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协代表到铁道部的一派胡言(1月29日)

贾春宝 原创 | 2009-01-29 23:58 | 收藏 | 投票

从政协代表到铁道部的一派胡言

 

关键词:春运  黄牛  法不责众  火车票的制度性改革

 

前段时间某政协委员在提案中建议,运用价格杠杆来削峰平谷、调节客运需求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表示票价不涨,买票更难,高价买黄牛票,还不如直接加票价。本人认为,这种恢复春运期间铁路、公路涨价的传统,运用价格杠杆调节客运需求的想法。实是劳民伤财而又不得人心——简直就是一派胡言!

因为春节回家就是一种经济因素不能阻遏的需求。另一方面,春运时期,即使票价高出一倍,铁路部门也无力增加供给。价格涨后,供给未增,价格对供求是失灵的。因此,即使票价一路上涨,也未必能涨到黄牛党消失的地步。铁路市场开放才是增加供给的唯一办法。只有在形成真正的市场之后,供给才可以决定价格,价格也才可以对供给有效发挥引导作用。

关于黄牛,不同人有不同的观点。但大部分的人对“黄牛党”持深恶痛绝的态度。

中新网在年前所做的春运系列调查中,62.58%的调查参与者认为“黄牛太多”是造成目前一票难求现象的主因。并认为“黄牛就象一群吸血虫,每年定期到渴望回家的老百姓身上吸血”; 而在另一项调查“您觉得怎样最容易买到票”中,52.565%的网民选择“找黄牛”购票。“我不在乎黄牛加价,只要让我买到票就行”、“不敢想象没了黄牛,谁能帮我回家”……在这项调查中,另有24.174%的网民选择“托关系”买票,而仅有23%的网民选择“正规渠道”购票。

 

1、黄牛正在呈现难以控制的局势

黄牛的存在有市场的需求。

这个市场需求是刚性的。

当改革开放到一定程度,人口的大范围流动就成为必然。而任何流动都是逐渐成规模,成了规模就形成难以阻挡的趋势。

年轻人到异地打拼,就必然需要在某一个约定的日期回家“省亲”,此“省亲”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婚后久别回娘家。而是久别家人的团聚。那么衣锦还乡也好,无奈的年度汇报也罢,总之,只有定期回家才能够使得彼此尽可能少些牵挂。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遗留下来的传统是。这样的时间大体上是在春节,特别是在农历初一钟声敲响之前。

车票的一票难求与春节传统之间的矛盾,注定会使一部分人难以实现回家过年的夙愿,而那个失落的情绪是会传染的。当看到别人拿到票那种胜利者的姿态,而自己却只能“独在异乡为异客”并“每逢佳节倍思亲”。某些人在心理就最终被打败了。从不回家过年改变主意,并加入了抢票大军。

这个特定时候的需求在心理就被放大了。而且越是临近年关,这种需求被放大的倍数越大。

 

虽然本人在20087月份用五篇文章系统论述了“城市化运动”这个主题,但过于指责城市化与市场经济带来的副作用依然显得有些不大招人待见。

而且现实商品经济社会的游戏规则往往就是“只要有钱你就可以得到原本得不到的东西”,同时只要有利可图,就会有人铤而走险。从心理需求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就是哪怕多花一些钱都乐意,所以就加价买票,在这样心态的作用下,钱跟票相比就显得不是很重要的了。春运的票就成了卖方市场。

一篇题为《揭秘:倒卖火车票的惊人黑幕全过程》的文章中说:虽然火车票代理点的成本并不高,每张5元手续费足以保证其经营。但实际上申请代售点非常复杂,拿50万元能办下来还是找到了路子。春节期间火车票是典型的卖方市场,但是代理点不能多加价,只能想其他办法。通常是找一个熟悉而可靠的人(第一级的黄牛,当然还有比这个更大的黄牛,他们能直接从车站拿到票)把票大量打给他,每张加价一二十元。但是代售点打票也受限制,一手最多能打9张,但是如果代售点都这样做,一趟车的票1分钟之内就会被打光。

虽然代售点的生意并非十全十美,但车票由此成了稀缺资源,不仅不用担心票砸在手里,而且开一家票务代理店也成了挤破脑袋也要去争的生意。

 

每个人都急切地想得到回家的票,但正如本人连续两年的春运主题文章中有深入论述的——需求越迫切,需求所形成的泡沫成分就越大。

当人多方托人搞票不仅会使得票务需求量被数倍甚至数以十倍地放大了,而且也使得实际成本失控。

就如你阴错阳差地租了原本不需要的大房子,当初求房若渴就变成了求人来合租若渴,从买方变成买方。最终当缺票的他(她)发现自己实际得到的票多了,身份同理就会发生180度转变,从买票者转变为卖票者,甚至是高价转让票的人。道理也很简单,到窗口去退票,搭上了时间不说,还不能得到全额退还票款,假如把扣除的退票手续费、买到额外的票的议价部分以及自己最终使用车票的那部分费用都加进去,这些都是额外付出的钱的是可观的了。而且钱仅仅是有数的,时间却是无数的,把钱和时间加起来,那损失就是难以弥补的。所以那些票就在正规渠道之外流通,力争让自己的损失小一些。

借用证券市场的说法,那叫火车票的OTC市场。

另一个疑问是,那些彻夜排队的就真是最终使用者吗?

