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9那一天
5.12之后，关注抗震救灾成为生活的重要内容。每天除了备课上课吃饭睡觉之外，就是看电视及浏览网站以了解抗震救灾情况。
巨大的灾难骤然袭来，人性中那些崇高伟大及肮脏龌龊的东西都被放大呈现，精神一时间变得坚强也变得脆弱。那些时间成为是一生中流泪最多的日子。
在和雨燕的交流中，不断重复的一句话就是生命的珍贵。每天看着听着那些数字——死亡及失踪者人数——不断翻新，都使心灵不断被强烈触动。我在一个段文字中说过，每一个生命就是一个世界。每当一个生命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毁灭一次。
在和宁夏聊天时说到，经过这样一次巨大灾难的洗礼，也许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会有所改变。比如，我们也许会更加尊重生命。说起这个话题，又不由自主想起那个四川小姑娘李思怡的故事。这个故事过去很久了，最初是宁夏告诉我的。
5.19是全国哀悼日的第一天。
那天下午有我的经济学说史课。此前一周，就在上课的时候，发生了地震。最初的感觉——不仅对地震也包括对灾难——都不是很明显。现在，似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灾难的深重及其对心灵的冲击都出乎意料。课前备课的时候我就在想，向遇难同胞默哀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布置或摆设一点什么。我想象到的是灵堂的布局总有逝者的肖像。但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代表所有的遇难者作为寄托我们哀思的对象呢？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些学生们，那些天真幼稚的孩子们。想到他们在如花的岁月就遭受如此恐惧的灭顶之灾，总让人有心里抽痛的感觉。到天堂的路他们应该是走得最轻松最顺利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他们留下的足印太浅太浅，他们留下的声音太弱太弱。由于常年面对的是这样年轻鲜活可爱的生命，我对他们的离去满怀痛惜。最后，我决定采用北川中学操场上那排鲜艳的书包。第一次看到那张图片时，那种强烈的对比就震撼了我。一边是地震废墟的钢筋砖块乱石，一边是排列整齐的书包；一边是顷刻之前还在鲜艳而现在却已湮没的生命花朵，一边是同样鲜艳却已静默的书包。
因为担心迟到——其实我上课从来就没有迟到过——我提前一个小时从家里出发。到教室的时候，离上课还有45分钟。将课件拷到多媒体系统里，检查了一遍。打开投影仪，北川中学遇难学生那排鲜艳的书包就呈现在屏幕上。
随后，我走到教室后面。我还可以做一件事情，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捐款。最初通过手机捐款每次可以捐3元，现在可以捐24元。听说捐赠可能会有一些欺诈，但在那样的背景下，我不相信有人会灭绝良知到如此地步。相反，我认为那些倡导“理性捐献”的人或者企业，却可能代表着冷漠甚至无良。其实，那些日子一直有一种特别旺盛的冲动，就是深入地震灾区，为受灾同胞做点什么。但是，工作必须正常进行。我知道，我们每个人做好自己对本职工作就是对抗震救灾的最大支持。除正常工作之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是应该的，比如捐款，献血。
同学们陆陆续续走进教室，今天的到课情况应该比一般情况下要好。大家安静地坐着，等待着那个时刻的到来。我感觉到自己在期待着什么。这些日子，虽然一直在感动中，经常在电视前流泪——因为地震，整个生活节奏和感情节律似乎都被打破了——但感情还是被压抑着。也许需要一次爆发才不至于崩溃。这样的全民哀悼，也许正是集体发泄情感一个场景。这样的场景其实以前经历过，那是1976年毛主席去世。在我们那个偏僻落后的山村，当毛主席去世的消息传来，所有人都失声痛苦。那时候，人们在感情上对毛主席太依赖了，他老人家的骤然离世，让人们感觉到天塌了下来。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尽管是一次更加深重的灾难，但中国强大起来了，人们承受灾难的能力也提高了。正因为如此，也许人们可以更加自如地表达对遇难同胞的缅怀之情，同时也是表达自己对生命的敬意。
