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协会副会长张铭清21日晚上在大天后宫措辞强硬地公开谴责暴力；他还指出，希望他个人的牺牲可以换取海协会长陈云林赴台访问时安全更有保障，希望暴力到此为止。稍早，国民党中常委谢龙介代表党主席吴伯雄前往探视，谢龙介转述张铭清的说法表示，他很确定自己遭人推倒，也很疑惑“台湾不是很民主吗？”，对自己遭暴力相向感到十分错愕。 法制和民主从来就是两码事： 张铭清提了个好问题，事实上，我们常常使用的名词，往往也就是我们不甚了解的名词。 “民主”和“法制”就是如此。就象我们的张铭清一样，以为民主与法制不可分，甚至认为二者本就是一码事。这样的认识显然是一种错误的解读。事实上法制和民主从来就是两码事情。民主和法制应对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问题。 谈到民主，那么其相应的‘求’是：“谁来行使社会的公权力?”对于这个问题，民主所给出的‘解’是：公权力属于全体公民。但，这个问题并没有深入到公共权力的范围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只是决定这种权力的主体性，也就是说，这种权力最终的归属到底属于谁。民主国家强调的是公共权力属于一切公民，这些公民可以借所有的社会立法来行使他们应该拥有的主权。 但，法制所要求解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法律代表了国家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和意志。包括立法、执法、守法三个方面，要求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其基本原则主要有社会民主，法律由国家统一制定和实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民主国家的法制讲求的是无论是谁，不管他掌不握掌握公共权力，他都要严格的遵守国家统一制定和实施的法律，并且在这些已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确正如张铭清犯的错误一样，在一般人心目中已经把民主和法制混为一谈了。并且实在的说，在这个时代还在真没有那一种混淆比这一种混淆更大的。 纯粹就慨念和制度来说，民主和法制二者之间并没有一个相应的关联。但现在很多人却误以为只要得了民主，也就得了法制，公共权力是掌握在全体公民手里，而不是仅仅只由一小部分各种形式的贵族或者官僚来把持，那么这些公民可以借所有的社会立法来行使他们应该拥有的主权-----包括降低税负，包括减少政府规管人民生活和谋生的法例，包括减少政府对社会和市场的限制，从而使人民获得更多的法制上的保障，也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台湾也正是在这样一步一步的在做的，固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还做的不够好，不够尽善，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台湾是民主的。 对于王定宇、林进勋们所酿就的暴力门事件，显然与台湾的法制有更大的相关性，对于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他固然有攻击他人的自由，但同时他也必须负起对他人造成人身伤害的责。如果王定宇、林进勋们对他人的人身伤害得不到应得的惩罚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质疑台湾现行的法律，能不能够代表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和意志了，或者说，台湾的法律在执法、守法上，能不能够得到应有的贯彻了。我们关注中。 台湾的民主不好，因为他还仅是婴儿： 当然这次暴力门事件，与民主也很是有莫大关系的，这次的事件就无疑暴露出现阶段台湾民主的幼稚。近期的陈贪事件，加上当下的暴力门事件，一度使很多人开始对台湾甚至东方世界的民主表示了怀疑，但我却对台湾的民主进程充满了信心。 人的生命过程中都逃不脱：童年、少年、中年、老年的周期，我也曾经就这个问题请教过生物学家，他们告诉我，生命周期是自然规则，是自然的法则，没有谁可以逾越这个法则的。事实上在政治行为中也存在这个周期法则，同样，在社会学范畴也存在这个概念，马克思的四社会论就是一个证明。 我们也必须得承认，我们的政客们，甚至我们的整个民主的发展都存在问题，甚至于存在犯罪，存在原罪。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我们对世界的民主发展历史做一个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包括所谓文明的西方世界，在其民主发展历程中，都有过类似今天台湾那样不光彩的历史，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他们早期的宪政民主运动，一直以来都纠缠在雅各宾式的打打杀杀上上下下中，这就是民主的生命周期中的最初阶段。事实台湾民主的今天也正处于这样的生命周期阶段。如果不正视这个阶段，不正视这个阶段存在的现实，我们的所有的行为都会反自然规律了。这就会闹揠苗助长的悲剧了。 马克思在他伟大的《资本论》的序言中曾经做过这样的描述，他说社会的发展实赖于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自然会引发生产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自然包括：法律、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哈耶克，一个反马克思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却也发出了同样的观点，他在他的伟大的《通往奴役之路》和〈致命的自负〉两书中都明确的表述了他的观点：法律、市场、语言、道德等等，都是一种自发的次序，他们都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东西。两位在理论上互为敌对的学者在“自发次序”的认识上是一致的。在这里我们仿佛可以给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法律和政治道德本身是一种“自发”行为，它不是人类可以设计的。从该角度来看，当前一味的批评台湾民主缺乏道德，甚至怀疑民主是不对的。 今天的台湾人对大陆的商品很有敌意，这里固然有大陆产品质量低劣的因素在内里，但民众的情绪也存在很大影响，事实上，早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也是低劣产品的标志，到了70年代这个标准就轮替到台湾了，70年代欧美人对其身边让人不快的事情发表意见时，他们总习惯于耸耸肩，一种无比惊讶的表情，大声道：“made in taiwan”，就如同今天台湾人对大陆产品的态度一样。这段经历，出身于60年代以前的人应该都还有印象。但今天呢？无论是日本货或者台湾货无不是优质良品的象征。 当然在这里我无意于给大陆的无良企业做任何辩护，我在这里预备说的是，既然日本、台湾，在经济领域中能够从不成熟走向成熟，那么民主又何尝不可以呢？法国可以从无赖的雅各宾式的血腥民主走向今天的民主，那么台湾又何尝不可以呢？假以时日，再加上台湾人民的自省和觉悟，我想要不了多久，台湾人民一定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成熟的民主样板。 台湾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