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学者型新八股
关键词：八股 学者文风 儒家
经常在影视剧中，看到大臣在朝堂下面对皇帝说“臣附议”“皇上圣明”，搞得一切决议都需要经过皇帝自己的分析与判断来做出决策。虽然那些大臣不是随声附和之徒，就是趋炎附势之辈。但这种人往往也是最能够搞好关系的人。比如清代道光年间的首辅大臣曹振墉，在“顶头老大”道光皇帝在怀疑内务府报花账，并问他“现在鸡蛋多少钱一斤”的时候，由于怕得罪内务府的人，居然说“臣不吃鸡蛋，不知道多少钱一斤”。却正是这样的首辅大臣，才做官做得时间最长的人。
但这似乎也不能怪那些大臣。中国自古科举考试，考试内容就是八股文章。这股文风从做学问到做做人，从做事到做官，都在盛行。
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21年，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的时候专门提出了反对党八股，并痛陈“党八股”之八大罪状：
——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做势，借以吓人；无的放失，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
那个时候，应该说是年富力强的小伙子，却也形成了八股文风。这说明就如同人一定要长大，政治一定要有官僚作风，八股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现在，我们的专家们在议论并在媒体发表评论的时候，总是先肯定大方向是对的，大政策是好的，大环境是优的，大问题是不存在的。言下之意，他所探讨的仅仅是个别现象，是给睿智的人善意的提醒，是查漏补缺的，是瑕不掩瑜的。
故“八股”已经成为明哲保身的武器。
八股文人说话，除了引经据典就是颂扬“我主圣明”，在没有发现问题之前无法起到警示作用，在发现问题之后无法提出速效解决方案，在问题过去之后对经验与教训没有切实深入的总结。对上唯唯诺诺，对下颐指气使。对所有人都是两张脸。每个人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变另一张脸。
这种文风就颇有新八股的风采。
新八股的文人学者，总是尽力去揣测上级的心理及意图，而内心最关注的因素，除了顶头上级的好恶之外就是自己的切身利益。生怕一句话说错了就丢官罢职，或者轻则有牢狱之灾，重则丢掉身家性命甚至连累三族。
新八股的学者，或者是肚子里没货，虽然未必似连升三级的张好古，大字不识却也在翰林院混了很长时间；却总是难以有惊世骇俗之论，没有人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标准来要求每一个学者文人。
但实际上，这种方式是最害人的。学者之价值就在于从自己的角度提出有创意，有独到见解、自信而且能够自圆其说的观点。即使不能闻达于当下，传承于后世，至少不会愧对自己的才华与学识。
《论语》中讲：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言行孙（逊）；这里“危”的意思是“直”；说的就是盛世之道，言论自然需要直接一些，不需要太隐讳。只有在昏庸的统治下，才会人人自危，不敢说话。
当代中国不需要歌功颂德的专家，不需要主流思想的吹鼓手和御用文人。
吹鼓手是媒体与传播机构的事，而专家与学者是需要保持冷静而清醒的，是需要理性的。我们需要的是蜜蜂一样的专家，他们需要有尖尖的刺，都能够深入肤浅事件的核心，挖掘其本质的东西。不要再说人民生活水平有很大程度的提高，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是说一定要说一些愤事疾俗的违心的话，而是需要在说话的时候凭良心。
在文风上则是极容易形成新的八股文的，注重形式而不是内容的实在，轻则断绝创造性，重则文过饰非，不利于改善。吹鼓手型的专家在写八股的时候自然驾轻就熟，却是有很多危害的。其危害至少在如下四个方面：
1、对上：当我们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对上就成为决策层的麻药，为正确决策提高难度，让领导鱼目混珠，混淆视听，不仅不能促进正确的决策，相反却会导致错误的导向。很多时候方向性决策并非出自领导，而是出自统计与专业领域在数据与建议方面的错误导致的；
2、对外：对外则难以保持低调，进而难以得到切实的收益，这与好客和礼节实际上是在出让自己的利益，结果定然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的。
3、对内：对民则是加大内心的不平衡，总是感觉会有别人比自己享受更多的利益，而自己总是“命苦”，轻则持续性的“愤青”，重则会危害社会。确实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
4、对己：对自己在无意识中已经成为胳膊肘向外拐的“卖国汉奸”并遭到后世的责骂。
因此，学术新八股真是害人害己、祸国殃民的东西。
还是让我们借用儒家讲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泽济天下”境界：
——当我们无法对别人的行为进行指责的时候，还是以高标准多要求自己吧！
贾春宝
2008年10月18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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