两点差一点，我走到台下，站在过道上。汽笛声响起之前，我好像说了一句“为死难同胞默哀，开始！”随后，凄厉的汽笛声响起，似乎一阵比一阵凄凉，一阵比一阵激昂。我的心绪一时失去了正常的节律，翻江倒海，五味杂陈。说实在话，在那段时间里，“私”的情感在沉睡，而“公”的情感在泛滥，这种情感让人感觉到一种豪迈，但又不像私人情感泛滥那样可以排江倒海恣意挥发。我很需要一次发泄来平静自己的情感，来整理自己的情绪。但是，现在处在教室里，这并不是一个适于宣泄情感的场所。在这种矛盾中，我不得不压抑着自己。听到边上有同学在抽泣，我感到一些欣慰。
默哀毕，我告诉自己，生活还得继续，工作还得完成。悲哀无助于死难者，无助于受灾者，也无助于我们自己。只要不将自己看成旁观者，我们就是在支持受灾群众，就是在对遇难者寄托哀思。这样想着，我走上了讲台。
看着屏幕上那排鲜艳的书包，又想到一群鲜活的生命在冰冷的恐惧中在无助的黑暗中被掩埋，不由自主想讲些什么。我努力克制着自己，想用正常的语调开始讲述。关于生命的意义，关于人生的价值，关于尊重他人及珍惜自己的生命，关于珍惜生命的意义……感觉热血在沸腾，心绪在澎湃。说出了第一句，就觉得语调不对。我告诫自己不能在教室里泛滥自己的情感——一方面，教室有它神圣的职能，在任何意义上，教室都不是可以发泄个人情感的场所，即使这种情感具有“公共”的性质；另一方面，我担心，即使我发泄了情感，是否能够得到回应也是一个问题。我努力克制着，再次试图以平静的语调谈论一下我准备的那些话题，但感觉语调还是不对。而且，我似乎被自己有些沉重的语调感染了，热血更加沸腾心绪更加澎湃。如此尝试了几遍，我感觉彻底失败了。——我不可能以平静的正常语调说话。于是，我走出教室。
站在走廊里，泪水如泉水般涌出。我越是告诫自己要克制，泪水越是无法控制。也罢，也罢，流吧，流吧，如果泪水可以冲刷悲伤，那就尽情地流吧。在走廊来回走了几圈，稍微平静下来，我走进教室。
我可以平静地讲我所要讲的那个关于生命的话题了。这时候，我只想陈述自己的想法，不想感动自己也不想感动别人。这个过程中，有8位迟到同学陆续进来。我隐隐感觉到一种讽刺。我的想法是，学校要求上课的同学到教室集体参加默哀，没有课的同学可以到图书馆门前的国旗下参加，也可以在寝室或者任何地方默哀。可是，这些有课的同学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迟到，我痛感他们对逝者生命的不尊重。但是，我不想在这种背景下强化这种情感或情绪的不协调甚至对立，我没有停下来，接着讲我的课。
那次课讲的是德国历史学派。机缘巧合，那次课的内容非常适合于那种悲伤压抑的场景。
首先介绍的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的生平和经济思想。在我对经济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中，对于那些有悲剧色彩的思想家总是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更多的情感认同，如萨伊、西斯蒙第、李斯特、马克思、凡勃仑。对他们的感情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的思想倾向。尤其是对李斯特和马克思。对马克思的感情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朴素的阶级情感，而对于李斯特，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于其爱国精神、奋斗历程和人生悲剧。李斯特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没有接受过系统完整的正规教育。通过自学，成为经济学教授。李斯特的时代，德国四分五离，其落后的工业在英国的竞争下举步维艰。当时，经济学的主流思想是斯密和李嘉图的“流行学派”的“古典经济学”，主张国内的自由放任和国际的自由贸易。这种理论和政策主张，也得到了德国新闻界和理论界的认同和支持。李斯特发现，鼓吹自由贸易的那些德国经济学家不过是英国资本家的爪牙，实施自由贸易政策的结果不过是使德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沦为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依附。于是，在批判流行学派的同时，李斯特提出生产力理论，构建自己的“国民经济学”。在经济学的历史上，李斯特是一个异端，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坚定怀疑者和批评者。与其学术生命一样，李斯特的个人命运也充满了坎坷。在大学任教期间，李斯特有感于德国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对于振兴民族经济的危害，于是，参与组建德国工商联盟。由于反对势力的影响，李斯特因此失去教职。后来，李斯特从政，当选地方议员，又因为鼓吹激进的政治改革而入狱。