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评论员 韩洪刚2009-12-17 03:05:30 第57期
2009年12月14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停止用户注册“.CN”域名
2009年，网络进入“多事之年”，从内容彻查，到网站清理再到域名注册限制，中国互联网的治理举措鱼贯而出。日前，BT关停与“.cn域名”停止注册成为最受关注的网事，多年来业已成型的网络生活秩序和娱乐方式突遭颠覆。
在一个国家的动荡与变革期，每一项关键性措施，都可能将塑造未来社会的形貌。在制订与推行之前，我们都应该进行充分而系统的思考：这对中国的演进而言，是福，还是祸？由互联网治理方式引发的争议，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部分，而如何正视网民的声音，则成为考验政府管理智慧的一个不可逃避的问题。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下的美剧，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红火的《越狱》；网友们都已想不起，下载了多少个G，我也是偶然翻硬盘，才想起ChinaBT；谁封了你的服务器，谁锁了你的IP，谁把你的资源清洗，谁给你做的寿衣……”
这一曲BT版的《同桌的你》正在网上迅速流行，成为了当下互联网情绪的真实反映，以“许可证”之名全面封杀BT的正当性引来质疑。
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常犯的错误是，自以为是在改善问题，往往却是在制造问题，就像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所指出的：“我们赖以解决问题的政策，往往就是产生困境的原因。”而中国的互联网治理，很可能正在出现这样一个倾向。
“越过长城，走向世界”
截至2009年11月底，中国的网民已达到3.6亿。互联网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的互联网成就，亦得到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赞扬。他在访华时的演说中指出，在这个“互相连接的世界”里，“中国是世界上使用互联网技术最多的国家”。
1987年9月，北京市一家研究机构对德国学术机构发出了一封写着“越过长城，走向世界”的实验性短信。这是中国第一次与世界的网络沟通。1995年，中国电信开始向社会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由此，中国逐步进入了一个网络社会。“互联网会不会促成中国社会的大幅转变？”成为众多关心变革的人士心中的疑问与期盼。
从2007年“人肉搜索”介入公共事务，到2008年年轻人利用互联网参与国家“大事件”，以及2009年网络监督概念的风生水起，无一不凸显出中国民众的参与精神，以及利用互联网介入公共事务的强烈愿望。同时，政府亦在因时制宜地调整网络管理的手法，官与民的关系和边界不断调整。200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网同网友在线交流，则成为中国互联网进程的里程碑事件。此后，官员设立博客蔚然成风，还有官员开通QQ号，接受网友的建言献策。
现在，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民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在发挥着影响公共事务的巨大威力。从公共政策的制订、出台，到官员群体的廉洁度、执法水平等，政府的执政能力和行政思维正在经受网络舆论的多方位挑战。
管制的界限在哪里？
毋庸讳言，一场信息公开与封堵之间的博弈从未停止。中国官员对于网络舆论，仍然停留在重视而不善于引导的阶段，常常陷入“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尴尬。即便声势浩大、硕果累累的整治互联网低俗风，也被批评缺乏明确的“标准和界限”。正如国家行政学院刘峰教授在接受《决策》采访时所言，政府面对网络舆论的冲击和压力之所以很被动，之所以很无奈，其根本原因既在“网上”，更在“网下”，既在“方法”，更在“观念”。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指出：“网络民意并不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上面有很多可资援引的智慧，可资援引的警示和知识。”这一点，新华社记者出身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也具有同样的清醒认识。
2009年初，云南发生“躲猫猫”（昆明晋宁县看守所在押人员李荞明非正常死亡）事件，伍皓推动成立了“网民调查委员会”，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网络舆论，要用网络的办法来解决，要真正信任网民，用非常坦诚、开放、开明的心态来对待网络舆论”。
对于网络舆论，伍皓有一个形象的总结：“一壶烧开的水，如果你还使劲地捂盖子，最后只能是将壶底烧坏，当你一揭开盖子，水汽就出来，正如沸腾的民意，再热也都会慢慢随风消散”。
由于互联网本身所具有的“动态性复杂”要求，治理网络不能“把复杂性问题简单化”。聪明的办法只能是复杂的办法。否则，如果用简单但错误的方法解决复杂性问题，那么代价会在以后成几何级数回馈。
该如何正确看待互联网的勃发和网民自发的共享精神、权益诉求，本报专访了两位对互联网有深入研究的学者。
访谈嘉宾
胡 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副教授
著《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
蔡文之 上海社会科学院 副研究员
著《网络：21世纪的权力与挑战》
“责任型网民”正长成
时代周报：互联网在中国，引起的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如何看待当前的网络环境？
