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融合(上)

　　文明的融合

　　文/如影

　　（一）欲望与理性

　　从中西方文明的比较谈起。

　　比较中西方文明，首先须确立一个观察的角度。

　　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说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性本善”，后者“性本恶”。这种说法因其简洁明了的特点而为大家接受。现在就让我从这个说法开始，从人性的角度开始，开始观察和比较中西方文明。

　　人性是什么东西呢？是欲望、理性还是情感？

　　从“性本恶”的角度，若以欲望为人性，“性本恶”之“恶”就是指人之欲望。欲望即为“恶”之化身。人之最根本欲望是生存欲，也叫本能，其他的如性欲、物欲都可视作它的复生。

　　人的生存欲与动物的生存欲是一样的。但是人所以区别于动物，在于人还有社会性。因为单个的人是无法活下去的，在原始社会里，单个的人不仅战胜不了老虎、狮子，若要野外生存，就连狐狸、兔子也比不了。所以人类必须集众，形成社会才能共同活命。作为社会的人，个体的人性就须服从于集体的人性。个体的人性、生存欲也就上升到了集体的人性、生存欲。集体人性的规范也就成为个体人性的制约。

　　相较于个体的“性恶”而言，集体的人性就是一种善。这个集体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作为一个部落、一个族群生存，而当它的生存地位，受到了别的部落、别的族群的威胁，或者就是它自己威胁到了别的部落、别的族群的时候，双方就要发生争执，甚至战争。于是我们看到，集体的人性也暴露了其“恶”的一面。但是即便如此，对于生活在该集体下的个体的人，集体的“性恶”仍属于善——制约着个体“性恶”的善。

　　这种以制约个体性恶为目的的善，即为理性。换句话说，一个生活在集体里的个体的人，欲望为“恶”，理性为“善”，两者构成了他完整的人性。

　　一个集体，小到部落、族群，大到民族、国家。小的低一级的集体“性恶”须服从于大的高一级的集体“性恶”，小的低一级的集体生存须服从于大的高一级的集体生存。每一级层都对它的下一级层制定了相应的规范和秩序，所谓理性法则。

　　随着级层的不断提高，以欲望为化身的集体“性恶”也在不断地膨胀。同样地，制约“性恶”的人之理性也在不断地超越。膨胀是欲望的本性，超越是理性的惯性。

　　那么最大的最高级的集体是什么呢？是人类，或者说泛人类。所谓泛人类，指的就是一切社会生灵，比如包括猫、狗等社会性动物。人之社会性决定了个体的人性，将最终觉悟并升华到人类之人性。此时的人类之人性即为人道。

　　但是即便如此，人类之人性仍然未能根除其“恶”的一面。因为人类也是要生存的，人类的生存欲望即“性恶”，决定了他们仍要通过不断地侵蚀与掠夺其他生命与自然来获取生存的养料。此时又该当如何制约这样的“性恶”呢？

　　每一级别的“性恶”都可以被高于它级别的人性所制约。可是，当人类在世间俗尘中，再也找不到比人类更高级别的人性时，这种制约就只能从世间俗尘之外寻找了。

　　于是，宗教诞生了。

　　（二）事实与价值

　　宗教是一种善，是制约世间俗尘“性恶”的善。它外于世间俗尘，便高于世间俗尘，其实源于制约人类“性恶”的需要。

　　基督教是这样的一种善。它首先承认人之欲望即性恶，所谓原罪。在基督教里，人性与恶是同义的，高一级别的人性虽然比低一级别的人性显得善些，但仍属恶，未能全部完善。随着一级级的提高，欲望在一级级膨胀，理性也在一级级超越，最后到达最高级别——上帝那儿，人性终于得到完善。当理性得到了最完善，人性即为神性。上帝是完善人性的化身，他是一切理性法则的总和。通过对上帝的敬畏最终完成对人类“性恶”的制约，这就是基督教的本义。而人道主义也就成为理性主义在世间俗尘中的最高表现形式。

　　理性是道，法则是德，上帝既然是一切理性法则的总和，那么上帝也就代表了全部道德。于是，高一级别的“性恶”往往以上帝的名义，以道德制约的名义，在不知不觉中压迫并摧残着低一级别的人性。欧洲中世纪宗教迫害便由此而来。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人之欲望是膨胀的，是永不满足的。当理性的制约达到一定的程度，达到摧残人性的程度时，理性也就走到了它的反面。这时候人性便要反抗。

　　人性的反抗虽然源出欲望的膨胀，却又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当高一级的“性恶”压迫低一级的“性恶”时，低一级的小恶倒是比高一级的大恶显得“善”了。

