地的现象。与此同时,铁制农具的制作与使用比较广泛,特别是在汉武帝时期,冶铁业归国家垄断,铁器的推广更为迅速。
 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铁农具的使用已相当普。在农民的意识里,农业生产是和铁农具联在一起的。《盐铁论·水旱》曰:“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这是最佳的应证。
 西汉时期,铁器不但普遍使用于中原地区,而且还推广到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同时,铁制农具的种类也增多了。就铁犁而言,有铁口犁铧、尖锋双翼犁铧、舌状梯形犁铧,还有大型的犁铧等。特别是在山东安丘、河南中牟和陕西西安、咸阳等地都发现有铁犁壁(鐴土),犁壁的作用就是碎土、松土、起垅作亩的。犁壁的发明是耕犁改革中的一个重大发展。
 经现有的考古发现,存在西汉铁农具的地区有,在黄河流域,有甘肃、内蒙古、宁夏、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长江流域,有云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在珠江流域,有广西、广东、贵州;此外,还有辽宁、福建等边远地区。
 就地区而言,当时的主要铁农具还存在差异。总的说来,主要有犁铧、䦆、铲、锸、镈、锹、镐、锄、镰、耙、刀等。但是,黄河流域以旱地为主,所以,出土的犁铧主要集中在这一区域,发现很多䦆、铲、锸类掘土等工具。在长江流域,主要以水田为主,所以出土䦆、铲、锸类工具较多,而犁铧出土少见。由此可以推断出,铁犁牛耕技术尚未在长江流域推广。在黄河流域已发现的犁,有大、中、小多种类型,以适用于不同类型的土质和耕作要求。在不少地方也发现了不少铁犁壁。西汉铁犁壁的发现,证明了我国使用此种农具的时间比欧洲要早一千年左右。
 西汉时期的牛耕,已很普遍。从已发现的属于这一时期的壁画、画像石及有关模型的牛耕图象上可知,不仅中原地区在使用牛耕,远至甘肃、内蒙古、广东等边远地区也已使用牛耕。当时的牛耕,主要是用二牛抬杠的形式,也有少数用一牛的,还有使用马耕的。这是在汉文帝实行“马复令”以后,养马的人多了,马的数量迅速增加了,马耕就流行了。在汉武帝时期,一度出现“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的景象。有一个比较悲惨而又滑稽的现象是,在缺牛马的地区,还有使用人耕的,把人当作牛马一样使用。
治理黄河--兴修水利
 西汉的水利事业比战国时期有了新的发展。汉武帝时,国家富庶,开始大规模的兴修水利。突出的成就是治理黄河和关中等地兴修了一些较大的水利工程。
 兴修水利方面,首先进行的是开渠。最早是于元光六年(前129年)开工开凿漕渠,三年后完成。在过去,运粮的河道是,自黄河进入渭水,然后运到长安,路程有九百多里,一趟前后需要六个月。漕渠凿成后,西起长安,东通黄河,运程只有三百余里,漕运的时间也相应减少了一半,最为可贵的是漕渠还可灌溉田地一万余顷。当时,主持开凿漕渠这一工程的是水工出身的徐伯。
 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的时候最先占领的根据地是关中,所以西汉立国后,是国都所在地。因此,那里开渠也比较多。除了漕渠之外,还开凿了灵轵渠、成国渠、六辅渠、白渠等,以白渠最为著名。白渠始凿于太始二年(前95年),在渭水之北,西起谷口(今陕西礼泉东北),东到栎阳,引入泾水,最后注入渭水,与郑国渠是平行的,全长二百里,可以灌溉田地四千五百多顷。当时有歌谣形容它:“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渠)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水流灶下,鱼跳入釜。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在其它一些郡县里,水利也较发达。在西北地区,朔方、河西、陇西、酒泉等郡都开渠引黄河或川谷的水,用来溉田;在中原地区的汝南、九江等郡,则引淮水溉田,生活在泰山下的人们,引汶水溉田。其它新开的水渠、陂池也很多,溉田都在数千顷或万顷以上。
 武帝时治理黄河,是西汉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汉初,黄河屡次决堤,造成了严重的水灾。公元前132年(元光三年),黄河又在瓠子(河南濮阳西南)决口,水经瓠子河入巨野泽,流于淮、泗,被灾地区达十六郡,泛滥成灾。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武帝自泰山回长安,路过此处,征调几万民工前去修治,堵塞决口,并下令随从他的官员自将军以下,都要背柴薪填决口。在决口堵塞后,武帝又下令在新修的拦河大堤上盖了一座“宣房宫”。经过这次治理,从此河水又北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黄河在八十年间没有发生大灾。
 西汉后期以来,水利长期失修,河水“侵毁济渠,所漂数十许县”。①汴渠亦溃决②,黄河的水自汴渠东侵,淹没兖、豫二州的许多地方。
 
“代田法”与“井渠法”--先进的耕作技术
 西汉时期,关农业的知识已相当丰富,土壤学、作物学等都在发展。广大农民有辨土、施肥、选种、田间管理等方面的丰富经验。其中,有一种先进的耕作方法就是“代田法”。
 汉武帝时的搜粟都尉赵过,在总结了西北地区农民们的生产经验以后,推广了一种耕作技术,代田法。它是一种轮耕制的耕作方法。这种耕作方法是,以宽一步(六尺)长百步的一亩地为例,纵分田地为三甽(quǎn犬,畎)、三陇,甽、陇各宽一尺,陇布种于甽中。禾苗长高时,一直用陇土培固根部,使作物能耐风旱。第二年,甽、陇相互调换位置,以调节土壤。这一种耕作方法,适应了西北地区的自然条件,很科学。
 有文献记载,使用二牛三人耕作的“代田法”,每年可耕种五顷地,亩产量也提高了很多,比用通常的耕作方法耕种的田地要增加一斛(石)以上,多的可增收两斛或更多一些。所谓的“二牛三人” 耕作,不是指用二牛共挽一犁,而是二人各扶一犁,一人在前牵牛,两犁并耕;也可能是二牛抬杠,一人牵牛,一人扶犁,一人掌辕,这样便于控制犁铧入土的深度。代田法推广的范围,大致包括了三辅、河东、弘农和居延等边远地区。
 赵过还发明了耧(lóu楼)播技术,耧车是一种播种机,犁形相近似,有三个铁制耧足,同于三个小铁犁铧,三个耧架相联,耧足中空,上通耧斗,斗中盛种子。播种时,一牛拽引,一人扶耧,一边开沟,一边下种,种自耧斗经耧足下播,能同时播种三行,大大提高了播种效率。一日可种一顷。
 在辽阳三道壕西汉晚期村落遗址中发现过一件铁制耧足,山西平陆枣园村王莽时墓葬壁画上的三足耧画像,可见当时已广泛采用耧车播种技术。汉武帝曾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种先进技术、新式农具。
 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了多条较大的灌溉渠,其中有一条征发民工修的龙首渠,这条渠是从今陕西澄城县状头村引洛水,灌溉今陕西蒲城、大荔一带田地。渠道要经过商颜山,这一带的土质疏松,渠岸易于崩毁,因而不能采用一般的施工方法。于是,劳动人民就发挥聪明智能,发明了“井渠法”,使龙首渠从地下穿过七里宽的商颜山。因此,龙首渠也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地下水渠。
 到成帝时,泛胜之又总结了一种新耕作方法── “区种法”。这是一种园艺式的耕作技术,把土地划成许多小区,集中使用水肥,精耕细作,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耕地面积也不断扩大,到西汉末年,垦田面积已达8270500余顷,人口达5900余万,比战国时期增加两倍以上。
 土地兼并--佃农开始演变成农奴
 自汉文帝时起,西汉的土地兼并发展迅速,并越来越严重,致使自耕农纷纷破产,佃农日也益增多。由于这样,土地所有者向国家缴纳的土地税,也由起初的“十五税一”,减为后来的“三十税一”。尽管向国家交的少了,可是佃农的负担容没有减轻,因为他们得向地主缴纳的地租为“见税什五”,即产量的二分之一。西汉前期的佃农主要承受着严重的地主剥削。后来,地主多与官僚、商人“三位一体”,勾结官府,奴役贫苦农民。这样,佃农承受经济剥削之外,又要承受“超经济剥削”,佃农又开始在向农奴化的道路上演变。
 
 
 (二)、西汉的手工工艺水平
 从性质上看,西汉时期的手工业有三种,即国营、官营和民营。此外,还有家庭副业性质的小手工业。最重要的有冶铁、铸铜、煮盐、纺织和漆器业。
 家致富数千金--蓬勃发展的西汉冶铁业
 跟西汉的整体手工业性质一样,西汉前期的冶铁业也有国营、官营(郡、国经营)和民营三种。国营和官营冶铁业,其劳动者主要是刑徒、士卒和雇工。
 在民间,大冶铁者也有,而且不在少数。最著名的是蜀郡的卓王孙、程郑和南阳的孔氏等。大的民营冶铁业的劳动者主要是雇工,也有僮仆。西汉时期的私营铁冶者(或冶铁家),由于有强烈追求利润和发家致富的要求,他们往往倾全力以关注他的事业,例如很注意市场信息、成本核算、产品质量和经营方法。
 《史记·货殖列传》里,这样描述大的冶铁者:卓王孙“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程郑“贾椎髻之民,富埒(liè劣)卓氏。”孔氏则“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小的冶铁手工业者也是充分发挥其灵活性,尽力发展。《盐铁论·水旱》称小冶铁者“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挽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置田器,各得所欲。”所以,西汉是冶铁业的蓬勃发展时期。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把冶铁收归为国营,垄断了冶铁业。而任派的铁官都是官僚,他们吃着皇粮,所以不关心铁的生产与销售,而且产品的种类也很少,质量和差,行业垄断的弊端重重。《盐铁论·水旱》称,“县官(国家)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
 冶铁国营虽然存在着重重弊端,严重影响生产的积极性。但是,这对于国家的财政收入还是有利的,直到西汉末年,这个政策基本上未改变过。因此,在政府的扶植下,西汉的冶铁业有很大的发展,冶铁技术也有很大的进步,使用的燃料除了木柴、木炭外,还有原煤和煤饼。当时的工人们已发明了焠(cuì翠)火技术,就是在锻造刀剑时,把刀剑烧红,浸入水中,以增强硬度。战国时期冶铁业一般只能冶铸农具和少数手工工具,锻制兵器还比较少。到西汉后期,铁器皿和铁兵器已基本上代替了此前的铜器皿和铜兵器。产品除了农具之外,还有手工工具斧、锛、锯、凿等,生活用具有灯、釜、炉、剪、刀、镜等,兵器有长剑、长矛、环首大刀、铁戟、铁斧、勾镶等。这说明汉代铁器的使用已相当广泛。
 汉代的冶铁业作坊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大。考古学家20世纪50年代及以后在河南、山东、北京、江苏等地发现了大量汉代冶铁遗址。在规模上,其中以河南巩县铁生沟村和南阳北关瓦房庄等地遗址为最大。河南巩县铁生沟村出土了一件铁工具,经化验有十分良好的球状石墨,有明显的石墨核心和放射性结构,与现行球墨铸铁国家标准一类A级石墨相当。从这些遗址还可以看出,西汉冶炼不仅工序集中,而且设备齐全。巩县铁生沟村出土了炒钢炉一座,炒钢炉这一先进技术,炒钢效率非常高,说明西汉的冶铁技术已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在钢铁冶炼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西汉手工业的发展,除了纯粹的技术的提高之外,还表现在高超的工艺水平上。
 1968年,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发掘出大量文物,它们做工精美,工艺高超。例如出土的“长信宫灯”,是一个宫女双手执灯的形象,特别生动。它设计精巧,宫女头部可以拆卸,体内空虚,右臂与烟道相通;通过烟道而来的蜡炬的烟被容纳于体内,以保持室内的清洁;灯盘可以转动,灯罩可以开合,以便调整灯光的亮度和照射的角度。最为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该墓出土是两套完整由2000多块玉片和黄金制成的丝缕编缀而成的“金缕玉衣”,其制作工艺真是精美绝伦,巧夺天工。
 在官营手工作坊中,西汉主要生产者是工奴和刑徒,私营作坊中则是奴隶,只有家庭手工业的生产者才是“编户齐民”。汉代灿烂的手工业成果,就是由这些刑徒、奴隶和家庭手工业劳动者所创造的。
 引领世界水平--令人叹为观止的西汉丝织品
 西汉时期丝织业也是比较发达的,不仅纺织技术有很大的提高,而且出现了很多先进的纺织工具。西汉时既有纺纱的工具,又有了织布机。
 秦汉交界之际,斜织机在南北方地区的使用已经比较普遍,农村还广泛地用上了脚踏提综的织机和织造提花织物的机械──提花机,提花工艺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汉锦是汉代织物水平的代表,而且是一种多彩织物。经过对丝织品的化学分析,发现染料是用茜草素和蓝靛作的,可染成绿、红等色。
 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大量的用作随葬的丝织品,有保存完好的绢、纱、绮、锦、起毛棉、刺绣、麻布等丝麻织品,这些绚丽多彩的高级丝织物,用织、绣、绘、印等技术制成,花色有茶褐、绛红、灰、朱、黄棕、棕、浅黄、青、绿、白等,花纹有各种动物、云纹、卷草、变形云纹、菱形几何纹,织制技术有织、绣、绘画等,反映西汉的纺织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有的纱料质轻而薄,和今天的尼龙纱差不多。特别是一件素纱禅衣,薄如蝉翼,轻若烟雾,身长128厘米,袖通长190厘米,其重量仅49克(不到一市两)。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才能。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还出土了西汉帛画和汉画像石,其中已有单锭纺车的图像。最为令人叹为观止的是1956年出土于江苏铜山洪楼的画像石,上面刻有几个人物在织布、纺纱和调丝操作的图像,展示了一幅纺织生产的生动情景。
 西汉的纺织业,以丝织业最为进步,在性质上它也有国营和民营之分。而丝织品的种类也很多,官营作坊以生产比较贵重的锦、绣、纱縠为主,主要是为皇室和官府织造服装。当时,长安和临淄(山东淄博市)是全国丝织业的中心。在长安,设有东西织室,临淄和陈留襄邑(河南睢县)等地也设立了大规模的官营作坊,作坊的织工常达数千人之多。西汉时,最重要的国营纺织业也就这三处:(一)长安的东织室和西织室,专为皇室织造衣物。每一织室的花费,每年为五千万钱以上;(二)三服官,设在临淄,每年都为皇室制作大量的精美的冬、夏、春(秋)三季的服装。故称“三服”。三服官分在三处,各有织工数千人,每年花费数亿钱;(三)陈留郡襄邑的服官,专为皇帝和贵族、大臣们制作礼服。
 民营的纺织业,主要分布在丝织业发达的城市里,那里有富商大贾经营的作坊。除此之外,还有农民家庭的私人纺织,他们则主要是纺织自己穿用和缴纳赋税的麻布、葛布和绢帛,有时也出售一小部分纺织品。
 
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工艺水平极高的西汉漆器
 西汉的统治者和地主、商人都很喜爱漆器 ,故西汉的漆器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在蜀郡(成都)和广汉等地设置工官监造漆器,专造皇室、贵族使用的漆器和金银■(kòu扣)器,每一工官每年花费五百万钱。当时上层之家都使用漆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漆器一百八十多件漆器。漆器的种类很多,有耳杯、盘、壶、盒、盆、勺、枕、奁、屏风等,漆胎有木质、夹纻、竹质,多在漆面上绘有草叶、花瓣、云气、动物等图案。这些漆器 质地轻巧,精致美观,色泽鲜艳,光泽照人,特别是漆器上的彩绘,技巧更高,画法潇洒生动,奔放有力,线条干净流利。当时,制造漆器的工艺水平很高,工序很多,技术复杂,要求很高。《盐铁论·散不足》记载:“一杯桊(quān圈)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
 
(三)、西汉商业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西汉的商业也在迅速的发展。除了汉武帝的币制改革,统一使用官铸五铢钱外,还有大量的商业性质的都会的出现、交通发展和经商哲学的产生,这些都是当时商业发展的表现。
 
中国最最早的经济“特”区--西汉“都会”与经济中心的繁荣
 在不同社会形态和不同历史阶段,商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规律、有一定限度,违背规律超越限度就会出现偏差而给社会经济正常发展带来危害。而顺应规律,则能够促其飞速地发展。西汉商业政策探论孙忠家商业经济自出现时开始,就是西汉社会诸经济中最活跃的因素,其发展对社会经济有促进作用。
 西汉时期,在全国范围已形成了十几个大的经济区。每个经济区中,有一、二个经济中心,即当时的“都会”。比如:关中地区的长安、河南地区的雒阳、漳河地区的邯郸、勃碣地区的燕(今北京)、海岱地区的临菑、梁宋地区的陶、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颍川、南阳地区有宛(yuān渊,今南阳)、西楚地区的江陵、陈、东楚地区的吴(今江苏苏州)、南楚地区的寿春(今安徽寿县)、岭南地区的番禺(pān yú潘鱼,今广东广州)、巴蜀地区的成都等,都名重一时。在这些地区,商品大都聚集在这些都会中,要幺就地销售,要幺转运到外地。这些都会对本地区的经济起到了沟通有无、调剂多寡的作用。而且在各大都会之间,都有大道或河渠相通连,交通十分发达,他们都是一个地区的交通中心。
 当时最大的“都会”,就是京师长安。据考古发掘,长安城周围全长22600多米,到西汉末年,长安人口有24万之多。规模之大,超过古代罗马城三倍以上。城垣每面有三个城门,可容四辆大车并行。在城内,街道纵横交错,当时有“八街(纵街)九陌(横街)”之称。长安城的街道三道并列,分别与三个城门道衔接,其中中央大道特别宽大,是皇帝专用的“驰道”。全城中部和南部政治功能强,几乎全是宫殿区,占全城三分之二。城内北边一部分是居民区,占全城的十分之一左右。而在城西北角的东、西九市,则是商业活动区。长安商业非常繁华,在九个市场之内,聚集着各种大小商店,出卖各地的货物。同类商店又集中在一处,成为许多市,如酒市、牛市、马市、羊市等。同时还有一些有官府手工业作坊。
 除长安之外,洛阳、临淄宛(南阳)、成都等大都市也相当繁荣。洛阳水陆交通方便;临淄丝织业发达,人口密集;宛是南北交通要道,冶铁业很发达;成都的手工业,特别是蜀锦,驰名全国。而且在西汉的南方地区,城市也有很大的发展。如江陵(湖北江陵)、吴(江苏苏州)、番禺(广州)等,或为一方都会,或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
 西汉时,商业经营的范围很广,据《史记》所载,当时市场中陈列着粮食、盐、油、酱、果类、菜类、牛、马、羊、布、帛、皮革、水产等几十种商品。
陆海并进--发达的西汉交通运输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中小城市的兴起,西汉的交通运输业也发达起来。西汉发达的陆路交通,使中原与千力之外的边疆乃至国畅通无阻,这样的交通在西汉前期已经存在了。汉武帝时,随着对于边疆的开发,更推进了陆路交通的发展。
 西汉时,重要的陆路主要有四条:一是自蓟(今北京城西南)出发,东北经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直到朝鲜半岛;二是自长安出发,西经河西走廊、今之新疆,远达中亚、南亚、西亚,乃至地中海东岸各国和南欧、北非等地。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三是自巴蜀出发,经西南夷,通于今之缅甸和印度;最后是自南海(今广东广州)出发,经苍梧(今广西梧州)、郁林(今桂平),达于交趾、九真、日南等地。
 西汉的交通工具也十分发达,除了陆路用的大车,还有大量的船舶。考古学家在长沙、广州等地的汉墓中曾多次发现了木制、陶制船舶和木车明器。1974年,在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中发现了有三个平行排列的造船台,还有木料工场。造船台和滑道相结合,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外形和铁路略相似。这些反映了当时水上交通的繁荣和海外贸易的活跃。在广州、长沙等地,也出土了玻璃、玉髓、琥珀、玛瑙、鸡血石和水晶等玉石佩饰。这些货物当时一部分是国内的特种工艺品,而另一部分则是从海外输入的。
互通有无--繁荣的西汉国际贸易
     随着西汉的海外交通的发达,这促进了当时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日益发展及航海、造船技术的日益进步,同时也促进了当时国际贸易的发展。大汉时,国际贸易的重要航线有两条:一条向东,自齐(今山东北部)东渡渤(勃)海,可达朝鲜半岛,再绕半岛而东,可到达日本(当时的“倭”);另一条向南,从徐闻(今广东徐闻)、合浦(今广西合浦)出发,沿今印度支那半岛近海南行,可到半岛南部及马来半岛各国。再穿过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可以到达黄支国(今印度东南)。这条海上航线就是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通过这条海路,从这些国家把明珠、璧流离等奇石异物等运回了汉朝,而汉人则把黄金器物和各种丝织品带到了这些国家。
     在西北,西汉王朝于西域设置行政机构以后,大大促进了汉朝与中亚、西亚的经济、文化联系。当时,要幺自长安西出阳关,经鄯善(今罗布淖尔附近),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过莎(shā沙)车,西逾葱岭,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靬(jiān肩,罗马共和国);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要幺出玉门关,经车师前国、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西逾葱岭,过大宛,至康居、奄蔡(即“丝绸之路”),到达西亚。
     汉朝西行的遣使者,到达安息、奄蔡、犁靬、条支、身毒等国,在一年中,多则十几批,少则 五、六批。一批人多的有几百人、少的也有百余人,他们都携带金币帛等,方便了商业贸易的进行。西行西亚的近的汉人,近的二、三年可以有一个来回,而远的则要八、九年才能返回长安,等远行一趟西亚,回来时已经“乡音无改鬓毛衰”。当时,运往中亚、欧洲的商品,有蚕丝、丝织品、铁器、漆器等,而且也把铸铁和凿井技术西传给了西亚国家。经“丝绸之路”从西方带回中国的商品,有良马、橐驼、香料、葡萄、石榴、苜蓿、胡麻、胡瓜、胡豆、胡桃等。
用贫求富--经商哲学的兴起
 西汉商业的发展十分迅速,除了大量的商业性质的都会的出现、交通发展,那时还诞生了经商哲学--“生意经”,它是一种简明扼要的经商理论,也是当时经商者的成功经验的总结。
 这些理论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到了西汉中期,很多都成为商人们的座右铭。例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就是把“求利”看做是人生的主要追求目标。还有为了求利而总结的成功经验,像“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在商业非常发达的时期,农工商三业中,农已被人们看作是“拙业”,是很难“用贫求富”的。要想求富,最有效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经商。在当时,财产为个人所私有,“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因此商人也有破产的,所以从业就要兢兢业业,时刻把握机会、掌握决窍。当时的人们总结的诀窍有“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所谓的“德”,就是有钱的地主以小恩小惠笼络人心,进行地租剥削,可以被封君。而一些商人致富以后,把过剩资本投入到土地上去,艘与地主结合的道路,“以末(经商)致财,用本(农田)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这已与用武力夺取天下、用文治巩固江山的道理相提并论了。
 在西汉前中期人们的思想或行动上,还曾出现了“用贫求富”的热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于是,长期被看不起的商人阶层到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社会、政治势力,所谓“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西汉时,商业的发达,使得“交通王侯”也十分活跃。汉初,虽然曾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作官为吏,但随着后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山泽禁令的放松,让商业的繁荣起来,商人也活跃起来。当时的富商大贾“周流天下”,非常活跃,甚至富比天子,“交通王侯”,形成有影响的势力。
 
 二、东汉经济
  在东汉前期,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的恢复、发展速度比西汉前期慢一些,但是到刘秀之子明帝时,情况已好转了很多。据《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经验是“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rěn忍),百姓殷富。粟斛(石)三十,牛羊被野。”到了东汉后期,其农业产量“通肥(qiāo敲,瘠薄)之率,计稼穑之入,今亩收三斛。”这与西汉前期的“百亩之入,不过百石”水平相比,已经上了很大一个台阶。
(一)东汉农业
  在东汉前期,政权的进一步加强,地方势力的融和,使国家趋于稳定,这使得东汉的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都有了快速的发展,甚至超过了西汉的水平。其中农业尤为如此。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东汉农具的改进
 东汉时期的农业生产较西汉更有发展,这和铁农具、耕牛更加广泛的使用是密不可分的。
 东汉时生产工具的改进有显着的成就。东汉时出现了短辕一牛挽犁,它操作灵活,便于在小块农田上耕作。这它的出现,跟犁铧的改进是结合在一起的。东汉时,已经有大量全铁制犁铧投入使用,较以往的V形犁,它刃端角度已逐渐缩小,不但使用起来省力,而且可以深耕。此外,其它新型的全铁制的耕作工具也逐渐增多。在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的考古工作中,都有大量的铁农具出土。在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甘肃、内蒙古、宁夏、新疆等边远地区,也都有不少铁农具被发现。以铁犁为例,有长宽各四十多厘米和各三十多厘米的大型铁犁,有长、宽各二十多厘米的中型铁犁,也有宽度只有十几或不足十厘米的小型铁犁,这些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犁锋部的角度缩小,刃部加宽,而且较普遍地使用了犁壁,这样的犁具便于深耕、快耕、翻土、碎土,而且坚固耐用。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新式铁农具,重要的有全铁曲柄锄和䥽(pō泼)镰等。在四川乐山崖墓石刻画像中见到的曲柄锄,是铲除杂草的中耕工具,曲柄锄是中耕农具,全铁曲柄使用起来既坚固又省力。在四川绵阳发现的铁制钩镰,全长35厘米,接以长木柄,可直立砍草,是专用于收割的小型农具,操作起来很方便,生产效率很高。
 根据有关的记载,汉献帝末年,雍州刺史张既曾令陇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屋宅水碓,水碓是一种舂米工具,它采用水力带动石碓进行工作,这比以前用柱臼或脚踏石碓舂米,不但省力,而且效率要高得多。有关考古工作还发掘出了东汉的陶风车、陶磨盘模型等,说明农产品加工工具有了显着进步。
 牛耕技术在东汉时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和推广,一些地方官吏很注意推广牛耕技术,任延做九真太守,在当地推广牛耕,田亩年年增辟。从已发现的属于这一时期的壁画、画像石及有关模型的牛耕图象上可以看出,牛耕不仅在中原地区使用,而且还推广到了远至甘肃、内蒙古、广东等边远地区。陕西绥德县东汉画像石上的牛耕图,和米脂县东汉牛耕图,证明陕北高原的牛耕技术和中原地区已没有什幺不同。在技术上大多数是二牛抬杠,也有少数用一牛的,还有马耕。在西汉后期发明的精耕细作的区种法,到东汉时期更是得到了迅速推广。
鱼稻之饶,流衍它郡--东汉的水利发展
 西汉时虽然进行水利的兴修,但到了后期以及以后,水利却长期失修,以至于河水“侵毁济渠,所漂数十许县”。东汉初年,官府又开始注意水利的兴修。前期,东汉在各地开凿了许多灌溉渠道,三辅、河内、山阳、河东、上党、太原、赵、魏及河西、江南地区,也都“穿渠灌溉”,有的地区还开辟了很多稻田。黄河的治理则更是当时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
 公元1世纪初,黄河在今河南、河北交界地区决堤,河水泛滥成灾,淹没了几十个县。明帝时,命民间水利专家王景和将作谒者王吴主持修治黄河和汴渠,为这项工程而征调的农民和士卒有数十万人。王景等自荥阳东至千乘(shèng胜,今山东博兴)海口千余里,勘察地形,决通壅积,疏浚河道,十里立一水门,控制水流和水量。用了约一年多的时间,耗资上百亿,终于完成了这一工程。此后,在王景、王吴的主持下,又用“堰流法”修了浚仪渠,并从荥阳至千乘海口千余里间修渠筑堤,从而使河、汴分流,两水沿岸出现了大量的淤土,以后多开为良田。黄河经过这次整治后,水势足以冲刷沙土,通流入海,以后大约有八百多年(到1048年)的时间,未再发生改造之事。
 此外,有些郡守县令也很重视本地区的水利兴修。汝南地区的鸿隙陂,西汉时堙废。东汉初,邓晨任汝南太守,他用民间水利专家许杨为都水掾(yuàn院,官名),主持修复鸿郄陂(xìbēi隙碑,今河南正阳、息县间),历时数年,起塘四百余里,可以灌溉几千顷良田,年年丰收,“鱼稻之饶,流衍它郡。”汉和帝时,何敞任汝南太守,他又主持修治了鲖(zhòu宙)阳(今安徽临泉)旧渠,还开垦良田三万多顷。
 杜诗任南阳太守的时候,大力兴修境内陂池,开垦荒地,南阳逐渐富足。张堪任渔阳太守时,在狐奴(今北京顺义东北)开稻田八千余顷,引来沽水和鲍丘水(今潮白河)灌溉田地,使这一地区逐渐殷富。当时有民歌唱道:“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顺帝时,马臻任会稽太守,在会稽、山阴两县(今浙江绍兴)修镜湖,方圆三百余里,灌田九千多顷。此外,下邳、广陵、河东、河内、河南、左冯翊(píngyì平亦)、右扶风、京兆尹、陇西、武威等郡国,也修复或新开了许多湖陂沟渠,如下邳徐县北的蒲阳陂、庐江的芍陂、会稽的镜湖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灌溉工程。灌田多者达三万余顷,少者数百顷。这些陂塘、沟渠的修复或开凿,对于农田灌溉和交通运输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各地发现的东汉墓葬里,经常可以看到水田和池塘组合的模型,有从池塘通向水田的自流水渠,有的还在出口处安置闸门。
 水力兴修,促进了东汉各地的生产,水力技术也得到了发明和推广。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水碓和水排。水碓是粮食加工工具,主要用于舂米。水排是鼓风工具,用以冶炼铜铁。到东汉末年,还发明了翻车,也就是龙骨水车,它靠“设机车以引水”,大大减轻了人的体力。还有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它主要是使用了虹吸管的原理。以上这些这都是当时很先进的汲水工具。东汉后期的农业产量,据仲长统说:“通肥(qiāo敲,瘠薄)之率,计稼穑之入,今亩收三斛。”这与西汉前期“百亩之入,不过百石”相比,有所增加。
 由于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再加上农耕工具的改进、耕作技术的提高以及精耕方法的推广,大大提高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使东汉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帝永兴元年(公元105年)的垦田数字达到732万多顷,人口达到5325万多人。这个数字略低于西汉,但如果把东汉豪强地主隐瞒的田亩和人口包括在内,实际的垦田面积和人口数字肯定要超过西汉。
小小的封建“乌托邦”--地主庄园
 自西汉后期开始,有权有势的大地主占据了大量的田地和佃农,世世代代称霸一方。到了东汉时,宗室贵族也竭力霸占田地、奴婢。像刘秀的儿子济南王刘康就有田八百顷,奴婢一千四百人。而一些大商人大地主也是“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这样,就逐渐形成了拥有大范围田地的地主,即庄园地主。
 在地主庄园中,实行的是以满足地主的生活需要为主的组织生产。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东汉地主田庄内的一些经营情况。佃农们在地主或其代理人的指挥下,按照时令,从事于农业或副业生产,在主业上,他们种植着小麦、大麦、春麦、粟、黍、粳稻、大豆、小豆等粮食作物,胡麻、牡麻、蓝靛等经济作物,瓜果等蔬菜;自己制作各种酱、酒、醋及饴糖等食物;又种植药用植物,以配药品。除此之外,还种植各种林木以及果树,饲养马牛等耕畜和家畜。而在手工生产方面,他们养蚕,纺织各种麻布和丝织物,制作衣、鞋,制造农具和兵器等。此外,田庄中也有粮食及农副产品的买卖。就连农具和手工工具也由本庄园制作。可见,在地主田庄里,各类生活资料基本上都可以自给自足。 而且,他们还特别讲究农业科学,十分注意时令节气,重视杀草施肥,根据不同土壤的性质,种植不同的作物,采用不同的种植密度。并能及时翻土晒田,双季轮作,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尽管这样,封建的剥削关系还是没有改变。在地主庄园里,属于田庄范围的田地都为地主所有,而且其中的山林川泽也被他们所霸占。刘秀母舅樊宏在湖阳经营的田庄,其中有大面积的樊陂,田地达三百余顷。在这个田庄中,庐舍楼阁成片,“竹木成林,六畜放牧”,“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可见其规模很大。另外,樊宏还“好货殖”,从事商业和高利贷活动。东汉后期的中常侍苏康和管霸,也是“遂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民庶穷困,州郡累气。”在四川发现的画像砖上,可以看到地主田庄的一些情景。
  在田庄里,地主是可以享乐,而绝大多数农民,则是他们的佃客,实际成了农奴。地主对农民的超经济的剥削是很严重的。青壮年农民都要为地主充当部曲或家兵,每年二、三月青黄不接,或八、九月寒冻将临之时,地主们就驱使他们在庄园里进行战射训练,以防御贫苦农民对地主庄园的攻袭。在地主庄园内,还修有坞堡,是地主们藏身之处。在坞堡四周,有高墙、深沟围绕,还筑有三层、四层、五层、六层警楼,上有部曲、家兵把守。这表明地主在当时也很恐惧被剥削者的反抗,缺乏安全感。
  为了获得安全感,他们也有意识地利用宗亲关系,分化农民。据《四民月令》记载,每年春耕前后,庄园主就“赈赡穷乏,务施九族,自亲者始”;秋收前后,又“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对同宗贫困而死者,则纠合宗人,合族收葬;冬月腊日,还要“请召宗族、婚姻、宾旅、讲好和礼”,“休农息役”。于是,在封建庄园内部往往能够形成相对缓和的关系。到了战乱之际,常常出现豪强地主率领大群宗族宾客、徒附义从,或择地避乱,或筑坞自守,甚至合族开上战场,举宗进行叛乱的现象。
无力回天--封建国家所有制
 东汉时代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经济形式,封建国家所有制经济。即,国家不仅掌握着大量土地及山林川泽,而且还直接经营许多生产事业。特别是手工业方面的经营,更多地为国家所控制。
 在东汉的政府机构中,生产事业为大司农、少府、将作大匠、太仆所掌管。大司农一边经管国家赋税,一边主管屯田等事务。东汉时期的屯田,以军屯为主,还有沿边地区的募民屯田及放免刑徒屯田。大司农所属的平准署和导官署,则分别进行各种丝麻纺织品的染色加工及粮食加工。少府是皇帝的大管家,它管理山林川泽的各种税,还直接组织皇室需要的生活用品和各类奢侈品的生产。少府在各手工业中心设有工官组织生产,规模很大。将作大匠直接掌管宫室、都邑、园苑、陵墓等土木工程。太仆则管理各处牧苑,还主造各种兵器器械。
 在东汉的国营经济中,从事生产的较多的是奴隶,还有大量的罚作苦役的罪犯、服徭役的农民和少数佣工人。碰到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则依靠征发徭役来完成。
 尽管东汉有国家所有制度,还有政府在形式上实行的呛箧薄赋政策,但无论怎都无法改变农民受到多方面盘剥的命运。一方面,地主、官吏欺凌人民,转嫁负担。如汉明帝时,政府下令推广区种法以增加产量,结果一些地方通过多申报农民耕地把租税负担强加在农民头上。又如东汉初期禁止农民从事商业活动以妨碍农时,结果地方官吏及豪强地主遂规定有田者不得捕鱼,据此对农民进行种种限制,以便他们营私牟利。而另一方面,官方还在各种借口下任意征发,转输远戍等,更使农民常常落得“饥饿流离”的局面。
 而在地主庄园里,那些从事劳动的宗族、宾客、徒附和奴隶,所受的剥削都很沉重,地租剥削大概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他们对豪强地主有极强的依附性。其中庄园主的贫困宗族、宾客地位略高,徒附是典型的农奴,奴隶则最为卑贱。除了实物地租,他们还得无偿地为田庄主服劳役,被编制起来,组成地主私人武装,平时看家护院、巡警守卫,战时则跟随主人打仗。他们“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崔实《政论》)
 
 二.东汉的手工业
  东汉的手工业相当发达,很多新技术被发明,并运用大批生产和生活。东汉时期的重要手工业有煮盐、冶铁、铸铜、漆器、纺织等,以私营为主,生产技术都较西汉进步。公元105年,蔡伦在前人的基础上改造了纸张的制造技术,使我国的文字记录方式脱离了使用竹简的时代。东汉的制陶业的发展,把一些以前为豪门贵族专有的用品带入了寻常百姓家。  
“大办钢铁运动”--东汉冶铁技术
 由于东汉铁制农具的广泛推行,使得钢铁的需要量大大增加,需求拉动生产,这推动了东汉冶铁技术的改进。
 在冶铁技术上,东汉有很大的进步。首先是南阳冶铁工人发明了“水排”,水排就是水力鼓风机。机器是木制的,用水力转动,鼓风的部分用牛皮制成。利用水力转动机械,使鼓风皮囊张缩,不断给高炉加氧。水力鼓风炉的发明,是冶炼技术史上的一大进步。《后汉书·杜诗传》记载,建武时期,杜诗为南阳太守,“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南阳是整个大汉时期重要冶铁地区,水排的使用,推动了整个冶铁技术的进步。东汉冶铁技术的另一重大成就,就是发明了低温炼钢法。这一技术的发明和推广,使钢的使用更加普遍,并促使铁兵器如刀、剑等最后完全代替了铜兵器。
 在铁器铸造工艺上,东汉时已熟练地掌握了层迭铸造这一先进技术。考古人员在河南温县发现的一座烘范窑,出土了五百多套铸造车马器零件的迭铸泥范。东汉时,工人们把若干个泥范迭合在一起,装配成套,一次就能铸造几个或几十个铸件,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迭铸技术还在原来的基础上有重大改进,将双孔浇铸改为单孔浇铸,这技术为当时节省了很多原料。
 还值得一提的是,东汉的冶铁手工业中已经开始使用煤(石炭)做燃料(在巴蜀地区当时还利用天然煤气煮盐)。在河南巩县的冶铁遗址中,曾发现了混杂了泥土、草茎制成的煤饼,说明煤已被用来炼铁。
 东汉的冶铁业为自由经营产业。国家或官府经营的冶铁业,主要制造国家或官府需要的兵器、车马具及其它生产、生活用具,而民营的冶铁业重要生产商品,以供应市场所需要的农具、手工工具及生活用具,像锅、剪、灯、刀、钉子、顶针等。考古工作发掘出了大量东汉的铁钉、铁锅、铁刀、铁剪、铁灯等,这表明东汉时铁制用具已普遍应用到生活的各方面。
丰富了边缘地区的百姓生活--东汉的铸铜与纺织业 
 东汉时期,官府在许多重要铜矿区设立了冶铜场或铸铜作坊,专门制作皇家或官府使用的铜器。而在其它地方,地主和商人也有很多人经营冶铜业。
 当时的铸铜业几乎是遍及全国,最著名的地区有广汉、蜀郡、朱提(shú shí孰实,今云南昭通)、丹阳(今安徽宣城)等。东汉的铜器主要是生活用具,常见的东汉铜器有洗、釜、甑、壶、鐎斗、奁、博山炉、铜镜等。其中一些产品制作精致,花纹工巧,花纹则有双鱼、羊、鼎等图案,或铸有祝福吉祥、富贵的话语。还有的饰以鎏金、错以金银的,有些洗上带有“朱提造”、“堂狼(今云南东川)造”、“青蛉(今大姚)造”等铭文,注明产地等。
 与西汉相比,东汉的桑、麻种植的范围扩大了许多,养蚕和丝织业、麻织业都有很大的发展,纺织技术也有进步。东汉初年已能用织花机织成色彩缤纷、花纹复杂的织锦。当时,蜀锦已驰名全国,襄邑(河南睢县)和齐(山东临淄)的丝织业特别发达。在边疆地区,丝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新疆不少地方汉墓出土了红色杯纹罗,织造匀细,花纹规整,反映丝织工艺水平的高超。甚至还在同一地区出土了组织细密的织花毛织品,颜色鲜丽,显示出东汉西北高度发达的毛纺织工艺技术。
 东汉的主要丝织品产地分布在今山东、四川等省,官府在那里设置有服官,京师洛阳设有织室,专为皇室和高级贵族、官僚制作服装。后人在“丝绸之路”上发现了许多属于东汉时期的丝织品,像锦、缎、绫、绮、罗、纱、縠、绸、绢、缯、帛等。上面的花纹有流云、鸟兽和吉祥语等图案,还有秀丽古雅的刺绣。
 东汉时期还有一种纺织品叫麻葛织品,最著名的是越布,也叫做越葛,是会稽地区的产品。刘秀称帝后就把越布列为贡品,使越布成为贵品,也成了奢侈品,为皇帝、皇后和贵族、官僚、地主们所喜爱,结果越布名贵一时。
引领世界文明的潮流--造纸业与漆器业
     周秦时期,以竹木简牍和缣帛作为书写绘画材料。简重帛贵,不便使用。西汉中后期,宫廷中已使用一种丝质纸,薄而小,叫做赫蹏(xí  tí戏蹄)。社会上已有用植物纤维制造的纸张。到了东汉时期,造纸业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一举成为影响世界的“四大发明”之一。对于这项先进的技术,我们在下一章做详细的阐述。
 在漆器业、陶瓷业等手工业部门,东汉时也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瓷器烧制的火候更高,器物的吸水性更弱。从出土的器物看,它已十分接近后来的青瓷。东汉的漆器以蜀郡、广汉出产的最为有名,两地工官主造的漆器,都是精美绝伦的手工艺品。
 绝不比中原逊色--河西地区手工业水平
 公元前121年游牧在河西地区的匈奴昆邪王和休屠王投降西汉。汉朝封昆邪为源阴侯,其下瞩四人被封为列侯。其部众4万余人被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称为五瞩国。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公元前104年,西汉政府设置酒泉郡与张掖郡,前101年设武威郡,前88年设敦煌郡。这便是有名的河西四郡。河西四郡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新疆境内的于阗、疏勒、龟兹、高昌,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镇。
 河西四郡设立后,大大地促进了该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促成这个地区城市的发展、商业的繁荣、文化的发达。最终,带来了该地的手工业的发展与繁荣。有关考古工作者在兰州、武威、酒泉等地清理了汉代墓葬500多座,出土了大批文物。出上文物中有大量的木简、漆器、陶器、铜器、铁器、丝织品、度量衡具、天文仪等等。例如,1969在武威雷台的一座东汉“张姓将军墓”中,出土的文物中有铜马39匹,铜牛1头,铜车10辆,有一匹“铜奔马昂首扬尾,头微左顾,三足腾空,右后足踏一飞鸟,鸟似鹰,展翅回首”,是一件罕见的古代艺术珍品。为数众多的东汉文物的出土,表明了河西地区的手工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三)、东汉的商业
 铁工具的普遍推广与牛耕技术的提高,大大增强了东汉人们政府自然的能力,特别是江南河网沼泽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尤其有利。同时,再加上当时各种社会原因,东汉时期的经济区域叫西汉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商业也有明显的进步。
 此一时彼一时--东汉经济区域结构变化
     东汉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的增多,因而商业也在随之发展。特别是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刘秀下令重铸五铢钱,废除了一切旧币,消除了王莽制造的货币混乱的局面,对于商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此后,东汉各地形成了一些较以前很有名的经济区域,而且经济区域结构也有了明显的变化。
     在东汉以前,先进的经济区域主要集中在淮河以北,特别是包括关中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最为发达,区域优势最为明显。而当时的人口分布,也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但是,到了东汉后期,这种区域结构开始有了较大的变化。黄河流域的某些地区人口减少,甚至出现了衰落的迹象。而南方则是一番“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景象。正当黄河流域经济衰退的时候,东汉南方却出现了新的经济发展地区,人口在急剧上升。
     西汉的时候,长安附近的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一带,地处关中地区,人口特别稠密,共有240多万。到了东汉,关中地区战乱频繁,在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那里一度残破不堪,人口锐减至50多万,兖州人口也由先前的780多万减至400万左右。相反,在南方诸州,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扬州人口从原来的320多万增到430多万;荆州人口从350多万增到620多万;益州人口也从470多万增到720多万,等等。
     随着人口的增加,南方不少地区的开发速度也在不断加快。在太湖和钱塘江流域,西汉时都由会稽郡统一管辖,到了东汉,这里划分为吴、会稽二郡,这主要是当地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在其它地区,如鄱阳湖、洞庭湖周围地区及成都平原一带,经济和人口都在不断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发达区域。不过,虽然经济结果有如此的变化,但是东汉时大部分人口还是集中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因为那里仍然是东汉的经济和政治中心。
 2、交通外国,广求异物--东汉的商业贸易
 东汉时期,商品种类比西汉多,市场也有所扩大,交通更加发达。一般都在在城市中设有交易市场,叫做“市”。按所卖商品种类,市内分别若干“市列”或“列肆”,再在每个列肆分设很多店铺或商摊。
   在东汉时期,商业贸易不仅市内繁荣,而且民族贸易也是异常活跃。几乎在整个汉代,民族间的经济交流就十分活跃。民族之间,由官方定期(或不定期)组织的商业交换关系,当时叫做“合市”或“互市”。合市在西汉就已出现。到了东汉时期,汉和匈奴之间,定期“合市”。每次合市,汉商都会携带大量的铁器、丝织品和其它手工业品去做交易,他们交换来的匈奴牛马,数以万计。在西南,汉人和羌、乌桓、鲜卑以及各族之间也定期“合市”,互通有无。合市这一交换形式在促进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
 更为可贵的是,汉族的一些小商贩还载负货物,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用商品换取民族地区的土特产,同时也为他们带去生活必需品,进行民族间的物资交流。
 远在千里之外的西域,他们与中原的商业交换关系不方便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合市”,而且小贩也没有能力把货物驮到那里,往来也很困难,所以东汉多是由国家或官方以使节的名义,派遣商队,经过长途跋涉,到各国进行交换。当然,也有大商人结伴前往该地进行贸易的。运往西域的商品主要以丝绸等为主,沿丝绸之路西行,部分销于西域都护区内各国,有的则远达于中亚、西亚、南亚、东南欧、北非等地。返回时再把这些地区的皮毛制品和香料等带回中国。
 东汉的贵族和高级官僚们往往凭借他们的权势,从西域买进奢侈品,供自己享受。像外戚窦宪就花费了八十万钱从西域买得杂罽(jì寄,毡子)十多张,还叫人带着杂采七百匹、白素三百匹,到大月氏去换取马、苏合香和毾■(tà dēng榻登)。《后汉书·梁冀传》也称,外戚梁冀“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
 3、斗罢艰险又出发--东汉的海外交通
 商业交换关系的发展,在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同时,也促进了交通事业的发达。东汉时期,中原地区的陆路和水路都有新的发展,中原和边疆地区的交通条件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从关中通往巴蜀的千里栈道,在东汉时多次得到了整治。
 东汉初年,还开通了从代(今河北蔚县)通向平城(今山西大同)的飞狐道,全长约三百余里。还开通了峤道,从零陵(今属湖南)、桂阳(今郴县),通向岭南,最远到达交趾、九真、日南等郡,全道长达一千多里。在巴蜀,还有通向西南夷地区的大道。该道一直向西南延伸,可以经今缅甸,到达印度,这就是西南丝绸之路。东汉官府在这些栈道和大道的沿途,设立了很多亭障、邮驿,既可以保护商旅,又可以安顿他们的食宿,大大方便了交通。而在其它各郡之内,也都“凿山信道”,“列亭传(zhuàn篆),置邮驿”,发展交通运输网络。这些都为民族交流往来和商贸的进行奠定了基础。
 东汉时的海外交通也较西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东汉与外国的往来关系随之更加密切。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光武帝刘秀封韩人苏马諟(shì是)为汉廉斯邑君,属于乐浪郡,每年都来朝贡。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国(日本)派使臣来赠送方物,刘秀随即赐给他们以印绶。1784年,日本人在九州志贺岛(今福冈县粕屋郡志贺町)发现了一枚汉制金印,上面有字:“汉委奴国王”,这可能就是当时刘秀所赐的金印。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倭国王帅升又派人向东汉朝廷敬献奴婢一百六十人,并愿意到洛阳来朝见。到这时为止,东汉的海运已经到达日本以东、以南几千里以外的岛屿和地区,有的航程甚至需一年以上。
 在南洋和印度洋各地,海运十分发达,东汉与那里的往来也更加密切。和帝(公元89-105年)时,天竺(今印度)几次派遣使节来汉朝,向官府赠送方物。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叶调国(今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王派遣使节师会向汉朝赠送方物,汉朝封师会为汉归义叶调邑君,同时还赐给他们国王以金印紫绶。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国(罗马帝国)王安敦又向汉朝赠送象牙、犀角、瑇(dài玳)瑁等。
 4、缘于自然状态下地区分工--东汉的商品结构
 东汉的商品种类比西汉多,市场也大。在城市里的交易市场上,按所卖商品种类,设立很多“市列”或“列肆”,每个列肆又设立很多店铺或商摊。而当时的主要商品有两大类,即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比如粮食、盐、铁器、丝织品、麻织品、皮毛制品等,还有金、玉、琥珀、玛瑙、玳瑁、象牙、犀角等珍贵器物以及中外药材等。在一些人口稠密的乡村或交通要道地区,也都有市集出现。
 东汉的商品主要来自民间。东汉时期实现了货币赋向实物赋的演变,被征调的一些物品甚至还充当了货币功能。比如,在征调布帛的同时,布帛就成为货币。布帛是民生必需品,也是商品。由于它具有比较稳定的价值,民间已将它作为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赋予它一定的货币功能。王莽时“货币杂用布帛金粟”,布帛开始具有法定货币的地位。而到了东汉末年,谷帛则取代金属货币成为了主要货币。封建国家征调的大量谷帛,除直接使用一部分之外,大部分都投入进入市场。因此,征调谷帛与谷帛货币化相配套,更加增了谷绢与市场联系的必然性,加速了商品化的进程。
 汉代农民为了交货币税而出卖谷物布帛禽畜果蔬等,都是根据各自家庭的所有情况而顶,品种数量都是不确定的。汉武帝的时候,收入“均输帛五百万匹”,《史记》称连同租粟收入,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但是,提升商品市场丰度最重要的因素还是赋税所形成的消费需求。当时皇室、贵族、官吏等都居住在城市中。他们有充足的支付能力,而且其消费需求弹性也小,他们的消费需求主要靠把商品从各地农村运向城市的贩运贸易来满足。因此,地区间的贩运贸易是当时商品市场最重要的贸易。民间贸易、特别是农村贸易相对地不甚发展,而立足于贩运贸易的城市商业却始终表现繁荣。
 皇室、贵族、官吏等人的消费,大都是贩运的商品。在汉代,“山西饶材、竹、榖(gu)、纑(lú)、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毡裘、筋角、铜、铁”。这些土特产品都“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又如,“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楠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毡裘,兖豫之漆丝絺纻(chīzhù),养生送死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这些著名的贩运商品,大都随当地的气候和土壤多样性而形成的产品多样性。所以,东汉乃至整个大汉的贩运贸易就主要是建立在自然状态下地区分工的基础之上。
 
 三、第三只眼看世界--经济篇
 
 (一)、亚洲的经济水平的代表--古印度的经济水平
   在亚洲,除了领先世界潮流的大汉,在历史的同期,几乎没有什幺历史看点。无论是西亚还是朝鲜半岛及其以东的地方。而在南亚,有一个可以与中国古文明相提并论的国度,它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与两汉的同期的印度,其经济水平可以说代表了出中国之外的整个亚洲的水准。
   在农业方面,早在公元前2500多年的哈拉巴文化时期,古印度的农业生产就已有相当高的水平,使用青铜器农具,种植多种作物。古印度人是世界上最早的棉花种植者。所以,古印度也成了棉纺织的发源地。
   手工业上,公元前2世纪古印度的棉纺织技术已有相当的水平,产品远销国外。古印度人在世界上发明烧制砖块供建筑使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从哈拉巴文化遗址中,人们发现当时的城市已有很多两三层楼房和1800多平方米的公共大浴室,在城市里面,有相互交错的道路网,还有完整的供水和排水系统。三四千年前能建设如此规模的城市,当属世界之最。
     古印度人也是使用铁器。雅利安人入主印度之后,他们重新发展农业生产,公元前6世纪以后开始使用铁器,这促进了当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很大程度的提高。在生产工具的改进方面,古印度人于公元前4世纪就可以炼钢,新德里至今还保留着一根5世纪时铸造的铁柱,高7.25米,重约6.5吨,几乎完全没有锈蚀。古印度有很多铜铸佛像,他们个个工艺精美。这都反映出古印度的冶金技术水平。
   (二)、古罗马时期的农业水平
   公元前3至2世纪,古罗马的社会经济和奴隶制有很大的发展,罗马在所征服地区没收大量土地充作国家公有地,出租或卖给富有公民。罗马显贵也大量占用公有地,同时兼并小农土地,致使大土地所有制迅速增长,并产生了庄园经济。公元前3至2世纪,意大利的大地产以中型田庄(维拉)为主,占地100至500犹格。公元前2世纪以后,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开始出现大田庄(拉蒂芬丁),随后扩及北非、高卢和西班牙等地。此时,农业生产技术有所改进,产量也较前提高。当时粮食充斥市场,粮价低廉。这虽然与从行省进口粮食(数量有限)有关,但主要还是意大利本地农业发展的结果。
古罗马的公有地
   看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的农业水平如何一般要从土地着眼。古代罗马土地所有制实行的是以国家公有土地为主。早在王政时代(公元前8~前6世纪),罗马就存在两种土地所有制形式:氏族部落公社成员份地和公有地(未分配的耕地、牧场、荒地等)。进入共和时代后(约公元前 509),公有地随着对外扩张而增加。罗马在征服意大利期间,没收了当地公社或部落1/3的土地归罗马国家所有。罗马在扩张中设置的行省里,按照罗马的法律,土地名义上也都属于罗马国家。罗马的公有地包括农民实际耕种而向国家纳税的那部分,直接控制的则包括没收政敌的地产、被征服国家(例如迦太基)的土地以及被推翻的马其顿、埃及等王室的土地。
   在罗马共和早期,贵族依恃财势大量占用公有地,平民则不断为争取公有地的占用权而斗争。公元前367年通过的《李锡尼-塞克斯都法》规定,每户占用公有地的最高限额为 500尤格(1尤格合1/4公顷)。但在此后,贵族却继续超占。公元前1世纪罗马当局将公有地起用来安置退役士兵。元老贵族和骑士乘机承租或收购大片公有地,经营奴隶占有制庄园和牧场,发展成为大地产制。格拉古兄弟曾试图实行限田法和均田法,结果都失败了。到了在帝国时期(公元前27~公元476),很大一部分公有地都慢慢转化为皇室领地。 
古罗马的大地产制 
   公元前2世纪,罗马成为地中海霸国,领土迅速扩张,公有地猛增。在监察官主持出租甚至拍卖公有地的过程中,元老和骑士通过购买、承租公有地和兼并小农土地,迅速占有了数百甚至上千尤格(1尤格合1/4公顷)的土地。公元前1世纪内战时期,罗马广泛采用的没收政敌地产和安置老兵的政策,曾一度抑制了大地产制的发展。而到了罗马帝国及其扩张时期,大地产制又开始盛行,在2~5世纪期间,就成了整个地中海地区的重要土地所有制形式。大地产制最大土地所有者是皇室,其次是地方,很多私人也拥有大地产。3世纪的危机和随后的战乱以及苛税,自治市内中、小土地所有者的破产反倒更加便利了大地主兼并土地。
     经营形式上,在公元前2~公元1世纪,罗马奴隶占有制经济非常繁荣,这与当时使用奴隶劳动是分不开的,它促进了中、小农庄的兴旺联系。在意大利中部,土质十分肥沃、交通也很方便,那里建立了很多面积100~200尤格的中型农庄,实行商品性的专业化生产,设置管庄人员,利用奴隶劳动,种植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而在意大利比较偏远地区,农田则出租给自由佃农耕种。在西西里和阿非利加省,实行的是奴隶制大型谷物庄园。在意大利的南部,还有大片牧场,他们一般都是粗放性经营,名萨尔图斯(Saltus)。
     大地产主拥有多处地产,采取多种经营方式。后来奴隶反抗加剧,导致奴隶生产变得无利可图,中型农庄走向了衰落。许多大地产也被迫把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隶农和其它类型的小农。剩下的一少部分大地产,他们仍然采取集中经营的方式,使用奴隶和服劳役的隶农劳动。
     公元2世纪开始,罗马出现快乐新型的大庄园,它们带有明显的自然经济色彩,庄园中还有手工业作坊,主要为他们的自身需要服务。后来,随着奴隶制生产方式危机的逐渐加剧、城市日趋衰落、商业的萧条,大地产的闭塞性和独立性逐渐明显,有的庄园中开始产生集市。而城市外面的私人大地产,由于具有独立性,他们便开始蚕食城市公有地,还通过庇护制兼并中、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把越来越多的隶农捆绑在土地上。直到3~5世纪,罗马帝国各地大庄园的发展和隶农人身依附程度的加深,罗马的奴隶占有制社会内部才诞生封建生产方式并逐渐发展。
古罗马的农业技术
   公元1世纪到2世纪期间,罗马进入“罗马的和平”时期,帝国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这个时期内,社会政治的相对稳定,交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文化、生产技术也得到了交流与传播,这些因素再加上行省和城市地位的改善,都有促进了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当时,在希腊和意大利北部出现了带轮的犁,在高卢产生了割谷器。公元前1世纪,水磨也由小亚细亚传入西方,在罗马得到了推广。
   罗马的农业在此期间经验开始普遍采用轮作制,还种植种植豆类作物,用做以恢复土壤肥力。在意大利,谷物生产开始衰退,原因是奴隶价格和土地价格的上涨、奴隶劳动效率的下降和行省廉价粮食的输入。但是,各行省的农业却发展起来了。
   在北非和埃及,他们扩大了灌溉网和耕地面积,每年都给罗马供应大量的粮食。而位于多瑙河地区各行省,特别是潘诺尼亚和米西亚,都成了罗马的新谷仓。
   在希腊和爱琴海岛上,他们恢复了葡萄和橄榄栽培业。北非、高卢南部和西班牙东南沿岸,也都开始栽培葡萄和橄榄,处处呈现出一派经济繁荣景的象。高卢北部盛产粮食,除了满足本地食用,还大量的运销外地。
                  
