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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经世实学的发展阶段
郑磊
原创
| 2007-04-29 13: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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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上看到,非常有见地。
一、 晚清经世实学的复兴期
鸦片战争以后,整个社会以及思想文化界处于“万马齐暗”的状况之下,长期闭关自守的国门被外国 侵略势力先是走私鸦片毒品,继之动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一时“海警飙忽,军问沓至”,中国社会出现了 数千年未有的变局。处于思想潮流大动荡、大转变的时代氛围之中,经世致用思潮正是在社会危机日益 加深、现实境况日益腐化,以及西来风雨日益浸渐等诸般社会变动因素的交感催迫下,逐渐复兴,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为林则徐和魏源。
林则徐被视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是中国学习西方的先驱。鸦片战争以前,林则徐也认为“天朝无物不有”,持有对外部世界的愚昧无知的观点。当他奉命到广东禁烟,在同西方侵略势力打交道的过程中,认识到中国在船坚和炮利方面“不如夷”并提出在这方面学习西方的主张。林则徐主张:“制炮必求其极利;造船必求其极坚”,认为只要做到这一点,制夷就能“裕如”。
林则徐提出了军事上学习西方的主张,提出了造坚船、制利炮的要求。但是,如何制造?又谁来制造?他都没提及。但是,林则徐把向西方学习和抵御外国侵略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决定了中国向西方学习思想发展的基本方向。另外,林则徐非常注意了解西方各国情况,主持编辑《四洲志》,因此称林则徐为向西方学习的先驱是当之无愧的。
魏源继承发展了林则徐的向西方学习思想。魏源受林则徐嘱托,在林主编的《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了《海国图志》,大大发展了林则徐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
魏源和林则徐一样,非常痛恨鸦片走私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具有很强的爱国心和反侵略思想。他们要求学习西方的目的就是为了抵抗侵略。魏源学习西方思想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42年前后,鸦片战争刚失败不久,魏源写作了《圣武记》以提高人们奋发图强的信心。这时,魏源模糊认识到中国和西方的差距,认识到洋枪洋炮的厉害,主张加以采用。但他思想还一下子转不过来弯子,主张买不主张造。这点还不如林则徐。魏源在编写《海国图志》过程中,认识有较大的提高。《海国图志》提出了整顿内治、师夷长技以自强的主张。在《海国图志》序中,魏源发展了林则徐师夷的思想,并把它提高总结为“师夷长技以制夷”。他明确指出《海国图志》是“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魏源对夷之长技的认识也有进步,过去林则徐只认识到西方国家的武器装备胜过中国,而魏源认识到除了武器装备外,西方的养兵练兵之法也值得学习。坚船利炮由谁来造?魏源认为官府民间都可造,主张商办工业。看到了军事工业发展到民用工业的可能性,看到了机器工业在中国发展的广阔前景。
这一时期的经世实学有如下特点:
首先,主要以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为主,这是因为,中国和西方在科技水平上的差距最为直观和明显,那么学习西方的科技也是最为直接的方式和手段了。
其次,涉及的面很广,虽然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是间接涉及的就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乃至 理财、治河、漕运、海运、盐务、水利、刑狱以及养民、边政、海防、“夷务”等实政之学 ,统统成为经世实学的重要内容,这使得经世实学在道咸年间风起云涌,蔚为大观,成为一 股气势磅礴的时代思潮。
二、 晚清经世实学的高潮期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朝统治者和士大夫们深感“创巨痛深”,一批主张采西学的有识之士,深感以土地、赋税、荒政、礼治、盐政、河工、治兵、漕运等实政为主要内容的传统经世实学已不敷时用。他们接过林则徐、魏源所倡导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旗帜,采西学,设局厂,谋自强,掀起了一场以“求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这一以“师夷智”为新内涵的经世运动,不仅给经世实学注入了新内容,将晚清经世实学思潮推向高潮;而且造成中国文化结构的异动,为近代“新学” 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曾国藩、李鸿章。