再后来，李斯特辗转移民美国。在美国，李斯特除了一如既往宣扬贸易保护外，还以美国为对象，撰写了反映其贸易保护思想的《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在这本书中，李斯特提出了生产力理论和幼稚产业保护思想。李斯特在美国的事业进展顺利，他开办矿山来积累宣传发展他经济思想的财富，他开办刊物来宣扬他的思想和政策主张。李斯特一直关心他的祖国。后来，他以美国驻德国领事的身份回到德国，目的是参与制定全德铁路网计划。这一计划是李斯特统一德国经济设想的一个构成部分。但是，这一宏伟计划由于资本家之间的利益矛盾无法协调而告吹。19世纪30年代的危机使李斯特在美国的矿山倒闭，李斯特失去了经济来源。李斯特热爱祖国并终身为祖国的富强而奋斗，但他的祖国并不爱他。这位杰出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在他的祖国居然找不到一个可以养家活口的工作。当时，鉴于李斯特的能力，法国和俄国向他提供相当于部长的职位，李斯特都拒绝了。拒绝法国人的邀请，是因为法国当时对德国实施敌对政策；拒绝俄国则是因为他不愿意接受俄国的专制体制。李斯特只能以写稿赚取稿酬来养家糊口。这样的生活何其艰苦，何况李斯特还是一个持有不同政见的思想家。最后，由于对国家政策的失望，由于家庭陷入财务危机及个人身患多种疾病加上儿子在贫病交加去世，在一个冬夜，李斯特在一个小城吞枪自尽。在经济学的历史上，李斯特的思想没有进入主流。但是，李斯特所倡导的贸易保护在其身后却受到各国的尊崇，而且，尊崇李斯特思想，实施李斯特的政策主张的国家如德国、美国、日本，无一例外应用李斯特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发展了工业化，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繁荣。事实上，李斯特并不是一个绝对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他主张，一个国家实施自由贸易还是保护贸易，取决于这个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就当时的德国而言，由于其工业基础尚未建立，其工业品尚缺乏与发达国家如英国的竞争力，故不具备自由贸易的能力。一旦德国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基础，提升了自己的产品竞争力，自由贸易也就符合德国的利益，从而可以实施了。我给大家讲李斯特，一方面因为李斯特的思想尽管异端，但对于发展中的中国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我以为，李斯特的爱国情结和奋斗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还具有激励作用。说实在话，我以往在讲到李斯特的时候，总会有些兴奋有些激动，经常即兴发挥。但这次课我感觉讲得比较平淡，缺乏激情。这不仅因为经历了刚才与哀悼日有关的那些感情经历，还因为在我讲课的过程中，我一直没有发现我所期待的那种专注那种投入，我发现大家的反映都有些冷漠有些麻木。甚至，还有人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由于缺乏回应，课讲得快了一些。通常要讲两节课的李斯特一节课就讲完了。我希望同学们可以兴奋起来——我说的兴奋不是说高兴，而是注意力集中起来，神情专注起来——于是决定讲马克斯.韦伯（1864—1920）。和马克思一样，韦伯在通常的意义上被看成是一个社会学家。以前看过一些社会学论著，说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是现代社会的三位重要代表。我讲韦伯，是将其作为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来讲的。一般的经济思想史教科书是不讲韦伯的。
我讲韦伯有这样几个理由：第一，韦伯是将自己作为历史学派的传人来看的，他曾经把自己看成是施穆勒的思想后裔；第二，韦伯虽然是一位社会学家——实际上，韦伯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但韦伯同时也是一位经济学家，他获得的第一个教职就是政治经济学教授；第三，在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中，将韦伯和桑巴特等人叫做“最新的历史学派”（我敬仰熊彼特的博学，也认同他的这一判断）。