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国民精神前进的灯火

　　作者：黄平韩毓海

　　韩：文学不是个人趣味，文学是对于国民的判断力、感知能力和想象力、创造力的培养，德国叫Bildung，汉语为教养，不是劳动教养那个教养，是这个人“有没有教养”那个意义上的教养。把文学等于个人趣味，这是英国贵族的美学，不是康德那个意义上的美学。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如何理解对于全民的审美能力的培养？我想这里有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今天文化如果过分私人化、分众化，以至于不但与底层的文化、乡土的文化没有关系，而且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无论叫它交叠共识也好、公共空间也好，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交往，那么今天的文化也就散了，在这个意义上也就自说自话，自我封闭了。第二个问题是：相对于五四那代人来说，作家的感受力和判断力——也就是我们所谓“审美能力”到底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80年代我们总说文学要自由，文化要自由，可是几乎没有人了解审美自由是指什么。所谓审美自由就是感知和判断的活动，是对广阔的世界和丰富的心灵能否感知和表达的问题，这乃是自由的基础。这也就是那些伟大作家对“自由”之所以重要的原因。这其实也就是康德所说的“审美的自由”。换句话说审美自由是判断力、感知力、想象力的问题，不是把文学推向自由市场，只要卖个好价钱就行了。而今天我们许多的城市文化不是过分私人化的、一小撮人的，就是文化快餐、文化盒饭。今天市民是当代社会的主要消费者，许多作家的品位其实就是小市民的品位。这种感受和判断力的快餐化、零碎化，当然也对我们形成审美的判断、感受、品位形成了挑战。说到文学自由的问题，作家过去是按照政策写，那是宣传；可如今是按照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的逻辑”——文学家叫“欲望”的逻辑、“私人的逻辑”去写，那不过是广告。过去为政策服务，今天为市场服务，现在主导我们的生活逻辑、生活领域乃至情感领域的，越来越是市场的原则。这样的文学，跟自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举个最典型的例子，现在中学生是最主要的阅读群体，家长最舍得给孩子钱买书了，而中学生能阅读的是什么？当然不是鲁迅、马尔克斯了，中学生能读的教辅读物就是余秋雨，于是中学生作为一个阅读群体的阅读趣味，似乎就决定了我们整个民族的审美趣味。于是余秋雨老师就成了当代中国最伟大的学者，韩寒、张悦然这些娃娃们就代表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准。我们说文学是教养，当然是用《红楼梦》和鲁迅来教养，而不是用韩寒和张悦然这些娃娃来教养鲁迅——如果那样，我们这个民族的感知能力、判断能力，那真是崩溃了，我们的教养水平真是不敢恭维了。我说中国当代文学完全破产，就是说韩寒成了最优秀的作家，这是个笑话。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代文学完全是个笑话。所以，我早就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北大当代文学教研室的了。

　　如果按照市场和畅销的逻辑，最初的中国小说读者是粗通文墨的家庭妇女。当年鲁迅的小说发行量也是不高的，他的母亲鲁瑞老太太很久才知道鲁迅也写小说，于是找来一看，说：“太先生(鲁迅)你这小说啊，我看写得可比人家张恨水那差远了去啦。”鲁迅他妈其实也就是个张恨水的品位，是张恨水的审美判断力。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还是张恨水和金庸的品位统治中国文学，他们代表今天最高的审美水平、审美品位，乃至韩寒、郭敬明这些新时代的“高玉宝们”在统治文学，这与我们这么一个国家就是不相称的。而且在这样的品位统治下，整个民族品格的庸俗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我怀疑，我们恐怕再也没有希望找到理解鲁迅先生的方式了。这意味着整个民众的审美能力是下降了。今天文学真正的问题在这里。

　　黄：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看到，认为好还是不好，现在变化的确是太快了，快到已经不只是左派跟不上，右派也跟不上，旧的左右之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意义。多元社会，多极世界，使很多原来的东西都需要重新定位，有的甚至正好换了个个儿。如果我们仍然用“左—右”来说的话，现在无论是在世界还是在中国，在很多问题上，往往是左派反而显得很保守，右派大都很激进。其实现在的社会变革有很多面向，其中有许多还是老问题，左右之分左右之争仍然还是很有意义的，有的还很迫切；同时也有很多问题已经不能直接纳入老的“左—右”框架，而似乎确实是应验了《共产党宣言》里的那句话：一切凝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因此，许多机会直接给了大众(最近出现的“超女”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而过去总是精英知识分子在聚光灯下，诗人作家承担着为社会改革呐喊和呼吁的使命，救亡图存，从晚清、五四一直到“反右”、“文革”和80年代，不管是风光还是遭殃，知识分子总是主角。这个意义上，允许我说得损一点，其实也是辩证一点，越是受迫害越说明你重要或看重你，否则，谁迫害你啊，没人理你。这是今天的现实，中外都一样，外国甚至更甚。我们这里以为某某是什么大师、泰斗，其实在他们那里，许多是没有几个人理睬的。再一个原因是作家诗人知识分子不再在道德文章方面领风气之先了，回到了自己个人，甚至回到完全私人化的细节和感受，这个意义上没有多少有影响的东西。不是广大读者水平低，不了解，恰恰相反，是我们自己缺乏哪怕只是一小部分历史上有过的(诗书礼乐中随处可见的)人文关怀和胸魄，即使没有大道理，至少在艺术上还有感人的一面。从这个角度再来看当初的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搞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不管事后可以有多少批评，那个时候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有远见的。

