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根在河洛
王恺
洛阳，这座东方文明的圣地，自然孕育了东方文学。
一、诗歌渊源于洛
诗歌与音乐同源，《吕览·古乐》所记帝喾时的《九韶》、《六列》、《六英》等古乐，并称为“声歌”，其实都是上古的歌曲。《吕览·音初》论音乐的起源时，把帝喾次妃有娀氏所作《燕燕往飞》称之为北音，禹之妃涂山氏的侍妾所作《候人兮猗》称之为南音，夏后氏孔甲所作《破斧之音》，称之为东音，殷整甲(即夏后氏胤甲)徒西河，犹思故处，乃作西音。由于帝喾、禹、孔甲、胤甲均立都于河洛地区，因此四音实为上古的洛阳诗歌。商周之际，四音化为十五国风，西周设有采诗之官，采入庙堂，与庙堂之歌小雅、大雅、颂一起并称为“诗”，经孔子删定后，称为《诗三百》或《诗经》，计305篇。风是诸侯各国的乐歌，其中大部分是周代民歌，是《诗经》的精华。
著名学者闻一多撰著《文学的历史动向》中指出：“对近世文明影响最深最大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约在纪元前一千年左右，在这四个国度里，人们都歌唱起来，并将他们的歌记录在文字里，留传到后代。在中国《诗三百》里最古部分——《周颂》和《大雅》，印度的《黎俱吠陀》(Rig-veda)，《旧约》里最早的《希伯来诗》篇，希腊的《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都约略同时产生……四个文化猛进的开端都表现在文学上。”洛阳作为我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其文学创造以上古神话启其端绪，先秦诗歌接踵而起，直至明清小说，无不反映中国古典文学的源脉。而先秦至唐宋，洛阳作为历代建都之地、政治文化的中心，这段时期内的文坛代表人物必然以洛阳一带为活动中心。因此，文学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与载体，使我们仅从洛阳文学的发展，就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精神风貌与民族特征。一部洛阳文学史，就是中华文学史的缩写。
中国文学的首唱是诗，而《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代表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时期大约500余年的诗歌创作。《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的出现以及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是我国文学发达最早的标志，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极高的地位。“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经》的杰出艺术成就，首先在于它卓越地映射出时代的心声，通过风、雅、颂各种诗体和赋、比、兴的手法，以美丽的辞藻和婉转含蓄的比喻，表达了作者的情志。
《周南》产生于西周末年、东周初年，产生的地域在洛阳。《王风》10篇，大约是东周初年间的作品，也是产生于周都洛阳的。雅又分为大雅与小雅，是朝廷的正声，是周王朝京都乐歌，颂是一种宗庙祭祀用的舞曲。可以说《诗经》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以河洛地区为代表的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诗经》开篇第一首便是与洛阳有关的《关雎》。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因为是《诗三百》的第一篇，《关雎》自古以来特别受读者青睐。正统的注解者甚至附会说，这是歌颂“后妃之德”。但从诗句本身就可以看出，这其实不过是一首普通的情歌。君子、淑女都只是对主人公的一种美称，人总是会美化自己的意中人，兼带着也会美化一下自己。从诗里描写的景象看，爱情的产生似乎和水边的劳动有关。关关叫的水鸟，发出的是一种爱情的信号。采荇菜的姑娘，腰身苗条，姿态娴雅，左一把，右一把，采摘着随水漂漾的青青荇叶。见此情景的青年男子，止遏不住心中的爱慕，做着成双成对的美梦，醒着梦里都在追求她。爱情受挫的夜晚是漫长的，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滋味既苦涩又甜蜜。
《诗经》奠定了我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的基础，她是传统诗歌的源头和根。
二、散文开启于洛
夏商周三代都洛，其历史文献结集为《尚书》。《尚书》不仅是文告、会议记录等应用文体的滥觞，还开辟了古代散文的先河。《尚书》记言叙事，绘声绘色，生动形象。不少篇章已出现成熟的辞格，如《梓材》用种地，建房，做器三个生活中常见的事理作比喻，说明创业和守成的关系，自然贴切，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尚书》为后世散文创作奠定了基础。此外，记述周代历史的《逸周书》和洛阳出土的钟鼎铭文都是早期散文的优秀作品。
春秋时期，哲学家老子在洛阳著《道德经》，标志诸子散文的出现。《道德经》凡五千言，结构严谨，论理玄妙，想象丰富。作为一本专题论著，它标志着先秦论说文体的完全成熟。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佳作，如《庄子》、《孟子》、《韩非子》、《荀子》等，莫不受《道德经》的影响。另外，成书于春秋的《国语·周语》，成书于战国的《战国策·东周、西周》中的诸多篇章也是洛阳散文的精品。
