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记住,中国的面孔(3)

胡泳 原创自 搜狐博客 | 2008-11-24 22:18 | 收藏 | 投票
   
    游医曾威胁杀我全家

  对这种人,当时我就想,我要一直干下去,哪怕我本人遇有不测或者我的家人为此出了意外。

  1998124日,河南省文史馆举办迎新茶话会,我是文史馆馆员。时任省长的马忠臣要来参加,我得知消息后,连夜写了一封信和调查报告,痛陈当时的游医黑幕,呼吁省长关注此事。第二天,我当面把信交给了马忠臣。

  我在信中说:根据我亲身调查,发现我省各地市仍有大量游医,利用他们手中骗来的钱,收买了某些医院的领导,承包租赁医院的科室,摇身一变为“性病专家”等。

  我与游医的接触不是一次了,除了那次带着记者堵乱用我名号的诊所落了空之外。1997年的秋天,一个年轻人差一点因为乱治病而染上性病送了命。我是一个致力于妇科病防治的妇产科医生,我很疑惑,我们的社会难道有这么多性病患者?又有那么多治疗性病的专家?我当时就认为,这已经是全国性的一场灾难了。

  从退休后,我与游医、假药的交锋就开始了,从1990年起,我走上了一条漫漫十年的“性病游医打假”路。

  我在那年秋天就开始暗访了50多家所谓的性病门诊,我扮成病人家属,走街串巷,光打车费就花了3000多元钱。所见所闻令我不寒而栗。

  我给省长的报告引起了重视,第二天,马忠臣就作出了批示。1998330日,省政府召开全省整顿医疗市场的电视电话会议,打击假药假医假郎中的活动在全省展开。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一些不知其身份的人打电话到我家:“再多管闲事,要你的老命,不仅杀你,还要杀你全家。”个别的媒体负责人也说:“老太太乱告状,让我们损失了数百万元广告费。”

  我的小女儿也受到了牵连,她原在一家医院工作。为此,工作也丢了。我明白了,游医后面有保护伞,但我不会向这些丑恶势力屈服。

  1999年春天,我再次上书河南省长,痛陈游医的危害,要求取缔性病游医,治理非法医疗广告。这年813日,河南省政府再次召集省公安厅、省卫生厅、省工商局等有关部门,研究集中整治游医、非法医疗广告的问题。

  我经常听到全国各地患者打来的电话,听着他们在电话中带着哭腔的控诉:“高老师,我让性病游医害苦了。”这一切,让我意识到性病游医肆虐的范围不是河南一个省,于是,我又投书中央、省领导和各大媒体揭露性病游医及其支持者。

  那些医药骗子真多啊! 他们像苍蝇一样嗡嗡乱飞。他们又千方百计不择手段搞来与我的合影,妄想借此说明他卖的药是真的,以便欺骗病人。对这种人,当时我就想,我要一直干下去,哪 怕我本人遇有不测或者我的家人为此出了意外,我只希望净化医疗环境,让老百姓受的痛苦再少一些。

  一次会诊发现艾滋病

  我原来仅仅注意到了性病,在巴某死后,又在阿芳一家人死后,我把视野放大了,我慢慢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源于“血浆经济”。

  我是199647日第一次接触到艾滋病人的。巴某,40多岁的女人。她去一个医院看病,这天,医院让我参加她的病情会诊,从病人的病情看,很像“卡波西氏肉瘤”。那时,医院图书室里的艾滋病资料奇缺,我又回到学院图书馆,查到了艾滋病的文章,从巴某的病征来看,很近似“卡波西氏肉瘤”。我赶紧通知医院抽血化验HIV抗体。

  化验结果出来,巴某HIV抗体呈强阳性,医院沸腾了,因为之前谁都没有接触过艾滋病人。医院赶紧通知巴某的丈夫和孩子、亲属,一家十几口人到省防疫站检测HIV抗体,结果都是阴性。我们很怀疑,为什么她的丈夫是阴性,而她却是阳性呢?直到半年以后,我们才有了新的认识,原来,巴某是经血液传播感染的艾滋病。

  1996411日,某官员得知此事后,以训斥的口吻说:“你们大惊小怪什么,哪有那么多艾滋病……”我很吃惊卫生厅官员为什么持这么样的态度,难道他们有什么隐情?有什么秘密?

