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先生最近提出中国不再需要保护耕地、要突破18亿亩耕地的红线、让农业给城市化让路等等理论，引起了一阵舆论震荡。茅先生非常自信地说：反对他的人除了谩骂，就是“对粮食问题缺乏认真的思考”。的确，谩骂是令人遗憾的，也是缺乏思考能力的表现。但并非所有反对他的人都是这样大脑简单。比如，一位网友在他博客中的留言就非常一语中的：“制度不是设计出来的！是各种力量和利益挤出来的，只要人类还是人类，就不可能设计制度，这和智力没关系”。此话当然有愤激之处。人类的许多制度，都是一点一点地设计出来的。不过，总体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演化而成的大多比较健康。乌托邦主义的制度设计却经常带来灾难。茅先生所深恶痛绝的计划经济，其实就是来源于这种“设计心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前的许多“主流经济学家”也多有这种“设计心态”。他们经常把老百姓经过经验而达成的共识抛在一边，认为那不过是愚昧落后的产物；希望依靠政治权力强行执行自己聪明的设计方案，以减少市场经济形成的交易成本。
也许是因为从事的是历史研究，我不象社会科学家们那样注重“理性”，而更加看重人类的经验。所以，对于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等等，我更愿意从历史的经验的角度来解读。
在世界史上，从古代的雅典、罗马，到大英帝国，先进的经济经常依赖粮食进口，后进地区则多为粮食供应地。所以，中国是否应该保证耕地面积和粮食生产，关键还在于中国如何摆正自己在未来世界的位置。
古雅典是个城邦国家，粮食严重依靠进口。特别是到了希波战争后的“帝国时代”，其粮食供应地从西西里、黑海地区、一直延伸到埃及。这种粮食的供应结构，也被罗马帝国继承并发表光大。在罗马帝国的治下，地中海等于是罗马的“内湖”；地中海上的贸易，也成了帝国的经济命脉。这一切随着阿拉伯人在九世纪对地中海的主宰而终结。
十一、十二世纪欧洲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势力迅速反弹，重新夺回对地中海的控制，领头的正是几个粮食依赖进口的北意大利城市国家，其粮食供应地还是远达黑海和埃及、北非。在前近代的技术条件下，维持如此之长的供应线实在令人吃惊。现代社会运输和通讯技术空前发达，粮食的供应线当然可以更长，网络可以更大。这也确实说明，靠粮食进口而长期维持一个先进经济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这些简单的事实并不能为我们提供正确的历史经验。我们必须认真地考察这种长距离的粮食供应线是如何形成的、在什么条件下才靠得住。事实上，维持这样的粮食进口，必须有绝对优势的军事强权或贸易垄断。罗马帝国是个最极端的例证。她所谓的粮食进口，其实几乎已经不能说是进口，而是内部贸易。因为大部分产粮地已经在她的正式版图之中。到了中世纪不存在这样庞大的帝国，问题就复杂得多。但是，当时威尼斯是个不折不扣的贸易帝国，其舰队在地中海首屈一指（唯一的竞争者大概是另一个城市国家热那亚），曾率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陷君士坦丁堡这一东方最大都市（拜占廷帝国的首都），和热那亚一起主宰了通往黑海的航路。另外，威尼斯作为当时欧洲的第一大贸易帝国，是拜占廷帝国最大的债主。拜占廷皇帝不得不把自己的皇冠拿给威尼斯作为贷款的抵押，甚至一度因为欠债不还而成为威尼斯的阶下囚。可见，这个大帝国的皇帝，不过是威尼斯的儿皇帝而已。靠着这样强大的军事和财政实力，威尼斯商人在拜占廷帝国享受着免税的待遇，把本地商人挤出市场。他们不仅控制着东西国际贸易，甚至控制着拜占廷帝国内部的贸易。连君士坦丁堡的粮食供应，也操纵在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手中。
佛罗伦萨不具有威尼斯那样的军事强权。但是，佛罗伦萨实际上是中世纪欧洲的华尔街，其商业网络无与伦比，可以依靠自己的财力雇佣雇佣军来应付军事危机。更重要的是，佛罗伦萨的商人通过向那不勒斯、西西里等产粮区的君主借贷，换得对这些地区粮食销售的控制，进而不仅解决了佛罗伦萨的粮食供应，也主宰着西地中海地区的粮食贸易。
尽管有这种军事和贸易上的绝对优势，无论是威尼斯还是佛罗伦萨都出现过粮食恐慌。后来两个城市的军事和贸易地位下降，粮食进口越来越无保障，经济也迅速加大向农业的投入。更重要的是，北意大利这种城市国家，人口最盛时也不过十万人上下，黑死病后则大多减半，何况还有些本地的粮食生产。进口粮食所维持的人口规模还是相当有限的。