洛阳才子贾谊，在《史记》、《汉书》均有传。他是西汉一位早成早夭的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十八岁时，即以博学能文而闻名郡中。文帝时，因其师郡守吴公的推荐，被召为博士。其时，
此赋兼有屈原、荀卿二家体制。“讯日”类似“乱日”；全文以抒发感慨为主，善用譬喻，这些都是对楚辞特点的继承。全篇又多铺陈排比，前半部除助词外，主要都是四字，引特点实近于荀卿《赋篇》，这些都是新赋体形成时期的特色，显示着从楚辞向新体赋过渡的痕迹。因此，可以说，贾谊开创了汉赋，开创了诗歌向散文过渡的新体裁。
三、小说肇始于洛
虞初（前140？—前87年？），号黄车使者，西汉洛阳人。武帝时，任方士侍郎。作小说《周说》，后世尊他为小说家之祖。《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15家，其中包括《虞初周说》。班固注曰："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又据《汉书·封禅书》说："（武帝）予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又说："太初元年，西伐大宛，蝗大起，
古今不少学者认为，小说起源于汉武帝时的方士。这种说法最早的表述见于汉代大学者张衡《西京赋》："匪惟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实俟实储。"这篇文章收于梁代编的《昭明文选》之中。清代学者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中力主此说："张衡《西京赋》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汉书·艺文志》载《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注称武帝时方士，则小说兴于武帝时矣。故《伊尹说》以下九家，班固多注依托也。"两汉时期，阴阳五行之学，谶纬迷信、神仙方术之道盛行。汉武帝为求延年长生，不死成仙，对神仙方术尤为热衷，所以他信从方士，一生干过不少封禅、广祠、求仙之事。方士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与信任，风尚所及，"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
《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总共1384篇,而其中篇幅最巨者为《虞初周说》,943篇,占全部小说的近70%。《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至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吕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夫之议也”。东汉末仲长统主张“百家杂说，请用从火”，要把小说全部烧掉。因此虞初的小说《周说》也理所当然地在“从火”之列。由于虞初所作《周说》，原书失传，其内容无由考究。据东汉人应劭所说：“其说以《周书》为本”，就是说虞初是根据《周书》写成小说《周说》。应劭是东汉末人,并且《后汉书·应劭传》还提到他“博览多闻”,“后世服其洽闻”。应劭撰《风俗通义》,引书极富,很可能也见过同列为小说家的《虞初周说》。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应劭之说。他根据《周书》写成的小说，大概类似于历史演义性质，或者可以说是通俗本的《周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把《周说》列为小说类，把虞初列入小说家。晋唐人引《周书》者，有三事如《山海经》及 《穆天子传》，与《逸周书》不类，朱右曾疑是 《虞初周说》。《太平御览》第三卷所引《周书》三则，其写作风格类似于《山海经》，清代人认为是虞初的佚文。
由于《周说》的失传，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很少记载虞初的事迹和他的小说创作，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偶有所记，亦几近于《汉书·艺文志》。谭正璧编撰并于193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说：“书虽不存，但因之被推为古代唯一小说作家”。所以虞初的名字后来被当作小说的代名词。明人搜集《续齐谐记》和唐人小说八篇，刻为一书，命名《虞初志》。《四库全书总目》作《陆氏虞初志》，直以“虞初”作书名。汤显祖有《续虞初志》4卷，邓乔林有《广虞初志》4卷，大抵搜集前人文章,非自撰写。清初张潮的《虞初新志》也是收集明末清初人的文章，汇为一编，共20卷。后郑澍若又有《虞初续志》12卷。各种“虞初志”都是短篇小说选集。
在中国文学史上，虞初对小说创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后世称虞初为小说创作的鼻祖，由此可见虞初及其《周说》在中国古代小说创作史上的非凡地位。
洛阳，作为文学之根，源出三大文学河流。
它们波澜壮阔，一泻千里，走过汉魏，走过唐宋，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文学高峰。从当今散在文化遗迹和如峰的圣典中，仍能勾勒出洛阳古代文学的辉煌曲线。限于篇幅，本文仅阐释了洛阳文学之“源远”，至于洛阳文学之“流长”便不能述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