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挑战邓小平　　

　　吴敬琏挑战邓小平

　　——关于对吴敬琏《中国问题目前的症结》的诠释

　　徐汉成

　　

　　现在，我向国人描绘一幅图景：在城市，大中型国有企业全部卖光，在农村，实行土地私有化，产生一个地主阶级，然后，以镰刀铁锤为标志的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被撕得稀烂,中国共产党宣布解散，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主席像被摘取，五星红旗不再高高飘扬，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轰然坍塌，再由一个由资产阶级当政的代表站在当年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向世界宣布，中国实行“总统制”……。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这就是吴敬琏等一帮“精英”们夜以继日为中国描绘的图景，就是这一帮“王婆”们不停的向执政高层兜售的“市场化改革”的美妙图景，就是这一帮“巫师”们胡诌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绝伦图景。就是这一帮政治骗子们苦心经营的诱骗全国人民走向“平等与自由”图景。

　　由此，六十年前由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千百年来压在全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重新压到中国人民的头上，而后，“路有冻尸骨，朱门酒肉臭，”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再过几年或几十年，人民起义风起云涌，中华大地陷入动乱之中，各民族纷纷宣布独立，中国轮回到历史上的战国时代……。

　　也许，这个图景可能离我们为时不远，也许，这种图景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我们永远也看不到……。

　　现在看来，早就有人利用邓小平的“改革”理论对全中国人民对全体的中国共产党人设下了圈套，让人们一步一步钻进了这个圈套还浑然不觉。从（吴敬琏：《中国问题目前的症结》）一文一眼就能看出这些“精英”们的险恶用心。

　　《中国问题目前的症结》一文虽短，却多处提出了“旧路线与旧体制”，在吴敬琏的笔下，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的社会主义被称为“旧路线与旧体制”，一九七八年后的“改革”被称为“新路线与新体制”。

　　《中国问题目前的症结》开篇就说：“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尤其是与经济问题相关的不公事实，根源在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

　　剝开吴敬琏“倡导”的“改彻底”的画皮，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改革”？吴敬琏指责“改革不彻底”的用心是什么？他所兜售的“市场化改革”又是什么货色？。

　　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二是决不能导致两极分化。”（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其后，在南巡讲话中对“改革”又做出了注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可见，第一，邓小平倡导改革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开展的，第二，他是把基本制度与经济体制区别开来的，第三“改革”改的是“体制”而不是“制度”！

　　用哲学的观点看，从事物的矛盾运动规律看“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因此“改革”是通常的，必须的，无所谓“彻底”或“不彻底”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在改革，台湾马英九也在倡导改革。但“改革”决不是改变社会的基本制度与本质特征，如果说“改革”就是彻底改变制度，那么，资本主义或台湾是否也要“改彻底”将资本主义制度改为社会主义制度呢？

　　我们可以看出：吴敬琏所谓的“改彻底”无非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彻底”的私有制，搞“清一色”的资本主义，第二就是政治上的不要共产党领导，搞西方的多党制。

　　什么叫做“改彻底”？至今，共产党的文件里没有下过定义，吴敬琏也没有在“改彻底”的“质”与“量”上做出明确的解释，或者说要改成日本模式、美国模式或台湾模式。说穿了，无非是让社会主义的“基因”片甲不留，彻底“脱胎换骨”，即使如此，“资改派”们纵然也是不肯“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一定的又要在“政治体制”上大做文章，打一场“攻坚战”，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一旦建立，其上层建筑则理所当然的与之相适应，不然，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则严重脱轨，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也理应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所有的无产阶级的政权，人民共和国的政体、社会主义的政策理当“清一色”的退出。难道吴敬琏这不是在挑战邓小平理论与总设计师作对吗？

　　吴敬琏在《中国问题目前的症结》中说：“支持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改革的人们认为，既然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公是由市场化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活动干预压制等寻租活动基础所造成的，根本解决之道就只能是坚持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存在的经济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