   (三)、古罗马时期手工业
   铁器的使用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强有力的标志之一,它的使用,消除了最古老的文明对于周边地区民族的优势。原先落后的民族一旦将铁器用于生产和军事上,就会让自己的整体素质向前迈进一大步,甚至变成对古老文明的巨大威胁。文明产生最早的两河流域南部和埃及,那里虽然在此前经历了漫长的青铜文明时期,但是铁器并非开始于那里。
人类先后进入铁的时代
     铁器时代的开始,在世界不同地区时间有所不同。在印度,铁器时代约开始于公元前1000年,但其广泛使用则是从公元前1000年代中叶开始。在地中海以东的西亚地区,大约开始于公元前12世纪。有资料称希腊在“荷马时代”(公元前11-9世纪)就开始进入了早期的铁器时代,而铁器的大规模使用,则是在公元前800年以后。在埃及,铁器时代约开始于公元前6世纪,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了最早的炼铁。在上述地区以外,在北欧以及东南亚的许多地区,自公元前1000年代中叶开始也开始进入铁器时代。
罗马时代的手工业技术
     公元前3至2世纪,罗马社会经济和奴隶制的快速发展,在此时期,罗马的手工业和商业也有所发展。在罗马和意大利一些城市中,出现了具有相当规模的手工业作坊,制造武器、农具和各种生活用品。手工业者大多是自由民,同时也有使用奴隶劳动的。而且,手工业分工也日益专业化,产品也逐渐多样化。
     到了罗马共和的前期,手工业在意大利和行省得到了显着的发展。较之以前,生产工具和技术有所改进,水磨在磨粉和矿业中逐步推广,复滑车和起重装置开始应用于建筑业,矿山则开始使用排水器械。
   罗马的手工行业多达80多种。当时,手工业生产部门也有所增加,技术分工细密,产品种类多样。在庞贝城遗址中,人们发现有呢绒、珠宝、石工、香料、玻璃、铁器、磨粉、面包等作坊,这都反映出了当地手工业的发展状况。
   当时的生产方式,在意大利的手工业生产中,以中小作坊为主,雇工几个人或使用奴隶作为帮手。它们往往临街而设,前有销售的店铺,后面是加工生产的要地。当然,也有使用几十或上百名奴隶劳动的大作坊,像阿列提乌姆的制陶作坊等,他们产品可以运销到意大利各地,甚至其它行省。
   在伊达拉里亚城市,金属冶炼和制造业当时都相当发达;坎佩尼亚的卡普亚等城市的玻璃和金属制造业非常突出;阿列提乌姆的制陶业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个时期,行省的手工业也获得了迅速发展。在东方一些行省中,素有盛名的传统手工业开始复兴,比如埃及的麻纱、珠宝,腓尼基的染料、=玻璃器皿,小亚细亚的毛皮制品,希腊的青铜器等,他们都盛销于罗马各地。与此同时,西部的一些行省,手工业也开始兴盛,甚至出现了一些手工业中心。在高卢南部,兴起了金属、纺织、制陶和玻璃等行业,产品行销于西欧各地。高卢北部的手工业也相当不错。
   共和时期的罗马,采矿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西班牙的银、铜、铅、锡和铁矿,高卢的铁矿,多瑙河地区的金矿和铁矿以及不列颠的锡、铅矿等,都被开采了。
   (四)、罗马时期的商业
   公元前3至2世纪,意大利各地区商业和交换活动相当活跃,加图在《农业志》中就列举了生产和销售农具与生活用品的一连串意大利城镇名单。罗马和意大利商人,利用罗马国家提供的优惠条件,经营居间贸易,将各种商品转运各地市场。他们也跟随罗马军团,为军队提供军需物品,收购和贩运卤获品和奴隶,从中谋取暴利。罗马贸易,可见一斑。
   古罗马的币制改革
   罗马帝国时期,在东方行省,高利贷活动特别猖獗,年息高达50%。商业金融活动刺激了货币的发展。约在公元前3世纪初,罗马出现了铸币,最初为铜币,以阿司为单位,不久又开始铸造银币。大约在公元前211年,罗马就实行币制改革,发行新的银币第纳里,相当于10个阿司。从此奠定了银本位制的币制基础。作为交换媒介的铸币流通,大大地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更促成了金融业的诞生和发展。当时,罗马设有很多小型钱庄,专门经营存款、贷款、汇兑、转账等业务。
   繁荣的罗马国际商贸
   罗马帝国的统一,为各地交往创造了条件,商业活动活便更加跃起来。而行省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商品的交换。当时的商品,除奢侈品外,还有大量的农产品以及手工业原料和产品,这使得帝国内部的区域性贸易和对外贸易空前兴旺发达。
   当时的罗马,交通已经十分发达。海上航路、内陆河道、陆上信道和古老商道,“条条大道通罗马”,都成了罗马内外贸易的动脉,商队往来,络绎不绝。
   在西部,罗马和高卢商人沿莱茵河、多瑙河到达北海和波罗的海,同不列颠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地进行贸易。在东部,希腊和埃及商人则穿过红海,经阿拉伯到达印度和斯里兰卡与他们进行贸易,罗马人以金银换取东方的香料、宝石、精致的工艺品和纺织品。屋大维统治时期,罗马人学会了利用季节风远航印度。据有关记载,每年有上百艘商船往返于埃及和印度之间。到了尼禄时代,据说罗马与印度贸易逆差高达6000万塞斯退斯,大量贵金属流向东方,这还曾引起老普林尼的抱怨。当时中国的丝绸在罗马享有盛誉,被视为珍宝。罗马人把中国称做“塞里斯”,、意思是“丝绸之国”。据《后汉书》记载:“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这是中国与罗马直接交往的历史记录。此后,中西海道开通了,中国和欧洲友好往来日益频繁,这条航路也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罗马帝国对商业和手工业的控制
 地中海地区从来就是商业发达的要地,罗马帝国更是如此。一方面,罗马帝国与它的邻邦以及更远的一些民族都发生了商业关系。它与高卢、多瑙河流域、日耳曼尼亚等地的商业来往一直很活跃;其商品甚至远销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并一直延伸到第聂伯河流域。另一方面,罗马帝国内部各行省之间,也有广泛的贸易。这些贸易中产品,主要是来自各地的农产品和土特产,比如谷物、皮革、大麻、毛皮、腊、象牙、杉木、乌木、棉花、调味品等。
 对于这些商业和手工业,罗马帝国的统治性官僚贵族集团当然不会放任自流,它采取种种措施,将它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在这些商业和手工业发展中,罗马的行会组织逐渐发展起来了。它们同业人员组成一些互助社或救济会,旨在联络会员间的感情,办理救济事宜。在罗马帝国时代,在罗马城里的80多种行业中,每个行业都有相应的行会。
 到了2世纪,这些行业已经开始了武器制造、军事供应品制造、造船、运输、食品生产和流通。政府也看到掌握这些行业的好处,就开始监督和管理这些行业了。皇帝图拉真曾经亲自组织了面包工人行会,皇帝哈德良也组织水手行会。到了3世纪的塞弗拉斯时代,一切手艺和行业都被强制地合并起来,由国家来控制。这些行业包括了裁缝、纺织工、金属匠、毛皮工、皮革匠、马鞍匠、制陶工、面包工、挑夫、码头工人、船货装卸工、木匠、石匠、小贩、商人、旅馆管理员等,甚至还有妓女。再后来,皇帝戴克里先制定了一条法律,要求每个城市对所有的行业进行登记。接着出台规定,要求这些行业人员的儿子必须继承父业。
 到了罗马帝国的后期,皇帝奥雷利安对行会组织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控制,他把大城市中从事商业、运输业的专业工人的协会组织、同业公会都纳入国家管辖之下。国家工作人员对于每一方面都进行严格的控制,还把每个人固定在其本行职业和居住地点上。对于十分重要的与粮食买卖运输有关的协会组织,政府干脆把他们变成了行政部门,使他们服从于严格的纪律,海把他们的会员固定这些组织内。罗马国家这种对商业和工业的严密管理和控制,在欧洲以后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
 罗马城市的繁荣
 在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基础上,罗马帝国前期的城市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罗马和亚历山大里亚,都是国内外贸易的枢纽和商品集散地。其它繁华的城市还有意大利的普提奥里、卡普亚、奥斯提亚、拉温那、阿奎里亚和帕塔维乌姆等。而东方的以弗所、安条克、帕尔米拉等城市,更是繁华富庶。
 在罗马西部的行省中,新的城市也纷纷兴起,一举成为了手工业和商业中心,比较著名的有西班牙的加迪斯,高卢的鲁格敦(里昂),多瑙河地区的文都波那(维也纳)和新吉敦(贝尔格莱德),不列颠的伦丁尼姆(伦敦)等等。随着罗马殖民地的建立语言扩大,新的城市也这些地区以及在边防地区的要塞与营地成长起来。它们一般都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并仿效罗马的模式,组织政权机构,修饰城市面貌,也成立许多工商业公会,而政权却牢牢地掌握在地方显贵和富裕的工商业者手中。
 知识链接――
 东汉铜轺(yáo)车
 这是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一组铜车马队中的轺(yáo)车。
 这辆铜轺车通高约44厘米,连马通长约55厘米,车宽41厘米,造型巧妙,制作精美,反映了东汉手工业水平已经很高。
 铜轺车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东汉负篓俑
 东汉陶俑--负篓俑,出土于四川新津县,陶俑表现了一个人背着东西,正在艰难前进的形象,故取名为负篓俑。它线条简单,形态逼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劳动人民的艰难生活,更体现了当时的手工艺水平。
 东汉陶井模型
 该陶井模型井深44.2厘米,宽12.5厘米,于1954年在河南洛阳的一个东汉初年的墓葬中出土。
 东汉冶铁画像石
 该画像石反映了东汉冶铁情况,在图的左边表现为用排橐鼓风,中间的人正在锻炼铁块,右边的人则在采矿。原石1930年在山东滕县出土。
 冶铁水排模型
 东汉时,南阳太守杜诗,发明了利用杠杆和水碓凸轮的机械原理,以水为动力,带动皮制排橐鼓风冶铁的水排。它节约了人力,也提高了冶铁质量。这种水排一直沿用到唐代。它的使用要比欧洲早1000多年。该图是根据《后汉书》和王祯《农书》中的有关记载复制而成的冶铁水排模型。现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东汉铸造的马车与石凿也代表大汉时期手工艺水平。

伟大的成就--领先世界水平的大汉科技
     大汉的科学巨星辈出,其中华佗首创的麻沸散、张仲景的 《伤寒论》就代表着当时世界医学的最高水平。张衡和蔡伦作为一代伟大的科学家,前者潜心制造的浑天仪和地动仪,不仅是科学技术上的一大成就,而且还促进了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发展;后者发明的造纸术,则深刻地改变了整个人类的文化进程……
一、西汉科技
   无论是在领土范围上,还是在人口数量上,大汉帝国在当时的历史时期都是绝对的世界老大,这一点鼎盛的罗马帝国是可以相提并论的。根据公元1年的人口调查(据说是比较准确的)资料,西汉有1220万户人家,总人口是5960万人。而奥古斯都(公元前27-公元14年)时期的罗马帝国,人口据估计,在欧洲有300O至5000万人,在亚洲要稍微少一些,在非洲有不到2000万人。
   据说,公元1世纪时,西汉官僚机构中共有官吏13万名,平均每400或500个居民仅摊到一名。这与总人口相比,官吏的数目是够小的;而且在中国整个历史上,也是很典型的。他们的主要作用在于征收捐税、保卫国家免遭外来进攻和巩固王朝不受内部颠覆。在这种行政背景下,在加上其它的社会因素的促进,西汉的科技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一)、独领风骚数百年--西汉的算学
   数学是中国古代的一门重要的科学,秦汉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上升时期,政治济济都迅速发展,一些古代科技更是如此,中国古代的数学体系也正形成于这个时期。西汉时产生了几部重要的数学宝典。
   《周髀算经》--我国古代的第一部算学著作
   大约在约公元前1世纪,产生了我国古代的第一部算学著作《周髀算经》。从专业上讲,这部书主要是讲述天文和历法的。而在数学方面,它却使用了相当复杂的分数算法和开平方法。书里还用竿标测太阳的影子来求太阳的高度,所使用的是勾股定理,这部书是我国现存文献中最早引用勾股定理的著作。     
   《九章算术》--具有世界意义的成就
  稍晚于《周髀算经》的算学著作是《九章算术》,约成书于东汉前期,是西汉以来许多数学家研究的结晶。根据刘徽的记载,《九章算术》是从先秦“九数”发展来的。秦代焚书严重,经术散落,西汉张苍(?-前152年)、耿寿昌(前1世纪)收集遗文残稿,加以删补整理,编成《九章算术》。
  《九章算术》全书搜集了246个算术命题和解法,共分九章:(1)方田(分数四则算法和平面形求面积法),(2)粟米(粮食交易的计算方法),(3)衰(cuī催)分(分配比例的算法),(4)少广(开平方和开立方法),(5)商功(立体形求体积法),(6)均输(管理粮食运输均匀负担的计算法),(7)盈不足(盈亏类问题解法),(8)方程(一次方程组解法和正负术),(9)勾股(勾股定理的应用和简单的测量问题的解法)。《九章算术》中记载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分数四则和比例算法,还有各种面积、体积的算法和利用勾股定理进行测量的问题,以及开平方、开立方的方法,特别是在世界数学史上第一次记载负数概念和正负数的加减法运算法则。其中分数的通分、约分和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完整法则比欧洲早1400多年; 采用分离系数的方法表示线性方程组也遥遥领先世界,直到17世纪才由莱布尼兹提出完整的线性方程的解法法则。
  《九章算术》标志着我国古代数学的完整体系的形成,也是我国现存的最早数学著作,这部书对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影响到朝鲜、日本,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
  (二)、踏上健康的快车--西汉的医学
   两汉的医学也很有发展,官府设有医官,民间医师也很多,多数方士也兼通医道。当时主要是以阴阳五行来解释人的生理现象、病理现象,并用这种理论进行辩证治疗。西汉初年,著名的医学家有淳于意等。
   淳于意,曾任齐的太仓长,年少时从同郡人阳庆学“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甚精。”公元前174年,淳于意因不肯为当时某些以势欺人的王公贵族看病而被诬告。他女儿热缇萦到长安的皇宫中向文帝上书,“愿入身官婢,以赎父刑罪。”感动了汉文帝,促成了肉刑的废除。而被救的淳于意在医学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淳于意看病时非常注重病历记录。凡患者的姓名、职业、地址、病名、脉象、病因、治疗情况以及疾病的转归和预后等都有详细的记载,这就是当时所称的“诊籍”。淳于意在诊断方法上有丰富的经验,精于望诊,更精于切脉,为人治病“必先切其脉,乃治之”。同时他还指出,诊医者“必审诊,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合色脉,辨表里,有余不足,顺逆之法,参其人动静,与息相应,乃可以论”,强调诊病必须审慎行事,诸诊合参。
   西汉后期的楼护也是一位造诣很深的医学家,楼护读过医经、本草、方术书,在长安一带行医相当有名。
   西汉时期,中国古代创造的独特疗法──针灸疗法也已有发展。1962年河北满城发现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不仅发现了“医工”专用的铜盆、铜药匙等医疗专用器械,而且有四根金针、五根银针,当时的针灸水平可见端倪。
   (三)、决胜万里之外--西汉的天文历法
   西汉的天文学非常发达,当时的天象记录相当丰富,《淮南子》中有关于太阳黑子的记载。《汉书·五行志》则对此更精确地加以记载: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三月乙未(十八日),“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这便是到现在为止,世界公认的最早的黑子记录。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里面有一篇《五星占》,其中有五大行星运行的记载,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天文学著作。
   西汉不仅有详细的天象记录,而且西汉的科学家对天文学的研究也盛极一时。
   在历法方面,汉初沿用的是秦朝《颛顼历》,以十月为每年的第一个月。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现了公元前134年的历谱,这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完整历谱。根据推算,这个历谱与秦历法相同,证明武帝太初以前依然采用的是《颛顼历》。
   《颛顼历》有一写缺陷,到汉武帝时还曾出现了错乱现象。于是,汉武帝就让司马迁、落下闳、邓平等人修改《颛顼历》,并形成了《太初历》。《太初历》以正月做为岁首,并采用了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在没有中气的月份,还插入了闰月,以调整了太阳公转与阴历纪月不相合的矛盾,并最终是使朔望晦弦趋于正确,这是中国历法上的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随着天文学进步和相关研究的不断发展,大汉在历法上也日求精密。到成帝时,刘歆依据《太初历》作《三统历》了,规定了年、月、日,在19年中有7个闰月,这便是当时最精密的历法。

二、东汉科技
  两汉的经济相当发达,这为当时社会的科技进步奠定了基础。东汉时出现了一批英雄式的科学人物,他们的科技成果与科学思想对当时以及后世都很深远的影响,尤其以张衡为代表。
(一)、四两力搏千斤--张衡的个人科学贡献 
   在东汉时期,有一个对历史有着相当重要影响的科学家,他就是张衡。
   张衡(公元78年~139年),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历任郎中、太史令、侍中、河间相等职。张衡学识渊博,不仅在文学上有很深的造诣,而十分精通数学,着有《算罔论》。不过,张衡最大的科学贡献,还是在天文学方面。他创制了浑天仪、候风仪和地动仪等科学仪器。
   候风地动仪的创造
   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张衡重任太史令,在此后的长达七年之久的时间里,他创造出了一件震烁古今的伟大发明--候风地动仪。这便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仪。这件地动仪器铸成于阳嘉元年(公元132年),是用来测定地震的。地动仪用精铜制成,圆径八尺,状如酒樽;中有立柱,连着八个方向的机械;外面有八个龙头,每个嘴里都衔着一颗铜珠;下有八个蟾蜍,嘴巴也都向上张着。当哪个方向出现了地震,那个方向的龙就吐出铜珠,落在蟾蜍口内,发出清脆的声音,看守仪器的人就可以从这个上面知道发生地震的方向了,最令人惊奇的是,它还能推测出震源的距离。
   在《后汉书·张衡传》中,有一段关于候风地动仪的简要记载。王振铎依据这段珍贵的文字复原了这件驰名中外的古地震仪。
   浑天仪与张衡的天体进化论
   浑天仪张衡所作的一种演示浑天说的仪器,就此而命名。
   浑天仪就是用水力转动的一个浑象(即现在的天体仪),它用铜铸成大圆球,球面上画了星座和星星,也画了赤道、黄道。在黄道上绘出二十四节气。在大球相当于南、北极的地方伸出一根转动轴,这根轴架在一个圆环形支架上。圆环循所在地的子午面方向直立着,转动轴北高南低,与地平面所夹的角度正好是所在地的地理纬度。如果在子午圆环正中间设一个水平放置的大圆环代表所在地的地平面,转动大球就可以表演星星的东升西落。球上有一部分星星永远在地平线以上而不会下落,其极限是一个以北极为圆心、当地纬度为半径的小圆,称之为内规。而以南极为圆心、当地纬度为半经的小圆,则为球上永不升到地面以上的部分的极限,这圆就称为外规。
   这个大圆球有一个齿轮系连接着。当使用漏壶滴水推动这个齿轮系,就可带动大球自东向西转动,只要齿轮系转动速度调节适当,就可使球上天体的东升西落和中天现象与室外的实际天象一致。《晋书·天文志》中记载了,“张衡又制浑象……因其关戾,又转瑞轮蓂荚于阶下,随月盈虚,依历开落。”还有葛洪论天的一段应证:“张平子既作铜浑天仪,于密室中以漏水转之。令伺之者闭户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灵台之观天者曰:‘璇玑所加,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合符也。”
   浑天仪制成后张衡还写了一本《浑天仪图注》,用来解释浑天仪的制造原理和使用方法。同时他还写了一部天文著作《灵宪》,专门讲述天体现象。在《灵宪》中,张衡提出了宇宙演化的思想,他把天地的形成划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称为“溟涬”。在这阶段里整个原始宇宙“幽清玄静,寂漠冥默,不可为象。厥中惟灵,厥外惟无。”所谓“灵”就是一种阴性的精气,没有任何形象以及明显的运动。整个宇宙空间中一片寂静。
   第一个阶段称为“庞鸿”。“溟涬”经过漫长的时间,灵中逐渐生成各种不同的气,这些气互相混合在,“并气同色,混沌不分”,没有固定的形状,也分辨不出运动的速度。
   第三个阶段,称为“太元”。在“庞鸿”经历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时期之后,混沌同色的元气发生了分离,清气向外,形成了圆球形的天,不停运转;浊气向内,积淀凝结成为一个上面平而静止的半球形大地。此后,天和地互相混合影响,便产生了天上的日月星辰和地上的万事万物。
   张衡的天体三段论提出,在演化的各个阶段中都是物质--气在起着作用,并认为天地的形成是物质自身变化发展的自然结果,他强化了唯物主义倾向。他把浑天说引进了天地形成的思想,比古代的盖天说思想要来进步许多。
   张衡的天象观测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那月亮为什幺有圆缺呢?《周髀算经》说“日兆月,月光乃生,故成明月。”西汉晚期的京房也说,“先师以为日似弹丸,月似镜体;或以为月亦似弹丸。日照处则明,不照处则暗。”而张衡认为,“日譬犹火,月譬犹水,火则外光,水则含景。故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他出了朔望现象取决于月亮和太阳之间的相对位置。而切月亮不发光,它靠反射太阳光才发亮。《灵宪》解释说,“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谓虚。……月过则食。”就此,张衡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发现,月食的原因是地遮蔽了日光。
   在天象上,张衡还观测到了“行迟者觌于东”,“行速者觌于西”,“日与月此配合也”,于是他把五星分成二类:“摄提(木星)、荧惑(火星)、地候(土星)见晨,附于日也。太白(金星)、辰星(水星)见昏,附于月也。二阴三阳,参天两地,故男女取焉。”运用了天象观测的距离概念,这是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极为少见的。
  我国最早的计时器刻漏
  古代没有钟表,所以没有办法记时。刻漏的发明,便成了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守时和计时仪器。我国出土了三件汉代刻漏,“沉箭式单漏”,都铸造于西汉时代。这种刻漏只有一个盛水的容器,器底部伸出一根小管,向外滴水。随着容器内水的流失,水面降低,由浮在水面的箭舟所托着的刻箭也随之下降,由此可读出时刻。但是,沉箭式单漏的计时准确性主要决定于漏水流出的速度是否均匀,所以水流出的速度也影响了时间的均匀性和准确性。
  为了提高刻漏的准确性,古人想了许多办法。东汉时,张衡把沉箭漏该成了浮箭漏,同时又改单漏为多级漏,这样大大提高了记时的准确性,因此对古代刻漏技术的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张衡的其它巧艺制作
  除了以上一些重要的技术与发现,张衡还制造了其它一些机巧的器械。
  张衡制造过一种能飞的木鸟,类似今天的模型飞机。《广博物志》记载:“张衡尝作木乌,假以羽翮,腹中施机,能飞数里。”成了当时世界上第一个机械飞行器。
  张衡还制造过指南车。《宋书·礼志》说:“指南车,其始周公所作,……至于秦汉,其制无闻。后汉张衡始复创造。汉末丧乱,其器不存。”
  张衡还作过一种他自称为可以“自转”三轮的器械,《傅子》云:“张衡能令三轮独转。”它可以反映车所行经的里程。张衡还研究过地理学,画过一幅地形图。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记载:“衡尝作地形图,至唐犹存。”
  由于张衡在可书上有如此巨大的贡献,所以,被后人誉之为“制作侔造化”(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善机巧”(《后汉书·张衡传》),“性精微,有功巧艺”(《北堂书钞》卷五十五引《文士传》。
  (二)、东汉医学
  东汉是中国传统医学创立的重要时期。诞生了两位最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和华佗。张仲景着的《伤寒杂病论》,成为中医学的主要奠基人。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医圣张仲景
张仲景(公元150年~219年),名机,河南南阳人。学医于同郡张伯祖 ,相传曾任长沙太守。东汉末年,南阳一带伤寒流行,病死者很多。他为了给人治病便刻苦钻研《内经》、《难经》等古代医书,广泛收集有效方剂,着《伤寒杂病论》一书。《伤寒杂病论》辗转流散,经后人多次收集整理,晋代时名医王叔和改编成为《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该书分论外感热病与内科杂病,遵循六经分证和辨证论治原则,具体阐述了寒热、虚实、表里、阴阳辨证,及汗、吐、下、温、清、和等施治方法。在病因和发病学上,提出了经络受邪入脏腑论点和血瘀、房室、外伤三因学说,对中国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张仲景为后世医家尊为医圣。
  “麻沸散”--华佗的麻醉学和腹腔手术
  华佗(?-208) 又名歫,字符化,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 华佗精通方药、针灸,特别精于外科手术。华佗发明了麻沸散,在施行手术前,他让病人服用,进行麻醉,施行手术后把创口缝合,涂上膏药,就能很快痊愈。华伦能剖腹破背,剪截冲洗肠胃,还能做需要高度精确而复杂的脑科手术,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先进的。他的精湛医术,在民间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传说。
  华佗还模仿虎、鹿、熊、猿、鸟的活动姿态,编成“五禽戏”,传授给人们锻炼身体,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健身操。
  《神农本草经》--我国最早的药物学著作
   东汉时期,药物学方面也取得出色成就,这集中反映在东汉初年编成的《神农本草经》上。《神农本草经》是中国最古的一部药物学著作,记载了365种药物的性能和用途,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如桂枝、麻黄、杏仁、石膏、附子、黄芩、黄连、知母、柴胡、地黄、当归、芍药等,在临床上有卓越的疗效。
(三)、让思想得到传承--先进的汉代造纸术
   “四大文明”更为华夏儿女所自豪,都有史实详载,遗迹易寻,源远流长,且为寰宇传颁者,唯有蔡氏。纸乃人类文明之载体,又称人类文明之母,它让人类的思想得到传承,为后来发印刷出版以及报纸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公元105年东汉蔡伦造纸术的发明及后来传布全球,功勋卓著,举世称颂。
   西汉时就发明了造纸术,但造纸工艺还处在探索阶段,西汉纸的使用还不普遍,主要的书写工具还是帛绢、竹木简,考古发现西汉大量竹木简和帛书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东汉和帝时,宦官蔡伦总结了劳动人民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方法,发明了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作原料的造纸技术,制造出了质量很好的纸张,于元兴元年(105年)献给和帝。新的造纸工艺,主要是在纸浆的化学处理和漂白等关键工艺上有了重大突破。蔡伦的造纸工艺,使造纸原料多样化,化旧利废,取材方便,提高了纸的质量,便于普遍推广。当时被称之为“蔡侯纸”。造纸术又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和改进,到了晋朝,有很大进步,纸张成本低廉,平滑合用,完全代替了简帛,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并迅速代替了过去的竹简、木牍和缣帛,大大便利了科学文化的传播和推广。东汉的造纸术约在公元三、四世纪传入朝鲜半岛,后又传到日本。到公元8世纪时,又传入西亚,以后又传入欧洲,逐步在全世界得到推广,为世界印刷业的发展打下基础。造纸术的发明与传播,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美国著名科学家M·H·哈特在他的著作《一百位名人排座次》中,把蔡伦排在第七位。并且评价说:“如果没有蔡伦,就没有纸,我们很难想象今天的世界将会是什幺状况!”故而在所收录全球36位最杰出科学家和发明重要性排位中,蔡伦位居爱因斯坦之前,而仅次于牛顿。国外诸多著名学者(如英国李约瑟,日本山下寅次)、文豪(如肖伯纳)称:“造纸一事,尤为重要,即谓欧洲文艺复兴之得力于此,亦不为过也”;《芝加哥论坛报》称:“中国为发明造纸所作的探索,可以同美国把人送上月球的目标相提度论”;国外(如在法国等)还设有蔡伦纪念馆,安贝尔市蔡伦馆在展出说明文字中赞颂说“蔡伦的杰出贡献和中国古代造纸术的发明,为人类文明揭开了新的篇章”;日本迫田胜敏、吉田孝在1988年5月参谒蔡侯祠、蔡子池、蔡伦墓等古籍之后后写道:“蔡伦发明造纸是对全世界的巨大贡献,理应受到尊重”,“没有纸的发明,就不可能有现代文明”。
    蔡伦在封建社会旧时代是一向受士大夫阶层鄙视的宦官,在他们眼中,科技发明只是雕虫小技。1984年,在蔡伦故乡湖南省耒阳市建立了蔡伦纪念馆,被定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三、第三只眼看世界--科技篇
 在公元元年前后的几个世纪,古代希腊罗马人创造了西方奴隶制社会科学技术的最高成就。这些成就成了西方科技文明的源头,也代了当时除大汉之外的世界的最高水平。
 古希腊人注重对自然界的理论性探索,他们学会了初步运用逻辑推理、数学运算与观察实验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而古罗马人则注重科学知识的实际应用以及对技术问题进行理论总结。他们的这些科学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对后来世界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启发和示范作用。
一、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科技成就
   罗马帝国的建立,大大地促进了地中海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局势相对稳定的基础上,罗马帝国在前期文化吸收了许多民族的文化成果之后,进入了兴盛时代。
   在自然科学方面,古罗马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老普林尼(约公元23-79年),他参考2000多种著作,写成了37卷《自然史》,内容涉猎天文、地理、历史、动植物、农业、医学、矿物、工艺、绘画和雕刻等诸多学科。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几乎把当时人类所知道的各科知识都包罗无遗。当时的罗马,各种科学中,成就最突出的要数农业科学,这点我们在下面接着论述。
   古罗马的地理学也是相当发达的。罗马军队四处征伐,再加上罗马商人的长途贩运活动,为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屋大维时代曾编制了地图,希腊人斯特拉波在公元1世纪初编着了一部《地理学》,共17卷,总结了当时西方所积累的地理知识作,同时还曾绘制过一幅包括欧洲、非洲和亚洲在内的世界地图。
   在天文学上,公元2世纪托勒密着有《天文学大全》,对当时的天文学大有贡献。但遗憾的是,他继承并完善了地心说天文学体系,把这中谬论发扬光大,统治欧洲达1400年之久,还让布鲁诺在十字架下面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罗马的医学也是在希腊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提比略时代的名医塞尔苏斯写过一部医学论着,有部分残篇保存至今。到公元1世纪中叶,罗马人提奥斯科里德斯写了一本药书,论述了600多种植物以及相关的药性。马可·奥勒略的御医盖伦(公元129-199年)也有很多有关医学的著作,他对解剖学、生物学、病理学和医疗学等也很有建树,并长期在西方医学界被奉为经典。
   二、古罗马的科技水平
    古希腊人虽然对理论研究非常重视,但是学者们却不曾把技术作为学问来对待。这一点罗马人却恰恰相反,他们轻视纯理论而注重技术,古罗马有学者系统地研究技术,写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技术专着。
    1、《论农业》:加图、瓦罗、科鲁麦拉
   当时,罗马农业科学的成就相当突出,罗马人既总结了意大利农业生产经验,又吸收了希腊和迦太基人民的成就。意大利半岛的农业相当发达,罗马人的农业技术在当时是很先进的。这都促进了罗马农业科学的发展。
   担任过监察官的加图(公元前234~前149)着有《论农业》一书,该书包含了许多农业生产技术和农学知识,还有农庄经营管理的内容,这在第二章我们介绍罗马奴隶制度和庄园经济的时候对该书的内容有所涉猎。该书被认为是西方最早的农学著作。稍晚一些的瓦罗(公元前116~前27)也着有一部《论农业》,在世界农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继共和时代的农学家加图和瓦罗之后,公元1世纪又出现了一位农学家,科鲁麦拉。他着的《论农业》,共12卷,不仅涉及农牧业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论述了社会经济关系。
    2、维特鲁维奥的《论建筑》
   罗马成为一个强盛国家后,建造了很多有名的建筑,不仅体现了高超的建筑余数水平,而且建筑技术也尤其高超,这可以从许多至今犹存的建筑遗迹中看出。
   维特鲁维奥(公元前1世纪)是古罗马著名的建筑师,他总结了古希腊以来的建筑经验,写出了《论建筑》一书,是世界上第一部建筑学专着,其内容涉及建筑的一般理论、设计原理、建筑师的教育以及建筑施工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该书对西方建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担任过水道工程官员的弗朗提努(公元40~103)也写过几部工程学著作。这些都代表了当时世界建筑与过程学术领域的最高水平。
   罗马最典型的建筑代表是罗马大角斗场,它的平面平面为椭圆形,长短径分别为188米和156米,外墙高48.5米,可以同时容纳5~8万观众。
   古罗马的水道建筑巍巍壮观。首都罗马城有水道共有9条,总长达90多公里。随着罗马领土扩张与商业贸易的发达,聪明的罗马人还在帝国广阔疆土上修筑好多公路和桥梁,构成了所谓“条条大道通罗马”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
   3、为著名的天文学家是托勒密
   他认为,太阳是围着地球转的。他的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但在16世纪之前,人们却一直将之奉为真理。我们今天使用的历法仍然是罗马历。"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这两个月份的名称则来自罗马两位伟大统治者的名字,即儒略·凯撒和奥古斯都·凯撒。
数学天才 物理巨人阿基米德是古代世界最杰出的数学家兼科学家之一。阿基米德所处的时代,社会上很不重视科学研究的价值,但阿基米德克服了偏见和舆论的压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最终在数学、物理、天文等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他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也为后人所敬仰。
   4、赫伦的技术发明
   赫伦(公元1世纪)是罗马帝国初期著名的学者和工程师,他在技术有许多发明创造,而且在学术领域写过不少著作。
   赫伦的技术发明主要体现在他所制造的各种复杂的滑轮系统、鼓风机、计里程器、虹吸器、测准仪等多种机械器具。他曾经发明过一个蒸汽反冲球,作为玩具献给了皇帝。这个蒸汽反冲球是最早把热能转化成机械能的技术装置,它可以说是近代蒸汽轮机和现代喷汽动力的雏形,但遗憾的是这个“玩具”仅仅是玩具而已,专门技术一直应用实际生活和科技领域来为老百姓谋福利。
   赫伦还十分精通后数学科学,他写过一部关于《几何原本》的评注,证明过一些定理。其中,用三角形三边之长求三角形面积的公式S=√s(s-a)(s-c)(s-c)(a、b、C为三边之长,s为周长的一半 )就是赫伦最先得来出的。
   5、阿基米德的数学贡献
   古希腊与古罗马数学贡献最大的莫过于阿基米德。
   阿基米德于公元前 287 年出生于意大利半岛南端西西里岛的叙拉古斯,父亲弗狄就是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阿基米德从小就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11 岁那年,弗狄送他到亚历山大学习。被誉为“智能之都”的亚历山大当时是埃及的都市,是文化、贸易中心,城中有非常宏伟的博物院、图书馆,而且世界各地的才子学者都纷纷汇聚于此。阿基米德在亚历山大生活和学习了许多年,他的教师卡农是大数学家---《几何学原理》的作者---欧几里德的学生,师从名家,受到了优秀的文化教育。
   大学求学时,阿基米德就以欧儿里德在几何学上的研究成果作为自己起步的基点,继续钻研。
  当时,古希腊还没有今天通用的数学符号阿拉伯数字,而当时的科学家也不懂十进位算术和代数,他们只是用一些希腊字母来代表数字,这对于来阿基米德说,非常不方便。于是阿基米德就提出了一套有重要意义的按级计数法。相当于以 108作为一个单位,第二、三、四级依次为 1016、1024、1032……,这种计数解决许多前人不能解决的数学问题,首次系统地处理了高阶等差级数的问题,而且还计算出了几个自然数的平方和。
   阿基米德还把几何学的理论用来解决代数问题,解决了相当于 X3%aX2±bX =0 的三次方程,而他最大的成就则是对圆周率的精确计算和关于圆柱体内接球体体积的计算问题。他在《圆的长度》一文中求得了圆周率的近似值:31071〈!〈3 17 ,这是人类第一次提供误差的估计以及所得结果精确度的确定。阿基米德还找到了计算球体、圆柱体、椭球体和更复杂物体的面积和体积的计算方法并得到了计算公式。
   阿基米德是当时的斜拉古斯国王希罗的远房亲戚,在回到了斜拉古斯之后成了希罗的宫廷科学家。公元前250年,希罗用一锭称过重量的黄金制作了一顶皇冠,但是希罗担心工匠用别的材料替代了黄金便让阿基米德对皇冠进行鉴定。阿基米德在研究了很多天,仍无结果,相当难堪。一天早上,他在公共浴室洗澡时受到了启发,回家后他就着手实验,把一块与王冠重量相等的纯金放进一个装满水的容器里,称溢出水的重量;他接着又对王冠重复了这个实验,发现溢出的水的重量比前者多。于是他便断定皇冠肯定掺了比纯金轻(密度小)的金属。次日阿基米德在王宫对着国王希罗、大臣以及造皇冠的工匠进行实验,结果那个造皇冠的工匠承认了自己用白银取代了一部分黄金。这是阿基米德数学应用的一个经典例子。
   阿基米德还从一些公理出发,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建立了溶体力学理论。接着,又通过一系列实验论证并确立了浮力定律,该定律被命名为阿基米德定律。此外,阿基米德还对杠杆作用进行研究建立了有关杠杆和滑轮的理论。
   阿基米德着有《论平面图形的平衡》一书,阐述关于杠杆定律的论证。在物理学上,阿基米德的研究还表现在他的许多项发明上,最有名的发明之一就是他早在亚历山大上大学时就发明了的螺旋扬水器。该发明实现了一件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奇迹--向高处送水。这种发明很快就广泛应用在埃及的尼罗河两岸,以后又传入欧洲,对农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直到今天,荷兰的沼泽区还在应用这种螺旋扬水器进行排水。
知识链接:
蔡伦造纸的材料与步骤
主要原料:檀木,荛花(雁花),菠萝叶,草木灰,竹子,马拉巴粟树糊等 一.取檀木,雁皮(荛花)等树皮,捣碎,加入草木灰等用蒸煮。
二.再将蒸煮过的树皮原料,放于向阳山上,日晒雨林,不断翻覆,让树皮自然变白。
三.将树皮原料等碾碎,浸泡,发酵,打浆,加入树糊调和成浆。
四.用抄纸器将捣好的纸浆,抄成纸张。
五.将抄好后纸张,置于阳光晒干 。
 
第三集   嫦娥奔月
气象万千--成就斐然的大汉文化
   两汉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化大发展的时期。这一发展是对先秦文化成就的总结和升华,又为此后二千多年的封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里没有诞生像万里长城、兵马俑和阿房宫那样穷天极地的杰作,取而代之的则是气势恢宏、汪洋恣肆的汉赋,精美绝伦的壁画,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我国最早的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在这个国度里,甚至就连不可一世的帝王,也禁不住要亲自主持并参与学术的争论。正因为如此,华夏文化才极大地丰富起来,魅力十足的首都长安才有资格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


一、西汉人文
  西汉是我国第一个统一强盛的帝国。在此期间,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的改革,使国力强盛、人民安乐,呈现出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在人文艺术领域,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大史学家--司马迁,他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通史《史记》。另外,汉朝的艺术水平也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从近年来汉墓出土的一些文物看来,其做工之精细,工艺之考究,并不亚于今天。
  (一)、西汉先进哲学与思想
  汉初吸取秦末的教训,采取在黄老思想指导的“无为而治”的政策治国。所谓“黄老学说”,实际上是道家学说中的两派。“黄”指“黄帝之学”,“老”指老子的学说。前者是在战国时期形成的一个学派,也是道家中的一派。与老子学说不同的是:黄帝之学不仅讲“道”,而且讲“法”。汉初,把“黄”“老”糅合在一起,成为了一种治国思想。
董仲舒与儒术独尊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广川(河北枣强县东广川镇)人。在西汉中期,他首倡儒家独尊,而且还把儒家的学说宗教化,再结合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代表著作是《天人三策》、《春秋繁露》等。
  为了适应当权者的治国需要,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为有意志的人格神,把人间的一切都说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天意与人事紧密相连,“天”以祥瑞灾异影响“人”,“人”的活动也会感动“天”。这样,天就给人类社会设立了一个拥有最高权力的君主,即天子。而皇帝(天子)就是代天意进行赏罚的权威,只要人民服从了皇帝,也就是服从了天道。这种神学逻辑论证皇权的神圣性,为加强皇权提供了理论根据。
  在宣扬君权神授说的同时,董仲舒也想借助天意的力量对皇帝的过分残暴加以限制。他说,“天”为“人”而立皇帝,那幺,皇帝对人民有好处,就能继续做下去,否则“天”就要剥夺其皇位。这种学说可以被用来反对统治的暴政。
  此外,董仲舒还从天授君权说出发,推行儒家的“君臣、父子”等级观念和 “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他说:“三纲”、“五常”是天的安排,是天的意志。“三纲”加上有意志的天,就构成了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种统治权力。这种宗法思想,成了封建伦理关系的准则,一直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长达2000多年,直到20世纪初才被破除。
  值得注意的还有董仲舒的“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性是有等级的: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之性,可善可恶。圣人,就是天生的统治者;中人经过“教化”可以变善;而下等小人是命中注定低微卑贱,不可救药。这种人性论也是用来论证封建等级和封建统治合理性的。
  董仲舒这套思想的核心是,从维护封建中央集权的立场出发,神化皇权,力图把封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结合起来,为当权者服务,所以长期以来为他们推行,成为了古代社会的主流思想。而对于老百姓,却是一种束缚和压抑。
经的今古文之争
  根据董仲舒的理论和建议,汉武帝时就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使得儒家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在都城,设立了太学,教授五经;在郡县,也设立学校,设置经师。当时,博士教弟子时,用的是通行隶书写成的经书,故称“今文经”。汉武帝所尊崇的儒术,就是儒家的今文经学派,于是今文经学一时盛行。
  到了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从孔子的住宅里弄来了《尚书》、《礼》、《论语》和《孝经》等数十篇,它们都是用汉以前的小篆写成,由于书法的不同这些经书被称为“古文经”,传授古文经的学说叫古文经学。
  在儒学发展的同时,汉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掀起了搜集、整理图书的热潮。成帝时派刘向等将藏书分类整理校订,刘向之子刘歆帮助校理。刘歆在校书时,发现了用古代文字书写的《春秋左氏传》便认定它是解释《春秋》最可靠的书。其后又发现了《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刘向死后,刘歆代替父职,他便请朝廷将这些书列于学官,但遭到博士们的反对,还有执政大臣的指责。
  经今古文学之争,即是文字和读法的争论,而且是随着经师源流不同,传授的方法和对经义的解释也各不同,便形成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和政治派别。经今文学派对儒经任意发挥,迎合统治者的需要。而经古文学派则把儒经看成是古代的历史材料,按字义解释经文,不凭空臆造,从实际上阐明儒家的道理。 到王莽当政时,刘歆受到重任,掌儒林史卜之官,他便大力提倡古文经学,为王莽代汉制造理论根据,所以得到了王莽的支持,古文经学就在王莽的扶植下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春秋左氏传》、《古文尚书》、《逸礼》、《毛诗》都立为学官,每经博士也增为5人,每一博士领弟子360人。
  西汉时期的经今古文之争,是儒家内部的斗争,他们两家各立门户,争论不休,歌颂先王、先圣,美化古代政治制度。但是,经今古文之争,由于双方互相辩难,对学术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受辱的司马迁与不朽的《史记》
  司马迁耗费二十多年时间,倾注了全部心血,写成了《史记》这部不朽的史学巨著,《史记》在我国的史学史、文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
司马迁受辱
  司马迁(公元前135年~前93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陕西韩城县)龙门人。父亲司马谈为汉朝专管文史星历的太史令,司马迁自幼便随父到长安学习经史,司马迁从二十岁开始,就探游四方,游历祖国各地,考查风俗,访问古迹,采集传说。他到过浙江会稽,看了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到过长沙,在汨罗江边凭吊爱国诗人屈原;他到过曲阜,考察孔子讲学的遗址;他到过汉高祖的故乡,听取沛县父老讲述刘邦起兵的情况……这种游历和考察,使他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和丰富的史料,给以后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他继父职任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便与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撰写《史记》。
  公元前100年,匈奴派使者来汗求和,汉武帝为了答复匈奴的善意,派中郎将苏武拿着旌节,带着副手张胜和随员常惠,出使匈奴苏武出使匈奴。第二年,汉匈发生战争,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带兵三万攻打匈奴,结果大败,几乎全军覆没,李广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被单于亲自率领的三万骑兵围困住了。尽管李陵的箭法好,士兵也十分勇敢,但是终究寡不敌众,最后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而李陵却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李陵投降匈奴震动了朝廷。汉武帝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儿都投进了监狱,并且召集大臣议李陵的罪行。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投降匈奴,唯有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幺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是在为李陵辩护,还有意贬低李广利(汉武帝宠妃的哥哥),便勃然大怒“你这是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是存心反对朝廷!”于是就把司马迁也下了监狱,交廷尉审问。廷尉把司马迁定了腐刑(一种肉刑),而司马迁也拿不出钱赎罪,只好受刑罚,被关监狱。
  受腐刑之后,司马迁觉得非常丢脸,痛不欲生,几乎想自杀。此时,他妻子给了很多鼓舞,使他想到了从前周文王被关在羑里,写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的路上被困在陈蔡,后来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写了《国语》;孙膑被剜掉膝盖骨,写了《兵法》……还有《诗经》三百篇等,大都是古人在心情忧愤时写成的。想到这些司马迁便决心把《史记》完成。
  于是,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为止的这段时期的历史,编写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的巨大著作《史记》。
  公元前96年,司马迁被赦出狱,任中书令。后来,终于郁郁不乐地死去。但他和他的著作《史记》在我国的史学史、文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
  《史记》记事始于黄帝,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包括上下三千多年的历史,对于战国、秦汉尤其详细。以人物传记为主,辅之以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体例严整,内容丰富,是我国古代第一《史记》部纪传体通史,为此后二千年间的正史编纂创立规范。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这五种不同的体例互相配合,揭示了三千年的社会历史面貌。对汉以前的典章文物、政冶经济以及天文地理、风俗民情等都有详细的记载。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通史,它把几千年间零碎散乱的历史资料加以整理,“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全书体系完整,疏而不漏。“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创造了纪传体的形式,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在整理历史材料时,涉猎广博,对这些丰富的史料,他审慎地进行选择和考订。更重要的是叙述历史事件和人物,“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他不仅写了帝王将相、官员名流,而且以饱满热情记叙了农民领袖陈胜、吴广和项羽的事迹,给予极高的评价,为陈胜、吴广作“世家”,同五霸、七雄等诸侯并列,评价很高。除此以外,还为古代、当代的著名学者、医者、商贾以及其它各行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立传,又对天文、历法、礼乐、水利、经济、少数民族,以专章论述,比较具体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前期正在形成的多民族国家的面貌。他还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暴虐、奢侈,连汉武帝求神等事都给予讽刺,反映了司马迁的进步史学观点。同时,在《史记》中,司马迁对古代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迹都作了详细的叙述,把古代文献中过于艰深的文字改写成当时比较浅近的文字。《史记》叙事,简明扼要。人物描写和情节描述,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活泼。因此,《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鲁迅先生称赞《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问世后,二千年来,对史学和文学的影响都很大。
中国目录学的开端--《七略》
  西汉末,刘歆在父亲刘向《别录》的基础上写成了《七略》。《七略》综合了西周以来的文化遗产,经过校勘、分类,编成目录,它不仅是中国目录学的开端,而且也是一部宝贵的古代学术史著作。
  (三)、汉赋和乐府诗
  汉代立国之后,社会由战乱转为安定,农业获得稳定发展,国力不断增强。 与此相伴随的,是文化事业和文学艺术再度繁荣。西汉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汉赋和乐府诗上。汉赋是从楚辞发展而来的一种长篇的韵文。在西汉时有两种体例:一种是骚体赋,汉初比较盛行;一种是散体大赋,形成于汉初,兴盛于中叶。汉初的文学家多集纵横家、文学家的品格于一身。他们的修养、素质对汉初文学风貌的形成影响至深。
从贾谊的赋到枚乘的《七发》
  汉初的骚体赋名家以贾谊、枚乘为代表。汉王朝立国之初,天下尚未安定,以刘邦为代表的统治者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缺乏深刻认识,刘邦曾明确表示不喜欢《诗》、《书》。当时,陆贾就首先指出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还写了出色的政论文启发并引导最高统治者总结前代王朝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与此同时,陆贾还运用赋抒发个人情志,为汉代文学创作揭开了序幕。
     贾谊以其雄辩的、气势充溢的政论文卓立于文坛,同时也以情理深致的赋作独步一时。文帝四年(前176),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渡过湘水的时候,他看见了屈原放逐所经的地方,对屈原竭诚尽忠以事其君的不幸遭遇深致伤悼,遂作《吊屈原赋》。《吊屈原赋》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表现出对屈原的深切同情和尊敬,揭露了造成诗人不幸的社会现实:
  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乎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 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蹻为廉。 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
  《吊屈原赋》描写出一个善恶颠倒,是非混淆的黑暗世界,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作者自己无辜遭贬的愤慨。这篇赋对比鲜明,感情激切,为称汉初赋的代表作。
  贾谊谪居长沙的时候,有服进入他屋里,他便作了《服鸟赋》,阐明他对生死、祸福的达观态度,“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
  在体制上,贾谊赋对屈原作品多有借鉴。《吊屈原赋》分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多用排比句,后一部分多用反问和感叹,上承《九章》而来。而《服鸟赋》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在《离骚》中已经采用。
  汉初,有实力的异姓诸被消灭了,同姓诸侯建立了。这些刘氏宗亲虽然不能像战国诸侯那样开疆拓土,但在经济、文化、 享乐方面还是独有一套。其中,梁孝王武对汉初文学发展有巨大推动力
  孝王刘武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在反对吴、楚七国之乱中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之地。 于是他便广筑苑囿,招延四方豪杰、文士,比如枚乘(?-前140)、公孙诡、邹阳、严忌、羊胜等都从孝王游于梁园,形成了当时很有影响的文学群体。其中,枚乘是梁园文学群体的杰出代表。他的作品有《汉书·艺文志》载乘赋九篇,《梁王菟园赋》、《忘忧馆柳赋》都为前人所称道,而《七发》最为著名。
  《七发》以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往探病为开端。吴指出太子的病是“久耽安乐,日夜无极”造成,是“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的结果。此病只有请博闻强识的君子经常启发、诱导, 改变其贪恋佚乐的情志,才可以救治。 紧接着,吴客以夸张的语言描绘了太子平素享乐生活的极境,吴客所渲染的生活都属于“宫居而闺处”的范围。最后,吴客建议为太子请像前代著名思想家那样的“方术之士有资略者”, 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致“天下要言妙道”,太子据几而起,果然病好。
  《七发》作者对自己所要表现的对象作淋漓尽致的描写,文章具有充溢的气势和舒展的意象。《七发》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对先秦文学多有借鉴,在体制上《七发》沿袭《楚辞》和《招魂》和《大招》,都是大肆铺排饮食之盛,歌舞之乐、女色之美、以及宫室游观鸟兽之事。区别在于,《招魂》和《大招》的上述铺排对象都是作为正面事物出现,以此诱导游魂的回归;而《七发》 则把上述铺排对象作为否定性因素加以处理,对贵族公子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进行批判,是劝戒膏梁子弟的一篇成功之作。《文选》李善注称:“《七发》者,说七事以起 发太子也。”(《文选》卷三十四)
   《七发》辞藻繁富,多用比喻和迭字,以叙事写物为主,是一篇完整的新体赋,它标志着汉赋体制的正式确立。自此以后以七段成篇的赋成为一种专门文体,号称“七体”,为各朝作家长摹拟。
风流倜傥的司马相如与他的辞赋
  梁孝王去世后,汉武帝继位,这个时期是汉代文学由初期进入盛期的转折点。武帝少时就好文学,即位之后,对文学之士的亲幸,对文学事业的热心推动。于是,一时文坛俊杰,集中在武帝周围,形成一个庞大的文学侍从群体。这个时期,不仅作家队伍壮大,所作赋的数量增多,而且作品题材广泛,艺术水平较高,特别是出现了一批足以代表这个辉煌时代的作家。
  东方朔(公元前154-?)是武帝周围文学侍从中较突赋家。在武帝征天下贤良文学时,他上书自荐,武帝十分欣赏,令待诏公车,累迁至太中大夫。东方朔为人滑稽多智,时时进谏,多以诙谐话语论事,指意放荡,所以终不见重用。于是作有《答客难》以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还有一篇发愤述志的《非有先生论》。
  枚皋(公元前156-?),汉代文坛成果最多的作家。枚皋是枚乘的庶子,武帝拜为郎。他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才思敏捷,从皇子生、从行到甘泉宫、封泰山等大事,以至于猎射、 驭狗马、蹴鞠等,他都可以随手就来,动辄赋之。史称枚皋的作品可读的有一百二十篇,此外还有数十篇。他的作品不以讽喻谏说为宗旨,表现出有别于传统的审美情趣和文学观。但是有他的作品多匆促而就,缺少锤炼,后世罕有流传。
  梁园文学造就了一个辉耀当世、影响未来的作家,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 8),他创作出了很多具有典范意义的汉赋。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年少时好读书,又学击剑。他初入仕途时就赀为郎,在景帝周围任武骑常侍,时随从天子狩猎。
  梁王入朝时, 随从游说的文人学子很多,枚乘等著名赋家都在其间。相如看了那里非常羡慕,便以有病为由,客游到梁王,成为梁园文学群体中的一员。几年后,他便作了《子虚赋》,显示出超群的才华。
  梁孝王死后,梁园宾客解体,相如归蜀。但是相如懂音乐,善鼓琴,很容易讨女人喜欢,在那里和临邛富家女卓文君结为伉俪,度过一段闲散生活。
  武帝时广征天下文学贤士,他读了《子虚赋》,大加赞赏: “联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恰逢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他在旁边说了一句:“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武帝十分惊喜,马上召见相如。相如回来后说,《子虚赋》是叙述诸侯的事,不值得看,请求和天子游猎,于是便作《上林赋》。这两篇赋借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苑囿的大和田猎的繁荣。而他们的卒章归却都很节俭,借此讽谏。武帝大悦,遂以相如为郎。
  又过了几年,唐蒙等征伐夜郎、僰中,征发巴蜀吏卒几千人,各郡又征来一万多人, 非常严厉。巴蜀人惊恐万分。武帝命令相如、唐蒙等人撰《喻巴蜀檄》,安抚巴蜀百姓。不久相如被封为中郎将,出使西南少数民族诸部。其后,有人上书说相如出使西南时受贿,因此失官,几年后又被召为郎。相如经常跟武帝到长杨宫射猎,一次路过宜春宫,看到秦二世陵,相如作了《哀二世赋》,抒发对秦迅速败亡的感慨。于是被拜为孝文园令。武帝好神仙,相如遂作《大人赋》进行针砭。此外,他的名篇还有《美人赋》、《难蜀父老》等。
  在司马相如的作品中,《长门赋》最受到历代文学称赞作。作品以一个受到冷遇的嫔妃口吻写成,大意是君主许诺朝往而暮来,可是到天色将晚的时候,还不见幸临。她独自徘徊,对爱的企盼与失落充满心中。她登上兰台遥望其行踪,唯见浮云四塞,天日窈冥。雷声震响,她以为是君主的车辇,却只见风卷帷幄。作品后部非常感人:
  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援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案流征以却转兮,声幼眇而复扬。贯历览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昂去日,音昂)。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从横。舒息悒而增欷兮,(足徙,音徙)履起而彷徨。揄长袂以自翳兮,数昔日之(侃下加言,音谦)殃。无面目之可显兮,遂颓思而就床。抟芬若以为枕兮,席荃兰而茝香。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觉而无见兮,魂(辶+王,重迭,音狂)若有亡。众鸡鸣而愁予兮,起视月之精光。观众星之行列兮,毕昴出于东方。望中庭之蔼蔼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复明。妾人窃自悲兮,究年岁而不敢忘。
  女主人公在确信君主不会幸临之后,更加感到孤独。她抚雅琴以寄愁思,使所听见的人都悲伤流泪;睡梦中君主在自己身旁,醒来后尤为悲凉。
  这篇赋以骚体写成,幽怨深婉,情味隽永,匠心独具,为历代宫怨作品之祖。
  司马相如身上的策士遗风明显,他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君主的随时进谏。他的谏说、论事,宗旨严正,具有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即使在极端铺张的文学创作中,也多贯穿一条鲜明的主线, 即要有所讽喻,有所针砭,注重自己作品或言论的社会效果。相如口吃但是善于着书,身居仕途,却不慕官爵,不曾与公卿交游。相如患消渴疾,常称疾避事。晚年因病免官,居于茂陵。武帝元狩五年(前118),终以消渴疾辞世。病逝后,朝廷派遣人到茂陵取他的着书,仅有《封禅文》一篇奏上。
王褒与《洞箫赋》
  武帝后期以及昭帝时,一批作家去世,赋体文学创作有所低落。到至宣帝、成帝时,文坛重又焕发异彩。宣帝刘询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并召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文坛士气为之一振。成帝刘骜精于《诗》、《书》,观古文,又有感于书策的流失,遂广征天下遗书,诏刘向等典校经籍,促进了汉代文学的发展。
  这个时期,作家不再是单纯的文学侍从。他们或为学者,或具较高的学识,好深湛之思,然而在文学创作中,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尚未同赋的讽喻、夸饰较好地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前期以枚皋为代表的对兴趣的追求,不以讽喻为意的创作倾向也在发展,并产生了一些较具艺术成就的作品。其中,以赋名世的代表有王褒(约前88-约前5 5)、扬雄(前53-后18)等。
  王褒生逢宣帝倡导文学,益州刺史王襄请他作《中和》、《乐职》、《宣布》等,选好事者演唱。后经王襄推荐,得到宣帝的起用。于是王褒作了《圣主得贤臣颂》,在作品中引述大量历史事实,抒发了君臣遇合的理想:“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上下 俱欲,欢然交欣,千载壹合,论说无疑。翼乎如鸿毛过顺风,沛乎如巨鱼纵大壑。” 宣帝便让王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每从帝畋猎,所幸宫馆,动辄就让他们创作诗赋,分别予以赏赐。
  在这期间,上层社会发生了一场关于赋的社会意义乃至文学的性质的讨论。 很多大臣不赞同朝廷奖励赋的创作,他们认为赋属于“淫靡不急”之事。然而,宣帝认为“赋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 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喻,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汉书·王褒传》)在辩论中,宣帝指出了某些不以讽喻为宗旨的文学作品存在的合理性,对以娱乐为旨归的文学艺术流派给予必要的肯定。这大大促进了汉代文学乃至后世文学的发展。
  在这场论辩进行的时候,正值太子身体欠安,浑浑噩噩,神情恍惚。宣帝让王褒等赴太子宫,朝夕诵读奇文或者他们作的诗赋。太子最喜欢喜王褒的《洞箫赋》、《甘泉赋》,于是就让后宫贵人、左右都来诵读。
  《洞箫赋》是西汉具有“辩丽可喜”、“虞说耳目”特点的作品,它是一篇描述洞箫这种乐器的咏物赋,意在说明洞箫演奏时音调之美妙和感染力之巨大。它以洞箫演奏时音调的美妙和艺术感染力为中心,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展开描写,展现这一艺术得以形成的原因。作品前一部分重在洞箫本体,写了制作洞箫的竹管的生长环境,描写了江南山川对竹的孕育,天精地气的滋养。孤雌寡鹤、秋蜩玄猿、嘻娱悲吟等周围的景与情,造就了洞箫先天特有的感情基因。后一部分则重在演奏之人。演奏洞箫的是盲目乐师,因其才能、感情无从诉诸,就专注于洞箫,造就了洞箫特有的艺术魅力。作者把萧声分为“巨音”、“妙声”、“武声”和“仁声”,作了比拟描写:
  故听其巨音,则周流泛滥,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声,则清静厌[?](由“广夹心”三字合成,上中下结构),顺叙卑达,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条譬类,诚应义理。澎濞慷慨,一何壮士!优柔温润,又似君子。故其武声则若雷霆輘輷(lénghōng,大声),佚豫以沸悁;其仁声则若凯风纷披,容与而施惠。
  在作者笔下,既表现出他对洞箫艺术有较深的感受,同时,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就,它直接启迪了东汉一些以乐器、音乐为题材的作品的产生,并以穷变于声貌的成就影响了后世赏心悦目作品的发展。
  王褒还有一篇颇有特色的赋体俳谐文《僮约》,写一位名为王子渊的客人住在寡妇杨惠家,杨惠命家奴便了买酒,便了不去,子渊就把便了买下,让他每日去买酒,干完所有的家务。这篇犹如寓言故事一样的赋体俳谐文,意在警告悍奴不得欺侮象寡妇杨惠一样的弱主,但客观上也反映了汉代家奴的悲惨命运。这篇赋成了后世俳谐体俗赋的先声。
扬雄“四赋”
  扬雄(前53~后18),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人。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巨谈,默而好深沉之思,清静亡(无)为,少耆(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家产不过十金,乏无担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急,虽富贵不事也。”扬雄是学者而兼赋家的代表,也是继王褒之后在西汉后期文坛取得突出成就的作家。扬雄40岁以前居蜀。当时,他对赋很感兴趣,并投入极大的热情进行创作。 他伤悼屈原的文才和不幸遭遇,然而,又不赞成屈原沉江以殉理想的结局,作《 反离骚》等作品以抒发一时的感慨。扬雄有《蜀都赋》,实开后世京都赋的先河。
  所谓扬雄“四赋”,是指他的《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四篇代表作品。“四赋”都是针对成帝奢侈生活、好慕心态进行讽谏的。
  成帝时,扬雄以文才被朝廷所征召,待诏承明殿,常从帝左右,对上层集团的好恶趣尚、行止作为了解较多,遂时时作赋加以讽谏。汉代的甘泉宫,原来是秦之离宫,建筑非常奢华,而汉武帝又在甘泉苑增修很多宫殿。崇殿华阙成为穷奢极侈的代表。扬雄遂在《甘泉赋》中夸张铺饰,极力描绘,盛赞它“似紫宫之峥嵘”,以期对成帝有所警诫。同时还提出“屏玉女而却虙妃”,“玉女无所眺其清庐兮,虑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揽道德之精刚兮,侔神明与之为资”。这里委婉地对成帝进行了讽谏,针砭王朝奢侈、成帝宠幸赵昭仪诸事。
  其它三篇赋,《羽猎赋》、《长杨赋》针对成帝好猎而发,《河东赋》写于随天子巡游以后,都寄讽谏之意。扬雄在描写的手法上,有意地渗入较多的主观想象,原本是基于讽谏的动机,但这种描写却使赋带上了虚无缥缈的色彩,留给人充分的想象余地。扬雄笔下的宫殿等建筑也不再是静止的, 而是显得飞腾跃动,富有生气。扬雄“四赋”在写作艺术上具有鲜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其一,驰骋想象,铺张夸饰;其二,默不能已,推而隆之;其三,模拟骚体,仿效相如;其四,不设客主,有所创新。总的来说,扬雄的赋驰骋想象,铺排夸饰,表现出汉赋的基本特征,同时又有典丽深湛,词语蕴藉的特点。
  扬雄赋在艺术表现上创造性的成就不多。其《甘泉赋》多用“兮”字,以骚 体句写成;《羽猎赋》、《长杨赋》则尽脱骚体,可以看出司马相如的影响。
  与扬雄同时以赋见称于文坛者还有刘向(前79?-前8)、刘歆(?- 23)父子等。刘向对文学典籍的整理有杰出贡献,学识渊博,具有学者而兼赋家的特点,他的赋多不出《楚辞》窠曰。而刘歆典校群书成绩显着,文学作品以《遂初赋》为代表。这是他被任命为五原太守时经历三晋故地,抚今思昔,隐以前人遭际自比,感慨颇多而作。此赋对后来的述行言志作品较有影响。
唱尽人间悲欢离合--西汉乐府
  “乐府”就是掌管音乐的官署,始于秦。汉代仍旧是管理音乐的政府机关。乐,就是音乐;府,就是官府。后人把这个机关所收集、整理和演唱的诗歌称为乐府诗,也称为“乐府”。乐府诗原来是配合音乐而演唱的歌辞,用的是当时平民百姓的语言,表现他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与文人创作的诗截然不同。乐府诗中主要是汉代民歌,内容主要表现为平民百姓的悲欢离合。其中也有抒情诗与叙事诗,还有寓言诗。它的特点是,语言朴实无华,形式自由多样。在体裁上,它们多种多样,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形式生动灵活,其中以五言最多,是东汉以后的五言诗的先声。
  西汉的乐府官署有两个:一个是奉常卿(即太常卿)统属的太乐,掌管雅乐,主要是传自周代的乐章;另一个是少府卿统属的乐府,是汉武帝时建立起来的,专管通俗音乐。汉武帝时,为了宫廷娱乐和庙堂祭祀,开始大规模地采集采集民间歌曲,供帝皇和贵族们娱乐欣赏之用。其内容囊括了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等,既有汉族的,也有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的。虽然经过了文人的加工润色,但它们仍保存着民歌的特色,从而在西汉的诗坛上留下了人民的声音。
  这一制度被以后历朝所承袭,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它使许多优秀民歌得以保存并流传,为中国古代诗歌输送了新鲜血液,促进了其繁荣和发展。同时,这些民歌的语言朴实,形象鲜明,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余冠英《乐府诗选序》曾这样评价:“乐府之丰富了汉代诗歌,简直是使荒漠变成了花园。”历代有成就的诗人,也都受过汉乐府的影响,以乐府诗为主体的“建安风骨”在诗歌形式的创造和发展上,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四)、扶桑九日和嫦娥奔月--成就斐然的壁画艺术
  绘画、雕刻和音乐是西汉艺术领域的主要成就。西汉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也开始追求艺术享受,壁画开始发展起来,成为帝王、官僚、地主的宫殿、住宅、坟墓的装饰品。西汉最著名的大幅壁画,是汉武帝时的鲁灵光殿,壁画内容极为丰富,据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记载,壁画先是太古裸体粗犷(guang广)奇怪的神话人物,其次是穿戴冠冕的黄帝、尧、舜,再次是夏、商、周三代兴亡。凡历史上著名的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的事迹,国君的贤愚,政事的成败,莫不绘载。可惜没有保存下来。
  当时的画不仅被上层社会作在建筑物上,而且还被绘在绢帛、漆器、陶器等工艺品上,有彩绘,有素墨画,也有刻缕画,内容涉及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也有渔猎、农事、宴会、乐舞等生活情景,题材广泛,画意高超。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一幅彩绘帛画,这幅帛画全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帛画内容由三个部分组成,十分丰富,上部左右分别绘“扶桑九日”和“嫦娥奔月”两个神话故事,中部绘贵妇出行图,下部绘宴饮图。主题之外,饰以飞龙、异兽、特钟、巨磬等等,以朱砂、石青、石绿绘制,线条流畅,刻画生动,着色鲜艳精细,人物情态自若,鸟兽栩栩(xu许)如生。出土的彩绘帛画是中国古代杰出的绘画作品,反映了西汉绘画艺术的高度成就,也是世界艺术史上一件罕见的珍品。另外,在江苏邗江等地也出土了一些西汉的彩绘漆器,制作精巧,各种人物和动物绘画,极为生动、优美。
  与绘画一样,汉代雕刻艺术水平也相当高超。当时的掌权者常用石刻来装饰宫室、陵墓,以夸耀他们的豪华,显示他们的威严。比如,陕西兴平县霍去病墓前的石人、石马、石牛、石虎等,造型生动,神态逼真。这些巨大的雕像虽经二千多年的风剥雨蚀,依然神态生动,栩栩如生,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
  
