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拿卖淫来说，卖淫在我国是违反现有法律的，但在有些国家或有些国家的某些地区，卖淫却是合法的。但我们并不能轻易地得出结论：允许卖淫的法律是可耻的和腐朽的。更令人产生强烈对比的是，在那些允许卖淫的国家和地区，私娼是不允许的。而在我国，虽然法律禁止卖淫，但是私娼却很繁荣，私娼在中国屡打不止，从10多年前的广东海南等沿海省份，已经泛滥到了全国各地。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暗娼的泛滥，是因为我国公安机关打击不力吗？应该来说也不是。说实在，打击卖淫嫖娼行为，在司法执行上确有难度。因为司法机关很难将卖淫与一夜情在法律实践上明确地区分开来，除非你正好抓住了交易的瞬间。所以就造成了这种情况：法律有禁止，司法力度也在加大，但依旧是繁荣“娼”盛。于是法律的条文就成了一张废纸。当法律律条更多的是成为一些执法者创收的工具时，其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的功能就消失了，公平与公正也就更无从说起。对这种已经变了味道的法律条款，我们有理由提出修改的动议。这是一种很朴素的思想。
当然，李银河是社会学的学者，所以她从这种朴素的思想中升华为自己的理论：卖淫非罪化。李银河的观点是：应把卖淫嫖娼作为道德问题来处理，而不是设计为法律管辖的范围。而鲁英反对李银河的这个观点时居然玩的是文字游戏：“按现行法律规定，组织卖淫是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而卖淫嫖娼是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因此，卖淫嫖娼本来就不是犯罪，而是违法行为，无需提倡卖淫非罪化。”鲁英研究过法律，这是勿庸置疑的，所以她比我们这些普通老百更懂得“犯罪”和“违法”在法律上的区别。于是也就偷换了一下“罪”的概念，把李银河“卖淫非罪化”的“罪”和法律中“犯罪”的“罪”等同起来了。鲁英可能自以为抓住了李银河的破绽而洋洋得意。其实这根本就是曲解李银河的原意。李银河的“卖淫非罪化”并非是要纠缠“犯罪”和“违法”的区别，而是在讨论卖淫是否应该由法律来禁止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鲁英如果不是根本没有理解李银河的“卖淫非罪化”的论述，那就是有意在偷换概念。但通过这种偷换概念得来的嘴皮子上的一时快感和心理的一时满足，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讨论。
鲁英也不承认中国有“性工作者”这一概念，但从“文章”来看，我们看不出鲁英不承认的理由是什么。可能是因为鲁英认为卖淫是非法的，所以，她们的行为不能称其为工作。这也有点在玩文字游戏的味道。虽然，卖淫在我国是被法律禁止的，但是，我国的非法卖淫活动却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在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