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国，中国亿万农民工中极其普通的一员，然而70多岁的父亲由他赡养，60多岁的母亲是他的牵挂，现年39岁的娇妻渴望他呵护，年仅6岁的爱子需要他抚养，可是死亡之神却将他的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了2008年3月4日，但他这位——
河南农民工客死北京难瞑目
中华建筑报记者 罗竖一
进城打工，已经成为众多中国农民的求生之路，也是亿万中国农民工放飞梦想的天堂。
李建国，这个来自河南省遂平县沈寨乡岗赵村董庄的昔日武警，在脱下军装不久，也进城做了经济民警（编注：2002年11月以后，改称“经济护卫”）。
2000年，为了生活和理想，李建国远离年迈的父母亲，孤身一人到北京闯荡。他先是干保安，后来从2005年开始，跟着姐夫张玉华的弟弟张玉良从事装修装饰方面的工作。
永远回不了家的农民工
曾经其乐融融的三口之家，因为一家之主李建国的猝死而陷入了困窘。
2007年春节刚过，李建国就告别了年迈的父母亲，以及娇妻陈书平和年仅6岁的儿子李子昂。
临行前，妻子陈书平还是舍不得李建国走，希望丈夫不要再去北京打工了。但是李建国对妻子说：“你先在家里照顾老人和孩子，等我的本事学得差不多了，就不去打工了，到那时我们就在老家自己找工程干。”闻言，陈书平只好无奈地挥泪送别丈夫李建国。
然而，陈书平万万没有想到是，这一别竟然成为他们夫妻之间的永别。
2008年3月22日下午，李建国生前老板张玉良告诉记者，3月4日下午2点左右，他接到了在他手下干活的张东的电话，告诉他李建国的情况很不好，说已经拨打“120”了。闻言，他马上驱车赶往装修工地——李建国、张东等人干活的地方。赶到时，随救护车来的医护人员早已经在现场对李建国进行了施救。但后来医护人员说必须马上送医院，于是他们就将李建国送往附近的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七三一医院急诊科进行抢救。当时，他开车跟在救护车的后面。
张玉良还对记者讲道，把李建国送到医院进行抢救以后，他后来又陪着张东去了丰台区朱家坟派出所报案。由于自己当时不在施工现场，所以没有进去做笔录。
据记者调查，张东在朱家坟派出所接受公安人员询问时，告诉询问人：当时他打了“120”，一会儿医生来了以后，看了看说要去医院抢救，然后他们几个工友就把李建国抬上了救护车。到了医院以后，抢救了一会儿，“医生说李建国因心肌梗猝死了”。另外，张东还告诉公安人员，没有听说过李建国有什么病。
但是，记者在死者李建国的就诊病历上却看到了“初步诊断：猝死原因待查”和“于14：45宣布临床死亡”（编注：就诊病历显示李建国来诊时间是14：25，并且入室抢救）的字样，而没有发现“心肌梗猝死”的字样。
面对李建国猝死这一不幸的消息，张玉良首先告诉了也在北京工作的哥哥张玉华。随后，张玉华转告妻子李花——李建国姐姐。闻讯后，李花马上给她的女婿陈彦军打电话告知了这一噩耗。
陈书平哥哥陈书刚告诉记者，大概在3月4日下午3点多，身在河南遂平县老家的他突然接到堂弟陈彦军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说是李建国病重，让他赶紧通知陈书平快点赶到北京。后来他觉得情况好像不妙，于是在大约半小时以后拨通了陈彦军的手机。听说妹夫李建国已经去世的消息之后，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李建国平时连个感冒都没有，又是武警出身，身体一直相当不错，怎么一下子人就不见了。然而事实就是事实，但是他没有把这个不幸的消息直接告诉妹妹陈书平，而是说李建国病重，需要去北京看看。
经过夜里12个多小时的长途颠簸，在3月5日早上5点多，陈书平及其二婶、陈书刚和李子昂等人赶到了救治李建国的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七三一医院。进医院急诊室之前，陈书刚才对妹妹陈书平说了真实情况。当时，陈书平差点儿昏死过去……