  十几天后,巴某死了,她才42岁。她的丈夫说:“我为了她的健康,要求医生在给她做了手术后给她输血,我很后悔,不该给她输血的。”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输 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她从输血感染至死亡,历时近三年,其家属任何人均未被感染。她又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没有任何特殊嗜好,周围的人也都是健康的。我们 在预防艾滋病的宣传中,总是强调静脉吸毒、性乱传播、嫖娼、卖淫等,而对医源性“血祸”的危险性却在那时很少提及。此事迫使我不得不思考和调查,周围还有 没有类似巴某的病例,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方式又是什么?

  这时,我也听到还有人因卖血和输血感染了艾滋病。病人因病输血库的血感染了艾滋病,这说明当时血库的血已经被艾滋病病毒感染了,有多少病人因疾病或手术输过血库的血呢?谁能知道有多少受害者呢?我也不知道,可能,直到今天,也没有人知道准确的数字。

  巴某死后没几天,一个学生又告诉了我一件事。她丈夫的一家亲戚得了艾滋病。这家人无任何医学常识,更是缺乏艾滋病的知识,去找那些只为赚钱发财的“性病游医”治病,结果全家4口人落得灭门绝户,只是在剩下最后一口人时,才被确诊为艾滋病。

  这是多么可怜的一件事情!

  199611月,这户人家剩下的最后一口人阿芳也死去了。这家人是打鱼为生的,我现在还是无法忘记这一家4口人,这家人的艾滋病传播包括了血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三个类型。

  我原来仅仅注意到了性病,在巴某死后,又在阿芳一家人死后,我推测,因为血液感染艾滋病的人绝非只是她们,于是,我把视野放大了,我慢慢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源于“血浆经济”。

  揭“血浆经济”的真相

  血液传播在目前还是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一条重要途径,我们不能否认,更不能漠视。

  接触到巴某和阿芳一家后,我发现我对艾滋病知识很缺乏。我本人是一个医生还这样,广大群众又该如何呢?我想,应该向他们宣传艾滋病知识,我已经退休好几年了,以前与性病游医斗,现在又有了新事做,宣传艾滋病预防知识。

  19969月,我开始自编自费印刷第一批小报,向郑州市民免费发放。我当时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只有500元钱,河南文史馆拿出了800元,宋庆龄基金会送来了400元。这1700元钱共印出了12000份资料。

  1996121日,是国际艾滋病日,那一天,河南省文史馆出车,还有一些馆员协助,我们走遍了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连续三天向群众发放了8000多份防艾宣传资料。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自编自印宣传资料了。在打击“性病游医”时,我就开始这样做了。我在散发的资料上都印着“注意保存传阅”,可有人还是扔在地上不看,我就再把它们拾起来,再发下去。

  到了1997年,我得知很多患者都是在农村里,因某些人为了“保密”而很难与他们取得联系,这更激起了我宣传“ 预防艾滋病”的信心和勇气。我成天就是编啊,写啊,写啊,编啊,印啊,讲啊。我每年编两期,每期都用八开的纸,后来又改成折叠型,4页八面,用新闻纸印刷。看起来像一本小书,有利于保存。

  这些年我总共印了多少宣传资料呢?至少有100万份了,最多的一期我印了18万份。

  那时,很多事都是我一个人做,老伴那时还活着,他不让我干,可又怕我累着,总帮着我干。那些年,多亏了有他帮忙,可后来,他去世了,他没能和我一起活到现在,这是我最难过的事情。

  我把这些资料发到防疫站、计划生育站,更多时候是我带着几个人,大多是大学生志愿者,到乡下去,到农村里,去发放,就这样,慢慢地,有一些艾滋病人站了出来,愿意出来说话了,也就是这样,慢慢地,更多的人站了出来,他们说出了“血祸”和“血浆经济”的真相。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通 过自印小报,有些地方还经常邀请我去演讲,作报告,我到处讲,到处说,一些农村的艾滋病人开始主动找到了我,给我写信。我后来就知道了卖血感染艾滋病,再 后来,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人也多了起来,可以看出,血液传播在目前还是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一条重要途径,我们不能否认,更不能漠视。

  我后来的事情,媒体报道的就很多了。

  今年年初,我立下了遗嘱。将来我死了,不留存墓地。我如若正常死亡,不举行仪式,不留骨灰,按原计划,我的骨灰将和老伴郭明久的骨灰一同撒入黄河,让它流入大海,永远销声匿迹吧。
个人简介
价值中国网荣誉总编辑。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政治学博士。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世界经济论坛社交媒体全球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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