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甘阳
再过两年，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我以为，今天已经很有必要从新中国60年的整体历程来重新认识中国1979年以来的改革。
晚近以来关于改革的种种争论，实际不应该简单地说成是“改革共识的破裂”，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种“新的改革共识的形成”。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就是强烈要求中国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而不再是片面追求“效率优先”，要求改革的结果是“共同富裕”而不再是“少数人先富”，要求改革更加明确“以人为本”的目标而不再是盲目追求GDP增长。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最强大公共舆论，并且已经促成近年来中国政府和执政党改革方针的重大调整和转向，这就是胡温新政以来“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基本纲领的提出。我们可以看到其基本精神是，突出强调，中国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诚然，这种新改革共识会受到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但我们应该看到，很少有人敢正面公开地反对这种“新改革共识”。换言之，“新改革共识”的舆论力量不容低估，这种共识现在到，已经形成了对利益集团的一定制约作用。
新改革共识与当代中国的三种传统
“新改革共识”的逐步形成，实际上是共和国60年整体历史所形成的某种综合效应，亦即“新改革共识”实际上首先带有调和共和国前30年历史与后30年历史之张力的倾向。如果说，“旧改革共识”往往带有否定共和国前30年的倾向，那么，“新改革共识”实质上就是要求把共和国前30年形成的传统重新整合进来。更进一步说，“新改革共识”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当代中国三种传统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个是改革28年来形成的传统。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很多观念包括很多词汇，基本上都已经深入人心，融为中国人日常词汇的一部分，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基本上是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包括很多为我们今天熟悉的概念，例如自由和权利等等。另外一个传统则是共和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平等，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从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表现得非常强劲。从9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关于毛泽东时代的很多重新讨论，而90年代后期以来这个毛时代的平等传统更是日益强劲。这在十年以前恐怕不大可能会想到，但今天却已经无人可以否认，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生活当中的一个强势传统。最后，当然就是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传统，这在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的主要表现是注重人情乡情和家庭关系。
中国道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可以说，现在的“新改革共识”初步体现了上述三种传统的合力作用。首先，“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本身毫无疑问是植根于中国儒家传统的，这与执政党以往强调的西方传统的“阶级斗争”概念有根本不同；其次，“和谐社会”的实质目标亦即“共同富裕”，则是毛时代社会主义传统的核心追求；但第三，共同富裕的目标并不可能通过排斥市场机制来达成，而仍然将通过进一步完善改革以来形成的市场机制来落实。毫无疑问，这三种传统的合力过程将充满张力，充满矛盾甚至冲突，但三种传统形成矛盾、张力和冲突，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以一种传统排斥压倒其他传统才是坏事。我们需要反对的恰恰是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以及任何形式的“零和游戏”政治格局。可以肯定，无论有多少张力，中国的“新改革共识”必然要同时包容上述三种传统，而不可能排斥其中任何一种传统。
从长远的意义看，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如果得到健康的发展，将有可能逐渐突显“中国道路”的真正性格，这就是：中国的改革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并不是要形成一个像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达成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我在不久前曾经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实际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华文明，“人民共和国”的意思表明这共和国不是资本的共和国，而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改革的最深刻意义，就是要深入发掘“儒家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这将是中国在21世纪的最大课题。
重新认识共和国六十年
我们只要稍微回想一下就会记得，从80年代初一直到90年代初，西方舆论界和学术界很少有人看好中国的经济改革。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既然同样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如果苏联东欧经济改革都改不下去，中国怎么可能改得下去?这个看法是很自然的。特别是苏联的工业化、现代化的程度都比中国高得多。他们的农村人口比中国少得多，他们的厂长经理的教育程度和基本素质当然都比中国当时高得多：到1978年前后，中国所有的厂长和经理的平均教育水准是9～11年，而苏联当时的经理厂长自然清一色至少是大学毕业。尤其是，前苏联东欧远比中国更早放弃阶级斗争而转向了经济建设，他们也远比当时的中国政治上更开放，为什么他们的经济改革搞不下去，凭什么最落后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反而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
对这个问题，实际上可能只有一个解释，这就是：邓小平改革能够成功的秘密恰恰在于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毛泽东决定性地破坏了中国建国后想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这里可以借用熊彼特的说法，毛泽东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确实对当时的中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这种破坏同时是一种“创造性破坏”，也就是破坏了中国变成苏联式计划经济的方向，创造了中国经济体制在改革前就已经不是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结构，从而为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