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墓 没有一件带“曹”或纪年的东西

翟智高 原创 | 2009-12-31 01:08 | 收藏 | 投票

 曹操墓魏武帝陵疑云重重 没一件带曹字和纪年的物证


  近日公布的“曹操墓”竟然没有一件带“曹”字或年号的东西,如何证明是曹操墓。那些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最大的疑问就是这个“”字。《三国志》记载:“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公为魏公曰”“(魏国)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天子进公爵为魏王。”“(曹丕追尊)武王曰武皇帝。”

     “魏公”为封号,时间是癸巳(213)年五月丙申日;

     “魏王”为尊号(“爵名”),时间是丙申(216)年五月;

     “武王”是汉献帝对其的谥号(“冥名”,曹丕称帝前10个月时间)。

     “武皇帝”是曹丕称帝当上魏文帝后对曹操追的谥号;

     “太祖”则是庙号。

     “魏武王”的称谓违反当时礼制,不合谥法,也不合情理。

     从汉献帝的角度,当朝丞相又是“魏公”、“魏王”的曹操死后,颁的诏书是“谥曰武王”,是“汉朝”(国家)而非“魏国”的谥号,曹操只能作为“丞相”、“魏公”、“魏王”严格按照皇帝的“谥号”称“武王”,而不能违背朝廷的诏书,将“谥曰武王”,改称“谥曰魏武王”。

  再说“”相对的是“”。“”指曹操的长子魏文帝曹丕,文帝是曹丕的谥号,而曹操由“武王变成武帝”称呼,是曹操的长子曹丕当上魏国皇帝之后追“谥”他父亲的。曹操死的时侯官位是“魏公”和“魏王”,此时曹丕还未当上魏国皇帝(文帝),曹操下葬时“魏武王”之“”就不合常理。

  该墓公布带有“魏武王”字样的石牌共有8块,其中只有1块(带有链条的)是从盗墓者手中缴获的,两块石牌和“慰项石”中的“魏武”字样写法风格差别很大,有可能全是假文物

 

下图:据说在这个墓中盗出的的“魏武王常用慰项石”(追缴的石枕)

安阳大墓出土很多打碎的画像石,其中有翼人(又称羽人)的图:

曹操在当时基本相当于皇帝,如果安阳大墓真是“曹操墓”,“出土的”羽人与洛阳的东汉羽人相比怎么有那么大的差别?洛阳出土的东汉鎏金羽人制作的多么精致,尤其是羽人身上薄如蝉翼的彩色丝绸衣服,令人叹为观止。
看看东汉时期洛阳的鎏金羽人是何等精细华贵:

   羽人,顾名思义身长羽毛或披羽毛外衣能飞翔的人,最早出现在《山海经》,称羽民。王充称“身生羽翼,变化飞行,失人之体,更受(爱)异形。”张华说“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道教将道士称羽士,将成仙称羽化登升:

  秦汉时期成仙风气盛行,人们渴望跨越死亡,永住神仙爰居的乐土,羽人因身有羽翼能飞,与不死同义,羽人,这一中国古代独特背景下孕育出来的艺术形象,以它本身极强的象征意义和所代表的深刻思想内涵征服了一代又一代人,尤其是在汉代墓葬中的壁画和画像石,画像砖所刻画的羽人图像,是集文化,宗教信仰,图腾崇拜于一身的艺术精品.它所代表的升仙思想以及它产生的文化影响.从敦煌壁画就可以领略到。汉代流行的羽人形象是汉人认为能通过“羽化升仙”,实现其“神仙”梦想最有效途径的明证。羽人形象之所以被汉人接受并得以流行,是因为浓厚的神仙思想为其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汉墓室壁画上表现羽人的场景:

   从洛阳出土的东汉鎏金羽人和上图汉代墓室壁画上的羽人可以看出,东汉时期羽人的主要特征是:“身生羽、高尖鼻、大耳朵、细长臂、苗条身、薄丝衣。”

   汉代墓室壁画上出现了大量表现羽人引导的乘龙飞升图,如洛阳西汉后期卜千秋墓、西安交通大学附小西汉晚期墓、乐游原西汉晚期壁画墓等。此外,洛阳博物馆和开封市博物馆都收藏有升仙画像石棺等。这一时期羽人与道教关系密切,随着佛教传入,佛教对道教的依附与借鉴,羽人含义和造型逐渐变化,先变成能升空的神仙,后来演变为飞天、飞仙和天人等佛教形象。

  从秦汉甚至更早,墓葬就有翼人(羽人),羽人形象确实很挺流行,因为翼人(羽人)是作为引导墓主灵魂升天的天使出现在墓中的。

   反观这个所谓的“曹操墓”,把引导灵魂升天的天使刻得“秃头、臃肿、肥胖、呆滞、无耳朵、不华贵,不像贵族用品,更没有“皇家”韵味”。曹操墓再“薄葬”,也不会如此刻画带领墓主升天的羽人。藏族佛教摇的那种“转轮”,也叫“转经筒”。 跟寺庙里的大型的转经筒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比较袖珍而已。 因为藏区原来的宗教是“本教”,有许多象征性的行为作为仪式。转经筒也一样,转一下表示念了一本经文,所以藏民手中的转轮平时也不停的转它。藏传佛教信徒人人持有,不停地摇转。“转动经轮的功德,转动一周者,即等同于念诵《大藏经》一遍。转动二周者,等同于念诵所有的佛经,转动三周者,可消除所作身、口、意、罪障,转动十周者,可消除须弥山王般的罪障;转动一百周者,功德和阎罗王相等;转动一千周者,自他皆能证得法身;转动一万周音,可令自他一切众生解脱;转动十万周者,可远至观世音菩萨海会圣众处,转动百万周者,可令六道轮圆海中一切众生悉得安乐;转动千万周音,可令六道轮回众生皆得拨除苦海;转动亿万周者,功德等同于观世音菩萨。” 

  这个所谓的“东汉大墓”左侧的羽人,手中持的是否像藏族佛教要的那种“转轮”?在“超度亡者”?

   由此也从某些方面证明了这个“曹操墓”不像是真的。此墓也有可能是十六国时期的冉魏首领冉闵。请看“魏武王常所用两个格虎大戟、格虎短矛和格虎大刀石牌对比。

  由于石牌空出的部位是什么字不明,墓中又找不到砸掉字那一部分的碎石块,所以砸掉字那一部分也有可能是“魏天王”冉闵。《染华墓志》载“高祖闵,赵武帝初,封西华王,侍中、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黄钺大将军、录尚书事、武信王。赵祚既微,遂升帝位,号曰魏天王”。
这个大墓可能是十六国时期魏武王(帝)冉闵,那些有铭文的石牌比较符合冉闵国号魏,谥武天王的情况。
 《十六国春秋辑补》载:“冉闵所乘赤马曰朱龙,日行千里,左杖双刃矛,右执钩戟,斩鲜卑三百余。”双刃矛也称两刃矛,“两头施刃”,锋利快捷,最为冉闵常用。  

 

鲁潜墓志文何以记载魏武帝陵极准却的位置?

