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日
承认不足才能进步，抛弃专业才能和谐
上午先是讨论了三星公司的案例，这也是我第一次系统地去研究三星公司的成功。三星的成功依靠企业能够有胆识坚持自己的洞见并几年亏损的情况下要紧牙关挺过去，这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而且是智慧。日本公司和韩国公司很多都显示出来有很强的牺牲精神和拼命三郎精神，这种文化在中国企业里是比较少见的。我们更多地是看到企业中的“牛人”不能相互团结，或者组成小帮派相互倾轧，或者另立山头。当然不能完全去批评个体，因为大环境让大家在个体相对理性的思路下做出整体非理性的决定。我们的企业要首先承认不足，才能够进步。
在哈佛学案例教学也让我体会到，他们整个商学院能够保持集体理性，同时也能够容纳那些个体的非理性。这让我认识到组织的包容性和执行力不但是不矛盾的，甚至是相互依存的。这对于知识性组织，有很多头脑聪明，个性张扬，潜力巨大的知识工作者聚集的地方，这种包容性就成为了能够让组织不断发展并自我优化的必要条件。因为如果一种知识或者一类人占据了强势主导地位，那么其他领域或者其他专业人士就会选择站到对立面去。因为大家都具有怀疑一切的学者态度，和自己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的定位。哈佛的教育观点很明确，所教的东西是分层次的：首先是知识和技能，然后深入一些的是概念和框架，更深入的是态度和观念。在知识型组织，专业知识和技能是肤浅的，已经不能满足追求卓越的知识工作者的自我实现的愿望。只有从态度和观念中共享的公共价值观能够成为满足大家自我实现愿望的基础。所以哈佛商学院，Google，Sumsung，Sun 这样的组织，能够求同存异，任人唯贤，因为虽然专业和分工不同，知识不同，兴趣不同，但是大家都相互认可对方的态度和观念。这个时候，可能知识，学历，种族，资历都不相同，但大家仍然视彼此为同类。这不像我们有些组织，由于专业差异而把本来应该和睦共处的同事视为异类。哈佛商学院不叫系，而叫Unit，就是我们的教研室的概念。很多课程是跨系开设，以教员的讲课兴趣为准，没有门户之见。从头到尾，我们听到哈佛商学院教授们不少关于院长和自己的调侃，但没有一句对于其他专业的轻蔑和贬低，这很让人感慨。下午，我在校园里独自行走，望着不远处的查尔思河，在大草坪上深吸一口气，在异国他乡的学术殿堂，我仿佛闻到了五四运动时期的北大的自由的学术气氛，让我心旷神怡。
什么是教授？
Emmons教授讲课的时候，提到一些错误的教学观念，“Just because we are not able to do that，we don’t do that” （就因为我们做不到，我们就不做了）。我们看到有些老师（也包括我），因为自己要花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去把一门课改进，这确实不是我们立刻就能够做到的，于是我们就不做了。 让我联想起来，在国内有些所谓知名大学的计算机系还在讲Pascal和Foxpro（这是15年以前的计算机语言），我们可以研究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在飞速发展的领域专业的老师从来不更新自己的教案。我想到一句类似的话“Just because we can’t do the things in the right way, we don’t do the right thing”，（就因为我们不能用正确的方法做事，我们就不做正确的事了）。这描述组织存在的普遍的惰性问题，当绩效体系出现漏洞的时候，如果组织的成员没有正确的态度和观念，而且对于工作没有持续的热爱，那大都会选择自私的捷径，去在规则限定下选择自己擅长的，但是可能是无用的工作去做。对于学者来讲，对于知识的渴望，对于学习的诉求是更本，而我痛苦地看到，不少学者已经丢掉了这种诉求，因为我们不会学习，所以我们就不学了。相比之下哈佛的老师的IQ可能跟我们差别不大，但是他们有几点跟我们不同，第一，他们热爱教学，也热爱学习，第二，他们敢于说真话，第三、他们相信自己说的。所以在字典里面Professor有两个含义：1）教授, 2）公开表示信仰的人。没有信仰的人不能成为教授，不能公开表示信仰的人，也不能成为教授。
第十日
Grossman 教授是我们授课老师中最强势的，在录像中我们看到他直接逼问学生答案，学生哑口无言，他可能是我们学生时代比较害怕但又很敬仰的那一类老师。我同意他的观点，商学院是教未来的组织领导如何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决策。并不是教他们做到最优，因为老实讲，在实践中更本没有最优。并不是所讲课就没有用处，案例教学能够避免重犯小儿科的错误，也让管理者在思考重大问题的时候能够有思路和启发，让他们胆子更大，敢于拼搏。这完全是一种现实注意的态度。我同意，教人如何打仗，最好的地方是在战场，而不是在书房，但是不可能每天打仗，所以需要有模拟的战争环境，让学生经历，但也要能够读一些孙子兵法，但切忌纸上谈兵。想在教室和图书馆里面学会商业和管理的真理，那几乎是不可能的。Grossman很幽默地说了一句话来形容参与式教学，他对学生讲“I was paid to ask the question, you are paying to give me the answer?” （你看，不公平吧，哈佛商学院给我薪水来问你问题，而你花钱上学却为了给我答案？）。虽然调侃，但他很有原则，“如果你觉得我们考试不公平，你可以到提供相同课程但不考试的商学院去”。其实哈佛MBA还是很严格的，并不是我们想象得那样说富人俱乐部。每次课程，要给超过10%的C，25％之内的人可能A。综合下来，得不到学位的虽然小于1％，但每一节课平均都有十分之一的人被毙掉。有人觉得不公平，如果我们全班都很优秀，为什么不给A，教授回答说，“对不起，现实工作中就是这样，总有竞争，总有前面的和后面的，我们只是告诉你所在的相对位置”。其实，这种最先进的教育系统是要付出艰苦劳动的（我认为任何事情，只要认真并付出更多，整体上讲总会做得比别人好，除非大家都是傻子）。开设一门新课需要20多个案例，每个案例要3－4个月工作，这样一门课就需要5年时间准备。这还不包括老师在讲课期间每周集团开会讨论和备课的时间。每个MBA要修30门课程，共500－600个案例，每个案例80分钟学习时间，共40000分钟，相当于和这些教授和商场老将一起连续不间断83个工作日在一起。这样的工作，对我们现行的管理教育体制是难以实行的。在哈佛呆的时间越长，我越发觉历史和文化的作用，无论社会多么进步，其实还是有很多是在互联网上搜索不到的，我们需要亲自去经历，去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