　　事实上，当理性一路追随着欲望，制约着欲望，爬升到上帝那个最高山头时，以后理性的下山，也就必然地回落到欲望这边去。

　　欲望与理性是人性中的一对矛盾。如果说上帝诞生前，理性以制约欲望为特征，它们的关系是对立的话，那么在上帝诞生后，这一对矛盾就开始携起手来，踏上了合作的统一之路。它们并肩战斗，一起反抗着上帝之前的、一切旧有的理性法则，而它们最终的反抗将指向旧有道德秩序的最高代表——上帝。为什么这么说？

　　膨胀的欲望是本性，超越的理性是惯性，这种惯性其实仍来自欲望的作用。它们一旦合作，膨胀与超越的目标最终都将指向上帝。

　　当理性和欲望合流时，超越与膨胀也就成了同一。

　　这时候欲望的膨胀有了一个新名词，叫自由，理性的超越也有一个新名词，叫科学。由于它们两者是统一的，科学主义也即是自由主义，统称理性主义。

　　当尼采宣告“上帝死了”时，以理性主义为特征、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就开始了走下坡路。现在美国的新教其实是世俗化了的基督教。而宗教一旦与世俗合流，外于世间俗尘、高于世间俗尘的上帝也就名存实亡了。因为就人性的角度看，人类已经拥有了世间俗尘中的最高人性，自然无需再有一个世俗化了的上帝。

　　旧的上帝死了，新的上帝俗了，这就是基督教的现状，也是西方文明的现状。

　　科学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这三种主义的本性都指向了人之欲望。自由与科学，它们固然沐浴着理性的光辉，承担着追求真理的精神，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但是，什么是真理呢？从人性的角度看，只有一个事实判断为真，即人之生存，人类之生存。小到个体的人要活命，大到群体的人类要生存，所谓存在，这就是真理的本相。可见，它仍然属于人之欲望的诉求，即生存欲望的诉求。

　　科学主义将理性求真的欲望推向了极至。终于，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尤其是在广岛和长崎爆炸的原子弹为标志，宣告了科学主义的幻灭。以制约“性恶”为目的诞生起来的理性主义，最终却要令人类走到自我毁灭的“恶”境。这是为何？

　　简单地说，这涉及到“是”与“应当”、即“事实”与“价值”的关系。从自由的、理性的、基于事实判断的科学中，即“是什么”中推演不出善恶的价值判断，即“应当怎么”。“是”与“应当”，它们就像两条平行线。追求真理属于在“是”这条线上。真理说的只是“事实”而非“价值”，真理从来就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是善怎么是恶，即“应当”如何。

　　一部理性主义的西方文明发展史，即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两千余年西方哲学史，主要地就是在讲“是”的历史。“是”的哲学也被称作本体论。

　　（三）疏导与制约

　　以上大致讲了“性本恶”的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西方文明，接着是否该讲“性本善”的中华文明呢？

　　我们仍从人性，从人之欲望此根本人性谈起。前面说过，所谓性本恶，此“恶”即指人之欲望。既然“恶”指欲望，那么中华文明里的“性本善”，这个“善”指的又是什么呢？先讲一个故事。

　　上古时代，尧在位的时候，中华大地发生了很大的水灾。尧派鲧治水，但鲧花了九年时间没有把洪水制服。原来他只懂得水来土掩，造堤筑坝，结果洪水冲垮了堤坝，水灾反而更凶了。舜接替尧后，起用鲧的儿子禹治水。禹改变了他父亲的做法，用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办法，经过十三年的努力，终于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

　　这就是“大禹治水”的故事。面对洪水，鲧用堵塞的办法，禹用疏导的办法，结果一个失败了，一个成功了。如果我们把人性，即人之欲望此根本人性比作水，那么答案就出来了。面对欲望之水，应该用疏导、引导的办法，而不是堵塞、制约的手段。

　　这时候，我们便发现中华文明对于所谓的人性善恶问题是回避的、不置可否的、无所谓的。在西方文明里，人之欲望即为“恶”，这个恶是褒贬分明的。而在中华文明里，这个“欲望”既不为善也不为恶。一句话，人性是无所谓善恶褒贬的，它是中性的。“欲望”只是一个中性词。所谓善恶，指的不是人性，不是欲望，而是指你“应当”如何去做，如何对待它们。你用疏导、引导的办法来对待人性，对待欲望，你的做法就是好的、善的，反之，你用堵塞、制约的办法来对付人性，对付欲望，你的做法就是不好的、恶的。可见，中华文明里的“性本善”，这个“善”指的是向善、导善的意思。

　　文明总是从人类与大自然灾害的斗争开始。中国古代有大禹治水，无独有偶，在西方也有一个关于洪水的故事，即广为人知的《圣经》中记载的诺亚方舟故事。大意是说：诺亚受上帝启示，在上帝惩罚世人罪恶，要用洪水淹没世界、毁灭人类之前，建造了一艘大船即方舟，然后把家人和所有的动物雌雄各一对带到船上，躲过了洪水的灭顶之灾。