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历史学派虽然被看成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经济学流派，但是，这个学派的特点就是歧视理论，崇尚“理论的不生产”，因此，没有留下多少可以讲述的东西。从罗雪尔到施穆勒，几乎没有什么对经济学发展有影响的理论贡献。因此，讲韦伯有填补空白的意思。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受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影响太多太深，这种单向度的思维方式对于我们理解历史和分析现实都有很大局限性。比如，习惯于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路来理解经济社会发展，对于理解制度尤其是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就没有什么积极帮助。而韦伯思想中强调意识形态对经济形态变化影响的分析则可能为我们理解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思路，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
韦伯对经济思想史最重要的贡献，也许是在其1904年到1905年间发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关系的阐述。在韦伯看来，无论东方世界还是西方世界，传统伦理对赚钱、对积累财富都持有一种保守态度。尽管实际生活中，“人来熙熙，均为利来；人来往往，均为利往”，但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对牟利行为并不尊重更不支持。比如，东方的儒家文化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中，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在这样一种文化观念中，是不可能成长起以营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有赖于一种新的伦理观念的形成，那就是对财富积累行为的尊重和保护，而这种新的观念，在韦伯看来，是通过加尔文的新教改革来完成的。
说到新教改革，我想把话题扯远一些。这当然不是自我兴趣或者炫耀，而是因为宗教在西方文化中的特殊重要性。经济学归根到底是一门外来的科学，这样一门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西方文化发展的产物。很久以前读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其中讲到这样的意思，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二是宗教。我当时的理解是，“经济”为社会发展提供物质的推动力量，而“宗教”为经济行为提供精神的规范条件。正是从韦伯那里，我才明白，马歇尔所说的要比我当初所理解的要深刻和丰富得多。既然说到新教改革，我想讲一下基督教的发展。
基督教来自古犹太教。古犹太教是对弱肉强食残暴黑暗的现实世界一种反映。犹太教希望建立一个财产共有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一个地上千年万国。这个世界同时也是一个道德王国。但是，世俗的世界是恶滋生泛滥的温床。在恶的土壤里即使长出善的花也接不出善的果。也许是对建立地上千年王国的缺乏信心，耶稣对犹太教进行了改革，创立基督教。既然在地上无法建立大同世界，就把希望寄托在天上。在基督教的世界里，地上千年王国不存在了，现世生活的意义仅仅在于为来世的天堂做准备。由此，基督教对现世生活持有一种保守的态度，反对利润，反对利息，反对财富的积累。保罗将基督教推广到犹太人以外的世界，而彼得创立的教会则成为基督教传播的核心机构。“教会是上帝在人间的磐石”。只要是在人间，人身上所固有的恶就必然会污染上帝的圣殿。实际上，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教会作为一个有形的组织机构，其存在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因此，财富的积累不可避免。实际上，自从保罗建立教会之后，物质积累就进入宗教活动中。教会的义务不仅是通过传教光耀上帝，也包括积累财富建立高耸入云的教堂以承接上帝的光辉，将教堂装饰得金碧辉煌来增添上帝的光彩。至此，手执一根手杖，身披一件羊皮袄子的旷野传教时代结束了。到了中世纪的时候，教廷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更加明目张胆肆无忌惮，教会成为欧洲最大的地主，最大的金融机构，最大的高利贷者，最大的进出口商人。但基督教的教义本身还在信誓旦旦地反对物质利益，谴责牟利行为。基督教教义与其牟利行为的冲突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教皇和主教们挥霍无度，低级教士的荒淫无耻令世人侧目。尽管有阿奎那（1225—1274）出于维护宗教权威的需要为利润、利息及私有财产进行的辩护，教会的形象还是大大受损了。