  二、东汉人文
  在东汉前期,政权进一步加强与地方势力的融和,促进了国家政治局面的稳定,为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背景,所以,这些方面发展水平都超过了西汉。最具人文代表的是,东汉发达的制陶业,把一些以前只被豪门贵族所专有的用品,带入了寻常百姓家。 
  (一)、东汉先进哲学与思想
  自西汉以来的经今古文学派论争,到整个东汉时期都没有停止过。东汉初,刘秀为了拉拢古文经学派曾立《左氏春秋》博士,但遭到今文博士的激烈攻击以及公卿大臣的群起反对,不久《左氏春秋》博士就被废除了。汉明帝时,允许《左传》、《谷梁》、《古文尚书》、《毛诗》等四经可以公开传授但不立博士,在整个东汉时期,古文经学一直未立博士。这样,古文经学就被排除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仕途经济之外。所以,今文经学就是官方学术的主体,从洛阳的太学到州郡县所设立的官学,传授者都是今文经著名的经师,他们的弟子成千上万。尽管如此,今文经还是由于其本身的弱点--妖妄与繁琐--而日趋衰落。今文经用谶纬说经,充斥着荒诞不经的迷信邪说,虽说曾经获宠一时,但其欺骗性逐渐被戳穿后就逐渐被蔑视。
  《说文解字》--我国最早的一部字典
  尽管古文经学在东汉时被排斥在主流之外,但是它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通训诂”,“举大义”,“不为章句”,它是一种简单明了、思想犀利的学术。由于这样,它虽然未立学官,但却逐渐成了私学的主流。古文经中固然有些内容是经过两汉学者窜改或增加者;但总的说来,古文经学家是按字的形、音、义解经,极力恢复经的本义,不作任意发挥。于是形成了系统的训诂方法,一时大师辈出,像桓谭、班固、王充、贾逵、张衡、许慎、马融、郑玄等人。所以,古文经学在学术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比如许慎、马融、郑玄三人在古文经学的训诂和注释方面最为突出。
  马融曾师从班固,他遍注《孝经》、《论语》、《毛诗》、《周易》、《三礼》、《尚书》等书,因《左传》已有贾逵注了,所以他只作《三传异同》。可以说,古文经学派到了马融的时候,才有了自己统一的经义,达到完全成熟阶段。
  郑玄是古文经学集大成者,他破除各家传统,广采众说,遍注古文经,但他并不墨守成规,能够择善而从,兼采今文经学的某些说法,因此得到经今、古文两派的赞许,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号为“郑学”,到了魏晋以后成了经学的主流。
  贾逵的学生许慎为了反对今文经学派,他根据隶书经典,用了二十二年的时间写成了《说文解字》一书,全书分为540部,全部解说13000多字,共计收小篆9353个,收古文(战国文字)、籀(zhòu宙,西周、春秋文字)文1163个为重文。每个字都标明了字形,注出了读音,并推究了字义,形成了我国最早的一部编辑完善、内容丰富的字典。这部著作集西周以来文字学之大成,直到今天,仍然有很高的价值。
中国最早唯物论的创立--王充与《论衡》
  西汉的哲学宗师董仲舒最大的缺陷是,其理论系统的唯心观,到了东汉,中国哲学出现了较为系统的唯物论,创立者是王充。
  王充,字仲壬,会稽上虞(浙江上虞)人,生于公元27年(建武三年),死在汉和帝永元年间(约为公元100年前后),着有《论衡》一书。
  王充最大贡献就是否定了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的迷信思想,他认为人的精神从属于形体,人死血竭,形体腐朽成灰土,精神也就消灭,因此不能变鬼。王充说,人和万物一样,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是禀受天地元气而成,所以在根本上人的自然属性与世界万物并没有什幺区别。“夫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
  王充创立了初步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他提出了事物联系与发展的初步辨证关系。他否定了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并指出人要获得认识,首先必须由人的感觉器官与外界事物相接触,“如无闻见,则无所状”,不通过耳闻目见口问,就不能获得知识。他承认圣人学识渊博并有其聪明独到之处,但他们的知识也是从多见多闻中学得来的。认识是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接触中得来的,但认识不能停留在感性经验的阶段,必须通过理性思维把感性知识深化提高,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他已经敏锐地看到了人的认识过程中的两个阶段。所以,他很重视“知类”、“推类”,即推理的作用。
  同时,在《论衡》中,王充还批判了天有意志的谬论,他指出天只是一种自然的存在,批判了谶纬迷信,并对当时流行的迷信说法进行一一的辨析,还原了事物的本来面目。他深刻地指出,农民所以造反,是因为“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跟灾异、迷信完全没有关系。王充还认为,人的才能操行跟富贵贫贱没有必然联系,“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这说明,人不能用权势的大小或地位的高低作为德才优劣的标准。
  王充的思想除了不可知论--人们的认识是固定不变的,不会有发展提高--的局限性之外,在当时的世界,是相当先进的。
“假作真时真亦假”--谶纬与反谶纬思想的碰撞
  西汉末年,神学化的儒学思想发展迅速,致使谶纬迷信开始广泛流传,这波及到了思想学术领域。
  所谓谶,就是用诡秘的隐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预兆吉凶祸福、治乱兴衰,往往还图文并茂地宣扬,又称图谶。而纬就是用宗教迷信的观点对儒家经典所作的解释,纬书就是假托神意来解释经典。谶纬是一种庸俗经学和封建迷信的混合物。
  刘秀称帝,就利用了符瑞图谶来证明他当皇帝是“天命”所归,是神的意志。政权建立后,更加推崇谶纬崇信。实质连用人施政都要找谶纬作根据,各大决策也以谶纬来“决定嫌疑”,相当荒谬。
  由于当权者的提倡,当时被称为“内学”的谶纬兴盛起来,连儒学生徒都要记诵谶纬,策试文也引用谶记。于是谶纬迷信充斥在政权思想领域的上下。
  公元79年(建初四年),章帝直接主持白虎观会议,进行大规模的经学讨论。班固将这次讨论的记录整理成书,名为《白虎通德论》(或《白虎通》),这是一部把儒学思想法典化的著作。白虎观会议所标榜的“正经义”,一方面用谶纬来正经学,使谶纬迷信合法化,使它具有和经学同样崇高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用官方意志来正经学,让它更好地为当权者服务。
  当谶纬迷信泛滥时,出现了与其对立的以桓谭(公元前40年~公元32年)为代表的思想家。桓谭称谶记纬书是“奇怪虚诞之事”,应该抛弃,并批判了当时的儒学信徒把灾异当作上天的谴告。他说,连孔子都讲不清楚“天道性命”,后世的“浅儒”怎幺会知道呢?
  桓谭还反对当时一些方士所宣扬的通过服“不死之药”,达到“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的神仙的思想。他认为,“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而欲变易其性,求为异道,惑之不解者也”。
  桓谭的唯物论和无神论观点,在哲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蔡愔取经--中国最早的汉译本佛经
  佛教是迦毘(pí皮)罗卫城(今尼泊尔王国境内)净饭王太子悉达多创立的,释加牟尼是佛教徒对悉达多的尊称。西汉末年,佛教传到了长安。东汉明帝时,蔡愔(yīn音)至印度研究佛学归来,在雒阳建寺译经,中国开始有汉译本佛经。早在西汉时,西域就有一些城邦小国开始信奉佛教,到了西汉末年,佛教开始进入到中原地区。公元前2年(元寿元年),信奉佛教的大月氏派遣使臣伊存到达长安,博士弟子秦景宪跟着伊存学习浮屠(佛的音译)经。此后,佛教开始流传开来。
  东汉年初,佛教在掌权阶层开始流传。楚王刘英“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对此,汉明帝还专门表彰了。据东汉末年牟融的《理惑论》记载,汉明帝有一次做梦,曾梦见神人,后来才知道那是佛,于是便派人派人到大月氏求佛经。回来的时候,大月氏沙门摄摩腾、竺法兰跟着使者一起回到洛阳,用白马驮回了一些佛教经典进行传授。当时在洛阳城西兴建了中国第一所佛教寺院,白马寺。
  汉桓帝还在宫中建立了黄老浮屠祠(当时黄老道与佛教不分),到此时,佛教的影响已深入到了宫廷。到了东汉末年,安息(今伊朗)僧人安世高、月氏僧人支谶(chèn衬)等相继来到洛阳,翻译佛经。汉人严浮调从安世高学经,并参与翻译。从此,佛教教义也在中国流传。
《太平清领书》--我国最早的道教经典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是由黄老学说与巫术结合而形成的。而原始道教的传播与农民大起义是息息相关的。东汉末年,道教分为三大支派,一支为太平道,以张角为教主,在黄河南北传教;另一支为天师道,也称为五斗米道,以张修和张鲁为教主,在汉中、巴蜀一带传教;第三支以于吉(与上同名)为教主,在长江下游传教。三派的信徒多为贫苦农民,这些信徒的多数成为农民大起义的主力。
  早在西汉成帝时,甘忠可编了一部《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主张“易姓受命”,后来他被判处了死刑。东汉顺帝时,琅邪人于吉又编了一部《太平清领书》,后来这部书落在张角手里,共计一百七十卷,张角就根据这部书传道,故称太平道。张角宣称,太平道是黄帝老子所创立的,所以太平道又叫“黄老道”。《太平经》说:“人无贵贱,皆天所生。”主张人人平等。这反映并迎合了农民反对压迫剥削企求平等的愿望。《太平经》是我国最早的道教经典,今存的《太平经》残本基本上保存了这部经典的面貌。
  五斗米道的创始人是沛人张陵,教义与太平道相似。顺帝时张陵作道书并向群众传道。受道的人都要出五斗米,所以又称五斗米道。东汉末年,五斗米道的根据地在汉中,而活动的地区则在雍、益二州。张陵死后,其子张衡继续传道,张衡死后,其子张鲁又继续传。
  太平道与五斗米道在民间的传播,是因为它们朴素的平等观念和反对剥削的思想,适应了人们的需求因而深受拥护,并成了农民起义的思想武器。
  (二)、《汉书》--我国第一部体例完整、内容丰富的断代史
  东汉时期最重要的历史著作,是班固所着的《汉书》。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他的父亲班彪,是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只写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于是班彪集史料,写了《史记后传》六十五篇,以补足《史记》的西汉部分。但是书还没有写完,班彪就去世了。于是,班固便提升为兰台令史,转迁为郎,典校秘书,奉诏完成他父亲的著述
  班固也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写成了《汉书》一百卷(后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分为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汉书》始于刘邦起兵,终于王莽覆灭,写了西汉王朝二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体例完整、内容丰富的断代史。
  《汉书》大体上沿袭《史记》的体例,属于西汉前期的内容,多采自《史记》。只是把《史记》的世家并入列传,改书为志,共分纪、表、志、传四类。《汉书》十志的规模比《史记》八书更宏大,其中《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是《史记》没有的。《汉书》吸取过去许多历史著作的长处,有《史记》、《后传》作基础,所以它的叙述“文瞻而事详”,周密而有条理。也因为它的各传、志多载录了有关学术和政论文章,因此又兼有一代文章总集的性质。
  但是,班固有依附于外戚窦宪热衷于功名利禄之嫌,他在《汉书》里歌颂权势集团,迎合当权者的意志,否定了《史记》里的某些成就,因而封建正统思想严重。晋人傅玄在评论《汉书》时说:“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书。”
  东汉时还有一些史学著作。其中,班固去世的时候,《汉书》的八表和《天文志》还没有完成,后来由班固的妹妹班昭等人补写。到了东汉末年,荀悦还按照《春秋》和《左传》的体例,依据《汉书》的内容,编写了编年体裁的《汉纪》三十篇。还有赵晔编写了《吴越春秋》,无名氏撰写了《越绝书》,开创了编写地方志的先例。东汉政府陆续增修了官修史书《东观汉纪》,后来为各史家提供了翔实的材料。《东观汉纪》已经失散,现仅存一小部分。
  (三)、声文俱进--东汉的辞赋与五言诗
  东汉时期的文学,较之前代有很大发展。东汉的文学作品主要有辞赋和五言诗两种。在辞赋方面,著名的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而东汉人王逸选编屈原、宋玉及部分汉人的辞赋,进行注释,作《楚辞章句》,使楚辞的音义句读得以流传于后世。而作为汉代新兴文学体裁的五言诗,西汉时只流行民间,到了东汉一些文也开始作。其中,古诗十九首是五言诗创作中的代表,对此后的诗歌发展有深远影响。
诗兴大发的科学家--张衡的赋及其它
  东汉中后期的辞赋较前一时期有很大转变,充斥于东汉前期辞赋中歌功颂德的内容几乎一扫而空,阐发儒教思想的成分也明显减少。由于统治思想束缚的松懈,传统大赋的抒情意味更为浓厚,表现了很多世俗生活,显得较为活泼而又有生气。而更大的转变则是小赋的兴起。短篇小赋以抒情为中心,还带有批判性,直接反映了时代的脉搏。
  在东汉中期,传统大赋中的名篇有张衡的《二京赋》、马融的《长笛赋》、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等。
  张衡他不仅是著名的古代科学家,而且擅于文学。他的赋今存《思玄赋》、《应闲》、《二京赋》、《南都赋》、《归田赋》全篇及《定情赋》、《舞赋》等残文。其中以《二京赋》最为著名,它是继班固的《两都赋》而作,篇幅更为巨大,写得也更加细致。尤其在世俗生活方面,比如都市商贾、侠士、辩士的活动以及杂技表演等,都花费了大量笔墨,精彩纷呈。
  以前的大赋都留有“劝百讽一”的尾巴,《二京赋》则包含了一些批判性的内容,如:“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偷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
  另外,张衡的《归田赋》也相当的出色:
     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
  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
     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沉之鲨(鱼留,音留)。
  于时曜灵俄景,继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
  这里,作者用清新的语言,描写了春日自然景物的美妙,也抒发了自己归田后恬淡安适的心情,情景十分和谐。语言中颇有骈偶成分。所有这些在赋的发展上是一个转机。
  马融(79-166)字季长,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既是大官僚又是著名学者。着有《长笛赋》,因前人描写乐器的赋中独缺笛,“故聊复备数”。赋中的抒情成分较前人更浓。尤其是开头一节,描绘制作笛子的竹子的生长环境,孤僻凄凉,为“危殆险巇之所迫,众哀集悲之所积”,将笛声之哀渲染到了及至。赋中与赋尾掺用了五、七言诗句,是汉赋的首创,被后人所经常模仿。
  王延寿(约124-约148)字子考,又字子山。他的《鲁灵光殿赋》是汉代最后一篇有名的大赋。在结构和描写上很有特色。写宫殿时,是由远而近,由外而内,从总貌到墙、阙、门、阶,再从排扉而入,各宫室及楼榭、驰道、渐台等建筑的情状,都呈现与全体气势之中。关于建筑物上彩绘的描写也非常出色,像写天花板上的画是“圆渊方井,反植荷蕖”,窗棂上的画是“玉女窥窗而下视”,椽上的画是“猿狖攀椽而相追”,楹上的画是“胡人遥集于上楹兮,俨雅跽而相对。……若悲愁于危处,憯颦蹙而含悴”。此外,写壁画中的山神海灵和古代神话史迹等,都生动逼真。既显示了汉代建筑绘画的艺术风貌,又表现出了赋家追奇求新的想象力。王延寿还有写梦中与鬼怪搏斗的《梦赋》以及写猴子各种情状的《王孙赋》,都很奇特。
  此外,张衡的小赋也相当出色,比如《归田赋》、《定情赋》、《舞赋》等。《归田赋》是辞赋史上第一篇反映田园隐居乐趣的作品,其中写景部分,自然清丽,十分出色。《定情赋》抒情意味浓厚,文笔优美,表现了思恋之情,“思在面为铅华兮,患离尘而无光”,想象新奇大胆,成为典型的情诗意象。而《舞赋》描摹舞女柔婉灵动的姿态和流盼不定的目光,都写得优美动人:“搦纤腰而互折,嬛倾倚兮低昂。增芙蓉之红华兮,光灼烁以发扬。腾嫮目以顾盼,眸烂烂以流光”。
东汉后期批判倾向的赋家
  东汉后期成就最特出的辞赋作家当数蔡邕,他的赋具有批判倾向。
  赵壹(132-?),字符叔,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人。他是一个恃才傲物人物,辞赋也如此。他的《穷鸟赋》以穷鸟自况,感谢友人对自己的救援之恩,反映了东汉后期文人动辄得咎罹祸的艰难处境。《刺世疾邪赋》对当代社会乃至整个历史都提出了无情的批判。
  桓帝延熹二年(159),二十七岁的蔡邕应召入京。他愤于宦官弄权致使民不聊生,作《述行赋》,从正面发出对社会现实的尖锐批判:“命仆夫其就驾兮,吾将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万方徂而星集。贵宠扇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及。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粃而无粒。弘宽裕以便辟兮,纠忠谏其骎急。”连鲁迅也说,必须看了《述行赋》,才能明白蔡邕“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时的情形,明白他确有取死之道。”(《题未定草》)。
  蔡邕的《青衣赋》表现了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带有一定的游戏趣味:“明月昭昭,当我户牖,条风狎猎,吹予床帷。河上逍遥,徙倚庭阶。南瞻井柳,仰察斗机。非彼牛女,隔于河涯。思尔念尔,惄焉且饥。”该赋写奴婢的美貌和对她的思慕,是过去不曾有过的题材。这种题材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汉末年道德约制的松弛和艺术表现的自由化。
  蔡邕对建安文学有一定的影响,王粲、阮瑀都是蔡邕的弟子,蔡琰是他的女儿,他们都写有反映残酷的社会现实的作品。
亦真亦幻难取舍--东汉的诗歌
  两汉的诗歌形式自然朴素,用语通俗深刻,与赋体大不相同。它发展了《诗经》中的《国风》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于后代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现存有主名的东汉文人五言诗,虽然数量不多,但影响却很大。
  班固曾写了一首《咏史》诗,内容是咏缇萦救父,虽“有感叹之词”,但“质木无文”,缺乏形象性。说明此时的五言新体诗,技巧还很不熟练。到东汉末年,桓、灵之际,秦嘉、蔡邕、郦炎、赵壹、辛延年、宋子侯等人的五言诗,语言风格、比兴手法等方面,受到了乐府民歌的影响,日渐成熟。其影响最显着、艺术成就最出色的是辛延年的《羽林郎》和宋子侯的《董娇饶》,它们风格逼近乐府民歌,不但表现技巧纯熟,而且深得乐府民歌的精神。辛延年、宋子侯,生平不可考,可能是熟悉乐府民歌的下层文人。《羽林郎》是乐府中的“杂曲歌辞”,描写胡姬的抗拒豪强。胡姬拒绝金吾子的调戏和引诱,显示了她的坚贞不屈的品格,这也和罗敷一样,都是民间女性中的光辉形象: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馀。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银鞍何煜爚,翠盖空踟蹰。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男人和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渝。多谢多吾子,私爱徒区区。
   《董娇饶》假设桃李和采桑女子互相问答,感叹盛年一去,即遭捐弃的不幸命运。
  两汉的诗歌以《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为名篇。《乐府》(即《乐府诗》)是汉武帝时期由乐府采集民间诗歌选编配乐而成的诗集,内容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战城南》、《十五从军征》、《平陵东》、《思悲翁》、《东门行》、《有所思》、《陌上桑》等,分别反映了人民的悲惨遭遇、对繁重徭役与横征暴敛的不满、妇女不幸的命运及其坚强不屈的性格等。
  而《古诗十九首》是东汉中后期的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作品。他们生活在黑暗之中,为了功名而背井离乡,四处奔走,于是就把对社会的感触倾注到作品之中。比如《冉冉孤生竹》、《孟冬寒气至》、《明月何皎皎》、《迢迢牵牛星》等,向人倾述生离死别、情感追求、仕途坎坷。《生年不满百》、《青青河畔草》等篇章充满了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颓废,反映了文人们走投无路以及内心苦闷的情景。
汉乐府民歌的影响
  汉乐府民歌继承并发展了周代民歌现实主义传统,它更广泛、更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这对后代诗歌有更具体、更直接的影响,甚至是示范性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它们“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像一根红线似的贯串在从建安到唐代的诗歌史上,俨然形成一条以乐府为系统的现实主义传统。这条线索为:“缘事而发”(汉乐府民歌)--“借古题写时事”(建安曹操诸人的古题乐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杜甫创作的新题乐府)--“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
  第二,在对新的诗歌形式的创造上,汉乐府民歌的主要形式是杂言体与五言体。自建安后,杂言体的影响已日趋显着。如曹操的《气出唱》、曹丕的《陌上桑》、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至鲍照《行路难》,便都是杂言。尤其是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战城南》等导源于汉乐府。五言体的影响则更大,到汉末建安,更出现了一个“五言腾踊”的局面,此后,五言体将《诗经》的四言、《楚辞》的骚体取而代之,成为我国诗史上一种重要的传统形式。
  第三,汉乐府民歌影响非常显着的是艺术手法,特别是在叙事诗的写作技巧上。诸如运用人物对话或独白,描写人物心理,刻划细节,语言朴素生动等。汉乐府民歌反映现实、批判现实都是通过对现实作客观具体的描绘,有时也在诗尾揭示,这对白居易的“卒意显其志”很有启发。李白的抒情诗中的浪漫主义的幻想和夸张,也都有汉乐府民歌的影子。
  (四)、马踏飞燕--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杰作
  到东汉时期,书法、绘画已不单纯作为文字图形符号使用,它们的艺术地位逐渐显露出来。东汉的艺术创作,以绘画和雕刻最为著名。当时,贵族和地主们的宫殿、住宅、庙宇、陵墓的墙壁上,到处都有壁画,漆器、陶瓷器等工艺品上也有图画。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在四川、山东、河北、辽宁、河南等地的东汉墓里发现了很多壁画,其内容大多是描绘贵族官僚和豪强地主们的豪华生活,有宴会、狩猎、舞乐、角抵等各种场面。
   东汉时期主要用于垒砌墓葬的画像石(砖),也是一种很有价值的雕刻艺术。现存的以山东嘉祥县的武梁祠石刻、肥城县的孝堂山祠石刻、沂南县的东汉墓石刻等为最著名。武梁祠石刻用阳刻,是平面的浮雕;孝堂山石刻用阴刻,以线条来勾画形象。成都等地出土了画像砖,内容多表现了社会生活的各种场景,题材广泛,有官吏出行图、狩猎图、战争图,还有农业生产、煮盐、锻铁、木工、纺织、宴饮、百戏、烹调等场面,刻画精细,线条流畅,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浮雕艺术,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东汉时期的雕塑,以1969年在甘肃武威雷台的一座墓葬中发现的铜马、铜俑最有代表性。该墓一共出土铜马四十匹,铜奴婢二十八件。有一匹天马,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马昂首嘶鸣,体态丰腴,凌空飞驰,形姿矫健,头微左扬,三足高举,右后是正好踏在一只正在疾飞的飞燕背上,燕展翅疾飞,作惊悸回首状。用飞燕作为陪衬,更显出快马奔腾,神速超过飞燕的情景。奔马与飞燕在这一瞬间的动作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奔马全身的着力点虽只集于一足之上,却完全符合重心平衡的原理。
  铜奔马充分地显示了当时匠师们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艺术创造力,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中的一件极为优秀的代表作。
  铜奔马1983年被中国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业的图形标志,现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五)、君子礼先于行而纳于言--东汉的宗庙礼制改革
  西汉武帝时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此后,从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理论发展而来的新儒家学说逐渐成为社会主导思潮。元帝永光年间,依据儒家经典,对西汉初期确立的与周礼不合的皇帝宗庙制度进行了变革。东汉初期,皇帝宗庙制度沿袭西汉的七庙制度。
  建武十九年宗庙礼议后,由于受政治、思想领域中诸多因素的影响,东汉皇帝宗庙制度逐渐发生了一系列背离儒家礼论的变化:
变过去的每帝异庙制为“同堂异室”之制
  东汉初年,沿用的西汉中、后期确立的“一祖二宗四亲庙”七庙制度,实际上就是每帝异庙。东汉光武帝时,则出现“同堂异室”宗庙建筑形制,明、章时期定制。建武元年,光武帝祭祀西汉高、文、武三帝在洛阳立一庙,次年在该庙中合祭西汉高帝以下诸帝。建武十九年宗庙礼议后,又在太庙(“高庙”)中合祭高、文、武、宣、元五帝,并沿袭为定制,不作改作,这便是皇帝宗庙“同堂异室”的雏形。光武帝去世后,因为有中兴汉室的功德,明帝特别为他立了一庙,谥世祖庙。这样,洛阳就出现了两所皇室宗庙:祭祀西汉五帝的“高庙”,祭祀光武帝的“世祖庙”。永平十八年,明帝去世,遗诏中提出不要特修造寝庙,安葬于世祖庙更衣别室就可以了,还说:“敢有所兴作者,以擅议宗庙法从事。”章帝去世前也遗嘱要将他藏于世祖庙。此后,东汉历代诸帝都自行遵守,形成惯例。于是,皇帝宗庙“同堂异室”制便形成了,被后世历代王朝所沿用。
  宗庙毁庙礼制废而不行
  东汉光武、明、章精明有为,统治清明,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到了和帝以后,则统治逐渐混乱,礼法败坏,各种矛盾激化,最终导致东汉政权处于分崩离析。于是,依据古礼对以往违礼的制度进行变革,以重新构建的社会礼治秩序,成为当时希冀借此延续王朝的统治阶层,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所望。
  同时,到献帝时,除殇、冲、质、灵四帝庙外,其余东汉诸帝庙都因为有“祖”、“宗”庙号,世世不毁,皇帝宗庙毁庙礼制实际上已经废弃不行了。至灵帝时,皇帝宗庙庙数竟达到十二庙之多,这不仅已经远远超出了儒家礼经“七庙”的规定,而且滥用“祖”、“宗”谥号也无以体现尊崇祖先功德的用意。
  于是,在蔡邕等人倡议下,献帝初平元年,东汉依礼轨范皇帝宗庙制度。蔡邕撰奏的“宗庙迭毁议”反映了此次宗庙改制的基本思想。东汉献帝时,在蔡邕建议下,重新实行重新实行皇帝宗庙立庙、毁庙礼制。
  虽然这种皇帝宗庙毁庙礼制仍然仿照周礼,实行七庙制度,但是皇帝宗庙庙数却并不限于的“七庙”,而是十一庙。西汉高帝庙仍旧为太祖庙,文、武、宣、光武、明、章都有“祖”、“宗”庙号的帝庙,它们都为世世不毁之庙。安、顺、桓、灵四帝庙为“亲庙”,四时与祭,亲尽迭毁。这一蠡测基本上是沿袭西汉元帝以后包括王新以及东汉初期的制度,其中还有西汉时屡屡提及的“五庙”说以及刘歆学说的痕迹。所谓“十一庙”,实际上仍是在“五庙”基础上增加了有功德而有“祖”、“宗”庙号而且世世不毁的六庙而成的。
  东汉皇帝宗庙制度的变迁,虽然受传统礼制的影响相当巨大,但社会现实因素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师古与适时双重因素的交互影响,最终导致了东汉一代皇帝宗庙礼制时常处于一种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中。
  (六)、两汉文化的总评  
  大汉结束了春秋战国以及秦后的三乱局面,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华夏大统一,封建国家出现了欣欣发展的趋势,在这四百多年的时间里,统治者也能任各种文化自由发展,出现了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第一个颠峰。与此同时,也一时出现了儒学一家成长壮大以至于君临天下的地步,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中华文化最核心的一些东西,成了炎黄子孙的的历史积淀。 
   
  
 三、第三只眼看世界—人文篇
  同大汉的科技一样,与大汉同期的世界,各个民族的以及屹立于民族之上的政治世界,古希腊与古罗马可以说代表当时出华夏人人之外的世界人文颠峰水平。在将大汉人文做横向对比的过程中,我们也只将这个人文分水岭上的点点星光一一提炼出来,供读者参阅。
  (一)、黄金时代的雅典生活
  大约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一段时间里,古代希腊人在神话、哲学、文学、戏剧、建筑、雕塑、政治、历史、医学、数学...等领域都创造出了辉煌的成就。在这些鼎盛的背后,更值得一看的是古希腊人本身,尤其是黄金时代的雅典生活。
  古希腊人口结构构成
  在公元前的5-4世纪,雅典人口大约由三个个部分组成:公民、异邦人、奴隶。
  公民的人数可能在40 000名只有,除少数偶然通过特殊法令被赋予公民权的人外,这个群体只包括双亲都是公民的那些男子。
  异邦人就非雅典的希腊人,他们的总数可能不超过35 000名。他们没有政治特权,并且不能拥有土地,异邦人中只有男性才可以与公民享有同等机会。
  雅典的奴隶由两部分组成,最大数目在10 000名只有。城市中的奴隶可以勉强受到一点体面的待遇,有时候会他们会因忠诚服务而幸运地主子们解放。他们中间,只有男性奴隶可以通过劳动挣取工资,并占有土地。但是,最为悲惨莫过于矿井中的奴隶。他们的命运跟我们在第二章结束部分提及的罗马奴隶是不相上下的。
雅典人有程度上较为文明的社会与经济平等
  在雅典时期,男性公民中有大量的社会和经济平等,这点与其它文明是不同的。雅典的男性公民几乎都吃相同的食物,穿同样的衣服,并参与同样的娱乐活动。这种性质上的平等,因为益捐制度,使它得到了加强。所谓益捐制度,就是由富人向国家提供服役,主要用来赞助戏剧、装备海军、供给贫民。除此之外,据说“雅典在与斯巴达战争期间,比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更多的言论自由”。此言不知是在谴责美国一战中的言论自由太少,还是强调雅典人在与斯巴达战争期间可以尽情演说。
朴素雅典人生活
  在雅典文明中,逸乐和奢华是较为贫乏的。这可能是由于当时人民大众收入低的缘故,朴素生活,雅典人只靠很少的生活需品勉强过活。教师、雕塑家、泥瓦匠、木工和普通劳动者都领取相同的低标准工资。物质贫乏的另一部分原因也可能与当时的气候温和有关,它使人们不需要现在俄罗斯过冬用的那种棉衣。无论怎幺,与现代标准相比,雅典人的床没有弹簧,所以睡起来没有现在的席蒙斯柔软,他们的宅邸也没有排水道。吃的食物主要有大麦饼、洋葱和鱼组成,偶尔也有薄酒喝。从衣着上讲,他们的穿着则是用一块长方形的布围住身体,在肩部用别针别住,并以带子系腰,作为主要的服装。出门的时候则用一块更大的布披在身体上作为外衣。没有人穿袜子,除了凉鞋外,很少有人穿鞋子。
漠不关心物质财富的雅典人
  饱暖思淫欲,缺乏奢华对雅典公民来说到成了一件好事,他们可以尽可能生活得有趣和满足,他们不会为了财富而终日忙忙碌碌,或者为家庭谋些微的舒适获取权利、特权积累财富而劳心。
雅典人的经济活动
  当贸易扩大的时候,雅典的经济组织没有由此而变得很复杂。农业和商业仍然是他们最为重要的事业。即使在伯里克利时代,很多乡下人也是如此。更不用谈什幺工业,几乎没有听说有大规模生产的事例见于记载。当然他们的手脚还是很灵巧的,能够出事陶器和战争器械方面的制造业。
能够找到心静的桥梁,雅典人的宗教
  雅典的宗教在前5-4世纪的黄金时代经历了一些显着变化。一神和该神是当时道德法则的维护者的观念,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早期的多神论和神人同行同性论。这种新形式的宗教是因为人们渴望一种情感信仰去补偿对生活的失望为引子,首先在公元前6世纪流行起来。当然,最主要的偶像崇拜主要是俄耳甫斯崇拜和依洛西斯崇拜。这两种崇拜,最初都表达对自然赋予生命的崇拜,只是到了后来才有了更深刻的意义--表达了代人赎罪、来生得救、在迷狂状态台与神合一等思想。但是,尽管如此,较有思想的希腊人仍然执着保持着对祖先的信仰。
雅典的婚姻和家庭
  在前5、4世纪的雅典,婚姻家庭生活是衰败的。兴旺阶层的人士们,这时已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家庭之外。妻子被安置在次要地位,把她们隐居于闺阁之中。她们的地位已经不再是丈夫的社会和文化伴侣,这个地位已经被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诸邦中文化颇高的外邦女子取代了。所以,婚姻本身具有政治安排和经济利益驱使的性质,浪漫成分逐渐消失了。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男人娶妻,为的就是获取嫁妆以及保证有合法的子女。当然,有些人还是照管家务。不过在这背后,丈夫并不承认妻子与他们一样,是平等的,而且比让她们与自己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更不用说鼓励她们参与任何形式的社会或文化活动。
(二)、古罗马时代的人文
  罗马时代的科学与思想,更多的是消化、吸收和总结前人的成果。古代罗马人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伊特鲁里亚、希腊、西亚和埃及等地的文化成就,使他们自己独特的文化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在文字、文学、史学、法学、农学、建筑等方面,罗马人对世界文化有深远影响。罗马文化的历史地位,除了取决于富有特色的法学、建筑以及基督教,还在于他们对希腊和其它民族的文化遗产的保留与继承。
罗马的哲学流派
  罗马的哲学有两个主要的派别,伊壁鹤鲁主义与斯多葛主义。前者的代表是卢克莱修,他是古罗马伟大的诗人,着有《自我物性论》诗篇。斯多葛哲学的主要人物有很多,著名的有西塞罗、维吉尔、朱维那尔、塞涅卡、埃披克提感和马可奥勒略。
罗马的法学
  罗马在法学方面的成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壮观的。罗马法有三个重要部分:公民法、万民法和自然法,最主要的是自然法。
  传说在公元前451~前450年,罗马人就制订十二铜表法,它是罗马的第一部法典。随着奴隶制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以适应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生活需要,该法典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补充。公元前3世纪到共和末年这段时间,大法官的谕令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罗马法的发展。帝国时期,皇帝的□令、元老院的决定和法学家对法律问题的解答,都成为罗马法的来源。元首制时代,更是是罗马法学的“古典时期”。到了奥古斯都时期,M.A.拉别奥和G.A.卡皮托各自创立了法学派别。公元 2世纪的著名法学家S.尤利亚努斯和《法学阶梯》的作者盖尤斯均属萨宾派。到公元3世纪,罗马还出现了三位著名法学家:A.帕皮尼安、J.保罗和D.乌尔比安。
罗马史学
  公元前5世纪中叶,罗马就有大祭司对每年发生的重大事件的简短记录,这是罗马最早的历史记载。公元前3世纪,Q.费边·皮克托尔开始根据年代系统叙述历史,并用希腊文写作。政治家M.P.加图(即大加图)则是第一位用拉丁文撰写罗马历史的人。波利比奥斯还着有《通史》,在罗马史学著作中占有显要地位。公元前1~公元1世纪,有一批罗马人也用拉丁文或希腊文撰写历史,比如G.萨卢斯特着有《朱古达战争史》、《卡提林纳阴谋》,内波斯着有《名人传略》,狄奥尼西奥斯着有《罗马的古代》,狄奥多罗斯则编写了具有世界通史性质的《文库》等。后来,有普卢塔克的《传记集》、G.斯维托尼乌斯的《十二凯撒传》、阿庇安的《罗马史》、狄奥·卡修斯的《罗马史》、阿米阿努斯·马尔塞利努斯的《历史》(31卷)、优西比乌斯的《教会史》等,都是重要史学著作。
罗马文字和文学
  公元前7世纪,罗马人在伊特鲁里亚字母(改造希腊字母而成)的基础上创造了拉丁文字母,后成为许多民族创造自己文字的基础。公元前3世纪之前,罗马已有原始的民间文学,口头创作的诗歌。罗马文学的发展接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在移植和改造希腊的诗歌、戏剧等文学形式的基础上取得的。希腊人L.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把荷马史诗《奥德赛》(一译《奥德修纪》)译成拉丁文,于公元前240年上演了第一个按希腊剧本改编的戏剧。公元前3和前2世纪的罗马著名诗人有G.奈维乌斯和Q.恩尼乌斯, 前者着有史诗《布匿战争》,后者着有史诗《编年记》。共和末年和帝国前期是罗马文学的繁荣期,M.T. 西塞罗的演讲辞、论文和书信堪称拉丁文散文的典范。T. 卢克莱修的《物性论》用教喻诗叙述了古代的唯物主义思想。罗马诗歌在帝国初期处于黄金时代,代表作有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农事诗》,贺拉斯的《歌集》、《诗艺》,奥维德的《变形记》等。这些作品题材多样,影响广泛深远。公元1世纪及其后的重要作家还有M.V.马尔提阿利斯、D.J.尤维纳利斯、L.阿普列尤斯、琉善等,其中阿普列尤斯的小说《变形记》(亦称《金驴记》)最为著名。
罗马的建筑艺术
  罗马的建筑艺术主要体现在各种类型的大型建筑物中,如神庙、广场、圆形剧场、斗兽场、浴场、水道、柱廊、凯旋门、纪功柱等。
  共和时期的罗马,L.C.苏拉、G. 庞培和G.J.凯撒都曾大兴土木,帝国时为了宣扬皇权各皇帝更是竞相营建大型建筑。弗拉维王朝修建的大圆形剧场,在罗马建筑群中最为著名,堪称世界建筑艺术的极品。这座4层的建筑,可容纳观众5万多人,出入剧场的路线以及外围多层拱形支撑设计,都十分巧妙合理。现在还可以看见的古罗马著名建筑,还有万神庙(始建于公元前27年,P.A.哈德良时重修)、F.V.提图斯的凯旋门、M.U. 图拉真的纪功柱、马可·奥勒留的纪功柱等。
  随着建筑艺术的兴盛,罗马雕塑也相当出色,罗马雕刻的形象,表情细腻、形态逼真。公元前4~公元3世纪,在征服意大利以及随后军事统治的中,罗马人修建了约8万公里的道路体系,这些道路多用石料铺砌,路面呈凸状,测量宽度相当准确,也是是罗马建筑史上的一绝。这些道路体系,成为了后来的民族大迁徙和基督教的传播康庄大道。
罗马的宗教
  罗马宗教有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它注重形式主义,苛求固定程序与恪守各项禁忌,但却不管真正的信仰如何。罗马有许多祭司团,没有形成封闭的祭司等级,最高的祭司由公民大会选举,地位较低的祭司则由最高祭司任命,或由相应的祭司团遴选。
  罗马帝国的特定历史环境孕育了基督教,并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古罗马文明的最重大事件,也就基督教的出现。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耶稣生于公元元年,约在公元28-30年被罗马统治者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死后的约三百年,基督教被罗马统治者正式定为国教。公元1世纪基督教兴起,2~3世纪广泛传播,并开始形成基督教文化。基督教对罗马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此后,古罗马还产生了一批著名的神学家,突为的有:阿撒那修斯、阿利乌斯、庞德乌斯、克勒门特、俄利里、马尔西昂、诺维利安、多纳特乌斯、巴西尔、木尼狄克特、杰罗姆、保古斯都、赛瑞利、彼伊修斯、德尔图良、奥利金和奈斯脱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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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朝服饰的文化
  秦朝的政治严苟,刘邦实行与民休息,一般制度都没有做大的改变,像冠服制度,也大都承袭秦制。
  在种类上,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织绣工业的发达,让很多有钱人穿上了漂亮的绫罗绸缎。但是,一般平民穿的还是短衣长裤,而穷人则只有穿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的衣裙是两件式,也有长袍,但裙子的样式为多,汉代最流行的女状是“留仙裙”。
  男服服饰:
  朝服:秦朝时以袍作为朝服,汉代从皇帝至贱更小吏都用袍作为朝服,是主要常服。不过,根据不同的身份,人戴的冠也不同,朝服也有不同的名称。汉代的朝服的颜色随着五时色而变,即春青、夏朱、季夏黄、秋白、冬黑。但是,无论怎幺变,朝服都是衬以告缘领袖的中衣。
  皮弁冠服:这种冠服在大射礼时为执事者穿,衣裳为缁麻衣、皂领袖、素裳。
  礼服:一种冕服为祭天地明堂之礼服,它承袭了秦代的废除“六冕”。
  冕冠服:是当时最尊贵的祭祀礼服,为天子及三公诸候、卿大夫祭天地明堂时所穿。
  长冠服:是夫子和执事百官在祭宗庙及各种小祀中穿的,像五岳、四渎、山川、社稷等祭祀典礼都穿这种服装。
  委貌冠服:这种服装相当于周代的冠弁服,是公卿诸候大夫行大射礼于辟雍的时候穿的。
  女服服饰:
  朝服:在汉代,下到二千石夫人,上到皇后,都以蚕衣作为朝服。
  蚕服:这种服装相当于周代的约鞠衣,每年三月,皇后帅领公卿诸侯夫人亲蚕礼时穿着。
  庙服:它是汉代女子礼服中地位最尊贵的一种,相当于周代的祎衣。是太皇太后、皇太后的入庙服,皇后的谒庙服。

附录:
西汉时期中外大事记(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
国际
公元
中国
汉尼拔与罗马大将决战,结果迦太基军惨败
公元前202年
刘邦建立西汉,定都长安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前207─197年)
公元前200年
汉高祖在平城被匈奴兵包围
公元前194年卫满灭箕氏朝鲜,建卫氏朝鲜(前194─108年)
公元前195年
高祖死,子惠帝立,吕后专政
前194年始筑长安城
印度巽加王朝存在(前187─75年)
公元前180年
吕后死,诸吕伏诛,文帝即位
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前171─168年)
公元前171年
辞赋家司马相如在世(前179─117年)
第三次布匿克战争(前149─146年)
公元前157年
文帝死,景帝立。时天下太平,史称「文景之治」
第四次马其顿战争(前149─148年)
公元前154年
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
公元前146年罗马军队毁迦太基城
公元前141年
景帝死,子刘彻立,是为汉武帝
前140年武帝以「建元」为年号,中国帝王用年号纪年自此起
沟通中西交通的「丝绸之路」逐渐开辟
公元前139年
张骞奉派首次出使西域
前136年置五经博士
公元前133年罗马格拉古兄弟推行改革
公元前134年
汉武帝采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察举孝廉成为定制
西汉士人政府逐渐出现
公元前130年,大月氏迁至中亚
公元前121年
北伐匈奴,收复河西走廊
韩貊族叛卫氏而降,其地置苍海郡(公元前128─126年)
公元前119年
张骞再次出使西域
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此后漠南无王庭
实行盐铁官营
《史记》作者司马迁在世(前145─86年)
公元前108年汉平朝鲜北部,设四郡;其南为马韩、弁韩、辰韩三国
公元前111年
前115年行均输法,在河西置酒泉、武威郡
前113年设置「乐府」
是年在河西置张掖、敦煌郡;平南越、西南夷,设交、越隽等郡
马略在罗马执政(前107─100年)
公元前106年
全国置十三州部
前105年以细君公主与乌孙王和亲
前104年李广利率军攻大宛
前104年始造《太初历》
全部意大利人可享有罗马公民权
公元前89年
武帝下诏悔过,决定停止穷兵黩武
推行代田法
公元前82年罗马苏拉成终身狄克推多
公元前73年斯巴达克率罗马奴隶起事(前73─71年)
印度甘婆王朝存在(前75─30年)
公元前81年
盐铁之议起
罗马凯撒、庞培、克拉苏结为「前三雄」
高卢战争(前58─51年)
公元前60年
始设西域都护府于乌垒
公元前46年,凯撒推行儒略历;两年后被推为终身狄克推多,旋被杀
公元前51年
召集石渠会议,讲论五经异同
公元前43年罗马安东尼、屋大维、李比达结为「后三雄」
公元前30年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利奥佩德拉自杀,罗马征服埃及
公元前27年屋大维被尊为奥古斯都,罗马共和国终结,帝国时代开始
公元前33年
以王昭君与匈奴单于和亲
元帝死,成帝立,太后王政君家外戚开始擅权
侵百济,败还
公元前1年
平帝立, 王莽为大司马
景卢从大月氏伊存受经,佛教始传中国
传耶稣基督生于伯利恒,是为公元之始
公元1年
王莽为太傅,加号「安汉公」
封孔子之后为褒成侯,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
朝鲜新罗国存在(约前57─公元935年)
公元6年
王莽立孺子婴为太子,自称「假皇帝」
高句丽国存在(约前37─公元668年)
公元8年
王莽篡位,改国号新西汉亡

东汉时期中外大事记(公元25年─公元220年)
国际
公元
中国
约30年传耶稣被钉十字架
25
刘秀重建汉朝,定都洛阳,是为东汉
罗马帝国征服不列颠
43
马援平定交征贰、征侧叛乱
倭奴国(日本)遣使至洛阳, 东汉颁赐「汉委奴国王」之印
57
光武帝死,明帝立
光武、明、章之时与民休息,恢复经济
48年匈奴分南北二部,南匈奴附汉
64年罗马城大火,尼禄借故大肆逼害基督徒
67
印度高僧携佛经至洛阳,次年建白马寺
66-70年罗马第一次对犹太战争
73
窦固等出击匈奴,班超出使西域
70年王景治黄河,后长期由山东滨县入海
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庞培等城被毁
75
明帝死,章帝立。时天下安定,史称「明章之治」
89年马科曼尼人、魁代人败罗马皇帝多密喜安于波希米亚
88
和帝立,戚宦之争开始
89年窦宪大破匈奴,勒石燕然山
造纸法改良者蔡伦(62-121)在世
97年班超遣甘英使大秦(罗马),至安息西界而返
91
班超被任命为西域都护,驻龟兹
92年郑众被重用,宦官专横开始
100年许慎着《说文解字》成书
罗马图拉真征服两河流域, 其执政时(98-117)国势鼎盛
116
107年起对羌人长期战争(107-185)
123年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屯柳中
浑天仪、地动仪发明者张衡(78-139)在世
132-135年第二次对犹太战争
141
张陵在四川创五斗米道,道教正式产生
144年顺帝死,外戚梁冀(159年伏诛)专政
大秦使者抵华,中国和罗马帝国正式通交
166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
166-167年罗马大瘟疫,此后基督徒再次大受逼害
168
第二次党锢之祸发生
灵帝间张角创太平道,为道教另一组织
中亚贵霜帝国(约公元4-6世纪)存在
184
张角率黄巾起事,主力迅即被破
188年州成为行政区
百济侵新罗,败
189
袁绍入宫尽诛宦官
董卓立献帝,独揽政权
经学家郑玄(127-200)在世
192年今越南中部的林邑国建立
196
曹操迎献帝于许
女诗人蔡文姬在世
201年日本神功皇后摄政
200
官渡之战,曹操败袁绍,逐步统一北方
名医华佗在世
212年罗马帝国境内所有自由人获罗马公民权
208
赤壁之战,孙权、刘备败曹操,三国鼎立基础奠定
医学家张仲景(约150-219)在世
非洲亚克苏姆国(公元1-7世纪)存在
220
219年关羽兵败,被孙权所杀
曹丕篡汉立魏,东汉亡,三国正式开始
九品中正制始行
诗人曹植(192-232)在世

大唐盛世
第一集  芙蓉帐暖
 
 东至大海,北越贝加尔--无与伦比的大唐疆域
   大唐天下,疆域辽阔,五方杂处,四夷称臣。唐代作为我国封建时代最强盛和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之一, 其疆域异常辽阔,东至大海,西越葱岭、巴尔喀什湖至咸海,南至南海诸岛,北越贝加尔湖,比起极盛时的汉朝疆域还要广阔。如此辽阔的边疆地区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唐朝为了行使权力,便在这些地区设置了许多都护府、都督府。经过多年的经营之后,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一个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的帝国屹立在了世界东方。
      
 一、 东至大海,北越贝加尔--大唐的疆域
 
  隋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留守太原的李渊在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起兵攻入长安,立代王杨侑为帝。次年,羽翼丰满的李渊逼杨侑禅位,自己当上了皇帝,从而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帝国——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李世民最终消灭了隋末以来的各种割据势力,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


                            
  

李渊进军关中、攻克长安示意图                        隋末起义形势图


  由于隋朝的覆灭,除了海南岛以外的其它广大疆域不仅全部丧失,而且在东突厥的大举南侵之下,甚至连唐朝的首都长安也受到 了严重威胁。为了巩固新兴王朝的统治,大唐王朝开始大规模的军事反攻,经过多年的南征北战之后,不仅收复了失地,并且大大开拓了疆域。在极盛时期,大唐的疆域更是创造了一项空前的纪录。
  随着军事行动的一次次胜利和当地少数民族的服从,唐朝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置了六个都护府和若干边州都督府,用以行使对这些地区的管辖权。
  
  
   大唐疆域图
  
  这时候的唐朝所拥有的疆域最北到达西伯利亚,最南至北纬18°,最东到达萨哈林岛(库页岛),最西到达咸海,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东至萨哈林岛(库页岛)
  显庆五年(公元661年),唐军由山东半岛东端渡海进攻朝鲜半岛中部的百济,百济投降。
  总章元年(公元669年)唐朝灭高句丽,并在平壤(今朝鲜平壤市)设置安东都护府,辖境西起辽河,南至今朝鲜北部,东、北至海及萨哈林岛(库页岛),包括今乌苏里江以东和黑龙江下游两岸直至海口之地。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治所即内迁于辽东,后又迁至辽西。
  位于黑龙江(阿穆尔江)出海口东部的萨哈林岛(Сахалин),其名称来自于满语,中文则称其为库页岛,而日文则称为桦太(からふと)。库页岛上的原住民是鲜卑族中的赫哲人。
  萨哈林岛东面和北面临鄂霍次克海,西面隔鞑靼海峡与大陆相望;南面隔着宗谷海峡与日本相望,南北长达984公里,东西宽6-160公里,面积约7.64万平方公里。
  
《中國地圖》亞伯拉罕.顧斯與約翰.斯彼德,1627年。
  1840年鸦片战争后,沙俄强迫中国签订《北京条约》,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共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割让与俄国。
西越葱岭、巴尔喀什湖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高昌被唐军所灭。唐朝于是在伊州(今哈密地区)、西州(今吐鲁番一带)和庭州(今乌鲁木齐一带)设立了三个正式行政区,并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市东高昌故城)设置安西都护府,统辖安西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碎叶),辖境相当今新疆及中亚楚河流域。
  显庆、龙朔中(公元656-663年),安西都护府移治龟兹(今新疆库车县),辖境进一步扩大,涵盖了今阿尔泰山西至咸海间所有的游牧部族、葱岭至阿姆河两岸之间的大小国家。
  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唐朝设置北庭都护府,治所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统辖包括天山北路东起今阿尔泰山、巴里坤湖,西至咸海的西突厥各部族。
 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唐朝又扩展到葱岭以西,并越过巴尔喀什湖。由于唐朝在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同大食(阿拉伯帝国)的一场战役中败北,又不得不将疆域退至葱岭一线。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无暇西顾,辖境遂退至葱岭以东。
  巴尔喀什湖是一东西长南北窄的狭长形湖泊,现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东部。湖水主要来自伊犁河、卡拉塔尔河、阿克苏河、阿亚克兹河等大河,在世界众多的湖泊中,它因湖水一半为咸一半是淡而独具特色。
 
  巴尔喀什湖
? 巴尔喀什湖的中部有一半岛,把湖面分成了东西两部分:西半部湖面广而浅,水深不超过11米,湖宽27千米~74千米,湖水淡而清。东半部窄且深,宽10千米~20千米,水深25米,盐度较高。
 南至南海诸岛
  在浩瀚的南海海面上,散布着200多簇绚丽多彩的珊瑚岛屿。依其分布位置,东北部南海海面上的群岛称为东沙群岛,西部的群岛称为西沙群岛,西沙群岛之东南侧的群岛和黄岩岛称为中沙群岛,最南端的群岛则称为南沙群岛,其中的曾母暗沙是我国领域的最南端,它远离大陆岸线数千公里,与马来西亚仅一箭之遥。
 唐朝安南都护府在调露元年(公元679年)时改为交州都督府,治所在宋平(今越南河内市),北辖红河、文山两自治州(今云南),南辖越南河静、广平省界,至北纬18°。东辖广西缘边一带,但是安史之乱爆发后,西北(今云南)逐渐被南诏纳入版图。
  南海诸岛南北绵延1800公里,东西分布约900多公里。在永久群岛的甘泉岛上,至今还保存有一处远离海岸的唐宋居民遗址。遗址中尚发现有古人吃剩的鲣鸟骨、螺蚌壳、炭烬层和百余件唐宋时代由广州一带生产的青釉陶瓷,除此之外,还发现一些刀、凿、锅等生活日用品。 
                 
     南海诸岛图                      
 北越贝加尔湖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东突厥被大将李靖所灭;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军击败薛延陀,挺进郁督军山(今蒙古国杭爱山脉东支),可汗(首领)咄摩支降,唐朝的控制区域扩大到了阴山以北600里,延伸到贝加尔湖北岸 ,大大超出了今天我国的国界。
  贝加尔湖即北海,位于西伯利亚南部,邻近蒙古国,是东亚地区许多民族的发源地。
由北而来的色楞格河注入此湖,当年著名的苏武牧羊故事就发生在贝加尔湖一带。
  安北度护府开始称为瀚海都护府,龙朔三年(公元663年)移燕然都护府于回纥本部(今蒙古国杭爱山东端),总章二年(公元669年)改名,辖境大约相当于如今蒙古国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一带。
  仪凤四年(公元679年)突厥再起,又撤至阴山以南;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安北都护府又移置今内蒙古。
  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成立于龙朔三年(公元663年)的单于都护府(即云中都护府,辖今内蒙古阴山、河套一带。)并入安北都护府。
    唐朝不仅在正常的统治区内设置了都护府,而且还在部族地区设置了边州都督府,如室韦都督府(属室韦部落)、黑水都督府(黑水靺鞨〔m h末和〕部落)、勃利州、忽汗州都督府(渤海靺鞨粟末部落),虽然没有对这些地区进行实际的统治,但所确立的臣属关系却维持了较长时间。

贝加尔湖
  早在汉代的时候,贝加尔湖就属于我国少数民族匈奴的势力范围。除了匈奴以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还一直活跃着鲜卑、乌丸、回纥、契丹等我古代少数民族。
  自从清朝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后,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就被割让给了俄国。
  古代的版图带有一定的文化概念,盛唐的版图只是代表了唐帝国当时的最强的势力范围,那个时期的国家不可能有今天这样按照经纬度来划分的严格的国境线,国家之间的协议也不可能有长期的保障,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冷静想想:现在的世界确实是文明进步了,但从根本上还是没有摆脱弱肉强食、胜者生存的基本道理。
 
 唐朝的六个都护府
 二、第三只眼看世界――疆域篇
 法兰克王国――西欧最强大的国家
   在唐朝立国之前的一个多世纪,作为日耳曼人一支的法兰克人在克洛维的领导下,于公元486年打败了高卢军队,建立起了墨洛温王朝。
   克洛维联合罗马的梵蒂冈占领了罗马帝国在高卢的全部领土之后,疆域得到迅速扩大。随着法兰克王国不断的向外扩张,终于在6世纪中叶征服了勃艮第、图林根、巴伐利亚和萨可逊的一些部落,一跃成为当时西欧最强大的国家,封建采邑制就是此时建立起来的。
                    
                                   法兰西共和国地图
   欧洲地图
  公元751年,宫相矮子丕平成为法兰克国王,这就是法兰克历史上的加洛林王朝。8世纪后半期,矮子丕平的儿子查理统治法兰克王国时,把法兰克王国的势力推向顶峰。在查理大帝统治期间,法兰克的国力达到最盛,不仅吞并了伦巴德王国,夺取西班牙边区,而且还占领东巴伐利亚,征服阿瓦尔汗国,使得西欧的大部分土地都成为了法兰克王国的领土。
  到8世纪末,法兰克王国的版图空前广阔,东起易北河、西至大西洋沿岸、北濒北海、南临地中海,几乎占有了整个西欧大陆,同古代西罗马帝国的范围差不多。
  查理曼死后,他的儿子“虔诚者”路易继承皇位,为争夺分布全国的皇室领地、政权和臣属,父子纷争,兄弟相残,贵族叛乱,中央政权已名存实亡。公元840年,路易去世不久,他的三个儿子罗退耳、日耳曼人路易和秃头查理,又开始了新的厮杀。
843年,路易的三个儿子正式缔结《凡尔登条约》,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三分天下:斯海尔德河和缪斯河以西地区,归秃头查理,称西法兰克王国;莱茵河以东地区,归日耳曼人路易,称东法兰克王国;介于东西法兰克之间,北起北海,南至意大利中部,包括罗讷河流域,归罗退耳,罗退耳并承袭皇帝称号。后来,东西法兰克和罗退耳领有的北部意大利,分别发展为德意志、法兰西和意大利三个国家。现代的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疆域划分,就是以这个条约作为主要依据的。
 英格兰的诞生
   5世纪中叶,属于日耳曼人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等开始进入大不列颠群岛。6世纪末、7世纪初的时候,这些日耳曼人形成了7个王国,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七国时代。829年,威塞克斯王国将其他的6个王国逐一征服,从此诞生了英格兰(England)。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英格兰是一个岛国,全境由靠近欧洲大陆西北部海岸的不列颠群岛的大部分岛所组成,隔北海、多佛尔海峡和英吉利海峡同欧洲大陆相望。
 阿拉伯与埃及
   公元640年,阿拉伯将领阿穆尔·伊本·阿斯领兵攻入埃及,埃及于是变成阿拉伯哈里发统治下的一个省。阿拉伯人开始的时候在富斯塔特一带聚居,对科普特人较为宽容,以至于到7世纪中期的时候,已有相当一部分的科普特人改信伊斯兰教。此间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不断增加税收,不但规定政府公文一律用阿拉伯文书写,而且只有穆斯林才有资格担任政府的官员,因而科普特人被迫在725~832年间多次起义,反对阿拉伯人的专制。  后来,哈里发先后起用波斯人和突厥人担任政府要职,阿拉伯人的地位明显下降。在这种大背景下,大量的阿拉伯人开始散居农村,从此,阿拉伯人与科普特人的之间更显得融合了。
   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阿拉伯人在先知默罕穆德的鼓舞下,征服了大半个的西方世界。至 8世纪中叶倭马亚王朝后期,阿拉伯帝国的版图疆域非常之广,东至中亚河外地区的印度,西临大西洋,与非洲相望的西班牙也在其版图之内,成为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庞大封建军事帝国,直接威胁着东罗马帝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
   伴随着征服而来的是通商。伊斯兰世界对海洋有着绝对的控制权,他们的货船和商队已经同中国建立了亲密的贸易关系。在东方的沙漠上出现了众多的新兴城市,就是最好的证明。
   公元712年,阿拉伯人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将法国在地中海沿岸的土地据为己有。公元732年,他们又向法国发起了一次大规模入侵,到处烧杀掠夺,著名的波尔图教堂就被毁于炮火之下。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阿拉伯人的入侵,遭到了土伦附近的法兰克人的顽强抵抗。
   公元768年继位的查理曼,更是屡屡向外扩张,拓展自己的疆土。他不但征服了意大利北部的伦巴人,而且还将东部的巴伐利亚人和野蛮的萨克逊人统统征服。
  随着他的征服范围逐渐扩大,罗马天主教也传播得越来越广。查理曼还曾经进攻过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但是无功而返。不过这次远征在西方的历史里意义重大,因为它孕育出了不朽的史诗《罗兰之歌》。
   但无论如何,查理曼领导下的法兰克王国已经成为了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疆域辽阔, 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可以同它相抗衡。

埃及的金字塔
     阿拉伯人直接统治埃及长达两个半世纪,随着阿拔斯王朝的衰微,自9世纪中叶之后的600多年间,在埃及的历史上先后出现了土伦王朝(868~905)、伊赫什德王朝(935~969)、法蒂玛王朝、阿尤布王朝(1171~1250)和马木留克王朝(1250 ~1517)等5个王朝。
     土伦王朝和伊赫什德王朝的创始者是突厥人,版图包括叙利亚等地。公元969年征服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则崛起于突尼斯。三年之后,法蒂玛王朝迁都开罗,以埃及为统治中心。这个王朝国势强盛,疆域东起叙利亚、巴勒斯坦、汉志和也门,西至马格里布,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发达,著名的爱资哈尔清真寺即在此时建造而成。
       