蔡文之：随着网络的发展和应用的普及，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在感受所谓的自由和民主时，实际上也不知不觉地被网络或被人利用网络而控制了。当前，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已从自由开放阶段逐步走向急切需要监管治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发展时期，网络环境亟待治理是一个全球共识。
胡泳：我们现在这个环境，第一是很复杂，第二是变化非常快，是一个动态的环境，第三是多元性，因为有各种表达群体和社会利益等。政府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政府已经很难成为唯一的公共治理者，想做也做不到。政府要同非政府组织、同社区、同民众协同治理，前提是要宽容，要对话，要沟通。所以，我觉得要大力呼吁中国互联网的协同治理。
时代周报：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正在中国培养一个传统社会所不存在的公共领域，那是不是为这种协同治理提供了可能？
蔡文之：网络可以提供一种官僚制度永远无法提供的东西—横向联系。由于网络赋权和网络分权的实现，现在网络空间应该更多地被看作是一个公共领域，孕育着新的权力关系。因此，在正确权力观的指引下，官民双方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新兴媒介的特性，来学习如何做“公仆”和如何做“主人”，学会过真正的民主生活，共同营造我们期待的未来。
胡泳：大的方向上，政府与公众的诉求并没有根本的冲突。网民和政府之间其实是存在着共同利益及共同合作的可能。不能单方面地把网络社会视为一个可以由从上而下、依靠各种政策法规、指令措施来建立的一个社会。你单方面地制定规则，网民的权利不能够得到充分的休现，结果是一定会出现暴民型的网民。
因此，政府需要跟网民一起来共建网络社会。网络公共领域的培育正在催生出一批责任型的网民。近年来，政府本身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比如要落实信息公开，增强政府的透明度，依法行政等等。责任型的网民正是可以帮助和推动这种良性转变的积极力量。
时代周报：那么，我们在2009年初的“躲猫猫”事件中，似乎看到了一种政府与网民互动的形式。
胡泳：“网民调查团”的成立，不管过程中有多少争议，这种敢于创新的勇气还是值得鼓励的。因为这种行动指向的是，网民和政府之间其实是存在着共同利益及共同合作的可能的。而且，网民与政府之间存在着大量可以共建却没有去共建的领域，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值得鼓励的一种做法。当然，在这一年，我们也可以看到失败的例子，比如“绿坝”事件。尽管是打着保护青少年网民的旗号，这暗含了共建的可能性，但是，决策却从一开始就不听网民的意见，单方面地宣布，并且是用一种行政的力量来推行。即使这个东西出现以后引起这么大的反弹，但是政府却一再丧失跟网民对话的良机，最后变成国际贸易争端，有关部门尴尬地收局。这是一个正确的结果，但中间的冲突对政府和网民之间的信任是极大的破坏。
蔡文之：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与新的权力关系对应的是伙伴关系。今天，政府正面的积极的动员，以及对多数人的动员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在此背景下，政治精英只有学会在“公共领域”中与网民进行平等交流的技巧，才能引导舆论，把握舆论。此外，网民自己教育自己也应该是一个有效的办法。近年来活跃在网络空间的“新意见阶层”已经在发挥这方面的功能。他们以问题评判聚集人气，以理性智慧引导舆论，是网络“意见领袖”。以他们为代表的网民群体促进了草根民主的孕育和成熟。这种对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力的认同和能力的培养，将有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形。
不稳定的根源并不在网络
时代周报：网络发挥积极作用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可是，又该如何看待“人肉搜索”，以及“艾滋女”事件等现象？
胡泳：现在有些地方通过地方立法来规范超地域的人肉搜索，这些立法的出发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一些人肉搜索已经达到损害他人名誉的地步了。但是，“人肉搜索”在中国近些年来常常变成一种特殊的监督手段。如果不能全面看待，容易将“人肉搜索”妖魔化。
如果以简单化的解决办法来应对“人肉搜索”这种现象，很容易被网民所敌视。很多人把“人肉搜索”当成网络监督的手段，所以当出台有关法律来控制的时候，网民就会怀疑，是不是有见不得人的东西。当年，朱志刚最早提出用刑法对付人肉搜索，结果自己后来因为贪腐被“双规”了。
时代周报：网民的力量日益强大，也引发了相关部门的监管诉求。他们认为，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对维护稳定提出挑战，如何认识互联网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胡泳：不稳定的根源并不在互联网，而在于地方吏治。维稳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地方政治问题。现在已经形成一种固有的处理这种事情的体系以及伴随这种体系的话语。比如地方官员都很害怕当地访民越级上访。因为中央实行一种重大责任事故负责制，一旦出现公共事故，当地的领导人就可能被撤职。然而任何制度都有其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一旦发生公共事故以后，某些地方政府第一反应就是封锁事故的传播，争取时间和空间来消化和处理。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老的做法，可能在前互联网时代奏效，在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这种所谓的自己来争取到的时间和空间，可能压根就不存在。因为这种事情可能从一发生就传得到处都是。所以，第一你可能瞒不住，第二你内部也没有办法消化。
