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学费论”是中国教改的“毒药”还是“良方”？
在中国，张维迎可是个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然而，由于笔者的孤陋寡闻，居然，对其知之甚少。所以，笔者对张维迎更多的认识，也是缘于近日来网络上的新闻报道。
在11月28日的《中国网》上，这篇题为《北大教授张维迎称高校收费太低导致穷人上不起学》的报道说：
……张维迎称，一个真正好的体制，是可以收费高，但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北大本科生一年的成本是20000元，一年的学费4000元，剩下的16000元都是政府在补贴，这是穷人在补贴富人。为什么不让富人多出些钱呢？比如说，学费就可以收20000元，贫困家庭的孩子就给他全额奖学金，这就是富人补贴穷人了”。
张维迎说，在目前的体制下，太多人把目标锁定在北大、清华。而在美国不是非上哈佛不可，耶鲁、斯坦佛、普林斯顿都很好。“每个学校有每个学校的特色定位。中国教育应该通过充分竞争，形成教育多元化，这才会形成一个相对公平的多元化分布”。(新快报)
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此报道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发表后，在社会上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当然，张维迎也引来不少网友的批驳和“骂声”。
如：郭之纯在《燕赵都市报》上撰文批驳说《张维迎的"高学费对穷人有好处论"罔顾国情》；惠铭生在《广州日报》上撰文批驳说《张维迎的“高学费论”是个谬论》；谢志东在《价值中国网》上撰文批驳说《张维迎的高学费论是个骗局》。
还有千岛渔樵；大隐于朝；新华网友；黄衣；林木葱茏；九芙蓉；依南斗望京华等等网友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如：千岛渔樵：现在大学学费一般是一年五、六千元左右，这对许多家庭而言算是比较高了，如果再提高大学学费，恐怕有不少家庭就供不起孩子上学了，更别说那些农村家庭了。
大隐于朝：张教授的理论就是主张大学抬高入学的经济门槛，这明显是站在富人的立场看问题。我儿子也正在读大学，我们夫妻俩都是普通的工薪族，就算有固定收入，目前供孩子上大学已经感到非常吃力了，学费一旦上涨，不知道又有多少个家庭为此发愁了。
新华网友：学费太低导致穷人上不起学？张维迎的此番“高论”让我感受到的只是缺乏责任感的谬论。许多家庭已经对高学费叫苦连天了，还要提高学费？贫困生连学校门槛都进不去，又何谈奖学金？靠奖学金来支撑“富人贴补穷人”岂不是一个大笑话？
黄衣：现在是富人多还是穷人多呢？据我所知，给孩子交学费已经成了许多家庭的“难关”，一些家庭甚至东挪西借也凑不齐那几千元学费，因此被关在大学门外的人也不在少数。如果再提高学费，估计大多数孩子都将读不起书，大学也就成了为富人办的贵族学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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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张维迎的高学费论和以上网友们的观点，笔者在百度里查找了张维迎的相关资料。从这些资料中，笔者进一步认识了张维迎，也知道了张维迎抛出“高学费论”这样观点的原因所在。
笔者以为，张维迎之所以有这样的言论和观点，其实都是因为他没有真正深入到中国社会深处。也可以这样说，张维迎是个没有深入了解中国国情，是个脱离中国实际的经济学家。他的“高学费论”并非中国教改的什么“良方”，而是“毒药”。
为何如此说呢？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他的经历吧。
张维迎，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获西北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学读书，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博士学位，1994年8月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84－90在体改委工作期间，在国家级杂志上发表数十篇有广泛影响的论文，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师从著名经济学家、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rrlees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硕士论文曾获199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
张维迎教授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 据对国内最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1995－1997年间论文引证统计，张维迎教授的论文被引证的次数排名第一，其中《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名列单篇第一。另据统计，在1997年出版的43种经济学核心期刊文献中共引用《经济研究》历年发表的文献405次，其中张维迎教授的论文占22次，名列第一；被引用4次以上的有16篇，其中张维迎教授占3篇。
从他的经历里，我们知道张维迎是个在学业上有所成就的人。然而，我们从他的经历里，一样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从“书本到理论”的经济学家。你看他，大学毕业后，虽然学了一肚子的“学识”，但是，他只是在“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工作；就是从牛津大学毕业后，他也只是进入北京大学，在那里做教学工作；在他的经历里，我们还知道，张维迎虽在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也到过香港城市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等四所国外大学讲过学。然而，他的这些经历又恰恰说明了他只是在上层转悠，而对中国的基层和中国的实际又能了解多少呢？可以这样说，他根本就没有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基层，去了解中国的实际。