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拉伯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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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之后的疆域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唐朝全力对付史之乱,西部疆域被吐蕃夺取。待到到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叛乱平息时,今陇山、六盘山和黄河以西以及四川盆地以西已经被吐蕃纳入囊中。开始的时候,唐朝的地方官还据守着河西走廊的一些行政区,不久就完全被陷于吐蕃。
  西南今云南全省、四川南部和贵州西部都已为南诏所有,大渡河成了双方的界河。到唐末,今贵州、湖北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广西西部的少数民族纷纷摆脱唐朝的统治,唐朝已经无法对这些地区进行管辖了。随着渤海国的兴起和扩张,东北的疆域也已收缩到今辽宁中部。
  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沙州(治所在今甘肃敦煌市西南)人张议潮将吐蕃的守将驱逐出去,接连收复了沙州、瓜州(治所在今甘肃安西县东南)、肃州(治所在今甘肃酒泉市)和甘州(治所在今甘肃张掖市)等地区。到大中五年,张议潮率领沙、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共11个州归附唐朝。这样,加上唐朝已经收复了秦、原、安乐三州,唐朝的西部疆域恢复到了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河西走廊和陇东、关中又连成了一片。
  但由于国力衰退的唐朝,对边疆已鞭长莫及。到乾符二年(公元875年)黄巢起义爆发后,根本就无法控制河西等区域。当地汉人的实力有限,吐蕃和回纥又陆续将陇右、河西的土地悉数掠去,仅剩瓜、沙二州孤悬于唐朝疆域之外。后来,曹氏政权取代了张氏政权,瓜、沙二州直到北宋时才被西夏所灭。
  唐末的天祐三年(公元906年),交州(今越南河内一带)土豪曲承美将唐朝的地方官驱逐出境,自称静海军节度使。五代初期,占有岭南的南汉政权曾两次出兵占据交州,但很快就又被当地人赶走。939年(后晋天福四年,南汉大有十二年)交州人再次将南汉的官员驱逐出境,由吴权称王,越南从此脱离了中国。尽管以后还接受中国历代王朝的封号,但实际上已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世界七大州简况
  亚洲,全称亚细亚洲,位东半球的东北部,东、北、南三面分别濒临太平洋、北冰洋和印度洋,西靠大西洋的属海地中海和黑海。面积4400万平方千米(包括附近岛屿),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9.4%,是世界第一大洲。亚洲大陆与欧洲大陆相连,合称亚欧大陆,总面积5 071万平方千米,亚洲大陆约占4/5。
   亚洲大陆东至杰日尼奥夫角(西经169°40′,北纬60°05′),南至皮艾角(东经103°30′,北纬1°17′),西至巴巴角(东经26°03′,北纬39°27′),北至切柳斯金角(东经104°18′,北纬77°43′)。西北以乌拉尔山脉、乌拉尔河、里海、大高加索山脉、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与欧洲分界,西南隔苏伊士运河、红海与非洲相邻,东南有一系列与大洋洲接近的群岛环绕大陆,东北隔白令海峡与北美洲相望。
    亚洲共有48个国家和地区。在地理上习惯分为东亚、南亚、东南亚、西亚、中亚和北亚。东亚包括中国、朝鲜、韩国、蒙古和日本。南亚包括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和锡金。东南亚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国家。西亚也叫西南亚,包括阿富汗、伊朗、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土耳其、塞浦路斯、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和巴林。中亚包括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南部。北亚指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
    亚洲人口众多,达 35.13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60.5%,其中又以中国人口最多,大13亿。在人口分布上,以中国东部、日本太平洋沿岸、爪哇岛、恒河流域等地最为密集。
  亚洲的人种以黄种人最多,约占全洲人口的3/5以上。其次是白种人,黑种人很少。 
人口在1亿以上的国家还有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等国。  
  亚洲语言分属于:汉藏语系、南亚语系、阿尔泰语系、朝鲜语系、日本语系、印欧语系。
  亚洲同时也是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三大宗教的发源地,中南半岛各国的居民多信佛教;马来半岛和马来群岛上的居民主要信伊斯兰教,部分居民信天主教和佛教;南亚各国的居民主要信印度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西亚各国的居民主要信伊斯兰教。
  欧洲,全称欧罗巴洲,位于东半球的西北部,亚洲的西面。北临北冰洋,西濒大西洋,南隔地中海与非洲相望,东以乌拉尔山脉、乌拉尔河、大高加索山脉、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同亚洲分界,西北隔格陵兰海、丹麦海峡与北美洲相对。
   欧洲总面积1016万平方千米,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6.8%,是仅大于大洋洲的世界第六大洲。欧洲大陆东至极地乌拉尔山脉(东经66°10′,北纬67°46′),南至马罗基角(西经5°36′,北纬36°00′),西至罗卡角(西经9°31′,北纬38°47′),北至诺尔辰角(东经27°42′,北纬71°08′)。
   欧洲目前有44个国家和地区,在地理上习惯分为南欧、西欧、中欧、北欧和东欧五个地区。
  非洲,全称阿非利加洲,位于东半球的西南部,地跨赤道南北,西北部的部分地区伸入西半球。东濒印度洋,西临大西洋,北隔地中海和直布罗陀海峡与欧洲相望,东北隅以狭长的红海与苏伊士运河紧邻亚洲。
    非洲大陆约3 020万平方千米(包括附近岛屿)。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0.2%,次于亚洲,为世界第二大洲。东至哈丰角(东经5124′、北纬1027′),南至厄加勒斯角(东经2002′、南纬3451′),西至佛得角(西经1733′、北纬1445′),北至吉兰角(本赛卡角)(东经950′、北纬3721′)。
   非洲目前有56个国家和地区。在地理上,习惯将非洲分为北非、东非、西非、中非和南非五个地区。
  非洲大多数民族属于黑种人,其余属白种人和黄种人,是世界上民族成份最复杂的地区。非洲约有800种语言,一般分为4个语系, 居民多信奉原始宗教和伊斯兰教,少数人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
    大洋洲,位于太平洋西南部和南部的赤道南北广大海域中。其广义的范围是指除上述三大岛群外,还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几内亚岛(伊里安岛)等,而狭义的范围是指东部的波利尼西亚、中部的密克罗尼西亚和西部的美拉尼西亚三大岛群。
  大洋洲陆地总面积约897万平方千米,约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6%,是世界上最小的一个洲。
   大洋洲有14个独立国家,各岛国人口密度差异显著,目前尚有十几个地区由美、英、法等国管辖。在地理上。大洋洲主要划分为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几内亚、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六区。巴布亚人、澳大利亚人,塔斯马尼亚人、毛利人、美拉尼西亚人、密克罗尼西亚人和波利尼西亚人等当地居民约占总人口的20%,欧洲人后裔约占70%以上,此外还有混血种人、印度人、华人和日本人等。
大洋洲绝大部分居民使用英语,三大岛群上的当地居民分别使用美拉尼西亚语、密克罗尼西亚语和波利尼西亚语。在宗教信仰上,绝大部分居民信奉基督教,少数信奉天主教,印度人多信印度教。
  南美洲,全称南亚美利加洲,位于西半球的南部,东濒大西洋,西临太平洋,北滨加勒比海,南隔德雷克海峡与南极洲相望。一般以巴拿马运河为界同北美洲相分。
  南美洲大陆东至布朗库角(西经3446′,南纬709′),南至弗罗厄德角(西经7118′,南纬5354′),西至帕里尼亚斯角(西经8120′,南纬441′),北至加伊纳斯角(西经7140′,北纬1228′),面积约1 797万平方千米(包括附近岛屿),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12%。
  南美东部国家巴西,面积约占大陆总面积的一半。北部包括圭亚那、苏里南、法属圭亚那、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等国,安第斯山地中段则有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等国,南部有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等国。 各国人口分布不平衡,西北部和东部沿海一带人口稠密,广大的亚马孙平原是世界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区之一,每平方千米不到一人。人口分布的另一特点是人口高度集中在少数大城市。
南美洲民族成分比较复杂,有印第安人、白人、黑人及各种不同的混血型,以印欧混血型最多。在近3亿人口中,白人最多,其次是印欧混血型和印第安人,黑人最少。居民绝大多数信天主教,少数信基督教。
    印第安人用印第安语,巴西的官方语言为葡萄牙语,法属圭亚那官方语言为法语,圭亚那官方语言为英语,苏里南官方语言为荷兰语,其它国家均以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
    北美洲,全称北亚美利加洲,位于西半球北部。东滨大西洋,西临太平洋,北濒北冰洋,南以巴拿马运河为界与南美洲相分。
  北美大陆东至圣查尔斯角(西经5540′,北纬5213′),南至马里亚托角(西经8105′,北纬712′),西至威尔士王子角(西经16805′,北纬6537′),北至布西亚半岛的穆奇森角(西经9426′,北纬7159′)。
  北美洲除包括巴拿马运河以北的美洲外,还包括加勒比海中的西印度群岛。分为东部地区(拉布拉多高原 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地区)、中部地区(拉布拉多高原 阿巴拉契亚山脉与落基山脉之间)、西部地区(属美洲科迪勒拉山系北段,落基山脉是本区骨架)、阿拉斯加、加拿大北极群岛、格陵兰岛、墨西哥、中美洲和西印度群岛九个地区。面积一共2422.8万平方千米(包括附近岛屿),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16.2%,是世界第三大洲。
  北美洲的人口分布很不均衡,人口绝大部分分布在东南部地区,其中以纽约附近和伊利湖周围人口密度最大,每平方千米在200人以上;而面积广大的北部地区和美国西部内陆地区人口稀少,每平方千米不到1人。
 北美的大部分居民是欧洲移民的后裔,其中以盎格鲁萨克逊人最多;其次是印第安人、黑人、混血种人。此外还有因纽特人、波多黎各人、犹太人、日本人和华人等。这里的居民主要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通用语言为英语、西班牙语,其次是法语、荷兰语、印第安语等。
  南极洲,人类最后到达的大陆,也叫“第七大陆。” 位于地球最南端,土地几乎都在南极圈内,四周濒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是世界上地理纬度最高的一个洲。
  南极洲总面积约1 400万平方千米,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9.4%。主要由围绕南极的大陆、陆缘冰和岛屿组成,其中大陆面积1 239.3万平方千米,陆缘冰面积158.2万平方千米,岛屿面积7.6万平方千米。
  南极洲分东南极洲和西南极洲两部分。东南极洲从西经30向东延伸到东经170,包括科茨地、毛德皇后地、恩德比地、威尔克斯地、乔治五世海岸、维多利亚地、南极高原和极点。面积1 018万平方千米。西南极洲位于西经50-160之间,包括南极半岛、亚历山大岛、埃尔斯沃思地以及伯德地(玛丽.伯德地)等,面积229万平方千米。
  目前南极洲仅有一些来自其它大陆的科学考查人员和捕鲸队,无定居居民。
美丽的南海诸岛
  南海诸岛是南海中中国许多岛屿、沙洲、礁、暗沙和浅滩的总称。南北绵延1800公里,东西分布约900多公里。共有岛、礁、沙、滩200多个,大致可以分为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大群岛。
  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南330公里的大陆架边缘,古称“七洲洋”,由35个岛屿和滩、礁组成。东北部是宣德群岛,由永兴、和五、石岛、南岛、北岛等岛屿组成。西南部是永乐群岛,由珊瑚、甘泉、金银、琛航、中建等岛屿组成。永兴岛面积1.85平方公里,是诸岛中最大的岛屿。
  中沙群岛位于西沙群岛东南约100公里,除黄岩岛外,由一群大部分尚未露出水面的珊瑚礁滩组成。黄岩岛是中沙群岛东部边缘岛屿,离其它岛礁约300公里。
   南沙群岛是位置最南、范围最广、岛礁最多的一组岛群。较重要的岛屿有太平、南威、中业和马欢岛。南端的曾母暗沙位于北纬358′,东经11217′之间,己入赤道范围,是中国最南端的领土。
 
 中世纪最强大的王朝--大一统的大唐帝国 
  公元616年,跑到江都的隋炀帝畏于北方农民起义的发展,不敢北还。次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攻陷长安后,立炀帝之孙代王杨侑为傀儡皇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自任大丞相,掌握大权。公元618年,隋将司马德戡 在江都发动兵变,攻入宫中,缢杀隋炀帝。李渊见隋炀帝死,马上废掉杨侑,推举宇文化及为丞相,自立为帝,国号唐,建元武德,以长安为国都。
     当时,隋朝的贵族、官僚,以及一些豪强地主,见天下大乱,纷纷起兵割据一方。李渊称帝以后,随即开始对全国各地的割据势力和农民起义军进行征讨、镇压和招降。 李氏王朝经过多年的南征北战,于贞观二年(628年)统一了全国。我国封建时代最强盛、也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强盛的一个王朝终于横空出世,傲视千古。
 
 一、立国之初      
 三省六部,一台五监九寺--大唐的政治制度
      唐朝初年,中央的主要机构为三省、六部、一台、五监和九寺,地方上则实行州县两级制。太宗时,又在州之上设道,作为监察区。总之, 唐初所确立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沿用隋朝制度的,只不过有所改进,因而显得比隋制更加完善和严密,这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
      三省即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即隋朝的内史省),其中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就是所谓的三省六部。虽然中央还另设有殿中省和秘书省,但在中枢政治中的作用并不大,有点虚设的味道。
 三省的长官开始的时候均称为宰相,共同主持国政。但由于尚书令的权力太大,朝廷于是拿唐太宗曾当任过这个职务作为理由,不再任命新的尚书令,而是设左、右仆射代行职 权。左、右仆射开始的时候是当然的宰相,但后来要加上“同中书门下”的头衔才具备当宰相的资格。
  由于中书令、门下侍中的名位较高,所以也不常设。朝廷于是就给其他担任宰相的官员,加上“参预朝政”、“参议朝政”、“参议得失”,“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等一系列的头衔。 
  政事堂会议是唐朝最高的决策机构,这些宰相们平时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政事堂讨论国家大事,替皇帝出谋献策,维系着大唐皇帝对国家的绝对统治。
     一台即御史台,行使监察中央和地方官吏及进行重大案件的审讯等权力。 
 所谓的五监即:掌管文教的国子监、掌管皇家手工业生产的少府监、掌管土木工程的将作监、掌管制造军器的军器监和掌管水利建设的都水监。
  另外,掌管礼仪祭祀的太常寺、掌管皇室酒醴(lǐ李)膳羞的光禄寺、掌管兵器仪仗的卫尉寺、掌管皇族谱籍的宗正寺、掌管皇帝车马和国家牧政的太仆寺、掌管刑法断狱的大理寺、掌管国宾、礼仪的鸿胪寺、掌管国家仓廪储备的司农寺和掌管财货、贸易的太府寺等则称作九寺。

          唐政府结构图
  唐初的地方行政制度是州县两级制,这和隋朝是一样的。州的最高长官为刺史,县的最高长官为县令,县以下设乡,乡以下设里。
  唐太宗时,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于是把全国划分为十个监察区,称为道;朝廷时常派黜陟使或巡察使到各道进行巡察。唐玄宗时,增设五个道,共15道,每道设采访使一人,督察所辖的州、县等。
唐初的主要军事力量--府兵
 唐初的主要军事力量是府兵,基本的单位是军府(又称折冲府)。府分上府、中府和下府三等,上府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每一等递减二百人。军府长官为折冲都尉,下设左、右果毅都尉。府兵则称卫士或侍官等。
   唐朝仪刀图
  军府分别隶属于十二卫和六率。十二卫各设大将军一人,直接听命于皇帝。六率各设率一人,归太子所统领。唐朝最多时有六百三十四个军府,其中将近一半镇守在京师四周,以便中央政府直接调遣。府兵必须凭尚书省兵部的兵符才能进行调拨,否则谁也无法发号施令。一旦战事爆发,皇帝则任命大将军率军出征,战争结束之后,将领回朝,士卒归府。这样,无法掌控兵力的将领就很难拥兵自重,干预国政。
                     
 唐军步兵使用的陌刀,威力极大。           唐朝八世纪中国制的宝刀,现藏日本皇宫拥有的正仓院。
  唐代府兵制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兵农合一。法律规定:卫士二十一岁入军,六十岁免役。其征兵的标准是:“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
 府兵农忙时进行生产活动,农闲时则进行各种操练。轮流到京城宿卫(称为“番上”),或到边境和内地的要地戍守,是府兵的经常性任务。一旦战争爆发,府兵立即应征作战。服役期间,卫士可免除自身的租税,但须自备衣装、口粮和大部分的兵器。府兵制虽然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但卫士个人却不堪重负。随着均田制被破坏,府兵制最终被募兵制所取代,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
    唐朝武士图
    另外,唐朝还另设有一支北衙禁军,作为朝廷的贴身卫队,其主要任务是守卫皇宫,保护皇亲国戚。              
 搜罗非常人才--进一步发展的科举制度
 始创于隋朝的科举制,到唐朝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日趋完善,直至成为政府选拔官僚的一个主要手段。随着科举制在全国的迅速推行,学校教育也开始发展壮大起来。朝廷于是建立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下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至于州、县等地方行政区,则设学馆,所招收的学生被称为生徒,其中天资聪颖、学习成绩突出的学生则由学校保送,直接参加全国统一的科举考试。
   唐代的科举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指每年都要举行考试,制举则不常举行。常举所要考核的科目主要有: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分秀才、道举、童子、一史、三史等科。参加常举的考生,一类是由各级各类学校保送而来的学生;另一类是经州县考试选拔产生的自学者--乡贡。
  应考者主要集中在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科的主要考试内容是儒家经典,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进士科的难度就大多了,主要考核的是诗赋和政论。虽然考进士很难,且世人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但却最受考生的重视。这是因为,一旦通过进士科的考试之后,就意味着可以在朝廷做官了,从此平步青云,成为人中龙凤。
 常举开始的时候由吏部主持,后改由礼部主持。 
 常举之外,朝廷为了搜罗特殊人才设置了一个临时的考试制度,称为制举。制举所设科目有一百多种,一般士人和官吏都可应考,被录取者无官的可获得一官半职,有官的则加官进爵。
   但是唐朝选拔状元也不一定公平,据说大名鼎鼎的钟馗,就是因为丑陋的外表被皇帝取消状元资格,而气得撞死在金銮殿上的,这使得皇帝很后悔,就封他做捉鬼大将军,帮助阎王捉鬼。钟馗没当上状元,倒是成了老百姓的守门神,是幸还是不幸,我们就无从知道了。
状元塔
   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是隋朝贝州(今山东武城)的孙伏伽,中状元后由于隋朝灭亡而入唐做官,但职位不高。武德元年,孙伏伽上书唐高祖李渊,提出要“开言路”、“百戏散乐”和“为皇太子及诸王慎选僚友”等三件事,深受唐高祖激赏,立即升他为治书侍御史,并赐帛三百匹。
   另据专家考证,唐朝广信(今广东封开河儿口镇)还出了个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状元――莫宣卿,他中状元的时候年仅17岁,真可谓是天才人物。为表彰这位天才,唐宣宗还特意赐诗曰:“南方远地产奇才,突破天荒出草莱。神鲤跳翻三尺浪,皇都惊震一声雷。” 
  顺便提及一下,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状元是太平天国时期的金陵人傅善祥,她中状元的时候年仅20多岁,才貌双全,深得东王杨秀清的器重。
   总之,科举制在其创立的初期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只是随着历史的演变,科举制度发生了质的变化,最终变成了桎梏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 
积极的农业政策--均田制和租庸调法
 隋末唐初,天下大乱,战事不断,百姓伤亡惨重。于是出现百里之内无人烟、大量土地被抛荒的凄凉景象,社会经济严重凋弊。刚刚取代隋朝而诞生的大唐王朝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保证赋税收入和徭役的调发,采取了许多进步的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均田令和租庸调法的出台。
  武德七年(624年)四月颁布了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其中,均田令明确规定:继续实行均田制,庶民依据户籍分给田地。三岁以下者为黄,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丁男和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分田一顷,其中的二十亩为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八十亩为口分田,死后要归还政府。老男、残废和重病者可得口分田四十亩,失去丈夫的女性可分得口分田三十亩;这些人如为户主,则加授永业田二十亩,以传子孙。和尚、道士可分得口分田三十亩,尼姑、女冠(女道士)为二十亩。工商业者的永业田、口分田减半;如果所在地区人多地少,农民所分的田减半,工商业者则无田。 
  唐朝均田制的推行还曾经害苦了李白的两位孙女。李白去世以后,家道败落,后代已从士族阶层沦落为庶民。后来,李白的长孙出游十几年不知所踪,家中就剩下两位没有出嫁的孙女相依为命。由于家中无男丁无法分到土地(更因为她们还没出嫁,不属于寡妇之列),迫于生活,她们只好嫁给农民为妻。
  当年范传正花了三、四年的时间才寻访到她们的下落,简直不敢相信一代明士的后人竟是如此的落魄。已经身为农妇的李白之孙,当时是这样对范传正诉苦的:“……无桑以自蚕,非不知机杼;无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穑;况妇人不任,布裙粝食,何所仰给?俪于农夫,救死而已。久不敢闻于县官,惧辱祖考。”
   均田令另外规定:亲王可得永业田一百顷,武骑尉最少,可得永业田六十亩。至于政府机构中的各级官员,其俸禄的一部分来自数量不等的职分田。至于公廨田的收入则作为各级政府的办公费用。职分田和公廨田不得买卖,如原任官员离职,则由新任官员接管。
     唐朝推行均田制后,土地的买卖受到了严格的控制。但是,官僚贵族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买卖;老百姓的永业田和口分田等如因家贫、去世,或由地少的地区迁往地多的地区,或者卖充住宅、邸店、碾硙时,是可以出卖的。至于买地者,则不准超过本人应占有的田地限额。
      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唐代的均田制,并不触动地主占有的大量土地。通常的情况下,地主占有的田地面积要比法定的要多很多,而农民所分到的田地则明显不足,甚至有些地区的农民每户不过十亩、五亩地。尽管如此,农民在均田制的推行下毕竟获得到了一些土地,由于均田制禁止随意买卖土地和无限占有土地,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维护小农经济的作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均田制的实行对唐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这为唐朝的强大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作为唐前期的主要赋役制度,租庸调法是在均田制基础上实行的。
 均田制及租庸调的关系
  租庸调按丁征收。产粮区每丁每年需交纳二石的粟,称为租;养蚕区需交纳二丈绢、三两棉;种麻区需交二丈五尺的布、三斤的麻,称为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有闰月的话就增加二日,如不服徭役,每天折纳三尺绢或三尺七寸五分的布,称为庸。如果政府额外增加十五天的徭役,则免调;增加三十天的徭役,则租调全免。额外增加的徭役最多不超过一个月。
   隋朝规定五十岁以上的人才能以庸代役,而唐朝推广并深化了这个制度,而且限定了服役的最高天数。这些制度的推广,使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大大增加,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唐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巨大的恢复和发展,为大唐进入开元盛世奠定了厚实的经济基础。
 律、令、格、式--大唐的四种律法
 唐代法律主要有四种:律、令、格、式。其中刑法典称为律,关于国家各种制度的规定,如《户令》、《田令》等,称为令;各项行政法规、办事细则,如《水部式》等,称为式。如要对律、令、式等做出补充和修改,则称为格。律、令、格、式中律是主体,与令、格、式等互为补充,同时并行。
    唐律从唐高祖时开始制订,到唐太宗时修订完成, 其实是直接从隋朝的《开皇律》发展而来的。唐高宗永徽年间出台了一部《永徽律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所谓的“疏”是指朝廷对律文的详尽解释,在法律上“疏”和“律”具有同等的效力。
    唐律有十二篇,共五百零二条。在量刑定罪上,唐律要比隋律有所减轻,其主要的刑罚名称有笞、杖、徒、流、死等五种,死刑一般规定在万物肃杀的深秋执行,以应天道。
  唐律把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定为“十恶”,如果犯下“十恶”的罪行,是要严加惩罚的,不能减刑或将功赎罪,甚至遇到大赦天下时也无法免除罪行。
  唐律还规定不得隐匿户口、谎报年龄、私自出家、逃避租税,否则予以重罚。 唐律赋予了贵族、官僚很高的法律地位,而平民、部曲及奴婢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则地位底下,几乎谈不上有什么法律地位。比如贵族、官僚犯罪可以网开一面,或减罪,或赎罪,或用官抵罪;而平民如果侵犯了贵族和官僚的利益,是要加倍治罪的。奴婢和部曲一旦犯法或触怒了主人,主人不但可以任意殴打,甚至还有权处死他们。
唐朝的立法概况
名称


时间

内容

武德律
唐高祖武德年间制定
共12篇、502条,多采用隋朝开皇时期的法律


贞观律

唐太宗李世民命长孙无忌等人在《武德律》基础上修定而成

12篇、502条,以隋《开皇律令》为蓝本,但改动较大,奠定了唐律的基本风貌。

永徽律疏

唐高宗永徽年间编订,编纂出《永徽律》

共502条,并逐条逐句进行注释。以《贞观律》 为基础并加以注释,注释的部分称作疏议,律与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称《永徽律疏》,是唐代法典的代表作。

唐六典

唐玄宗开元年间制定
内容涉及国家机关职掌和活动的各个方面,是中国封建时代最早的一部综合性行政法典。
大中刑律统类
唐宣宗时张葵编定。
是将同一性质的律、令、格、式进行混编的法典。

二、贞观之治
  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李建成,不但争到了太子之位,而且还扫除了通往皇帝宝座的一切障碍。随后,唐高祖李渊就退入后宫当太上皇去了,把坐了九年的皇位传给了李世民。李世民为建立唐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即位后的第二年改年号为贞观。
                
  
  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书法
  贞观共二十三年,政治清明,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迅速上升,边境安宁,国家强盛。这就是史家所称的“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时代少有的“太平盛世”。
 李世民死后,谥号为“太宗”,史称唐太宗。唐太宗作为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文武双全,堪为后世政治家的楷模。在他主政的“贞观之治”年间,除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获得全面发展之外,还有如下的四个重要特点: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唐太宗君臣论治
  以德礼为治,注重教化的唐太宗,认为自古以仁义治天下,国家则长治久安;而专以法治,救弊除害于一时,国家则会很快败亡,所以他经常与大臣们论古说今,总结历史经验,提高治国水平。
  他特别重视强盛的隋朝为何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就土崩瓦解、灰飞烟灭一事,经常议论隋朝亡国的惨痛教训,并引以为戒。君臣们还就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原因进行深入地剖析,从中寻找规律,吸取经验教训。当时参与论治的大臣主要有魏征、房玄龄、杜如晦、褚遂良、马周等人。
  英明、睿智的唐太宗曾多次引用荀子的话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魏征也提出自己的观点,强盛的隋朝之所以在转眼间就消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隋炀帝“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以自奉”、“徭役无时,干戈不戢”,所以“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明刻经厂本《贞观政要》
  值得肯定的是,李世民君臣已经深刻意识到:如果一个政权过于暴虐,使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就会被人民推翻。因此他在贞观元年首创封建法律史上"九卿议刑"制度,实行中央机关对死刑判决的合议,控制死刑。
  唐太宗君臣论治的范围十分广泛,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和外交等各个方面,其主要内容多收入《贞观政要》一书,深受后代帝王的重视。

 2、选贤任能,兼听纳谏――不拘一格选人才
 唐太宗在用人方面不拘一格,不因亲戚朋友而取庸劣,不因关系疏远或曾是政敌而舍弃贤才。唐太宗一贯坚持“选贤任能”的原则,不惜一切代价从各阶层、各集团搜罗人才。经他一手提拔和重用的大臣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李勣等,其中房玄龄、杜如晦被称作“房谋杜断”。这些名垂青史的大臣都是当时杰出的政治家或军事家,他们为营造大唐盛世立下了汗马功劳。
 唐太宗非常重视对地方官吏的任用和考察,他认为地方官直接着管理人民,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危。所以他在宫内屏风上写满了各地都督和刺史的姓名,随时记下这些地方官的功过,奖惩分明。
魏征
  唐太宗注意兼听众议,虚心纳谏,特别重视听取大臣们的意见,而且带头守法,避免用自己的主观意志来取代法律。在他的鼓励和倡导之下,大臣们直言极谏,一时间朝廷上下政治风气大好,大臣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很高,其中以魏征最为著名,而且敢犯颜而谏。太宗有时很生气,甚至还很恼怒魏征不给面子;可是转念一想,又认为魏征是对的,就虚心接受了魏征的意见。
  有一次太宗在玩鸟,忽然看见魏征来了,害怕他说自己贪玩,就赶忙把小鸟藏入袖子当中,不料这一切举动均逃不过魏征的眼睛。于是魏征故意和唐太宗短话长说,竟然把唐太宗袖子里的小鸟给活活憋死。唐太宗虽然一肚子的火,但也无可奈何。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大臣魏征经常这样提醒唐太宗,深得唐太宗的赞赏。后来魏征去世,太宗十分难过,经常对大臣们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兼听纳谏的唐太宗在他主政的几十年里,纠正了不少错事或错误意见,防止了一些可能发生的问题,因此一个政治情明、国泰民安、威名远扬的太平盛世的出现,就很自然了。
轻徭薄赋--大力发展生产
 鉴于历代王朝灭亡的教训,唐太宗曾对大臣们说:残酷剥削人民的“亡国之主”是咎由自取,因此朝廷上下都非常重视“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等利国利民的方针政策。唐太宗说,北齐后主高纬奢侈无度,导致了国库入不敷出。为了弥补亏空,就加重各种税收。这就好比贪吃的人自己吃自己的肉,当然了,肉吃完了,人也死了。作为一国之君如果征税没有一个度的话,危害道老百姓的生存,那国君的下场就根北齐后主一样了。
    由于唐太宗和大臣们已经深刻意识到这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因此在制定赋税徭役的政策上,要比隋朝减轻了很多。尤其是政府不会在农忙时征发力役,以免耽误农业生产。
   唐太宗登基不久,关东、关中等地水、旱、霜、蝗等自然灾害频繁,灾民不计其数。太宗立即下令免除受灾地区的全部租赋,并且打开政府的粮仓进行救济,同时准许灾民前往非灾区就食,另寻生路。为了帮助因灾荒而出卖子女的老百姓赎回自己的子女,朝廷还拿出库存的金帛用作赎金。
  为减轻人民负担,唐太宗下定决心精简政府机构,合并了许多州县,并且直接把中央官员裁减了将近三分之二,仅剩六百余人。唐太宗还派遣使者到突厥去,用金帛赎回因隋末战乱被突厥虏去的八万多男女,并放出三千多宫女回到民间。为解决耕畜不足,曾与突厥等少数民族“互市”,换取了大量马、牛等牲畜,用以耕田。
 经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之后,政府的开支大幅度减少了,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尤其是农业生产连续多年大获丰收,出现了每斗米不过三、四钱的少有现象。许多因战乱和自然灾害而四处流散的老百姓也返回了故乡,开始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于是,神州大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太平景象。
 中华夷狄,爱之如一--大唐的风度
  在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方面,唐太宗所采取的少数民族政策--即以怀柔为主的羁縻政策,是比较成功的。这些行之有效的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大唐王朝树立了崇高的威望,一时声威远扬。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就被少数民族尊奉为“天可汗”。
  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他虽多次派兵抗击突厥和吐谷浑等少数民族的侵扰,并且最终征服了这些部落,但并不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尊重并注意保存部落里沿袭已久的体制和习俗。
  对归附的边远少数民族,唐太宗则在其居住地区设立羁縻府州,任命各族的首领为都督、刺史等,以统辖本族。唐太宗对这些归附的首领十分信任,不但对他们加官晋爵,而且大力支持他们的部属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繁荣。
 “和亲”是唐太宗的另一个很有效的外交手段。通过和亲,加深了少数民族和大汉民族之间的亲密程度,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
  在税收政策上,朝廷同时也给予了这些归顺的部落以极大的优惠。不但不对他们进行征税,而且经常发放大量的金银珠宝、绸缎布匹和陶瓷玉器等给各部落的贵族。 由于这些少数民族地区远离都地处偏僻,为了加强内地与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唐太宗下令开通了通往西域的大碛道和通往北方边疆地区的参天可汗道,这些道路的修建,极大地方便了大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往来。
 三、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敢为天下先--则天称帝
  武则天(624-705),名曌(同照),并州文水(今属山西)人。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hu获),是隋朝末年的为武官,后随李渊进入长安。唐朝初年,武士彟曾官至工部尚书。
          武则天 像
  武则天自幼聪慧机敏,兼通文史。十四岁时被唐太宗召入宫中为才人,后因唐太宗病死,她曾一度削发为尼。
     唐高宗即位后,令武则天还俗,重新被召入后宫为妃。永徽六年(655年),高宗废王皇后,立她为皇后。武则天自从入宫以后,由于高宗长期身体不好,一幅病怏怏的样子,无法上朝理政。武则天见此即参预国政,不久便将朝政大权牢牢在握,与高宗并称“二圣”,一时令天下惊惧。
      弘道元年(683年),高宗病死,武则天亲生儿子李显即位,这就是历史上的中宗。中宗并没有实权,朝廷大小事务均由武则天以皇太后的名义进行打理。
  中宗即位仅仅一年就被武则天所废,改立豫王李旦为帝(即睿宗),武则天继续临朝,依然牢牢地控制着国家命脉。这时,以徐敬业为代表的失意官僚集团打出“护李反武”的旗号,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掌权,拥有十余万的军队,一度攻下润州(今江苏镇江)。武则天坚决予以镇压,当年即平定了叛乱。
 永昌元年(690年),则天又将睿宗废掉,索性改国号为周,改年号天授,自称“圣神皇帝”。就这样,武则天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死后在乾陵立了一块无字碑,无人能够窥视到她的真正意图。乾陵这座“无字碑”是用一块完整的巨石雕成的,通高?7.53米,宽2.1米,厚1?49米,重98.8吨。圆首方砖,碑首刻有八条生动有力的螭龙。螭龙没角,常见于古代青铜彝器、碑额、屋脊、殿柱及印章上。碑身两侧还刻有两幅冉冉腾飞的《升龙图》,高4.12米,宽1.19米,龙爪锋劲尖利,身躯骄健扭动,腾云驾雾,充满活力。龙头之上有一展翅翩跹的金凤凰,神态飘逸若仙,出神入化,绝前仅有,令人叹为观止。砆座阳面正中线刻《狮马相斗图》,长2.14米,宽O.66米。图中雄狮昂首怒目,威猛强健,而马却屈蹄俯首,伺机待逃。整个“无字碑”浑然一体,雕刻精美。
  乾陵“无字碑”
  其实“无字碑”的来历,还得从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说起。当年前秦符坚率军七十万南侵,淝水一战,晋太傅谢安以八万兵力击溃了符坚,“肥水之战”于是成为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之一。谢安死后。有人认为谢安功高莫名,应立碑而不刻文,意即功劳之大,非语言所能表达,“无字碑”之说,即由此而来。?
  武则天是矛盾的、复杂的,因此后人对武则天的评价褒贬不一,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武则天以一介女流之辈能在等级森严、竞争激烈的强权社会里崭露头角并跻身于世人可望不可及的帝王之列,而且政绩堪夸,这就足以证明她是一位精明强干、富有政治才能和个人魄力的政治家。 否则,她的政治生命不可能那么旺盛和长久。
 选贤任能,勤课农桑--武氏政绩
  武则天自从入宫掌权到自立为皇帝,前后主政的时间竟然延续了五十多年,这对于一位封建时代的女性来说,真可谓惊世骇俗。难怪旧史骂她“牝鸡司晨”,给她编织了很多罪名。更有甚者说,“武后之恶,不及于大戮,所谓幸免者也。”
  可是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在她主政的半个世纪以来,所推行的各项政策基本上还是唐太宗时代的,所以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厚实的社会基础。
  客观地来讲,武则天的功绩主要表现在削士扶庶、改进科举制度 、选贤任能和勤课农桑等几个方面。
   武则天在打击削弱士族势力的同时,对许多庶族出身的官吏则加以提拔重用;并且修订《姓氏录》,废除唐太宗的《氏族志》,打破传统的士、庶界限,按照现任官职的高低,重新排列门第。如高级贵族至尚书仆射之姓为第一姓,第二姓包括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所有姓氏以品位高下进行分级,共分九等。凡有军功至五品以上的官员,不论出身如何,都可升入谱中,列为“士流”。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武则天扶植庶族,削弱士族,是具有一定的社会进步意义的。
   隋朝开创的科举制度,到唐朝的时候已经相当的完善。 在这种制度之下,社会的竞争机会平等, 一些出身卑微的庶族地主阶层凭借着自己的真才实学开始崛起,并且逐渐取代了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阶层。由于士族阶层缺乏竞争力,到唐代时已经变得相当的腐朽;当有抱负、有见识、有能力,敢于冲破旧的藩篱开拓新局面的庶族以鲜活的姿态出现时,士族们就只好哀叹生不逢时了。
   唐宋时期的科技、文化之所以成就辉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得益于科举制度的。科举制度在初创时期,给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社会舞台,使得很多积极向上、有着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能够实现齐家治国的抱负,能够潜心研究、发挥自己的专长,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
   武则天对科举制度的一大贡献是开创了殿试制度,把层层选拔出来的人才集中在金銮殿上亲行殿试。不仅如此,武则天还增加进士科的录取人数,增设武举,可能多地选拔各类优秀人才。
   武则天时代的科举考试,以文词取士,注重的是真才实学,对经学不大关注。随着一系列科举制度的改革,为庶族阶层的知识分子和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大开进仕的方便之门了。 
   武则天非常喜欢正直而且有才能的人,对于这种难得的人才,绝对是破格选拔,委以重任的。比如狄仁杰、张柬之、姚崇和宋璟等,都是她一手选拔并加以重用的,姚崇和宋璟后来成为“开元盛世”时代的著名宰相。
  刚正廉明的狄仁杰在唐高宗仪凤年间升任大理丞,他执法不阿,兢兢业业,一年中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涉及到1.7万人而无冤诉者,一时名声大振,成为朝野推崇备至的断案如神、摘奸除恶的大法官。这等罕见的办案能力,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有一回,唐高宗因武卫大将军权善才将昭陵的柏树给砍了,盛怒之下准备将他处死。狄仁杰却上奏说不就砍了一棵柏树么,罪不当死。唐高宗大怒到:“善才斫陵上树,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狄仁杰神色不变,据法说理:“犯言直谏,自古以为难。臣以为遇桀、纣则难,通尧、舜则易。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杀之,是法不信于人也,人何措其手足!……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一将军,千载之后,谓陛下为何主?此臣不敢奉制杀善才,陷陛下于不道”。唐高宗最后被迫改变了主意,赦免了权善才。对于这样的人才,武则天能不提拔他吗?
  后来身为宰相的狄仁杰社会声望很高,武则天为了表彰他的功绩,不但赐给他紫袍、龟带,而且还在紫袍上亲笔书写“敷政木,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等十二个金字,规格之高,实为罕见。
 电视连续剧《狄仁杰断案传奇》中狄仁杰剧照
   对于反对她的人,武则天也表现出罕见的胸襟和气魄。当年徐敬业在扬州举兵十万造反时,曾以一篇《讨武曌檄》名震天下。这篇文章措词激烈,用语刻毒,极尽行文遣句之能事。不仅历数武则天种种“罪行”,而且还对她个人的品德及私生活进行严厉的批判和攻击,骂她“包藏祸心,窃窥神器。”
   这些还不够,徐敬业还以“试观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这样极富煽动性的语句煽动天下的人们起来反对她,把她轰下台。可是,武则天读此檄文之后,十分欣赏作者的文采,不仅不发怒,反而询问写此檄文的是谁。在得知是一位曾经担任八品小官的骆宾王所写时,她露出了惋惜的神情,抱怨说,这就是宰相的不对了,竟然把这样的人才给疏漏了!--这就是著名的“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
    在以农为本的时代,勤于政事、富有眼光的武则天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一再下令勤课农桑,不得松懈。朝廷设立了奖惩制度,将农业生产纳入政绩考核,如州县勤于耕种、户有余粮的,官员可以获得升迁;如官员为政苛刻、造成户口流散、田园荒芜的,必严加惩罚。以至于在她统治期间,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经济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形势喜人。
 四、开元盛世
 光复“唐朝”--李氏复国运动
 武则天主政期间,朝廷内外政治斗争剧烈而残酷。李氏皇族、宗室和许多保守派官僚联合起来激烈地反对她,欲将她置之死地而后快。迫于形势的严峻,武则天不得不杀死了许多打着“报先帝之恩,卫吾君之子”旗号的反对派人物。其中肯定有不少误杀或错杀的事情发生,再加上她所重用的大臣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结党营私,乱杀无辜,所有这一切均成为了她的重要“罪状”,反对派也以此为借口更加强烈地反对她。
       李隆基 像   
  神龙元年(705年),武则天病势加重,宰相张柬之等人趁机发动政变,废掉“周”的国号,赶武则天下台,迎中宗李显登基,恢复李氏的“唐朝”,中宗则尊武则天为“则天大圣皇帝”。不久,武则天病情加重,死于郁闷之中。
  懦弱的唐中宗光复李氏唐朝以后,却不想被皇后韦氏牢牢掌握了朝政大权。这位恶毒的女人勾结武三思,将张柬之等忠义刚正的大臣一一赶尽杀绝。
  更令人发指的是竟然毒杀自己的丈夫中宗,然后立年幼的重茂为帝(即殇帝),自己总揽大权,垂帘听政,开始把持朝政,号令天下。韦后肆无忌惮,她的女儿安乐公主则公开卖官,最终把朝廷弄得一片乌烟瘴气。
  就在此时,在姑姑太平公主的帮助之下,李隆基等人发动政变,杀掉韦后,铲除了韦氏集团,随即拥李旦登基,即睿宗。李隆基是李旦的儿子,自然就被立为太子。李旦在位仅两年,即传位给李隆基,自称太上皇。
  至此,李氏集团成功地光复了大唐帝国,一个新的纪元开始了。此时,踌躇满志的李隆基年仅26岁。
 开元盛世--鼎盛的大唐帝国
  李隆基(685-762),就是大名鼎鼎的唐玄宗,史称唐明皇,不但政治才能堪比先帝,而且还是一位风流帝王,他与杨玉环之间的爱情故事一直流传至今,令后人感叹不已。
  李隆基极有胆量和魄力,而且精通治国方略,深知用人乃治国根本。他在诛杀韦后之前,已经是临淄王,曾在中央和地方担任重要官职,经历过不少政治斗争,是一位政治经验和社会经验比较丰富的政治家。登基之后,李隆基裁减闲散机构,整顿吏治,先后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等为宰相,励精图治,革除积弊,发展生产,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并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
   唐玄宗任姚崇为相
  在这里有必要特别提一下被称为“救时之相”的姚崇,以及宋璟。开元元年(713),玄宗不顾某些大臣的激烈反对,毅然任命姚崇为相。姚崇为人豪爽,崇尚气节,为政简肃,掊断如流。曾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提出“十事要说”,从稳定政局、整顿吏治、改善财政这三个大的方面申述了自己的施政纲领,得到玄宗的支持。
  姚崇于开元四年(716)罢相时推荐宋璟继任相位。宋璟耿介无私,直言急谏,而且工于文翰。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继续贯彻姚崇的政策,使得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盛唐时期能够出现姚崇、宋这样的人物,而玄宗又能发现和任用他们,这对盛唐安定繁荣局面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开元盛世图
  在整顿吏治方面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有一天,唐玄宗突然提出要亲自对吏部新任的县令进行复试,结果竟发现滥竽充数者达四十余人,立即将他们逐出官场,不得入仕。
  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唐玄宗和唐太宗、武则天一样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下令在全国各地开荒造田,修建水利,加强管理。开元三、四年(715、716年),关东蝗灾严重,百姓深受其害。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他接受姚崇的建议,派出专使督察州、县进行大力捕蝗,大大减轻了灾害。
   军事上,唐玄宗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他即位之前,由于均田制遭受破坏,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也就根基不稳,无法继续发挥作用。唐玄宗于是在开元十一年下令废除府兵制,改用募兵制,即招募壮士充任政府军。到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连驻扎边界的军队也改用招募兵了。随着兵制改革制度的推行,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经过多年的精心整治,一个喜人局面出现了:政治稳定,边境安宁;科学文化发达,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国库充盈,人民安居乐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据两《唐书》、《唐六典》、《通典》、《资治通鉴》、《唐会要》等书记载,在盛唐短短的五十年间,人口就从三千七百多万,增加到五千二百九十多万,增幅达40%,天宝年间人均粮食则达到了七百斤。
  加上交通发达,城市更显得繁华,对外贸易也在不断增长,波斯、大食商人纷至沓来,长安、洛阳、广州等大都市商贾云集,各种肤色、不同语言的商人身穿不同的服装来来往往,十分热闹。
玄宗游月宫(颐和园长廊画)
   “贞观之风,一朝复振。”此时的唐王朝富贵堂皇,雄视天下,其综合国力远远超过了当时世界上的所有国家。诗圣杜甫在《忆昔》一诗中就无比自豪地写到: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这段开明、开放、富裕的鼎盛时期就是史书上所称的“开元盛世”。盛唐不过短短的五十多年,但国势强盛,气象恢宏,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永远值得我们怀念,永远值得我们骄傲。
  至于李隆基的爱妃杨贵妃,本是弘农华阴人,后迁蒲州永乐县(今山西芮城),小字玉环,晓音律,善歌舞,有倾国之貌。原是唐玄宗十八子寿王瑁妃,后被玄宗召入宫中为女官,号太真。
  
唐杨贵妃墓
  天宝四年,进册为贵妃。天宝十五年(756年),安禄山反,京师危急,唐玄宗携杨贵妃仓皇逃走,路径马嵬坡,右彪武军大将军陈玄礼率随从将士,认为杨贵妃和其兄杨国忠是乱国祸首,遂杀死宰相杨国忠,并胁迫唐玄宗将杨贵妃缢死。贵妃死时年仅38岁。
  后来,大诗人白居易在《长恨歌》一诗中写到:“……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千古之下,这段以悲剧告终的爱情故事依然让人感慨不已。
 五、由盛而衰
 元气大伤--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盛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究其原因,无非是朝廷过于腐朽造成和边防节度使的权力过大造成的。由于几十年来的太平盛世已经让统治者得意忘形了,李隆基开始怠于政事,沉缅于酒色歌舞,穷奢极欲。
  “舞林高手”安禄山
  至于朝廷政事,则无论大小均由宰相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打理。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在掌权的十九年间,勾结宦官,妒贤嫉能,政治十分的黑暗。继他之后是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这个杨氏国戚仰仗着杨贵妃而结党营私、贿赂公行,无恶不作,比之李林甫有过之而无不及,故而民愤极大。但是沉湎于酒色的李隆基已经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根本无能为力了。
  在社会方面,由于唐初实行的均田制遭到严重破坏,土地买卖失控,以至于土地兼并运动愈演愈烈。唐玄宗后期,土地问题更加突出,社会矛盾尖锐,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沦落为贫民,开始四处逃亡,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基础。
  唐朝的节度使制度始于睿宗景云元年(710年)。 至天宝元年(742年)时,共设平卢、范阳、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北庭、安西、剑南等九节度使及岭南经略使。这些节度使所拥有的兵力少的有二、三万,多的达八、九万,并由起初只管军事到兼管行政、财政,最终集大权于一身,成为强大的地方势力。
  节度使的权力膨胀是和府兵制的破坏分不开的。唐朝初年,府兵的地位高,待遇好,因而兵源稳定。高宗以后,征战频繁,戍边、出征的府兵经常逾期得不到轮换,加上原有的优厚待遇被取消,逃避征调或逃亡的府兵渐渐增多。于是,迫于无奈的唐玄宗废除了府兵制,在全国实行募兵制。招募而来的士卒长期驻守边疆,与边将的关系比较密切,因而很容易成为驻守边境将军的私人武装。
  最令人担忧的是由朝廷直接掌握的中央军。由于长时间地缺乏训练和安于现状,中央军的战斗力已经大大下降。加之 又与吐蕃、南诏多次交战,尤其是在攻打南诏时屡遭失败,因此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中央军都远远逊于节度使所掌控的地方军。国力虚耗的大唐帝国开始摇摇欲坠,一场暴风雨不可避免地降临了。
   安禄山和史思明是安史之乱的主要首领。
  身为胡人的安禄山出生在营州柳城(今辽宁锦州),年少时即聪明能干,不但通晓六种少数民族语言,而且还是一位舞技精湛的跳舞高手。
  据《旧唐书·安禄山传》记载:“禄山晚年益肥胖,腹垂过膝,重三百三十斤。……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风焉。”
  白居易的诗《胡旋女》中也写道:“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
  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中也说:“……云中乱拍禄山舞,风过重峦下笑声。”可见安禄山还是一个人才。
  青年的安禄山在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部下担任低级武官,后升为高级将领。天宝十载(751年),安禄山兼任平卢(今辽宁)、范阳(今北京)、河东(今山西)三镇节度使。他竭力奉迎唐玄宗,甚至拜杨贵妃为干娘,深得唐玄宗的信任。他见唐朝武备松弛,政治腐败,觉得自己当皇帝的机会来了,遂与史思明密谋造反。史明思也是胡人,官至平卢兵马使,与安禄山关系密切。
  天宝十四载(755年),密谋已久的安禄山与史思明假传“密旨”,在范阳起兵,以讨杨国忠相号召,发兵十五万,号称二十万。唐玄宗闻变之后,慌忙派封常清去洛阳募兵防守,又派高仙芝率兵进驻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不料叛军勇猛,二将不敌退至潼关,被唐玄宗处死,另急令哥舒翰领兵二十万防守潼关。
  天宝十五载正月(756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六月,攻破潼关,进占长安,唐玄宗被迫仓惶出逃。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时,禁军哗变,将奸相杨国忠处死。为稳定军心,迫不得已的唐玄宗只好下令杨贵妃自缢。然后,唐玄宗得以逃往成都。而太子李享则逃往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被拥为帝,即唐肃宗,年号至德,遥尊逃往成都的唐玄宗为太上皇。
   唐肃宗即位后,调集西北各路军队,依靠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和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的兵力,积极准备反攻。南面则令张巡和许远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鲁炅坚守南阳,以保江、淮流域的财赋供给。进入长安的叛军到处掳掠屠杀,迫使忍无可忍的各地人民奋起反抗,配合政府军打击叛军并且赢得了多场战役。
  至德二载(757年),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死,安庆绪自立为帝。郭子仪乘机率十五万大军收复长安,不久又收复洛阳,皇帝的宝座还没坐热的安庆绪仓惶逃往邺城(今河南临漳西南)。

  郭子仪                                       李光弼
  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将追击至邺城外的唐军打败的同时,也将安庆绪杀死,自立为大燕皇帝,并乘胜挺进洛阳,洛阳再度失守。上元二年(761年),当上皇帝还不到三年的史思明又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杀死,步了安禄山的后尘。第二年,回纥派兵协助唐朝攻打史朝义,重新夺回洛阳城,兵败退至河北的史思明自杀,前后历经八年 的安史之乱至此平息。
                            
 平定安史之乱示意图                              安史之乱略图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从这以后,朝廷的权力日益削弱,逐渐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见唐朝威风不再,吐蕃、南诏等民族政权开始不断侵犯唐朝,唐朝“天可汗”的优势逐渐失去。安史之乱结束后,黄河流域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没有受到战火洗劫的江南经济却日益发展起来,开始超过了北方,成为新的亮点。
   天下尽裂于方镇--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藩镇势力 不但没有被消除,反而进一步发展壮大起来。元气大伤的唐王朝根本就无力彻底消灭安禄山和史思明的余部,只好任命这些降将为节度使:如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 ,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 ,史称 “河北三镇”,后来发展成为最强大的割据势力。
  安史之乱时,朝廷大量内调边防军,导致边境空虚,吐蕃、南诏乘机派兵南下,不断进行骚扰。为了巩固边防,唐朝不得已推行“以方镇(藩镇)御方镇”的方针,在西北、西南及关中、关东、江淮流域广置藩镇,想屏障关中,防遏河朔,沟通江淮。但是,这些手握重兵的藩镇并不听命于朝廷,或自行任免官吏,或自行管理军队,或自设刑罚奖赏,不要说户口不上报中央,甚至连财税收入也不上交朝廷,最后终于导致了“天下尽裂于方镇”的局面。后来,有些节度使索性传位给儿子,而有些节度使则由将士们拥立。为了争夺权力,他们之间有时联合起来对抗朝廷,有时互相火并,势不两立,总之,藩镇成为了唐朝最突出、也是最严重的政治问题。
   面对藩镇不断滋长的势力,德宗和宪宗先后都对藩镇进行了大规模的打压。
  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后,德宗拒绝了他的儿子李惟岳的继位请求,怀恨在心的李惟岳就和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 、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等密谋发动叛乱。这就是史书所称的“四镇之乱”。
  德宗立即调兵进行平叛,梁崇义、李惟岳先后败死。眼见叛乱就要被平定,可是奉朝廷之命前去平定叛乱的卢龙节度使朱滔和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因早就对朝廷心怀不满,因此趁机反叛,致使叛军的规模越来越大,令朝廷措手不及。建中四年(783年),德宗抽调泾原城内(治泾州,今甘肃泾川)的五千兵马前往援救被叛军围困的襄城,但这支部队在路过长安时因抱怨犒赏菲薄而哗变,措不及防的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泾原兵遂拥朱滔的兄长朱泚为秦帝,派兵围攻奉天城。祸不单行,原本前来援救德宗的河中节度使李怀光来却落井下石,趁机与朱泚合兵反叛。德宗被迫又逃往梁州(今陕西汉中)。幸好李晟、马燧等将领临危救主,不但收复了长安,而且最终将朱泚、李怀光等叛军一一歼灭。李希烈则被部下毒死,朱滔、田悦等见大势已去,就自动取消王号,归顺朝廷,一场沸沸扬扬的叛乱才告结束。叛乱虽然结束了,但河朔三镇和淄青镇并没有将任何权力交还给朝廷,朝廷无奈之下,只好息事宁人,不再深究。
1 唐代藩镇的分布示意图(见图库)
2 唐玄宗入蜀图(见图库)
3 节度使出行图(见图库)
  唐宪宗即位后,由于江南经济的发展而使中央政府的财力有所增强,宪宗决心再次削弱藩镇过于膨胀的权力。元和元年(806年),朝廷首先平定了西川节度副使刘辟的叛乱,然后又在次年平息了镇海节度使李琦的叛乱。元和七年(812年),魏博镇发生内讧,继任的节度使田弘正率众归附朝廷,立时使河北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朝廷获得了有利的支持。元和九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后,他的儿子吴元济接管了军政大权,派兵四处攻掠,并在元和十一年与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结成联盟,共同抵抗朝廷的围剿。
  元和十二年,大将李愬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率奇兵突袭蔡州(今河南汝南),将睡梦中的吴元济擒获,淮西隧被平定。吴元济被抓,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和卢龙节度使刘总也先后投降,不再与朝廷为敌。元和十四年(819年),朝廷又一举消灭了淄青的李师道。至此,所有的藩镇暂时都听命于中央的号令,但是藩镇割据的基础并没有被完全摧毁,留下了祸患。到唐穆宗时,河朔三镇死灰复燃,叛乱又起。总之,唐朝这种藩镇割据一方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唐朝末年才告终止。
   藩镇割据期间,藩镇与藩镇、藩镇与朝廷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十分困难。朝廷的控制区大大缩小,为了增加收入,只能加倍剥削和役使控制区内的人民;藩镇更是在其控制区内增加赋税、兵役、徭役,滥施刑罚,弄得百姓苦不堪言。最终,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宦官专权
 盛唐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之后,朝廷内部的矛盾斗争更加激烈复杂。
   唐朝初年,宦官只管宫廷内部事务,不参与国家大事。唐玄宗时代,宦官高力士获宠,凡是上书给皇上的奏折,都必须由他先过目,然后再转呈玄宗。朝廷很多事务都由他处理,只有他无法定夺的大事才转由玄宗进行裁断。不仅如此,玄宗还让宦官担任监军,甚至率兵打战,掌握着一定的军权。安史之乱后,宦官的势力迅速膨胀,逐步掌握了军政大权,以至于形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
  掌管禁军是宦官能够专权的最重要原因。唐肃宗时,拥立肃宗登基的宦官李辅国开始掌管禁军,开创了宦官治军的先河。唐代宗时期,宦官程元振、鱼朝恩也先后掌管禁军,但此时宦官掌管禁军还仅仅限于皇上任命,并未形成制度。唐德宗时,由于朱泚、李怀光等将领先后叛乱,统率禁军的白志贞无能,致使他认为满朝文武都不堪担当重任,于是设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职,让宦官统率禁军,从此宦官掌管禁军成为制度。
   宦官能够专权的第二个原因是执掌机要。唐肃宗时,就曾让宦官李辅国宣传诏命,掌管朝廷奏折、文书。唐代宗时,另设执掌机要的枢密使,规定只能由宦官担任,于是宦官正式参预国家政事。
  掌管机要的两枢密使和掌管禁军的两中尉合称“四贵”,权势极大,可谓到了一手遮天的地步,相当一部分的地方节度使,就是通过贿赂中尉而获得升迁的。“四贵”不但掌握了中央政府的军政大权,而且能够任免将相,左右朝廷百官的命运。甚至连皇帝的生杀废立等特权,也由宦官来决定。如唐后期的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皆是由宦官所拥立;顺宗、宪宗、敬宗、文宗等皇帝则被宦官所迫害,至于昭宗,曾一度成为宦官的阶下囚。
    宦官的专权骄横和无法无天,终于引起皇帝和文武百官的强烈不满。史上所谓的“南衙北司之争”,就是以宰相为代表的“南衙 ”和以宦官为代表的“北司”之间的政治斗争。因宰相的官邸在宫廷以南,所以称为“南衙”,而宦官所在的内侍省则在宫廷的北部,称作“北司”。自从宦官当权以来,朝官和宦官之间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最为激烈的两次“南衙北司之争”,发生在顺宗和文宗在位期间。
    永贞元年(805年),顺宗即位,任用王叔文、王伾、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人对政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力图鼎新革弊,重整大唐雄风,史称“永贞革新”。
   这次内容广泛的改革,涉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主要内容有:免除民间的欠税和各种杂税;抑制藩镇割据势力;禁止官吏在正税以外额外进奉;罢去扰民的宫市;选拔人才以及计划收回宦官的兵权等等。自然,改革受到了势力强大的宦官和藩镇的联合抵制。在巨大的压力下,顺宗被迫退位,立太子纯为帝(即宪宗),自称太上皇,改革彻底失败。接着,厄运就降临到了改革派的头上。王叔文和王伾等被贬后死于非命,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韩晔、陈谏、凌准和程异等八人则被贬为边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唐文宗即位后,对宦官的专权深感不满。太和五年(831年),他以宋申锡为宰相,计划寻机诛灭宦官。不料事情败露,宋申锡被宦官反咬一口,说宋想立漳王李凑为帝,罢废文宗,结果文宗听信谗言,反将宋申锡贬逐。太和九年(835年),文宗又任用李训、郑注等,再次谋划打击根深蒂固的宦官势力。开始的时候,由于充分利用了宦官内部的矛盾,顺利除掉了韦元素和王守澄等大宦官。同年十一月,李训想除掉仇士良等大宦官,于是在让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假意奏称大明宫左金吾大厅后的石榴树上夜降甘露,以诱骗宦官们前往观看,准备在那里将他们一举消灭。不料计划泄露,宦官立即派出禁军大开杀戒,将朝官李训、郑注、韩约和宰相王涯等一一诛杀,这次事件就是“甘露之变”。此后,宦官的权势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将文宗监视起来。直到死,文宗都没有翻身的机会。
   逐渐壮大的宦官势力盘根错杂,前后竟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直到唐朝末年唐昭宗即位后,才被宰相崔胤借用宣武节度使朱温的兵力将其消灭。
   宦官专权造成了可怕而又严重的后果。他们在政治上结帮拉派,营私舞弊, 甚至废立皇帝,左右朝政,把政治搞得一片乌烟瘴气,混乱不堪。不仅如此,宦官还插手军队,越权监军,破坏了军队的统一指挥,极大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削弱了朝廷对藩镇叛乱势力及民族反抗势力进行斗争的能力。在经济方面更是不用说了,大肆掠夺百姓的田产,强买强卖,敲诈勒索,极尽鱼肉百姓之能事。总之,宦官专权加重了人民的痛苦,使唐后期的政治和社会矛盾变得不可调和,变得更加尖锐。
激烈的门户之争--牛李党争 
  唐朝在中央除宦官专权外,还有朋党之争。其中最激烈,影响最大的是“牛李党争”。所谓的朋党之争,指的是朝廷官员拉帮结派,互相倾扎。
  以牛僧孺、李宗闵和杨嗣复为首领的政治集团称为牛党,以李德裕和郑覃为首领的政治集团称为李党。通过进士科进入仕途的牛党集团,主张选用官员应通过科举考试,择才选用,没有文采的人是不可以入仕的。
  而通过门荫进入仕途的李党集团,如李德裕、郑覃等都是宰相之子,出身显贵,他们极力主张按门第进行选用官吏,比较重视经学。就这样,两党因政见不和而互相轻视,互相倾轧,门户之争极为激烈。
  总的来看,牛李党争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但也确实存在着一些是非问题。比如在对待科举取士上,李党主张废弃进士科,按门第取士;牛党则反对按门第取士,赞成科举制度。在这个问题上,李党要逊于牛党,因为科举制度虽然也有弊病,但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总比按门第取士要合理进步许多。
  在对待藩镇割据的问题上,李党属于鹰派,重视统一,强调以武力平息藩镇叛乱,维护中央集权。而属于鸽派的牛党在对待这个问题上,却消极保守,主张 息事宁人,不求统一,只求平安无事。这一点,牛党逊于李党。因为藩镇割据小则破坏社会安定,大则破坏国家统一, 危害极大。
     从宪宗时期开始的牛李党争,前后延续了数十年,一直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 。文宗时期,两党斗争最为激烈。当时两党势力不相上下,每逢议政,总是针锋相对,争吵不休,常常闹得唐文宗愁眉不展,无可奈何。到了唐武宗主政的时候,李党得势,牛党的首领被贬到岭南一带。想不到风水轮流转,这回该轮到李党倒霉了。宣宗即位后,牛党重新得势,李党首领人物李德裕被贬,并死于崖州(今海南省琼山)。至此,牛李两党之间的互相倾扎才基本结束。
     作为唐朝后期政治的主要特点,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和朋党之争互相交织,错综复杂,最终导致了辉煌一时的大唐帝国逐渐走向衰亡。
   在这里需要提及的是牛党的代表人物牛僧孺。牛僧孺,字思黯,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能诗善文,早年与韩愈、皇甫湜为文章友,晚年与刘禹锡、白居易为诗友。性喜志怪,著有《玄怪录》一书。 此书被后人公认为唐传奇专集的代表作,对后世影响较大。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选传奇之文,荟萃为一集者,在唐代多有,而煊赫莫如《玄怪录》。”此书主要记述南朝梁至唐大和年间神怪鬼异之事,内容丰富,有影射官场腐败黑暗的,有反映民生疾苦的,有歌颂义士侠女的,有描写恋爱婚姻的,其中可见作者的社会理想和人生观念。另外,此书的艺术水平已大大超过了六朝志怪小说,以丰富的想象、曲折的情节、细腻的描写,雅洁的文笔,成为唐代中期具有代表性的小说集。
 六、烽烟四起
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起义背景
  唐朝后期,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运动导致了社会上出现了“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这种局面是令人担忧的:地主官僚的大小庄田遍布全国各地,囤积上万顷土地的现象比比皆是,而大量农民却失掉土地,沦落为一无所有的贫民。土地的兼并成为当时社会大动荡的根本原因。
  