　　仔细比较大禹治水与诺亚方舟这两个故事，很能看出中西方文明的不同。诺亚靠神的启示，借方舟逃避了神降给人们的灾难，而大禹则把洪水看作自然现象，带领人民一起用疏导的办法战胜洪水。诺亚给人类繁衍留下了种子，但也给人类向上帝忏悔自己的罪恶提供了先例，而大禹留给人类的却是与自然界和谐与斗争的思考。这二者从根本上体现的是世界观、宇宙观上的差异。

　　再说说关于善恶的价值判断问题。

　　这个问题在西方文明里，从诺亚受上帝启示，认为洪水是上帝惩罚世人罪恶的那一刻起，就已经给出了答案。西方文明在最终的善恶判断问题上自己是无能的，它只好找到上帝那儿。结果上帝说，人性是有罪的。于是在上帝那儿，“是”的事实判断与“应当”的价值判断达到了统一。这也就是原罪，西方文明的原罪，只懂得判断“是”与非，而不懂得“应当”自我判断善恶的原罪。

　　中华文明又是如何判断并确立善恶的呢？鲧用堵塞的办法，结果失败，禹用疏导的办法，结果成功。两种做法，前者为“恶”，后者为“善”。大禹治水的故事已经告诉了我们，判断善恶的标准最终来自于自然，来自于实践。

　　（四）综合与分析

　　前面说过“是”与“应当”就像两条平行线，西方理性主义探求真理是走在“是”这条线上。但两条线最终是相交的，就在上帝那儿。当上帝说人性是有罪时，理性就同时做出了“是”的事实与“应当”的价值这两种判断。

　　“人性是有罪的”，这句话既是真理，也包含有价值。因此，西方认为，既然人性是罪恶的，那么与此对立，制约恶就是“善”的了。

　　但是在中华文明里，在大禹治水的经验里，疏导、引导被认为是善的，制约、堵塞才是恶的，至于人性、欲望这类东西，则是无所谓善恶的。

　　可见，在善恶的价值判断上，西方着眼点在人性、欲望这类“名词”上，中方着眼点在疏导、制约这类“动词”上。

　　西方的名词、定义便很发达，概念、理念、理论等层出不穷。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不管名词如何千变万化，总脱不开一个“是”论，总在“是”的哲学里打转。因为名词与名词、名词生名词、名词到名词之间，最终无非都是通过系词“是”联系起来。所以西方人的逻辑思维游走于“是”的两端，他们对事物矛盾的把握是一分为二、二元对立的，即二元论，也叫分析论。而实践中他们的行为常各执一端，其后果往往就是偏执一端，我们称它为“一点论”。

　　中方因为着重于动词，这个动词就不限于系词“是”了，还有“应当”等词。虽然动词的两端也是名词，但在中方眼里，它们是一体的、混合的。比如对善恶的理解，中国人认为，善中有恶，恶中也有善，善恶这两个名词并无绝对的褒贬之分。所以中国人的逻辑思维，对于事物矛盾的把握是合二为一、二元统一的，即一元论，也叫综合论。虽然思维是一元的、综合的，但在实践中，中国人的眼睛却紧盯着动词的两端，然后取其中间一点，作为自己的观点与立场。该中点有个称呼，非常耳熟，叫做“中庸”。执其两端取其中，中国人在实践中是把两个端点、一个中点均纳入考察范围。这样的实践论我们称它为“三点论”。

　　综上所述，西方人的思想是二元分析论，实践是一点论，中国人的思想是一元综合论，实践是三点论。

　　再来考察一下价值判断，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西方在思维模式上“综合”与“分析”的区别。西方认为，制约恶就是“善”。中方认为，疏导是善，制约才是恶。同样是“制约”这个动作词，西方是动宾结构，中方则是纯动词。

　　中方对于价值的判断集中于纯粹的动作词上，它仅考察动作本身的合理性，这种考察与判断是直接的。西方对于价值的判断则取决于动宾词组后面该宾语的名词性质，该名词的“是”非性质决定了动词行为的“是”否合理。也就是说，西方不是直接地对于前面动作词做出价值判断，而是要通过后面的名词，对它判断之后再做判断。这种判断是间接的。

　　直接的事物判断，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具有直入、直观、直觉的综合特性。间接的事物判断，体现了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具有间隔、间断、间离的分析特性。

　　（五）道德与法制

　　西方说人性是恶的，制约恶就是“善”。中方说疏导是善的，制约才是恶。若用一个字来概括双方的立场，西方在于“制”，中方在于“导”。

　　制者，制约、制止、制裁、制定、制作、制度等等，皆为制也，故而科学发达。导者，疏导、引导、向导、教导、指导、领导等等，皆为导也，故而人文发达。这里的“科学”一般指自然科学，而“人文”就是指社会科学了。

