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是“强迫休假”，这几日到澳大利亚，走了两个城市悉尼和墨尔本。与我以往游学的其它国家相比，两点感受：其一，澳大利亚是很国际化的国度，因为众多移民的缘故；其二，澳大利亚居民比美国、英国等“经济列强”的国民更为友善。想来是竞争压力小一些、民众的企图心也小一些。
租来的公寓居然只有电话线拨号上网，没有宽带！而我的电脑早已经进化／或退化成无法接受电话拨号上网了！这是让我这个以网为生的网民感觉到最大不方便的地方。然而，福兮？祸兮？这反而让我有时间，从电脑里搜索出十多年前的一些哲学旧书，做了些许重读。在中国之外，读《中国哲学史》，倒有了几分特别的象征意味。
自五十年代起，我的父亲在大学讲堂从事哲学研究和教学数十年，主要是科学哲学的路径。父亲并没有教过我哪怕一天的哲学课程，纯属自小的耳濡目染，对哲学的偏执成为了我的思想内核，哲学也是一种很好的思维训练。——很多管理学、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史学的文本，如以哲学作为解读的参照系，就变得十分浅显和有趣。自人类有知识史以来，哲学就被看作为“知识的知识”。因此，直到今天，西方大学所有学科的博士学位，还被称为某某学科之哲学博士(PhD)。如物理学哲学博士、历史学哲学博士等。（当然，哲学也有其结构性的、无从解决的缺陷，有机会详述。——事实上，罗素、维特根斯坦、罗蒂、维柯、德里达等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都认为，自20世纪初始，“哲学成为一种行动”，而职业哲学家已经被永远地“取消”了。）
在大学和其后的求学生涯里，我对主修的课程没有太花时间，倒是将各个主要历史时期的哲学思想都囫囵吞枣地遍历了一轮。但用功更偏向于西方哲学——从几千年前的前苏格拉底哲学、一直到哲学被晚近的解构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等学派“肢解取消”。我的理解是，西方哲学一直在发展当中；而对于中国哲学，因为个体生命中，原本就浸润着这些“阴阳”、“无为”、“中庸”之类的“中国文化血液”，而且，中国自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之后，没有“经”只有“注”，同所有文化门类一样，哲学也没有太大的发展，我也就“想当然地”没有去做太多系统化的功课。
这一次意外地看到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使我对中国哲学有了重新的、更深入的认识。一句话，冯先生著作的透彻、和全局视野让我深深震憾，真是中国当代少有的文化大家！（另一位，我认为是钱钟书。）只要有一位冯友兰，就可以说中国还有哲学！
中国文化（当然也包括哲学）在近代500年间，在与西方以科学革命、思想创新为核心的文化的生存竞争中，确确实实是失败了，而中国文化究竟有没有自我更新、而重新对世界做出贡献的机会？？（先不要着急回答，任何草率的结论都是肤浅的。文化的贡献是与经济、科学的贡献互为因果的一种长期努力；也与整个时代世界发展的相对格局密切相关。）
我所谓的重新认识，不是说要开始进行“新儒学”的复古倡议，（没有对西方近500年科学发展成就、思想成就、和文明成就作一个深刻反思，“新儒学”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和肤浅的。）而是希望倡导一种中国文化在21世纪的创新。这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我和胡泳，在美国考察网络新经济时，也特别达成了一项共识：将推进中国当代新文化、新经济思想的创新，也作为价值中国的一项使命。价值中国网是一个鼓与呼的平台，热切着盼望更多的专家能够参与到这个维系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创新的事业中来！)
令我惊讶的是，冯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就以哲学教授的身份在美国最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这部早期的《中国哲学简史》，就是以英文写作的。在20世纪初期，一个中国人，能够被作为世界文化主流的美国常青藤名校礼聘为教授，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成就。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不妨枉自揣测作一个评语：从各自的传世著作来看，冯先生的文化造旨远在郭沫若、梁实秋、林语堂等文化名流之上。（一点深深的遗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此后，中国文化的研究和发展，又停滞了几十年。（冯友兰先生自“文革”以后，除了一些应景之作，也不再从事相关研究）。我所指的文化，不是书斋里的似是而非的无聊摆设，文化应是关乎经济、政治、科技的思想发动机。另外的一点遗憾：冯友兰先生是50年代父亲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求学期间的师长辈，如果不是由于我的浅薄，能够早一点“关注”冯友兰先生，应当可以请父亲代为引荐，特别希望能够有机会向冯师执弟子礼，那这将是人生之一大幸事。而冯师已于1990年仙逝。）
冯先生开宗明义地区分了中西哲学的区别，“中国哲学强调内心的修养，而西方哲学强调知识的进步”。难能可贵的是，冯先生学贯中西，以比较研究的方式更为简明地梳理清了中国哲学的位置。这比很多“腐儒”们，一味地玩文字游戏的不知所云，真是云泥之别！
（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的前两个章节，酣畅淋漓地对中国哲学作了总的评价，特别推荐阅读。参阅：《中国哲学的精神》，冯友兰，1947年 ）
未完稿...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年秋回国后，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的结合。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