  过去河南安阳市安丰乡曾发现有后赵建武六年(公元340年)的勒柱石刻,上面刻有重建西门豹祠的的话,西门豹祠是曹操墓最重要的一个参照物。 虽然《三国志》、《晋书》明确载有曹操生前对自己墓葬位置的安排:“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要其后人“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但曹魏时期西门豹祠的准确可信资料尚未发现,这一石刻距曹操去世有120年,其中提到的西门豹祠的事属于后世追记。
  
曹操墓在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西门豹祠以西的黄土塬地带,疑点就是丰乐镇西门豹祠的年代,建于北齐天保五年(554年)。死于公元220年的曹操,《遗令》中所说的西门豹祠怎么能证明是这里呢
  邺城人还偷偷花钱买下把这块石刻从 河南安阳“弄”到河北,用于证明邺地的“曹操墓”与“西门豹祠”。
  用重建的“西门豹祠”来佐证文献,用买来的石刻当作“无疑的确证”。最后都破灭了。
  安阳市安丰乡出土的后赵十一年鲁潜墓志,其上记载鲁潜是葬在曹操墓的西北角,碑为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刻制,碑刻显示为“大仆卿驸马都尉勃海赵安县鲁潜”墓志,墓志铭14行共120字。详细记载了鲁潜墓与曹操墓的相对位置,碑刻文字曰:(鲁潜)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

 

鲁潜墓志原文拓片:
趙建武十一年大歳在乙巳十一月丁卯朔故大僕卿駙馬都尉勃海趙安縣魯潜年七十五字世甫以其年九月廿一日戊子卒七日癸酉葬墓在高决橋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歩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歩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卌三歩北迴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歩上黨解建字子奉所安墓入四丈神道南向

疑点:
疑点之一是安阳“曹操墓”墓葬未发现棺椁遗迹
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服制》记曰:“生有轩冕、服位、贵禄、田宅之分,死有棺椁、绞衾、圹袭之度。”但安阳发现的曹操陵墓,没有报道有棺椁的遗迹。曹操“薄葬”,“不封不树”,但“不棺不椁”不附合当时最起码的丧葬礼制。曹操的儿子曹植的墓尚有棺椁,曹操的棺椁到哪里去了?盗墓贼一般不盗棺椁,即使棺椁分解破坏后墓内应留有痕迹。

疑点之二是安阳墓葬没有发现防腐物质残留。
  1951年,在山东东阿县鱼山,对曹操的儿子曹植墓进行了发掘,曹植棺木内采用了三层物质进行防腐处理:“下层为厚约3厘米的木炭灰。中层为豆粒大的朱砂,上层为剪成日、月、星形的云母片。尸体安置在云母片上。”但安阳墓葬中没有发现防腐物质残留。

疑点之三安阳“曹操墓”墓葬未发现“以陪寿陵”的大臣名将。
疑点之四鲁潜墓志。魏晋墓志留存下来的也有不少,很多都已经成了研究汉隶的书法精品,鲁潜墓志行文颠倒,语意含混,是否故意为之:
鲁潜墓志疑点是纪年:“趙建武十一年,大歳在乙巳十一月丁卯朔。”
墓志用干支纪年不是如此写法,如果要用太岁纪年表示已巳年的话一般写为“太岁在巳”、“岁在鹑尾”。该墓志用干支纪年,直接可直写成“岁在乙巳”。建武十一年,是已巳年,志文写的是乙巳年。
志文疑点卒、葬日与志文纪年不一致:“故大僕卿駙馬都尉,勃海趙安縣魯潜,年七十五,字世甫,以其年九月廿一日戊子卒,七日癸酉葬,墓在高决橋”。既然“九月廿一日戊子卒,七日癸酉葬”,那么这个趙建武十一年,大歳在乙巳十一月丁卯朔”指的是什么呢?
”  
  鲁潜墓疑点是墓与明堂的方位:“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歩,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歩,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卌三歩,北迴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歩”沿着陌西行?还“北迴至墓明堂”,回的谁的明堂?我们就走一次看看,以我面对鲁潜墓地的方向为参照,朝西走(左走)1420步,再向南走(下走)170步,就是曹操墓地的西北角,也就是曹操墓的左上角,北回也就是朝鲁墓走,如果是曹操陵墓的话是朝南再走,而我们已经朝西走了1420步,向南又走了170步,再由曹操墓西北角向西再走43步,就是距离潜墓1420+43=1463步远了,朝北走250步就是明堂,250---170=80步,就是说走到了鲁潜墓地的西面1463步远,明堂就是祭台,是放在墓地中央的,鲁潜的墓有80×2=160步宽,古代一步5尺,大概1米长吧,160米长的墓地。

  曹操墓可能有明堂吗?曹操的墓地不封不树,曹丕后来把所有明堂之类的东西都拆除了,曹植去拜祭都找不到地,100多年后的鲁潜墓志为何会记载的如此明白呢?
 
在曹操死后一百多年后,就有这么准确的曹操墓的位置,而现在公布的就是这个区域内的墓,1700多年后,让人相信这真是曹操墓,不觉得可疑吗?既然那时鲁潜就知道曹操墓的准确位置,别人会不知道?1700年来还能是谜?
 从鲁潜墓志文记载魏武帝陵如此准却的位置,就可以断定此地的魏武帝陵是可疑的。毕竟鲁潜去世年代与曹操埋葬的年代仅一百多年,曹操墓不封不树,鲁潜如此清楚知道魏武帝陵,其他人会不知道?因为这与曹操的“终制遗令”背道而驰。
  
曹操死在洛阳,曹操儿子(文帝曹丕)、孙子(明帝曹睿)都葬在洛阳。按当时的礼制风俗,曹操死在洛阳也会葬在洛阳。后来当上皇帝的儿孙能把魏武帝曹操葬在别处?想想看,建洛庙,废邺庙,都是当时的事情,哪个曹魏的皇帝再去邺地为曹操上过坟

  邺地的七十二疑冢已确认是东魏的,安阳的大墓或许是东魏某个自称武王的墓,东魏的高欢也可称魏武王。再则,曹操与其子曹丕也可能会明着下设下的又一个疑局,或许曹操的遗令就是声东击西的策略,明着说在邺地,暗地交代过曹丕把他埋在任何人都想不到在洛阳某地。使人不向洛阳方考虑。

 《三国志》是曹操死后七十年,才由陈寿编撰的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 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266)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谥曰武王”和“葬高陵”,是后世的说法,因为谥“武”称“陵”一般专指帝王而言。并且没有记录“葬邺”。 著名的“文”、“景”之治,汉文帝刘恒谥曰“孝文皇帝”,汉景帝刘启谥曰“孝景皇帝”。汉武帝刘彻谥曰“孝武皇帝”。东汉刘秀谥曰“光武皇帝”,他的儿子刘庄谥曰“孝明皇帝”。

  帝王的谥号都是在死后才议定的,特别是“文”“武”“明”一般只限用于帝王之“谥”。曹操下葬时尚不能以帝王的身份谥曰“”。故《三国志》中“谥曰武王”是后来的追认谥法。虽然曰“魏武帝”但由于未正式称帝,《历代帝王志》“魏”就不载曹操帝号,而从曹丕称帝的延康元年(公元220年,东汉建安二十五年,这年正月曹操死于洛阳,二月葬,此年改元,十月废汉献帝为山阳公,曹丕称帝,都洛阳)算起。
 曹操生前为魏王,后来他的儿子曹丕先接班当魏王,然后逼汉献帝禅位做了皇帝,曹操本人才被追尊为魏武帝,《三国志》里是《武帝纪》而非《武王纪》,可证是后世的追记而非当事实录。所以,事实上,他最先的名号应该是“魏王”,而非“魏武王”或“魏武帝”。如果曹操死时已谥封为“魏武王”,其子曹丕先接班当魏王:三国志 魏书 文帝纪》:太祖崩,嗣位为丞相、魏王”,曹丕嗣位为何不称“魏武王'所以三国志 魏书 武帝纪谥曰武王”是后来追记的谥号。直到后来曹丕逼汉献帝”禅位,所谓的“禅位书”里才出现“赖武王神武”之语。
  
曹操之墓称“高陵”,也属后世之语。陵者,皇帝之墓才称陵,诸王之墓皆号“园寝”,不得僭称陵,曹操死后才由王升为帝,其墓才会由园寝升为陵,这只是称呼的改变,但墓中葬品用后来的“谥”称“魏武王”,这个“”号“”是谁给的?当时还没称帝,何来““谥”称”,”不合礼制。


 三国志 魏书 武帝纪》原文: “(建安二十五年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遗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
 《三国志 魏书 文帝纪》:“文皇帝讳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建安十六年,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太祖崩嗣位为丞相、魏王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皇祖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封王子叡为武德侯”。