　　西方以“制”为特征的理性法则，即为法制，该特征下的西方社会也即为法制社会。那么中方呢，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在中国文化里有一个字，它有导之义，就是——道。“道”作为象形文字最初是怎么来的呢？“道”字源于胎儿接生的形象。我们知道，产妇生孩子的时候，正确的接生办法是先让胎儿头部从母体出来，然后是身体，这样才能顺利生产。如果接生不当，头部不能先出，就很容易导致难产。“道”由“首”字与“走”字底构成，“首”即指胎儿头部，“走”有出的意思。所谓接生，接者导也，生者出也，接生即为道之本义。

　　巧合的是，西方哲学里也有一个关于接生的典故。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其母亲是接生婆，苏格拉底便对朋友说，我向她学到了接生术，所不同者，她是肉体的接生婆，我是智慧的接生婆。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因此对后世的启发式教育起到了重要影响。

　　这两个“接生”的故事也体现了中西方叙述的不同：中方形象，西方抽象。

　　仔细考察一下“道”字。首为头，含有第一、初始、创始、本源的意思；走为出，含有走动、运动、行走、通行的意思。这时候的“道”就摇身一变，从接生之道，变为通向本源之道。前者为形象道，后者为抽象道，“道”字便有了哲学的内涵。故而《周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

　　仍以大禹治水为例。因为成功，疏导才成其为善，因为失败，制约才成其为恶。“成功”与“失败”均取决于实践，取决于自然。实践与自然也就成为判断善恶的标准。老子说“道法自然”，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自然是判断善恶的标准，那么在自然未定之前，在人类尚未实践之前，善恶也当是未定的。这时候，疏导本身并不具“善”之褒义，疏导不当，它也可能是恶的，制约本身也不具“恶”之贬义，制约得当，它也可能是善的。“导”之真义，是无褒贬无善恶的。此时的“导”即为道也。

　　道有两义，一曰天道，也就是自然，一曰人道，也就是实践。在老子《道德经》里，天道与人道分别概以“道”与“德”这两个理念。“道”指宇宙之自然规律，“德”指人类之行为法则。道法自然，即有“天人合一”的意思。天人合一，指的是人道应与天道合，所谓道德。

　　可见，中国的社会属于道德的社会。不过，此时的“道德”尚不拥有我们通常所说的含有善恶褒贬词性的道德涵义。那么，什么时候“道德”一词才拥有了善恶褒贬之义呢？

　　（六）自然与自由

　　中华文明里有两大家族，一曰道家，一曰儒家。当“道德”一词不具有善恶褒贬词性的时候，该“道德”乃指道家里的道德。只有当它呆在儒家里的时候，“道德”才具有了褒贬之义，拥有了善恶价值。这里暂不谈儒家，先说说道家里的道德。

　　道家里的“道德”即指自然，而自然是无所谓善恶褒贬的。从人性的角度看，似乎道家在这里泯去了人性。其实不然，因为道家讲究天人合一，在道家那里人性与天性是合一的，所以自然之人性也即为自然之天性。所谓饥则食，寒则衣，劳则息，困则眠，此乃人性，亦为天性也。

　　在道家里，一个道德完善的人是真正的人，是与天地共存、与自然同在的人，即自然人，也叫真人。道家的“自然人”体现了怎样一种哲学呢？

　　前面我曾说道：“从人性的角度看，只有一个事实判断为真，即人之生存，人类之生存。小到个体的人要活命，大到群体的人类要生存，所谓存在，这就是真理的本相。”而大到群体的人类，或者说泛人类，指的就是一切社会性生灵，即生命。

　　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西方文明，也追求着这样一种完善的人，即理性人、自由人。西方“自由人”的背后其实体现了一种存在者的哲学：只要人类不灭，生命不灭，人就存在。

　　再看道家的“自然人”，它的背后则是一种存在的哲学：只要自然不灭，宇宙不灭，人就存在。

　　一种是“存在者”的哲学，一种是“存在”的哲学，两者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别”在何处？海德格尔终其一生，都在讲这个“别”，在讲“别”的哲学。

　　别在何处？

　　“存在者”追求生命的永存，但是却冒有毁灭的风险。永存来自理性的超越，哪怕世界灭亡，“人”仍有可能超越它而存在，比如上帝。毁灭来自欲望的膨胀，一旦与世界发生冲突，世界未灭，人类倒有可能先亡。“存在者”在其两端，一端可能永存，一端可能毁灭。“存在者”的哲学也有两端，一端属生命哲学，一端属生存哲学。

　　“存在”则是人与自然的共生。宇宙在，人就在，宇宙亡，人就亡。哪怕宇宙剩下最后一块石头，“人”仍然与石头一起相伴，一起生活。人之存在，全然取决于我们的宇宙能活多长的时间。“存在”者，天人合一也。这个“合”即为“存在”本身。这个“合”在宇宙中，在时间中。“存在”的哲学也就是时间的哲学，属于生活哲学。