  唐后期,政府入不敷出,于是就想尽各种办法加重赋税,以便应付日益膨胀的官僚机构和各种战事的军费开支。初行两税法的时候,规定纳税者可以折钱纳物,但由于铜钱的流通额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于是钱价不断上涨,物价却不断下跌,最后导致了税额不变、纳税者的实际负担却增重的现象。 朝廷在不断提高税收的同时,还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收取各种杂税,如金、银、食粮、布绢、牲畜、漆、竹、木、蔬菜、水果和木炭等都要收税,几乎是无物不税。另外,政府还对盐、茶、酒等大宗消费品进行专卖,进一步榨取社会利润。
  唐朝政府在开元十年(722年)开始征收盐税,当时十文钱就可以买到一斗盐。到了乾元元年(758年),由于政府实行榷盐政策,导致了盐价猛涨到每斗一百一十文,涨幅为110%;至德宗时(780-805年),盐价又增到每斗三百七十文,涨幅为370%。官盐价格过高,以至于民间出现了用数十斤稻谷才能换到一升盐的情况。人民迫不得已,或减低日常的盐分摄入量,或购买价钱较低的私盐。政府为垄断盐利,严禁贩卖私盐,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唐朝政府除了垄断盐的买卖以外,还通过“和籴”、“和市”等,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强买人民并不多的粮食和布帛等,有时甚至以种种名义不给钱,简直比强盗还可恶。唐懿宗以后,朝廷的财政危机日益严重,为了缓和压力,政府居然强令农民提前交纳两三年的租税,可想而知,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了。
  更令农民不堪忍受的是,有些地主不但把他们应交的赋税以各种方式转嫁到农民头上,甚至兼并农民的土地之后,仍然要农民交纳赋税。至于破产逃亡者的赋税也被官府强加到没有逃亡的农户身上,这就迫使那些没有逃亡的农户也走上了新的逃亡之路。
  水源即浊,江流不清。昏庸无能的唐末皇帝极端奢侈,只管游乐挥霍,不理朝政。官僚们则贪污受贿成风,唐懿宗时的宰相路岩生活豪奢,大肆收受贿赂,仅他的亲信边咸的家产便可供朝廷两年的军饷,他的家产如何就无法统计了。咸通十年(869年),陕州大旱,百姓频频向政府报告灾情,观察使崔荛竟然指着庭院中的树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并将报告灾情的人痛打了一顿。
  唐末,翰林学土刘允章曾向皇帝上书,指出当时民有八苦,国有九破。所谓的民生八大苦是:官吏苛刻,私债征夺,赋税繁多,所由乞敛,替逃入差科,冤屈不得申理,冻无衣、饥无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而国家破败的九个迹象则是:终年聚兵,蛮夷炽兴,权豪奢僭,大将不朝,广造佛寺,贿赂公行,长吏残暴,赋役不等,食禄人多而输税人少。刘允章的八苦、九破,已经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严峻形式。此时的唐王朝,已危机四伏,摇摇欲坠了。
 
民 生
八 大  苦
  
官吏苛刻
私债征夺
所由乞敛
赋税繁多
替逃入差科
冤屈不得申理
冻无衣、饥无食
病不得医死不得葬
国 家破 败九 迹象
终年聚兵
蛮夷炽兴
权豪奢僭
大将不朝
广造佛寺
贿赂公行
长吏残暴
赋役不等


食禄人多而输税人少
 刘允章的八苦、九破图
  大中十三年(859年)十二月,由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浙东起事,并且一举攻陷象山、剡县(今浙江嵊县)等地,不久起义军发展到三万余人,接连下拿下了上虞、余姚等县。次年七月,裘甫兵败被杀,起义遂告失败。
  咸通九年(868年),桂林八百多名来自徐州和泗州的士兵拥立粮料判官庞勋为首领,发动兵变。起义军一路厮杀,屡败唐军,至徐州时,兵力已达十万,占有今山东南部、安徽和江苏北部等广大地区。第二年九月,首领庞勋战死,余部后来多加入黄巢军中,继续同唐军展开激烈的斗争。
  满城尽带黄金甲--转战几万里的黄巢起义军
  乾符元年(874年),王仙芝等率领数千农民在长垣(今属河南)起义,黄巢于次年起义响应,后与王仙芝会师,队伍发展到数万人。 黄巢,冤句(今山东荷泽西南)人曾以贩私盐为业。
  都是贩卖私盐出身的王仙芝、黄巢,比较熟悉各地的情况,且对交通路线了如指掌,具备和官军进行斗争的经验。由于采取了避实击虚、流动作战等正确的作战方针,起义军在他们的领导下节节胜利。乾符三年(876年),起义军攻陷汝州,围困郑州,洛阳大为震惊。后来,起义军途径湖北时,王仙芝产生了归顺唐朝的念头,但遭到黄巢等人的坚决反对而没有成为事实。但是,起义军也开始分裂为两支,一支由王仙芝率领,继续在今湖北和河南南部战斗;一支由黄巢率领,北上转战于今山东南部、河南东部、安徽北部一带。乾符五年(878年)二月,王仙芝在湖北黄梅战死,其士卒的一部由尚让率领同黄    
巢军会合,而另一部则南下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继续同唐朝周旋。
  自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的黄巢,率领的军队一度达到十余万之众。这支军队在黄巢的带领下,由河南南下,入湖北,过长江,进入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地,并拿下福州城。
  乾符六年(879年)九月,黄巢的起义军攻占广州,号称百万兵马。此时,羽翼丰满的黄巢向全国发布檄文,宣告将北上。檄文严斥朝廷无能,纲纪败坏;宦官专权,官吏贪暴,用人惟亲。宣布“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 黄巢在挥军北上的同时,分兵西取桂州(今广西桂林),将岭南的大部分地区纳入囊中。
 黄巢起义军进军路线图
  由于不服南方水土,军中疾疫流行,起义军被迫在广州休整。十月,黄巢率领起义军自桂州乘大木筏沿湘江北上,攻克潭州(今湖南长沙),消灭唐军十万之多。随后,起义军又占领江陵,转战于湖北、江西、安徽、浙江一带,战绩辉煌。
  广明元年(880年)五月,唐招讨都统高骈的精锐部队遭受灭顶之灾,英勇善战的唐将张璘兵败被起义军所杀。七月,起义军由采石渡过长江,进入河南。十一月,浩浩荡荡的六十万起义军向洛阳挺进。黄巢以“天补大将军”的名义向唐朝藩镇发布文告说:“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
  这个文告的锋芒直指唐朝的最高统治者,非常及时地分化了敌人的壁垒, 减少了进军的阻力,不费什么力气就攻克了洛阳城。十二月,乘胜而进的起义军攻克潼关,唐僖宗见此只好仓惶出逃成都。黄巢率领起义军进入长安,百姓夹道欢迎,起义军大将尚让向贴出告示,安抚民众说:“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
  黄巢随即在长安称帝,国号“大齐”,年号“金统”,建立起了一个农民政权。这个政权宣布:尚让、赵璋、崔璆为大齐宰相,留任四品以下、罢免三品以上的唐朝官员;凡是唐朝宗室、王侯及官员,必须要向大齐自首,否则予以严惩。  
  可悲的是,只知打仗、不重视政权建设的起义军在进入长安后,并没有乘胜追击逃往成都的唐朝廷,也没有去消灭关中地区的藩镇势力、中央禁军的残部,让唐朝廷有了卷土重来的机会。 此时,降将凤翔陇右节度使郑畋也撕下假面具,纠集力量伺机而动。
  中和元年(881年)三月,唐朝任命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率军向起义军发起总攻。四月份,唐军开始围困长安。次年九月,由于起义军驻同州的将领朱温叛变降唐,起义军的处境变得危险起来。朱温降唐后,唐朝封他为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全忠。
  中和三年(金统四年, 883年),起义军在沙陀贵族李克用的围攻之下节节败退,不得不退出长安,向河南方向转移。在转移的过程中又遭朱全忠(即朱温)和李克用等军的追击,关键时刻,尚让叛变降唐。无奈之下的黄巢率千余人孤军退守泰山,不幸在狼虎谷(今山东莱芜西南)被唐军围困,黄巢自杀。
  朝庭为彻底肃清乱党,四处张榜,捉拿反贼。当时黄巢手下有一名将士,姓袁,为躲避追捕,便来到了这远离人世的深山野岭——青岩山隐居,他在这里结庐为舍,垦荒种粮,并以自己的姓氏为这里命名,起名“袁家界”。袁家界位于张家界森林公园北部,是镶嵌在武陵源核心景区的一颗明珠。
袁家界
  黄巢大起义失败了,一个建立才四年的大齐政权也在瞬间灰飞烟灭。 但是,历时十年的黄巢大起义给腐朽的唐王朝以最致命的打击。在这种沉重的打击之下,唐王朝的统治开始分崩离析,名存实亡。
  从军事史的角度来讲,纵横大半个中国、曾转战于黄河、长江、珠江等三大流域的黄巢起义军, 行程达到了数万里,这不仅是我国农民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而且在世界农民战争史上也极为罕见。    
  黄巢起义军在纵横驰骋的十年间,沉重地打击了以士族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从此以后,自汉魏以来盛极一时的门阀士族阶层,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了,广大农民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许多奴婢也获得了解放,变成相对自由的平民。随着阶级关系的剧烈变化,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得以缓解,社会矛盾不再象十年前那么尖锐了。
  值得肯定的是,这次农民大起义还表现出了农民的“平均”思想和要求。黄巢作为起义军的领袖,已经有意识地在称号上加以“平均”、“均平”等字样,这无疑是农民起义军主要的政治、经济要求。提出这样的要求,非常有利于号召和动员农民加入到起义军的大队人马中来。
  中世纪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失败了,但这场大起义却对唐以后的中国农民起义影响深远。
   作为唐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黄巢是颇富有传奇色彩的。他所写的两首菊花诗,至今依然为人们所传唱:
   不第后赋菊
   待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尽带黄金甲。
   题菊花
   飒飒西风满院栽, 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 报与桃花一处开。
 黄巢这两首菊花诗豪壮无比,无论在意境、形象上,还是在语言、手法上,都使人感到耳目一新。如果没有黄巢那样的革命抱负、战斗性格,就不可能有“我花开后百花杀”这样的奇语和“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样的奇想,因为艺术想象和联想是要受到作者世界观和生活实践制约的。“自古英雄尽解诗”,此语果然不虚。
   至于福建著名的仙霞古道和仙霞岭险关,据说就是黄巢义军在唐乾符五年由浙入闽时所留下的。
盛世黄昏--大唐帝国的没落 
    黄巢大起义后,地方上的藩镇势力又有所发展,虚弱不堪的唐朝政权已经无法号令天下,王室日见卑微。各地节度使及一些刺史见有机可乘,于是互相攻战,纷纷割地称雄。在经过不断的斗争、兼并之后,逐渐形成了以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据今河南)、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据今山西)、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据今陕西凤翔)、卢龙节度使刘仁恭(据今河北北部)、镇海节度使钱镠(据今浙江)、淮南节度副大使杨行密(据今江苏扬州一带)和西川节度使王建(据今四川成都一带)等几个强大的地方势力。其中朱全忠、李克用和李茂贞等的势力最强大,他们都企图控制朝廷,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此时朝廷里的宦官、朝官之争依然不断,他们分别勾结藩镇作为自己的外援,试图置对方于死地。天复元年(901年),朝官与宦官之间的矛盾严重激化,宰相崔胤将朱全忠的大军引入长安,宦官韩全诲则劫持唐昭宗逃往凤翔的李茂贞处。朱全忠于是率军攻打凤翔,李茂贞不敌,屡战屡败。天复三年,李茂贞与朱全忠和解,将韩全诲等人一并杀死,并将唐昭宗交给朱全忠。唐昭宗回长安后,朱全忠大开杀戒,将朝廷上下的数百宦官悉数斩杀,至此,唐王朝不再出现宦官专权的局面了。
  天祐元年(904年)初,朱全忠派部下将宰相崔胤等人杀死,然后挟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当年八月,朱全忠杀唐昭宗,然后立昭宗十三岁的幼子李柷为帝,这就是唐朝的最后一位傀儡帝王--哀帝。
  天祐四年(907年),朱全忠废掉年仅17岁的哀帝,自立为帝,改国号梁,年号“开平”,建都汴(今河南开封),史称“后梁”。
 至此,立国二百八十九年大唐帝国走到尽头,退出了历史舞台。
 七、第三只眼看世界――国事篇
 中世纪印度
  南印度社会发展较晚,考维里(科弗里)河三角洲的犁耕农业和国家的形成都是在公元前2世纪开始的,而最南部分国家的历史则从1世纪开始。古代南印度分为两个历史时期:第一时期是从公元前200~公元300年;第二时期是从300~750年。由于政治上四分五裂,第二时期的国家比第一时期增多,商业城市和货币经济都越发衰败。南印度的每个国家几乎都有几个藩属,每个藩属是有自己的军队、行政系统和收税机关的。因此,每个国家、每个藩属之间都会为了不断扩大财源而发动战争。
印度示意图
 当时,古印度的政体相当分散,区域王国林立,强国控制弱国,小国依附大国,依附关系变化无常,因而外贸萧条,货币短缺。
   藩臣关系是印度封建制的主要特色,具体表现为国王授予藩臣土地,藩臣享有授予地上的占有权、征税权和统治权,义务上向国王缴纳定额的赋税,并为国王供养定额的军队等,而藩臣的收入则来自农民的赋税。
   过着国王一般生活的藩臣为了存在和扩张, 不断进行着兼并邻国和篡夺王位的活动。权力的分散使得外力很容易入主印度,这也是任何势力难于在印度建立起中央集权的一个主要原因。
  古印度最后的一个戒日王(606~647)是个著名的皇帝,善于治理国家。但是到了8世纪初,戒日王统治下的卡瑙季王国开始衰落,为此,崛起于印度东部和北部的帕拉王朝、崛起于印度西部和北部的普拉蒂哈拉、崛起于德干、印度的西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的拉喜特拉库塔等三大王朝,就从770年起就开始攻打卡瑙季王朝,争夺首都曲女城,导致曲女城多次易主,战争时起时息,前前后后持续的时间居然长达200来年。
   梵文作为古代书面语在中世纪并没有消失,民间也开始流行区域性的语言文字。从8世纪起,西印地语和东印地语成为北印度的标准语言。
梵  文
   印度教的寺院从6世纪起就开始拥有土地,且在商业、财政方面实力雄厚,这得归功于印度的授地制度。
英吉利王朝
  不列颠的原始居民是伊比利亚人。公元前700年前后,凯尔特人从欧洲大陆进入不列颠,罗马军队曾三次侵入不列颠并一度占领了该地区。5世纪初,为抵御日耳曼人,撤回了驻军。约449年,盎格鲁·萨克森人来到不列颠,他们花了150多年才彻底征服凯尔特人。起初盎格鲁·萨克森人建立起许多小国,7世纪初的时候,并为七个王国,经过不断的兼并战争,到829年威塞克斯国王把各王国联合在自己政权之下,一个统一的国家在不列颠出现了,这就是英吉利王国。
不列颠图
  19岁起就随其兄与入侵的丹麦军队作战的阿尔弗雷德(849—899),是9世纪后半期英格兰威塞克斯国王。他在对丹麦人作战中继承了王位,后来他进占伦敦,被英吉利人拥戴为国王。他外交手腕灵活,治国井井有条,提倡文化教育,派人编纂《盎格鲁/萨克森编年史》。
大英帝国皇冠
  阿尔弗雷德在积极加固要塞、修建堡垒、筹建骑兵队和海上舰队的同时,还通过纳贡赎买以削弱丹麦人的控制,最后终于扭转了战局,扼制住丹麦军队的进攻。因此他是英国唯一被尊称为“大王”的国王。
西欧封建制的确立
  法兰克人占领了罗马之后,克洛维将奴隶主的地产或据为己有,或分赐给亲兵、贵族、教会。此外,也允许各地罗马大土地占有者的存在,允许罗马旧日的隶农和奴隶用租佃方式,独立经营农庄上的小块土地。
  至于法兰克农民则过着农村公社生活,公社成员享有一定的土地所有权,如在公有地内耕种一定的土地,共同使用森林、牧场和水源等。6世纪末,法兰克社会急剧变化,土地大量私有财化,因此,农民破产之后的耕地便集中于另外一些成员的手中,这些人就是土地的大面积占有者。破产的农民,只有投靠土地所有者,并受其奴役。尚未破产的农民,也因不堪勒索、掠夺和军役,被迫把自己的土地交给邻近的贵族,请求保护。这样,这些人也也失去了土地所有权和人身自由,沦为农奴。
  这样,没经过几年,法兰克国王、贵族、教会、亲兵和农村的富有者等就大量地占有地产,而破产的农民、自由的农民和奴隶就大量地转化成农奴。8世纪中期,法兰克宫相查理·马特为使国家长治久安而采取的采邑制,又进一步推进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9世纪,封建制度在法兰克境内确立之后,其他的西欧国家也先后建立起自己的封建制度。当这些国家忙着建立封建国家的时候,大唐帝国已经是一个令世人景仰的辉煌国度了。
西欧封建的等级制度
     8世纪初,法兰克人受到阿拉伯人进攻的威胁。由自由农民组成的法兰克军队,需自备马匹、武器和半年粮食,但是这些农民难以负担包括头盔、铁制手掌套、长矛和剑等在内的种种装备。甚至是国库也没有充足的经费来装备军队,因此兵源枯竭,现状堪忧。
  查理·马特于是改变了无条件分赠土地的制度,把一部分叛乱贵族和教会的土地连同耕种土地的农民,一起分封给前线的将领、统治边远省份和镇压部落反叛的官员们,可供其终身享用,但不得世袭。这种采邑制建立起封者和受封者之间的从属关系。
  后来,国王以下的封建主也把土地当作采邑分封出去,逐层分封的结果,形成以国王或皇帝为首的封建等级制度,等级越低,人数越多。这些授封的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和骑士等在接受封地时,要履行隆重的“敕封式”,他们要跪在领主的膝下,把双手放在领主的手掌中,然后宣誓:
  “我的主人啊! 我愿意竭忠尽智,不顾生死,一生侍奉我的主人。”
  然后,领主将一面旗帜,一根木杖,一张契据,或只是一小撮泥土、一小根树枝授给这个附庸。
  附庸每年必须服役约40天,必须为领主作战,作为领主,则要保护附庸不受侵害,解决附庸之间的争讼。在西欧大陆,这种主从关系只存在于直接建立分封、受封关系的领主和附庸之间。国王是最大的封建主,但却无权管辖一个不直接隶属于他的小封建主。
  当时,土地所有权属于封建主,农奴对份地有较稳定的使用权,可以世代相传,农奴不但有自己的宅院地、菜地和农具、家庭手工工具、运输工具、渔猎工具等生产工具,还养有耕畜、家畜和家禽等。
  农奴在人身和法律上虽然依附于领主,但获得领主的许可之后,农奴可以结婚,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向法庭起诉。领主不能将农奴任意杀死,但可以将他们买卖或随意转赠他人。因此,比奴隶制来,农奴制明显是一个进步,因此农奴的劳动愿望和兴趣获得了普遍提高。

统一的阿拉伯国家
  阿拉伯半岛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岛,而且还是阿拉伯人的故乡。这座岛屿三分之一以上的面积是沙漠,但这并不防碍阿拉伯帝国的崛起。
  公元610年,穆罕默德利用阿拉伯半岛各部落强烈要求改变社会经济状况和实现政治统一的愿望,在麦加创立了伊斯兰教。经过22年的艰苦奋斗, 穆罕默德终于建立起了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共同信仰的、政教合一的、统一的阿拉伯国家,西方人称之为阿拉森帝国。
  穆罕默德作为一位普通的阿拉伯人,创立了一个新的宗教,并实现了半岛统一,可见他既是一位宗教领袖,又是一位审时度势的政治家。穆罕默德阅历广泛,熟知半岛的各种宗教,这是他创立宗教的前提条件;他接受了安拉的启示而创教,这是伊斯兰教具有巨大感召力的原因。
  
  阿拉伯帝国的骑兵
  阿拉伯帝国历史可分为四大哈里发时期、倭马亚王朝时期、阿拔斯王朝时期。穆罕默德之后,阿拉伯国家的首脑称为“哈里发”,意为真主使者的继承人。最初的四大哈里发由穆斯林公社选举产生。
  第一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公元632~634在位)平定了各部落的叛乱,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公元634~644在位) 打着“圣战”的旗号,利用拜占廷帝国和波斯长期战争后两败俱伤的有利时机,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战争。先后征服拜占廷统治下的叙利亚(公元636)、巴勒斯坦(公元637)和埃及 (公元641),并于公元642年大败波斯军,占领了从波斯湾到高加索、从伊拉克到波斯本土的广大地区,为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欧麦尔在辽阔的领土上创建了行政管理体制,从而使原来处于原始公社制末期的阿拉伯社会超越了奴隶制的发展阶段,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这个体制规定:被征服地区的民政及宗教事务维持原状,土地归全体穆斯林所有,仍交给当地农民耕种,但要缴纳地租和人丁税。
  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伊本*阿凡(公元664~656在位) 继续向外征伐,东部的波斯萨珊王朝(公元651)和西部的北非昔兰尼加均被其征服。他在位期间,阿拉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教派分歧日趋严重,直接的后果是奥斯曼本人和第四任哈里发阿里(公元656~661在位)先后成为内部斗争的牺牲品。
  公元661年,叙利亚总督穆阿维亚即位哈里发,以大马士革为首都,建立了倭马亚王朝。哈里发改为世袭,实际上是帝国的君主。
  8世纪初,倭马亚王朝的政权巩固以后,阿拉伯贵族又发动了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向东一度达到中国唐朝边境。东征的过程中,相继征服了布哈拉、撒马尔罕、信德及部分旁遮普地区;往西则攻占埃及以西的北非地区后,并于711年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了安达卢西亚。只是后来在入侵法兰克王国的普瓦提埃战役(732)中惨遭失败,从此退回西班牙后就没有再越过比利牛斯山了。
  倭马亚王朝设置了政府机构,继续实行由阿拉伯军事贵族执政的政策,封建土地制度逐渐完备。公元 695年,哈里发阿卜杜勒*马利克(685~ 705在位)进行货币改革,废除原来通用的拜占廷金币和波斯银币,取而代之的是阿拉伯第纳尔和迪尔□。随后,朝廷又规定阿拉伯语为帝国的正式语言,政府的一切文件,必须用阿拉伯文书写,将原来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等地区通用的波斯文、希腊文和科普特文统统废弃。但是阿拉伯语最终成为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和北非的主要语言时,历史已经发展到了11世纪初。
   欧麦尔二世(公元717~720在位)统治期间,阿拉伯帝国处于内外交困之际:对外征伐失利,国内动乱频发。因封建贵族的强烈反对,他所推行的税制改革只好半途而废。8世纪20年代以后,阿拉伯统治集团之间内讧不止,矛盾严重激化。这种种不利的形势给一直受歧视、受压迫和剥削的广大非阿拉伯穆斯林提供了纷纷造反的可能。
  公元750年,穆罕默德的伯父阿拔斯的后裔阿布*阿拔斯(公元750~754在位) 利用波斯籍释奴阿布*穆斯利姆在呼罗珊的力量,联合什叶派,推翻了倭马亚家族近90年的统治,建立了阿拔斯王朝(750~1258)。曼苏尔(754~775在位)时期,阿拔斯王朝迁都巴格达(762),这就是大唐时代的“黑衣大食”国。
  历时500余年的阿拔斯王朝,前100年是阿拉伯帝国的极盛时代。公元751年阿拉伯帝国军队在中亚怛罗斯战役中击败了中国唐朝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的军队,中亚的大部分地区于是被阿拉伯帝国所控制。
  在这时期,阿拉伯帝国建立起了完整的行政体制,中央集权高度强化。政府十分重视兴修水利,使肥沃的新月地带、中亚的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埃及的尼罗河流域等地区的农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此时的巴格达成为著名的国际贸易中心之一,阿拉伯商人的足迹也开始遍布亚、非、欧三大洲。尤其是经济的发展全面地促进了科学文化的进步与繁荣,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创造出光辉灿烂的阿拉伯文化,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发源于此的伊斯兰教已成为埃及、叙利亚、伊拉克、波斯、北非等地大部分居民共同信仰的宗教。 
  10世纪以后,帝国已经四分五裂,名存实亡。1055年,塞尔柱突厥人攻陷巴格达,解除了哈里发的政治权力,仅让其保有宗教首领的地位。1258年蒙古军队西征,攻占了巴格达,杀死哈里发,阿拉伯帝国最后灭亡。
 兴盛的法兰克王国
 从乐观的角度来看,西方世界尽管还是麻烦不断,但是来自内部的和外部的威胁都暂时告一段落。整个西欧彻底分崩离析的年代已经一去不返 ,政治力量也开始得到集中并加强。
   在所有的蛮族当中,作为日尔曼人中一支的法兰克人对后世的影响最大。他们建立的国家――就是后来的法兰西,中世纪文明的典范和中心。
法国尼斯古镇
   法兰克人最早居住在低地国和莱茵河流域,而法兰克王国的兴盛则始于公元751年。这一年,查理·马泰尔的儿子矮子丕平写信给罗马教皇,问到,像墨洛温王朝的国王那样软弱无能的君主是不是应该被称为国王?教皇明确地回答说不应该。于是,丕平召集了一次贵族会议,选举自己为法兰克国王,史称丕平一世。
   公元753年前后,教皇斯蒂芬亲自前往高卢为丕平涂圣膏。作为回报,丕平派军前往意大利,击败了教皇的死对头――伦巴族人。不仅如此,他还把意大利中央的一块土地作为礼物献给教皇,也就是后来的教皇国。但是这块土地给教皇带来了太多的烦恼,最后仅存一个梵蒂冈城了。
   于公元768年继位的查理大帝,是王后大脚伯莎所生。无论从体格、气魄,还是从胸襟、智慧、勤奋等各个角度来说,身高一米九三的查理大帝都是一位杰出的人物。淡黄色的头发,浑圆的头颅,留着一大把法兰克式的小胡子,脖子粗短,眼睛大而有神。
   他说话的音调很高,喜爱打猎、游泳等各种剧烈的体力活动,他曾经亲自捕猎过野牛,不过,体魄健壮的他同样喜欢各种女人。他痛恨典礼、仪式、宴会等各种繁文缛节,待人热情,不拘小节,非常平易近人。甚至他还在王宫的门口悬挂了一口钟,鼓励他的臣民们向他鸣钟申冤。根据民间传说,曾经有一匹被主人遗弃的老马敲过那口钟,查理曼于是下令将那个无情的主人找来狠狠的惩罚了一番。
   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查理曼身穿罗马式样的长袍和披风,腰间围着一条金腰带,脚上穿着镶满珠宝的便鞋,跪在祭坛前――教皇从祭坛上拿起皇冠,亲手把它戴在这位伟大君主的头上。在场的罗马人立即齐声三呼:生命和胜利,永远属于伟大上帝的受冕者,罗马人温和的皇帝查理·奥古斯都!
 
查理曼大帝
   这件事情在历史上的影响颇为深远,它标志着权力重心从东方转移到了西方。直到公元8世纪,意大利还一直是拜占庭文明下的一个附庸,而法兰克人和查理曼则改变了这一局面,把它从地中海文明的手里抢了过来,并且把它和西欧从此牢牢地绑在一起。所以这次加冕标志着一个新的欧罗巴即将形成。同时这次加冕也开了后世教皇认可皇权的滥觞,教皇们从此可以通过认可和控制皇帝来控制整个世界,标志着西方文明的诞生。
   查理曼在国内建立起了一个高效的中央政府,他把两套截然不同的制度在帝国内融合起来:一套是日尔曼人的,另外一套则是古罗马的中央集权体制。他还发明了一种明查暗访的检查监督制度:由朝廷派出钦差,沿途密访,然后向皇帝进行汇报。
  查理曼大帝的一生进行过50多次战争,除了战事之外,他还全面掌控国内的一切事务,从教会的到世俗的,从政府的到私人的。总之,查理曼为后世信仰基督教的君主们树立了一个楷模,成为众多后来者追随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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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贞观十七年二月,唐太宗李世民为怀念当初一同打天下的众位功臣,命人在凌烟阁内描绘了二十四位功臣的图像。
  赵公长孙无忌第一。李世民长孙皇后之兄,自幼与李世民友善,李渊太原起兵后投靠李世民。参与李世民历次战役,尤其在玄武门之变中起主谋作用。终身为李世民信任,李世民评价为“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
? 赵郡王李孝恭第二。其父为李渊堂弟,李渊起兵后,他负责经略巴蜀。得李靖之助,灭萧铣、辅公佑,长江以南均受其统领,战功几可与李世民分庭抗礼。
?莱公杜如晦第三。李世民主要幕僚。李渊攻克长安时投靠李世民,得房玄龄推荐而受李世民重用,为十八学士之首。参与李世民历次战役。玄武门之变主谋。
? 郑公魏征第四。原为李密谋士,后随李密降唐,为唐朝招降李世绩。李世民评价说贞观之前辅佐之功以房玄龄第一,贞观之后以魏征第一。
  梁公房玄龄第五。李世民主要幕僚,善于谋略。贞观年间负责行政,为相近二十年,深得李世民信任。
? 申公高士廉第六。李世民长孙后、长孙无忌的亲舅舅,二人之父早死,实际由高士廉抚养。高对李世民极为器重,以至主动将长孙后许配给李世民。其人善行政、文学,为李世民心腹,参与玄武门之变的策划。
? 鄂公尉迟敬德第七。原为刘武周部将,刘武周灭亡后投降李世民。唐郑决战时有单骑救主之功,得以稳固地位,并且是玄武门之变的主要角色,亲手杀死齐王元吉,又率兵威逼李渊下旨立李世民为太子,拥立之功第一。
鄂公尉迟敬德(585-658)
  卫公李靖第八。是“使功不如使过”的典型,曾试图揭发李渊谋反,因此几乎被李渊处死,幸而为李世民所救。但他拒绝李世民的拉拢,未参加玄武门之变。贞观年间负责抵御突厥,成功地消灭突厥政权,战功无人可及。
? 宋公萧禹第九。隋炀帝萧后之弟,因反对出征高丽,被贬为河池郡守。李渊起兵后,归附唐朝,善行政,终生为李渊重用。
  ?褒公段志玄第十。李渊在太原时的旧部,首义功臣,治军严谨,参加李唐历次重要战役,以勇武著名,参与了玄武门之变。
   夔公刘弘基第十一。游侠,因避兵役逃往太原依附李渊。太原起兵时,与长孙顺德一同负责招募勇士,有大功。
  ?蒋公屈突通第十二。原为隋朝大将,历仕杨坚、杨广,战功赫赫。李渊起兵后进攻长安,屈突通率部下死战,力尽后自杀未遂,最终投降李渊,被封为兵部尚书。后参与唐朝历次重大军事行动,尤其灭王世充被评为战功第一。
  ?郧公殷开山第十三。李渊旧部,太原起兵时投奔李渊,参与进攻长安。参加李世民历次战役,在进攻刘黑达时身亡,是凌烟阁功臣中最先去世的一个。
? 谯公柴绍第十四。李渊之婿,娶平阳公主。李渊起兵时身在长安,侥幸逃脱追捕前往太原。参与攻克长安、灭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重要战役。
  邳公长孙顺德第十五。李世民长孙后之叔,外戚。隋炀帝出兵高丽时,为避兵役逃往太原依附李渊,与李氏父子友善。太原起兵时,有大功,在玄武门之变充当打手角色。
  郧公张亮第十六。原为李密部下,隶属李世绩,随李一同降唐。得房玄龄、李世绩推荐入李世民幕府。
? 陈公侯君集第十七。李世民心腹,常年担任其幕僚。玄武门之变的主要策划人。但在李世民诸子争当太子的斗争中,依附太子李承乾,图谋杀李世民拥立承乾,事泻被杀。
? 郯公张公谨第十八。原为王世充部下,后投降唐朝,因参与玄武门之变的谋划,功劳很大。
  ?卢公程知节第十九。本名程咬金,原为瓦岗军勇将,李密失败后降王世充,因不满王的为人,与秦叔宝一同降唐,分配到李世民帐下。参加李世民历次战役。
  ?永兴公虞世南第二十。隋朝奸臣虞世基之弟,自幼以文学著称,尽心辅佐李世民,被评价为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五绝。
  ?渝公刘政会第二十一。李渊任太原留守时的老部下,随李渊起兵,首义功臣。
  ?莒公唐俭第二十二。唐家与李家均为北齐大臣,有世交之谊,唐俭亦与李渊为友。参与李渊太原起兵的策划,为首义功臣。最大功劳是揭发独孤怀恩谋反,被特赐免死罪一次。
? 英公李世绩第二十三。原为瓦岗军大将,后随李世民灭王世充、窦建德、刘黑达。拒绝李世民的拉拢,未参加玄武门之变。贞观年间与李靖一起灭亡突厥,此后十六年负责唐朝北边防御,多次击败薛延陀势力,又随李世民进攻高丽。唐高宗时再次出征高丽,终于将高丽灭亡。唐高宗重画其形象于凌烟阁。
胡公秦叔宝
   胡公秦叔宝第二十四。本为张须陀部下勇将,后投李密,为瓦岗军大将。曾投王世充帐下,因不满王的为人,与程知节一同降唐,参加李世民历次战役,每战必冲锋在先。
日耳曼人 
  约自公元前5世纪起,居住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日德兰半岛、波罗的海和北海南岸的一些部落的总称,罗马人将其侮蔑性地称为“蛮族”。最初为游牧部落,公元前1世纪中叶起转为定居农业,并产生阶级分化。公元1世纪时,处在东、西部的两支不断骚扰罗马帝国边境。3世纪时,其势力日益强大,多次击败罗马帝国军队,并深入到帝国境内居住。4世纪时,由于受匈奴人西迁所迫,大举向罗马帝国境内迁移。4~5世纪,与帝国境内的奴隶、隶农联合起义,推翻了西罗马帝国,继而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许多国家,其中,重要的有西哥特王国(419~711年)、东哥特王国(493~555年)、汪达尔王国(439~534年)、伦巴特王国(568~774年)、勃艮第王国(411~532年)、法兰克人建立的法兰克王国(481~10世纪末)。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帝国对欧洲历史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们在进入帝国境内时,发展水平低于罗马人,但他们摧毁了西罗马帝国奴隶制的国家机器,为其内部已产生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在此后土地不断分封的基础上,促使西欧封建生产关系产生并确立。所以,西欧封建制是在罗马因素和日耳曼因素相结合基础上确立的。
早期英国历史 
  约公元前700年,欧洲西部的克尔特人进入不列颠群岛。从公元43年起,不列颠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在罗马人的统治下渡过了400年。5世纪初,罗马奴隶制危机四伏,迫使其军队撤离。此后,居住在易北河和丹麦南部的日耳曼部落,盎格鲁-萨克逊人陆续侵入不列颠,揭开了英国中世纪的历史。他们杀害了许多当地居民,但在日后的发展中,又逐渐与其余的当地人相融合,形成后来的英格兰人。从7世纪起,他们在不列颠逐渐形成7个小国:埃塞克斯、威塞克斯、苏塞克斯、肯特、东盎格里亚、麦西亚、诺森伯里亚,称为“七王时代”。同时,整个社会封建化的进程不断深化,基督教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8世纪末,丹麦人入侵英国,在战争和动乱之中,威塞克斯国王埃格伯特打败麦西亚,统一英格兰。丹麦人的侵略促使统一国家的建立,但直到11世纪封建生产方式才在英国确立。
丕平献土和教皇国
  教皇一词源于拉丁文的papa(爸爸),最初是教会中对高级教士的称呼。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以后,罗马城主教自认为应该在教会里享有特殊权力,并不断借此扩充势力,papa一词逐渐变为罗马主教的专称,英文作pope,汉译为教皇。
  公元756年,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把他夺到的意大利中部一部分土地,包括罗马周围地区,送给罗马教皇,史称丕平献土。从此教皇拥有领土,奠定了教皇国的基础,这样,教皇既是天主教的首领,又是拥有世俗权的一国之君,教皇国的领土多达四万多平方千米。不过,今天的教皇国-梵帝岗的领土可就小多了,远没有以前的规模。
  梵帝岗回廊
中古初期的阿拉伯半岛 
  位于亚洲的西南部的阿拉伯半岛,东临波斯湾,西傍红海,南为阿拉伯海,北接叙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岛。其地形西高东低,缓慢向东倾斜,境内的绝大部分地区是干旱炎热的沙漠,只有少数绿洲和南部的也门适于农耕。居民绝大多数是游牧的阿拉伯人,又称贝杜因人,他们逐水草而居,骆驼和椰枣是他们生活的两大支柱。
  中世纪初期,即5至6世纪间,阿拉伯半岛的绝大部分地区仍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牧场、水源和土地属于部落的公共财产,但已经产生贫富和阶级分化,部落之间经常为争夺水草和牲畜发生冲突及复仇战争。半岛西海岸的汉志地区,在古代是沟通亚欧的一条重要商路。东方的商品从海路运抵也门后,通过汉志地区运到地中海东岸,再转销到欧洲。沿着这条商路,兴起了许多工商业城市,最重要的是麦加和麦地那。麦加位于南北交通的咽喉,城中有一座称作“克尔白”(意为“立方体”)的古庙,里面供奉着各个部落崇拜的偶像和一块被视为“圣物”的黑色陨石。麦加是半岛宗教、经济和文化中心。
阿拉伯半岛
  6世纪时,波斯与埃塞俄比亚为争夺也门爆发战争。长期的侵略战争,给半岛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后来,波斯人又控制了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商路,半岛西部商道陷入萧条。外族入侵和商路转移,加剧了半岛的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部落贵族为转嫁危机,将商业资本变成重利盘剥的商业资本,流向农村和牧区,利率高达本金的一倍以上。过去靠商路为生的保镖、脚夫和向导等,纷纷失去谋生手段,靠借债度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走上了反抗的道路。面对各种社会危机,部落贵族希望建立一个能维护自身利益的强大国家,夺取新的土地和商路,而普通的阿拉伯人迫于贫困,也渴望打破氏族部落壁垒,获得牧场和沃土,摆脱贫困,抵御外敌。因此,实现阿拉伯各部落的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成为人们的共同愿望,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要求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一种新的一神教的产生。伊斯兰教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怀柔天下-- 天可汗的外交风度
  唐朝作为一个我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辽阔的疆域超过了汉朝极盛时期的疆域。为了行使权力,唐朝在民族众多的辽阔边疆设置许多都护府和都督府的同时,采取怀柔政策,不歧视来归附的少数民族政权,这对促进 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因此,唐太宗得到了各民族的拥载,被尊为“天可汗”。
  随着唐代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的空前发展,国威远扬的唐朝与外国的各项交流日益频繁,所交往的国家遍及亚洲乃至非洲、欧洲的部分地区,远远超过前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1.十万大军六路出击--统一大漠南北
   隋末唐初,占据大漠南北的东突厥成为唐朝的最大威胁,他们屡次攻掠内地,所向披靡。有一段时间唐高祖李渊曾考虑到迁都,以避开东突厥的锋芒。唐太宗即位之初,东突厥的骑兵长驱直入,一度逼近都城长安。见突厥如此猖狂,唐太宗为了除掉心腹之患,开始大规模地训练精锐部队,广积粮草,准备反击突厥,彻底消除东突厥的威胁。此时,东突厥辖区内的薛延陀、回纥等少数民族不堪东突厥的强权统治,率部反抗,摆脱了东突厥的统治。接着,奚、霫、契丹等少数民族也开始脱离东突厥,归附唐朝。众叛亲离的东突厥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矛盾,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之间冲突不断,再加上连年天灾,大量牲畜死亡,内外困扰的东突厥日见衰败下去。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见时机成熟,遂派李靖、李勣等率十万精锐部队,分六路出击,终于大败东突厥,颉利可汗被俘,突利可汗投降,一度成为唐朝最大威胁的东突厥不复存在。东突厥被灭后,唐朝将被俘和归降的突厥人安置到大漠之南,在原来属于突利可汗的辖区内设顺、祐、化、长四个州都督府;在原来属颉利可汗的辖区内设定襄、云中两个都督府,任命东突厥的贵族担任都督,统率各部,其余归降的酋长也一一被授以官职。
   唐朝推行怀柔政策,对归附者不但不加以歧视,反而因材施用,封官进爵。因此,唐太宗普遍获得了各族人民的拥载,被尊为“天可汗”。
    唐高宗时,已经归顺唐朝的东突厥见令他们五体投地的唐太宗已经不在人世,遂生叛变之心,但终究实力有限,常常与唐朝时战时和。天宝四年(745年),一度纵横大漠南北的东突厥势力却被回纥所彻底消灭。
 回纥原本是铁勒的一支,开始时主要活跃于娑陵水(今蒙古国色楞格河)、嗢(W袜)昆水(今鄂尔浑河)流域及天山一带。公元六世纪中叶起,先后依附于东突厥和薛延陀等势力强大的少数民族。贞观二十年,回纥配合唐军消灭了薛延陀部族,并将其大部分土地占为己有。第二年,唐朝封回纥的首领吐迷度为瀚海都督兼怀化大将军,吐迷度自称可汗。回纥汗国存在96年共13名可汗,其中12名接受了唐朝册封。
  安史之乱爆发,回纥曾两次派兵协助唐朝进行平叛。自758年唐肃宗的幼女宁国公主出嫁回纥可汗开始,唐朝前后三次将公主(宁国公主、咸安公主、太和公主)嫁给回纥可汗。回纥吸取自匈奴以至突厥失败的教训,知道和好比战争有利,始终遵循不同于任何漠北强国的态度来与唐建立关系,唐玄宗设边防节度使,也不把回纥列为敌人。唐与回纥为邻,北方边境平静无事,双方建立了一种历史上罕见的和好关系。
  唐朝与回纥有着十分密切的经济往来,回纥每年都要用几万匹马换取唐朝的丝织品、茶叶和粮食,并把其中的一部分转运中亚出售。
    
  回纥                           回鹘文写本长卷
   贞元五年(789年),回纥改名回鹘(h胡)。长安、洛阳汉人喜穿回鹊服装,出现“回鹊衣装回鹊马”的景象。回鹘势力最强盛的时候,其领地东起额尔古纳河,西至阿尔泰山,南至大漠之南。开成五年(840年),回鹘内部发生严重争斗,另一个正在崛起的少数民族黠戛斯则乘机大举进攻回鹘汗国并将其灭亡,大部分的回鹘人失去国家后,只好被迫西迁。
   2. 经略西域--在西域设立最高统治机构
 唐太宗在统一大漠地区之后,乘胜挥师西进。贞观九年(635年),唐朝大将李靖在今青海地区击败吐谷浑后,唐军继续向西推进,开始同西突厥展开决斗,夺取对西域的控制权。西突厥的领地极为广大,东起今新疆巴里坤湖,西至中亚的里海,南达巴基斯坦之北,东北至阿尔泰山。
 贞观十四年,唐朝大将侯君集率精锐部队灭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鄯善一带),随即在交河城(今吐鲁番西北)设立安西都护府,管辖西州地区。贞观十八年,唐朝灭焉耆;贞观二十二年,又灭龟兹(今库车)。至此,西域诸国见唐朝势力强大,遂纷纷摆脱西突厥,归附唐朝。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阿史那贺鲁统一西突厥各部,自称沙钵罗可汗,多次与大唐发生战争。显庆二年(657年),唐派将军苏定方等率军进攻西突厥,沙钵罗可汗战败被俘,强盛一时的西突厥灭亡。显庆三年(658年),唐把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城,统一管辖龟兹、于阗(今和田)、疏勒(今喀什)和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等四镇,这就是著名的安西四镇。
 长安二年(702年),唐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以北)设置北庭大都护府,统辖昆陵、濛池两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地区;安西大都护府则管辖天山以南地区,两大都护府是唐政府在西域的最高统治机构。
 3. 唐蕃和亲--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
 作为藏族的祖先,吐蕃(bō播)于公元六世纪后期就在西藏的西南部建立起了奴隶制国家,其国王称作赞普。公元七世纪初,赞普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以逻些城(今拉萨)作为都城。他好几次派遣使者向大唐求婚。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汉族与吐蕃终于成为亲家。唐高宗时,又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等,吐蕃从此成为唐朝的臣属国。景龙元年(707年),唐中宗又将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尺带珠丹,于是唐蕃真正成为了一家人,密不可分。 
   松赞干布
    高宗总章三年(670年)以后,吐蕃与唐时战时和。长庆元年(821年),吐蕃派遣使者抵达长安请求汉蕃结成永久性的联盟。双方于是在长安约定各守其境,互不相侵犯。第二年,唐穆宗又派遣使者到吐蕃,与吐蕃在逻些会盟。长庆三年,吐蕃赞普建立“唐蕃会盟碑”以纪念这次会盟,此碑现存于拉萨大昭寺前。
 文成公主
 自从文成公主同松赞干布结婚以后,从中原带去了许多书籍、手工艺品、药物和菜种等;唐高宗时,又给吐蕃送去大量的蚕种和桑树苗,并特派许多能工巧匠,将造酒、制碾、造纸和配墨等技术传给藏族人民。不仅如此,内地的历法、算学、医学、文学、音乐、佛教等同时也在吐蕃广泛传播,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饮料--茶叶更是大量输入吐蕃。以上种种,对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样的,产自吐蕃的马匹、金器、药材等也输入内地,其特有的民族风情更是深深地影响了大汉民族,如长安的不少妇女就喜欢在脸上涂赭红色以模仿吐蕃人,这种化妆方法被称作“吐蕃妆”。
 4.册封南诏--皮逻阁受封云南王
 唐朝时期,在今云南一带居住着乌蛮和白蛮等许多少数民族。七世纪后期,乌蛮征服洱海一带的白蛮,在那里建立了六个不相统属的政权,这就是史书上所谓的“六诏”。其中最南边的蒙舍诏被称南诏,后来南诏逐渐崛起,势力强大,遂南征北战,将其他五诏的领地统统占为己有。平定其他五诏之后,国王皮逻阁建立起了南诏国,定都于太和城(今大理太和村附近)。唐朝后来册封南诏国国王皮逻阁为云南王,这就是云南王的来历。
   随着两国的来往逐渐加深,中原的文化、建筑和丝织技术等都相继传入南诏,而南诏的生金、丹砂、浪剑、白叠布等各种土特产和音乐等也被传入内地,深受人们喜爱。
 南诏虽然属于大唐的臣属国,但有时会野心不死,常常与大唐打打和和。乾符四年(877年),双方恢复和好关系直到天复二年(902年)南诏国被其执政大臣郑买嗣推翻为止。郑买嗣发动政变后建立起了大长和国(902-928年),存在仅仅26年。
  南诏帝王
 南诏最强盛的时候,曾占据了今云南大部,四川、贵州一部以及今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等国的部分地区。南诏国的存在,不但促进了其境内各民族之间的发展,而且对中原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很深,尤其是南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让唐朝受益非浅。
  5 .经营东北-- 大唐设立安东都护府
  辽东地区在唐初的时候仍然处在高丽国的控制之下,所以唐太宗曾经亲自征讨过高丽。当时朝鲜半岛除了高丽国之外,中南部还有百济和新罗两个国家。在新罗国的配合之下,高宗于显庆五年(660年)破百济,乾封三年(668年)灭高丽。见东北已无战事,唐遂在平壤设最高的统治机构--安东都护府,以便管辖该地区。安东都护府后迁往辽东(今辽宁辽阳),最后又迁往新城(今抚顺)。
   唐代在高丽以北以西地区还居住着靺鞨、室韦、契丹、奚等少数民族。靺鞨就是今天满族的祖先,古代称作肃慎、挹娄和勿吉等。隋唐时称靺鞨,有数十个部落,其中粟末、黑水两个部落最为著名。粟末部主要活跃在粟末水(今松花江)流域一带,到了圣历元年(698年),粟末首领大祚荣自立为王,史称振(一作震)国。先天二年(713年),唐玄宗设立忽汗州都督府,任命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后来,粟末靺鞨改称渤海国,定都于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渤海国的疆域北至黑龙江,南至朝鲜半岛北部,西至今吉林西部、东越乌苏里江至海滨,相当的辽阔。渤海国的政权组织、制度深受唐朝的影响,为了大量吸收唐文化和先进技术,曾派出留学生至长安进行系统地学习,故而渤海国和唐朝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往来较密切。
     黑水部因居于黑水(今黑龙江)一带而得名,唐玄宗曾在黑水部设立黑水都督府,任命其首领为都督。
     室韦则居于今黑龙江上游和额尔古纳河一带,唐在其地设立室韦都督府,同样任命其首领为都督。
    另外,唐政府还设立了松漠都督府和饶乐都督府,分别任命游牧于辽水流域的契丹部落和居于濡水(今滦河)上游的奚部落首领为都督,以便管辖其境。
   二、 第三只眼看世界—外交篇
   大唐王朝的经济、文化空前发展,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也远远超过前代。当时与大唐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遍及亚洲、欧洲甚至非洲的部分地区,可见威名远扬的大唐王朝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 在这一时期同大唐来往较为密切的国家主要有新罗、日本、伊朗、阿拉伯帝国、师子国和尼婆罗等国。   
 1. 朝鲜使用汉文--新罗与大唐的关系密切
   新罗与大唐的关系比较密切。早期的新罗主要活跃在朝鲜半岛东南部,后统一了朝鲜半岛的大部,史称“统一新罗”。新罗的商船经常往来于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山东、江苏之间,商贸活动比较活跃。唐朝从新罗进口药材、皮毛、金银和工艺品的同时,也向新罗输出中原盛产的丝织品、茶叶、瓷器、药材、书籍和精致的金银器物等。
 九龙玉宝瓶,天宝年间高丽国的进贡品
  新罗缺乏深厚的传统文化,因而唐朝成为他的文化崇拜偶像。为了进一步学到更多的新技术,接受中国传承久远的文化熏陶,新罗大规模地派出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在所有的留学生当中,新罗的留学生数是最多的。没多久,中国的文化典籍就大量传入新罗。古代的朝鲜没有自己的文字,最早使用的就是汉文。
       
 新罗王朝的耳环                   朝鲜新罗时期的释迦牟尼像
 公元七世纪的时候,新罗人薛聪利用汉字字形作音符,创制了“吏读”,于是当地人在阅读汉文的时候就显得比较容易。唐朝著名的雕版印刷术在唐末五代的时候传入新罗,极大地促进了新罗文化的全面发展。
                   
   新罗的金冠                         新罗古城
   随着大唐文化的大举进入新罗,佛教也紧跟着来到了新罗。总之,新罗的天文、历法、服饰、艺术和建筑都深受唐朝文化的影响,甚至各项制度也大都是模仿唐朝的。不过,随着两国文化交流的加深,朝鲜的民族音乐也传入中国,如唐太宗的十部乐中就包括“高丽乐”。
     新罗、渤海对峙图  
   2.鉴真和尚与晁衡--中日交往史上的著名人物
     正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的日本,从隋朝时起即不断派人到中国学习,到唐朝时达到高潮。日本先后派出大型遣唐使达十三次,每次派出的遣唐使团多达百人以上,有时多至五百余人。这些使团当中不乏留学生、学问僧,他们到中国后就留下来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如中国的许多律令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以及风俗习惯等,学成之后他们就回到日本,对日本后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国并没有自己的文字,开始的时候就是使用汉字进行记事的。到了九世纪的时候日本学问僧空海和留学生吉备真备根据汉字的特点创造了“平假名”和“片假名”等日文字母,这样日本才能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另外,日本的城市建筑也深受唐朝的影响,如平城京(今奈良)就是仿照唐朝的都城修建。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丝织品、瓷器、文具、文化典籍等也大量输往日本,而日本所特有的彩帛、香药和珍宝等也随之输入中国。
    日交往史上最著名的人物是中国的鉴真和日本的阿倍仲麻吕。鉴真和尚俗姓淳于,扬州人,曾扬州大明寺做主持。唐玄宗时,应日僧之请前往日本传授戒律。他在十多年间五次东渡日本都失败了,第六次东渡的时候才获成功,这时他的双目已经失明。
      
 鉴真和尚                        鉴真和尚东渡图   
 他除在日本传授戒律外,还将大量佛教经典、雕塑艺术、建筑技术和医药书籍等传入日本,对日本的医学、雕塑、美术和建筑的发展做出巨大了贡献,后于奈良唐招提寺圆寂。
 
 桂林舍利宝塔,始建于唐。鉴真和尚曾经在此居住一年。
 仲麻吕,汉名晁衡,唐玄宗时到中国留学,后来就索性留在了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晁衡作为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工诗文,与王维、李白等是密友,担任过唐朝的高级官员,后逝于长安。晁衡有一次回日本的时候,李白还特意做了一首诗怀念这位老朋友:
 日本晁衡辞帝都,孤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3. 玄奘天竺求经 --所见所闻一百三十八国
 东南亚诸国主要有林邑(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堕和罗(今泰国南部)、骠(今缅甸南部)、有盘盘、狼牙修、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和诃陵(今爪哇)等国。这些国家都曾派遣大批的使者同唐朝通好,随同这些大使一起到达中国的还有大批的土特产,如香料、珠宝、棉布、犀牛和大象等,作为交易伙伴,中国的丝织品、瓷器和工艺品也大量运往这些国家。
   唐朝与天竺的文化交流主要是围绕佛教进行的。当时中国有许许多多的僧人前往天竺求经,其中最富有盛名的一位僧人就是玄奘。
僧侣图
 玄奘,河南缑氏(今偃师南)人,俗姓陈。贞观元年(627年),他在唐太宗的大力支持下前往天竺求经,他从长安出发,途经今新疆、中亚,历尽千辛万苦才抵达天竺。他不但在佛教学术中心那烂陀寺(今印度伽雅城西北)等地研习佛学,访问了今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国,成为佛学大师,获得极高的声誊。贞观十九年(645年),他携带着六百五十七部返回长安,受到了唐太宗的极大欢迎。玄奘随后立即召集助手对这些来自天竺的梵文佛经进行翻译、整理,经过多年的艰苦劳动,共计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的佛经终于被翻译成了中文。后来,他又撰写了《大唐西域记》一书,将旅途所见所闻一百三十八国的历史、地理和民族风情等详细地记载了下来,这些宝贵的 资料对研究中古时代中西交通和中亚、南亚以及西亚部分地区历史、地理、民族风情等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4、伊朗、阿拉伯帝国、师子国和尼婆罗--大唐的外交伙伴
 波斯(今伊朗)作为西亚的重要国家,早在公元七世纪初就与唐朝互有往来。高宗时,波斯遭大食的侵略,王子卑路斯曾来唐求援。波斯国被大食灭亡之后,波斯反抗大食的政治集团仍然继续以国家的名义派遣使者前来大唐访问。随同波斯使者来唐的还有许多商人,他们将珠宝、香料、药材等输入中国,然后将中国的丝织品、瓷器和茶叶等运回自己的国家,从中获取巨额的利润。这些商人中不少还在长安、扬州和广州等地定居,逐渐容人了中国社会。
   将波斯吞并的大食国,其实就是指阿拉伯帝国,大食只不过是中国史书上的称谓而已。大食最强盛的时候其领土横跨欧、亚、非三洲,其在中亚的领土同大唐帝国的接壤。
 作为邻国,大食和唐朝在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展迅速,海运和陆路交通发达。许多大食商人不但运来了大量的香料、药材和珠宝,而且还将大食的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建筑术等也传入中国。同样的,中国的丝织品、瓷器、茶叶、造纸术、炼丹术、医学、养蚕和丝织技术等也传入大食,并经大食再传至其它国家和地区。由于往来密切,许多大食的商人于是就在中国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大都市定居,因为开明、开放的大唐王朝是他们理想中的居住地。       
 与唐朝有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南亚国家很多,最重要的有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天竺(今印度)、罽宾(今巴基斯坦北部)、尼婆罗(今尼泊尔)等。如往来师子国的船只就庞大无比,不但能够搭乘众多的客商,而且还可以运载各种货物,是当时我国最大的外贸商船。随着唐朝和南亚等国的交往日益频繁,在中国的丝织品、纸张、造纸术、茶叶等传到南亚诸国的同时,南亚诸国极富特色的天文、历算、医学、音乐、舞蹈、佛学、制糖技术、珠宝、名马以及犍陀罗艺术等也相继传到中国,极大地促进了大唐同世界各国之间的融合。      
 知识链接――
  斯里兰卡 (师子国)
   中国史称斯里兰卡为师(狮)子国或僧伽罗国,与唐朝有教为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公元前483年维贾亚建立了第一个僧伽罗王国,其后历经近2000年的封建王朝统治;公元410年,中国晋代高僧法显从印度赴斯游学两年,取回佛教经典并著有《佛国记》一书。航海家郑和曾多次抵斯。15世纪,斯一王子访问北京,回国途中在福建泉州定居,被明皇赐姓为世,其后代现仍在泉州和台湾定居。  
   1948年2月4日独立,成为英联邦的自治领。1972年5月22日,宣布把锡兰改称斯里兰卡共和国。1978年8月16日改国名为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仍是英联邦成员国之一。
   斯里兰卡的语言为僧伽罗语,?僧伽罗族占74%,泰米尔族占18%,摩尔族占7%,柏格族和马来族等占1%。?大部分居民信仰佛教。定国花为莲花(睡莲科)?
尼泊尔(尼婆罗)
   尼泊尔建于公元前6世纪。尼瓦尔族以及其他一些部族在公元?12世纪前就生活在尼泊尔。公元13至17世纪间曾先后成立了几个小的自由王朝。1768年由廓尔喀王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统一了尼泊尔。1846年,廓尔喀的拉纳家族掌握政权,成为该国的世袭首相。
   尼泊尔语为国语,上层社会用英语。?廓尔喀和尼瓦尔族占80%以上,其它少数民族约占20%。尼泊尔确立印度教为国教,95%的居民信奉印度教,5%的居民信奉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国花是生长在喜马拉雅的杜鹃花(杜鹃花科),生命力十分顽强。?
尼泊尔尼瓦尔族的民俗
  1、尼泊尔的问候语是“那马斯特(namaste)”相应动作是双手合十。?
  2、进入尼泊尔寺庙、住宅之前要脱掉鞋子。?
  3、注意不要使用自己用过的刀、叉、勺子或者用手去接触别人的食品或餐具。?
  4、不要用脚去碰尼泊人的物品,这被认为是一种不严肃的冒犯的行为。?
  5、注重着装,尤其是女性旅行者勿必穿着暴露。?
  6、进入印度教寺庙前务必征得同意,因为寺庙是不向非教徒开放的。?
  7、皮毛物品严禁带入寺庙范围内。?
  8、围绕寺庙或佛塔行走应依顺时钟方向。?
  9、照相(无论是为人还是物品)之前应经得许可。?
  10、男女之间的公开亲昵行为是不被喜欢的,所以别在公众面前作"爱情表演"。?
  11、许多情形下,尼泊尔人摇头是表示同意。?
  12、培养与当地人沟通的技能,尊重他们的风俗。

