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中国官办经济")
80年代最大的国际主题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中国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苏联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
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最大的特点就是简单实用，没有理论。虽然号称有“邓小平理论”，还有文选，但我看来全是大白话，都是些实际问题，以及一些朴素哲学观点。这些朴素哲学观点并非什么创见，无非是因为以前的思想框架太不合理，讲些大白话捅掉窗户纸。例如“凡是论”，从哲学与科学上看不可能是正确的，却要经过真理大讨论权利斗争才能搞掉。黑猫白猫论是朴素哲学的典型代表，只是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显出有价值。经济学政治学上面复杂精微的理论多得是，老邓牛就牛在能够统统不管，就用最简单的逻辑解决问题。
相对的，戈尔巴乔夫要有学识得多，视野也要广得多。他的思考方向类似于老毛，会考虑一些很“大”的问题，如民主之类的“普世价值”（老毛会考虑世界革命，经常自己出钱支援世界革命，对于苏联和美国搞缓和有很大意见）。
也就是说，邓小平是个做事的人，而戈尔巴乔夫是个思想家。邓小平最关注的是做事，为此用什么手段并不太在乎。他自己觉得有把握了，立刻就动手做，根本不理对方想不想得通，也不作姿态收买人心浪费时间。所以他就发明了著名的“不争论”，一举干掉了想不通的左派。当然，他不是乱来，一个是让别人想办法，一个是放手让人做（周恩来这一点不行）。我看他自己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改革办法，全是别人想的，什么经济特区，承包责任制，都不是他的贡献。从做事上来讲，这是最有效的。这又是一个很牛的地方，非常人所能为。
相比之下，老戈这个人作为一个影响重大的政治人物就太nice了，有点搞理论走火入魔的感觉，权力没抓牢，还写书推销思想，真去搞什么人类价值。在实际操作上，戈尔巴乔夫是爬苏共阶梯上来的，不象中共历史那样血雨腥风十分艰苦，受的考验与政治经济建设斗争经验比邓小平差太远了。最怕的就是这种实际手段上并不高明，然而搞理论吹得震天响的。从经济学这门学科来说，也是一个容易让人上当的东西。经济学的成果，绝大多数是对已有的稳定的经济现象的解释，预测上很不可靠。作为理论成果而言，对经济现象有一种适用的解释，预测上比瞎猜好，都算是很好的成果了，搞个诺贝尔经济学家都是有道理的。然而，要把经济学成果用到实际经济建设上来一定要小心，首先要有一个经济学并不那么可靠的基本认识才能用，不然早晚是个死。死的最快的，是把别人用不同背景总结出来的经济规律用到自己独有的经济环境里。
由于中国与苏联那种转型经济环境都是前所未有的独特环境，任何既有经济理论都是不合适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不行，社会主义那一套传统经济学也不行。那么，什么是管用的？就是最朴素最简单的哲学，无招胜有招。最朴素最简单的东西，拥有最高的可靠性与实用性。复杂精微的中国或者苏联转型经济学，可以以后慢慢发展出来，并不是就一直靠简单逻辑打天下。所以说，我认为邓小平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经济学家，根本不懂什么经济学大道理，也不是思想家，就是一个最简单做事的人，除了做事，没有什么才能（诗文都写得不怎么样）。戈尔巴乔夫是聪明人懂不少理论，和邓小平吹经济学，一定是他厉害，就这样反而坏了事。
邓小平开始搞改革的时候，他的做法是前无古人的，也很可能是后无来者的。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没有这样的。首先，要改成什么样子？邓小平说，你们去试，老子也不晓得。我们看历史无论是商鞅还是王安石变法，都是有天才型的能人搞出一套套的理论与路线设计，俄罗斯干脆就请来大经济学家精心设计。这种是常规的改革思路。
如果我们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它的特点是政策资源等要素输入得到各项经济数据输出，那么应该然而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它。而研究科学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理论，一种是实验。科学界有时也挺不象话的，重理论轻实验的倾向有时没法避免（理论省事），但无论如何，实验结果是最终决定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
如果我们把转型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对象，那么我们显然可以看到，邓小平的态度是正确的。他不把自己当经济大师。跑到日本西欧看了一圈，一定是受到震动的，但只是一种要追赶的紧迫感，没有失去思想听西方人摆布。邓小平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所以就去“摸”，去做实验，然后看实验结果再定下面的行动，看猫有没有抓到老鼠。如果我们不是在说经济，可以看出这完全是一种搞科学的态度。
所以，邓小平最大层面上的贡献其实是一个转型经济实验方法。这在国家层面上是史无前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