　　执生命与生存两端而取其中，生活也；执自由与理性两端而取其中，自然也。

　　生活乃生命与生存之中庸，自然乃自由与理性之中庸。

　　（七）系统与独立

　　西方重视名词，中方重视动词。名词的发达成就了理论，动词的发达成就了实践。

　　名词与名词、名词生名词、名词到名词之间，主要是系词“是”的理论。“是”的哲学也被称作本体论。本体论因其纯形而上学的特性，在西方被视作哲学中的哲学，也叫第一哲学。

　　而动词本身，其实已经包涵了“是”的实践，包涵了对“本体论”的认识。系词“是”实际上可以视为一种静态的慢性动词。由于“本体论”自在动词实践中而不知，故有人说中方哲学里没有本体论，这是一种误解，一种站在西方视角上的误解。

　　动词的两端是名词，动词本身也就成为名词与名词之间的关系。动词即为关系词，简称系词。系者，关系也。“系”的哲学即为中方的本体论，它是中国人的第一哲学。

　　名词有“是”非，动词有关“系”。西方人的真理尽在“是”中，中国人的真理都在“系”里。

　　名词具有静态、固定、单独的特性，动词具有动态、不定、关系的特性。前者独立，后者系统。

　　因为独立，西方的人性重视个体。因为系统，中方的人性重视集体。个体之人性从何而来？集体之人性又从何而来？

　　人性皆从欲望而来。欲望即为根本人性。人之最根本欲望是生存欲，其他的如性欲、物欲只是它的复生。为何说是复生？

　　考察人的生存欲，它有人之生存欲、人类之生存欲两种。后者可视为前者的复生。人之生存欲保证了人之个体生存，促进了人之个体生命的延续，人类之生存欲保证了人类之集体生存，促进了人类之集体生命的延续。而人类之集体生存、集体生命的延续，是通过性交繁殖来完成。性交的欲望即为性欲。性欲由人类之生存欲而来，故为复生。

　　性欲这个复生之生存欲，要比原生之生存欲来得高级，来得进步，因为它保证了人类的生存、延续，以及进化。所以性欲属于进化了的生存欲，它是高级的、进步的生存欲。

　　雌雄交配，男女交合，这个“配”、“合”乃是一种关系。如果说生存欲为一种“是”欲，具有单数性，那么性欲即为一种“系”欲，具有复数性。

　　人之性欲是积极的、快活的，而不是消极的、冷淡的。人之欲望也是积极的、快活的，而不是消极的、冷淡的。因为人之最根本欲望即生存欲总是积极的、快活的，而不是消极的、冷淡的。这是为何？

　　其实没有什么原因，纯属自然淘汰之选择。试想一族人类，其性欲或生存欲若是消极的、冷淡的，那么在大自然的漫长进化过程中，它就会自然而然地被淘汰、被消亡，而那些幸存下来的、绵延不断的、生生不息的人类，其性欲及生存欲便当属积极的、快活的生命体。性欲及生存欲之所以快活，正是我们今天看见人类还存在的缘故，而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就是已经淘汰了的。

　　人类所以是这个样子，正是我们今天还看见人类的缘故，我们看不见的，就是已经消失了的。人类若非这样，我们也就看不见他们，当然也就没有了后来的我们。

　　同样的道理，世界为什么呈现出这个样子，正是我们今天还看见世界的缘故。世界若非这样，世界也就没有。

　　这是多么奇妙的体验！正是这样的奇妙，令世人怦然感动。于是爱因斯坦感动了，这世界居然是可以理解的，波普尔感动了，这世界居然会有生命，甚至居然有人类。摘一段波普尔的话：

　　“据说从事首次登月的一位宇航员在其返回时说过这样一句简短而睿智的话：‘我此生已见过不少行星，但每一次我都觉得只有地球才最合我心。’我认为这不仅是智慧，而且是哲学的智慧。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会居然生活于这奇妙的小星上面——或者，为什么居然会有种像生命这样的东西，把我们的行星装扮得如此美丽。……这几乎是一个奇迹。全部科学都告诉我们，这宇宙几乎空无一物；而即使有物质，也几乎都混沌不开，动荡不定，无法居住。……所以，生命无论如何具有珍稀之物的价值；它是弥足珍贵的。我们常常会忘了这一点，而视生灵为刍狗，或许是出于轻率，也可能是因为我们这美丽的地球上无疑有点人满为患了。”

