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亚当.斯密

“经济人”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是经济学说史上第一个应用“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家[i]。以“经济人”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斯密演绎出第一个经济学理论体系。

在斯密那里，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人”具有两个特质：一是自利，二是理性。所谓自利，指人们行为动机在于实现自身利益。所谓理性，指人们的行为具有目的性，同时也内涵人具有对目的和手段关系进行分析和比较的能力。斯密强调，人的行为理性表现在对利益相互性的认识和认同，追求自身利益以不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于是，个体利益追求的无意识的结果是社会利益的实现。

研究“经济人”行为的斯密，本身是一个典型的“经济人”。斯密很少感情用事，在他看来，缺乏理性指导的行为至少是效率低下的；斯密一贯强调自身的经济利益，强调个体是自身利益最好的评判者和维护者；斯密有勇气积极追求金钱利益，同时对金钱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

斯密行为的理性色彩在与休谟的关系上有着深刻的体现。1751年9月，斯密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他原来的逻辑学教授职务空缺。休谟是斯密最亲密的朋友，而且，以休谟的能力和水平，也是该职位的最佳人选。休谟对该职位提出申请。休谟的反宗教和反道德观念在英国思想界有着不好的名声，对休谟表示支持可能会影响斯密的前途。于是，具有评议资格的斯密对休谟的申请采取了一种暧昧的态度。在给格拉斯哥大学评议会执事西森姆的信中，斯密说：“我最喜欢同大卫.休谟共事，但深恐公众跟我意见不同。为了社会的利益，我们不得不顾及公众的意见”。[ii]

个人是自身利益最好的照顾者，深信这一点的斯密一贯积极追求和努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的13年间，斯密换了三次住房。每当学校有条件更好的住宅腾出来，斯密就会积极申请搬进去。斯密这样刻意追求改善住宿条件有着可以理解的原因。当时，斯密和母亲及姨妈住在一起，“斯密非常孝顺，对于两位老人哪怕是最微小的愿望，也要尽力给以满足。”[iii]

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时，因为担心自己的思想被剽窃，不允许学生做课堂笔记。在1755年的一次学术聚会上，亚当.斯密非常激愤地发表了一个演讲，指出，他应该享有自由贸易思想的优先权，但有的人发表了有关自由贸易的文章，却没有对他表示感激。据说，斯密所影射的是他的朋友亚当.弗格森。为此，二人曾经长期不和。[iv]

作为一个思想家，斯密并不讳言金钱，反而对金钱有一种积极追求的态度。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时，每年从学校得到的收入是170镑。在当时的苏格兰，已经属于高收入行列。为了增加收入，斯密还单独指导学生。1758年，斯密担任谢尔本勋爵的儿子菲茨莫里斯的指导老师。学生住在老师家里，老师除了进行学习指导外，还负责生活管理。这样指导一个学生一年可以获得100镑。

1759年，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出版，得到当时的财政大臣汤申的赏识，请求斯密担任其继子布克勒公爵的私人教师，带领布克勒前往欧洲大陆游历。斯密对英国贵族子弟到英国游历的做法素来持反对意见。但是，汤申提出的条件实在太诱惑人——游历期间每年300镑薪水，游历结束后薪水转为年金，终身享用。斯密经受不住诱惑，不顾休谟的反对，最终答应了。

晚年，为了获得更多收入，斯密曾经谋求进入东印度公司，未果。后来，在布克勒公爵活动之下，获得了工作轻松收入丰厚的苏格兰海关专员的职务，年薪达到500镑。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斯密历来反对海关事务。但是，看在500英镑的份上，他还是积极了参与海关政策制定和实施。

在商品货币社会里，金钱的功能在于给拥有者带来独立和自由。但是，要真正保持独立和自由，需要对金钱保持谨慎的态度。斯密认为，在人与人的金钱往来中，保持谨慎态度既是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也是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需要。对金钱严肃认真的谨慎态度既是对对方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斯密担任菲茨莫里斯指导教师之后，既负责其学习，也负责其生活。谢尔本勋爵给斯密留下一笔资金，菲茨莫里斯需要的时候向斯密支取。每一次支款都要提供收据，每一笔用款都要提供证明。在1759年4月4日致谢尔本勋爵的信中，斯密说：“我请菲茨莫里斯先生支付全部账单,这些开支都经他同我一道合计与审查。凡是收到钱款都给我一纸收据,在收据上注明该款拟作何项用途，并保存支出帐单作为用途证明，在其背面加注支付日期。”[v]

    在斯密与谢尔本勋爵的通信中，除了讨论菲茨莫里斯的教育问题外，大部分讨论的是财务问题。在1759年10月29日斯密致谢尔本勋爵的信中，有两个附件，一是菲茨莫里斯支款的收据，二是款项用途说明。其中每一项支款都有用途说明，必要的还有第三者证明。信中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斯密到爱丁堡游历时带上菲茨莫里斯。在爱丁堡他们住在很高级的旅馆，费用先由斯密垫付，回家后费用两人分担。斯密对各项花费都作了详细的说明，力图证明每一项花费都是必须的。在斯密与谢尔本勋爵的通信中，也有斯密向对方推讨欠款的。在1760年7月15日斯密致谢尔本勋爵的信中，斯密寄去了上年11月以来菲茨莫里斯向斯密支款的收据，总数在90镑以上。原来的计划是一年一结，但是，由于斯密生病必须外出旅行治疗，需要一大笔钱，所以要求对方提前支付薪水和欠款。斯密这一次向对方要款显得有些无奈和尴尬，这可能是导致斯密后来对谢尔本勋爵一家有意见的地方。

    斯密对金钱或者说财务问题的严肃认真的态度还有很多表现。1764年4月，斯密向格拉斯哥大学辞职，准备陪伴布克勒公爵游历欧洲。此前，也有教授做私人教师离开学校一段时间但不辞职而且继续领取学校薪水的。斯密认为此举不公平。他不仅完全辞去教职，而且退还了一部分学费，因为他的课还没有上完。

    作为一个典型的“经济人”，斯密的行为有着自利和冷漠的特点，尤其是在他对待休谟的态度上。但是，这种自利和冷漠，却正是资本主义“新人”的特征。斯密对自身利益的强调和维护，对金钱的积极而谨慎的态度，也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

    不过，作为一个受传统熏陶的思想家，斯密还没有成为彻底的资本主义“新人”，还没有成为物质和金钱的奴隶。事实上，作为一个清教徒，斯密并不刻意追求物质享受，相反，贪恋物质享受正是他所鄙视和抵制的。对金钱的贪欲同样受到斯密的嘲弄，在他眼里，那些为谋取金钱利益不择手段损害他人利益的人是缺乏品味而不值得仿效的。

    金钱对于斯密而言并非目的，而不过是手段。他对物质或金钱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实现更高远的人生目的，为了实现更伟大的人生价值。对斯密来说，除了承担作为普通社会成员的职责之外，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承担着探索经济社会运行机理的职责，承担着通过不懈探索为人类理解世界积累知识的职责。而要实现这样的职责，斯密需要安定的环境，需要能够从容进行科学研究的条件。他对自身物质利益的关注，他对金钱积极而谨慎的态度，正是为了创造这样的条件。

    由于承担着超越 “经济人”的诸多职责和义务，斯密还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