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90年代中期大家基本还没见过多少世面，尤其是网络和新技术这个领域，《数字化生存》如何让读者理解这些未来的、虚幻的概念？
胡泳：这本书虽然是90年代出版的，但是首先必须放在80年代的语境下来谈论。80年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完成了重新认识世界这样一个使命，跟晚清时期林则徐、魏源他们第一次“睁眼看世界”很相似。所谓相似是指，中国人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醒过来，最早看到的就是西方的科技。高科技在晚清时表现为洋人的船坚炮利，我们想要迎头赶上，不料甲午海战打破了这个幻想，我们以为只要有了新式海军，有了外国大炮，就可以和列强平起平坐，这种迷梦被粉碎了，继而才开始寻求制度、文化层面的革新。而80年代的核心主题，其实就是关于国家富强的讨论。当时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西方的现代化也有很多问题，我们比较直线的思维就是，西方走过的路必定是我们要走的路，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或者美国化。所以这是一次焦虑之旅，我们总要经历一个从技术层面到达制度层面最后又到达文化层面的过程。90年代我们再次提出生存问题，尽管是技术层面上的，依然会打动人们内心那根弦。
新京报：作为一本“技术书”和未来学著作，《数字化生存》获得了更广泛的影响力，这说明它的阅读门槛并不高？
胡泳：阅读门槛看上去不高，实则很高。其实，我很怀疑有多少人真正把这本书通读到底，真正理解它的主旨。
新京报：为什么？
胡泳：尼葛洛庞帝和托夫勒他们那种未来学家不一样，托夫勒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而尼葛洛庞帝是做技术出身，他在麻省做的那些技术实验，是非常前沿而且实际的。所以他的书里，虽然有许多打动我的宏大叙事，例如社会结构要素的变迁之类，但尼葛洛庞帝的主题其实是观察电脑科技到底要如何影响人类生活。这种影响，不是像中国读者这种轰轰烈烈的、国家民族生存层面的思考，而是具体到我们每个人身边的生活。他举过很多好玩的例子，比如将来你的汽车会不会说话？假如有一天你的车被偷了，可能它会偷偷摸摸告诉你，“我”被谁偷了，在什么地方。尼葛洛庞帝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未来学家，他不仅在预测未来，还试图找到更多途径来创造未来，这正是我们在阅读中很少去想的。
新京报：那么现在我们再看《数字化生存》，其价值何在？
胡泳：今天我们倒可以回归《数字化生存》的价值本身，因为当年它的流行，是超乎这本书的本质之外的一些情绪决定的。我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思考新技术的前景，想的几乎都是怎么样适者生存，怎么样快速追上这个浪潮，怎么样倾举国之力把中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起来，让中国人用上互联网。今天可以回头再看，现在可能不再是一个总是谈论宏大叙事的年代，更重要的是脚踏实地，像尼葛洛庞帝在做，把科技传递给更多的人，特别是弱势群体。
采写/本报记者 武云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