 

  关键是三国志 魏书 武帝纪》中谥曰武王”是谁给曹操“谥”的,“谥文”在哪里?如果是汉献帝,应有“谥文”诏书。三国志 魏书 武帝纪》不记有“谥文”诏书。汉献帝“禅位”于魏王(曹丕),是在曹操埋葬以后的事。
  汉献帝“禅位”于魏王诏书曰:“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今其追踵尧典,禅位于魏王告祠高庙。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册曰:“咨尔魏王昔者帝尧禅位於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汉道陵迟,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乱兹昏,群凶肆逆,宇内颠覆。赖武王神武,拯兹难於四方,惟清区夏,以保绥我宗庙,岂予一人获乂,俾九服实受其赐。今王钦承前绪,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业,昭尔考之弘烈。皇灵降瑞,人神告徵,诞惟亮采,师锡朕命,佥曰尔度克协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逊尔位。於戏!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君其祗顺大礼,飨兹万国,以肃承天命。

 “黄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内之山阳邑万户奉汉帝为山阳公,行汉正朔,以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京都有事于太庙,致胙;封公之四子为列侯。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

 

 附录:博客中国 2005年11月19日

 

曹魏帝陵之谜

 作者 翟智高


  大河网坛 中原崛起 洛阳分版 有文章: “仰望皇陵荒芜下”记曰: “曹睿死后,就葬于高平(今汝阳内埠一带)”。《洛阳县志》说“ 魏明帝曹睿 高平陵,在茹店东二里许霸陵山下”即在今汝阳县茹店村东南。地面有夯土冢,高约15米。今汝阳县大安乡茹店村的大墓被“确定为”魏文帝曹丕长子曹睿之墓,墓前有“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碑刻:

   但据历史资料和实地考察,今洛阳汝阳内埠乡曹留庄附近的魏明帝曹睿高平陵不确。而据《洛阳历史》记:“魏明帝高平陵 即曹魏第二代皇帝,曹丕长子的陵墓,在偃师市寇店乡一带。”寇店的田野中有许多曹魏时期的大墓冢,正在汉魏洛阳故城向南的中轴线上,这里应是曹魏皇陵所在,但有待考古材料证实。


      魏明帝曹睿陵与汉承相申屠嘉冢

    万安山,古称大石山、半石山。古时这一带林木繁茂,是游猎好去处。万安山下传说有魏文帝曹丕陵和魏明帝曹睿陵。据《水经注》记载:“又来儒之水出于半石之山,西南流径斌轮城北。昔魏文帝猎于此山,虎超乘舆,孙礼拔剑投虎于是山,山在洛阳南,山阿有魏明帝高平陵”。是说魏明帝高平陵在此山。《资治通鉴》载:曹丕与其子曹睿在大石山打猎,见子母鹿。文帝射杀母鹿,命睿射子鹿,睿泣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

    《直隶汝州全志,古迹》记载,汝阳内埠附近(即今汝阳内埠乡曹留庄附近标记为“魏明帝曹睿高平陵。”)区域,原来有“汉承相申屠嘉”的墓冢,而目前这个所称的“魏明帝曹睿高平陵”不见当地史志等文献记载。这里的“汉承相申屠嘉”如何变成了“曹睿高平陵”?有什么文献和考古依据?尚不明确。况曹氏帝陵根本不会这么明显地完好无损。

 《伊川乡村概览》(中州古籍出版社)记伊川吕店乡梁沟万安山下有“魏文帝曹丕陵”。实地考察,只见万安山之阳山高崇峻,有龙虎之气,主峰海拔937.3米,是洛阳城可看见的最高峰,太阳出来阳光首先照射到此山峰顶,故此地称为“ 阳光首先照射的崇峻之山”的“高山大陵”,合乎古代帝陵选址的“风水”需求。

 

   在主峰上建有祖师庙,曹魏帝陵应在万安山主峰北侧偃师寇店区域。而曹操墓可能在洛阳伊川吕店乡梁沟万安山主峰之阳。

                   

        七十二疑冢真正的墓主是谁?

  历来说河北邺城的曹操墓是历史的“铁定”,有三种说法:1、在邺城以西(今河北磁县境内)设七十二疑冢;2、在漳河河底;3、在邺城的铜雀台等三台之下。但也有说在许昌,因许昌曾是魏都。 这些传说都有一定的依据.

  宋代的王安石也相信了这种说法,他在游铜雀台遗址时作了一首《疑冢》诗,写到"青山如浪入漳州(此处应指临漳),铜雀台西八九丘,蝼蚁往还空垄亩,麒麟埋没几春秋"。1956年,河北省政府还在正式公布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对此冠以"磁县七十二疑冢"之名。

   一度被误认为是"曹操七十二疑家"和“曹军粮墟"。经国家文物局的批准对这些疑冢进行了系统的文物普查和抢救性科学考古发掘,终于揭开了这一疑冢之迷:这些疑冢并非曹操墓,而是南北朝时代东魏、北齐的王公贵族墓葬群。数量也不是 72座 ,而是134座。

   北朝墓群位于磁县城南一带,共有大小134座古墓冢, 据史料记载,公元534年至577年,东魏、北齐先后建都于邺城。与邺城相临的磁县,就成为当时这两个偏霸北方的王朝用以聚族而葬的墓地。最大的如天子冢、皇姑坟、磨盘冢、青冢等,一向被误认为是“曹操七十二疑冢”和“曹军粮墟”。

   考古发掘考证出这些墓分别为东魏昌乐王元诞墓,宜阳王元爸墓,司马氏太夫人墓,愍悼王妃李尼墓,北齐兰陵王高肃墓,北齐高以欢第九子武皇帝妻茹茹公主墓和其十四子高润墓等。这些墓 均用绳纹青砖砌成,墓室结构为单室外墓,由墓道甬道、墓室组成。墓道为斜坡状,墓室平面各呈方形,四壁作弧状,墓道两壁有红、蓝、黑、黄色彩绘。出土文物有珍贵的壁画和大批陶俑,瓷器金币等。其中从茹茹公主墓和最近发掘的高阳皇帝墓中不仅出土了大面积的珍贵的壁画而且出土陶俑1800余件 ,排列成阵,气势壮观,有中国"小兵马俑"之称。  
  为此,1989年国务院正式确定将这一墓群由“曹操七十二疑冢”更名为"磁县北朝墓群",并升格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七十二疑冢真正的墓主是北朝皇家贵族。其他说法又与史实不符,也没有考古发现的证据。文史界的许多专家学者虽不相信七十二疑冢之类传说,但由于曹操墓千余年来无人知晓,河道、区划等地理因素变动很大,所以对曹操墓的具体位置仍然看法不一。

    河南安阳市安丰乡曾发现有后赵建武六年(公元340年)的勒柱石刻,上面刻有重建西门豹祠的一些情况,西门豹祠是曹操墓最重要的一个参照物。 虽然《三国志》、《晋书》明确载有曹操生前对自己墓葬位置的安排:“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要其后人“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但曹魏时期西门豹祠的资料目前尚未发现,这一石刻距曹操去世有120年,其中提到的西门豹祠殿基应该是曹魏时西门豹祠的旧址,属于后世追记。

   所说曹操墓在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西门豹祠以西的黄土塬地带。但这种推测遭到了质疑,因为丰乐镇西门豹祠的始建年代不详,普遍的看法是这个西门豹祠建于北齐天保五年(554年),死于公元220年的曹操,《遗令》中所说的西门豹祠怎么可能是这里呢?这也是后世对曹操墓争讼不休的一个原因。邺城人把这块石刻从 河南安阳“弄”到河北,能证明邺地的“曹操墓”与“西门豹祠”相近吗?而且,用重建的“西门豹祠”来佐证历史文献,怎能当作“无疑的确证”?