　　这里，吴敬琏采用了隐晦的词语，运用了鱼目混珠与偷梁换柱的手法，什么是隐晦的词语呢？这就是“市场化”与“经济改革”，我们知道，1976年前的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成分，只不过所占比重与份额的大小不同而已，“改革”后，先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走到现在则是“市场经济为主，辅之以宏观调控”。实际上，“市场化”没有什么需要“改彻底”的了，但是，表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所有制这一块，还需要“改彻底”，还有一部分企业仍属于国家所有，土地仍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这就是吴敬琏所说的“由于实行“双轨制”的社会存在法治的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的发展前途”，因此，吴敬琏的意思是：当前中国是“混一色”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不是“清一色”的资本主义，其发展前途只能是权贵资本主义，只有干净、彻底的铲除全部的公有制，其发展前途才能是“法治的市场经济”。但是，在这里，我们要请问一下吴敬琏，中国在改革的三十年来，制定的法律还少吗？为什么没有约束得了权贵的公共权力的“寻租”呢？

　　吴敬琏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也就是由于各级党政机关有过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力，能够接近这种权力的人就可以凭借这种权力靠寻租活动暴富，或者由于部分企业的行业垄断所造成。根据这种分析，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应当是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挖掉寻租活动的基础，打破对竞争性领域的行业垄断，坚决打击“权力搅买卖”的腐败行为’。

　　这不仅是一段蛊惑人心的谎话，而且是一个标准的圈套，我们知道，任何的社会形态都具有社会的公共权力，难道资本主义就没有隶属于国家与社会的“公共权力”？美国、日本、台湾就没有“种种不公”？中国为什么在“改革”前没有出现贪腐频发，“改革”后三十年中之所以贪腐频发，正是因为公共权力有了私人资本作为“寻租”的载体，党政的“公法权”与私人资本结成的“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正是由于“改革”的方向出了偏差、走了弯路，导致了“私人资本”的日益增加，才使“权力寻租”有了肥沃的土壤，因此，中国的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是大量的公共权力与大量的私人资本互相交配孪生的怪胎。

　　吴敬琏们把社会的种种的矛盾一概归咎于“改革”的“不彻底”，按照他的说法，只要“改彻底”社会就不会有矛盾了，按照他的说法，只要是“清一色”的资本主义，就不会出现贪污腐化，台湾就不会有“陈水扁”案，按照他的说法，只要是“改彻底”地主和资本家就会和广大的工人农民世世代代和平相处……。怎么可能呢？简直是天方夜谈。实际上，吴敬琏在“推滚子上山，赶鸭子上架”他的逻辑是：女人既然失了贞节，干脆不如做婊子。

　　再谈“机会平等”问题，既然目前中国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造成的，难道“改彻底”机会就能平等吗？我们知道，市场化的竞争，在外部环境同等的情况下，一是靠资本，二是靠竞争者自身的综合素质与能力，三是靠竞争者享有可供利用的各种综合资源的多少，通过三十年的改革，目前的既得利益者与普通平民已经分化为占有了不同等的资产、享有不同的文化与教育资源的阶级，已经产生了大量的不平等，因此，不管是在改革前的既得利益者，还是“改彻底”后的既得利益者，其竞争的机会都是不可能平等的！

　　吴敬琏又说“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宣传说，赞成市场取向改革的人们主张扩大贫富差距，而市场化改革也正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罪魁祸首。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中国收入差距过大，正是一批主张改革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并逐渐引起社会注意的。”

　　这不仅是一个巧妙的回旋，更是摆出一副伪善的假面具，众所周知，中国现在有两个暴富群体，一个是在市场化中以公共权力将私人资本作为寻租载体的权贵群体，第二个就是在权贵群体的卵翼下以剥削剩余价值而产生的私人资本群体，这两个群体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其罪魁祸首难道不是偏离方向的所谓“市场化改革”又是什么呢？至于两极分化是吴敬琏等主张改革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则更是荒唐可笑，人们是否曾经记得，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初期，当中国出现首批“万元户”的时候，早已是四乡八里，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谁家有钱，谁家没钱，难道还要你们这些“专家”们来告知老百姓？