　　（八）情感与真理

　　欲望是快活的，而不是冷淡的。这里的“快活”、“冷淡”来自情感上的判断。

　　情感乃欲望满足之体验。“体”者有三：脑、身、心。其中“心”为脑、身之综合，也叫心灵。脑之体验为理智，身之体验为感觉，心灵之体验为情感。情感属于一种综合体验。

　　三种体验反应到人性中，分别为：理性、感性、悟性。

　　关于理性的学问、感性的学问、悟性的学问，则被称作人生三大学问。三大学问分别叫做：哲学、宗教、艺术。

　　哲学追求的是真，宗教追求的是善，艺术追求的是美。

　　西方人的思想是从“身”到达“脑”，注重目的地的理性。这个“理”就是逻辑，它是抽象的、科学的、辩证的、分析的、语言的。

　　中国人的思想是从“心”到达“脑”，注重初始地的悟性。这个“悟”也是一种逻辑，是一种别具一格的逻辑。这个“悟”也有一种抽象，一种形象化了的抽象，即想象；这个“悟”也有一种科学，一种宗教情感般的科学，即艺术；这个“悟”也有一种辩证，一种一元论下的辩证，即中庸；这个“悟”也有一种分析，一种三点论下的分析，即综合。这个“悟”也有一种语言，却是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语言。

　　西方文明以理性主义为特征，中华文明以情感主义为特征。理性主义要追求的真理，仅仅只是真理，而情感主义追求的真理，是真情化了的真理。前者的真理固然为真，后者的真理不仅为真，也为善，因而是美的。美之本性，真善也。美之现象，艺术也。

　　通常，我们一想到真理，就想到科学，进而是哲学，很少会想到艺术和宗教。然而，海德格尔却说：“艺术是真理的原始发生。”而尼采更是说出了一段妙不可言的话，他说：“我们通过科学从事物中发现的东西是先已被我们塞到事物中去的东西，塞进去叫‘艺术’、‘宗教’，重新把它领出来，那叫‘科学’。”

　　因为科学所发现的乃是世界的本来真相，我们哪怕不去这样描绘它，世界本来也如此。尼采这段话的深刻之处在于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如此这般地认识世界，关于世界作出了科学的理论，其前提正是我们的心是这样想整个世界的，正是一种伟大的想象力才让这个世界可以被认识。而伟大的想象力来自哪里？答案就是，来自情感，来自心灵之体验。

　　关于情感与真理的关系，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王德峰在《艺术与真理》一文中说道：

　　“我们通常认为，情感与认识是两回事，当我们处在情感中的时候就没有清醒的头脑，丧失了认识的能力。然而，真正的人类情感却是真理的钥匙。

　　“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说出了深刻的道理，他批判了西方的哲学传统，在这种传统中，情感被置于认识之下，低于认识。……情感只是伴随我们人生的认识过程的一个副现象，可有可无，……我们因此常常说要用理智战胜情感。海德格尔认为这是错误的想法。实际上，深刻的情感是我们认识真理的起点。我们在情感中，并不是在生物学或心理学意义上的情绪之中。在人类的生存情感中有对真理的领会。”

　　（九）善恶与褒贬

　　哲学代表一种认识的兴趣，但是哲学的本义倒不是“认识”，而是“爱”，叫“爱智慧”。“哲学”一词发源于古希腊，在希腊语里它最原始的意义，就是爱智慧。这个本义经过苏格拉底，特别是经过柏拉图主义之后，就被转变了，转变成一种满足纯粹认识之兴趣的理论活动了，也就是本体论即“是”论的活动了。哲学在欧洲往后的发展中也就背离了它的初衷。

　　哲学需要溯本求源，返朴归真，重新回到“爱智慧”中。哲学的源泉在于“爱”。“爱”是情感。你固然可以把“智慧”当作哲学，但这仅是一种“是”的哲学，也就是理性主义的哲学。而“爱”的哲学是情感主义的哲学，也是最本真的哲学。

　　当然，爱的对象是智慧，而不是其他名词，若是爱金钱、爱物质，就不为哲学了。同样地对于智慧，你赋予的情感叫爱，而不是其他动作，若是恨智慧、怨智慧，也不为哲学了。恨与怨，也可以视作情感，但这是生理或心理意义上的情感，我们不叫它情感，而叫做情绪。只有“爱”这种源自心灵的才是情感，故本质上情感与爱一义。

　　情感是爱，情绪是恨，情感是积极的情绪，情绪是消极的情感。

　　价值在比较中诞生。当我们在比较“情感”与“情绪”两个词时，我们赋予前者以积极的意义——爱，赋予后者以消极的意义——恨。“爱”与“恨”、“情感”与“情绪”也就有了褒贬的涵义。积极的属褒性，消极的属贬性。积极的、褒性的事物代表正面价值，消极的、贬性的事物代表反面价值。前者称为善，后者称为恶。

　　再回到道家里的道德。道指宇宙之自然规律，德指人类之行为法则。道法自然，即有天人合一的意思。天人合一，就是指道德合，简称道德。当我们赋予这个“合”以积极的意义时，道德也就拥有了正面的价值。那么是谁赋予它呢？是儒家。