所以，这些年，尽管张维迎写了不少论文，研究出了一些经济理论，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他的这些研究“成果”，无非都是些“从书本到理论”的杰作，是些纸上谈兵的东西。也可以说，他的研究还只是停留在“实验室”里，他研究出的一些成果也就像“温室里的花朵”，是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的。
我们就拿他的“价格双轨制”理论来说吧。这是个什么样的理论呢？在中国的改革实践中获得成功了吗？
众所周知，“价格双轨制”是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在中国推行的价格制度改革的一种新制度。
当时，国家为了想把计划经济的运作模式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就采取了“同一产品计划内部分实行国家定价，计划外部分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制度的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
然而，令政策制订者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价格双轨制”给一些官员利用了。这些官员，利用他们手中调拨计划定价工业生产资料的权力，把这些本来只能按计划调拨的工业生产资料私下流放到市场上去，按市场价格来出售，以赚取市场价格和计划定价之间的差价，获取利润。所以，在价格双轨制的推行期间，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官倒”事件，抢购风在国内越刮越烈，物价也随之飞涨。这是“价格双轨制”的显形问题，是明的失败教训。
然而，“价格双轨制”给我们带来的隐形问题，也就是其后遗症，如官员权力寻租等腐败的负面影响却是难以估量的。
为何如此说呢？因为在中国，人人都知道“有权就能办事，办事就会有利可图”。所以，在推行价格双轨制期间，无论是官员还是商人，都懂得权与利的关系，都懂得如何把“计划的低价工业生产资料”变成“市场的高价工业生产资料”，从中获利。
为了利，这期间，有官员与官员之间的合作，有商人与官员之间的合作。当时，官员的权力寻租也就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所以后来，虽然国家取消了价格双轨制，但是，官员这种权力寻租现象却没有因此而停止，相反，权力寻租还产生了“变种”，花样可谓是百出的。如前几年我们经常听到的政府机关那种“吃、拿、卡、要”现象，就是属于权力寻租的一个变种。
可见，经实践检验后的价格双轨制理论，是成功的典范还是失败的教训，这是不言自明的。
当然，张维迎这种价格双轨制理论在中国推行后，其影响是深远的。比如：人们唯利是图的思想难以拨乱反正；而在反腐败这个工作上，其增加的难度，也是人们有目共睹的。
同理，张维迎当前提出的这个“高学费论”，也没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只是照搬外国的经验罢了。所以，在笔者看来，他的“高学费论”至少存在三大错误。
第一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公。人人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这应当是法律所规定的。所以，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在进入高校的收费上，不应该有“穷富之分”的。否则，从教育上造成的新的社会不公，势必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也影响富人们的爱国热情。
第二是“高学费”多少才算高？才是在穷人的接受能力之内呢？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的收入分配还很不平衡的。我们还没有形成这种稳定的“纺锤形”收入分配结构。我们现在的实情是，低收入者占80%以上，而中等收入和高收入者的比例还很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提高学费，那么，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失去上大学的机会。这样，高校最后的结果就是为少数富人所办的，成为少数富人的专利。而这样的做法根本就违背了我们的教育方针和人才战略；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是背道而驰的。
第三是想用“奖学金”来达到“富人补贴穷人”的目的，是一种空想。顾名思义，奖学金就是奖勤罚懒的一种制度，是奖励那些在学业上有成就的学子，不是搞大锅饭，也不是搞穷人福利。因为，奖学金如果不为学业优异者发放的话，那么，这样就会失去奖学金的意义和作用了。诚然，在这些学业优异者中，肯定也有富人子弟的，对这样的优异学子，我们是不是要给予奖学金呢？显然是要给的。因为这是对他学业成绩的一种肯定和鼓励。而穷人的学子，如果成绩不好，要不要给奖学金呢？显然是不会有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用奖学金来补贴穷人，这是一种“空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通过以上这些分析，笔者以为，这种“高学费论”出自张维迎之口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个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人嘛。所以，他的这种理论和观点一出来，便遭到人们的反驳和批判也是必然的；笔者也可以肯定地说，他的“高学费论”是中国教改的“毒药”而并非什么“良方”，是不足以采用的。
龚玉环
2007年12月3日
http://news.qq.com/a/20071128/00032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