　　最后，吴敬琏说：“这次争论的焦点问题，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究竟是一条应当坚持的正确路线，还是一条应当否定的错误路线？”

　　   这是一个吓唬人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如果不“改彻底”，就是否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反之，只有“改彻底”才是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既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霸气，又有“借助钟馗打鬼”的意境，更有“逼宫”的气势。众所周知，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倡导改革的起点。但是，无论是翻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也好，中国共产党的历届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也好，还是翻开邓小平文选，从来没有过所谓对“改革”“彻底”与“不彻底”的论述，反之，倒有过不少关于在“改革”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论述。由此可见，吴敬琏的《中国问题目前的症结》与谢韬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遥相呼应，一脉相承，看上去温文尔雅，骨子里杀气腾腾，通篇只浸透着两个字：“复辟！”他们都是明地里在打着邓小平倡导改革的旗号，暗地里又在挑战邓小平关于改革的理论，其用心何其毒也！

　　毛泽东早就说过：“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这些人是谁呢？就是吴敬琏、谢韬等所谓的“精英”们！

　　

　　二00九年十月十五日

　　

　　（附） 吴敬琏：中国问题目前的症结

　　              第三次改革大辩论

　　 改革的时间拖得越长，新旧两种体制之间积累的矛盾就会越多；既得利益者积累了更多的利益，也就有更多的动力去阻挠可能影响自己利益的进一步改革。

　　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尤其是与经济问题相关的不公事实，根源在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这一点在中央决策层已经明确，并指出“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但要将改革深化推进，还需要有更切实、有力的措施。

　　由于实行“双轨制”的社会存在法治的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的发展前途，于是，近年来就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例如，当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放开，商品市场寻租的可能性大幅缩减时，腐败被抑制，大众满意的声音占有支配地位。又如，当世纪之交包括大量“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实现“放小”改制，促成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大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时，虽然出现了某些局部性的不公正行为，满意的声音仍然占有优势。

　　反之，当进一步的改革受到了阻碍，比如说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停顿不前，或者改革遭到扭曲，比如说推行了所谓“斯托雷平式”的权贵私有化时，就会造成腐败活动猖獗，贫富差别进一步扩大的态势。面对这种形势，提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

　　支持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改革的人们认为，既然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公是由市场化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活动干预压制等寻租活动基础所造成的，根本解决之道就只能是坚持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存在的经济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

　　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解决方法，这就是回到1976年以前极“左”路线支配下的旧体制去。一些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诿过于市场化改革，将腐败猖獗、分配不公等消极现象的正当不满，南辕北辙地引向反对改革开放的方向，挑起了新的一轮改革大辨论。

　　改革开放30年来，类似的争论已经有过多次。例如，1981年到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进行过一次，1989年到1992年的十四大又进行过一次，2004年－2006年已经是第三次。这次争论的焦点问题，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究竟是一条应当坚持的正确路线，还是一条应当否定的错误路线？

　　在这场争论中，改革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发表讲演，印发书刊，组织“学习”，重弹他们在1989年--1991年大争论中唱过的“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旧调，指责改革的市场化方向。他们把中国改革说成是“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指责改革的领导人是“背叛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走资派”和“资改派”：“一是经济上继续推行私有化”；

　　“二是在政治上继续推行自由化”，“莫名其妙地提出一些没有阶级性和革命性的口号和主张，例如什么‘以人为本’‘和平崛起’‘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等”；“三是在外交上继续实行投降妥协的路线”，“根本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了”，“反而跟着帝国主义的屁股后面污蔑那些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是什么‘恐怖主义组织’‘破坏稳定的力量’”。“在改革中，私化、西化、腐化、分化基本完成，并且一再借改革开放在制度上肯定下来，培养了一些亲美的新资产阶级分子。”