当然未必,现在的黄牛们都“集团化作业”了,真正的黄牛也是不会轻易露面的。排队的更大比例是炒票分子派来的托,比如在锦汉等多个购票点排队买票的人中,很多都是炒票分子派来的托,“被抓的黄牛说最多的时候可能有五六成!”保安则称“可能十个人中有三四个”。

而且被抓的黄牛说,现在正常卖出去的票最多加价100元,而这除了给排队买票人每张30元的手续费及通讯打车费用,每张票能赚到手的也只有五六十元。之所以去炒票,其实就是想赚多点钱回家过年。

因此从某种角度而言,那些人去排队也仅仅是得到糊口的辛苦钱而已。排队的也是劳苦大众的“积极弟兄”。

从窗口的票到OTC的票,黄牛们组织并囤积资源,并与铁路和警方玩“猫与老鼠”的游戏。当欲望失控了就会血本无归。

这票的一买与一卖,每个有出行计划的人都需要借助黄牛们的“一臂之力”。由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有可能甚至已经加入黄牛的队伍。

——甚至当下黄牛的队伍逐渐庞大到失控的程度。

 

2、法不责众是无奈的姑息纵容:

中国自古有法不责众的传统,而且从上面逻辑分析,确实也无法责众。

既然在排队买票的人中有至少30%-40%都是黄牛的托儿,治理黄牛就仅仅是皮毛与表层,是铁道部每年洗一次脸,但还没有彻底整容,更没有脱胎换骨。

黄牛分两类,前面分析,低层次的基层黄牛赚的是辛苦钱,而且风险极大,又要承担“过街老鼠”一样的骂名,心理压力亦极大,治理他们有些于心不忍。而且也没有那么充足的“监狱”去关押他们。

那些职业黄牛真的就是见利忘义、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吗?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谁会冒着血本无归以及被拘留的风险而去做强盗呢?

同时,花大力度所治理的也仅仅是小黄牛而非大黄牛,或者是在黄牛行业进行推倒洗牌,伤害的都是那些“基层黄牛”,所伤害的依然是民间的利益,与服务大众的为政理念就是背道而驰的。

相反,高层次的黄牛赚的是利益分配的权利所换来的钱,现在的制度好象也难以允许彻查到系统的根部。恰恰高端黄牛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在空中翻云覆雨的。

当到处都是钱权交易,到处都是袒护与人情关系的时候,就很难从根本上彻查,因而就给内部对外疏通的渠道,黄牛倒票就成了正常的现象。铁路系统的内外勾结,才滋生了春运黄牛的市场。

事实是黄牛行业不能彻查,其根源与所导致的结果,都只能是至少铁路运输的垄断性。

 

3、打击黄牛就是铁道部的推卸责任

黄牛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化的普遍现象。

铁道部通过官方对此有三个胡言:

A 造成春运现象的核心是运力的问题。事实情况是:虽然确实是面临数量越来越庞大的人口转移的问题,但显然的是这是推卸责任,为什么平时运力很充足,一到年关的时候就扛不住了呢?

B 搅乱这一池水的是那些罪大恶极的黄牛。通过前边分析,我们看到表皮与基层黄牛都是普通老百姓,而非利益最大者。这就不仅是在转移矛盾,更是在败坏政府的社会公信力的行为。

C 还要为系统的内外勾结和制度辩护。北京站“内部人员刷票”视频现象解释为卖傻瓜票,这种售票方式有利于春运临时顶岗人员的操作,通常在客流高峰时采用,主要是为了加快售票速度,减少旅客排队等候时间。

这更是一派胡言了。如果没有里应外合,谁会有那么多票可倒卖?!

 

最让人寒心的是——让那么多人凭空地损失了那么多血汗钱,难道就是负责任的态度吗?当持有假票的人被从火车上当罪犯一样地被揪下来,拉到派出所去盘查,那些持有假票的人又有何罪?

市场的需求、内外勾结、法不责众,这些都足以说明黄牛党生存的土壤的养份确实是很殷实的。

个人认为,中国不是运输能力的匮乏,更不是铁路修的不够长,也不是售票网点不够广泛,而是缺乏科学的管理体制,那管理体制从软件来说无非就是一套实名制的票务管理系统,假如从互联网的发展现状,从必要性而言,都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的程度,虽然会投入数千万,也不是不可能。

之所以难以执行,根源还是硬件。从硬件来说是对人的管理。原因何在呢?大约是既有利益受到伤害。

虽然没有什么一步到位的解决方案,但核心还是要从制度与技术管理开始。

 

贾春宝

2009129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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