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弈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祯等人以“自强”、“求富”的口号,举办了一批新式工业,这就是“洋务运动”。通常把从事洋务活动的人称为洋务派。洋务派有下述特征:其一,参加者为一部分封建官吏或清政府中的一部分实权派人物;其二,主张师夷长技;其三,对于建立近代工业、学习新式技术发表过重要意见或实际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洋务派首领是亲王和封疆大吏,所以影响很大。
曾国藩、李鸿章都是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在镇压农民起义中他们认识到新式武器的重要性,所以极力主张清政府官办一些新式工业,制造新式武器 ,洋务派举办新式工业首先从军火工业入手,其经营方式保有严重的封建因素,其企业的产品也不做为商品,但原料来自市场,企业性质只能是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后来,由于资金缺乏,才兴办了一些民用企业以支撑军事工业。洋务派主张“官办”企业,后来他们也搞一些“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企业,在洋务活动中,主张中国自己掌握造武器办工业的技术,重视人才的培养,希望能师夷长技又不受制于夷。这一点是可贵的。后来,轮船招商局等企业也和外国企业发生了激烈的商战。
洋务派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吸收了传统的思想,总结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经验,认识到继续沿用过去的统治工具已难于维持,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来巩固国本。他们和改革派有密切联系。沈葆祯是林则徐的女婿,左宗棠也是林在世时极力向朝廷推荐的,冯桂芬曾入李鸿章的幕府。因此,洋务派肯定要受改革派的影响,有些人如左宗棠、沈葆祯就是由其转化而来的。
洋务派经济思想对于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思想的发展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其中的积极影响不能抹煞。除了一般的开风气、培养人才等积极影响外,还有很多的积极影响:他们区别于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的极端保守落后的顽固派。顽固派反对学习任何新式技术,和顽固派相比,洋务派显然有很大的进步。没有洋务派的保护,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的发展、传播肯定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他们的洋务活动对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是一种刺激力量。
但是应该看到,曾、李等开创的洋务运动,固然是“经世实学”,但是他们打算在不动摇整个封建体制的前提下进行改革,显然这种改革是注定要失败的,从其创办的一系列官办企业就可以看出很多弊病,例如人浮于事、贪污受贿等等,而且长官意志横行,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张之洞的汉阳铁厂,张氏打算以此显示政绩,结果铁厂选址有误,原料的检验把关不严,造成初期亏损,直到盛宣怀主持铁厂政务才有所改观。
三、 晚清经世实学的蜕变期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批接受西学影响日益深化的早期维新派人士,开始认识到西方社会的“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仅靠仿造西式枪炮、轮船和创办新式企业并不能使中国富强。他们批评洋务派“仅袭皮毛,而即嚣然自以为足”,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还要学习西方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实行更深刻的社会变革。早期维新派的经世思想无论是在治体上还是在治法上,都大大逸出中国“古学”的轨范,已非传统的经世实学所能涵盖。其中思想最为先进者,当数郭嵩焘。郭嵩焘对西学采取开放、兼容的方针,来源于“积诚”、“研几”以掌握天下大势的思 想方法和“实事求是之效”的社会功利态度。
首先,他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将西方科技纳入到中国的实学中来。他在出使英、法时,经常将西方的科学技术称之为“实学”,他甚至将“实学”与西语的“科学”等同起来,希望将西方科学技术引入到中国来。 所以,他积极倡导教育改革,通过 创办学习西方科技的学校、发展留学生教育等手段,使西方科技补充到中国的文化教育中来 。他在出使英国时曾建议仿效西方学校“求为征实致用之学”,回国后,又通过创办思贤讲舍和恢复湘水校经堂,将西方的算学、天文、制造等科技内容纳 入到其课程之中。他还主张留学生出国学习要以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为根本,这些主张,表达出他对西学中科技方面的兼容。