　　道德在儒家成为褒义词，它的反面即为贬义，也就是俗话说“不道德”了。从“道德”一词的演变，可以看出儒家的本质其实与道家一致。区别在于儒家是世间的学问，道家是自然的学问，儒家入世，道家自然。

　　我们知道中华文明的主要代表是儒、道、佛三家，这三家的学问也被称为“国学”。这里简单做个比较。大致上说，儒家入世，佛家出世，道家自然。自然也就是无所谓。无所谓的意思可以指消极的“不入不出”，也可以指积极的“可入可出”，是“不”还是“可”全凭自然的兴趣。所以说，消极的道家属于“不为”，积极的道家属于“可为”。“可为”者，可入可出也，所谓入者为儒，出者为佛。我们常常看到有些大家学者，如南怀瑾等人，集儒、道、佛三家学问于一身，这样的大家学者骨子里便属于“可为”的道家。一般说来，集儒道佛三家于一体的世间学者，其“身”常儒，其“脑”常佛，其“心灵”则常道也。

　　善恶褒贬是被赋予的，如何赋予？通过情感。当儒家为道德抹上情感的色彩，道德才被赋予并拥有了价值。同样的道理，真理只有被赋予以情感，真理才成其为真理。

　　（十）顺合与融合

　　在道家那里，道德合指天人合一，在儒家那里，这个“道德合”被赋予了积极的意义。中华文明的主要思想就在于“合”。“合”的思想成为五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精神。

　　“合”的思想最初并非出自道家。在老子之前，有一部书，就已经通过阐述天道的方式，教你明白人道事理，从而指引你的行动，蕴涵的正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这部书的名字叫《周易》。《周易》在今天被公认为中华文明思想的发源。它也是儒道两家共有的经典。

　　比较一下《周易》与《老子》，后者也叫《道德经》。《周易》的经文部分也叫《易经》，它分上下两经共六十四卦，上经讲的是天道，下经讲的是人道。而《老子》八十一章分上下两篇，上篇讲道，其实就是天道，下篇讲德，也就是指人道。《老子》洋洋洒洒五千言，先“道”后“德”的论述，与《周易》六十四卦上“天”下“人”的编排，其内在思想是一致的。两者都是在讲天道指引人道，即天人合一。所谓“合”，就是人道要与天道合，若倒过来，天道与人道合，就不对了。这里的“天”指自然，是在先在上的，是第一性的，“人”指精神，是在后在下的，是第二性的。所以，《老子》与《周易》的思想已经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世界观。

　　仔细观察《老子》与《周易》“天人合一”的思想，就会发现两者的“合”有所不同。老子认为这个“合”指顺其自然，即顺合。那么《周易》呢？这里我不做详细论述，就直接提出论点。我认为《周易》虽也讲天人合一，人道要与天道合，但这个“合”指的是融合。比较融合与顺合这两个概念，融合更加突出了“人”在自然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即能动性，相比之下，顺合看似较为消极、被动、保守。《周易》这种积极、主动、创造的能动精神在《易传》中更是得到了彰显。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而《周易》里的《易传》部分正是由孔子所作。儒家通过《易传》不仅继承并且彰显了《周易》的融合思想。也就从那时起，《周易》从一部单纯的占卜书成为了蕴涵哲理的思想书。

　　关于融合与顺合，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因为融合比顺合更加突出了“人”的能动性，就认为融合的思想要比顺合来得高明。就自然发展、历史进展的大趋势而言，人道与天道之“合”仍然是顺合的性质，即顺其自然。只有在考察自然发展、历史进程中的某个细节阶段时，“人”才显示出对于“天”的能动作用，这时候“人”的融合可以起到或促进或延缓“天”的作用。归根结底，融合仍要以顺合为基础。老子短短五千言，讲的是天道人道之大势，就其大势而言，天人合一，指的仍是顺其自然，即顺合。顺合是一般的，普遍的，融合是特殊的，具体的。

　　虽然顺合是融合的基础，是决定性的，但融合思想的产生仍有着特别的意义。尤其在人类精神领域，其意义最为显著。我们知道，佛教后来传入中国，到了唐代儒、道、佛三家已是融会贯通，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气象。而融通的背后，正是道家的顺合、儒家的融合，在融通进程中起了推动作用。其实佛教未传入前，儒道两家在汉代就已经开始了融会贯通。而融通后的佛，有一个最中国化的名字，叫做禅。禅是儒道佛三家的结晶。

　　（十一）公案与顿悟

　　这里浪费一点笔墨，讲一点禅。

　　说“浪费”是有道理的，因为禅属于不可言说的东西，说了也是白说，徒浪费了文字。但既然讲到了，就讲一点，讲一点点，也算减少浪费。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说的是道却也是禅。