    河南省安阳市文物部门也在安丰乡出土了后赵十一年鲁潜墓志,其上记载鲁潜是葬在曹操墓的西北角,这块墓碑是由丰乐镇村西边的西高穴村一村民挖出来的,碑为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刻制,碑刻显示为“大仆卿驸马都尉勃海赵安县鲁潜”墓志,墓志铭14行共120字。详细记载了鲁潜墓与曹操墓的相对位置,碑刻文字曰:“(鲁潜墓)在曹操墓西北方500步”,是说曹操墓的位置:在墓碑出土处东南方向500步。由此人们又相信曹操墓可能位于河南安阳安丰乡,但与普遍所说的曹操墓在“邺之高陵”又不相合。

    《三国志》、《晋书》和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中,都有曹操葬于邺之“高陵”的记载,晋代陆机的《吊魏武帝文·遗令》中,有“葬于邺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一语。元代的史学家胡三省注中还指出邺地高陵位置。罗贯中写《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是其所本,但平添了原书中没 有的内容。《三国演义》讲曹操死前,令在邺之讲武城外设七十二疑 冢,更使人们相信“曹操葬邺”是千真万确的。

    曹操墓之谜的众多说法中,七十二疑冢之说流传最广。原说的“曹操葬邺”的“七十二疑冢”,历代皆深信“不在此,即在彼”。但考古事实并不支持上述说法,近年来科学考古已将邺地的“七十二疑冢”范围内的墓葬 及乎全部发掘完毕,连传说的“铜雀台”也挖了,结果尽是东魏或以后的古墓,与曹魏无任何关联,更无曹操墓葬的蛛丝马迹。

         棺材是否装殓有曹操的真身遗体?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建安二十三年(218 )六月,曹操下诏令对身后事作出安排:“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但他病逝于洛阳前却又遗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由于人们在邺地实在找不到曹操的墓葬,就说曹操奸诈欺人。宋人愈应符《曹操疑冢》诗写道:“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就是很有代表性的看法。

  既然在邺地寻找不到曹操之墓,那么有必要重新审查一下文献资料是否有漏洞。 如果联系到曹操病死于洛阳,但其棺材却大吹大擂送到邺城,而这个棺材是否装殓有曹操的真身遗体,实在很有可疑之处。最明显的疑点就是曹操遗体在洛阳向棺材中“入殓”时,长子曹丕竟然不在场,这与中国古代传统丧葬礼仪是严重背离的事,作为大统“接班人”的曹丕,不会连“孝道”也不懂吧?但千百年来没有人对此提出过质疑。

  《晋书志第009,礼上》:“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明帝太和三年十一月,洛京庙成,则以亲尽迁处士主置园邑,使行太傅太常韩暨、行太常宗正曹恪持节迎高皇以下神主

  景初元年六月,群公有司始更奏定七庙之制,曰:“大魏三圣相承,以成帝业。武皇帝肇建洪基,拨乱夷险,为魏太祖。文皇帝继天革命,应期受禅,为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华夏,兴制礼乐,宜为魏烈祖。于太祖庙北为二祧,其左为文帝庙,号曰高祖昭祧,其右拟明帝,号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四庙,亲尽迭迁,一如周后稷、文武庙祧之礼。 太和元年二月,立庙于鄴。四月,洛邑初营宗庙,掘地得玉玺,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羡思慈亲。”明帝为之改容,以太牢告庙。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废鄴庙。”

  既然祭祀曹氏大魏三圣的庙宇在洛阳,而邺庙早被曹家自己废掉了,邺地也实在找不到曹操的陵墓,那么曹魏帝陵究竟在何处?应该在洛阳寻觅。直到如今,曹魏帝陵仍是一个谜,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

       是否真是曹操虚晃了一枪?

 《三国志,魏志》记魏文帝曹丕葬洛阳的“首阳山”“峻阳陵”,曹丕遗嘱不让人知其葬处,过去说“首阳山”“峻阳陵”即今偃师寺里碑以北的首阳山。《水经注》说:“首阳山,即邙山最高处,日出先照,故名,山之南,魏文帝陵在焉。”其址应在今偃师市西北首阳山火车站北一带,邙山脚下。

  然而曹丕的孙子少帝齐王曹芳违背祖训,依仗大司马曹爽兄弟护驾,离开京城洛阳,到洛阳南谒魏明帝曹睿高平陵。不仅暴露了曹氏葬地的“秘密”方位,曹氏帝陵并不在洛阳邙山的“首阳山”,而是在洛阳南的大石山(又称万安山)。也葬送了曹魏江山。司马懿乘机率兵关闭洛阳各城门,发动了政变,为夺得曹魏政权奠定了成功的基础。《三国演义》中的“司马懿设计赚曹爽”,有这一事件的精彩描述。同时考古表明偃师首阳山多是晋墓。

  按古代帝王礼制和丧葬规矩,可以推测,曹操的“高陵”(意为高山大陵),曹丕的“峻阳陵”(意为崇峻高山之阳陵),曹睿的“高平陵”(意为高大山下之平陵),都有可能在洛阳的大石山一带。因为此山在汉魏洛阳都城的正南方,又是东汉皇陵的正南方。大石山又是洛阳故城能看到的最高峰,太阳出来阳光首先照到此山峰顶,故大石山又称“首阳山”。

  曹操早已打下以曹代刘,以魏代汉的主意,因而在东汉帝都和帝陵“龙脉”正南方选择“寿陵”,达到“绝汉统,承帝业”的愿望,既符合曹操的秉性也合乎那个时代的风水术理论。

  只不过曹操刻意设计的种种假象太天衣无缝。 例如曹操明里诏书:“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要其后人“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邺地。但曹操与曹丕生前又都立有诏书,不许其他人和他们葬在一起,也不准透露他们自己选定的万年安息的“风水宝地”之所在,采取“不封不树”的保密措施又搞得特别严密。所以,在邺地永远也难以找到曹魏帝陵,因为那只是曹操虚晃一枪而已,不成想竟然真的骗了古今无涯过客。

  图为洛阳万安山(古称大石山、半石山,其山之阳多大石,其阴石少土多)景象,具有“日照龙虎姿”的意蕴。 翟智高 摄


由伊川吕店乡北望万安山主峰双阙


    万安山主峰峰顶有万安宫、祖师庙。登顶可一览洛阳、偃师、伊川风光。

   山南有清泉寺,九道山岭朝向此地,世称九岭朝牡丹。古代这里遍地牡丹,比洛阳牡丹开的早,花期长,至今还有几百年前的牡丹树,是洛阳乃至全国唯一的“牡丹王”。

   曹魏皇陵是否在万安山,历代盗墓者早已对此地频频光顾,就在上述照片上两个山头之间,盗掘者翻出了多少大墓谁也说不清,挖走了多少“古董”更无从知晓,但文物部门对此地的“监管”的确有漏洞,因为这里属伊川县与偃师市的交界处,文献上又无明文记载这里有“重要古迹文物”。

  曹魏皇陵是在河北邺地还是在洛阳的万安山,看来只有两个可能: 一、有待考古材料来证实。 二、没准那个不知死活的盗墓者会“揭”出来的。

  以上仅是探索研究,不可信以为真。请记着“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2005年11月19日于北京北大学园 zhaizhigao@163.com 13849904034

05年的文章,供参考:

 北京教育在线 知识百科 > 历史文化 > 历史名人

2005年1119日翟智高的帖子http://www.bjedu.cc/html/jiaoyuzhishidabaike/ls/lsmr/shijierenwu/2009/0629/106541.html