其次,郭嵩焘又主张学习西方以通商为本的经济制度。他在和西方国家交往中,发现西 方人以工商为本的经济制度与中国以农为本的经济制度反差十分强烈,并认识到商品经济的 发达会带来国家的富强。他认为正由于“行商为制国之本” ,所以西洋才能富强起来,所以,他主张中国也应以工商为本,以使国家富强。尤 值得注意的是,郭嵩焘与那些仅仅注重发展官办工商业的洋务派不同,而是同时积极倡导发 展民营资本主义企业。他曾提出:“窃谓造船、制器当师洋人之所利以利民,其法在令沿海 商人广开机器局。”他相信只有通过民族资本主 义企业的发展,才能全面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其三,郭嵩焘还进一步深入到政教的政治体制方面要向西方学习,这是他的见解的过人 之处。他认为西方社会发达的原因不仅是因为科技、商贾,还在于朝廷政教,他说:“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末遑而姑务其末者。” 他主张学习西方,改良政治体制。他在出使英、法时考 察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对西方的民主,法治的制度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西洋民气之通, 下情无不上达者。”他还指出西洋“各国 士民皆得与议其得失,此风最为可尚。当然,他 并不主张全面学习西方,而是希望在保持中国传统君主制的前提下做一些政治上的改良,包括“正朝廷以正百官,大小之吏择人而任之”, 其目标是实现“君与民交相维系”。
由上可见,郭嵩焘是主张在科学技术、经济制度、政治体制等各个方面向西方学习。然而,他又是一个信奉儒家道统观念的人,他只是希望以中学去兼容西学。然而,中学的道统 观和西学有着不相容处,当他试图兼容西学时,他不得不修正他的道统观。于是,他的道统 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他认为“道”作为一种具有人文价值理想的“政教风俗”,并不是哪个民族、地域专有的。譬如三代时期,中国是“有道”的;而秦汉以后,则陷入“无道”的局面。这原本是宋明理学道统观的版本,这时,却成为郭嵩焘论证“道”非一个民族、地域专有的依据 。
其次,他在考察西方的“政教风俗”之后,肯定了西方国家在此方面的合理性。譬如他肯定西方的政治体制,认为中国君、民之间不能“交相维系”,是中国所以衰微的原因。他认为,欧洲各国的政教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优势,认为清末的中国就好象三代时期的夷狄,这种观点,已经意味着欧洲各国在政教方面的“有道”。他肯定西方政教的“有道”,在当时 实在是石破天惊之语。
四、 晚清经世实学的终结期
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派三十年自强运动的破产。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推动下,一场声势浩大的维新变法运动迅速在全国兴起。作为维新运动的领袖和旗手,康有为、梁启超不仅发动和领导了戊戌变法运动,而且以新的时代精神阐释儒学旧传统,创制出一套“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体系,完成了由经世实学向近代“新学”的转换。章太炎、严复等人对传统学术的批判和对近代学术 精神的诠释,更从逻辑上宣告了晚清经世实学的终结和新学术时代的来临。而清末新政中科举制的废除和近代学制的确立,使延续几千年的以“士”为主体的“四民社会”宣告解体,作为经世实学主体的“士”这一社会群体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接受新式教育的各类专业知识分子,这一社会历史的变动使经世实学最终成为历史的陈迹。
甲午战争失败后后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一场争取变法维新的政治改良运动。他们寄希望清政府能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自上而下地对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制度进行全面改革,把中国改造为一个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
经济方面,他们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对资本主义的束缚,要求全面发展资本主义。政治方面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抨击,提出了让中产阶级参政的主张,要求清政府颁布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制。文化思想方面也对封建的思想教条进行了批判。 后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不同于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其一,他们对后者的“可变者器,不可变者道”的口号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全变”,变革封建主义上层建筑的要求;其二,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没有理论基础,他们只是零星地吸收一些西方的思想,来对中国古代的典籍进行一些新的解释,来说明宣传他们的主张;而后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则从大量的西方哲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中寻找武器的,西方的进化论、天赋人权等思想和经济自由主义都被他们吸收和介绍进来,此期严复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名著,为宣传、介绍西方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三,后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对资本主义生产、流通的认识也进步了,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口号是“以商立国”,康有为主张“定为工国”。