　　他们还攻击说，当前医疗、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端以及国有资产流失、贫富两极分化乃至矿难频发等问题，都是由这种市场化的“资改路线”造成的。这些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极力鼓吹，目前我们遇到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从腐败猖獗、分配不公直到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等都是由市场化改革造成的，由此鼓动扭转改革开放的大方向，重举“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七八年再来一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实现“对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改革开放前旧体制和旧路线的支持者对中国现状所作的这些主张，不论就他们的“诊断”，还是就他们的“处方”来说，都是不正确的。以贫富分化为例。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宣传说，赞成市场取向改革的人们主张扩大贫富差距，而市场化改革也正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罪魁祸首。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中国收入差距过大，正是一批主张改革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并逐渐引起社会注意的。问题的焦点在于，中国社会中的贫富分化加剧的原因何在，解决这一问题的着力点又应当在哪里。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断言，这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因此，他们主张把矛头对准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而取得中高收入的人们，以便拉平他们和低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主张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的人们则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也就是由于各级党政机关有过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力，能够接近这种权力的人就可以凭借这种权力靠寻租活动暴富，或者由于部分企业的行业垄断所造成。根据这种分析，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应当是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挖掉寻租活动的基础，打破对竞争性领域的行业垄断，坚决打击“权力搅买卖”的腐败行为。

　　当然，在市场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由于人们的能力有大小，也会产生收入的不平等。特别是中国目前传统低效农业和现代先进工商业二元经济并存，这种差距就会比一元经济中更大。对于这种结果不平等，也应当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补救。但最重要的补救办法，应当是由政府负起责任来，建立起能够保证低收入阶层基本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原来实行的只覆盖国有部门的社会保障体系本来就很不完善。像公费医疗费体系，只覆盖国营企业和党政机关，支出主要用在城市居民，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身上，普通工人、特别是农民却缺医少药。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套体系完全无法运转了。因此，1993年的改革方案里对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做出了框架性的设计。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一设计也是基本正确和大体可行的。如果能在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完全有可能为中国居民编织一个能够有效运转的安全网。可是14年过去了，由于某些部门出于部门利益的考虑，采取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使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方案由于国有企业老职工“空账户”补偿问题未获解决而不能实现。如果说他们对中国社会问题所作的“诊断”属于“误诊”，他们开出的“处方”，即回到“全面专政”时代，就更是有害无益了。

　　我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于经济资源的支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要求加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加强政府及其官员不受约束的“专政”权力，不正是强化腐败的制度基础，和他们所宣称的目标南其辕而北其辙吗？

　　这样，虽然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煽情和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某种优势，在对医疗、教育、住房以及国企改革等具体问题的讨论中，通过蒙蔽蛊惑大众，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但是一当他们亮明底牌，即扭转历史车轮，回到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民族灾难的旧路线和旧体制去的时候，那些虽然对于改革开放的某些具体做法和中国社会的现状怀有意见，但能够理性思考问题、并不反对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大方向的人们，也就离他们而去了。

　　

　　（附）吴敬琏个人简历

　　1930年1月24 日生于南京。

　　1942年至1945年，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

　　1953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

　　1954-1984年中国科学院(后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1955-1956年跟后来在柯西金时期成为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前苏联专家阿·毕尔曼学习, 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

　　1956-1957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

　　1979年开始,把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 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想法。

　　1982年和别人合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和《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等文章, 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

　　1983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

　　1984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4-1988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

　　1986-1987年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

　　1984年至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1985年至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主编；

　　1990年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评议会委员

　　1992年起《改革》杂志主编；

　　1999年匈牙利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Collegium Budapest)，研究员

　　199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访问研究员

　　199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1990年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评议会成员

　　1983——1984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1986——1987年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

　　1984年至今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其中1984～1989年任常务干事，1985～1990年任动态组组长

　　1983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1979——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1954——1979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

　　2007年吴敬琏等100名海内外英才分别摘取了2007十大系列英才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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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研究领域

　　理论经济学

　　比较制度分析

　　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

　　现代公司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