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子秤引发的血案

刘洋波 原创 | 2008-07-08 12:57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城管与小贩上演猫与老鼠的游戏

  最近的血案特别多,先有北京的杨某闯进上海市某公安局捅死、捅伤多名警察,后有杭州的西瓜小贩某某持刀闯进城管大队,捅伤多名城管。

  这两个血案接连发生,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杭州,特别具有轰动效应。比较两个案子,也具有惊人的共同之处。捅人的原因都是职业冲突(我们权且把小偷也当做一种职业),警察断了小偷的生计、城管断了小贩的生计。捅人的地点都是在政府职能办公地点,捅人的数量都是多人,捅人的工具都是刀具。

  我在这里不想探讨这两个事件的法律或行政问题,而是做一些政治经济学分析,把法律问题留给我们那些敬业的可爱的律师们吧。

  首先想到的是案发地点,两个血案发生地上海、杭州都是经济发达城市,也被认为是社会综合治理比较完善的地方。但就是在这里发生血案,这虽然很不合情但却合理。大城市的经济繁荣并不必然导致每个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共享福利,但它却必然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至少在现阶段的中国是这样。那些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人们筚路蓝缕,不得不忍受城市的霓虹闪耀背后的冷漠与艰辛,他们没有任何希望、梦想,有的只是活下去的作为生物的本能。而当这种权利也面临着被剥夺的危险时,他们的本能就会被激发,激愤杀人,同归于尽,这是动物的生存本能。

  我当然不是欣赏捅人行为本身,而是认为捅人的缘由有值得同情的地方。法律是要被遵守的,城市的市容市貌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的生存权,如果我们承认人权的话。对于北京的杨某和杭州的某某来说,偷自行车和卖西瓜都是他们的生存权,虽然这种权利不是那么正当。当他们的这种权利受到侵犯,他们就要给伤害他们权利的人搏命一击。因为我们现行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管理模式往往会使得社会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生存权赤裸裸的碰撞在一起,缺少的缓冲或者缓和的余地,小贩申诉的成本极高,所能期望的收益也可能不那么乐观。因此冲突是必然的,和谐是偶然的。

  在我们所信奉的政治学说当中,总是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说成是人民,而把一小部分不那么走运的人说成是敌人,就像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人民中的小部分被选为人民的代言人,他们居于上帝之城,它们有充分的权利,拥有各种各样的资源。人民的大多数生活在地上之城,他们过得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差,剩下的那部分敌人就生活在地下之城,她们是被打击、被专政的对象。

  然而和其他多种被称为文明的东西一样,政治文明发展的标准是什么?是不是越来越多的人会被从地下之城拯救出来,就像医疗卫生的发展会把越来越多的病人从死亡名单里拉出来。如果政治发展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成了专政的敌人,那就根本没有政治文明的进步这种说法。

  回到现实中,杨某和某某的生存权确实与社会的整体的利益存在着冲突。杨某的行为是应该被禁止的,某某的西瓜也应该在指定的地方售卖,这是社会的整体利益,也是社会的规则。但是社会整体利益或者社会规则实现的方式能否从暴力强制转为和平赎买。也就是我们承认社会的整体利益和社会规则(尽管他们是少数的精英以人民的名义制定的)大于个人的利益,但是当个人的生存权受到社会整体利益的威胁时,我们能否对其抱存一种同情的态度,用一种稍微温和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冲突,比如和平赎买。比如说,杨某不是说抓起来就完了,社会能否给他提供一种救济,给他提供接受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机会,使他真正摆脱偷盗的谋生方式。杭州某某也一样,城管不是把他的电子秤一收了之,而是想办法转移他的生存权与城市的市容市貌之间的冲突。前几年各地的载客人力车非常多,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加强管理,统一制作人力三轮车,让车夫们持证上岗,而不是把这个行业一刀切掉,这种做法就是比较高明的,尽管它给腐败又提供了新的温床,但总比剥夺部分人的生存权要好一些。建国初,我国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政策,成功地解决这一历史难题,对于敌对的资产阶级尚且如此,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恐怕要多考虑一些问题。

  从根本上说,这是政府的执政理念问题。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有它的政治经济学理由。政府不能因为一些行业影响市容市貌,就简单地一刀切去,因为它关系到很多人的生存权,而生存权是第一位的。政府如果想解决,完全是可以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的,只是这样会提高政府的管理成本,增加管理的时间。如果政府把人的生存权,把让大家生活得更好作为政府执政的出发点,即所谓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那么政府就不应该把简单粗暴作为执政的唯一方式,就不应该把暴力职能部门作为唯一的依托,就不应该把掩盖矛盾、追逐政绩作为唯一的目标。而是耐心地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多个部门合作,综合治理,解决好社会的整体利益与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权的矛盾。这样做当然需要政治智慧、也需要时间,但是它可以避免流血、避免为了节省行政成本而付出更大的社会成本。

  当然问题也不完全在政府,政府应该为政府负责,却没有人为社会买单。而把社会所有的问题推给政府,最后必然会导致政府被拖垮、累垮。因此,政府要把一些权力放回社会,让社会回归社会、政府回归政府。美国人是不会因为股票被套牢而骂政府的,因为美国有专门的公司来管理股票、运营股票,而公司与联邦政府是脱钩的。而我们总是看到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背后有中国政府的影子。美国的社会也挺强大,他们有众多的基金会、共济会等等。我在这里不是说美国就一定好,但是至少他们的社会的有机程度,进化程度比我们高。美国是一个共同体社会,而我们是一个零散的、分裂的社会。

  最后谈谈为什么一个人拿着一把西瓜刀就能冲进警察局杀人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严重依赖警察的国家,据说中国的警察世界最多。数量上的优势必然会带来质量上的劣势。警察队伍的质量早已是中国老百姓的一块心病,有些地方的警察录用非常草率,有一两个官亲戚可能就够了。这样录用的警察不要说责任意识、服务意识、业务素质怎么样,甚至连身体条件都保证不了。当警察都保护不了自己,凭什么让老百姓放心。至于说杀人的工具仅仅是刀具,那应该感谢我们国家的枪支管制制度。美国一有校园枪杀案件肯定会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但是人们往往忘了美国民间有2亿支枪。我能保证中国民间肯定没有这么多枪,即便有,也是退伍军人自制的土枪土炮。假使哪一天中国真正放开了枪支管制制度,那我们说,这个民族真的崛起了。

  得民心者可得天下,西瓜贩子虽然代表不了多少民,但至少代表了一部分民。他们的要求其实很简单,给我生存的权利,不需要体面、不需要奢华。我们都是人,人是有区别的,但这种区别至少不应该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唐代有黄巢起义,别忘了黄巢只是一个贩私盐的小商贩。一些政府官员,当你们在给自己颁发功勋章的时候,你们一定想想:老百姓吃饱了吗,老百姓答应了吗?

  所有这些,都是由一台电子秤引发的血案想到的。

  
个人简介
刘洋波,笔名温陵羽,福建泉州人。80后。先后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师从潘维教授。 愿借助价值中国这个高端平台,广交朋友,与时俱进!email:liuyangbo97@yahoo.com.cn,qq:108902833(添加时请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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