第二集  稻米流脂
 长安百万家-- 经济空前发展的大唐王朝
  唐太宗说:“农时最急,不可失也。”可见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农业发展的好坏,维系着国家、王朝的命运。
 唐代前期的社会经济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之后,就开始迅速发展:社会秩序日益稳定,社会生产活动顺利进行,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国家日益富强。于是,开元盛世出现了,这是一个令全世界瞩目和羡慕不已的国度,李氏王朝空前强大,国家威望迅速提升,人民安居乐业,中华民族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对于这个时期的大唐盛世,大诗人杜甫在《忆昔》中曾生动而自豪地描述到:"忆昔开元盛世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一、蓬勃发展的盛唐经济
最先进的耕种工具--曲辕犁
  战国以来,由于社会动荡、战争不断,人们意识到谁如果拥有足够的粮食,谁就具备了战胜对手的法宝,所以“农本”思想也就成为统治者驾驭天下的治国思想。
  此后,历代统治者皆重视农业生产,以农为天下之根本。如汉文帝曾下诏说:“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唐太宗说:“农时最急,不可失也。”这是因为农业是国家财赋的根本,农业发展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一个国家、王朝的命运。在这个大背景下,农学很快就发展起来了,人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意识等也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因此,与农业有密切关系的天文历法学、工程技术、耕种和灌溉技术等也随之发展起来。
  唐朝,由于国家长期统一,社会比较安定,农业发展迅速。北方精耕细作的农田越来越多,不少地区在麦子收获以后,继种禾粟等作物,可以二年三熟。
 南方水稻的种植面积大大增加,开始大量栽培早稻,并广泛采取育秧移植的栽培方法。育秧移植和早稻栽种,为在同一土地上复种麦子或其他作物创造了条件,使两年三熟的耕作制逐渐在南方推广,有的地方可一年两熟。
  而这一切均有赖于铁犁牛耕技术的大面积推广。从黄河流域、江南到甘肃、新疆地区,铁犁牛耕已普遍用于农业生产。据相关文献记载,铁犁牛耕多数为二牛抬杠,用长单直辕犁;少数用一牛耕田的,则有双长直辕和短曲辕两种。犁均为铁制,多使用犁壁进行耕作。播种则使用耧车。
                              
 曲辕犁                                江东犁示意图   
  在机械化、电气化的农机设备产生之前,江南的曲辕犁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耕作工具。这在敦煌、榆林石窟和一些墓葬的壁画中均 有具体的描绘。据陆龟蒙《耒耜经》记载,江东(今江南)所用的曲辕犁犁由十个部件组成,比直辕犁更显得轻巧,犁辕上躬,极大方便了深耕;牵引点较低,从而使犁架更加平稳;犁辕缩短,回转方便,适合部分山区农田的耕作。
  生产工具是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标志着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水平。农具的改进以及广泛应用,对唐朝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天宝年间,不但唐初荒芜的田地逐渐复耕,甚至许多高山深谷地带也被开垦成农田,垦田面积一度达到八百五十万顷,粮食亩产量也有较大增加。天宝八年,政府的存粮达九千六百万石,约合48亿公斤。青州、齐州一带的产粮大区,米价最低时每斗才五文。
兴修水利--广泛使用灌溉工具
  自古以来农业发展离不开水, 农耕技术提高了,相应地,水利事业也获得了很大发展。
  唐前期有记载的重要水利工程就达一百六十多处,遍布于全国,但以黄河中下游、淮河和长江流域居多。为了加强对水的充分利用,朝廷还专门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 “水法”。唐朝兴修的渠塘,一般可灌溉数千亩农田。如开元时修建的文水甘泉渠(在今山西),就可一次性灌溉数万亩农田。小一点的如彭山(今四川眉县)、武陵(今湖南常德)所修的堰渠,灌溉面积大都在一万亩以上。
     
   不同的水车
  大规模的农业灌溉离不开先进的灌溉工具。在长期的劳动中,勤劳的农民不但保留了辘轳、桔槔、翻车等传统的汲水工具,而且根据实际的需要发明创造了大量先进的汲水工具,其中最据代表性的是水车和筒车。 水车和筒车相似,都是将木桶或竹筒固定在巨型木轮上,随水流转动,将河水汲至高处的水槽中,然后引入沟渠进行浇灌。
  以水为动力的筒车比起三国曹魏马钧发明的翻车(以人为动力)要先进多了。唐代侯白的《启颜录》中载有关于立井式水车的最早记载;刘禹锡的《机汲记》记载了高筒转车的结构和用途。
  陈廷章的《水轮赋》有关于水转筒车的描述尤其生动:“水能利物,轮乃曲成。升降满农夫之用,低徊随匠氏之程。始崩腾以电散,俄宛转以风生。虽破浪于川湄,善行无迹;既斡流于波面,终夜有声。”
   水车和筒车出现后不久,不但在南方迅速推广,而且很快就传到了北方, 对北方的农业生产产生了重大影响。
                              
   筒 车                                             水 碾
  除了汲水工具外,水碓、水磨、水碾等一系列粮食加工工具也在南方获得了广泛使用,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粮食加工业的发展。
南方有嘉木--中国茶对人类饮料的贡献
  我国是世界上种茶、制茶、饮茶最早的国家,民间就广泛流传着神农发现茶和达摩眼皮变茶树的故事。
  陆羽在《茶经》里记载到:“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传说神农在野外以釜锅煮水时,刚好有几片叶子飘进锅中,煮好的水,其色微黄,喝入口中生津止渴、提神醒脑。凭着经验,神农判断它是一种药,这是有关中国饮茶起源最普遍的说法。还有的附会说神农有个透明的水晶肚子,当他尝茶的时候发现茶在肚子里到处流动,查来查去,把肠胃洗涤得干干净净 ,因此神农称这种植物为“查”,再转成“茶”字,而成为茶的起源。
  而日本、印度则流传饮茶起源于达摩禅定的说法:传说菩提达摩自印度东使中国,誓言以九年时间停止睡眠进行禅定,前三年达摩如愿成功,但后来渐不支终于熟睡,达摩醒来后羞愤交加,遂割下眼皮,掷于地上。不久后掷眼皮处生出小树,枝叶扶疏,生意盎 然。此后五年,达摩相当清醒,然还差一年又遭睡魔侵入,达摩采食了身旁的树叶,食后立刻脑清目明,心志清楚,方得以完成九年禅定的誓言,达摩采食的树叶即为后代的茶。
  其实,中国饮茶的起源一直众说纷纭、没有定论。造成众说纷纭的主要原因是因唐代以前无“茶”字,而只有“荼”字的记载,直到茶经的作者陆羽,方将荼字减一画而写成“茶”,因此有茶起源于唐代的说法。其实,西汉中叶王褒的《僮约》中即已有“烹茶”的记载。
神农 
  茶最初被当作一种药材,在长期的医药实践中,人们认识到茶不仅可以治病,而且味道清香,可以清热解渴,是一种很好的饮料。西汉时完成了从药用到饮料的过渡,当时已有煮茶、卖茶的记载,到三国时江南一带已形成饮茶习惯。魏晋南北朝和东晋时,已经普遍用茶招待客人了。十九世纪初,我国的茶树和种茶技术才传入日本,十九世纪传入欧洲。
  唐朝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各地交往密切,饮茶风气以南方传入北方。中唐以后,茶叶又从中土传往塞外,逐渐成为各族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在很多城市就开设了专门卖茶的茶馆,生意还相当的红火。
  由于茶的需要量大增,刺激了茶的生产和贸易,除野生茶树外,民间大量进行茶树的人工栽培。茶叶栽培技术和管理方法也有明显进步,茶树种植三年后,每亩鲜茶可收120斤左右。每到茶叶收获季节,茶产地盛况空前,四远商人纷纷赶来,大量采购茶叶,然后通过大运河和陆路大批运往北方或海外。当时的茶叶产地遍及今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十几个省,茶叶生产不但成为江南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当时的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从唐代开始,我国的茶叶相继输往世界各地,对人类的饮料贡献巨大。至今各国语言中“茶”字语音,全源自我国的茶字,可见中国茶文化影响深远。
  我国古代著名的茶叶专家陆羽著有《茶经》一书,内容广泛,包罗万象。从茶的起源、茶的性状、茶的种类、茶的产地、采茶的器具、制茶的过程、煮茶的方法、饮茶的茶具、茶叶优劣的区分等等,都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精辟独到。
  《茶经》不但是我国茶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书。《茶经》奠定了陆羽的历史地位,他把深刻的学术原理溶于茶这种物质生活之中,从而创造了茶文化,赢得了人民的尊重。从宋代起,陆羽就被人们称为“茶神”,广受敬拜。
  陆羽原是一个被遗弃的孤儿,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竟陵龙盖寺的住持僧智积禅师在当地西湖之滨拣到年仅三岁的陆羽,然后将他培养成人。积公是唐代的名僧,据《纪异录》记载,唐代宗时曾召积公入宫,给予特殊礼遇。积公拣到陆羽之后,以《易》起卦,占得《渐》卦,卦辞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于是按卦词给他定姓为“陆”,取名为“羽”,以“鸿渐”为字。
                     
   陆羽茶经                       陆羽像
  陆羽多才多艺,不仅是一位茶学家,还是一个才学逸群的文学家、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他的著作涉猎诗歌、戏剧、考古、方志、书法等诸多方面。《茶经》之外,其他著述颇丰。据《咸淳临安志》载,陆羽寓居钱唐(今浙江杭州)时作《天竺灵隐二寺记》和《武林山记》。又据《文苑英华·陆文学自传》载:“自禄山乱中原,为《四悲诗》,刘展窥江淮,作《天之未明赋》,皆见感激当时,行哭涕泗。著《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西四姓谱》八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吴兴历官记》一卷,《占梦》三卷。”可惜这些著述传世甚少。  
巧夺天工--领先世界水平的大唐手工业
  唐代的手工业主要有两大类型,即官营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
  官营手工业在唐代手工业中地位显赫,其中央主管部门是工部。官营手工业的产品只供皇室和官府消费,一般不进入大众市场。官营手工业规模较大,分工较细,从事的劳动者有工匠、刑徒、官奴婢、官户、杂户等。虽然官营手工业有最好的工匠,技术发达,但官方对从事的劳动者采取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强制性劳动的特点突出,因而束缚了工匠们的劳动积极性。
  私营手工业主要以家庭手工业的形式存在,产品除了自用外,就是拿到市场上出售,但需向政府交纳一定的税钱。手工业作坊的涵盖面很广,有纸坊、毡坊、酒坊、铜坊、染坊、绫锦坊等,基本集中在城市或离城市比较近的农村。有的民间作坊规模很大,如定州(今河北定县)富豪何明远,就拥有五百张绫机的纺织作坊,织工近千人。 由于政府经常抽调民间工匠到官营作坊去服役,因此私营手工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
   以纺织业、陶瓷业和矿冶业为代表的唐代手工业最为发达。
  纺织业中以丝织业和麻织业最为重要。唐朝前期的蚕丝业中心仍在北方,黄河流域的蚕桑生产技术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到唐朝后期,原本落后于北方的江南蚕丝业得到巨大发展。
  敦煌五代立式纺机
  透过如今江南一带的风趣习俗,我们还可以感受一下中国蚕丝业的发展对老百姓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吴兴、桐乡、德清交界处的含山、嘉兴的曹王庙、海宁的皇岗、袁化等地,尚有一种不成文的“规矩”:未婚的青年男女是要往人堆里去轧一轧的,轧的越热闹,则预兆着今年的蚕花越兴旺。在“轧蚕花”的时候,未婚的蚕农姑娘非常希望有哪一个相识的或不相识的小伙子去摸一摸她的乳房,俗称“摸蚕花奶奶”。
  习俗认为:未婚姑娘在“轧蚕花”时被随便哪一个小伙子摸过了乳房,哪怕只是碰一碰,也就意味着她就有资格当蚕娘了,这样的话,她家今年的蚕花一定会兴旺;否则的话,轧了一通蚕花,竟连一个人也不去理她,则是一件很倒霉的事情。
  唐朝的丝织品产地主要集中在今河北、河南一带,品种繁多,图案精美,色彩鲜艳,织造精巧,争奇斗艳,主要有绢、绫、锦、罗、绮、纱等多个品种。考古专家曾对吐鲁蕃出土的唐代丝织物――花鸟纹锦作了色谱分析,发现各种色彩达24种之多,单红色就有银红、水红、猩红、绛红和绛紫等五种。
   唐代花鸟纹锦
  花鸟纹锦长37厘米,宽24.4厘米,由大红、粉红、白、墨绿、葱绿、黄、宝蓝、墨紫等八色丝线织成。图案为红地五彩花,以大小花朵组成的花团为中心,绕以各种禽鸟、行云和零散小花,宝蓝色的底子上还有形态生动自然的五彩花卉。总之,纹锦图案构图繁缛,形象生动,配色华丽,组织严密,反映了唐代中期织造斜纹纬锦的高度水平。
  纺织图
  我国是大麻和苧麻的原产地,最早采用的纺织原料是麻。苧麻织成的夏布洁白清爽,清凉离汗,受到人们的欢迎。因此,麻布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主流布匹。 在所有麻布产品中,以黄州(今湖北黄冈)生产的赀布品质最好。产于西北地区的毛织品和产于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和岭南一带的棉织品数量不是很多,价格偏高,但在江南及中原一带的市场上已有销售。
  纺织车间图卷
  与纺织业紧密联系的是印染技术。唐代的印染技术发达,不仅配方严密,工序繁多,而且印染方法多样,花纹精美,以夹缬、蜡缬、绞缬等最为流行。
  制瓷业在唐朝发展迅猛,技术高超。从唐朝起,瓷器与陶器的制造完全分离,分别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瓷器已取代金、银、漆器等成为不可缺少的日用器皿,民间开始出现了制瓷名窟。以越州(治今浙江绍兴)为代表的青瓷类玉类冰(言其白润透明),以邢州(治今河北邢台)为代表的白瓷类银类雪(言其洁白),以昌南镇(今江西景德镇)为代表的青瓷、白瓷,以四川大邑为代表的白瓷,均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享有盛名。
  所有陶器当中又以造型生动、色彩艳丽的唐三彩最为著名。唐三彩是一种铅釉陶器,制作上先以陶土制成陶胚窑内素烧,然后再上釉进行釉烧。由于窑内高温使铅釉熔化相互渗透,形成有白、黄、绿、褐、蓝等颜色的工艺品,其造型生动,色彩斑斓,但以青、绿、黄三色为主,故名三彩。
                                 
                                               唐三彩车
敦煌唐三彩(西域胡人)
  
     
青釉碗                        釉瓷碗                 青釉瓷钵
  在广东梅县畲坑客家地区古墓出土的唐代食物贮盛器,通高19.5,通宽19,口径14厘米。敞口微卷沿、圆鼓腹、三足、表里施挂青中带黄色釉造形,制作精美。这个食物储存器的脚被捏成爪足样,显然是缘于畲人所膜拜的狗图腾而来,因为在中原一带,这一相类似的器物多为蹄足型。由此可见,它是一件带有客、畲两族融合色彩的难得实物。
食物贮盛器
  唐代的金属制造加工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世所闻名的扬州江心镜一直以来就是唐朝的贡品,制作精致美观。盛唐时期的一些盘、碗等,螺纹清晰,起刀和落点显著;有的小金盒,螺纹的同心度很强,纹路细密,说明当时已使用以手摇足踩的简单车床, 虽其简单,但它毕竟是近代机床的雏型,这在我国机械工业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意义较大。 有了机床以后,工匠们对金银玉器等进行铸造、切削、抛光、焊接、铆、镀和刻凿就能够得心应手。近年考古发掘出的唐代金银器,制作工艺极为复杂精细,焊接技巧纯熟,焊口平直,焊缝严密,这就是明证。
? 唐代刻花金碗
  洛阳有一座天枢,高达一百零五尺 ,底座是周长一百七十尺的铁山,相传是武则天所铸造。随着采矿业的进一步壮大,政府相继对金、银、铜、铁、锡、铅、矾、水银、朱砂等矿产进行了大规模的开采。
  铸造业则以铸币业为首。开元盛世年间,经济迅猛发展,货币流通量激增,光政府建造的铸钱炉就达九十九个,每年铸造的钱币达三十二万七千缗。虽然律法严禁民间私自铸币,但受技术水平的限制,政府无法完全垄断铸币业,因此民间还有许多人铤而走险,擅铸钱币。
                             
  周元通宝                                开元通宝
  安史之乱后,最有名的属后周铸造的周元通宝。这种钱是后周柴荣下令毁掉3336佛寺,而用一尊尊铜佛像的铜铸成的,因而中国古代一直传说这种周元通宝钱能治病助产,十分神奇。
长安百万家--外商云集的世界大都市
 唐前期,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和交通也迅速发展起来。当时的城市仍以政治性城市为主,纯商业性城市极少,但所有政治性城市肯定都具有商业城市的性质。
  唐朝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唐太宗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赢得了民族融洽,迁居长安的少数民族数字十分可观。身着各式服装的边疆各族会聚长安,使长安成为国内各民族交往的中心。作为全国最大商业城市的长安城,人口已达百万,不但是当时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而且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会。
  
  唐朝长安城明德门
  周围七十多里的长安城沿用隋大兴城旧制,不断修建,显得更加宏伟壮丽。在布局上有四大特色:即宫殿、衙署、坊和市分开设置,宫城居全城北部正中,为宫殿区;南面是皇城,为中央衙署所在地;外郭城从东西南三面拱卫皇城与宫城,是一般群众与官僚的住宅区和商业区,共有一百零八坊和东西两市。住宅区名坊,商业区名市,坊、市分署。
  宫殿区居全城北部中央,显然带有皇帝“至高无上,南面称王”的意思。全城南北中轴线两侧东西对称,棋盘式的街道宽畅笔直。长安城内的街道均作南北、东西向排列,相互垂直,笔直端正,宽畅豁达。百姓居住区与商品贸易区分开,东市有二百二十行,数千家店铺,四周还有许多为商人存放和批发货物的商店;西市比东市更繁华,而且外商云集,各大城市和大多数的州、县都在那里设置了货品销售窗口。但是无论东市还是西市,买卖的时间是受限制的,因为长安城是一个实行宵禁的大都市。
  
  唐朝大明宫玄武门
  长安同时也是一座国际性的大城市,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留学生、僧侣、外国的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以及大量来自阿拉伯、波斯、印度和南洋等地的商人 ,中外经济与文化交流活跃。据《唐六典》记载,唐王朝曾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互有来往,每年都有大批外国客人来到长安。唐政府设有专门机构负责接待外宾,设置翻译人员,提供各种便利。
  
  鸟瞰长安城(复原图)
  唐前期社会的安定和统治政策的调整,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而后经济的发达又进一步巩固了唐朝的政权,使其形成我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盛世。广大劳动人民是盛世物质基础的创造者,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推动着文化、科技和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是真正值得我们景仰和怀念的。
一条伟大的中西贸易商道――丝绸之路
  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6世纪,有一条东起中国长安,西到东罗马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城),并连接、延伸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各国的漫漫长路,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 ――一座辉煌的“人类文化桥梁”。由于这条道路的开通起初是为了进行丝绸贸易的,所以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才有此之说。
   丝绸之路示意图
  随着大唐盛世的来临,这一条伟大的中西贸易商道也迎来了贸易最繁荣、文化交流最活跃的全盛时代。东罗马、阿拉伯半岛、印度、波斯等上百个国家都和唐王朝通过丝绸之路建立了非常友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
  为了经营和维护这条贸易、友谊大道,唐王朝同样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先后在新疆、青海、河西地区与西突厥、吐蕃进行了多次激战,最后在河西走廊分别设立了凉、甘、肃、瓜、沙五州,在新疆天山南北设置了安西、北庭都护府,保证了丝路的畅通。随着丝路贸易的进行,沿途有许多商埠也发展起来。这时的河西出现了唐代诗人岑参笔下“凉州七里十万家”的盛况。
     唐玄奘
  唐玄奘不但是一位伟大的文化传播者,而且还是一位亲历丝绸之路的伟大旅行家。他不但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7世纪天竺境内一百多个国家、地区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字和风俗民情,而且还详细地记述了今天新疆的焉耆、库车、高昌、于阗、叶城、楼兰等地的名称、地理方位、民族、宗教、文字以及社会经济情况,为今天人们认识古代新疆的历史保留了珍贵的资料。
   唐代的井陉关
  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繁荣,促进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直至明朝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由于国力衰弱,明朝将关西七卫全部撤入嘉峪关以内,从此这条繁荣了近1700多年的“丝绸之路”退出了历史舞台,没入了茫茫风沙之中。
贯通南北,纵横交错--发达的大唐水陆交通   
  经济繁荣的唐朝,直接带动了交通产业的发展,故而国内外的海陆交通十分发达。以长安为中心的国内陆路交通,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南至荆(今湖北江陵)、襄(今襄樊),远达广州;东至宋(今河南商丘)、汴(今开封),远达山东半岛;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成都;西北至凉州(今甘肃武威),远通西域。
  国内水路交通以直接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为代表,同黄河、淮河、长江及众多的河流湖泊一起形成了大唐纵横交错的水道网,有力地保证了全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内外海运规模很大,以安全可靠闻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上。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都有沿海航线,尤其是广州、泉州和扬州等地已成为我国的重要港口。从广州出发的船舶,不但可通往新罗、日本,还可远航到现在的伊拉克一带的波斯、大食等国。
  另外,唐代的驿传制度相当完善。在水陆交通要道上,大约每三十里设一驿,全国共有驿一千六百四十三所,其中水驿二百六十所,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陆相兼驿八十六所。陆驿备马,水驿备船,以供官吏往来和文书传递。 这些水陆交通要道还有很多私人旅馆,以满足过往客商的食宿需求。
 二、经济重心的转移
均田制瓦解 --地主农庄成为土地占有的主要形式
 唐后期,自北魏以来实行了近三百年的均田制被彻底破坏了,地主田庄迅速发展起来,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租庸调法,已经无法按丁征收赋税了,因而出现了按财产收税的两税法。中国封建经济和赋税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于此同时,发展较快南方经济开始超过北方,唐朝的经济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
 唐朝初年的均田制虽然对土地的买卖控制较严,但还是规定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进行买卖。所以当时就存在着土地兼并的情况,只不过暗中进行的,情况并不严重。武则天至玄宗时,土地兼并开始变本加厉,肆无忌惮,极大地破坏了均田制。等到两税法实行以后,均田制才彻底瓦解,从此,大量的田地被地主圈走,土地兼并已经没有了任何限制。
   随着土地兼并运动的不断升级,许多自耕农无法生存下去,以至于被迫成为地主的佃户。这样,地主不但拥有了大量的土地,而且还控制了大量的劳动力。他们把成片的土地连在一起组建成私家田庄,统一进行生产和剥削。唐以前即存在田庄,安史之乱后,全国各地的田庄发展迅速,很快就成为土地的主要占有形式。田庄又名庄宅、庄田、庄园、田园、田业、别业、别墅等,即有皇帝私有的皇庄、政府所有的官庄、官僚贵族的田庄,又有一般地主的田庄、寺院的田庄等等,但多数田庄由官僚贵族和一般地主所拥有。田庄的经营方式多样,但以租佃为主,即把土地出租给佃户,收取实物地租。租用地主的农民被称作佃户,也有称作客户、庄户和庄客等。无论情况如何,失去了土地的佃户将要承受沉重的压迫和剥削。
 刘晏理财――危机中的大唐财赋制度     
 随着 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均田制遭受严重的破坏,越来越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开始背井离乡,到处流亡。后来,这戏居无定所的农民只好脱离户籍,成为地主庄园里的佃农。安史之乱以后,这一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使得国家的收入锐减,财政上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据统计,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国家所控制的人口为一千六百九十九万零三百八十六,其中纳税人口只有二百三十七万零七百九十九,与“开元盛世”年间即天宝十四载(755年)相比,国家控制的人口整整减少了三千五百九十三万八千七百三十三,纳税人口减少了五百二十一万零四百三十二。这是令人相当震惊的。
   唐朝政府意识到问题严重,遂采取了各种措施,力图挽回局面。这些措施包括整顿均田制和征收各种苛捐杂税。整顿均田制的目的是把流民、客户重新安置在国家的均田土地上,但由于土地兼并发展迅速,地主联盟的势力强大,通过整顿均田制来解决财政危机的措施收效甚微,一番辛辛苦苦进行恢复均田制的努力宣告失败。
   朝廷在整顿均田制的同时开始征收各种苛娟杂税,名目繁多,有酒税、青苗钱,有间架税、除陌钱,有茶税、借商、白著税等,赋税范围极大,因而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
   官逼民反,敏不得不反。八世纪后半期至九世纪初,在长安、洛阳附近及江淮地区等,爆发过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先后被朝廷所镇压,但社会危机却日趋严重,唐朝财政危机四伏,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 
    唐朝政府为了彻底解决财政困难,避免财政崩盘,决定进行以财政和赋税制度为主的改革。乾元元年(758年),第五琦建议实行榷盐法,推行国家对盐的垄断政策。即国家在产盐区设盐院,所产盐由国家统购专卖。愿意以产盐为生的人民,统一纳入盐铁使以便管辖,并且免其除所有杂徭;若私下煮盐,则判以重罪。榷盐法推行以后,盐价上涨十一倍,由每斗的十文提高到一百一十文,国家收入增多,财政状况初步好转。
   上元元年(760年),刘晏任度支、铸钱、盐铁等职,后又兼任转运常平使等,采取了三项措施加大对财政的整顿。这些措施包括:
   (一)加大盐法改革力度--撤消非产盐区的盐官,只在产盐区设盐官,统购辖区内生产的盐,加价转卖给商人,任其自由销售。不久,为了保持盐价平稳,便于转运,取消了州县加收的榷盐钱,禁止征收关卡税等。这样,到唐代宗大历末年,盐税收入从初创时的六十万贯猛增十余倍,达六百余万贯,占据了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
   (二)疏浚运河,整顿漕运--为了由江淮向关中漕运粮食,刘晏不但对运河进行了疏浚,而且建造了坚固的漕船,停止向沿河州县征发丁役,改用盐税雇用船夫。另外,继续推行行之有效的分段转输法,保证了漕运的畅通无阻。经此整顿后,漕运的运费大幅度下降,减少了不必要的损耗。 而且,整顿漕运的同时还免除了沿河人民挽船的艰苦劳役,赢得了民心。
 (三)实行常平法--刘晏还在各道设巡院,任命勤廉干练的人担任知院官,让其随时关注并上报当地物价的涨落情况,以便政府遇贵则卖,遇贱则买,好从中赚取利润;这戏知院官还兼任收集并上报各州县每旬每月天气状况,如何时下雨,何时下雪,何年丰收,何年有灾等。当政府掌握了详细的情报以后,就在丰收地区高价买粮,在歉收地区低价售粮,起到了调整物价、稳定市场、获取利润的目的,真可谓一箭三雕。
   另外,刘晏为了减少农民逃亡现象的不断发生,还提前筹划各地的蠲(juān捐)免、赈济事宜,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      
   但是,深陷泥潭的国家财政以及政府在征收赋税中出现的混乱现象,并没有因刘宴所推行的一系列理财措施而得到彻底好转,相对于改革之前来讲,财政困难只是缓解了一些而已。
   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建议颁行 赋役制度较全面的“两税法”。两税法是在地税和户税的基础上,统一各项税收而制定的新税法,因分夏、秋两季进行征收,故称“两税法”。 
   两税法比较适应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它的出现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当时的社会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土地高度集中,大多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户。两税法改变了原来按丁口征税的模式,转向按土地和资产进行征税,这种重要的税制改革,标志着中国封建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将税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新颁布的两税法主要有以下特点和意义:
 一、 建立了统一的税制,保留丁额,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徭、杂税。统一税制在一定时期内,既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使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
 二、 不分官僚、贵族,不分当地土住户和外来户,一律以当时居住地为准登入户籍,交纳赋税,为朝廷进一步扩大了税源。
 三、 按资产和田亩征税,不再按丁征税。以资产确定住户,按户以钱计算税额后折合成实物交纳;以实际田亩数量征收地税,地税按大历十四年(779年)的垦田数为准,交纳谷物。这样的一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税集中在贫苦农民身上的不合理状况,并且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四、 流动的商人也要纳税。没有固定居所的商人,其税额为收入的三十分之一,后来提高为十分之一。
 五、 征税时间一年两次,夏税要在六月交完,秋税要在十一月交完。
 六、“量出制入”。中央根据财政支出的需要先做好预算,然后定出一年的总税额分配到各地进行征收,全国税率有高有低,并不一致。
 两税法的颁布在税制史上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是两税法也存在着许多弊病。例如实行两税法以后,土地兼并运动愈演愈烈,最后几乎失控;两税法规定量出制入的税率,致使税额不断增加;朝廷后来又在两税之外增加了许多苛捐杂税;两税法规定户税钱要折合成实物交纳,但是后期由于货币流通量不足,社会上于是出现了货币增值而物价下跌的现象:如刚开始时一匹绢价值三千二、三百文,到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前后,一匹绢仅值一千五、六百文,几乎贬值了50%。也就是说,当初交纳一匹绢就可以了,现在却要交纳两匹绢才行,因此纳税者的实际负担增加,简直是不堪重负。
经济重心南移--快速发展的南方经济
   安史之乱严重破坏了原本发达的北方经济,加上后来北方藩镇之间的割据混战,北方的社会经济更是雪上加霜,恢复、发展十分缓慢。没有经受战乱的南方社会比较安定,大量为了逃避战乱而南下的北方人民不仅使南方增加了数量可观的劳动力,而且还获得了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术。所以唐朝后期,南方的经济因祸得福,在发展势头上逐渐超过了北方,成为唐朝经济的一个亮点。     
   农业作为社会经济的支柱产业,其发展与水利工程的兴修有密切关系。唐前期兴建的水利工程是北多南少,后期则是南多北少。南方修建的水利工程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很大,如练塘、孟渎、仲夏堰等都能灌溉成千上万顷、甚至是好几个县的农田。除了兴修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外,南方为了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还开垦了许多湖田、渚田和山田,作为备田使用。随着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修和大面积土地的垦辟,江南的粮食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首次超过北方一跃成为全国的主要产粮区。
    农业发展的同时,南方的手工业也获得了蓬勃发展,其中以纺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和制茶业等最为突出。
   南方的丝织产品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超过了北方。如越州(今浙江绍兴)的缭绫,宣州(今安徽宣城)的红线毯,荆州(今湖北江陵)的贡绫,益州(今四川成都)的蜀锦等都负有盛名,深受国内外客商的青睐,远销海外。棉织业作为丝织业的一个分支,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如岭南一带,棉织业就比较普遍,市场相当活跃。
   南方临海,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唐朝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度,海外贸易活跃,造船业发达。如朝廷曾令刘宴在扬子县(今江苏扬州)督造船只达二千余艘,规模庞大。除了官方以外,民间所造的大船也很多,其中以俞大娘航船最为著名,载重量达500吨。另外一些从事海外贸易的商船,长度普遍都在二十丈以上,能承载六、七百人。甚至在荆南一带,还出现了半机械化的轮船,这种船只安装了很多轮桨,出海的时候水手们只要踩动踏板就可以行走如飞了。
   .隋唐双体船复原图
                 
   盛唐海船图(莫高窟壁画)             唐代垂直舵(唐朝郑虔画)
  东汉蔡伦发明的造纸术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和改进之后,到唐朝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尤其是到了唐朝后期,造纸业在南方更是获得了蓬勃发展,成就辉煌。如益州的麻纸、宣州的宜纸、浙东的藤纸、韶州的竹笺、扬州的六合笺、临川的滑薄纸等都是名扬四海的产品,深受社会各界的好评。

  技工在造纸
  公元751年,被帯到撒马尔罕的中国战俘将造纸术传给阿拉伯人,而阿拉伯人又将它传入叙利亚、埃及、摩洛哥。115O年,造纸术传入西班牙后,又从那里传到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取代了造价昂贵的羊皮纸。
    与造纸业齐头并进的产业是制茶业。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喜爱饮茶和出口贸易的进一步繁荣,南方开始遍种茶树,连绵几十里的茶园随处可见;茶叶加工作坊规模庞大,从业人员较多。如歙州祁门县有十分之七、八的人以种茶、制茶为业,生活也比较富裕。唐德宗时,朝廷开始征收茶税,不久,茶税成为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宪宗时,仅浮梁一县每年的茶税就超过十五万贯。在制茶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唐人陆羽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论茶的专著--《茶经》。《茶经》中详细描述了茶叶的性状、品质、产地、采制、饮用方法及用具等, 内容广泛,知识全面。
   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处在长江流域的城市显得更加繁荣。当时漕米、海盐和茶叶的最大集散地是江苏名城扬州,商业活动十分繁荣。城中有许多来自大食、波斯等国的外商,他们在此经营黄金、白银、珍珠和玉器等奢侈品。而益州(今四川成都)则是西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号称“天府之国”。凡是西南出产的丝织品、食盐、纸张和瓷器等,均由此运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其繁荣的景象足以跟扬州相媲美。当时民间有谚语称“扬一益二”,就是说天下之繁华首推扬州,益州居第二。
   除了扬州和益州之外,洪州(今江西南昌)、鄂州(今湖北武汉)等长江流域的城市也相当的繁荣。苏州、杭州、广州、泉州和明州等作为新兴的商业城市,正在发挥各自的优势,为大唐的经济做出重大贡献。
   由于城市和商业的高速发展,扬州等一些大城市开始打破原来住宅区和商业区被严格分开的旧制度,商业活动开始向住宅区域渗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趋势越来越块,最后随着夜市的出现,以往日落就闭市的规矩就成为了历史。
   社会在进步,商业发展和交易越来越频繁,于是一些大城市出现了柜坊和飞钱。柜坊的主要功能是代人保管财物,由经营者向客户收取一定的柜租。柜租的支付形式多种多样,或现金支付,或凭书帖、信物支付。这里的书帖其实就是今天支票的前身。
   飞钱又称便换,今天的汇票就是由此演变而来。当时的商人为了减少了支付钱币的麻烦,避免了携带重金走远路的危险,就在长安把钱交给某个组织的驻京办事处,或某个军官、某个巡使、某个富贵家族,然后带着当事人付给的凭证到目的地取钱。作为巨额商品交易的产物,柜坊和飞钱的出现标志着唐朝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势头依然十分强劲,并且为宋代封建经济的高度繁荣创造了条件。
   蓬勃发展的大城市对拉动州、县及农村经济的进一步繁荣贡献巨大。唐朝后期,各州县普遍设置了市令以便管理各种商业活动;农村的交通要道上出现了许多草市和墟市,也就是今天的集市。这些集市一般一个月举行一次或几次,日落天黑赶集的人就自行散去。其中有些地理位置优越且生意兴隆的草市、墟布,逐渐吸引了很多外地来的商人或农户,时间一久就演变成了今天的城镇。
 三、第三只眼看世界--经济篇
  欧亚大陆的海上贸易
  大唐帝国的疆土空前辽阔,使欧亚各地区的直接联系和相互影响成为可能,从而消除了过去地区间的孤立状态。随着唐朝在世界上的快速崛起,欧亚大陆的海上贸易变得繁忙起来。这个时期唐朝的造船业和航海业的发展很快,又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进一步繁荣。
    穆斯林征服并统一整个中东地区后,中东就成为所有横贯欧亚大陆的枢纽:这里既有穿过红海和波斯湾的水路,又有通往黑海和叙利亚各港口的陆路。其中最为繁荣的地区是印度西南部的马拉巴尔沿海一带。大批穆斯林商人被这里的繁荣景象所吸引,于是在印度和锡兰等主要港口定居下来。为了换取大量的丝绸、宝石、柚木和各种香料,他们用船将马匹、白银、铁器、亚麻布、棉花和毛织品等大批地运往东方:到达马来亚沿海的卡拉巴尔后,一部分人南下,前往苏门答腊和爪哇;另一部分人则穿过马六甲海峡,然后北上,抵达中国南方的坎富(即广州),进入令神秘的东方国度。
     这些穆斯林商人的通常在每年的9、10月份离开波斯湾,先乘东北季风刮起的时候抵达印度和马来亚,然后再及时地赶往中国海域,乘南季风一路顺风地到达广州。在广州做完买卖之后,夏季也就过去了,他们然后满载着中国的土特产乘着东北季风再次刮起的时候返回马六甲海峡,穿过孟加拉湾,于第二年的初夏回到波斯湾——整个来回的航程需一年半的时间。
  公元671年,广州迎来了首批穆斯林商人,后来,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广州定居了下来。由于人数众多且形成了一定的居住规模,唐政府于是允许他们自治,让他们选举出自己的首领,负责维持其居住区的秩序。而有些穆斯林家族的后裔则不满足于此,开始在唐政府中担任一官半职,如元朝时来中国的马可波罗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到公元758年,来华的穆斯林人数激增,唐政府当心他们会进攻广州,于是将对外通商的港口全给关闭了。过了几十年之后,港口又重新获得开放。公元878年,在广州经商的穆斯林商人被唐末的农民起义军所追杀之后,穆斯林商人和中国商人于是便把通商地点改在了马来亚的卡拉巴尔,以免惹祸上身。
  这一时期,辉煌的大唐帝国在世界的经济贸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不仅大量进口细纹棉织品、中亚的皮革、马匹以及南亚的优质木材、玉石、香料和象牙等原材料,而且还大量出口瓷器、丝绸、茶叶、矿石和书、画等产品,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交流。
出现在地中海的贸易区
   中世纪时的经济主要是封建制的庄园式自然经济。出现了一批商业城市:巴黎、里昂、都尔奈、马赛、科隆、特里尔、斯特拉斯堡、汉堡、威尼斯、热那亚等等,形成了一个以地中海为中心的贸易区。16世纪以后,兴起了工场手工业,最初是佛罗伦萨,随后是佛兰德尔,而圈地运动使英国迅速发展。这种经济模式加速了贸易,从而发生了地理大发现,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工场手工业也使进行战争的武器产生了飞跃,火炮和毛瑟枪逐渐代替了骑士的刀剑,也使旧式的城堡丧失了防御能力。而工场手工业业催生了资本主义经济。
不断发展的印度经济
  由于铁器在印度普遍使用的时间已经很久了,恒河流域,尤其是恒河中下游地区,土地肥沃,气候良好,又有恒河灌溉之便,农业发展显得尤为突出。人工灌溉设施的改进,这也对农业的飞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农作物种类很多,其中主要有水稻、棉花、豆类等。
  除了农业以外,印度各地的手工业、商业也十分发达,冶金、纺织、制陶、制革、木材加工、象牙珠宝加工、建筑、武器制造、绘画、雕塑等行业,都得到迅速发展,水、陆对外通商频繁。
   这一时期的印度除了与唐朝进行往来外,其通商区域还东到缅甸,南到铜牒洲(今斯里兰卡),西北到波斯、阿拉伯。主要输出纺织品、香料、草药、金银器具,输入金银、宝石等。
  盛况空前的阿拉伯帝国
  阿拉伯帝国在中世纪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后世的影响也十分深远。穆斯林对外扩张导致了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军事扩张动机有明显的宗教因素,但并不是一场宗教战争,其更深刻的原因是在经济方面。
  阿拉伯半岛地处亚非两洲的交通要冲地带,在贸易和战略上的地位都十分重要。自然环境的恶劣与游牧的生活方式,使得这里的人们性格既坚忍耐劳,又放纵不羁,常为争夺牧场、劫掠财富而发生战争。
  8世纪时阿拉伯帝国的统治范围东到亚洲的葱岭,西到欧洲的西班牙,南达北非,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盛况空前,幅员辽阔。
  巴格达因其陆路和水路的便利而繁荣起来,不断的建设使之富丽堂皇,规模空前,可与唐朝的首都长安相提并论,是阿拉伯帝国繁荣与气派的写照。
  这个时期的阿拉伯帝国,冶金、纺织、制陶、制革、木材加工、象牙珠宝加工、建筑、武器制造、绘画、雕塑等行业发展迅猛,水、陆对外通商频繁,与唐朝的往来十分密切,主要输出金银、宝石、香料,从中国大量输入茶叶、丝绸和瓷器等。
   10世纪,由于帝国内部矛盾的激化,阿拉伯帝国从此衰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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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笔下的唐代盐业经济
  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他的诗作中对唐代社会有着较多的描述,其中关于唐代盐业经济的诗文,为我们了解唐代盐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
  乾元二年秋,关中旱灾,杜甫弃官赴秦州(甘肃天水西)投靠从侄杜佐。是年十月,又受到同谷县令的邀请,杜甫离开秦州到同谷(甘肃成县),途中,他目睹了成州长道县盐井的生产规模与销售情况,因作《盐井》诗:
  “卤中草木白,青者官盐烟。官作既有程,煮盐烟在川。”
  在《盐井》诗中,杜甫对当地盐井的生产规模、盐的贩运情况作了生动的描述:煮盐的卤气浸渍着周围的草木,使草木枯萎,但是官府根本不管这些,继续煮盐,所谓“青者官盐烟”即是指此。
  随之,杜甫又描述了汲井之苦和产盐量之大。“汲井岁,出車日连连。”“汲井岁”描写的是用滑车直接悬挂于覆盖在井口的井架上,使用木桶采汲卤水。“出車日连连”描述的则是食盐外运的情况。盐在贩运过程中,无论官私都获利颇丰,“自公斗三百,转致斛六千”。官府所卖之盐每斗三百钱,而到商人卖出时则每斛六千钱,每斗盐增加了三百钱。作者讥讽道:“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阗。”
  最后,杜甫感叹道:“我何良叹嗟,物理固自然。”既感叹官府盐业政策的不当,也流露出对公私趋利的不满。

唐代寺院耕地的经营方式?
  唐朝寺院地产的经营形式除分散的耕地外,还有大量地产以田庄形式经营。敦煌的文书中就保存有许多与寺院和僧人有关的庄园,如寺家庄、吴法律庄、王僧正庄、张老宿庄、索僧正庄、绍智庄、俳寺园等。寺院要指派专人主持寺院生产,安排劳力,指挥和监督劳动,守护僧物等,这就是所谓的庄头。
  庄头是寺庄里具体负责生产经营工作的工头,领导监督寺院的家人、庄客等依附劳动力进行劳作。 唐后期五代敦煌寺院中控制了大量的农奴式劳动力——寺户,寺院的田地主要由寺户提供劳役进行耕种,随着寺户制的衰落,寺院田庄开始大量实行租佃经营。
  与田庄相映成趣的是专门种植蔬菜瓜果的园圃。《释录》一书中记载有某寺僧人集体参加打造土坯,砌垒园墙、造墼、揭墼等修建劳动以及僧人植树、收菜、伐木等园艺活动。但僧人的园务劳动只是些辅助性的工作,具体的园艺工作还要由专门的技术人员管理,敦煌称之为“园子”。有的园子是寺院的附属性人口,领取寺院提供的口粮。?
  园圃内流水曲觞,花草果树掩映,环境十分优美,极具观赏游玩的价值,经常作为招待宾客的场所。城南园是安国寺一座园林,就经常被官府用来招待宾客。这是因为唐后期五代归义军政权与周边各政权进行频繁的外交活动,敦煌经常接待四围各少数民族的来访者,寺院的园林就成为主要的活动场所。
  庄园中一般发展多种经营,进行劳动分工,田庄主要生产粮食为主,同时进行碾砲和油梁等农产品加工, 果菜丰蔚,林木扶疏,有梨、枣、桃、杏等果品,亦有栝、柏、松、椿……翠竹香草等草木。
  敦煌文书《降魔变文》记载寺院园地:“竹林非常蓊蔚。三春九夏,物色芳菲。冬际秋初,残花蓊欎。草青青而吐绿,花照灼而开红。千种池亭,万般果药,香芬芬而扑鼻,鸟噪咕而和鸣。” 
唐代的茶商
  随着唐朝茶树的大面积种植和茶叶的大规模出口,作为茶叶生产和茶叶交换的中介-茶商也就显得异常活跃。在新安、淮南和两浙地区的茶商主要有以下几类: 
  其一,中小茶商。多指私茶贩中的小贩,资金不多,但人数颇众。为了对抗官府,他们往往结党自卫。所以杜牧称:“凡千万辈,尽贩私茶,亦有已聚徒党。”
  其二,大茶商。这一部分人资金雄厚,经营规模较大。《太平广记》中记载到:唐天宝中,有刘清真者,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人致一驮为货,至陈留遇贼。
  从这条记载可知,刘清真既是一个经营茶叶种植和茶叶加工的大茶园主,同时又是一个从事茶叶贩运的大茶商。他在名茶产地寿州经营了一个大规模的茶园,雇请了大批的工人从事茶叶的加工制作,然后再把加工好的茶叶通过陆路贩运到北方州郡,赚取利润。唐时一驮为一百斤,“人致一驮为货”,说明贩运茶叶的数量为二千斤。可见刘清真经营茶叶的规模相当大了。
  活跃在新安、淮南和两浙地区的大茶商远非寿州刘清真一人。“有估客王可久者,膏腴之室,岁鬻茗于江湖间,常获丰利而归。” 吕用之的父亲吕璜,“以货茗为业,来往于淮浙间。” 这些大茶商不仅资金雄厚,还常与官府关系亲密,经常勾结在一起偷逃税收,所以唐文宗不得不在诏书中称到:“江淮大户,纳利殊少,影庇至多,私贩茶盐,颇挠文法,州县之弊,莫甚于斯。”
  其三,官商。随着茶叶贸易的发展,官府也加入了经营茶叶的行业,而且日益增多。乾宁元年(894年),杨行密“遣押牙唐令回持茶万余斤,如汴、宋贸易”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活跃在长江下游产茶区的各地茶商,不仅把本区的茶叶销往北方,而且还深入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总之,他们的经营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
唐朝西域的水稻种植
  唐朝我国西域栽培水稻的地域主要分布在以下几个地区:一、今塔里木盆地北部的焉耆、轮台、沙雅、拜城、阿克苏、新和等地。二、今塔里木盆地西部的喀什、疏勒、疏附、伽师、英吉沙、岳普阿、阿图什、乌恰、阿克陶、塔什库尔干等县市。三、今塔里木盆地南沿的和田、皮山、墨玉、洛浦、策勒、于阗、民丰等县市。
  1995年11—12月新疆文物考古所在尉犁县营盘墓地19号墓中发现了一把保存完好的稻草,即是人工栽培的粳稻。唐代以前吐鲁番地区并不栽培水稻,民间食用的糯米大多来自邻近地区的龟兹。后来唐政府规定:凡实行屯田的地区,“上地五十亩,瘠地二十亩,稻田八十亩,则给牛一”,在这个政策的鼓励下,吐鲁番地区才开始种植水稻。为了方便灌溉,西域还大力发展水利事业,为栽培水稻创造条件。
西欧的贸易状况
  大约在7世纪前后,东西方的交通状况教好,因此贸易活动还算活跃。墨洛温王朝的墓葬中就挖掘出精美的东方艺术品,英格兰也发掘出了来自埃及的贝壳、念珠、青铜器和来自地中海地区的高脚杯,上面的铭辞还是用希腊文刻制的。
  后来,海陆交通变得不是很安全,大部分的贸易被迫中断了。另一方面,西方也吃尽了贸易逆差的苦头:西方可供出口的货物少得可怜,主要有奴隶、法兰克的刀剑、木材和金属等,但是这些货物运输起来很不方便,严重制约了贸易的发展。
  纵观整个西欧,从事商贸的人数在持续不断地减少,但是内陆的贸易并没有因为贸易逆差而中断,商贩们或是徒步,或是骑着牲畜,往来于各个居民区。只是沿路的关卡税,路上的土匪,严重不足的流通货币以及随时可能短缺的货源,让他们频添了不少麻烦,不堪忍受的人就不再继续从事商贸活动了。
  
  硕果累累,成就辉煌--领先世界的大唐科技
     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一直领先于世界。繁荣强大的大唐帝国,并不是仅仅只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文学情怀,也不仅仅只有书法、绘画、瓷器和刺绣,翻开《中国科技史》,你就会被唐朝辉煌的科技成就所震惊!
   由于大唐实力的增强和科举制度的初创,知识分子有了广阔的展现自我的舞台, 科技领域硕果累累、璀璨夺目:火药的发明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赵州桥是保存至今的世界上最古老的石拱桥;《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定颁布的药典;世界上第一个发现恒星移动现象、进行子午线实测和发明水运浑天铜仪的人是大科学家僧一行; 至于公元868年(咸通九年)雕印的《金刚经》长卷,则是世界上保存最早的有图画的雕版印刷品 ……
   而此时的中世纪西欧,由于宗教神学意识形态一统天下,人性被扼杀,创造力严重匮乏。恩格斯说:“中世纪的历史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这种单一的意识形态,孕育了“片面的道德型人格”,使得西欧的中世纪成为科技发展的阴霾时代。
 一、 火药的发明--世界科技进步的标志
   火药的发明是我国人民的重大贡献,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公元七世纪,唐代著名的医学家孙思邈在《孙真人丹经》中详细介绍了火药的配置方法,这是世界上关于火药的最早记载。
   孙思邈说,取硫磺、硝石(硝酸钾)各二两同适量的炭化皂角(一种中药材)充分混合,就制成了颇有威力的火药。这种配制火药的方法称为“伏硫磺法”。
  四大发明-火药
   公元九世纪成书的《铅汞甲庚至宝集成》的第二卷也记载另一种配制火药的方法,称为“伏火矾法”。这种方法只是将孙思邈配方中的碳化皂角改成碳化马兜铃而已。公元十世纪郑思远在《真元妙道要略》中则记载了一次火药燃烧造成的事故:“有以硫磺、雄黄合硝石,并蜜烧之(蜜可分解成碳),焰起,烧手面及烬屋舍者。”
   北宋时将火药应用在军事上,火药武器在战争中显示了巨大的威力。恩格斯因此评价说:“在十四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西欧,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这是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
              
中国古代用于战争的神火飞鸦                          中国古代的火箭
   英国哲学家、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说:“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宗教教派,没有一个显赫的人物,能比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
   马克思更是精辟地指出:“火药、罗盘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
  
              
   皂角和硫磺--唐代火药的原材料
   我国古代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是由中国古代特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滋育的。然而,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却迟滞、落伍了。个中原因,每位龙的传人都应该进行深入的探究和思考。
二、领先世界的天文学成就
 一部很精密的历法--《皇极历》和《大衍历》
    《易》曰:“天垂象,见吉凶……” 封建帝王自古就认为,一个王朝的命运跟天象有着直接密切的联系,王室的兴衰是天象在人间的反映。因此,“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思想就顺势而生。反应到历法上来,其准确与否就被看作是王朝是否顺应天意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国是一个农业古国,有着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口。先民在长期耕作的劳动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的起步较早、成就突出。  
 为了制定精确的历法,就要准确地量天测地,就得精于计算,因此数学就伴随着天文学发展起来。另外,中央政府为了有效地管理国家,发展了地理学;数学和地理学的发展反过来又为历法的进一步精确奠定了基础。
   唐朝时开始使用由隋代刘焯(公元544-610年)制定的《皇极历》,因为刘焯采用了先进的等间距二次内插法来计算日月的运行状况,所以这是一部很精密的历法。公元665年,唐代李淳风(公元602年-670年)在制订《麟德历》时就采用了刘焯的定朔方法,即确定岁差为七十五年差一度(换算成现在的度数为每76.1年差 1 ゜),非常接近现在71.6年差1゜的准确值,比当时欧洲所采用的100年差1 ゜的数值要先进许多。
   另一方面,杰出的科学家一行和尚在公元727年根据实测的结果制订了比较精确的《大衍历》。《大衍历》的诞生对后来的历法改革影响很大,尤其是历法中的编写体例结构相当科学,一直为后代所沿用。
 世界上第一次发现恒星移动现象和实测子午线--一行和尚
 唐代的一行和尚俗姓张名遂,自幼博览经史,精通天文、历算,后来出家为僧,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一行和尚
   唐玄宗时,他受命主持修历工作,成就突出,有许多独步天下的惊人发现。如在公元724年-726年,为了对日、月和五星的运行进行观测,他和梁令瓒(生卒年代不详)主持制造了黄道游仪,因此得以正确地掌握了太阳的运动规律,并且重新测定了恒星的位置。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发现恒星移动现象,几乎比英国的科学家哈雷发现恒星移动的轨迹要早一千年左右。
   不仅如此,他还和南宫说(生卒年代不详)等人在河南测量了南北十三个地点的日影长短,打破了“日影千里差一寸”的传统说法,并计算出地球的子午线一度之长为351里又80步(即166.14公里), 比较接近现代的实际数值(即111.2公里)。
   虽然数字不是很准确,但却是世界上的第一次子午线测量,因此意义重大,成就辉煌。
 水运浑天铜仪--世界上最早的用机械转动的天文钟
   公元725年,一行和尚除了发现恒星移动现象和进行子午线的实测外,他还同梁令瓒合作,研制成了一个世界上最早的用机械转动的天文钟--水运浑天铜仪。浑天铜仪以水力运转,通过复杂的齿轮系统,不但可以显示天象运行的情况,还可自动报时,这是古代天文仪器的杰出成就。
 浑天黄道仪
  唐贞观七年,天文学家李淳风在东晋史官丞南阳孔挺所造的两重环铜浑仪的基础上,增加了三辰仪,把两重环改为三重环,成为一架比较完备的浑仪,称为浑天黄道仪。
  三重环的外重环包括地平环,子午还,赤道环,总为六合;中间重环,包括黄道环,赤道环,白道环,总称为三辰仪;各环之间的相对位置固定,而整个环组则可以绕轴旋转;内重环包括极轴,赤经只环,窥管,总称为四游仪。
  宋人苏颂、韩公廉制作的水运仪象台复原透视图
                     
 上层的浑天仪         中层的浑天仪                  下层的浑天仪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唐初的孔颖达(公元574-648年)在《礼记注疏·月令》中说:“若云薄漏日,日照雨滴则虹生。”明确地说明了彩虹的成因。唐代中叶的诗人张志和(生卒年代不详)也在《玄真子》卷下中说:“雨色映日而为虹。”“背日喷乎(呼)水成虹霓之状。”他们对大自然的观察是很细致的,但是由于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而束缚了他们对彩虹的进一步研究。
 三、引人瞩目的数学成就
  数学是最集中、最深刻、最典型地反映了人类理性和逻辑思维所能达到的高
度,所以,11世纪大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高斯说:“数学是科学之王。”
   世界上第一个提出等间距二次内插公式的人是隋代的刘焯,他在公元600年制订《皇极历》的时候 就采用了这个公式,在数学史上是一项杰出的创造。这为唐朝数学的发展奠定了一些基础。
   公元626年左右,唐代《缉古算术》的作者王孝通(生卒年代不详)在书中首次提出三次方程求根公式,解决了大规模土方工程建筑中碰到的难题。这对古代建筑的发展贡献巨大。   
   唐朝初年,朝廷为了培养能够胜任计算工作的低级官员,决定开设专门考试数学的“明算科”,并在国子监中设置算学馆,招收“算学生”学习数学。学生好招,但是考试和学习都没有统一的教材,于是李淳风奉命与梁述等人在公元680年编辑、注释了一套规范的数学教材,这就是《算经十书》。《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和《海岛算经》等十部数学著作, 很好地保存了我国古代的数学成就,并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如果说刘焯是第一个提出等间距二次内插公式的人且在数学史上贡献巨大的话,那么公元727年一行和尚(张遂)在制定《大衍历》时首创不等间距的二次内插公式,同样也是数学史上的一个突出成就。这两个公式的提出,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古代数学的发展。
 四、蓬勃发展的中医学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很早就运用草药、针灸等方法治疗畜禽疾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中华民族的兴旺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公元624年,医学发展进入新的阶段。这一年,唐朝政府设立了一所较为完善的医学院校--太医署,比意大利在九世纪时期所建立的医学校,要整整提前了两百多年。分科细致的太医署成立之后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尤其可贵的是,太医署中还设有供学生实践的基地--“药园”,这对培养药学人材帮助很大。自公元629年开始,除了长安设立太医署外,地方各州也相继设立了医学校,唐代的医学教育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例如现今牙科普遍采用的汞合金补牙技术,就是唐代所发明的,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补牙技术。
 世界上的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
 公元659年,唐朝政府颁行了世界上的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这是比欧洲最早的《佛罗伦萨药典》要整整早出八百多年。《新修本草》由苏敬等二十余人编成,共记载八百五十种药物,资料详实丰富。《新修本草》的编撰原则是厚今薄古,并且注意“下询众议”,这在当时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一代“药王”孙思邈的传世名著
   公元七世纪,唐代孙思邈(约公元581-682年)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等书中,不但记载有八百多种药物,详细介绍了其中二百多种药物的采集和炮制方法,而且还收载了五千三百多个药方,其中有许多来自民间的验方,如用动物的甲状腺治疗甲状腺肿大,用牛羊的肝脏治疗夜盲症等,对药物学的发展贡献巨大。这两部著作也从此成为后世医学家的必读书籍。 由于他对医药学的重大贡献,后人尊称他为“药王”。
                    
 
一代“药王”孙思邈                千金要方
 唐朝医学的其他成就
   公元752年,唐代王焘(生卒年代不详)编成《外台秘要》,他在这本书中不但总结了唐以前的各类医方,而且还收集了非常多的民间验方,共计六千多个,内容丰富,至今仍有很高的参考和实用价值。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以卓越的功效深受世界欢迎的藏药,其实早在唐朝的时候就已经自成体系。从公元728年开始,一些勤奋的藏医就着手编著藏医药学的著作,经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一部重要的藏医药学文献《据悉》(即四部医典)终于在公元753年大功告成。《据悉》共分一百五十六章,配有一千多幅彩色鲜明、描绘细致的人体解剖图、药物图、器械图、尿诊图、脉诊图和饮食卫生防病图等等,十分的详尽。这部著作的问世,对后来藏医药学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公元九世纪,诗人刘禹锡(公元772-842年)还著有《传信方》一书,收载了几十个民间药方。 如关于芒硝(硫酸钠晶体)再结晶的精制工艺和用羊肝丸治青盲、白内障等都是目前保存最早的医学记载。
   公元841-846年间,蔺道人(生卒年代不详)著有《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一书,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伤科专著,为中医的伤科用药奠定了理论基础。书中详细叙述了骨折的处理步骤和治疗方法,如复位后用一定要用衬垫板固定,同时还要让患者注意关节的活动等,这些都是医学家的宝贵经验,至今仍有实用价值。
 公元863年,段成式(生卒年代不详)编著了一部饶有趣味的书--《酉阳杂俎》,书中除了记载丰富的动植物知识外,还罗列了很多有关于动物逃避敌害的实例,读来令人印象深刻。
   公元907年左右,唐末的韩鄂(生卒年代不详)撰写了一部农家历--《四时纂要》,他根据农业生产活动的实际情况逐月进行叙述,条理清晰,言语朴实,尤其是对大田和园艺等方面的技术记载比较详细,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唐代除了中医学取得辉煌的成就外,兽医学也获得了新的发展。唐人撰写的《司牧安骥集》,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兽医专著,专门阐述马病的症断、治疗和用药等,系统、全面、科学,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五、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
 世界上第一流的大城市--长安城
 唐朝的国都长安城是由宇文恺等名家设计建造的。这座著名的都市其最大的特点是建制严密,规模宏伟,远远超过秦汉都城的规模。长安城街道宽阔笔直,布局东西对称,街道呈棋盘式,内建有皇城、宫城和衙署、坊市等各类建筑,里坊呈封闭式,市场集中。据考古勘测,长安城南北长8651米,东西长9721米,周长36.7公里,面积84平方公里,最宽的大街宽达150米,干道亦在30米以上,有居民一百二十万。长安城不仅是当时我国政治、文化中心,同时也是东西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都城,号称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大城市。
 长安城鸟瞰图
现存最古的木结构建筑--南禅寺
 唐代木结构建筑技术有了新的发展,在大型建筑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如战国中期开始出现的斗栱技术,到唐代已相当复杂华丽。另据考古挖掘表明,西安唐大明宫麟德殿遗址的建筑面积达八千多平方米,这是已知的我国古代最大的单栋建筑。今天依然存在木结构建筑还有山西五台县的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东大殿,南禅寺大殿建于建中三年(782年),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木结构建筑。佛光寺东大殿建于北魏,唐武宗时失火被毁,于大中十一年(857年)重建。
南禅寺大殿
按印度风格设计的大、小雁塔--高僧玄奘的得意作品
   唐代最著名的佛塔是西安城内的大、小雁塔,大雁塔始建于永徽三年(652年),是高僧玄奘按照印度风格设计的。塔呈方形,砖砌七级,高六十四米。唐人考中进士后,多于此处题名,以作纪念,这就是“雁塔题名”的来历。同大雁塔齐名的小雁塔则建于景龙(707-709年)年间,晚于大雁塔约半个世纪。基底装饰精美的小雁塔为密檐式砖构建筑,高四十三米,原为十五级,最上两级已经塌毁,不复存在,余下的十三级完好无缺。
大雁塔
 六、印刷术的巨大飞跃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四大发明之一,是我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等到欧洲出现刻板印刷术的时候已经是十四世纪了。
 大唐雕版印刷术的出现,标志着唐朝文化的高度繁荣,读书的人日见增多,抄书已远远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了。
 
  《金刚经》(有确切时间记载)
    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初,但当时还不普及。如唐太宗曾下令印制长孙皇后的《女则》,西域取经归来的玄奘和尚也曾雕版印刷过佛像。到了唐中叶以后,雕版印刷术才逐渐推广开来。元和、长庆年间,白居易和元稹的诗集已经被大量印刷并进行公开出售。文宗时代,民间已经广泛流传印刷的历书了。唐朝末年,成都成为全国印书业的中心,大批的书籍从这里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可见印刷业已经相当的繁荣。
 