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后，一国的人口规模要大得多，主要国家的粮食供应中依赖进口的比例，很少达到中世纪意大利这些城市国家的程度。大英帝国崛起之初，是个粮食出口国。英国的粮食进出口到1800年还基本持平，以后则逐渐依赖进口。为这种进口提供保证的，则是这个“日不落”之国的海洋霸权。美国则自始至终是粮食出口国，并在粮食生产过剩的时代仍然维持着保护农业用地的政策。
另外，我们还必须搞清楚一个概念。所谓发达国家粮食依赖进口，究竟是“市场依赖”，还是“生存依赖”？举个例子。在十七世纪，世界最先进的国家是荷兰，其粮食供应严重依赖进口。但是，荷兰是当时世界的金融中心和制造业中心，富到连农民也拥有油画和股票、债券的地步；况且人口密集、地域狭小，选择粮食进口乃是市场的逻辑。但是，这种对进口的依赖实际上是“市场依赖”。也就是说，如果切断进口，荷兰人不至于没有饭吃。只是特定的国际市场环境下，他们从事工商业比从事农业更有效益，因而把农业“外包”了。等十九世纪世界金融中心转移到伦敦、英国成为粮食进口国时，荷兰居然从粮食进口国变为出口国。可见其农业生产的弹性。十九世纪英国的国际粮食供应如果突然被切断，也照样可以启动自己的农业生产而自给自足，只是经济效益比融入国际贸易体系要差一些而已。日本何尝不是如此？茅先生只提到日本有60%的粮食靠进口，但忘记了日本的农业是最受政府保护的部门之一，这种保护之优厚甚至到了荒谬的地步，乃至不断引起国际贸易纠纷。日本粮食靠进口，不是因为生产不出供应本国人口的粮食，而是国产的粮食太贵。日本农民经常是一家几辆车，住着独居的“豪宅”。这样的贵族农民产出来的粮食谁吃得起？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比中国人口密度还高的日本，城市用地非常有效率，乃至留下了大量耕地和自然野生地。最近甚至有报道说，日本人落户北海道可以自动免费拿到一块政府赠送的土地。这是“市场依赖”的粮食进口，和一旦没有进口自己就种不出足够粮食的“生存依赖”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茅先生提出通过市场调节来解决粮食供应问题，指出中国只被缺粮危机所吓倒，却忽视了粮食过剩的经济代价，这样的观点当然是有贡献的。在全球化的时代，粮食生产确实不应该脱离国际市场。但是，增加在粮食供应上的市场弹性，和政府对耕地的保护并不矛盾。比如，面对粮食供过于求的局面，政府正好可以把保护耕地的政策转化为保护环境的政策，按亩数支付给农民固定的一笔“免耕钱”，让其将耕地抛荒为野生地（这也是美国环保政策的重要部分）。当国际市场的粮价大跌时，中国可以低价进口粮食。当粮食供应紧张、粮价上涨时，在这些野生地上生产粮食的经济效益就会超过政府所支付的“免耕钱”，市场杠杆就会自动让农民将这些地重新开垦。这样，中国的粮食生产才可能随着市场供需的浮动而自由伸缩。
如果按茅先生的方案，中国耕地就可能大幅度萎缩。中国的粮食生产就只能随着需要的减少而减小，却很难随着需要的增加而提高。市场怎么可能只进行单向浮动呢？从世界史上看，一国越是减低在粮食进口上的“生存依赖”（即有应付不时之需的备用农地），就越是有信心增加在粮食进口上的“市场依赖”。更重要的是，靠进口来保障粮食供应的安全，必须建立某种世界或者区域霸权。从美国的例子可以看得很清楚：建立这样的霸权成本非常高，超出了目前中国的能力。在经济刚刚崛起之时，最忌讳的就是对国力的泡沫式期待，更不能以这种泡沫式期待为基础而制定公共政策。我虽然同意茅先生的观点，即中国的粮食政策不应该建立在世界对中国进行禁运的基础上，饥荒的可能性也非常之小；但是，依赖市场也不能一厢情愿。最近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世界粮食的供给赶不上需求的增长，最近粮价的下跌很可能是暂时现象。2008年在世界粮食危机的高峰期，几大产粮国已经宣布禁止粮食出口，有些国家因为缺粮而发生骚乱。而这还是在中国基本不需要在国际市场上购入粮食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在这一节骨眼上耕地大幅度萎缩、要依赖国际市场来解决问题，那么粮食恐怕还是可以买得到的；但那可能几乎是黑市价格，还不如自己种合算。
市场的理念并没有错。但是，任何市场都镶嵌在特定的政治框架和国际秩序之中。忽视了这一点，市场经济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