教廷的经济暴行在赎罪券上表现得最为充分。赎罪券的产生是为了适应十字军东征的需要——当然，名义上的保护耶路撒冷圣殿免遭异教徒的蹂躏其实也不过是一种经济行为，一种保护欧洲商人贸易利益及推动欧洲权贵和流氓混混前往东方掠夺财富的行为——但最终却发展成为教廷以宗教的名义聚敛财富的手段。“钱币投入钱箱叮当一响，灵魂就叮当一声从地狱升入天堂”，这是当时一则发行赎罪券的广告。本来，教会机构通过十一税、彼得便士等手段以及经营商业和金融已经聚敛了大量财富，但人的贪欲是无限的，教会的贪欲也毫不逊色。赎罪券不过是一种更加冠冕堂皇的敛财手段而已，但也正是这种冠冕堂皇引起那些有着真诚的宗教信仰的教士们的反感。路德就是通过反对赎罪券并掀起宗教改革运动的。
马丁.路德（1483—1546）出身于德国一个贫寒农民家庭，后来被一个富商收养。大学其间，有人劝导路德皈依基督教。一开始，路德有些犹豫。他说：“如果我遭受灾难而得救，那就说明上帝在关照我，我就皈依基督教。”一次，路德与同学外出游玩，忽然天上一个霹雳袭来，将路德击倒在地。醒来后，路德发现自己安然无恙，于是履行诺言，皈依基督教，成为一名教士。路德对上帝有着绝对的信赖和忠诚。出于对上帝的极端敬畏，很长时间他居然无法说出上帝的名字。正是出于对上帝的绝对忠诚，他对教士们的腐败行为深恶痛绝，同时，也没有放弃希望。
路德最终还是对教会失望了。在一次参拜罗马教廷之后，路德对教廷的奢侈腐败，对高级教士们的荒淫无度深为震惊。那种理论与实践，信条与行为的对立让路德瞩目惊心。尤其是，当某位红衣主教为筹措教堂建设资金在德国大肆出售赎罪券时，路德深谙其虚伪和贪婪，对此忍无可忍。出于对上帝的绝对信心和绝对信仰，马丁.路德对教会的其他形式主义如出售圣物也痛心疾首。1517年，他将《九十五条论纲》贴到了教堂大门上，公然向罗马教廷挑战。路德声称，救赎的权力仅仅属于上帝，获救的条件仅仅在于信仰。教廷以赎罪券等形式，假上帝的名义行驶救赎的权力，不仅是在榨取教会不应该获得物质利益，也是在僭取上帝的权力，这是对上帝的亵渎。路德强调，教会仅仅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机构，仅仅是上帝意志的实现者。教会没有权力实施救赎，更没有权力创造救赎的形式。赎罪券的实质不过是教会假上帝之名行聚敛财富之实。赎罪券不仅不可能使罪人获得救赎，反而使期待获得救赎的罪人陷入更加不义的境地。因为上帝需要的是人们真诚的信仰和虔诚的皈依，而赎罪券则为罪人们的机会主义开辟了道路。在路德看来，恢复基督教的纯洁，恢复基督教真正作为人们信仰形式的关键，在于确立“因信称义”的信条。在这一信条之下，信仰是唯一获救的希望， “唯有信心，唯有经典，唯有基督”，人才能真正光耀上帝，才能得救。在路德的信念中，形式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信仰。他认为，上帝并不反对人们的世俗生活。如果所有人都拒绝世俗生活，谁来繁育人口，谁来光耀上帝；如果所有人都成为物质的寄生者，成为物质财富的拒绝者，荣耀上帝的肉体何以存在。路德以为，献身于基督并不意味着拒绝现世生活，在一定意义上，反而要求人们以更加积极更加旗帜鲜明的态度介入现世生活中。因此，婚姻并不被基督徒所排斥。这个貌似粗鲁农民的教士身体力行，不仅娶妻，而且生了一群孩子。路德对教廷的大胆批评和粗野斥责引起罗马教廷的强烈愤慨，他们将路德视为洪水猛兽，是“上帝葡萄园的野猪”。罗马教廷动用其一切可以动用的物质和精神的，宗教和世俗的力量，意欲置路德以死地，以为灭绝宗教改革的烈火。在罗马教廷追杀中，路德在同情宗教改革的选帝候的庇护下才逃过灭顶之灾。