《三国志》、《晋书》和《资治通鉴》中,都有曹操葬于邺之高陵的记载,元代的史学家胡三省注中还指出邺地高陵位置。罗贯中写《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是其所本,但平添了原书中没有的内容。《三国演义》讲曹操死前,令在邺之讲武城外设七十二疑冢,更使人们相信曹操葬邺是千真万确的。 曹操墓之谜的众多说法中,七十二疑冢之说流传最广。原说的曹操葬邺七十二疑冢,历代皆深信不在此,即在彼。但考古事实并不支持上述说法,近年来科学考古已将邺地的七十二疑冢范围内的墓葬 及乎全部发掘完毕,连传说的铜雀台也挖了,结果是东魏古墓,与曹魏无任何关联更无曹操墓葬的蛛丝马迹。 曹操病死于洛阳,但其棺材却大吹大擂送到邺城,而这个棺材是否装殓有曹操的真身遗体,实在很有可疑之处。最明显的疑点就是曹操遗体在洛阳向棺材中入殓时,长子曹丕竟然不在场,这与中国古代传统丧葬礼仪是严重背离的事,作为大统接班人的曹丕,不会连孝道也不懂吧? 曹操与曹丕生前又都立有诏书,不许其他人和他们葬在一起,也不准透露他们自己选定的万年安息的风水宝地之所在,采取不封不树的保密措施又搞得特别严密。所以,在邺地永远也难以找到曹魏帝陵,因为那只是曹操虚晃一枪而已,不成想竟然真的骗了古今无涯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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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记(存疑)

   这个大墓可能是十六国时期魏武王(帝)冉闵,那些有铭文的石牌比较符合冉闵国号魏,的情况。
  冉魏首领冉闵,冉闵又名石闵,字永曾,石虎之养孙。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内黄人。历位左积射将军,封西华侯。闵幼而果锐,石虎抚之如孙。及长,身长八尺,善谋,勇力绝人。虎即位,封为修武侯,历位北中郎将。虎之败于昌黎,闵军独全。太宁元年(349年)十一月,闵废杀后赵石虎子石遵,立石鉴,闵为大将,进封武德王,录尚书事。永兴元年(350年)闰月,司徒申钟、司空郎闇等四十八人上尊号于闵,闵以让李农,农固辞。闵曰:“吾属故晋人也,今晋室犹存,请与诸君分割州郡,各称牧、守、公、侯,奉表迎晋天子还都洛阳,何如?”尚书胡睦进曰:“陛下圣德应天,宜登在位,晋氏衰微,远窜江表,岂能总驭英雄,混壹四海乎!”闵曰:“胡尚书之言,可谓识机知命矣。”乃即皇帝位。(见《资治通鉴》) 。《晋书》卷一○七《石季龙载记下》,冉闵于东晋穆帝永和六年(350)“僭即皇帝位于南郊”,《资治通鉴》卷九八,《太平御览》卷一二○引崔鸿《十六国春秋》之《后赵录》,并以为冉闵称号皇帝。闵更国号曰卫,改元青龙,改姓李,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永兴,国号魏,又复将李姓改复姓冉氏,史称冉参见中国历代帝王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追尊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尊母王氏为太后,妻董氏为皇后,子智为皇太子。以司马李农为太宰,诸子皆封为县公。永兴三年三月,慕容俊已克幽蓟,略地至于冀州。闵帅骑击之,与慕容恪遇于魏昌城,恪方阵而前,闵众寡不敌,所乘赤马曰朱龙,日行千里,溃围东奔,行二十余里,马无故而死,遂为恪所擒。 《十六国春秋辑补》载:“冉闵所乘赤马曰朱龙,日行千里,左杖双刃矛,右执钩戟,斩鲜卑三百余。”双刃矛也称两刃矛,“两头施刃”,锋利快捷,最为冉闵常用。 

    《二石传》冉闵最后战败被俘后和鲜卑国主慕容俊左右及慕容俊的对话:
俊大赦冉闵,其手下将冉闵押上来见慕容俊,左右命冉闵下拜。被冉闵拒绝,于是叱之:“汝何不拜吾主?”
冉闵回答:“安有中朝天子拜汝夷狄呼!”
慕容俊生气了,问他:“汝奴仆下才,何敢妄称天子?”
冉闵回答:“当此天下大乱,尔曹夷狄禽兽之类尤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得称帝邪!”
慕容俊大怒,将冉闵送到龙城斩杀,冉闵死后,龙城百里之内,草木皆焦死,北方大旱三年。
慕容俊斩闵于遏陉山{冉闵于永和八年(352)四月被前燕慕容儁俘杀,随后被慕容儁谥为武悼天王}。{日本保留的《御览》本《十六国春秋》:“俊大怒,鞭之三日(大多数史书为三百)”“慕容俊斩闵于遏陉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自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俊遣使者祀之,谥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雨雹,是岁太和八年也(373年)}。他被害后,前燕慕容俊追封冉闵魏武悼天”。1990年秋出土于河南省偃师县城关镇杏元村东砖厂,现藏偃师商城博物馆,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所编《洛阳新获墓志李献奇《北魏六方墓志考释》也收有染华墓志。染华墓志叙父祖家世,提供了研究十六国时期的冉闵的新史料:

《染华墓志》曰:君讳华,字进乐,魏郡内黄人也。其先帝喾之苗裔,周文王之少子冉季之后。高祖闵,赵武帝初,封西华王,侍中、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黄钺大将军、录尚书事、武信王。赵祚既微,遂升帝位,号曰魏天王。群臣依皇图,奏改族,因即氏焉。崩,谥曰平帝。曾祖叡,仕燕散骑常侍、海冥县侯。祖兴,圣世太武皇帝安远将军、殿中给事、蒲阴伯。崩,赠辅国将军、洛州刺史,谥曰惠侯。父雅,孝文皇帝为辇曹给事,迁使持节、征虏将军、怀州刺史、北平侯,转武卫将军、北中将、光禄太府二卿。崩,赠平西将军、河州刺史,谥曰贞侯。
染华(465-524)墓志称高祖为染闵,即十六国时代的冉闵。《晋书》卷一○七《石季龙载记下》,及《太平御览》卷一二○引崔鸿《十六国春秋》之《后赵录》,均作冉闵,而不作染闵

    冉闵的部下将冉闵葬在“故魏武帝陵的疑冢”内是有可能的,因为冉闵封武德王,称魏国皇帝是后赵永兴元年(350年),而五年前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大仆卿驸马都尉勃海赵安县鲁潜”墓志,详细记载鲁潜墓与曹操墓的相对位置:(鲁潜)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这个“故魏武帝陵”也可能在那时已是尽人皆知的疑冢空墓。冉闵部下葬他于此称他为魏武是有可能的。而且冉闵曾封武德王,又曾称魏国皇帝,当时还有可能称为“魏武帝”,用圭、壁都是合理的,只不过象征性用石质材料代替罢了。

此“曹操墓” 墓内仅出土三人的头骨,而曹操没有被杀,为何墓中只有头颅?为何有“慰项石”?

     冉闵曾封武德王,称魏国皇帝是后赵永兴元年(350年),而五年前,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大仆卿驸马都尉勃海赵安县鲁潜”墓志,详细记载鲁潜墓与曹操墓的相对位置:鲁潜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这个“故魏武帝陵也可能在那时已是尽人皆知的疑冢空墓: 此“曹操墓”;墓内仅出土三人的头骨,而曹操没有被杀,为何墓中只有头颅?为何有“慰项石”?联想到 关羽被杀后,传首洛阳,被曹操配个假身子厚葬。由此推测,冉闵被前燕慕容儁俘杀,也会传首至魏(邺)由其部下将其妻妾同墓埋葬。
另此墓画像石多为汉文化,在十六国时期,只有冉闵所建魏国是比较崇拜中华文化的。画像石没有镶在墓壁上,后又被毁坏砸碎,都比较符合冉闵的情况。

  《资治通鉴》卷九八,《太平御览》卷一二○引崔鸿《十六国春秋》之《后赵录》,冉闵称号皇帝。闵更国号曰卫,改元青龙,改姓李,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永兴国号魏
当皇帝修墓是合情的。曾经的皇帝被杀后传首到他的故都,一方面有利于瓦解他的残余势力,还有敬重他的英武,这与曹操和关公的事有相似之处。何况又追谥他为王。
 