 《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估计是武后神龙元年(公元705年)
 至唐玄宗天宝十年(公元751年)之间的印刷品。
 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印于咸通九年(868年)的《金刚经》,长六尺,宽一尺,虽历经一千多年,该书卷的画和文字依然精美无比,可惜已被斯坦因盗走,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院。国内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则是晚唐时期龙池坊卞家所印制的《陀罗尼经》。印刷术后来传到国外,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发展。  
 七、第三只眼看世界--科技篇
神秘的玛雅文明
   当大唐帝国正逐步走向繁荣的时候,墨西哥南部、危地马拉、伯利兹以及洪都拉斯和
萨尔瓦多西部地区的玛雅文化也进入了全盛时期。
只是当时世界尚未发现美洲大陆,因此两个大陆的文明各奔东西,结局迥异,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据考古发现,玛雅时代虽然城邦小国众多,国家尚未统一,但各地较大规模的城市和居民点数以百计,使用着共同的象形文字和历法。城市规划、建筑风格、生产水平也大体一致。在中部热带雨林区,大量分布着蒂卡尔、瓦哈克通、彼德拉斯内格拉斯、帕伦克、科潘、基里瓜等规模宏大的祭祀中心。其中蒂卡尔由数以百计的大小金字塔式台庙组成,气象宏伟,城区面积达50平方公里,估计居民有 4万左右。
 玛雅文明
   此时出现大量刻纪年碑铭的石柱,这些石柱一般每隔 5年、10年或20年建立一座,成为独特的记时柱。大约在公元900年左右,这些祭祀中心突然废弃,玛雅文明急剧衰落。
   神秘的玛雅文明在天文、数学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成就。通过长期观测天象,已掌握日食周期和日、月、金星等运行规律,约在前古典期之末已创制出太阳历和圣年历两种历法,前者一年13个月,每月20天,全年 260天;后者一年18个月,每月20天,另加 5天忌日,全年365天,每4年加闰 1 天。每天都记两历日月名称,每52年重复一周,其精确度超过同代希腊、罗马所用历法。
   数学方面,玛雅人使用“0”的概念比欧洲人早800余年,计数使用二十进位制。玛雅文明的另一独特创造是象形文字体系,其文字以复杂的图形组成,一般刻在石建筑物如祭台、梯道、石柱等之上,另外还用树皮纸和鹿皮写书,内容主要是历史、科学和仪典,现已知字符约 800余种,但除年代符号及少数人名、器物名外,多数还没有被破译,因此尚无法完全释读。
  玛雅文明的早期阶段围绕祭祀中心形成居民点,古典期形成城邦式国家,各城邦均有自己的王朝。社会的统治阶级是祭司和贵族,国王世袭,掌管宗教礼仪,规定农事日期。公社的下层成员为普通的农业劳动者和各业工匠。社会最下层是奴隶,一般来自战俘、罪犯和负债者,可以自由买卖。玛雅诸邦在社会发展上与古代世界的初级奴隶制国家相近,但具体情况尚无详细资料说明。
   玛雅人笃信宗教,崇拜祖先,相信灵魂不灭,文化生活均富于宗教色彩。他们崇拜太阳神、雨神、五谷神、死神、战神、风神、玉米神等神□。太阳神被尊为上帝的化身,居于诸神之上。另外,玛雅国家兼管宗教事务,首都即为宗教中心。
 欧洲的阴霾时代
     当大唐的科技、文化结出累累硕果的时候,西欧却由于宗教神学意识形态一统天下,扼杀了人性和创造力,孕育了中世纪西欧“片面的道德型人格”。恩格斯说:“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这种单一的意识形态,“片面的道德型人格”,使得西欧的中世纪成为科技发展的阴霾时代。
    如果有人研究查理曼死后两百年的欧洲,他会发现,这段历史让所有的人都看不见希望。人们普遍遭受着长期的营养不良,衰老很早就到来,很多新生的婴儿只来得及匆匆看一眼这个世界便死去。
   残暴的统治者比比皆是。维京人和撒拉逊人到处抢掠,东面还有虎视眈眈的马扎尔人。当外族的掠夺者离开后,当地的贵族就将化为瓦砾的修道院和下属的土地据为己有,因为土地所有者的地契早就在大火中化为灰烬了。
  在一个帝国也已经彻崩溃的年代里,追求自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弱者只有放弃自由才可能换取安全。迂腐可笑的教皇更是没有丝毫权力,以至于一位教皇的情妇马洛齐娅居然能够把自己的儿子和孙子推上教皇的宝座:公元963年被奥托一世废黜的约翰十二世,就是这位教皇情妇的孙子,他被指控在马厩里任命执事、秽乱教皇厅、阉割红衣主教甚至为撒旦祝寿……
  公元880年,教皇约翰八世提出了基督教国这个概念。在动荡的年代里,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和解脱,因此深入人心。随着克伦尼修道院制度的建立,人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宗教楷模。
  基督教国概念的提出,代表了基督教徒要以一个团结的欧洲对抗异教的理念。
  维京人和马扎尔人皈依基督教后,在自己占领的土地上定居下来。尽管当时的人们普遍地因循守旧,但是一旦有人发现了新技术或是新方法,大家还是热情地去仿效的。
  当时三圃轮作制已经成为标准做法:一轮是冬小麦或燕麦,一轮是豆类或春小麦,最后一轮是休耕。我们熟知的很多水果都是从东方传来的,在这一时期也通过人工选择而在品质上有很大提高。
     公元900年前后,大概是受到中亚的影响,人们发明了马颈轭。这是欧洲当时最了不起的发明。古代的挽绳套在置于马肩隆或是牛角的轭上,轭固定在绕过牲口胸部的皮带上。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容易导致牲口窒息。当人们改进了这种装置后,马的牵引力量提高了四到五倍,使它很快就取代了缓慢而笨拙的牛。
     新的问题接着出现了。用于运输的马匹要负荷的重量大大超过了马匹的自然负重,马蹄破损等脚部疾病就无法避免。罗马人学会了使用足套包裹马蹄,而真正使用马蹄铁却是在公元9世纪末。
   古代中国人发明了用木框的马鞍,后来传给了匈奴人。但是很奇怪,马镫一直到很后来才出现。
   公元100年前后,印度就拥有了早期的马镫,而中国马镫的出现时间则是在公元5世纪左右。直到公元9世纪,西方的马镫才普及起来:从米兰发掘出的一块祭坛碎片上,描绘着一位脚蹬马镫的骑士。有了马镫,一个全副武装的人终于可以稳定的坐在马背上挥刀舞剑了。这个技术上的创新虽然不足为道,但是却对于后来的历史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技术的传播
  穆斯林帝国的兴起,不仅影响了欧亚大陆间的贸易交往,而且直接影响到了技术的传
播,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应该是三角帆船的推广和使用。
  当时的阿拉伯人使用的是一种高大的、三角形纵帆帆船,但在地中海的埃及人、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使用的却是另外一种帆船――横帆帆船,因为这种帆船比较适合在恶劣的气候环境下驾驶。不过,灵敏的阿拉伯帆船却能逆风航行,甚至可以在并能在狭窄的河道力自如地转变航向。于是,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横帆帆船被三角形的帆船所取代了。  
  尽管这种三角形的帆船是阿拉伯人随穆斯林入侵地中海时传入的,但是人们却称之为“拉丁帆船”。11世纪的时候,三角形帆船已经成为地中海地区正式的运输工具。后来,这种帆船传到大西洋,四百年之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舶设计师将横帆帆船的前桅和三角帆船的主桅及后桅相结合,制造出了三桅船,这使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远洋航行成为可能,因为改装后的帆船可以在任何恶劣的天气里远航。
  
         帆船
  穆斯林帝国庞大无比,其疆域横跨北非、中东和南亚,这为欧亚大陆各地区之间的知识、技术以及商品的相互交流提供了可能。
  
  公元850年至925年,一位中国学者来到巴格达的一位阿拉伯医生家中,对这位医生说:“我在这里住了大约一年,已经学会了阿拉伯语,现在要离开了。在离开之前,我希望通过你的口述而记录下希腊名医加伦的全部著作,那我将非常的高兴。”
  阿拉伯医生说:“这几乎不可能,你最多只能记录一小部分。”
  这位学者却说:“这是可能的,因为我的记录甚至会快过你的口述。”
  于是,阿拉伯医生和一个学生一起不停歇地为他口述加伦的著作,果然如他所说的那样,这位中国学者的记录快极了。即便如此,这位阿拉伯医生还是无法相信中国学者的记录是否正确,后来经过核对,居然准确无误,这太让他吃惊了。
  其实,中国学者只不过运用了速记方法而已。但是这段有趣的经历说明了中国人不但输出自己的文化,也开始接受西方的文化了。
在古代和古典时期,大范围传播的新发明和新技术有:埃及的握杆和曲柄,美索不达米亚的车轮、辘轱和滑轮,波斯的风车和小亚细亚的炼铁技术等。中国在后来加入了这个传播行列,并且成为了技术革新和传播的中心。公元1423年,欧洲首次使用雕版印刷,33年后,第一本用活字印刷的书——《谷登堡圣经》诞生了。
  因此,英国伟大的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1620年对中国古老的三大发明做出了如下高度评价:“ ……印刷术、火药和磁铁三大发明的出现,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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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病源候论》--我国第一部详论病因、疾病分类、鉴别和诊断的著作
   公元610年,由隋代的巢元方(生卒年代不详)等集体编著的《诸病源候总论》一书面世,书中详细记载了一千七百二十种疾病的病源和症候,是世界上第一部详细论述疾病病源和症状的伟大著作,书中虽没有记载治法和方药,却有很强的资料价值,为医者的案头常备用书。
巢元方
   尤其可贵的是,书中认为传染病是由外界的有害物质因素“乖戾之气”所引起的,这体现了唯物主义的病因论观点,非常值得肯定。
   书中记载了“疥虫”是疥疤的病源,它藏在湿疥的脓疤中,形似水中的蜗牛,可用针头挑得。如此细腻的观察,也是病因学说在形态学上的一大进步。书中对“绦虫”也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解说:寸白虫会一段段的增生,逐渐长大达四、五尺长,这与现代医学对绦虫的描述十分接近,并且指出了这种病的发生与食用未熟的鱼和牛肉有关。
     概述"金疮肠断候"一节所论述的肠吻合手术,是外科学上的重要创造,对后世影响重大。
     除此之外,书中还对传染病如肺结核、天花、脚气病及漆过敏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甚至提到了妇女人工流产。在养生方面,更显真知灼见:刷牙是保证牙齿健康的关键。
人类文明史的三代文明
  第一代文明的高峰是埃及文明,其技术标志是铁。由于冶铁技术的发明,使得昂贵的青铜制器逐步淘汰,而铁犁的大范围使用则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在军事领域,铁器的使用作战能力大大提高。
  第二代文明的技术标志和推动力则是中国纸的发明。在汉朝之前,中国的二千年文化同两河流域和埃及相比,尚有一定差距。但是蔡伦发明纸张之后,中国不但迅速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而且还是新技术和文化的主要贡献国。纸张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方向——普及化使贫苦人家也能读得起书,因而它成为文学革命最突出的界标。
 第三代文明出现的标志则是印刷术。中国发明雕版印刷术并传入欧洲之后,谷登堡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突破性的技术革新――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此举使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大放异彩。它的出现,标志着文化的彻底解放:文化不再是教会和贵族的专利,平民也可以接受文化的熏陶了。它的出现,更是为新思想、新作品的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全面地促进了全人类的文化繁荣。
 水平仪的发明
  公元759年,唐代李筌在《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4中详细记载了"水平"(即水平仪)的结构,并记载了使用"水平"以及"照板""度竿"进行测量的技术。
车船的出现
  公元八世纪,唐代李皋(公元733-792年)主持建造了不用帆布而用轮子拨水前进的战船—“车船”。车船结构简单坚固,航行迅速。欧洲直到十五世纪才有类似的船只。
         
 车船作战图                   车船与水车的原理相同
唐代的车床
   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一批盛唐晚期(公元八世纪末)的金银器物上,有明显的切削螺纹痕迹,螺纹细密,同心度较高,起刀落刀点显著,表明当时已用简单的金属切削车床。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机械工程技术上的重大成就。
15世纪前中、西方技术与发明的传播对比
中国传入西方的技术与发明
时间
金属活字印刷 
1世纪
磁罗盘用于航海
  
2世纪
手摇纺丝机械
  
3-13世纪
磁针罗盘
  
4世纪
火药用于战争技术
4世纪
船尾舵
4世纪
活字印刷
4世纪
拉式纺机
4世纪
火药
5-6世纪
雕版印刷
6世纪

6世纪
平圆拱桥
7世纪
运河船闸闸门
7-17世纪
卡丹式悬架
8-9世纪
有效耕畜挽具;胸带(左马驭者)

8世纪
独轮小车
9-10世纪
水力轮式碾磨机
9世纪

10世纪
航海制图法
10世纪
铸铁
10-12世纪
铁索桥
  
10-18世纪
深钻孔法
11世纪
磁罗盘(磁石匙)
11世纪
航海运输
  
11世纪
水力冶金鼓风机械
  
11世纪
瓷器技术
11-13世纪
车式碾磨机
12世纪
风筝
12世纪
石弓(单臂)
13世纪
活塞风箱
14世纪
叶片式旋转风选机
14世纪
轮式碾磨机
13世纪
直升飞机螺旋浆(用绳索旋转)
14世纪
方板链泵
15世纪

西方传入中国的技术与发明

曲轴

3世纪

钟表装置

8世纪
螺钉
14世纪
油画
15世纪末
铅活字版(谷登堡)
15世纪末

第三集  敦煌壁画
 文化巅峰 --大唐的荣耀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的文化。当中国历史推进到公元7世纪的时候,西方灿烂的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却由于地质的变迁、外族的入侵被彻底摧垮了。而东方的大唐王朝却政治开明,社会稳定,经济空前发展,大量吸收融合了边疆民族与邻近国家的文化成果,迎来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这是一个令人感到眩目和不可思议的时代,各种博大精深的文化艺术达到了巅峰状态,其耀眼的光芒不仅照亮了整个世界文化史,而且深深激励着每一个龙的传人。这就是大唐的荣耀,中华民族的荣耀。
 
 二、 大唐哲学与宗教
   以韩愈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思想和以柳宗元和刘禹锡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思想,构建了大唐哲学的大厦。令人称奇的是,韩愈、柳宗元和刘禹锡同时还是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
   唐代对宗教比较尊崇,随着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在国内原有的宗教如佛、道二教获得了很大发展的同时,一些国外的宗教如伊斯兰教、摩尼教等也传入了中国。
主张天命论--韩愈的唯心主义
   主张天命论的著名文学家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他对佛教和道教的荒谬不经之说持极力反对的态度。他认为,天有意志,能赏罚;一个人的贵贱祸福都取决于上天的意志,人对天只能无条件地敬畏顺从,不可以人力抗拒和改变天命。
   韩愈 
   其实,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他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因为他用儒学的唯心主义思想去反对佛教和道教的唯心主义思想。
宇宙没有起点,也没有极限--反对君权神授思想的柳宗元
   柳宗元对唐代的唯物主义思想贡献较大。
   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他认为,天地、元气、阴阳都是物质的,都没有意志,不可能赏功罚过。他还持宇宙没有起点,也没有极限的观点。这个观点认为天地在未分之前,只存在元气;天地分开之后,元气就充塞其间。如果一个人向天呼号,希望上天能够进行赏罚或是希望获得上天的怜悯,都是非常荒谬和不可理喻的。
     柳宗元反对君权神授思想,认为帝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他指出历史的发展并非圣人的意愿,而是时势的推动,因此,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客观的必然之势,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而转移。
       
 柳宗元墓                       柳宗元
 崇信佛教的柳宗元其唯物论并不彻底,他的思想中存在着相当大的唯心主义成分。不过,作为一位著名诗人,柳宗元还留下了“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立翁,独钓寒江雪。”的千古名篇。
 交相胜,还相用--崇信佛教的刘禹锡
    流传至今的著名诗句:“日出东边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就是出自刘禹锡之手。刘禹锡,字梦得,公元772年生于彭城(今江苏徐州),公元842年因病去世。
 刘禹锡的一生不但勤于创作,而且还善于思考,积极探索天与人之间的神秘关系。他认为,天与人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作用,主张人虽不能干预自然界的职能和规律,但却可以利用和改造自然。这就是著名的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
 刘禹锡
 他还认为,当是非颠倒,法制不行,赏罚不明时,人们无法对不合理现象做出解释,就无奈地把一切归之于天命,神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人创造出来的。
   刘禹锡与柳宗元一样对唐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是不彻底的,而且他也和柳宗元一样崇信佛教。
 佛教唯心主义哲学--深刻影响儒家思想
   源于印度的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发展很快。南北朝末年至隋唐之际,中国的佛教开始出现宗派,各宗派之间不仅有自己的教义,而且还拥有自己的寺院。
   隋唐时期,逐渐中国化的佛教发展成为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净土宗和禅宗等5大宗派。唐后期,出现了同属于禅宗的北宗和南宗两派,北宗宣传渐悟,南宗则推崇顿悟。两派之中,最为盛行的是南宗,它几乎垄断了整个佛坛,取代了其它的各大宗派。 
    随着佛教的发展与对外交通的发达,佛经大量传入中国,加上唐王朝的积极倡导,译经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于是佛教在中国广为流传。在这种大背景下,不少皇帝和官僚贵族都成为了虔诚的佛教徒,全国的僧尼越来越多,寺院占有的土地和劳动人手也逐渐增多。
   由于唐朝的寺院并没有承担国家赋税徭役的义务,这就直接导致了政府与寺院之间严重的利益冲突,因此,唐武宗时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打击佛教。但是不久,即位后的宣宗为了维护国家的统治又继续扶植佛教。 
   佛教的传入最终对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文化吸收了佛教文化后,不但丰富了自身,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发展。如佛教建筑和雕塑,就对中国的建筑雕塑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佛经的大量翻译,则丰富了中国文学的体裁和内容;佛教唯心主义哲学的盛行,影响了传承久远的儒家思想,直接导致了宋代理学的诞生。
 主流社会的信仰--崇信道教
   佛教虽然在中国广为流传,但是唐朝的主流社会却崇信道教。形成于东汉的道教,遥尊老子李耳为教祖。恰巧唐朝的皇帝与老子同姓,于是李氏王朝借口老子是自己的祖先,下诏大力提倡道教。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加强唐王朝的政治统治。
   唐太宗规定道教的地位高于佛教,唐高宗则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不料武则天称帝时,利用佛教《大云经》来宣传女人也可以当皇帝,就提升佛教,贬低道教。唐睿宗时搞折中主义,规定两教地位平等。
   到了开元盛世,唐玄宗则大力提倡道教。他声称梦见老子,让人绘了一幅老子的画像,颁行天下。不仅如此,他还下令王侯百官研习《老子》,并在科举考试中增设道举,选拔道士。鼎盛时期,长安、洛阳和各州府都建有玄元皇帝庙,全国各地的道观一度达到一千九百余所,谓为壮观。
   就这样, 道教在统治者的大力扶持下,盛行于世。崇信道教的大诗人李白和贺知章,就受到皇帝的宠信,留下不少佳话。
   由于佛教的哲理比道教丰富,再加上信仰道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一般人不具备这种条件,所以道教主要在上层社会流行,社会影响力就自然不及佛教。
 民间的主要宗教--伊斯兰教、祆教、摩尼教和景教 
 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在公元七世纪初所创伊斯兰教,在唐代主要由大食的使臣和商人传入中国,长安、广州、泉州和扬州等地均有信徒分布。唐朝中叶以后,伊斯兰教的传布日益广大,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约在前七至前六世纪,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创建了以其名字命名的宗教,早期流行于中亚和西亚,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这就是祆教,也就是所谓的火祆教和拜火教。该教崇拜火,认为火是宇宙间象征着光明的善神,而黑暗则是恶神。当时在长安、洛阳、凉州、沙州等地都建有宣扬该教教义的寺庙,信奉者大多是来唐做生意的波斯人等,中国人并未受其影响,后改教逐渐失传。
    公元三世纪时波斯人摩尼创立的摩尼教,约于唐前期传入中国,即明教。该教宣传善恶二元论,认为黑暗是恶的本原,光明是善的本原,人应助明斗暗。教徒必须节欲,不食肉、不饮酒、不杀生,在长安、荆州、扬州、洪州等地逐渐传播开来,并建有寺庙。
 公元五世纪前期,兴盛于中、西亚的景教实质上就是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唐贞观九年(635年),该教由叙利亚人阿罗本传入中国,改名景教。景教徒为了便于作礼拜,就在长安等地建造了“波斯寺”,不久改称“大秦寺”。    
 建于建中二年(781年)、现存陕西省博物馆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记述了景教传入中国和在长安建寺度僧、宣传教义的详细情况。
 二、处在世界巅峰的大唐文艺
 如果说大唐的文艺处在世界巅峰的话,那么,唐诗则是巅峰上的巅峰,是世界诗歌的生命之源。伟大的唐诗就像耀眼的满天繁星,一千三百多年来始终照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当代诗人于坚曾这样高度评价到:“世界诗歌的标准早已在中国七、八世纪
   全球诗歌的黄金时代中被唐诗宋词所确立。 ……这个时代 的诗歌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诗的国度,诗歌成为人们普遍的生活经验。”
   除了唐诗以外,唐代的散文、传奇和词也获得了突出的成就。 在艺术上,唐朝不但继承了汉魏以来的文化传统,而且大量吸收了当时边疆各少数民族和外国的艺术成果,融会贯通,蓬勃发展,最终取得了令人眩目的辉煌成就。其中最重要的有绘画、雕塑、书法和音乐、舞蹈等,都堪称世界艺术发展史上的奇迹。
 大唐的星空无比灿烂--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
   唐朝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产生了数以千计的诗人。这个时代创作的诗歌,将中国的诗歌成就推向历史的顶峰。其数量之多,艺术之精湛,题材之广泛,风格流派之多样,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朝代。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是唐初的著名诗人,号称“初唐四杰”;此后,唐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辉煌景象,诗人辈出,辉耀千古。到了开元、天宝盛唐时期,李白、杜甫的成就标志着唐诗的鼎盛,随后进入一个新的高潮。这时候的名家还有孟浩然、王维、岑参、高适、王昌龄、王之涣等; 中唐的名家有白居易、元稹、韩愈、刘禹锡、柳宗元、李贺等,以白居易和有“诗鬼”之称的李贺成就最大;李商隐、杜牧、皮日休、聂夷中和杜荀鹤则是晚唐诗坛的风云人物,李商隐和杜牧齐名,被称作“小李杜”。
     在唐代诗人中,影响和成就最大的当数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白居易三人。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作为中国文学史最杰出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天才地运用了浪漫主义手法来表现他丰富、复杂的思想内容,处处显示出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特色,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李白的诗内容广泛,想象丰富,手法夸张,风格豪迈俊逸,气势磅礴,语言生动、明快、清新、自然。
   李白性格耿直,抱负远大,关心国事,富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不愿迎合权贵。“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就是他的精神风骨的写照。
                
   李白                               李白的书法
   在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李白在诗歌艺术上的成就达到了浪漫主义的高峰。这些积极浪漫主义的诗歌,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表现手法上对唐代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被后世尊为“诗圣”的杜甫,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诗仙李白齐名。他的诗博采众长,感情真挚细腻,基调沉郁雄浑,语言精练。忧国忧民的杜甫,深切同情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 在诗歌的创作上,杜甫善于选择具有普遍意义的社 会题材,大胆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矛盾,反映出当时政治的腐败,这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民的愿望。
   杜诗中的许多优秀作品向世人展现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画卷,故被称为“诗史”。在 艺术上,杜甫的诗歌语言精练,沉郁顿挫,具有高度 的表达能力。杜甫同时还善于运用各种诗歌形式,继承和发展了《诗经》以来的优良文学传统,最终成为了我国古代诗歌的现实 主义高峰,起着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杜甫草堂                                       杜甫
   白居易是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在于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他强调诗歌的思想性,提倡采诗制度,认为这样有利于“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白居易尤其注重从民间文学中吸收养分,把诗歌写得清新自然,明白如话。白居易擅长创作讽谕诗和叙事诗,其中以《卖炭翁》、《杜陵叟》、 《长恨歌》和《琵琶行》等诗最为著名,或揭露官府的横征暴敛,或抨击穷兵黩武的不义战争,或指斥豪门贵族的骄奢淫逸, 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白居易的总体诗风平易通俗,内容现实深刻,广泛流传于国内以及新罗、日本等国,影响很大。
                             
 白居易                                       《琵琶行》诗意
  唐代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唐代许多著名诗人,像元稹、张九龄、上官仪、韦庄等,都曾担任过宰相,写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李绅,也是宰相。
有些诗人虽未居相位,但也是朝廷重臣,如白居易晚年担任刑部尚书,韩愈曾为吏部侍郎。有些诗人虽未担任部长级职位,却重兵在握,军权甚大,威风凛凛,如崔护,也曾担任过岭南节度使。其他像高适、王维、李益等诗人,虽未出将入相,但在朝廷中也都是高官厚禄,地位荣耀。
   至于刘禹锡、柳宗元、韦应物、杜牧、岑参、刘长卿等许多著名诗人,都曾担任过刺史一职。可别小看了这“刺史”,它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市长之职,地位也不低了。
   在唐朝,诗写得好是可以当大官的。“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造就了大批的诗人。
  另外,唐代诗人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仗剑以游天下的李白,五岳寻仙,四海为家,足迹及于大半个中国,带有蜀国浓厚的浪漫与豪情。杜甫也有一段壮游时期,黄河上下、长江南北都留下他的足迹,但比起李白就显得纯朴与厚重多了。当时的东越即现在浙江东部地区风光奇丽,许多诗人都到那里寻幽探胜,觅得诗的灵感。就连大半生隐居在家的孟浩然,也有浙东之行。至于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远走东北、西北边陲,充分体验了军旅的生活,目睹了边塞的风光,他们的眼界就更不一般了。而南朝的诗人足未涉黄河,身未登泰山。而北朝的诗人,亦未能见到南方的奇山异水,所以他们的胸襟、阅历就比大唐诗人低多了。
    唐诗,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今天,依然 光芒万丈,且历久弥香。
附:李白简介、杜甫简介、白居易简介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出生于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附近)。幼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青莲乡,二十五岁起“辞亲远游”,仗剑出蜀。天宝初供奉翰林,因遭权贵谗毁,随即离开长安。安史之乱中,曾为永王璘幕僚,因璘败系浔阳狱,远谪夜郎,中途遇赦东还。晚年投奔其族叔当涂令李阳冰,后卒于当涂,葬龙山。唐元和十二年(817),宣歙池观察使范传正根据李白生前“志在青山”的遗愿,将其墓迁至青山。有《李太白文集》三十卷行世。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祖藉襄阳(今 属湖北),自其曾祖时迁居巩县(今属河南)。杜审言之孙。自幼好学,知识渊博 ,颇有政治抱负。开元后期,举进士不第,漫游各地。天宝三载(744年)在洛 阳与李白相识。后寓居长安(今属陕西)将近十年,未能有所施展,生活贫困,逐渐接近底层人民,对当时的黑暗政治有较深的认识。靠献赋获得一官半职。安禄山叛军攻陷长安的时候,逃到凤翔谒见肃宗,被授官左拾遗。长安收复后,随肃宗还京,担任华州司功参军,但不久弃官往秦州、同谷等地。后又移家成都,筑草堂于浣花溪上,世称浣花草堂 。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参谋,武表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晚年携家出蜀,病逝湘江途中。有《 杜工部集》传世。
   白居易(772-846) ,字乐天,太原(今属山西)人。唐德宗朝进士,元和三年(808)左拾遗,后贬江州(今属江西)司马,移忠州(今属四川)刺史,又为苏州今属江苏)、同州(今属陕西大荔)刺史。晚居洛阳,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士。其诗政治倾向鲜明,重讽喻,尚坦易,为中唐大家。也是早期词人中的佼佼者,所作对后世影响甚大。
发扬汉魏风骨--古文运动兴起 
   “古文运动”是唐中期兴起的一次以发扬汉魏文风为主的文学运动。所谓的“古文”,其实是唐朝人对汉魏散文的称呼。汉魏的散文质朴,不尚辞藻。而六朝则盛行绮丽、颓靡的骈俪文,形式僵化,内容空洞,堆砌辞藻,不能自由地表达思想。
 韩愈和柳宗元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积极倡导古文运动的韩愈,主张“文以载道”,认为写文章应重视思想内容。韩愈的散文成就很高,气势雄健,奔放流畅,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被后人推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柳宗元作为古文运动的另一个积极倡导者,他的文学观点与韩愈相近,主张“文者以明道”。柳宗元的散文丰富多采,峭拔俊秀,含蓄精深,对散文的发展贡献很大。
 影响重大的传奇小说  --兴盛于大唐
   出现于隋朝末年、兴盛于唐代的传奇,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形式,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很大。
   唐末裴铏对本朝的传奇小说做了一次总结和汇编,集成《传奇》三卷,主要分为讽谕小说、侠义小说、爱情小说、历史政治小说等四大类。其中李朝威的《柳毅传》、元稹的《莺莺传》、蒋防的《霍小玉传》、白行简的《李娃传》、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沈既济的《枕中记》、陈鸿的《东城老父传》、《长恨传》等最为著名。
 盛于五代、两宋的词--  兴于大唐
  词又称诗之余、长短句,始见于唐代,兴盛于五代、两宋。李白作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王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和《忆秦娥》(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两阙词,就被誉为百代词祖。
  唐朝成就比较大的词作家有张志和、刘禹锡、白居易、皇甫松、温庭筠、韦庄等,其中又以温庭筠最为突出。
  词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学体裁出现以后,就赢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尤其在五代、两宋期间,词成为主流文学,达到了巅峰状态,从而奠定了它的历史地位,连绵千年而不绝。
   被奉为中华文化的伟世经典而备受推崇的诗词,作为中华民族一座浩大的文学艺术殿堂,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宝藏,成为滋养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药石。 
 吴带当风--“画圣” 吴道子代表着大唐绘画成就
   中国古代绘画的成就最为杰出,尤其是隋唐五代时期,绘画艺术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名家辈出,成就巨大。隋代的著名画家有展子虔、董伯仁、杨契丹、郑法士等人,而唐代的著名画家更多,数不胜数。
   初唐的阎立德、阎立本兄弟,专攻人物画,技艺高超。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太宗步辇图》,是千古名作。这两幅作品布局匀称,笔力刚健,简练传神,是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品。
   历代帝王图
   盛唐时的吴道子素有“画圣”之称,他的出现代表着大唐盛世的绘画成就。吴道子擅长佛道画,兼擅人物、山水,他在继承前代技法和吸收西域画派技法的基础上,勇于创造,敢于革新,所创作的作品极富立体感。欣赏他的作品,你会感觉到画中的人物衣带随风飘动,栩栩如生,因而世人有“吴带当风”之说。
   吴道子壁画
      吴道子观世音碑刻
   张萱、周昉是盛唐、中唐的著名画家,以善画仕女闻名天下。张萱的《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和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可惜均已失传,现从宋人的摹本来看,依然可见其风采神韵。
   “诗佛”王维不但工诗,而且善画,其水墨山水画造诣极高,达到了“画中有诗”境界,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就十分尊崇他。
   在南北朝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唐代壁画,不但数量多而且成就很高。在长安、洛阳的佛寺、道观中,仅吴道子一人就绘制了数百幅的壁画。著名的敦煌千佛洞中,就有许多唐人创作的壁画。这些壁画的内容虽然大多与佛教有关,但是也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当地的社会风貌、民情习俗、音乐舞蹈和装饰等情况,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在历史和考古方面的价值也是无法估量的,为研究唐代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敦煌壁画(4幅)
     以飞天为代表的敦煌壁画,展现的是神与人雄豪奔放的形态,其艺术水平极高,令人叹为观止。当代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年轻时曾在敦煌如痴如醉地临摹、学习了三年。其实,不仅是敦煌的壁画水平高,连唐代有些墓葬中的壁画艺术水平也很高。如章怀太子李贤的墓中就绘有各具情态、栩栩如生的壁画,有出行图,有仪仗图,有客女图,有客使图和打马球图等。此外,懿德太子李重润墓、永泰公主李仙蕙墓和淮安王李寿的墓中都有壁画,总体艺术水平也是很高的。
    受唐代的影响,五代的绘画艺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西蜀、南唐就设立有画院,集结了大批著名画家。这个时期的著名山水画家有荆浩、关同,善画北国风光;董源、巨然,善画江南景色;黄荃、徐熙,善画花鸟;周文矩、顾闳中善画人物等,尤其是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手法独到,技巧高超,是不可多得的传世名作。
 敦煌唐石窟佛像、乐山大佛--大唐雕塑的巅峰之作
 唐代涌现出许多优秀的雕塑家,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杨惠之,人称“塑圣”,与“画圣”吴道子齐名。杨惠之的作品十分传神,据说他在长安给当时的著名艺人塑像时,人们只要看塑像的背面,便能立即认出所塑的艺人。
   隋唐之前就已开凿的敦煌、龙门、天龙山、麦积山、炳灵寺等石窟寺,到唐代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无论是石窟造像、陵墓石雕,还是陶俑等雕塑艺术,在技法和人物造型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一时蔚为壮观。
     
   莫高窟佛像                     鸣沙山东部的莫高窟
   我国最大的石雕坐佛像位于四川乐山,高达71米,比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最高的大佛要高出三倍,比阿富汗巴史安大立佛高出18米。这尊乐山大佛不仅体型巨大,且雕刻技术高超,结构匀称,比例适宜,佛体头部和身上还巧妙地暗藏排水系统,以避免水流冲蚀,减弱风化。面对这尊大佛,每一位炎黄子孙无不对我国古代的雕塑师们,在设计和塑造这尊巨佛时所表现出来的伟大魄力和高度的智慧,表示由衷的赞叹和钦佩。
 现存四百九十二个石窟的敦煌千佛洞,是一座巨大的艺术宝库,是古代艺术家历时一千年余年集体创作出来的一宗无比珍贵的遗产,其中唐窟就占了二百一十三个。形象生动的石窟佛像,神态自若,巧夺天工,与壁画、建筑彼此关连,交相辉映,和谐完美,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精神在这里被演绎到了极致。
   龙门奉先寺共有九尊雕像,相传为武则天统治时期开凿的。大殿中央为卢舍那佛坐像,高17.14米(含底座5.14米),另外比卢舍那佛像略低一些的八尊佛像分立左右,形象生动,气势宏伟。
      
    乐山大佛
 陕西礼泉唐太宗墓前,立有一块唐代石雕中的名品 --昭陵六骏。这块石刻采用浮雕的手法,生动地刻划了六匹不同神态的骏马,造型遒劲,形象逼真。
   唐代墓葬中也有很多精美的的三彩陶俑,如动物俑中有马和骆驼,人物俑中有武士、文吏、乐工和舞女等。这些造型生动的俑,色彩十分鲜艳,形态逼真,令人目不暇接。
   总之,这些时代的旷世杰作似乎在向后人传达前辈的历史和思想,而各异的神态,不正是艺术家们追求完美颠峰的真实写照吗?
 诸体兼备--登峰造极的大唐书法
 中国书法艺术和书法理论,发展到唐朝达到第二个极盛时代,出现了历史上许许多多书法艺术家和书法理论家,并开创了有唐一代新风。有记载有姓名的书法艺术家和书法理论家,就达一百八十多人。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记载能书之人有二百四十五人之多,而大量民间无名书法家尚不在其列。这两个数字虽不完全一致,但却说明了唐朝书法艺术的繁荣昌盛。
   首先是南北文化的交融。晋室东渡之后,中国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分裂和战乱。在这期间,南北双方的文化呈现相当明显的差异。南方喜庄老、尚清谈,注重抽象名理的论辩;北方流行汉儒的经学,注重人的行为准则。南方文风华靡,北方文风质朴。南方的书法多见于帖,南帖飘逸;北方的书法多见于碑,北碑凝重。《隋书?文学传序》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之大较也。”很显然,单一的南方文化或单一的北方文化,都有局限性,如果不能融合就不能蔚为大观。隋朝统一全国,以及大运河的通航,已经开启了南北文化互补的过程。唐朝继隋之后,经过太宗贞观之治,文化交融的过程大大地加速了。南朝的“文”妆点了北朝的“质”,北朝的“质”充实了南朝的“文”,“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隋书*文学传序》)一种融合了南北文化之长的、与唐帝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应的新文化达到了成熟的地步。
                      
 九成宫醴泉铭(魏征 撰文,欧阳询书)                
   唐朝初期,社会安定,经济日益繁荣,书法亦蓬勃发展。不仅在楷书上众派纷呈,树立典范,在草书也形成了鼎盛的局面。唐太宗李世民喜好书法,倡导书学,并竭力推崇王羲之的书法,这对唐代书法的发展和繁荣起了重要的作用。朝廷定书法为国子监六学之一,设书学博士 ,以书法取士。历代盛称的唐初四家--欧阳询、虞世南、禇遂良与薛稷代表了初唐风格。
  这一时期的书法家还有钟绍京、陆柬之、王知敬与唐太宗。  
                         
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 (欧阳询)              
   盛唐的书法风格由初唐方整劲健趋向雄浑肥厚。真草更彻底的摆脱了王家的书派的束缚,形成自己的新风格。这时出现了张旭、怀素、贺知章、颜真卿和柳公权等著名的书法家。他们分别在狂草和楷书方面开创了新的境界。篆隶二体又重新出现书坛,虽未见超出古人之上,但颇有一些名家。行书以李邕为冠,篆书则以李阳冰声名最大,但其成就不如史惟则。后人将李阳冰与李斯并称“二李”;隶书则有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惟则四家;这时的名家还有徐浩、卢藏用、苏灵之、张从申等人。
 董其昌说:“右军如龙,北海如象。”生动地指出了王羲之和李邕的书法特点。
   晚唐时随着国势渐衰,书法也没有初唐、盛唐兴盛,但也出现了一些书法家,如杜牧、高闲、裴休等。
     唐朝在编辑《晋书》时,唐太宗李世民亲自执笔写了王羲之《传赞》。宋代《墨池编》记载,唐太宗李世民还写了四篇书法理论文章:《论书》、《笔法》、《指意》、《笔意》。由于皇帝的重视和提倡,唐朝书法艺术的大发展又推动了书法理论的大发展,不少人不仅是书法艺术家还是书法理论家。唐朝的书法成就和唐诗一样,异常光辉夺目。大书法艺术家之多。大书法理论家之多,都是历史上少有的。
   太宗尝谓朝臣曰:“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朕少为公子时,频遭敌阵,义旗之始,乃平寇乱。执金鼓,必须指挥;观其阵,即知强弱;以吾弱饵其强,以吾强冲其弱。敌犯吾弱,迫奔不逾百数十步;吾击其弱,突过其阵,自背而反击之,不无不溃;多用此制,联思得其理深也。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其中骨力,而且形势自生。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
   有一次,唐太宗临写虞世南的“戬”字,正好看见虞世南进来,便写了个“晋”字,然后让虞世南补上“戈”字旁。第二天,太宗把字拿给魏征看,想听听他的意见。魏征看后说:“圣上之作,惟‘戈’法似世南”,太宗听了,自叹与世南差得太远。其实,每个人的笔迹都反映着自己的精神境界,一味去模仿别人,是很难学得象的。
   《书小史》称唐玄宗李隆基“其教友仁慈,善骑射。通音律历象之学,好图书,工八分章草,丰茂英特”。《述节赋》内说“开元应乾,神武聪明,风骨巨丽,碑版峥嵘。思如泉而吐凤,笔为海而吞鲸”。再举武后则天为例,《书小史》称其好飞白书,自题升仙太子碑额。《述书赋》说:“武后君临,藻翰时钦,顺天经而永保先业,从人欲而不顾兼金。”武后让王方庆进十一代祖王导以下二十人(《宣和书谱》称二十八人)书迹共十卷,后御武成殿示群臣。令中书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以叙其事,复赐方庆,当时以为荣。《宣和书谱》称武则天得王方庆家藏王导等人书迹“摹搨把玩。自此笔力益进。其行书骎骎,稍能有丈夫胜气。”
   这里还需说一下曹王李明的情况,他是太宗之子。《书小史》称其特善飞白,不减其父。《书史会要》云:“曹王明行书绝时,飞白乱王右军,有唐以来一人而已!”
附:大唐书法家小传
?  欧阳询(公元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世称欧阳率更。他的书法,以隶书为最。究其用笔,圆兼备而劲险峭拔,“若草里惊蛇,云间电发。又如金刚怒目,力士挥拳。”其中竖弯钩等笔画仍是隶笔。他所写《化度寺邑禅师舍利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被称为“唐人楷书第一”。后人所传“欧阳结体三十六法”,就是从他的楷书归纳出来的结字规律。他的行楷书《张翰思鲈贴》体势纵长,笔力劲健。墨迹传世,尤为宝贵。欧阳询的儿子欧阳通,书法一本家传。父子均名声著于书坛,被称为“大小欧阳”。小欧阳《道因法师碑》,隶意更浓,然而锋颍过露,含蓄处不及其父。
             
卜商帖(欧阳询)           道因法师碑(欧阳通)
  虞世南(公元558-638) 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县字,故世称“虞永兴”,享年八十一岁,赐礼部尚书。
             
  孔子庙堂碑              汝南公主墓志
  褚遂良(公元596-658或659) 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官至右仆射河南公,世称褚河南。他的书法学王羲之、虞世南。《唐人书评》说他的字是:“字里金生,行间 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他所写的《雁塔圣教序》,最有自家之法 。
 
  雁塔圣教序
  李邕(公元678-747) 字泰和,扬州江都人,官至北海太守,人称李北海。《叶有道碑》、《岳麓寺碑》、《云麾将军碑》为其代表作。他的笔力遒劲舒放,给人以险峭爽朗的感觉。
  
  云麾将军碑
  张旭 字伯高,吴郡人,世称张长史,生卒年月不详。他得书法得之于“二王”而又能独创新意。书风博大清新,纵逸豪放之处,远远超过了前代书法家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盛唐气象。韩愈说:“旭善草书,不治他技故旭之书 ,变动如鬼神,不可端睨。”杜甫在《八仙歌》中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十五日贴                      肚痛贴                        古诗四帖
   颜真卿(公元709-785) 唐京兆万年人,字清臣,开元进士。正楷端庄雄伟,气势开张,行书遒劲舒和,一变古法,自成一格,人称“颜体”。
  颜真卿麻姑仙坛记
  柳公权(778-865)唐代晚期著名书法家。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柳公权是继颜真卿之后,对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一位书家。初学王羲之书,后博览虞世南、欧阳询书家笔法,最终得力于颜真卿。在结字上,吸取了“颜体”的纵势,用笔上集欧体之方与颜体之圆,形成了笔力遒劲峻拔、独具风神的新型书体--“柳体”。
玄秘塔碑
  怀素。怀素生于开元25年(公元737年),湖南永州(旧名零陵)人。怀素很小的时候,在零陵书堂寺受戒出家为僧,法号是怀素。唐代僧人怀素, 是一位狂僧,又是一个酒徒,更是一名出色的书法家。怀素以"狂草"出名,其草书,笔法瘦劲圆转,飞动自然,而法度完备。千百年来,有多少人称慕他惊心动魄的狂草;又有多少人羡慕于他的孤云野鹤般的云游生活。
                       
  论书帖                                             终年贴
    孙过庭(648-703),字虔礼。江苏吴郡人。官至率府录事参军。过庭“好古博雅,工文辞,得名翰墨间。” 精于书法,尤以正、行、草书擅长唐张怀瑾《书断》称他:“博雅有文章,草书宪章二王,工于用笔,劲拔刚断”。唐《续书评》云:“过庭草书如悬崖绝壑,笔势劲健。
 书谱?
 8、霓裳羽衣为谁舞--唐朝是我国音乐、舞蹈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
   唐代的政治稳定,经济兴旺,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勇于吸收外城文化,加上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着的各族音乐文化融合打基础,终于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   
   隋唐燕乐标志着唐代乐舞文化的高峰,主要就是由乐舞伎人表演的。其形式品种之丰富,技艺之高超,队伍之庞大,以及在社会上流传之普遍与深入,都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据《新唐书?礼乐志》载:唐朝盛时,隶属宫廷乐舞机构太常寺和鼓吹署的乐人、音声人、太常乐户子弟等乐工舞伎总数竟有数万人。
 初唐乐舞以武舞“秦王破阵乐”、文舞“功成庆善乐”、“上元舞”、“上元乐”为代表,盛唐的乐舞则以“霓裳羽衣舞”为代表。在唐代伎乐的广泛影响下,唐代的各种文艺作品如诗歌、传奇、绘画、雕刻中都留下了光彩照人的形象,千古之下依然令人神往。
 总的来说,唐代的舞蹈成就吸收了许多来自西域的成果,主要分为健舞和软舞。由于当时的舞蹈多配以音乐,所以又称为乐舞。唐代的健舞有剑器、胡旋、胡腾、柘枝等,软舞有乌夜啼、凉州、回波乐等。
伎乐天
 宫廷燕乐所表演的节目中除继承中原传统的《燕乐》、《清商乐》外,大多是来自外地、外族的乐舞。如来自古龟兹国的《龟兹乐》,就是唐代最盛行的舞种之一;其他如《西凉乐》,来自西凉(今甘肃敦煌);《高丽乐》,来自朝鲜;《天竺乐》,来自天竺(今印度);《安国乐》,来自乌兹别克布哈位;《疏勒乐》,来自今新疆喀什一带;《康国乐》,来自古康国;《高昌乐》,来自今新疆吐鲁番等。
 从这些乐舞的传入地区可以看出,大多来自古西域,这和唐时丝绸之路的繁盛是分不开的。这些乐舞不仅供燕享娱乐,也有显示国威的典礼仪式意义。
     在唐代的乐队中,琵琶是主要乐器之一。它已经与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无几。现在福建南曲和日本的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还保留着唐琵琶的某些特点。受到龟兹音乐理论的影响,唐代出现了八十四调,燕乐二十八调的乐学理论。唐代曹柔还创立了减字谱的古琴记谱法,一直沿用至近代。
 
   唐代众多的咏舞诗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当推大诗人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人以神来之笔,通过一连串激动人心的比拟,写出了公孙大娘舞剑器时青山低头、风云变色、矫如龙翔、光耀九日的逼人气势: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
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
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
   公孙大娘表演的“剑器舞”,技艺高超,独具特色,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杜甫诗序说,玄宗时,高手云集的宫廷乐舞机构梨园、教坊、宜春院的“内人”(指宜春院中常为皇帝表演,技艺最高的乐舞艺人)和宫外供奉(类似宫廷以外的“特约演员”)中,只有公孙大娘的“剑器独出冠时“。所以诗中有:“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句。
杜甫这首诗和上引白居易的《霓裳羽衣舞歌》,堪称唐代咏舞诗中的双璧。
 公孙大娘
   除了公孙大娘之外,最引人注目的还有“裴将军满堂势”,想来是指根据裴旻将军独到的舞剑技艺改编的一部舞蹈,一旦起舞,只见满场剑光,惊心动魄,是一种猛厉无比的剑舞。
   乐舞艺术在唐代的繁荣,充分体现了这个文化盛世的开朗气象。随着时代文化的转变,音乐和舞蹈艺术在宋元以后逐渐衰落,唐代乐舞的辉煌成为历史的记忆。
唐三彩--蜚声海内外的大唐陶瓷艺术
   唐代的陶瓷工业有很大发展,陶器出现了著名的“唐三彩”,制瓷工业已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出现了邢洲窑、越州窑等名窑。五代时期制瓷技术更进一步提高,后周的柴窑名瓷“雨过天青”被称誉为“青入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
         
   唐三彩
 三、史家和地理学家的煌煌巨著
   隋唐五代时期,史学与地理学都有较大的发展,很重要的一点是出现了国家开馆设官修史的制度;其次是在史学和地理学著作方面亦有所创新。唐太宗时期国家正式开馆修史,由宰相监修。从此,官修史书由史官修撰并由宰相监修成为制度,直到清朝。
   唐初史馆奉诏所修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六部,史家李延寿则独自撰有《南史》和《北史》,以上八史共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
 1、《通典》 --开创典章制度专史的编撰方法
   唐代杜佑(735-812年)编撰的《通典》,是一部政书。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曾任宰相。
   政书是一种新体史书,以记载典章制度为主,不同于纪传体和编年体史书。《通典》记事,上起黄帝,下迄唐天宝之末,共有二百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九门,每门又分若干目。对于每一制度,都从上古记述到唐朝,唐代尤详,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并开创了典章制度专史的编撰方法。
 2、《史通》 --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史学评论著作
 唐代刘知几(661-721年)编撰的《史通》,是一部史学评论著作,对后代治史、著史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刘知几,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曾在史馆参与修史二十余年,后离开史馆,撰成《史通》一书。全书分内篇和外篇两部,共二十卷四十九篇。内篇三十六篇,论述史书源流、体例和编纂方法。外篇十三篇,论述史官建置沿革和史书得失等。
 此书的主要特点是总结历代主要史学著作,指出优缺点,提出自己对修史的主张和观点。他明确地指出,史学家要兼有才(写作能力)、学(历史知识)、识(认识能力)三长,而尤以“史识”为最重要。他主张,撰写史书要“不掩恶,不虚美”,“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反对“妄生穿凿,轻究本原”。
 刘知几作为我国古代最早的一位史学评论家,他的理论和观点在当时是很进步的,直到现代依然有其积极的治学意义。
 3、《九州图》--最早的全国地图
   唐代贾耽(公元729-805年)于公元798年绘成全国地图《九州图》(或称《国要图》),于公元801年绘成据称“广三丈,纵三丈三尺”的《海内华夷图》。公元1136年以此为底本制成石刻《禹迹图》和《华夷图》,现仍保存于陕西西安碑林。
   四川涪陵附近长江河床中的白鹤梁上,刻有标志长江枯水水位的石鱼图案,还有自公元764年以来一千二百多年间七十二个年份的长江枯水水位的标记,这是宝贵的长江水文资料,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4、《元和郡县图志》 --一部重要的全国性历史地理著作
   公元813年,唐代李吉甫(公元758-814年)编撰的《元和郡县图志》,是一部重要的全国性历史地理著作。李吉甫长期任宰相,熟悉当时的图籍。全书以当时四十七镇为纲,每镇篇首有图,分镇记载府、州、县及其户口、沿革、山川、道里、贡赋等内容,因插图佚失,因此又称这部著作为《元和郡县志》。对以后的地方志有很大影响。(书中所载的地图北宋后均已佚失) 《元和郡县图志》卷29中载有湖南郴县人民用温泉灌田一年可三熟,说明唐代劳动人民已在农业生产中利用地热。
四、第三只眼看世界—文化篇
 印度的“金石并用文化”时代。
   印度河文明是青铜时代的文明,位列四大古文明之一。但是辉煌灿烂的印度河文明大约从公元前1750年以后就逐渐衰落。
   处在印度河文明时代的人们,已经能够用铜和青铜制造各种工具,如武器等等。这一时期居民的主要生产活动是农业,在铜器的使用上较青铜更为普遍,至于原始的石器依然在继续使用之中。如目前发现的农具有燧石犁头、青铜鹤嘴锄和镰刀等。
   水牛和□牛主要用于耕地,大麦、小麦、稻、胡麻、豆类以及棉花等是常年的种植作物。金属的冶炼、锻造和焊接技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制陶业、纺织业、商业贸易等行业十分发达,尤其是商业贸易,已经与西亚等许多国家有着密切往来。
   印度河文明也有自己的文字,但主要保存在印章上,文字和雕刻图案往往结合在一起,这些印章上的文字大多为单行,一般不超过 20个符号。 
代表印度河文明的印章
  在印章文字没有按印欧语系解读之前,人们认为创造印度河文明的主要是原始达罗毗荼人和原始澳语人,现在,有些学者则认为印度河文明的创造者应该是印度-雅利安人。
  至于印度河文明是如何衰灭的,争议较大。一种说法是由于地质学和生态学上的原因造成的,另一种说法则是认为外族的入侵最终造成了印度河文明的衰灭。
   印度河文明毁灭后,印度历史进入一个衰退的“金石并用文化”时代,而中国作为另一个文明古国,此时却因汉唐两个时代的出现,继续推动着中国文明的发展。
  中国从3世纪后半期开始有大批的僧人西行求法,到唐代的时候达到巅峰状态。据统计,从三国末年至唐中叶的500年间,先后西行的僧人达169人。
  而东汉至唐末(25~907)年间,东来的僧人有72人,从国籍上来讲,后汉三国时期主要以安息、月氏、康居人居多;西晋时期以龟兹、□宾人为多; 南北朝时期西域诸国与印度人各半;到隋唐时期则印度人占去了绝大部分。
  从印度学成回国的僧人中,最著名的有东晋的法显(约337~约422)、唐代的玄奘(602~664)和义净(635~713)。这三位著名人物都有著作流传后世:法显著有《历游天竺记传》(又名《法显传》或《佛国记》)、玄奘著有《大唐西域记》、义净著有《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行求法高僧传》等,这些著作已经成为研究古代南亚历史、地理、民俗风情等的宝贵资料。
玄奘讲经处(见图库)
   印度人商羯罗(788~820)在8世纪时创立了吠檀多哲学,恢复了佛教之前的对梵天的信仰。随着这套哲学体系的建立,派生了多种有神论教派:如湿婆教派信奉湿婆神;毗湿奴教派信奉毗湿奴神,这些教派统称印度教。
   为了培养婆罗门的种姓子弟,印度还专门设立了印度教寺院,这是印度的最高学府。一些重要的寺院拥有大片的土地,管辖范围相当的广泛。这些寺院除了正常的日常教学活动外,还定期举办宗教集会,以便各地沟通信息。
   印度寺庙精美的雕刻(见图库)
   印度教湿婆派寺院在8世纪的时候特别强盛,发展到9~10世纪时,这些寺院已经拥有武装,兵丁仅限首陀罗种姓人。如那烂陀寺就是印度历史上最大的寺院。印度教不但是区域王国的政治经济支柱,而且还是中世纪形式的宗教,影响相当的广泛。
 印第安玛雅人的文明
   玛雅文明(Maya Civilization )是美洲古代印第安文明的杰出代表,以印第安玛雅人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墨西哥南部、危地马拉、伯利兹以及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西部地区。
 古代玛雅人的金字塔
   玛雅文明约形成于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 400年左右建立早期的奴隶制国家,在公元3~9世纪进入顶盛期,进入15世纪后则日渐衰落,最后居然被入侵的西班牙殖民者所摧毁,此后,玛雅文明长期湮没在热带丛林中,不为外界所知。直到 18世纪末,玛雅文明才引起学术界注意,随着19世纪末一批重要遗址的挖掘,玛雅文明的现代考古学研究才开始步入正轨。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一门专门研究玛雅文明的学科――玛雅学出现了,这个学科是当今世界考古学及历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据美国考古学家N.哈蒙德的划分, 玛雅文明的发展阶段可分为前古典期、古典期和后古典期3个阶段。
   前古典期即玛雅文化形成期,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公元250年之间。这个时期,玛雅人已经建立起由土台、祭坛等组成的祭祀中心,人们在尤卡坦半岛中央的佩滕盆地及其周围山谷安居乐业,开辟土地,种植玉米和豆类等农作物。

图一:那烂陀寺遗址(那烂陀意为荷花,象征着美、善、智慧和文化。)
图二:见图库
   后来,随着文字和国家雏形的出现,玛雅文化在约公元250~900年(古典期)之间进入顶盛期。这时,数以百计的城市和居民点已经出现,规模相当的庞大。这些城市其实都是独立的城邦小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国家。各个城邦小国使用共同的象形文字和历法,在城市规划、建筑风格、生产水平生也大体一致,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印地安人文明图
   目前发现的主要遗址大多分布在美洲中部的热带雨林区。蒂卡尔、瓦哈克通、彼德拉斯内格拉斯、科潘、帕伦克、基里瓜等祭祀中心已形成规模宏大的建筑群。蒂卡尔遗址由数以百计的大小金字塔式台庙组成,气象宏伟。据估计,当时城区的面积达50平方公里,有 4万左右的居民。此时出现大量刻纪年碑铭的石柱,一般每隔 5年、10年或20年建立一座,成为独特的记时柱。大约在公元900年左右,这些祭祀中心突然废弃,玛雅文明急剧衰落,而此时的大唐帝国也已辉煌不再。
                              
   武士石柱                                     雕刻石板
                                  
玛雅神殿(蒂卡尔神殿),公元682年建造。
 玛雅文明基本上属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农业技术简单,耕作粗放,不施肥,亦无家畜,后期有水利灌溉。工具、武器均为石制和木制,只是在古典期之末才开始使用黄金和铜,但一直不知道使用铁,这也是一大谜。玛雅人的手工制品主要以陶器、棉纺织品等为主,不同村落和地区间存在着贸易往来。
   雅文明遗址
   虽然玛雅人不懂得使用铁器,但是他们的建筑工程高度发达。不仅能对坚硬的石料进行雕镂加工,而且建筑布局以严谨、宏伟而著称。金字塔式的台庙设有石砌梯道通往塔顶,内部是废弃物和泥土,外围是石板或土坯。台庙里面有许多雕刻、彩陶和壁画,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以表现贵族仪仗、战争与凯旋等主题的博南帕克壁画,人物形象千姿百态,栩栩如生,是世界壁画艺术的宝藏之一,极为罕见。
短暂的复兴
  英格兰的贵族普遍拥有阔大的宅院,积累了大量的金银珠宝,生活过得相当的舒适和滋润。及膝的外衣、长裤和斗篷是当时英格兰男子的标准衣着。以照顾整个家庭为主要工作的英格兰女性,其装饰品主要包括戒指、护身符、项链和头饰等。
   英格兰的文学历史可以一直溯源到中世纪初,著名的有基督教诗人凯德蒙。另外,无论是从艺术的角度还是从诗歌体例来看,英格兰的民族史诗《窗伍夫》无疑是一部难得的佳作。当时的英格兰人对一个稳定、安宁和公平的国度充满了向往,在不懈的追求之下,他们的理想和努力化成了文艺上的累累硕果。
   在英格兰,修道院是文化和思想的乐园。民间的艺人们学会了在金属制品和珠宝上加以装饰,并且应用在十字架和墓碑上。不久,纺织艺术品如刺绣也出现了。而那些受过教育的僧侣,此时却躲在修道院里抄写并讲解保存下来的手稿。
   在公元7世纪后期,英格兰维尔茅斯的修道院院长本尼狄·比思考普先后5次前往罗马,回来的时候绝对是满载而归:大量书籍、绘画、法衣和圣物一定会成为修道院的至宝。不仅如此,他还带回了圣彼得教堂尝试班的领唱:因此他那里的僧侣们也学会了正确的唱法。
   在英格兰,朝圣变得相当普及,朝圣已经成为当地居民的习俗。他们不但去欧洲大陆游历,甚至前往耶路撒冷朝圣,根本就无惧于沿途的各种风险:如阿尔卑斯山的积雪,海上的风浪和毫无人性的海盗。在他们看来,这样的游历对充实和提高自己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
  由于很多在朝圣途中走失的女性难以洁身自爱,因此在公元8世纪,圣波尼菲思就建议禁止女性朝圣。在伦巴底、法兰西和高卢,妓女一度泛滥成灾。
  令人感动奇怪的是,从公元6世纪到8世纪的这段时间,以往传承下来的知识被大量遗忘、甚至完全失传。建筑师不会建造穹顶,造船者不会设计战舰,造车的人无法造出战车……因为这些技术没有任何书面记载,以至于后来的人们不得不从头开始。
  公元500年到1000年这段时间,是西欧历史上的黑暗年代,基本上没有什么亮点可以让人心动。但是在东方,古老的神州大地却耀人眼目,许多国家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充满着敬意。西欧当时虽然被阴霾所笼罩,但也并非一无是处: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全新的、野蛮的活力,年轻而富有朝气。此时,在查理曼大帝的带领下,以法兰克为代表的西欧出现了短暂的复兴。

查理大帝(742.4.2~814.12.8)法兰克国王 (768~814) , 罗马人皇帝(800~814)。
     查理曼把自己看作是国家之父,认为自己的责任是为子民们提供福祉,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查理曼亲自指定自己的大主教,并且参与对整个教会的监督。他的律法相当严格,如果谁敢在大斋期进食、在星期五吃肉或拒绝接受洗礼等,均会被判处死刑。他还建了不少规模相当庞大的修道院,例如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就动用了2000名农奴参加修建;森图拉的圣里魁尔修道院则有300名僧侣和100名侍从昼夜不停地为查理曼的健康和灵魂作祷告。
     查理曼一直想要为自己的帝国树立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应该糅合了罗马文化、日尔曼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元素。为了网罗到优秀的教师,查理曼于是向国内外发出文告,把当时最杰出的教育家们都召集到自己周围,其中最著名的是约克的阿奎因。这些学者们留在查理曼开设的宫廷学校里,不但是在培养人才,而且还在进行学术研究。
     查理曼对宫廷学校倾注了大量心血。据说,他曾经亲自鞭打过一位孩子――因为这位孩子的拉丁语语法一塌糊涂。在宫廷学校里,学者们还和王室成员化名组建了一个俱乐部――如著名学者阿奎因的化名是佛拉克斯(古罗马历史上有两位佛拉克斯),而查理曼则化名为大卫王。
     宫廷学校在教授拉丁语和为贵族启蒙方面贡献突出。不仅如此,它还使人们开始重新学会欣赏以往被教会斥为异端的古典著作。查理曼还发下通告,要求宗教机构也必须接受人文教育,否则如何更好地理解宗教典籍?在他的要求下,整个国家的僧侣们都开始忙着抄写保存在图书馆里的古代手稿。我们今天能够读到的古代拉丁著作当中,靠着卡洛林王朝的抄本而传世的就超过百分之九十。基于这个事实,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对查理曼大帝充满着敬意。
  查理曼掀起的这场文化教育的运动,对于保存古代文明和影响以后的中世纪社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但是查里曼时代却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原创作品。这是一种遗憾。
经典的阿拉伯文化
  阿拉伯文化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就,不仅仅是阿拉伯人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更重要的是,胸怀广阔的阿拉伯人对吸收外来文化、创造新文化的热情相当高涨而持久。
  阿拉伯文化在阿拉伯帝国时期就已经形成,首先,这应归功于历代统治者对文化的重视和提倡。为了保证国家的繁荣和巩固,政府十分重视对先进文化的摄取,提出“人最美的装饰品是知识”这一著名格言。具体到实际行动上,他们不但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翻译研究古代希腊、波斯和印度的文化典籍,而且还鼓励穆斯林漫游天下,求学访问,搜集散落在民间的古典著作。