陈书平三叔陈满银对记者说，3月4日下午3点左右，他接到了儿子陈彦军打来的电话，说李建国出事了，自己正在赶往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七三一医院的路上。闻言，马上领着跟他干活的李建国弟弟李建新一起火速赶到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七三一医院。跑进急诊室的时候，他看见李建国面部和手臂都发紫，脸上还有尘土。
年轻的生命陨落难入土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七三一医院青山堂（编注：专门用于停放尸体的处所）经理罗文生告诉记者，3月5日早上上班不久，接到了医院急诊科的电话，他们马上就派人去急诊科接收了李建国的遗体。9点20分，他填写了“七三一医青山堂遗体交接单”。李建国妻子陈书平和弟弟李建新都在“七三一医青山堂遗体交接单”上签了字。
陈书刚告诉记者，妹夫李建国的离世，对他们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然而由于张玉良嫂子就是李建国的亲姐姐，所以他们家属也无法怎么样，只想把事情解决得比较合乎情理一些，给李建国年迈的父母一个交待，给自己的妹妹陈书平和李建国年幼的儿子李子昂一个交待。
为此，作为李建国亲属代表的陈书平、陈书刚和陈满银等人，在3月5日上午跟李建国生前老板张玉良就有关善后问题进行了商谈。但是，最终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据张玉良介绍，3月5日、6日两天的有关费用都是他掏的。陈书平告诉记者，6日那天，她对张玉良的一些做法非常愤怒，于是他们晚上就自己找一家旅馆住下了。
陈书平三叔陈满银告诉记者，他自己觉得一边是侄女婿李建国，一边又是儿媳妇的亲叔叔张玉良，真可谓是亲上加亲，所以他在3月6日晚上，又给张玉良打了一个电话，想跟他进一步协商一下，但谈来谈去，张玉良最后说是“啥都不管了”。
陈满银还对记者讲道，作为李建国的家属代表，3月7日，他再次拨打了张玉良的电话，张玉良让他去找哥哥张玉华——陈满银儿媳的父亲——李建国姐夫。张玉华在电话中告诉他，李建国猝死这件事情跟张玉良没有什么责任，他们是鉴于大家过来过去都是亲戚，所以才想给陈书平家里补偿几万元，如果不行，那就直接打官司好了，即使花多少代价，他们也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陈满银、文国（编注：陈书平姐夫）和陈书刚等人告诉记者，3月7日晚上，张玉良带了4个人到他们的住处又进行商谈。当时李建国弟弟李建新担心会出什么乱子，所以就对张玉良说，如果你们想胡来，那我就打“110”报警。后来，那4个人先走了。最终又没有谈成。张玉良走前让他们去找张玉华解决善后事宜。对此，张玉良给记者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因为张玉华既是他的亲哥哥，又是李建国的亲姐夫，如此可能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据陈书平介绍，由于他们在后来的几天一直找不见张玉良和张玉华，于是就在3月11日直接给丈夫李建国的姐姐李花打了电话，想通过她进一步协商解决问题。后来在3月12日，他们最终跟张玉良、张玉华就李建国的善后事宜达成了一致意见：张玉良付给他们母子11.3万元人民币。在3月22日，张玉良向记者表明确有此事。
陈满银告诉记者，3月14日中午，他再次给张玉良打了电话，可是张玉良说他没有找到钱，能不能分期给。后来，张玉良妻子在电话中介入商谈，结果说是只给8万元人民币，不然想告状了就去告状。此事，记者也从张玉良的口中得到了证实。另外，张玉良告诉记者，李建国猝死这件事情，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现在碰到这种事情，他也真够倒霉的，但是李建国猝死的确跟他没有关系，正因为他觉得大家都是亲戚，所以才想对李建国的家属做些经济补偿，可是他没有想到陈书平这些家属居然那样不讲情理，硬要把他逼到打官司这条路上。现在他真的也是没有办法了，就只能走司法这条路了，不过他相信法律、相信法官，到时法院判多少，他就会给多少。即使再多，他也认了，因为他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但陈书平的代理律师唐中军对记者讲，张玉良与李建国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雇佣关系，他对李建国猝死负有一定的责任，张玉良理应给予李建国家属相应的经济赔偿，而不是张玉良所说的经济补偿。同时，唐中军律师指出，“经济赔偿”和“经济补偿”这在法律上是有严格区别的。