  当皇帝修墓是合情的。曾经的皇帝被杀后传首到他的故都,一方面有利于瓦解他的残余势力,还有敬重他的英武,这与曹操和关公的事有相似之处。何况又追谥他为王。
  鲁潜墓志说他的墓在“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这个“故魏武帝陵也可能在那时已是尽人皆知的疑冢空墓,问题是“曹魏大墓”好好的,而鲁潜墓没找到。

  慕容俊谥冉闵为武天王。冉闵部下葬他石刻石牌称冉闵是魏武王是有可能的,而且冉闵曾封武德王,又曾称魏国皇帝,当时称为“魏武王”,用圭、壁都是合理的,只不过象征性用石质材料代替罢了。

推测迁葬冉闵时只有头颅,可能将头的脖项放在一个凹形石槽,头颅得到固定,再配个木雕假身子,使死者得到安慰(故名慰项石):

 

  “专家言之凿凿”说曹魏时代不兴墓志,但他的儿子曹植的墓内有纪年铭文,时间、人物、事件清楚明白,曹植墓就没有争议
  曹植墓中阴刻铭文砖,内容为“太和七年三月一日壬戍朔,十五日丙午,兖州刺史候昶遣士朱周等二百人作毕陈王陵,各赐休二百日。别督中王纳主者、司徒从椽位张顺”。

 

     魏晋墓志有纪年墓砖或其他带有纪年的器物随葬,还有记录墓主姓名身份的碑形墓志、印章和壁画题记,这些都为墓葬断代、器物编年以及墓主身份的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据,这是先秦两汉时期所无法比拟的。   河南的洛阳、偃师、郑州、延津、焦作、安阳、南阳,陕西的西安,河北的石家庄,北京市,山东的苍山、诸城,辽宁的辽阳、北票、锦州、义县、旅顺、朝阳、本溪,甘肃的敦煌、酒泉、嘉峪关、张掖、永昌、武威、崇信,青海的大通,新疆的吐鲁番,都发现了这个时期的墓葬。
    魏晋墓葬,其主要特点是,以砖室墓为主要形式,土洞墓次之;较大型的砖室墓有斜坡墓道,并在墓道两侧壁留出递减的台阶,甬道间安置石门;随葬器物中以陶制的牛车、武士俑、镇墓兽、长方形果榼、绛釉小罐,“位至三公”铭文的双夔纹铜镜等最具特色。1973年,南阳市东郊的曹魏墓中,三国人用汉代画像石重新筑造坟墓时被挪用作墓顶石的,墓志画像石70厘米×112厘米,石面左方为志文,隶书,竖刻6行,满行23字,共136字,末行有16字漫漶,不能尽识,曾将拓片寄于郭沫若同志考订断句加标点,其文曰:“惟汉建宁,号政三年,三月戊午,甲寅中旬,痛哉可哀,许阿瞿身,年甫五岁,去离世荣。遂就长夜,不见日星,神灵独处,下归窈冥,永与家绝,岂复望颜。谒见先祖,念子营营,三增仗火,皆往吊亲,瞿不识之,啼泣东西,久乃随逐(逝),当时复迁。父之与母,感□□□,□壬五月,不□晚甘。羸劣瘦□,投财连(联)篇(翩),冀子长哉,□□□□,□□□此,□□土尘,立起□埽,以快往人。”从铭文中可以得知:墓主名叫许阿瞿,年仅五岁于东汉建宁三年(即公元170年)三月十八日夭折,全家极为悲伤。

  有明确纪年或已知身份的计有:洛阳西工区曹魏正始八年(247),西晋太康八年(287)墓,元康九年(299)贾后乳母徐美人墓,永宁二年(302)士孙氏墓北京发现的西晋永嘉元年(307)王浚妻华芳墓山东诸城发现的西晋太康六年
  晋贾充妻郭槐墓志、武帝贵人左棻墓志、晋中书侍郎荀岳夫妇墓志。这些墓志为研究这一地区的魏晋墓,特别是西晋帝陵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
  洛阳考古工作者利用出土的左棻、荀岳两墓志,根据志文所载的晋陵方位进行核查钻探,结果各探出一组排列有序的墓群。初步确定枕头山前墓地应是晋文帝司马昭的崇阳陵墓地,峻阳儿地应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峻阳陵墓地。这两座已发掘的大墓,由于两墓早年被盗,没有留下直接的物证,目前尚不能确定。

  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有明确纪年或可知身份的墓葬很多,发现于嘉峪关新城的有曹魏甘露二年(257)段清墓敦煌佛爷庙的有西晋咸宁二年(276)墓前凉升平十三年(369)墓后凉麟加(嘉)八年(396)墓北凉玄始十年(421)墓、武威的有魏青龙四年(236)墓前秦建元十二年(376)墓、陇东崇信于家湾的有前赵光初二年(319)墓、吐鲁番阿斯塔那的有西晋泰始九年(273)墓,前秦建元二十年(384)墓、建元二十二年墓;前凉建兴三十六年(348)墓、升平十一年(367)墓;西凉建初十四年(405)墓;北凉义和二年(432)墓缘禾五年(436)墓辽阳三道壕太康二年(281)墓、朝阳后燕建兴十年(395)、北票北燕太平七年(415)范阳公大将军大司马冯索弗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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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大墓也有可能是东魏高欢的,高欢起兵声讨尔朱氏,在信都(今河北冀县)拥立元朗为魏帝(后废帝)。永熙元年(532)夺取邺城,大败内部不和的尔朱氏联军,进入洛阳,废尔朱氏和他自己所立的两个皇帝,另立孝武帝元修。高欢虽然任大丞相、太师、世袭定州刺史,在晋阳建立大丞相府。东魏的建立,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高欢在洛阳立孝静帝元善见,是为东魏。东魏皇帝,实际是高欢操纵的傀儡,高欢实际以皇帝自居。
孝静帝即位,高欢即决定迁都于邺,武定四年(546),高欢悉举山东之众攻西魏,围攻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50余日,士卒战死病死者7万人,被迫退军。高欢发病而卒。虽然高欢未称(东)魏武王或武帝,但他的儿子后来当了皇帝,他的儿子改东魏为北齐。但葬高欢时尚未建北齐,也有可能称高欢是魏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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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高陵前室

 

 


 

 

出土的玉器、玛瑙装饰品.
  曹操墓惊现安阳,千古之谜终被破解。2009年12月27日省文物局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使该消息迅速成为爆炸性新闻,不胫而走。

然而,随之而来的也有不少质疑声:千年疑案,历史上有不少人为此穷尽一生也一无所获,而今,从国家文物局批准抢救性发掘到最终定案,只有短短一年时间,其间经历了哪些坎坷?谁是幕后的重要推手?考古专家究竟又是通过哪些证据来最终验证“东汉墓”就是曹操墓的真身?如何看待眼下来自方方面面的质疑?