　　孔子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说的也还是禅。

　　禅是什么？我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讲起。先讲形式。

　　在我个人看来，是的，我仅能说“个人看来”，禅的形式只有“也只能有”两个：公案与顿悟。

　　公案可以视作禅的一种教义，禅因此也成为一种宗教，虽然我个人从来不视它为宗教。

　　顿悟属于禅独有的一门艺术，称为艺术未免曲高和寡，在大家眼里或称技术较为确当。

　　公案既是教义，就要付诸语言，付诸文字。于是便要言说。由于禅之不可言说，这就有了矛盾。矛盾存在于逻辑中。

　　禅之所以不可言说，在于禅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可以被领会、被领悟，通过你的“心”，却不可被表达、被传达，通过你的“脑”。“脑”通过的是理性，它可以思考，可以言说，禅不是如此。“心”通过的是悟性，它可以感悟，可以意会，禅就是如此。

　　前文曾说过一段话，正好可以帮助理解。稍作改动，转来如下：

　　“常人的说话是从‘身’到达‘脑’，注重话头目的地的理性。这个‘理’就是逻辑，它是抽象的、科学的、辩证的、分析的、语言的。

　　“禅者的说话是从‘心’到达‘脑’，注重话头初始地的悟性。这个‘悟’也是一种逻辑，是一种处处矛盾的逻辑。这个‘悟’也有一种抽象，一种形象化了的抽象，即想象；这个‘悟’也有一种科学，一种宗教情感般的科学，即艺术；这个‘悟’也有一种辩证，一种一元论下的辩证，即中庸；这个‘悟’也有一种分析，一种三点论下的分析，即综合。这个‘悟’也有一种语言，却是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语言。”

　　讲完了形式，接着讲内容，禅的内容有一个。

　　禅的内容可以视为一种哲学，至少我个人是这样看来，因为我觉得它的内容很有思想。

　　我们知道，哲学就是“爱智慧”，重点在于“爱”。禅也一样，它的内容也在于“爱”，仅在于“爱”。禅的“爱”与哲学的“爱”有所区别。区别在于，哲学的“爱”后面还跟着名词，如“智慧”，而禅的“爱”后面跟着的是——嗯，我这里暂时不说，先空着位子。当然你可以填空，比如填上“智慧”、“思想”、“语言”等名词。

　　如何理解禅的内容在于“爱”，仅在于“爱”。举个例子。

　　假设你填上的是“思想”，就以“爱思想”为例。

　　某天当你面对一则公案，苦思冥想而不得其入，正困惑着，你的老师——一位禅师走过，对你当头棒喝：“不要思想”。

　　当老师喝道“不要思想”的时候，他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要你心中去掉“思想”那个念头。因为禅是不可思想的。于是，你遵照老师的指示，心中去掉了“思想”之念，但同时很可能“爱思想”的念头也被你去掉了。

　　同样地，你也可以填上“语言”。

　　这时候老师又大声喝你：“不要语言”。因为禅是不可言说的。于是，你心中又去掉了“语言”，却不小心“爱语言”之念也被去掉了。

　　就这样，你每次填上的空，都被老师一个个地“喝”掉了。最后只剩下——空，对，就是这个着落，着落在这个字——“空”。这时候，如果你的心中还有幸保留着“爱”而没被去掉的话，那么我祝贺你，你终于顿悟了。

　　因此，每一个学禅者，请牢记这一点：老师要你“心”中去掉这去掉那，但是他永远不会要你去掉“爱”。

　　顿悟是禅领域独有的一门技艺。恕我在这里使用“技艺”这个词，它有“艺术”与“技术”两方面涵义。称它独有，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一旦你“顿悟”了，你将拥有一种独有的本领，一种触类旁通的本领。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触类旁通，是积极的、主动的、自觉的触类旁通。其他领域并非没有顿悟，也是有的。其他领域的顿悟也会使你触类旁通，但这是消极的、被动的、不自觉的。为何有这样的区别？

　　这是因为其他领域的顿悟，无一不是着落在某个“事物”的基础上，而这个“物”已经在各个领域里卓然成“形”。这种状况下的触类旁通，你得先要在心中去掉那个“形”，然后才能填进需要旁通的东西。惟有禅领域的顿悟，它已经是着落在“空”的基础上，你大可随心所欲地、自由自在地往里面填进你所要“触”要“通”的东西。这样的填空，或者说触类旁通，就是积极的、主动的、自觉的。

　　当然，其他领域也有两个“顿悟”，与禅顿悟颇为接近。一个是道家，它的顿悟叫“得道”。一个是儒家，它的顿悟叫“入圣”。道家之“得道”其着落处在“无”，比“空”更加彻底。儒家之“入圣”其着落处在“有”，倒是应有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