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宋代以来，尤其是南宋以后，所有印刷流传的《大学》，都是朱熹先生根据他的师承二程（即程明道、程伊川）先生重新改编原本，加上朱熹先生的心得做注解的《大学》章句。最严重的是，自明朝以后，不但根据“四书”考功名，而且规定都要以朱熹为标准。
程伊川与朱熹两位先生，对孔、孟之学的造旨，的确有其独到高深之处，也的确可以自成一家之言，但没有必要，更没有理由随便篡改经文。
在《大学》的前面，朱子写道：
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大学》一书，是理学家的儒者们，一致公认是孔门弟子、所谓“先贤”曾子的遗书。但他朱先生一开始，就非常尊重他的师承，叫程子还不够，在程子上面还要加上一个特别尊称“子”字。不只撇开了曾子不理，而且也摘掉孔子的“子”字，轻慢地换成“孔氏”，竟变成“大学，孔氏之遗书”。这真像明清以来衙门里刑名师爷的笔法，把曾子的著作权，轻轻易易地判归孔子门下，而且还不是指定是孔子受益，不过是孔氏门下的公有而已，因此，宋朝以后，理学家的儒者们，都是自认为直接继承孔、孟之学，当然就可自作主张，随便篡改，曾子又其奈我何？
如果我们生在明、清两朝六百年间，想考取什么秀才、举人、进士的功名，就非照此背熟不可，还要牢牢记住朱子的章句是这样说的。假使有半点违反这种思想意识，小则，永远取消考试资格；大则，也许吃饭的家伙也保不住了！学问被禁锢到种程度，还说什么文字狱有多么可怕吗？中国过去的帝王或大政治家们，都有这种人性特点的偏狭习气。以古例今，所以中国文化、文明的进步，始终只能在某一特定的圈圈中打转。孔、孟以后的儒家，也永远只能口是心非的，在高呼万岁陛下声中，承虚唼响，讨个官做，聊以自已鸣高，学问之道如此而已矣。《大学》中所说的“修身”学问，真的就是这样吗？
孔、孟以后的儒家，也永远只能口是心非的，在高呼万岁陛下声中，承虚唼响，讨个官做，聊以自已鸣高，学问之道如此而已矣。
儒家学说在汉初成为官学后，一直受统治阶级荫庇，作为古代中国的主流学术，其发展过程一直是与政治伴生的，服从于统治的需要，学术依附于政治而失去本身应有的创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根本特征。这就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学术思想处于目前这样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