据张玉良介绍，3月15日，他跟一个懂法律的叔叔一起找到了陈书平的律师唐中军。唐中军律师主张为他们当事双方调解，认为他至少应该给李建国家属赔偿18万元人民币，但他认为李建国猝死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而只想在经济上补偿一下，对李建国家属的要求不能满足。最终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陈满银、文国和陈书刚等人告诉记者，尽管他们找了代理律师，但内心真的一直不希望双方最终在法庭上见，而希望私下协商解决，因为毕竟都是亲戚关系。但是，张玉良和张玉华的表现实在让他们寒心，譬如从3月7日开始，张玉良就没有管过他们家属的吃住。张玉良向记者证实了此间的确没有管吃住。
据记者了解，3月17日，陈书平、陈书刚、文国和李建国儿子李子昂等人去找了北京市丰台区劳动监察大队。该大队一位女工作人员对他们讲，如果张玉良没有注册公司，那他的用工就是典型的“黑包工”行为。李建国跟老板张玉良没有签署合同，不属于劳动关系，所以他们不能受理。同时，建议他们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陈书平对记者讲，3月17日晚上，她和二婶在丰台区云岗镇见到了张玉良，双方发生了争吵。此间，张玉良的一个伙伴将她的衣服弄破了。她堵着张玉良的私家车不让走。后来张玉良打“110”报警。在警察的调解之下，张玉良给她赔了100元人民币。张玉良向记者证实确有其事。
陈书平告诉记者，迫于经济上的压力，3月18日，她和哥哥、姐夫、二婶以及儿子搬离了距离丈夫李建国比较近的那家一张床位费每天为25元人民币的旅馆，而搬到了距离丈夫有好几十里地远的西北旺那边，用400元人民币租了一间房子，以供他们5个家属休息时打通铺使用。
陈书刚对记者讲道，老人们常说“入土为安”，作为李建国的家属，他们也非常希望善后事宜能尽快解决，让李建国早日“入土为安”，但是张玉良实在太欺负人，居然到现在还不肯按照他们原来协商好的赔付方案把问题解决掉。真是叫死者不能瞑目，叫活着的人不能不寒心。
“死亡证明”到底该谁开？
据记者了解，3月19日，陈书平、陈书刚、文国、李建国儿子李子昂和唐中军律师一起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七三一医院开“死亡证明”。该医院3月4日接诊抢救李建国的一位姓张的主任让他们到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朱家坟派出所开“死亡证明”。其理由是，既然当初已经向派出所报案了，那么就应该由派出所给李建国开“死亡证明”。朱家坟派出所当时负责做“询问笔录”的记录人梁川警官告诉他们，如果李建国没有进入医院，而是死亡在医院以外，那他们公安机关就可以开“死亡证明”。还有李建国是不是属于正常死亡，到底是什么原因猝死的，他们派出所无法做出判断。而且事实上医院对李建国进行了抢救，所以“死亡证明”应该由医院开。
3月20日上午，记者走访了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朱家坟派出所。该所梁川警官限于“某些规定”，未能接受记者采访。此间，一位姓杨的警官告诉记者，像李建国的这种情况，应该由进行抢救的医院出具“死亡证明”，但至于医院为什么不开“死亡证明”，那他就真的搞不清了。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七三一医院急诊科。当记者表明来意之后，一位女工作人员利用办公室的呼叫设备，先向其他办公室的同事询问了“张主任在不在？”。记者听到的答复是“张主任在”。此后，该工作人员让记者稍等，她去看看，但回来之后告诉记者张主任不在。