连日来,记者专程走访了相关人士和专家,对曹操墓的发掘、发现过程进行了梳理,告诉你新闻背后的新闻。

鲁潜墓志 掀起涟漪

一代枭雄曹操,身葬何地?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有“漳河水底说”,“安徽亳州说”,也有“河南许昌说”,“河南安阳说”,更有“七十二疑冢”流传甚广。

议论在持续,传说在持续,与此同时,位于我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南的一座古墓,却时有被盗事件发生。

“过去那里是片荒芜高地,常有盗墓贼出入,但村里人都不在意。”接受采访时,村民笑着告诉记者。

上世纪70年代末到2004年的20多年间,西高穴村村西的一砖窑场,常到村南高地取土,而取土处就在古墓附近。

西高穴村最初进入考古人员的视野是在1998年。那年,村民徐玉超在村南取土时挖出了一块墓志,上有铭文云:“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经专家考证,此墓志主人为后赵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后赵距离曹操去世时间不过100多年,其中的魏武帝莫不就是后汉时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果真如此,曹操墓的方位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然而,专家经过鉴定称,从墓志碑周身残存的泥土来看,碑石显然是经过移动的,也就是说,墓志碑有可能是盗墓贼在盗墓过程中遗弃的。这样,曹操墓的方位就依然难以确定。

不过,此事却因此引起一部分考古专家的兴趣,不少人慕名而来,并把这个原没有名字古墓穴称作“东汉墓”。

由于没有相关部门的许可和支持,“东汉墓”无人发掘,热闹了一阵后又归于沉寂。 引发关注 出现转机

说到曹操墓的发掘过程,有两个人是绕不开的:一位是安阳县安丰乡党委书记贾振林,一位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潘伟斌。

2005年,贾振林从异地来到安丰乡党委书记任上。一年后,离乡政府五里地的“东汉墓”被盗案。因安丰乡地处河南、河北两省交界,治安问题一向是乡领导关心的大事。也就是在过问被盗情况时,贾振林第一次听说了“东汉墓”、鲁潜、曹操等历史人物与安丰乡的渊源。贾振林一方面让派出所快速破案,一方面让村民填封了盗贼挖掘的盗洞。而他在空闲时却对《三国志》、《晋书》等有关记载曹操去世的文献大感兴趣。

“也就是那时候,才知道曹操有"薄葬"一说,更重要的是在文献记载中看到了唐朝李世民征战高句丽时曾到此祭拜过曹操的遗冢。”贾振林说,不少资料显示,有关曹操墓地到底在哪里的纷争都是在宋朝之后,此前则少有传说。而作为大唐皇帝的李世民,又如何会去祭拜一个曹操的假墓地?看的资料多了,对曹操墓感兴趣的贾振林就越来越坚信曹操墓就在安丰乡境内。

“如果最终证明曹操墓真的就在安丰乡,那对乡里意味着什么当然是不言而喻了。”说起当时的想法,贾振林笑了。

尽管第一次墓穴被盗案侦破后,并无收获,但贾振林从此却更加关注近在咫尺的“东汉墓”了。2006年5月,当贾振林知道盗洞的洞口再次被人打开后,受好奇心的驱使,他从10多公里外的南水北调工地请来了考古专家潘伟斌,潘伟斌对墓穴进行认真查看后告诉贾振林这样的话:“虽然不能确定这就是曹操墓,但从墓地的规模和结构来看,墓穴主人的年代应该是东汉时期的,而且级别很高,至少是王侯一级的。”这话让贾振林十分兴奋。

这是他俩当时的对话:“现在发掘,行不?”贾振林问。“不行!”潘答。“还需要啥?”对考古外行的贾追问。“一需政策,二需资金。”潘说。

因国家对发掘帝陵有严格的限制,潘所说的政策,指的就是国家文物局允许正式发掘的批文。当时,尽管二人对国家文物局的批文并未抱太多的幻想,但却都以最快速度向各自主管部门进行了翔实的汇报。

其后,大致是2008年上半年,“东汉墓”再次被盗,其中被追回的一块文物价值极高的“画像石”引起了省内外专家的高度重视。而在这个过程中,潘伟斌、贾振林以及更多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开始为发掘“东汉墓”奔走呼吁。

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工作,贾振林经常到工地现场拜访潘伟斌,二人的话题常常会不由自主地转向“东汉墓”。为防范盗贼,安丰乡组织高穴村村民看守墓穴,并常让乡巡逻队到此巡逻保护……国家批准 抢救性发掘

为解开“东汉墓”真相,2008年底,央视《探索与发现》栏目组曾到此专门做了几期节目,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随着“东汉墓”知名度的提升,当地保护墓穴的压力越来越大。

为加强对“东汉墓”的保护,省文物局主动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建议对“东汉墓”进行抢救性发掘。

2008年12月12日,对“东汉墓”的发掘是个历史性日子。

这一天,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省文物局组织省文物考古人员正式对“东汉墓”进行抢救性发掘。

“能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批准,国家文物局相关专家,省、市、县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是省文物局做了大量工作。为纪念这个不平凡的日子,省文物局和安阳市、县文物局组成的联合考古发掘队,当天还专门在西高穴村南墓穴前举行了简单的考古发掘仪式。”安阳市文物局一位负责人回忆说。

也就是从那天起,潘伟斌带领20多名考古队员正式进驻西高穴村,开始现场发掘。

发掘到1.7米处,发现了汉代地面及墓道。沿着道口一厘米一厘米地往深处发掘,在离地面15米的地方,终于发现了墓门。随后,饶土出现了,汉砖出现了,云母、玉石和石牌都相继被发掘出来。

“当我们发掘出"魏武王常所用虎大戟"时,现场所有的人都震惊了!直觉告诉我们,我们离曹操墓真的是愈来愈近。”说起当时发掘现场的情景,一位考古队员至今仍激动万分。

但是,不同的声音也出现了:古时称魏武王的有两人,一是东汉的曹操,还有一位是十六国时期的刘骧。此处的魏武王到底是谁?当时没人能够回答。

此后不久,又先后发掘出了零散的一男二女的头骨。经鉴定,男性在60岁左右,其中一女性在20岁到25岁之间,另一位女性在50岁左右。

在发掘近一年的时间内,考古队员先后从墓穴中发掘出了250余件文物,有铁甲、铁剑、水晶珠、玛瑙珠、石圭、石璧、刻铭石牌等,其中8件圭形石牌尤为珍贵。

“在整个考古发掘过程中,安阳市、县政府都给予了高度重视,特别是安阳县政府,已先后为考古发掘投入了600多万元。没有资金支持,考古发掘工作是不可想象的。”考古队负责人说。公之于世 石破天惊

石牌有了,铭文有了,甚至连头骨都有了,莫非安阳西高穴的东汉墓就是人们一直在苦苦寻找的曹操墓?

这,还需要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来做进一步的论证。

其实,在考古发掘过程中,不少专家已经开始对部分文物进行考察研究了。

2009年12月13日,在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关强的陪同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汉魏史专家梁满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士王明辉,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考古与古文字学专家郝本性等10多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悄悄抵达安阳,他们再次前往墓穴现场对已出土的文物进行反复研究和论证,其后他们来到安阳宾馆,闭门召开了“安阳县西高穴东汉大墓发掘专家座谈会”。经反复论证,专家们最终认定安阳西高穴东汉墓确为曹操高陵。

依据有六,其中既有文献记载,也有文物证明,还有遗骨佐证,从而证明原来称之为“东汉墓”的实为东汉末年的曹操墓。

与会专家建议,应尽快将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公之于众,共同分享。于是就有了2009年12月27日的北京新闻发布会。

一石激起千层浪。曹操墓的发现再次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欢呼者有之,质疑者有之,恶搞者也有之。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述对此事的看法。

日前,国家一考古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曹操墓的发现,属我国近年来考古界的重大发现,社会上有质疑声很正常,它将会把我国的考古发掘工作和曹操墓的确认工作推向一个崭新阶段。

不过,也有专家称,曹操墓的确认还仅仅是个开始,墓穴周围的建制有待进一步确定,墓穴内发现的两位女人与曹操到底属什么关系?曹操墓与河北磁县的铜雀台、邺城旧址、附近的贞妃墓以及浓缩了不断代6000年中华文明史的渔洋村等文化遗迹如何连片规划、保护、管理,都是一个急需解决的课题。

更有专家称,现在发现的是曹操墓也好,不是也罢,我们都应该善加保护,毕竟,这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一份不薄的历史文化遗产!(本报记者国战) (来源:河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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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襄 (十六国春秋 别传http://www.tianhan.com.cn/bbs/viewthread.php?tid=9378)

 

