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光领了三个村民来到我的北大课堂上。
他来讲他的“村民影像计划”。他说这是他这几年被牵引着做的事情。
他对北大的同学们说：“你们很难在课堂上看到这样的人，除了文革时期‘泥腿子进课堂’。最后大家记住的不是我这张脸，而是他们三个人。”
他们是邵玉珍，北京市顺义区沙子营村村民；张焕财，陕西省蓝田县史家寨村村民；王伟，山东省莱州市郭家店镇王家村村民。
五十多年了，我一直闷在家里，闷在我的小村子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地里有活一定干地里的活，地里的活干不了了，家务事还成堆的等着我。收工回来，男人休息，看电视，我做饭，洗衣服，收拾家务……年复一年，天天如此。这么多年了，我没给我的后代留下什么财富。现在我有了DV，可以留下我人生的记录，还有我的村子里的这些乡亲的生活。
——邵玉珍
鸡一生下来就会刨食吃，会刨的或者是勤快的鸡会成为肥鸡，肥鸡也会把它的鸡娃养成肥鸡娃。我总觉得农民跟鸡是一样的，必须每天刨食吃，并且只有勤快地“刨食”或者会动脑子，才能过上比一般农民相对较好的日子。我自己就是一只不安分的“鸡”，我除了刨食之外，还梦想着高雅的文学和DV，于是，我就必然不可能成为“肥鸡”。而我的老婆与孩子就不能过上相对较好的日子。于是，我老婆说我不安分，而我的乡党有人讥笑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其实在农村，不肯放弃梦想的人在一个村子总会有那么好几个，他们或者是爱字画，或者是爱戏剧与文学，由于他们跟我一样没有用全部精力“刨食吃”，所以必然不会成为“肥鸡”。我拍我的家庭生活，就是想反映农村里一大批想追求梦想的人的生活遭遇。另外，我还想拍出“鸡们”“刨食”的辛苦，因为不论是肥鸡、瘦鸡、或者不肥不瘦的鸡，他们的刨食生涯都很辛苦，反映了他们的辛苦，也等于反映了我的辛苦。这是我拍《我的村子》的初衷。
——张焕财
我作为一个农民，真真切切体会我的乡亲们的无奈，艰辛的生活给他们的压力。生而为中国农民，他们必须每天辛勤劳作，才有粗糙的一日三餐。他们是这个时代的人，但又远远地被抛在时代后面。我只能悄悄地拍一点他们的生活镜头，证明他们也在这个号称和谐社会的时代无声无息地生活过。
吴文光把DV和电脑交到村民手里，让影像记录镜头回到那些远离“主流势力”的普通人的手中。他把这件事的意义抬得很高，高到他自己怀疑自己此前的意义。
他说，王伟把影像记录日常化和故意无意义化了；邵玉珍在事情还没有意义之前就拍了。这不禁让人去想：意义是什么东西呢？意义是你想出来的吗？
不幸的是，专业的纪录片人正是这样干的，而且还将多年如此干下去。“我们多少年苦心经营，试图从外部打入内部。没有了意义和价值，怎么能够深入内部呢？有了意义，才能够决定自己的机位、片长、内容、结构……”
然而，这一切被村民们彻底打碎了。吴说，他的所谓纪录片头牌地位在他们面前轰然坍塌。“我教他们开机/关机，剩下的，就是他们教给我的。我像孙子一样尾随他们。”
吴文光早就开始怀疑、厌倦自己在《江湖》中对底层的关注，“你记录他们，但是你无能为力”。他也质疑自己的《我的1966》：“45个人当中选5个人，在那么大的一个历史现场，试图呈现其中的某个层面，完全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个人的话语对历史的穿透是无意义的。”
他对自己过去的所为心存疑问，如果说这种疑问在村民影像计划之前还是半遮半掩，在做了这事之后，他把自己以前的工作一笔勾销了。
他以城里人的“农家乐”采摘为喻：他们到乡下采撷那些带有露珠的果子，过一把劳动瘾，就跟收获了自己所种的果实似的，这非常像是专业纪录片作者所做的事情。说好听点叫田野调查，不好听就是一种猎取和掠夺。而真正的农民作者，不需要去捕捉，去发现，只是在展开一个水到渠成的自然过程。
即便纪录片从某种程度上永远摆脱不了“他者”的身份，吴文光仍然说，他要放弃打入内部的尝试，寻找自己身体位置的所在地，想拍就拍，像农民一样，找感觉，好玩，不考虑意义。
可是，这样又会引发很多其他的问题。在课堂上，我的学生问，拍纪录片怎么可能没有框框？吴承认，生活本身就是框框。我问三位村民，拿了DV3年，拍摄对你们到底是不是没有意义？
王伟说，没什么意义。对我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没有改变。如果以为一部摄影机就能改变什么，那真是想得太简单了。
张焕财用陕西人特有的慢悠悠的智慧反问了我一个问题：三年不吃饭行不行？不行。三年不看戏行不行？行。那为什么歌星唱一首歌，顶农民好几年的收入？
邵玉珍回答得直截了当：有意义。我有了DV，像变了个人一样。
我跟老吴说，瞧，这三个人，对纪录片的意义认识就有这么大的反差。王伟认为没意义，另外两个人认为有很大的意义。
没想到老吴跳起来捍卫王伟，说那只是他的说话方式。的确，我也觉得王伟实际上是个极其认真的人，他对现实的绝望恰好说明了他的认真。
老吴对意义的解构最后又被他的村民和他自己解构了。他说，他也没有答案，只有某种正在进行时的东西。
感谢老吴，把正在生长的东西带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