后来，记者直接去了该院办公室。在该院办公室所在的大楼接待处，一位女工作人员接待了记者。当表明来意之后，这位工作人员上楼告诉了院办有关人员。不大一会儿，一位姓胡的女工作人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但是这位姓胡的工作人员让记者直接去找该院急诊科赵素焕主任问问究竟为什么没有开“死亡证明”。
在急诊科，当记者表明身份之后，赵素焕主任马上止住了“解释”，而给那位记者先前见到的院办姓胡的女工作人员打了电话，而告诉记者采访需要通过院办的同意。既然是采访，那她就不做解释了，等到院办给她明确的指示以后，她才能接受记者的采访。
按照赵素焕主任的意见，记者走出了她的办公室，坐在外面等待她的开门“解释”。好大一会儿，也不见她给出任何的答复。于是记者就再次敲赵素焕主任办公室的门。另外一个女工作人员把门打开了一条缝子，一看是记者，马上就关上了门，而在房门里面告诉记者先在外面等着。又过了一会儿，记者再次敲开了赵素焕主任办公室的房门，但是她还是让记者在外面等着。后来记者向她表示，如果医院觉得有必要对记者解释一下为什么不给李建国开“死亡证明”，就可以通过记者留下的名片上的联系方式予以沟通。截至2008年3月24日下午6点记者发稿，该医院任何人未与记者取得联系，也没有给李建国出具“死亡证明”。
当天下午，记者跟李建国家属陈书平、陈书刚、文国和李建国儿子李子昂等人一道去了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治安支队。该支队警官王增斌得知详情以后，先做了笔录，然后劝陈书平等家属最好不要打官司，因为毕竟都是亲戚，而且打官司实在太耗时间，这样对谁都不好。对于“死亡证明”，王增斌警官认为治安支队无法出具这种“死亡证明”。他只能帮家属联系司法检定所，等尸检结果出来以后才可以开“死亡证明”。当时，王增斌警官还给张玉良打了电话，让他在第二天到治安支队去一趟，想给他们当事双方调解一下。
3月21日，王增斌警官告诉记者，他很想给当事双方调解好，但结果没有调解好，实在没有办法，他只好给北京市盛唐法医学司法鉴定所做了一些工作，最终该所才把原本是3500元人民币的“鉴定费”优惠到了2000元人民币。他已经通知李建国的家属去司法鉴定所交鉴定费了。
据记者了解，3月21日下午1点多，陈书平向北京市盛唐法医学司法鉴定所缴纳了2000元人民币鉴定费。
当天下午大约2点多，记者采访了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七三一医院青山堂经理罗文生。他告诉记者，司法检定所已经给青山堂打过电话了，他们青山堂也已经跟李建国家属取得了联系。由于李建国在太平间存放的时间太久了，所以最快可能要到3月23日下午才能解冻而做尸检。3月23日下午，记者了解到由于尸体解冻情况尚未达到尸检要求，所以尸检可能要等到3月24日才能做，而结果最快要到3月25日才能出来。
面对没有单位开具“死亡证明”而难以打官司，被迫做尸检这一情况，陈满银、陈书刚等人愤怒地告诉记者，真不知那些单位是怎么搞的，凭什么不给李建国开“死亡证明”，简直就是欺负农民工，一点社会公德都没有，也是怕承担什么责任。
李建国妻子陈书平告诉记者：“我老公明明就是死在装修工作期间的，但是张玉良却睁眼说瞎话，说跟他没有关系。现在我是被逼得无奈才走这条官司路的。我一定要给我老公讨一个公道。”
陈书平姐夫文国对记者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想走司法途径，因为毕竟人死不能复生，而且李建国毕竟跟张玉良又是那么亲的亲戚，但是现在只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了。”
采访即将结束时，陈满银对记者讲道：“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能够加大打击“黑包工”的力度。只有这样，中国才可能会减少一些冤死农民工。”（稿源：中华建筑报房产与家装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