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老子、释迦牟尼、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活动的人类思想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2500年，21世纪的今天，第二个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重新来临。世界需要对话，文化需要融合。
——林永青
对话（dialog），是一个外来词。中国文化更注等级和秩序（个人以为，“不全对，也不全错”），不太讲“对话”，更经常用“指示；讲话”之类的自上而下的词汇。哈贝马斯等西方社会学家，在讨论“现代性”(modernity)问题时，甚至将“对话民主”作为现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第六》）孔子说，中庸是最高的“德”。
注意：在中国文化最初的语境中，“道”与“德”不是一回事。“道”是目的，“德”是方法。老子的《道德经》中对“道”和“德”是这样描述的（中国文化重“描述”，轻“定义”；也好也不好）：“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用了一种排除法来否定式地描述了“道、德、仁、义、礼”的优先级。
所以，我以为，孔子将中庸称为“德”（方法）是恰当的。西方文化“分析”得更“原子”、更具体：西方有所谓终极价值观和工具价值观的区分。不妨可类比中国文明之初的“道”和“德”的内涵。（既是类比，肯定不准确；不争论）。西方文化中，和“中庸”概念最接近（不完全相同）的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Golden Mean。现代西方文明几乎有一半来自于古希腊的文化传统。亚里士多德认为：“精神上的卓越是一种中庸......在两种恶习中，一种陷于过度，另一种则显得不足。”
将“中庸”称之为“德”是恰当的——借用西方语汇，中庸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前者是中国人所说的“为人”，后者是中国人所说的“处事”。——中国人的“为人”和“处事”，其实也是不可分的。谈到“为人”，的确不可过于偏激；谈到“处事”，的确应当全面而平衡。
不少中国人倾向于认为，（intend to; “倾向”是外来词，既提到了方向，也提到了程度），为人处事过于平衡是一种“罪过”（与“德”相对，“罪”也是工具理性）或者“妥协”。
其实，我认为，“过于平衡”这个词，从西方逻辑的角度看，是一个悖论，因此并不存在。从东方角度看，孔子还说过，对于中庸之道，常常不可得，“过犹不及”。根据中国文化“重道轻器”的传统，“平衡”其实是不存在的，更多时候是“不及”。随便举几个例证：其一、中国人做事情马马虎虎的时候多、认认真真的时候少，所以，深谙中国文化的毛泽东当年才不断强调：“世上的事，最怕‘认真’二字”；其二、我们这几年听说的政府的“面子工程”、和企业的“细节执行力”听了很多。从常识也可以判断，经常强调的东西，往往是做得不好的东西。比如，每年强调“妇女节”、“儿童节”、“教师节”......，我们多数人应当可以认同，这些“节”的出现，多是因为相应人群的社会地位“被尊重”的还不够。
此为未完稿，所以谢绝编辑推荐；任何结论都是一说就错，因为语言“小于”事实，因为永远有例外，所以谢绝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