而且，地方政府有时会指责新闻媒体是肇事者。这种思维其实是非常要命的，等于说主次关系完全颠倒了。从现实的操作及从背后的执政理念来讲，有很多值得检讨的地方，你是不是要用一种比较拘谨的态度来看稳定，比如说一出事就是影响稳定,没有意识到社会在变。如果管理制度的改革能够跟随上社会改革的速度，这个社会才能够做到稳定，如果跟不上，这个稳定就无从谈起。
蔡文之：实际上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忽视了网络权力悖论的存在。互联网空间的技术结构和运作模式引起了新的授权过程，然而网络赋权和网络分权对民主政治的影响是双重的。它既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动力和机遇，也使民主的发展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有几对悖论应该引起重视：选择权与政治极端主义；话语权与极端个人主义；规避权与政治疏懒。总的来说就是网络赋权和权力滥用的关系问题。
网络管理可“无为而治”
时代周报：近来，一些内容性网站被关掉，像BT这样的功能性网站，也因为“许可证”的原因被关。如何看待这一系列举措及其后果？
胡泳：互联网发展当中，政府和网民都有困境。网民的困境就是因权利得不到保障，不能参与规则的制定，就特别容易变成暴民。政府的困境在于，它想有效地治理互联网，但治理方式太全能化了。服务型的政府才能培养责任型的网民。我们不是鼓吹互联网上不能有管制，关键是互联网上的管制应该是“为了服务进行的管制”，而不是“为了管制进行的管制”。
当为了服务进行管制，管制是有限度的。第一，管制的范围是有限的，很多东西网民自己去解决就行；第二，管制应该是严格受法律限制的，要依法行政。现在的管制里边，太多的人治因素了，人治完全压过法治，模糊地带到处都是，这是有问题的。比如，许可证制核心的东西在于，相关规定是不是经过有效的公共参与，这是一个很大的公共政策，如果没有公共参与的话，就容易变成一种单方面的规定，那么这种规定是不是合理就会引起质疑。
时代周报：那么，网络的治理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基本原则，和怎样的治理方式？
蔡文之：网络空间是一个无中心化的世界，因此有人想当然地将它和混乱、无序等同起来。实际上互联网以其自身独特的运行机制帮助建立和强化了网上规范和习俗，增强了网络空间的自律特性。网络空间在共识和自律基础上的有序性不容怀疑。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监管规则是自下而上形成的。这对我们在现实社会层序化控制下僵化了的管理思路来说，无疑是一种冲击或启示。现在，我们还看到了这样一种趋势：在国家或国际社会的正式立法难以处理新的复杂的信息空间问题的情况下，这种自律的法制形式肯定还会发展，并向立法提出新的难题和挑战。
对互联网的监管要以对自律功能的维护为前提。政府的监管不当很有可能激化矛盾，强化对立。在此背景下，道家“无为而治”的管理理念可以借鉴。在这里，“无为而治”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并不是不为，而是不妄为、不乱为，而是要顺应客观态势、尊重网络自身规律。特别是对新问题、新现象，有时候宽容观望比仓促行动的效果要好。
桑斯坦针对政府管理曾说过：“治疗比疾病更糟糕，敏锐的政策制定者应知道一些问题缺乏解决的办法。”这可以作为我们目前对网络管理态度的启示。
胡泳：中国任何一个网络现象都是复杂现象，不能用简单的办法来对付。首先，如果以简单的办法来对付，网民就会对提出的办法的背后产生联想质疑，会造成网民与你为敌。其次，简单化的解决办法很可能是解决不了问题，反而适得其反，反而可能侵犯言论自由，可能损害监督等。
所以核心的问题在于，中国互联网一定要官民共建，就是政府和网民一定要共谋利益，共同制定规则。从政府方面来说，需要转变思维，即网民不是作为监管对象而存在的，而更多应当是作为服务对象而存在的。那么多的机构，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就是把网民当监管对象啊？如果相关部门把网民当作30年前小岗村的农民，意识到那种自发的力量，第一包含着新产生的权益要求，这种要求很可能是正当的；第二，这种自发力量具有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能力，那么看互联网的眼光和心态就会完全发生变化了。
实习生宁莉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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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姓名：平泳佳
职业：电视媒体
年龄：27岁
我属于比较早介入网络的那批人之一，亲眼见证了一个又一个“网络奇迹”的诞生，很能够体会推动网络进步的根本动力是“公众的需求”。每个时期出台的所谓“监管”，永远是一种短期的外力。如何找准内因，出台长效、可行、以人为本、符合网络发展趋势的网络管理政策将是行政部门的一门长期的“功课”。
广州
姓名：池清华。
职业：杂志编辑
年龄：25岁
再看不到各种口味的电视剧和电影，了解不到全球的最流行、最前沿与最艺术的融合。人家那发达的数字技术，创造流行的能力，不学习咋与时俱进啊。
深圳
姓名：穆威
职业：船舶计划员
年龄：23岁
网络对我来说提供了和朋友们沟通的渠道，还有大量丰富的信息，能给我的闲暇时间带来快乐，看电影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网络，我想我会觉得很不习惯，会觉得与外界是封闭的，缺少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