阿拉伯城市
  阿巴斯王朝时期,巴格达兴建了一所规模宏大宫殿――专门供翻译和研究所用,人们称它为“智慧之宫”。这些努力没有白费,中古阿拉伯人在这种良好的学习氛围之下,擅长学习,精于研究,终于迎来了文化的繁荣昌盛。另外,阿拉伯帝国版图内的许多地区原本都是古代文明的先进区域,这使阿拉伯人获益非浅:不同民族的丰富文化成果直接被他们所吸纳和发扬光大。
  因此,阿拉伯文化是在其长期的发展的历史中,逐渐融合了境内的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和印度文化而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多民族性和综合创新精神。在阿拉伯文化体系当中,阿拉伯语是主要的语言工具,伊斯兰教是基本的指导思想,所以又有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之称。
  阿拉伯文化最为突出的成就涵盖了建筑、艺术、天文、数学、医学和文学等诸多领域。以清真寺为代表的建筑艺术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文化底蕴深厚。清真寺建筑多数呈正方形或长方形,格局封闭,四周是拱廊或柱廊,中心大厅的顶部耸立着圆形拱顶,远看十分显目,易于辨别。
  中古时期建于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境内)的伊斯兰教学院和著名的埃及爱资哈尔清真寺在建筑上的差异,说明了文化传播过程中与本土文化融合的重要性。
  阿拉伯的艺术作品中是不能表现人物和动物的,这是因为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所以,艺术家们都利用阿拉伯数字和几何图形进行艺术创作。
  
  数学方面,阿拉伯数学家在印度数字的基础上进行了划时代的改造:使用十进位法简化数学计算方式,取代了繁杂的罗马数字,对自然科学的影响极为深远。不仅如此,他们还创立了代数学。数学家花刺子密(约780~850年)的代数学著作《积分和方程计算法》,直到五、六百年前还是欧洲大学的主要教科书。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代数学的阿拉伯名字就是通过这部著作传人欧洲的。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如果不是阿拉伯人的努力,许多有价值的古代著作可能早已不知所踪。
   阿拉伯文化的价值还体现在阿拉伯人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成就。阿拉伯科学家想象力丰富,构思独到,他们在巴格达和大马士革等地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台,还创造了许多精密度的天文仪器,长期进行天文观测。他们制造的天文仪器,直到16世纪仍被欧洲天文学家使用。天文学家白塔尼的著作《恒星表》,为欧洲天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医学是阿拉伯人最重视的科学之一,临床外科专家有拉齐斯(865~925年)著有《天花与麻疹》和《医典集成》等重要著作,对西方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阿维森那(伊本·西那,980~1037年)则著有《医典》一书,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论著,直到17世纪,该书都被西方视为医学权威著作,因此有“医中之王”的美誉。
  阿拉伯人十分爱好诗歌,其诗歌韵律复杂,感情炽烈,文辞优美。一个喜欢诗歌的民族,其文学成就自然丰富多彩、绚丽夺目。其中对欧洲乃至世界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天方夜谭》最具代表性:作为阿拉伯文学的巅峰之作,本书是阿拉伯帝国境内各国、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晶,其高度后人极难超越。另外,成书于8世纪的《卡里拉和迪姆纳》一书,内容丰富,配图精彩,如聪明伶俐的兔子正与大象斗智的寓言故事,就非常生动而富有教育意义。
         
  古兰经样书
   另外,阿拉伯帝国地域辽阔,交通方便,朝觐和经商活动的进行,地理学的成就也相当突出。
  阿拉伯人不但吸纳和缔造了自己的文化,同时还是世界先进文化的传播者,譬如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等四大发明,印度的代数学、位置计算制和零的符号等等,都是由他们传播到西方的,这对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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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服饰
 初唐的铠甲和戎服的基本保持着南北朝以来至隋代的样式和形制。贞观以后,进行了一系列服饰制度的改革,渐渐形成了具有唐代风格的军戎服饰。高宗、则天两朝,国力鼎盛,天下承平,戎服和铠甲的大部分脱离了使用的功能,演变成为美观豪华,以装饰为主的礼仪服饰。“安史之乱”后,重有恢复到金戈铁马时代的实用状态,特别是铠甲,晚唐时已形成基本固定的形制。据《唐六典》记载,盔甲有明光、光要、细鳞、山文、鸟锤、白布、皂娟、布背、步兵、皮甲、木甲、锁子、马甲等十三种。其中明光(使用最普遍)、光要、锁子、山文、鸟锤、细鳞甲是铁甲,后三种是以铠甲甲片的式样来命名的。皮甲、木甲、白布、皂娟、布背,则是以制造材料命名。 
《古兰经》
  伊斯兰教的经典之作,穆斯林信仰的源泉和世俗生活的指南,是穆罕默德颁布的安拉启示的汇编,由其弟子编纂成书,内涵丰富,具有重大的价值。
  阿拉伯的书法艺术就是从誊写《古兰经》发展起来的,曾有“一手好字将使真理更加熠熠生辉”的说法。14世纪埃及王后授权设计的《古兰经》的首页,不但书法艺术高超,而且连四周装饰的几何图形都极为精致。
《一千零一夜》 
  中世纪阿伯文学名著,中文译名为《天方夜谈》。这部著作是以6世纪波斯民间故事《一千故事集》为蓝本,吸收印度、阿拉伯、埃及、希腊等地童话、传说和传奇故事而成。
  10世纪中叶,该书在巴格达基本完成,然后到16世纪初的时候,在埃及基本定型。由于书中的故事是分夜讲述的,所以才有《一千零一夜》这个书名。其内容反映了中古时期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社会生活、风土人情、文化风俗和社会制度,形式上分寓言、童话、爱情故事、冒险传奇、逸闻轶事和历史故事等。
  《一千零一夜》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塑造了许多血肉法丰满的勇士的形象,讴歌正义、爱情和智慧。其中,《渔夫和魔鬼》、《阿拉丁和神灯》、《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辛伯达航海旅行记》和《乌木马的故事》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该书流传广泛,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并对欧洲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国最早翻译此书是在1906年,且为文言文译本。

附录:
 唐朝时期战争年表
 
唐朝时期战争年表
唐武德元年(618年)五月至七年(624年)三月
唐统一的战争
隋义宁元年(617年)五月
李渊太原起兵
隋义宁元年(617年)五月
李渊之女李氏等起兵
隋义宁元年(617年)六月
西河之战
隋义宁元年(617年)六月
张纶攻离石等郡之战
隋义宁元年(617年)八月
霍邑之战
隋义宁元年(617年)八月至九月
河东之战
隋义宁元年(617年)九月
刘文静击降屈突通之战
隋义宁元年(617年)十一月
李渊攻取长安之战
隋义宁元年(617年)十二月至唐武德元年(618年)十一月
李世民击灭薛举父子之战
隋义宁元年(617年)十二月
薛仁杲击唐弼之战
隋义宁元年(617年)十二月
李世民击薛仁杲扶风之战
隋义宁元年(617年)十二月
姜謩、窦轨与薛举长道之战
隋义宁元年(617年)十二月
薛举击刘世让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四月
王师仁击稽胡富平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四月
窦轨击稽胡宜君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七月
唐击薛举浅水原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七月
李轨击灭突厥阙可汗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八月
薛仁杲攻唐宁州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八月至十一月
浅水原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九月
刘感与薛仁杲泾州、细川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九月
常达击薛仁杲宜禄川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二月
马元规攻取安陆、荆州、襄州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四月
李建成、李世民进逼东都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七月
唐击朱粲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七月
蔺兴粲击梁师都灵州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九月
唐攻尧君素河东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十二月
罗艺击窦建德幽州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十二月
庞玉击旁企地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十二月
王世充围谷州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十二月
盛彦师伏歼李密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
高开道击李景北平之战
唐武德元年(618年)末
宇文化及攻魏州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正月
李神通击宇文化及魏县、聊城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闰二月
窦建德击宇文化及聊城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闰二月
张孝珉袭汜水城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闰二月至三月
王世充攻谷州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闰二月
窦建德攻邢州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闰二月
李厚德兄弟击王世充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三月
杨则击梁师都灵州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三月
邓暠击高开道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三月至五月
王世充攻义州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三月至次年四月
唐灭刘武周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四月
刘武周攻并州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六月
刘武周攻介州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六月
雀鼠谷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九月
刘武周攻取并州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九至十月
宋金刚攻取晋州、浍州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十月
裴寂击吕崇茂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十月
夏县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十二月
美良川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十二月
安邑之战
唐武德三年(620年)二月
潞州之战
唐武德三年(620年)三月
李仲文击张万岁浩州之战
唐武德三年(620年)三月
张纶击刘武周浩州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四月
王世充攻伊州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五月
唐灭李轨凉州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五月
刘季真攻唐石州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六月至九月
窦建德攻沧、沼等州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七月
任瑰击郭士衡谷州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七月
种如愿袭河阳城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八月
秦武通击葛彦璋洛阳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九月
段德操击梁师都延州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九月
许绍击萧铣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九月
李子通击陈棱江都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十月
罗艺击窦建德衡水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十月
庞玉平集州僚人叛乱
唐武德二年(619年)十月
窦建德攻黎阳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十月
罗士信袭洛阳外城、攻青城堡之战
唐武德二年(619年)十一月
李世勣攻获嘉之战
唐武德三年(620年)正月
秦武通击王行本蒲反之战
唐武德三年(620年)正月
李文相袭曹旦之战
唐武德三年(620年)三月
李靖击冉肇则羹州之战
唐武德三年(620年)三月
李孝恭击萧闍提之战
唐武德三年(620年)四月
罗士信攻慈涧之战
唐武德三年(620年)四月
黄君汉击王玄应西济州之战
唐武德三年(620年)四月
史万宝击王玄应九曲之战
唐武德三年(620年)五月
李艺击高士兴笼火城之战
唐武德三年(620年)七月至次年五月
洛阳、虎牢之战
唐武德三年(620年)七月
李袭誉击突厥使者之战
唐武德三年(620年)七月
唐攻慈涧之战
唐武德三年(620年)七月
段德操击梁师都之战
唐武德三年(620年)八月
张夜叉攻回洛城之战
唐武德三年(620年)八月
刘德威袭怀州之战
唐武德三年(620年)九月
王君廓攻轘辕之战
唐武德三年(620年)九月至显庆二年(657年)
唐与突厥战争
唐武德三年(620年)九月
突厥攻唐凉州之战
唐武德三年(620年)九月
魏宣武帝陵之战
唐武德三年(620年)十月
罗士信攻硖石堡、千金堡之战
唐武德三年(620年)十月
管城之战
唐武德三年(620年)十月(一说九月)
窦建德攻幽州之战
唐武德三年(620年)十一月
樊城镇之战
唐武德三年(620年)十一月至次年二月
窦建德击孟海公周桥之战
唐武德三年(620年)十二月
李艺击窦建德军笼火城之战
唐武德三年(620年)十二月
许绍攻取荆门镇之战
唐武德三年(620年)十二月
张绣攻董景珍长沙之战
唐武德三年(620年)十二月
王干平贺拔行威瓜州叛乱
唐武德三年(620年)
李子通击沈法兴?亭之战
唐武德三年(620年)十二月
杜伏威击李子通溧水之战
唐武德三年(620年)十二月
李子通击沈法兴吴郡之战
唐武德三年(620年)
冯盎击高法澄、沈宝彻之战
唐武德四年(621年)正月
梁县之战
唐武德四年(621年)正月
李世民率玄甲队击王世充之战
唐武德四年(621年)二月
李君羡截击王玄应运粮队之战
唐武德四年(621年)二月
谷水之战
唐武德四年(621年)二月
王君廓击单雄信之战
唐武德四年(621年)二月至三月
唐攻王世充洛阳之战
唐武德四年(621年)二月
王君廓夜袭虎牢之战
唐武德四年(621年)三月
唐击突厥石州之战
唐武德四年(621年)四月
李元吉击王世充之战
唐武德四年(621年)四月
唐击突厥雁门之战
唐武德四年(621年)四月
杨公卿、单雄信击李元吉之战
唐武德四年(621年)三月至五月
虎牢之战
唐武德四年(621年)二至三月
李建成击刘(人山)成之战
唐武德四年(621年)五月
李大恩击苑君璋之战
唐武德四年(621年)五月
唐李叔良击突厥之战
唐武德四年(621年)六月
周法明攻安州之战
唐武德四年(621年)六月
石世则叛乱
唐武德四年(621年)七月至八月
刘黑闼起兵反唐之战
唐武德四年(621年)七月
郭行方攻都州之战
唐武德四年(621年)八月
徐圆朗起兵反唐之战
唐武德四年(621年)八月至九月
突厥攻唐代州之战
唐武德四年(621年)九月
刘黑闼击李神通、李艺饶阳、藁城之战
唐武德四年(621年)九月
唐杨师道击突厥之战
唐武德四年(621年)十月
唐平萧铣之战
唐武德四年(621年)十月至十二月
刘黑闼攻唐河北之战
唐武德四年(621年)十一月
王雄诞击李子通之战
唐武德四年(621年)十一月
王雄诞击灭汪华之战
唐武德四年(621年)十一月
刘旻击刘合成之战
唐武德四年(621年)十一月
高开道起兵反唐之战
唐武德五年(622年)正月至三月
洺水之战
唐武德五年(622年)二月
唐攻徐圆朗杞州之战
唐武德五年(622年)二月
段德操击梁师都石堡城之战
唐武德五年(622年)三月
高开道攻易州之战
唐武德五年(622年)三月
突厥与高开道、苑君璋合兵攻打雁门之战
唐武德五年(622年)四月至六年
唐灭徐圆朗之战
唐武德五年(622年)四月
突厥攻唐新城之战
唐武德五年(622年)五月
唐击突厥忻州之战
唐武德五年(622年)六月至十月
下博之战
唐武德五年(622年)六月至贞观九年(635年)五月
唐与吐谷浑的战争
唐武德五年(622年)六月
唐李长卿击吐谷浑之战
唐武德五年(622年)七月
邓士政叛乱
武德五年(622年)八月
吐谷浑攻唐岷州之战
唐高祖武德六年(623年)至唐亡(907年)
唐与吐蕃战争
唐武德六年(623年)六月
岷州之战
唐武德七年(624年)六至七月
唐蒋善合击吐谷浑之战
唐武德五年(622年)八月至九月
唐击突厥汾州、三观山之战
唐武德五年(622年)十月
唐灭林士弘之战
唐武德五年(622年)十一月至次年正月
唐灭刘黑闼之战
唐武德五年(622年)
灵州之战
唐武德六年(623年)正月
王摩沙叛乱
唐武德六年(623年)三月至七年二月
唐平高开道之战
唐武德六年(623年)三月
唐平张善安之战
唐武德六年(623年)四月
段德操击梁师都夏州之战
唐武德六年(623年)四月
庞孝恭等叛乱
唐武德六年(623年)五月
苑君璋攻代州之战
唐武德六年(623年)六月至十月
苑君璋攻高满政马邑之战
唐武德六年(623年)六月
突厥攻扰唐边之战
唐武德六年(623年)六月
沙州叛乱
唐武德六年(623年)七月
唐平冯士翽叛乱
唐武德六年(623年)八月至次年 三月
唐灭辅公祏之战
唐武德六年(623年)十月
唐平张大智叛乱
唐武德七年(624年)二月至五月
唐平蜀中僚人叛乱
唐武德七年(624年)六月
唐平泷、扶二州僚人叛乱
唐武德七年(624年)七月
唐平杨文干叛乱
唐武德七年(624年)七月
苑君璋攻朔州之战
唐武德七年(624年)八月
五陇坂之战
唐武德七年(624年)九月
唐平姜子路叛乱
唐武德八年(625年)四月
唐击睦伽陀所引突厥军凉州之战
唐武德八年(625年)六月
唐反击突厥的作战
唐武德八年(625年)七月
唐击睦伽陀且渠川之战
唐武德九年(626年)三月
唐平眉州山僚叛乱
唐武德九年(626年)三月
唐击突厥凉州之战
唐武德九年(626年)四月
唐与突厥硖石之战
唐武德九年(626年)五月
唐平成郎叛乱
唐武德九年(626年)五月
卢南叛乱
唐武德九年(626年)六月
玄武门事变
唐武德九年(626年)六月
王君廓平庐江王李瑗叛乱
唐武德九年(626年)七月
唐柴绍击突厥秦州之战
唐武德九年(626年)八月
泾阳之战
唐贞观元年(627年)正月
唐平李艺叛乱
唐贞观元年(627年)
回纥击突厥马鬣山之战
唐贞观二年(628年)正月
唐退吐谷浑岷州之战
唐贞观二年(628年)四月
唐灭梁师都之战
唐贞观二年(628年)
西突厥内乱
唐贞观三年(629年)十一月
唐击突厥河西之战
唐贞观三年(629年)十一月至四年三月
唐灭东突厥之战
唐贞观五年(631年)四月
唐平斛薛部叛乱
唐贞观五年(631年)
冯盎平僚人叛乱
唐贞观六年(632年)正月
唐平静州僚人叛乱
唐贞观六年(632年)三月
吐谷浑攻兰州之战
唐贞观六年(632年)
高昌攻焉誊之战
唐贞观六年(632年)
西突厥攻薛延陀之战
唐贞观七年(633年)
牛进达平僚人叛乱
唐贞观七年(633年)至八年
张士贵平僚人叛乱
唐贞观八年(634年)六月
唐段志玄击吐谷浑之战
唐贞观九年(635年)
唐击党项羌之战
唐贞观九年(635年)闰四月
唐击吐谷浑之战
唐贞观十二年(638年)二月
齐善行平僚人叛乱
唐贞观十二年(638年)八月
霸州山僚叛乱
唐贞观十二年(638年)八至九月
松州之战
唐贞观十二年(638年)
西突厥乙吡咄陆可汗击蛭利失可汗之战
唐贞观十五年(641年)
西突厥咄陆可汗击叶护可汗之战
唐贞观十六年(642年)
西突厥射匮可汗击咄陆可汗之战
唐贞观十六年(642年)
唐击西突厥伊州之战
唐永微二年(651年)七月至三年
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反唐之战
唐显庆元年(656年)八月
唐程知节击西突厥之战
唐显庆元年(656年)十二月
吐蕃平白兰之乱
唐显庆二年(657年)闰正月
唐灭西突厥之战
唐显庆四年(659年)
乌海东岱之战
唐龙朔三年(663年)五月至十一月
吐蕃攻吐谷浑之战
唐总章三年(咸亨元年,670年)四月至八月
大非川之战
唐上元三年至仪凤二年(676年—677年)
吐蕃攻扰鄙、廓、河、芳、叠等州
唐仪凤三年(678年)正月至九月
青海之战
唐调露二年(永隆元年,680年)
唐击吐蕃河源之战
唐永隆二年(开耀元年,681年)五月
唐击吐善良非川之战
唐水淳元年(682年)
唐娄师德击吐蕃河源之战
唐永昌元年(689年)七月
唐与吐蕃寅识迦河之战
唐长寿元年(692年)十月
安西之战
唐延载元年(694年)二月
唐击吐蕃冷泉之战
唐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三月
素罗汗山之战
唐圣历元年(698年)
吐蕃内乱
唐久视元年(700年)闰七月
唐破吐蕃凉州之战
唐长安二年(702年)十月
吐蕃攻茂州之战
唐开元二年(714年)八月至十月
武街之战
唐开元四年(716年)二月
唐破吐蕃松州之战
唐开元十年(722年)九月
唐援小勃律击吐蕃之战
唐开元十五年(727年)正月
青海之战
唐开元十五年(727年)九月
吐蕃攻唐瓜州、长乐之战
唐开元十五年(727年)十月
瓜州之战
唐开元十六年(728年)七月
唐破吐蕃渴波谷之战
唐开元十六年(728年)八月
唐破吐蕃祁连城之战
唐开元十七年(729年)三月
唐袭吐蕃大同军之战
唐贞观十四年(640年)
唐灭高昌之战
唐贞观十五年(641年)十二月
唐击薛延陀之战
唐贞观十八年(644年)九月
唐击焉耆之战
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至高宗总章元年(668年)
唐与高丽战争
唐贞观十九年(645年)
唐太宗攻高丽之战
唐贞观十九年(645年)至二十年
唐灭薛延陀之战
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
唐攻龟兹之战
唐显庆五年(660年)
唐灭百济之战
唐显庆五年(660年)至光启年间(885—887年)
唐与契丹、奚等之战
唐龙朔元年(661年)至二年
平壤之战
唐龙朔二年(662年)三月
天山之战
唐乾封元年(666年)至总章元年(668年)
唐灭高丽之战
唐调露元年(679年)
裴行俭破西突厥之战
唐调露元年(679年)十一月至次年三月
朔州、黑山之战
唐永隆二年(681年)
裴行俭攻伏念之战
唐永淳元年(682年)
云州之战
唐永淳元年(682年)至永昌元年(689年)
骨笃禄攻唐之战
唐则天后光宅元年(684年)十月至十一月
武则天平李敬业之战
唐武后垂拱二年(686年)九月
两井之战
唐则天后垂拱四年(688年)八月
唐诸王反武后之战
唐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五月至七月
黄麞谷之战
唐武后神功元年(697年)三月
东硖石谷之战
唐景云三年(712年)
冷陉之战
唐开元二年(714年)七月
滦水谷之战
唐开元十七年(729年)三月
石堡城之战
唐开元十八年(730年)六月至二十年三月
唐攻契丹之战
唐天宝六载(747年)七月
积石军之战
唐天宝六载(747年)七月
唐击小勃律之战
唐天宝七载(748年)十二月
青海之战
唐天宝八载(749年)六月
石堡城之战
唐天宝年间至唐末(750—875年)
唐与南诏战争
唐天宝十四载至宝应二年(755—763年)
唐平安史之乱
唐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
范阳起兵
唐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二月
荥阳之战
唐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二月
安军攻占东都之战
唐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二月
郭子仪击叛军之战
唐天宝十五载(756年)二月
常山之战
唐天宝十五载(756年)春
雍丘之战
唐天宝十五载(756年)四月
九门之战
唐天宝十五载(756年)五月
嘉山之战
唐至德元载(756年)五月至二载五月
南阳之战
唐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
灵宝之战
唐至德元载(756年)十月
陈涛斜之战
唐至德元载(756年)十二月
宁陵之战
唐至德二载(757年)春
太原之战
至德二载(757年)正月至十月
睢阳之战
唐至德二载(757年)二月至十二月
唐收复两京之战
唐至德二载(757年)二月
河东之战
唐至德二载(757年)九月
唐收复长安之战
唐至德二载(757年)十月
唐收复洛阳之战
唐乾元元年(758年)十月至二年三月
邺城之战
唐乾元二年(759年)十月
河阳之战
唐上元二年(761年)二月
邙山之战
唐宝应元年(762年)十月
唐再夺东京之战
唐宝应元年(762年)十月至二年正月
唐灭史朝义之战
唐广德二年(764年)八月至十月
邠州之战
唐永泰元年(765年)九月至十月
奉天、灵台之战
唐大历八年(773年)八月至十月
灵、宜、盐、百之战
唐大历十四年(779年)十月
剑南、西川之战
唐建中二年(781年)
临洺之战
唐建中三年(782年)
洹水之战
唐建中三年(782年)
魏州之战
唐建中四年(783年)十月至兴元元年(784年)六月
泾原兵变
唐建中四年(783年)十月至十一月
奉天之战
唐兴元元年(784年)
贝州之战
唐兴元元年(784年)
李晟收复长安之战
唐兴元元年(784年)七月至贞元元年(785年)八月
河中之战
唐贞元二年(786年)八月至十二月
汧城之战
唐贞元十年(794年)
神川之战
唐贞元十七年(801年)七月至十二月
维州之战
唐贞元十八年(802年)正月
唐破吐番维州之战
唐元和十二年(817年)
蔡州之战
唐大中十三年(859年)至咸通七年(866年)
交趾之战
唐咸通九年(868年)七月至十年十月
庞勋起义
唐咸通十年(869年)十月至十一年(870年)二月
成都之战
唐乾符二年(875年)初
王仙芝起义
唐乾符二年(875年)六月至中和四年(884年)六月
黄巢农民起义
唐乾符四年(877年)十月至五年(878年)三月
黄巢转战中原之战
唐乾符五年(878年)三月至十二月
黄巢南下福州之战
唐广明元年(880年)五月至七月
信州之战
唐广明元年(880年)七月至十一月
黄巢攻东都之战
唐广明元年(880年)十一月
潼关之战
唐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
长安之战
唐中和元年(大齐金统二年,881年)四月
黄巢攻长安之战
唐中和元年(大齐金统二年,881年)四月至三年(大齐金统四年,883年)四月
唐夺长安之战
唐中和四年(大齐金统五年,884年)四月至六月
唐灭大齐之战
唐天复二年(902年)
河东之战
 
 大唐时代中外大事表
公元618年
·中国李渊称帝,国号唐(618~907)。隋亡

公元619年
·中国唐朝初定租庸调法

公元624年
·中国唐朝颁《武德律》,定均田租庸调法

公元626年
·中国唐朝李世民(见唐太宗)伏兵玄武门,杀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即帝位(见玄武门之变)

公元627年
·中国唐朝玄奘赴天竺。645年取经回长安,撰《大唐西域记》

公元630年
·日本遣唐使抵达中国

公元634年
·中国唐朝始建大明宫

公元635年
·中国唐朝景教僧阿罗本入长安。638年建大秦寺。1625年出土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公元641年
·中国唐朝文成公主入藏,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和亲;拉萨始建布达拉宫
·中国唐朝欧阳询卒。他和虞世南、褚遂良为初唐三大书法家
阿拉伯人征服埃及

公元645年
·日本行大化改新

公元653年
·哈里发奥斯曼组织编订《古兰经》称奥斯曼定本

公元659年
·中国唐朝颁世界第一部官修药典《新修本草》

公元661~750年
·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时期

公元668年
·新罗灭高句丽,统一朝鲜

公元671年
·中国唐朝义净赴天竺求法,695年携佛典返洛阳

公元673年
·中国唐朝阎立本卒。有《步辇图》、《古帝王图》传世

公元682年
·中国唐朝孙思邈卒。著有《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等

公元687~1797年
·意大利威尼斯共和国时期

公元694年
·摩尼教由波斯人佛多诞传入中国,时称明教

公元7~9世纪
·“伊斯兰法系”形成,兼具宗教和道德规范,为穆斯林所遵守的基本生活准则

公元7~11世纪
·西欧使用银便士或银丹尼尔,形成镑、先令和便士的货币体系

公元710年
·中国唐朝刘知幾撰成《史通》

公元713年
·中国唐朝始凿乐山大佛

公元713~755年
·中国唐玄宗设梨园教习乐舞

公元724年
·中国唐朝僧一行制成铜黄道游仪;次年制成铜铸水运浑天仪,首次实测子午线长度

公元726~843年
·拜占廷发生圣像破坏运动(中断26年)

公元738年
·中国《唐六典》成书

公元741年
·日本建成东大寺,为世界现存最大的木构建筑

公元750~1250年
·印度始建奥里萨神庙,为中世纪印度教建筑群,印度北方式神庙的典型

公元750~1258年
·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时期

公元751年
·矮子丕平当政,建法兰克加洛林王朝

公元754年
·中国唐朝鉴真东渡日本,在奈良建唐招提寺

公元755年
·中国唐朝安禄山反于范阳,安史之乱爆发。763年结束

公元756~1870年
·教皇国时期

约公元760年
·中国画家吴道子卒
·中国诗人王维卒

公元762年
·中国诗人李白卒

公元770年
·中国诗人杜甫卒

公元780年
·中国唐朝废租庸调制,行两税法
·中国唐朝陆羽撰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

公元785年
·中国书法家颜真卿卒。传世有《多宝塔碑》
公元787年
·拜占廷帝国女皇伊琳娜制定22条教条,严禁收藏异端书籍,为外国明令查禁异端书籍之始

公元788~820年
·印度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理论家商羯罗在世

约公元8世纪前半叶
·英国最早、最完整的英雄史诗《贝奥武甫》成书

公元8~9世纪
·印度尼西亚建成婆罗浮屠

公元8~10世纪
·世界最大礼拜寺之一,在今西班牙科尔多瓦建成

公元8~17世纪
·西非马里帝国时期
欧洲基督教会向成年教徒征什一税

公元801年
·杜佑撰成中国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通典》

公元801~约873年
·阿拉伯哲学家、自然科学家铿迭在世,提出关于科学认识的学说

公元802~1431年
·真腊吴哥王朝时期

公元808年
·中国唐朝清虚子著《太上圣祖金丹秘诀》。记载原始火药配方。火药发明当在此之前

公元819年
·中国文学家柳宗元卒

公元823年
·中国唐朝“唐蕃会盟碑”立于拉萨大昭寺前

公元824年
·中国文学家韩愈卒

公元827年
·埃格伯特统一英格兰,结束七国时代

公元829年
·中国唐朝龙骨水车传入日本

公元842年
·中国文学家刘禹锡卒

公元843年
·《凡尔登条约》签订,查理帝国一分为三

公元846年
·中国诗人白居易卒

公元858年
·中国诗人李商隐卒

公元865年
·中国书法家柳公权卒

公元868年
·中国唐朝王阶刻印《金刚经》,为世界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

约公元870年
·印度出现包括零的十进制数码,后传入阿拉伯演变为现今的印度-阿拉伯数码

公元875年
·中国王仙芝等起义于长垣;黄巢于冤句起义响应,唐末农民战争开始

公元879年
·中国陆龟蒙撰《耒耜经》,长江下游水田使用曲辕犁

公元882年~13世纪初
·基辅罗斯时期

公元892年
·中国唐朝始凿大足石窟

公元9世纪
·商羯罗改革印度教
·西欧出现商人行会

公元9世纪后期
·印度尼西亚建成普兰巴南坎蒂(印度教神庙群)

约公元9世纪末
·西方最早的复调音乐“奥加农”出现,标志欧洲多声部音乐萌芽

公元907年
·中国朱温逼哀帝禅位,自即帝位,国号梁,史称后梁(907~923)。唐亡。五代十国(902~979)时期开始
 
 
中国历代版图变迁
     秦朝是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疆域辽阔,东至海,西至甘青高原,南至岭南,北至河套、阴山、辽东。初设三十六郡,后又在南越、西瓯故地及其相邻地区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

西汉的疆域比秦代有了很大的拓展,这与西汉是一个统一、强大的封建国家不无关系。更是封建统治者具有强烈开疆拓土意识的结果!汉武帝时,汉军三战匈奴而溃之,使广袤的漠北地区出现了亭、驿相望于道的局面。西域诸国也臣属于西汉王朝,西汉政府在西域置都护府都护诸国。今天的朝鲜半岛北部,在当时更是直接在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
    
     东汉时期的疆域与西汉时期的比较起来变化不大,只是由于朝鲜人民的激烈反抗而在朝鲜半岛上的统治区域有所减少。三国时期的吴国还曾有过万人船队到达过夷洲(今台湾)。这是大陆与台湾交通的最早记载。
    
     西晋在平吴后统一了南北,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国家,它继承了东汉的疆域并拓展了在朝鲜半岛的疆域。
    
  隋和秦一样,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短命、统一的封建王朝,但它为后来的大唐盛世的繁荣局面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的我国疆域,西边已越过了里海,北边越过了贝加尔湖,只是在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上的领土有所收缩。
明代时期的中国疆域已趋于稳定,包括中朝、中越边境在内的绝大多数东部、西部边境与今日的边境已无大别。
    
  
  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也是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加强的时期。中央对地方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是前代不能比拟的。在中央政府实际统治区域增加的同时,不可否认,清朝的疆域与前代相比收缩了不少。特别是1840年以后,更有分崩离析之感。
  

     中华民国的疆域基本上是继承清代的,但对一些地区已根本不能控制,如唐努乌梁海地区和外蒙古地区等。

汉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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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雄风

景仰大汉,是景仰她的文明。回眸历史,不仅仅是为了找到自信,更多的是让我们文明起来、强大起来。人们也许会为古希腊或古罗马所创造的文明激动不已,譬如古罗马,不仅给后世留下了斗兽场、万神庙和天使古堡,而且还留下了一大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不管当年的古罗马统治者是出于何种意图,总之万神庙的穹顶如今已经成为了一种奇特的标志,好比万里长城,已经成为了中国的象征。

强大的秦朝并不认为修建万里长城是个奇迹,至于“奇迹”的称号,绝对是后人给予的桂冠。秦朝也许仅仅是认为匈奴太讨厌了,修建城墙的目的是为了阻挡凶悍的骑兵南下。

但是,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弯:城墙内的人民因不堪这位千古一帝的野蛮统治,最终扯起了造反的大旗。呼啦啦没几年,这位梦想将帝位传至万世的始皇帝,却被自己和自己的臣民给打败了。

当西楚霸王被围困在垓下的时候,历史仅仅是犹豫了一下,然后便拐进了大汉帝国的领地。领地最早的主人姓刘名邦,来自江苏沛县的农村。刘邦虽然出身寒微,甚至还带点流氓习气,但他所建立起来的国度并没有让今天的中国人失望:大中华的文明第一次在这个国度里交汇并隆隆升起,升起为一座世人永远景仰的高峰。

如果要从汉字里挑选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两汉文化的个性,那最恰当不过的应该是:浑厚。强大的国势、辽阔的版图、丰饶的土地、勤劳的百姓、纯朴的民风、开明的君主、风流的文人……是他们一起簇拥着自己的国度走向神圣的文明殿堂的。

两汉时期,并没有诞生像万里长城、兵马俑和阿房宫那样穷天极地的杰作,取而代之的则是气势恢宏、汪洋恣肆的汉赋,蔡伦的造纸术,精美绝伦的壁画,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张衡绝妙的浑天仪,佗的麻沸散,张仲景的 《伤寒论》……

在这个国度里,甚至就连不可一世的帝王,也禁不住要亲自主持并参与学术的争论。正因为如此,华夏文化才极大地丰富起来,魅力十足的首都长安才有资格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于是乎,高深莫测的数学和天文学,气势恢弘的汉赋,光彩照人的异域音乐、舞蹈、绘画、雕刻和服饰,甚至是来自最底层的民间工艺,也都一起登上了大汉的舞台,各呈所能,竞逐风流。

细想来,秦始皇为大汉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刘邦应该感激涕零。秦千辛万苦统一中国后,将全国范围内的法令、文字、货币和度量衡等统一起来。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因为它为大汉文明乃至大唐文明的崛起奠定了厚实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基础。如果这些东西不统一,国家就根本无法发展。试想一下,一个车不同轨,书不同文,行不同伦的国度,如何能够建立起高度发达的文明?

现在我们可以把目光放远一点,看一看西方,就可以发现大汉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之间的惊人差距。

与春秋战国大体同步的古希腊文明,实际上是温和、脆弱的海岛民族文明。在这种海岛民族文明当中,她们关注生命存在的普遍意义,所以诞生了深刻的哲学;她们关注社会秩序的文明化,所以诞生了法学;她们浪漫且善于幻想,所以诞生了灿烂的希腊神话…… 由于生性温和、脆弱、内敛,发达的海岛民族文明在兵学领域却是一片空白。是不屑还是本身就缺乏研究意识?

而在东方,战事不断、弱肉强食的春秋战国,却催生了横绝万古的诸子百家,催生了一部被后世尊为兵家圣经的《孙子兵法》。我们姑且不去讨论孰是孰非的问题,一个摆在眼前的历史事实是:灿烂的古希腊文明在罗马的铁蹄下消失得无影无踪。难道是温和的岛国民族天生就缺少一种伟大的抗争精神吗?   

古希腊民族擅长写作悲剧,却万万没想到自己本身也是一出让人看了老泪纵横的悲剧。千古之下,能不扼腕叹息乎?

在颠覆了古希腊文明之后,罗马的战马和剑盾一度被誉为另外一种文明形态。但是,这种形态的文明最终给人类都留下了些什幺?庞大的斗兽场、血腥的奴隶角斗场、无数的征服战例、奢靡的沐浴方式与酗酒恶习…… 不过几百年的光景,这种所谓的文明也终于走到了尽头。

即便是发达的古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和玛雅文明,也都早有各自的归宿。看来,当今世界硕果仅存的古文明只有华夏一家了。

凭心而论,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史,虽然同时也是一部血腥的战争史,但华夏文明延演至今已五千多年,却从来没有中断过,更没有被异族文明所颠覆过。即便是在少数民族主政中国的时候,华夏文明依然一脉相承,继续向前发展。

“决定一个民族文明兴衰的主要因素,更多是在于健康积极的民族心态、人文精神、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在于合理的国家形式、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在于文学艺术成就、国民教育程度;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实力的增长;在于和谐的人际关系、家庭与家族关系、婚姻与两性关系,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一个具有包容性与亲和力的民族,肯定是不会轻易衰败的。譬如海纳百川,何以枯竭?

话说回来。大汉帝国的伟大,不但在于他在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而且还使中华民族从此奠定了以儒教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儒教遵循的是中庸之道,虽然它的这一特性一度制约了民族文明向更高层次的发展,但它毕竟维系了中国将近两千年的社会秩序,创造了无数奇迹。

在这种思想背景之下,我们就不难理解大汉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至于张骞出使西域,甘罗远涉波斯湾出使大秦(罗马),丝绸之路的开辟和佛教顺利地融入中国社会,则体现了大汉开放、博大和奇旷的胸襟。由于大汉的努力和贡献,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特别是造纸术的发明,不但彻底地改变了世界文化的格局,而且给人类文明插上了能够自由飞翔的翅膀。

岁月如烟云,大汉离开我们已经两千多年了。回眸历史,品读大汉,不仅仅是为了亲近文明,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文明的河畔建立起一个理想的、强大的、祥和的国度。

 

 

目录

第一集  昭君出塞 

故事引入:昭君、文姬等

 

政治、疆域、外交、思想……

西汉的疆域比秦代有了很大的拓展,这与西汉是一个统一、强大的封建国家不无关系。 汉武帝时,汉军三战三胜匈奴,使广袤的漠北出现了亭、驿相望于道的局面。西域诸国也臣属于西汉王朝,西汉政府在西域置都护府都护诸国。今天的朝鲜半岛北部,在当时更是直接在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

东汉时期的疆域与西汉时期的比较起来变化不大,只是由于朝鲜人民的激烈反抗而在朝鲜半岛上的统治区域有所减少。三国时期的吴国还曾有过万人船队到达过夷洲(今台湾)。这是大陆与台湾交通的最早记载。

 

一、西汉的疆域

二、东汉的疆域

三、第三只眼看世界—— 疆域篇

·                    大汉时代的亚洲

·                    大汉时代的欧洲诸国

·                    大汉时代的非洲

·                    大汉时代的美洲

·                    希腊城邦与罗马帝国

知识链接――

·汉代的绢绘地图

·裴秀的制图六体

公元前202年,刘邦经诸侯王和群臣拥戴,在汜水之阳称帝,创立了西汉。自秦末以来,战乱已有八年,人口散亡,经济凋敝,物价飞腾,社会动荡不安。刘邦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以建立他的统治,就采纳了士人陆贾的建议,用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指导政治,基本上沿用秦朝的政治制度,适应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形势以制定政策,将他的新建王朝稳定了下来,从而缔造了一个辉煌的大汉帝国。

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以中兴汉家相标榜。在他即位之初,就废除了王莽制定的一切制度和政策,基本上恢复和发展了西汉时期的制度和政策,经过多年的经营之后,东汉的社会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出现了天下安平,人无徭役的可喜局面。

 

四、西汉立国(前202——公元23年)

(一)、西汉前期的休养生息

 · 分封诸侯——西汉初的制度和政策

·轻徭薄赋 ,营造盛世——文景之治

·中央集权——削藩强国

 (二)、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

·加强法治——改革中枢体制

·组建职业兵——建立侍从军和禁卫军

· 铸造五铢钱——改革财政

·兴师办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三)、西汉中后期的政治与社会

·土地兼并激烈——汉武帝改变政策

·阶级矛盾激化——“限田再受命

·实行土地国有制——漫谈王莽改制

(四)、西汉末农民战争

·揭竿而起——绿林军大起义

·染红自己的眉毛——军纪严整的赤眉军

·占山为王——各据一方的起义军

 

五、东汉立国(公元25——220年)

 

(一)、加强封建专制体制

·退功臣,进文吏 ——刘秀加强中央集权

·解放奴婢——进步的社会经济政策

、宦官与朋党

·梁冀擅权——东汉的外戚与宦官

·太学生的政治斗争——浅谈清议与党锢

(三)、东汉末农民战争

·山雨欲来风满楼——黄巾大起义

·五斗米道和张鲁政权  ——汉中、巴蜀的农民政权

 ·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黄巾大起义的历史意义

 

六、第三只眼看世界——国事篇

·                    大汉时代的世界背景:欧洲、亚洲及其它地区

·                    古罗马时代的世界局势

·                    鼎盛的古希腊与古罗马

知识链接――

·与刘邦争夺天下的西楚霸王

·大汉开国帝王:刘邦和刘秀

 

两汉时期,随着国家实力的日益增强,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影响也逐步扩大到边疆的民族地区,于是边疆各民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就变得日益密切起来。

至于张骞出使西域,甘罗远涉波斯湾出使大秦(罗马),丝绸之路的开辟和佛教顺利地融入中国社会,则体现了大汉开放、博大和奇旷的胸襟。由于大汉的努力和贡献,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七、西汉与世界的关系

·大汉时期的民族政策

·软的不吃就来硬的--西汉与匈奴关系的变换

·张骞通西域--打开大汉外交大局

·西汉与东南国度--两越的关系

·夜郎并不自大--西南夷诸国

·原是燕国属地--朝鲜和高句丽

·西汉与乌桓及鲜卑的关系

·西汉与越南远古关系

·西汉与印度、缅甸及亚洲其它各国的交往

八、东汉与世界的关系

·朋友来了有好酒狼来了有猎枪--东汉与南匈奴的关系

·班超出使西域--重开中西丝绸之路

·东汉与乌桓及鲜卑族的关系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东汉时的羌族及蛮族

·尊重我,对你有好处--东汉与朝鲜、日本的关系

·东汉与越南的交往

·东汉与中亚、欧洲国家的联系

九、第三只眼看世界外交篇

·罗马称霸地中海

·玩转马其顿

·安条克的大势已去和塞琉古王国的衰弱

·罗马疯狂的报复与马其顿的彻底崩溃

·欲望的圣餐

·破铜,都有烂成铁的可能

知识链接――

·昭君出塞

·文姬归汉

·东汉宁城图

 

第二集 丝绸之路

故事引入:丝绸之路--张骞等

 

经济、科技、农业、手工业、商业……

历代统治者皆以农为天下之根本。

汉文帝曾下诏说: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西汉自初建到武帝时期,社会经济由恢复而迅速发展,为此后两千余年间的封建地主经济奠定了基础。而东汉前期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的恢复、发展速度比西汉前期慢一些, 但其煮盐、冶铁、铸铜、漆器、纺织等手工业迅速发展,生产技术也都较西汉进步。

一、西汉经济――

(一)、西汉农业

·牛耕的普遍,铁农具的推广

·治理黄河--兴修水利

·代田法井渠法--先进的耕作技术

·土地兼并--佃农开始演变成农奴

(二)、西汉的手工工艺水平

·家致富数千金--蓬勃发展的西汉冶铁业

·引领世界水平--令人叹为观止的西汉丝织品

·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工艺水平极高的西汉漆器

(三)、西汉商业

·中国最最早的经济区--西汉都会与经济中心的繁荣

·陆海并进--发达的西汉交通运输

·互通有无--繁荣的西汉国际贸易

·用贫求富--经商哲学的兴起

二、东汉经济――

(一)、东汉农业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东汉农具的改进

·鱼稻之饶,流衍它郡--东汉的水利发展

·小小的封建乌托邦--地主庄园

·无力回天--封建国家所有制

(二)、东汉的手工业

·大办钢铁运动--东汉冶铁技术

·丰富了边缘地区的百姓生活--东汉的铸铜与纺织业

·引领世界文明的潮流--造纸业与漆器业

·绝不比中原逊色--河西地区手工业水平

(三)、东汉的商业

·此一时彼一时--东汉经济区域结构变化

·交通外国,广求异物--东汉的商业贸易

·斗罢艰险又出发--东汉的海外交通

·缘于自然状态下地区分工--东汉的商品结构

 

三、第三只眼看世界--经济篇

(一)、亚洲的经济水平的代表--古印度的经济水平

(二)、古罗马时期的农业水平

·古罗马的公有地

·古罗马的大地产制

·古罗马的农业技术

(三)、古罗马时期手工业

·人类先后进入铁的时代

·罗马时代的手工业技术

(四)、罗马时期的商业

·古罗马的币制改革

·繁荣的罗马国际商贸

·罗马帝国对商业和手工业的控制

·罗马城市的繁荣

知识链接――

·东汉铜轺(yáo)车

·东汉负篓俑

·东汉陶井模型

·东汉冶铁画像石

·冶铁水排模型

 

秦汉时期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科学巨星辈出。其中华佗首创的麻沸散、张仲景的《伤寒论》就代表着当时世界医学的最高水平。张衡和蔡伦作为一代伟大的科学家,前者潜心制造的浑天仪和地动仪,不仅是科学技术上的一大成就,而且还促进了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发展;后者发明的造纸术,则深刻地改变了整个人类的文化进程……

 

四、西汉科技

(一)、独领风骚数百年--西汉的算学

·《周髀算经》--我国古代的第一部算学著作

·《九章算术》--具有世界意义的成就

(二)、踏上健康的快车--西汉的医学

(三)、决胜万里之外--西汉的天文历法

五、东汉科技

(一)、四两力搏千斤--张衡的个人科学贡献 

·候风地动仪的创造

·浑天仪与张衡的天体进化论

·张衡的天象观测

·我国最早的计时器刻漏

·张衡的其它巧艺制作

(二)、东汉医学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医圣张仲景

·麻沸散--华佗的麻醉学和腹腔手术

·《神农本草经》--我国最早的药物学著作

(三)、让思想得到传承--先进的汉代造纸术

六、第三只眼看世界--科技篇

(一)、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科技成就

(二)、古罗马的科技水平

·《论农业》:加图、瓦罗、科鲁麦拉

·维特鲁维奥的《论建筑》

·为著名的天文学家是托勒密

·赫伦的技术发明

·阿基米德的数学贡献

知识链接――

蔡伦造纸的材料与步骤

 

 

第三集   嫦娥奔月

故事引入:嫦娥——壁画、白兔等

文学、艺术、绘画、音乐、雕塑……

两汉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化大发展的时期。这一发展是对先秦文化成就的总结和升华,又为此后二千多年的封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里没有诞生像万里长城、兵马俑和阿房宫那样穷天极地的杰作,取而代之的则是气势恢宏、汪洋恣肆的汉赋,精美绝伦的壁画,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我国最早的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在这个国度里,甚至就连不可一世的帝王,也禁不住要亲自主持并参与学术的争论。正因为如此,华夏文化才极大地丰富起来,魅力十足的首都长安才有资格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

 

一、西汉人文

(一)、西汉先进哲学与思想

·董仲舒与儒术独尊

·经的今古文之争

(二)、受辱的司马迁与不朽的《史记》

·司马迁受辱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

·中国目录学的开端--《七略》

(三)、汉赋和乐府诗

·从贾谊的赋到枚乘的《七发》

·风流倜傥的司马相如与他的辞赋

·王褒与《洞箫赋》

·扬雄四赋

·唱尽人间悲欢离合--西汉乐府

(四)、扶桑九日和嫦娥奔月--成就斐然的壁画艺术

二、东汉人文

(一)、东汉先进哲学与思想

·《说文解字》--我国最早的一部字典

·中国最早唯物论的创立--王充与《论衡》

·假作真时真亦假--谶纬与反谶纬思想的碰撞

·蔡愔取经--中国最早的汉译本佛经

·《太平清领书》--我国最早的道教经典

(二)、《汉书》--我国第一部体例完整、内容丰富的断代史

(三)、声文俱进--东汉的辞赋与五言诗

·诗兴大发的科学家--张衡的赋及其它

·东汉后期批判倾向的赋家

·亦真亦幻难取舍--东汉的诗歌

·汉乐府民歌的影响

(四)、马踏飞燕--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杰作

(五)、君子礼先于行而纳于言--东汉的宗庙礼制改革

·变过去的每帝异庙制为同堂异室之制

·宗庙毁庙礼制废而不行

(六)、两汉文化的总评

三、第三只眼看世界--人文篇

(一)、黄金时代的雅典生活

·古希腊人口结构构成

·雅典人有程度上较为文明的社会与经济平等

·朴素雅典人生活

·漠不关心物质财富的雅典人

·雅典人的经济活动

·能够找到心静的桥梁,雅典人的宗教

·雅典的婚姻和家庭

(二)、古罗马时代的人文

·罗马的哲学流派

·罗马的法学

·罗马史学

·罗马文字和文学

·罗马的建筑艺术

·罗马的宗教

知识链接――

汉朝服饰的文化

 

附录:

西汉时期中外大事记(公元前202年-公元8)

东汉时期中外大事记(公元25年─公元220年)

 

 

大唐盛世

  当我们穿过时空隧道返回大唐盛世的时候,迎接我们的将是这个国度里最为伟大的人物: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诗鬼李贺、药王孙思邈、草圣张旭、茶圣陆羽、画圣吴道子……

当我们仰望群星闪烁、光华满天的大唐星空时,竟发现千载之下,大唐的光芒依然耀人眼目,依然在照耀着我们前行。

不仅仅如此。当我们上升到历史的天空俯瞰大唐无比辽阔的土地时,相信来自大唐的荣耀将永远属于我们,永远属于守候在这片热土上的每一位炎黄子孙。

   时间和空间即便是一把锐利的大剪,也无法剪断大唐绵延不绝的永恒价值与魅力。

   中国历史自战国时代以来,曾经诞生过强大的西汉王朝。当历史演进到公元618年的时候,一个新兴的国家诞生了,这就是横绝千古的大唐帝国。唐朝的崛起,更是给原本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唐朝前期,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手工艺品日益精巧,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城市生活繁华似锦。尤其是贞观年间和开元年间,国家统一,社会安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派升平景象。唐玄宗统治时期,鼎盛局面达到了高峰:国盛文兴,大师辈出,气象万千,其成就超过西汉鼎盛时期的“文景之治”。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重要、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唐帝国不但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属于最先进的行列。大唐时代的欧洲,虽然有法兰克王国和拜占庭帝国等封建强国,但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言,他们都远远落后于唐朝。

东方印度虽然古文明发达,但印度戒日王所统一的次大陆很快就因他的去世而分崩离析,割据混乱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十二世纪末。

与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国,当时更是尽量模仿唐朝的制度。“大化改新”的本身具有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性质,与发达的大唐王朝根本无法比拟。  

中国社会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到隋朝重新实现了政治统一之后,唐代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中历史地位突出。横跨近三百年的唐王朝,国力强盛,疆域辽阔,物产富饶,文化发达,国内各民族间的接触和交往空前发展,民族关系非常密切,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得到壮大和发展。

不仅如此,唐朝还成为亚洲诸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心,在东西方交往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唐帝国崇高的国际地位和辉煌的经济文化成就,令众多亚洲、欧洲和非洲国家景仰不已,于是大批的使者和商队争相进入中国,与唐朝建立了亲密的交往关系。开放的唐朝因而在文学、艺术、天文学、历法、地理学、医药学、农业、纺织、陶瓷、建筑和航海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就,唐诗更是代表了中国文学的巅峰。而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则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影响深远。

魏晋南北朝以来,民族文化环境的变更给传统的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冲击,而唐朝正处在中国古代社会由前期向后期发生转折的关键时期,因而历史地位突出。随着魏晋世家大族的日渐没落、地主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势力的空前发展,各项社会制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革。例如唐朝后期出现的很多新生事物,无论是科技文化方面的还是政治经济领域的,都对唐以后一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宋代的二税、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都是唐代两税制的继续和发展;中唐时期韩愈和李翱的哲学思想则为宋明两朝的理学开了先河;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不但为宋代古文运动奠定了基础,而且写古文之风一直持续到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前夕;古诗词的创作更是在20世纪后期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局面,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总而言之,唐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盛,国际地位超迈往古,是中国历史上继汉代之后出现的又一鼎盛局面,史称“强汉盛唐”。

仰望大唐的星空,我们不应该过于陶醉或自卑,因为辉煌毕竟属于过去,因为那个时代离我们已经愈来愈遥远。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创造一些新的奇迹,也让后人为我们的崛起和缔造了又一个“盛世”而深感荣耀?

第一集  芙蓉帐暖

故事:贵妃杨玉环

政治、疆域、外交、思想……

大唐天下,疆域辽阔,五方杂处,四夷称臣。唐代作为我国封建时代最强盛和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之一, 其疆域异常辽阔,东至大海,西越葱岭、巴尔喀什湖至咸海,南至南海诸岛,北越贝加尔湖,比起极盛时的汉朝疆域还要广阔。如此辽阔的边疆地区居住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唐朝为了行使权力,便在这些地区设置了许多都护府、都督府。经过多年的经营之后,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公元7世纪,一个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的国度以其不可思议的方式在世界的东方迅速崛起--这就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耀的大唐帝国!

一、 东至大海,北越贝加尔--大唐的疆域

·东临沧海

·西越葱岭、巴尔喀什湖

·南抱南海诸岛

·北越贝加尔湖

二、第三只眼看世界――疆域篇

·法兰克王国――西欧最强大的国家

·英格兰的诞生

·阿拉伯与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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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之后的疆域

 

公元616年,跑到江都的隋炀帝畏于北方农民起义的发展,不敢北还。次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攻陷长安后,立炀帝之孙代王杨侑为傀儡皇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自任大丞相,掌握大权。公元618年,隋将司马德戡 在江都发动兵变,攻入宫中,缢杀隋炀帝。李渊见隋炀帝死,马上废掉杨侑,推举宇文化及为丞相,自立为帝,国号唐,建元武德,以长安为国都。

当时,隋朝的贵族、官僚,以及一些豪强地主,见天下大乱,纷纷起兵割据一方。李渊称帝以后,随即开始对全国各地的割据势力和农民起义军进行征讨、镇压和招降。 李氏王朝经过多年的南征北战,于贞观二年(628年)统一了全国。一个我国封建时代最强盛、也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强盛的王朝终于横空出世,傲视千古。

三、立国之初       

·三省六部,一台五监九寺--大唐的政治制度

·唐初的主要军事力量--府兵

·搜罗非常人才--进一步发展的科举制度

·积极的农业政策--均田制和 租庸调法

·律、令、格、式--大唐的四种律法

·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唐律疏议》

四、贞观之治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唐太宗君臣论治

·选贤任能,兼听纳谏――不拘一格选人才

·轻徭薄赋――大力发展生产

·中华夷狄,爱之如一--大唐的风度

五、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敢为天下先--则天称帝

·选贤任能,勤课农桑--武氏政绩

六、开元盛世

·光复唐朝--李氏复国运动

·开元盛世--鼎盛的大唐帝国

七、由盛而衰

·元气大伤--安史之乱

·天下尽裂于方镇--藩镇割据

·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宦官专权

·激烈的门户之争--牛李党争 

八、烽烟四起

·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起义背景

·满城尽带黄金甲――转战几万里的黄巢起义军

·盛世黄昏――大唐帝国的没落

九、第三只眼看世界国事篇

·中世纪印度

·英吉利王朝

·西欧封建制的确立

·西欧封建的等级制度

·统一的阿拉伯国家

·兴盛的法兰克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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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凌烟阁二十四位功臣

·丕平献土和教皇国

·中古初期的阿拉伯半岛

 

唐朝作为一个我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辽阔的疆域超过了汉朝极盛时期的疆域。为了行使权力,唐朝在民族众多的辽阔边疆设置许多都护府和都督府的同时,采取怀柔政策,不歧视来归附的少数民族政权,这对促进 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因此,唐太宗得到了各民族的拥载,被尊为天可汗

随着唐代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的空前发展,国威远扬的唐朝与外国的各项交流日益频繁,所交往的国家遍及亚洲乃至非洲、欧洲的部分地区,远远超过前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十万大军六路出击--统一大漠南北

·经略西域--在西域设立最高统治机构

·唐蕃和亲--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

·册封南诏--皮逻阁受封云南王

·经营东北-- 大唐设立安东都护府

十一、三只眼看世界外交篇

·朝鲜使用汉文--大唐与新罗的关系密切

·鉴真和尚与晁衡--中日交往史上的著名人物

·玄奘天竺求经 --所见所闻一百三十八国

·伊朗、阿拉伯帝国、师子国和尼婆罗--大唐的外交伙伴

知识链接――

·斯里兰卡

·尼泊尔

·尼泊尔尼瓦尔族的民俗

 

 

第二集  稻米流脂

故事引入:唐朝的水稻,诗人杜甫写诗赞美田园的耕种

经济、科技、农业、手工业、商业……

唐太宗说:农时最急,不可失也。可见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农业发展的好坏,维系着国家、王朝的命运。

唐代前期的社会经济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之后,就开始迅速发展:社会秩序日益稳定,社会生产活动顺利进行,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国家日益富强。于是,开元盛世出现了,这是一个令全世界瞩目和羡慕不已的国度,李氏王朝空前强大,国家威望迅速提升,人民安居乐业,中华民族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对于这个时期的大唐盛世,大诗人杜甫在《忆昔》中曾生动而自豪地描述到:"忆昔开元盛世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一、蓬勃发展的盛唐经济

·最先进的耕种工具--曲辕犁

·南方有嘉木--中国茶对人类饮料的贡献

·兴修水利--广泛使用灌溉工具

·巧夺天工--领先世界水平的大唐手工业

·长安百万家--外商云集的世界大都市

·一条伟大的中西贸易商道――丝绸之路

·贯通南北,纵横交错--发达的大唐水陆交通

二、经济重心的转移

·均田制瓦解 --地主农庄成为土地占有的主要形式

·刘晏理财 --危机中的大唐财赋制度

·经济重心南移--快速发展的南方经济

三、第三只眼看世界经济篇

·出现在地中海的贸易区

·不断发展的印度经济

·盛况空前的阿拉伯帝国

知识链接――

·杜甫笔下的唐代盐业经济

·唐代寺院耕地的经营方式

·唐代的茶商

·西欧的贸易状况

·唐朝西域的水稻种植

 

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一直领先于世界。繁荣强大的大唐帝国,社会经济高度发展,一度出现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乐业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由于大唐实力的增强和科举制度的初创,知识分子有了广阔的展现自我的舞台, 科技领域硕果累累:火药的发明;保存至今的世界上最古老的石拱桥--赵州桥;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定颁布的药典--《唐本草》;僧一行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恒星移动现象、进行子午线实测和发明水运浑天铜仪的大科学家; 至于公元868年(咸通九年)雕印的《金刚经》长卷,则是世界上保存最早的有图画的雕版印刷品 ……

四、火药的发明--世界科技进步的标志

五、领先世界的天文学成就

·一部很精密的历法--《皇极历》和《大衍历》

·世界上第一次发现恒星移动现象和实测子午线--一行和尚

·水运浑天铜仪--世界上最早的用机械转动的天文钟

六、引人瞩目的数学成就

·等间距二次内插公式--数学史上是一项杰出的创造

·《缉古算术》--解决了三次方程求根的问题

·《算经十书》--对保存我国古代数学著作贡献巨大

·《大衍历》--首创不等间距的二次内插公式

七、蓬勃发展的中医学

·《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一代药王孙思邈的传世名著

·《唐新本草》--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定颁布的药典

八、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

·世界上第一流的大城市--长安城

·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南禅寺

·按印度风格设计的大、小雁塔--高僧玄奘的得意作品

九、印刷术的巨大飞跃

·《金刚经》--最早的雕版印刷品

十、第三只眼看世界科技篇

·神秘的玛雅文明

·欧洲的阴霾时代

知识链接――

·《诸病源候论》

·人类文明史的三代文明

·15世纪前中、西方技术与发明的传播对比

·水平仪的发明

·车船的出现

·唐代的车床

 

 

第三集  敦煌壁画

故事引入:敦煌壁画及相关的传说……

文学、艺术、绘画、音乐、雕塑……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的文化。当中国历史推进到公元7世纪的时候,西方灿烂的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却由于地质的变迁、外族的入侵被彻底摧垮了。而东方的大唐王朝却政治开明,社会稳定,经济空前发展,大量吸收融合了边疆民族与邻近国家的文化成果,迎来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这是一个令人感到眩目和不可思议的时代,各种博大精深的文化艺术达到了巅峰状态,其耀眼的光芒不仅照亮了整个世界文化史,而且深深激励着每一个龙的传人。这就是大唐的荣耀,中华民族的荣耀。

 

一、大唐哲学与宗教

·主张天命论--韩愈的唯心主义

·宇宙没有起点,也没有极限--反对君权神授思想的柳宗元

·交相胜,还相用--崇信佛教的刘禹锡

·佛教唯心主义哲学--深刻影响儒家思想

·主流社会的信仰--崇信道教

·民间的主要宗教--伊斯兰教、祆教、摩尼教和景教 

二、处在世界巅峰的大唐文艺

·大唐的星空无比灿烂--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

·发扬汉魏风骨--古文运动兴起 

·影响重大的传奇小说--兴盛于大唐

·盛于五代、两宋的词--兴于大唐

·吴带当风--画圣 吴道子代表着大唐绘画成就

·敦煌石窟佛像、乐山大佛--大唐雕塑的巅峰之作

·诸体兼备--登峰造极的大唐书法

·霓裳羽衣为谁舞--唐朝是我国音乐、舞蹈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

·唐三 彩--蜚声海内外的大唐陶瓷艺术

三、史家和地理学家的煌煌巨著

·《通典》 ——开创典章制度专史的编撰方法

·《史通》 ——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史学评论著作

·《元和郡县图志》——一部重要的全国性历史地理著作

四、第三只眼看世界——文化篇

·印度的金石并用文化时代。

·印第安玛雅人的文明

·短暂的复兴

·经典的阿拉伯文化

 

知识链接――

·隋唐五代服饰

·《古兰经》

·《一千零一夜》

 

 

附录:

·大唐时代中外大事表

·唐朝时期战争年表

·中国历代版图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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