路德在一定意义上只是一个破坏者，而真正建立新的宗教体系的是来自法国的加尔文（1509—1564）。1536年，年轻的加尔文被任命为日内瓦市的“《圣经》解读者”。路德宗教改革的目的是摆脱虚伪教规的形式束缚，实现基督徒的自由，实现真正的信仰自由。但是，在加尔文看来，基督教改革的任务在于实现宗教的纯洁，而宗教纯洁的实现，所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纪律，不是情感而是理性。加尔文对纪律和理性有着天生的强烈追求。这个权力的追逐者，理性的绝对信仰者，对自由持有严酷的厌恶情绪。在他看来，上帝作为世界的设计者是一位理性的工程师，他所设计和创造的世界有着自己特殊的秩序，这种秩序存在的证明就在于世界持续有序的运转。在他看来，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建立秩序，而秩序不过是上帝意志的反映。在这样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里，理性作为上帝意志的实现有着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应该奉献给上帝才能实现其意义。于是，音乐、娱乐、休闲、歌舞因为不能作为荣耀上帝的手段而失去意义，一切节日都因为妨碍对上帝的光耀而失去理性的价值。于是，路德所追求的基督徒的自由在加尔文那里变成了基督徒的枷锁——纪律、规则、信条、法律成为人们皈依基督教的条件。当然，在加尔文的观念，这种枷锁是实现上帝意志的形式。显然，在路德和加尔文之间，对待民众，对待基督徒的态度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在路德那里，人均有着自己的理性，因而具有自我行动的能力，而在加尔文那里，理性仅仅属于真理的拥有者，仅仅属于加尔文之类的圣经解读者，仅仅属于少数的社会精英。加尔文被看成是理性的化身。这个理性的代表，极端的理性追求者，将纪律看成是构建社会的唯一法宝，看成是宇宙的根本秩序。在他看来，自然本身就是一个自我循环的机器，有其内在的不可更改的规则。遵循自然的秩序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但是，就一般民众而言，缺乏理解和实践自然秩序的能力，因而需要指导和牵引。而教会，就承担着指导和牵引愚昧民众走向天堂的任务。这样，在路德掀起宗教改革的狂潮，在很多地方包括日内瓦瓦解了旧的宗教成规之后，加尔文的使命则是建立一个新的宗教共和国。在加尔文的努力下下，日内瓦成为新教徒的避难所，成为新教的核心。
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强调以理性规范人们的行为。而这样一种理性精神——在韦伯看来——其中蕴涵的新教伦理，进一步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其产生和发展需要一个坚实的伦理基础，这样一种全新的伦理，能够克服传统伦理对于牟利行为的约束，能够解放人类对利益追求的天然冲动。而这样一种全新的伦理，通过加尔文的新教改革而得以建立。韦伯认为，新教改革对西方经济伦理的历史影响，就在于树立了新的天职观念并形成新的世俗禁欲主义。
在加尔文的宗教观念中，每一个人在其世俗生活中都承接了上帝的诫命，从事某种世俗的事务。一个人能否得救不在于其从事的世俗事务的地位高低——实际上，任何世俗事务当被理解为上帝赋予的天职时，就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既然每个人所从事的世俗事务均出自上帝的安排，则尽职并取得世俗的成功就是在荣耀上帝。即使是从事商业活动，也是上帝赋予的天职。如果上帝赋予一个人从事商业活动，而他不是尽心尽力赚取利润而是对营利行为持有一种保守消极的态度，就是在违背上帝的意志，就不能得到上帝的赞赏，就会失去救赎的机会。相反，一个人如果被上帝赋予赚钱的职能而且取得成功，则是忠实履行了上帝的职责从而给上帝带来荣耀的光辉，这样的人将被救赎。在基督教传统中，营利行为一直是受到抑制的。在耶稣以来的观念中，人进入天堂需要排除一切世俗的烦扰，而财富则是人们进入天堂路途中的一种负担。这样，加尔文的新教观念不仅为人们的牟利行为开辟了道路，赋予人们积累财富的合理性，而且将其提升到荣耀上帝的地位。对于传统束缚下的人们来说，这是一种观念的彻底解放。以天职观念解放人们的牟利行为，成为东西方文化的一种重要分野。在东方文化中，传统的对牟利行为的保守态度一直没有受到彻底的冲击，对商业行为的保守态度成为传统伦理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尽管世俗世界里人们对物质利益孜孜不倦地追求，但这种追求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却缺乏合理性，于是，这种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非理性的特点，也就是成为韦伯所说的那种贪得无厌的特点。当加尔文新教改革的结果使营利行为成为一种天职，成为荣耀上帝的一种形式时，商业同其他一切职业一样具有了神圣性。于是，理性正大光明进入人们的商业行为中，这样的营利行为，作为一种理性考量的方式，具有了韦伯所谓资本主义营利行为的特质。