戊戌新政已有较系统的近代思想理论作指导,即从西方引进的进化论。这一理论在当时至少包含着三层意义:“变”的哲学思想,即社会必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理论,作为推行新政的哲学依据;“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说,即民族间生存竞争的“天演”理论,用以激发全民族通过变法以强国、救国;社会有机体论,即认为国家作为一个生物机体,其“细胞”是国民,国民的强弱决定着国家的强弱,从而为“兴民权”、“开民智”说提供理论依据。
戊戌新政的主导力量是维新派,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当时的新兴社会力量——资产阶级。而且就维新派成员本身来说,其知识结构、观念结构,尤其是政治理想都已背离传统,这就使维新派从根本上区别于封建官僚的洋务派,代表着新的社会方向。但是,他们人数很少,在变法运动中只能采取“上书求变法于上”,“开会振士气于下”的方针,即依靠皇帝,团结士大夫进行变法。因此戊戌新政的主持者是光绪皇帝和一群拥护他的士大夫。这同样是戊戌新政区别于洋务新政的一个重要方面,说明在欧风美雨的击打下,封建统治集团分化的裂缝已延伸至最上层。而且,光绪帝及其在士大夫中的拥护者们已经不满足于前此洋务派变法的范围,基本上是按照维新派的设计进行变法。这就改变了洋务新政中那种完全由一些督抚进行的局部的、各自为政的、浅层次的变法的状态。
戊戌新政的内容更为广泛,也更加深入,不仅已涉及洋务新政所没有的政治领域的改革,不仅提出要发展工商实业,还设立了保护工商实业的农工商总局、铁路总局、各省商务局,颁布“振兴工艺”的章程;在文化教育领域,所兴办的已不只是培养洋务专才的专科学堂,而是面向国民教育(“开民智”)的大学堂、中小学堂,并且还向最顽固的科举制度开刀——宣布废八股改试策论。这种广泛、深入的变法活动,正反映了维新派所追求的是系统的、全面的社会变革,而不是洋务派那种零敲碎打的变法。
后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全变”的口号和改变封建上层建筑的要求,把学习西方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他们突破了过去学习西方的限制,认真地全面地学习资本主义,不再单纯地主张学习资本主义经济,而要求政治改革,为资产阶级提供政治活动的机会;主张教育改革,为资产阶级提供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人才。后期资产阶级改良派还亲身实践,发动了“戊戌变法”,“戊戌六君子”还为变法献了身。这都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后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的是资产阶级上层,阶级本性决定了它特别软弱,只敢提出改良而不敢提出革命的主张。在改良维新的“戊戌变法”失败后,更为消极。实践中,顾虑重重,不能认真贯彻其“全变”的主张,康有为就是连宣传他的主张也缩手缩脚。
到此,经世实学走到了它的末路,要么脱离儒家经典这个母体,完全融入西方先进的政治思想中;要么就仍然以实学自居,以儒家思想为范本去改造中国,只是,时间已经不等清末知识分子有什么过多的考虑,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将后一种可能打的粉碎。
总之,从晚清数十年的思想变化可以看出,一个脱胎于在落后的制度之下并为之服务的思想体系,最终是不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的,无论这种经世实学的面貌如何改变,只要它不涉及到封建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它就不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中的世界,最终要么妥协于现实的政治,要么干脆被统治阶级所完全抛弃,当然也要看到,经世实学在清朝后期所起到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完成了近代工业的奠基和思想上的启蒙,对此一过程进行研究,相信对中国当代的思想变革和建设事业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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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磊
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SFI客座教授,行为经济学者,创新发展,金融投资专家,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荷兰maastricht管理学院mba,兰州大学数学学士 email:prophd@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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