　　韩：我觉得我们提高审美能力，也不一定要去读鲁迅，去读托尔斯泰，其实生在北京，我们让孩子们多去故宫、颐和园、香山，甚至多去北海走一走，对于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增加想象力有很多好处。

　　回到黄平刚才提出的那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一个出版资本、媒体资本占统治和支配地位的时代，审美的问题、知识的问题的确是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但是这并不是简单地说知识分子说话没人听了，实际上，那些比较右翼的所谓知识分子，由于与媒体资本的紧密结合，他们的声音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觉得这个情况非常像过去的30年代。30年代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症候，搞文化史、文学史的同志们过去重视不够，特别是没有看到30年代是中国的“出版资本”、“媒体资本”形成的时代。过去文学界的很少能够分析，还有一个简单的原因：文化、文学研究与社会经济研究相脱节。文学界的人的缺点是不会算经济账，因此也就看不到出版资本对于当时的中国经济，特别是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到底有多大。现在一算很吓人，在40年代国民党搞工业之前，出版、娱乐、媒体绝对是拉动经济的第一增长点。这是茅盾当年批判上海和中国城市经济是“畸形”的原因。大概茅公当年对于什么“文化工业”之类的理论还不熟悉，看经济问题还停留在工业革命的时代吧。其实你看今天的传媒资本和出版资本，对于GDP的贡献肯定也是很大的。

　　出版资本、娱乐资本和媒体资本造成的一个直接结果是“读者大众”的形成。“大众意识”是被造出来的，被出版、传媒控制、打造出来的，直接结果是瓦解阶级意识、民族意识，更不要说什么个人意识，从而造成了无差别的城市“大众意识”。这个东西其实也就是刘呐鸥等人的“新感觉”。“新感觉”就是城市消费主义大众的意识形态，是出版、传媒资本的造物。如果我们今天来解释韩寒、卫慧那一派，那就必须在文学史上重新检讨30年代。卫慧这些人当然比当年的刘呐鸥们粗，但本质是一回事，今天你要解释他们的历史，就要看30年代，看出版资本、文化资本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

　　同时，30年代其实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转向，我们也可以说是“世界历史”的重要转向。其标志，一个是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美国模式的兴起，当然，这是一种“大众消费主义型”的资本主义模式——福特主义，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好莱坞模式等等，但是这种社会的真正本质是：它变成了葛兰西所谓的机械的两大块——“财政经济传媒集团”和“无差别的大众”，即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社会。其中资本集团通过虚拟化(依赖虚拟的股票、传媒、出版资本)更加集中，民众则通过虚拟化成为无差别的大众。

　　进一步说，法西斯、斯大林和美国模式，也都是在30年代形成的。1927年国民党右派残酷镇压共产党、左翼和工人运动也并不是个孤立的中国现象，而是与欧洲的德国法西斯、亚洲的日本军国主义镇压左翼运动同时的，是全世界到处都在同时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对于卢卡契、葛兰西、福本和夫以及鲁迅的批判围剿，是发生在左翼内部的斯大林主义镇压的结果。3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当局正是通过残酷镇压左翼运动，通过左翼内部斯大林主义对于马克思传统的镇压，才完成了向美国资本主义模式和法西斯主义模式的转换。罗莎·卢森堡、葛兰西、福本和夫、小林多喜二、卢卡契，他们或被虐杀，或被批判，也都是与我们的瞿秋白、柔石等人被杀，丁玲被抓，鲁迅被围剿同时发生。而今天我们的号称“面向世界”的文学史研究，对这样一个“世界现象”从来也没有做出过一个真正具有世界视野的解释。

　　也正是在残酷镇压左翼运动之后，蒋介石的小舅子、美国学者宋子文通过他的股票经济学、上海青洪帮大佬们通过他们的娱乐传媒，打造出“30年代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今天李欧梵先生的《上海摩登》对此大加美化，针对的其实就是茅公的《子夜》当年对于上海的深入刻画。

　　面对着这样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社会：一面是股票资本和传媒娱乐资本构成的资本集团，一面是虚拟资本造成的虚拟的大众，我们的鲁迅先生在30年代提出了如何创造一个有机的社会和有机知识分子的实践。鲁迅对于文化资本的批判，是对于左的“大众主义”和右的造成“大众”的社会机制的双重批判，鲁迅因而才提出了创造新的社会空间和文化、思想阵地的构想，即对于城市文化、思想“阵地战”的完整构想。因此30年代的鲁迅先生依旧是当代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光辉旗帜。那就是在一个高度同质化、标准化的统治秩序下，我们才需要当年法国那种“百科全书”派的知识分子，能够创造有机社会的有机知识分子，这样才能看到在一个文化右翼占上风的时代，革命的、左翼的文化究竟有什么意义和价值。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有没有社会责任感的问题，也不是个简单的救亡图存的问题。鲁迅的小说里面，特别是《野草》里面，其实很少有直接救亡图存的东西，鲁迅晚年说，他还是觉得需要启蒙主义。他说的启蒙主义，特别包括民族的创造力、判断力的培养，不是我们后来的“新启蒙”所说的“与世界接轨”。

　　《我们的时代》

　　黄平、姚洋、韩

　　毓海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年9月版

　　责任编辑：高立志

　　定价：4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