当然，加尔文所倡导的营利观念作为资本主义伦理的基础，还需要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那就是节欲。在加尔文看来——其实，从奥古斯丁（354—430）以及阿奎那以来的观念就是这样——一个人从事商业活动取得了利润，积累了财富，并不意味着他有权利挥霍自己的财产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每一个人，无论其商业活动取得多大程度的成功，无论其积累财产的多少，他都仅仅是上帝财富的看守者，或者说，每一个在商业活动中的财富积累者，对其所积累的财富，仅仅具有看守保管的权利，而不具有挥霍消耗的权利。上帝赋予人类的财富，最终必须服务于其所有的子民。因此，奉献是任何基督徒必须的义务。节欲不仅意味着积累财富以服务于大众的利益，同时在一定意义上还意味着道德的完善。在韦伯看来，当人们将自己的欲望节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将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光耀上帝，这将是一个是人类的道德不断完善的过程。
对营利行为合理性的认同和尊重以及对世俗禁欲主义的强调，产生于加尔文的新教伦理，并进一步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基础。这就是韦伯所强调的意识形态制约和影响经济活动方式的基本观念。韦伯的研究立论鲜明，论证翔实。但是，作为一个继承历史学派思想观念的思想家，韦伯可能也继承了历史学派方法论方面的某些缺陷和弊端。历史学派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不完善的归纳法。我们知道，任何归纳都不可能是完备的，归纳不过是在尽可能但仍然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搜集资料，抽象出一般关系的方式。但归纳总是具有局部的特点，不可能涵盖所有历史和现实的材料。就韦伯的关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的研究而言，其所掌握的材料看起来是充分的，其逻辑推演看起来是完备的，但是，即使最渊博的韦伯也不可能穷尽所有历史材料，因此其归纳总是有限的。韦伯的朋友和论敌桑巴特（1863—1941）在一部关于资本主义产生的论著中，就指出韦伯研究的片面性问题。桑巴特认为，在新教改革之前，资本主义的营利伦理及其节欲观念就早已存在于犹太教的观念中，如果说意识形态对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话，这种影响首先来自犹太教而不是新教。相反，新教在很多方面不是在促进而是在阻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桑巴特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理性的营利行为确实不是产生自新教改革。不过，韦伯的说法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就西方主流文化而言，新教改革之前的基督教伦理是反对营利行为的，如果没有加尔文的新教改革，资本主义精神的确立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可能会是一件更加遥远的事情。韦伯的研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不论其最终结论是否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但强调意识形态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对研究历史经济社会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
我饶有兴趣的讲着，却看不到多少积极的回应。我有些失落。
下课的时间到了，我把迟到的几个同学留下来。我想询问一下他们迟到的原因并将我前面讲的关于生命意义的话题借题发挥一下。虽然没有特别的情真意切，我想我还是在谆谆告诫。但是，当我在谈论生命、尊严等话题时，我遗憾地发现了他们的冷漠和无所谓。一时间，我有一种崩溃的感觉。
5.19过去8个月了，这期间，又经历了奥运会，三鹿奶粉，金融风暴等等。这个世界仍在变化之中，而且变化在不断加速。
为了在这个迅速变化的世界里留下点什么，啰啰嗦嗦记下这些。
2009年元月26—27日于湖南华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