 姚襄字景国,戈仲第五子,雄武多才艺,能明察,善抚纳,士民爱敬之,咸请为嗣。仲以襄非嫡,不许。石祗僭号,以襄为使持节骠骑将军、护乌丸校尉。晋遣使拜襄持节平北将军、并州刺史、即丘县公。戈仲薨,率户八万,南至荥阳。晋处襄于谯城。遣五弟为任,单骑渡淮,见豫州刺史谢尚,一面交款,便若平生。扬州刺史殷浩惮其威名,遣谢万讨,襄逆击破之,鼓行济淮,屯于盱眙。朝廷大震,襄方轨引北,自称大将军、大单于,据许昌。自许遂攻洛阳,逾月不克。晋征西大将军桓温,自江陵伐襄,温至伊水,襄彻围之,为温所败。襄奔还洛阳,率数千骑奔于北山,百姓随襄者四千余户。襄寻从北山,将图关中,进屯杏城,遣辅国将军姚兰略地鄜城,苻生遣苻飞龙拒战,率众西引,与苻坚战于三原,为坚所杀。时年二十七,苌僭尊号,追谥魏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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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处“下面”,上面就没责任?
· “富二代”的骄横是谁宠出来的?
· 魏武帝曹操的自白书
· 薄熙来高唱红歌有啥心得?
· 大学生杨济源抓小偷献身说明啥?
·  

魏武帝曹操的自白书原创】

http://sjt1954.home.news.cn/blog/a/01010000000009C870DC0F84.html


  真是想不到,吾曹操曹孟德一个已经死了将近两千年的古人,竟然热翻了当今的网络和舆论,为了老夫一个坟墓的真假,以至于弄得盈沸翻天,实是好笑。

  几位考古“专家”煞有介事地硬要将地处安阳的高陵断定为老夫之墓葬,而凭的无非就是所谓的“六大证据”,即:墓葬规模、出土文物的年代、墓葬位置、陪葬品的简少、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和石枕、以及被鉴定为60岁左右的一男性遗骨。然而,据老夫看来,这种证据简直是不堪一驳。

  说这“六大证据”为证据者,不过是丢斧子之人的一种固执己见。殊不知,如果从那只是老夫一个疑塚的角度去思考,那“六大证据”就会有另一种见解——倘若那就是老夫若干疑塚之一,难道就不可能具备上述“六大证据”了?!何以叫疑塚,疑塚就得相似!既是老夫的疑塚,就必然得有相当规模,也一定会有“汉魏特征”,至于墓葬位置更不是问题,有“专家”以吾临终前留下的《遗令》称“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就将其断定为一定是吾“常所用”之器,未免牵强。怎知《遗令》中的“殓以时服”,就不会是应时之服,或是时尚之服;怎知老夫的“无藏金玉珍宝”这句话不是说给外人听的,以迷惑肖小之徒因贪财而盗掘吾的陵寝,免使老夫死后亦不得安生?!至于墓中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碑和石枕,以及那个被鉴定为60岁左右的男性遗骨,则更容易解释,如果说安阳高陵只是老夫的一个疑塚,难道那里面不该放置一些可以让人相信那就是曹墓的物件,难道那里面不该是一个60岁左右的男人,而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婴儿?!

  让老夫最为恼怒的是那些“专家”竟然硬说“魏武王”与吾的身份很是吻合。想老夫平黄巾、讨董卓、杀吕布、剿袁术、伐袁绍、收张绣、力克张鲁……几番征战吴蜀,虽有华容道之羞,毕竟是几番番出生入死,可算的功勋卓著。凭着几十年的南征北讨,终于有了三国鼎立的一分曹家天下,到死后才被追尊为“武皇帝”,庙号“太祖”,这难道不应该吗?!凭什么还要让人在自己的坟墓里埋上一块“魏武王”的石碑,难道说我不配追谥为魏武帝?!总不至于吾的丕儿竟如此可恶,坐享了老子一手打下来的天下,还舍不得让自己的老子拥有一个“魏武帝”的谥号?!后人竟以一块“魏武王”石碑就坐实那里面躺的是吾曹孟德,岂不让老夫伤心,这种识见岂不草率、可笑?!匹夫!焉知那不是老夫的疑人之计,兴许那“魏武王”与“魏武帝”就是区别老夫墓葬真假之关键所在!

  至于有人说陵墓中的几块石碑皆断裂,系被人政治报复所致,此论更是荒唐。且说说谁会这么做?!谁敢这么做?!是织蓆贩履的刘备、还是那个碧眼小儿孙权?他们会这么做吗?须知,但凡作为帝王、君主,是绝对不屑于干这种事的,毁损一个政治对手的坟墓,非但是大不仁,而且令人不齿,这是一种无能的表现,会被天下人所耻笑的。何况刘备素有仁义之名,孙权也非无能之辈,怎么可能干这下三滥的勾当?!

  不错,吾曹阿瞒也曾经多次盗掘过别人的坟墓,但没有一次是政治对手们的墓葬,而且那都纯粹就是为了筹集军队的经费。说句实在话,如果老夫布下了72疑塚,那也绝对不是为了怕有人报复,而是担心被盗墓贼瞄上坟墓中的金银财宝。但是,世人应该知道,对付盗墓贼最好的办法是什么,那就是设置机关、暗器,纵观古往今来,哪一个帝王的墓穴中没有机关、不设暗器,可是在高陵墓中有这些东西吗?!

  再说,就算有人要报复,真就那么容易下手?吾曹家子孙、魏国的军队难道都是吃素的?!他们就甘于眼睁睁地看着仇人掘自家的祖坟?!这种假设可以说根本不存在。除非吾死后,魏国就立即遭遇了灭顶之灾,否则,曹家子孙是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帝王将相如走马灯般相继更迭,后人还有谁会与一个躺在烂泥堆里的死人过不去?!吾不妨再退一步,就算那些石碑是政治性报复所致,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干脆把老夫的尸骨拉出去鞭打三日,而后再来个挫骨扬灰,这样岂不更能解心头之恨?!为什么不是把石碑砸断扔掉,而且还要放回原处,有这个必要吗?!

  一个“梁祝”就弄出9个墓葬,且争论了数十年,尔等尚且争不出个子午卯酉来,何况足智多谋、兼生性多疑的吾曹孟德之墓地,岂是这般容易就让人找得到的?!不要以为老夫不会摆那72疑塚的迷魂阵。吾素来喜好故弄玄虚,一扇门嫌太阔,老夫偏不直言,而是在门上写一“活”字,让人自去琢磨。俗话说得好,无风不起浪,老夫也许确实没必要摆下72疑塚,但是,摆个十个、二十个未必不可以。当然,吾真要摆下72疑塚又有何不可,毕竟不必老夫亲历亲为,况且当时的魏国是三雄之首,财大气粗、实力雄厚。

  一部《三国演义》,把老夫描写的何等不堪:奸诈多疑、生性歹毒。尽管这里面有不少虚构和夸张成分,但老夫倒也不生气,因为终究是老夫错杀了吕伯奢一家,且说了那句惊世骇俗的话:“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故世称奸雄。但这也足以说明吾曹孟德确非凡人。故而,如果世人真要想弄清楚吾曹孟德到底魂归何处,那就不能以常人看吾,亦不能以常事论吾,否则你们会一次又一次地误入歧途。老夫在地下可是有的是时间看你们的笑话。

  不过,吾还得在此赘述一句,现有人提议找到老夫的后人,与老夫的骨殖做DNA比对,以此来确定高陵墓中躺的究竟是不是吾曹孟德,吾以为此举甚为可疑。这长长的近两千年,谁知道吾曹家的血脉是否还保持纯真,万一早就已经被掺假,这个比对有意义吗?!吾素来喜好凑趣,倒不妨教晚辈们一招,倘若你们一定要说那就是吾曹孟德之墓,不必弄得那么麻烦,因为根本没必要非要曹家后人做比对,直接在世人中弄一对有血缘关系的做DNA比对,就说是老夫与曹家后人不就万事大吉了。也许吾的话纯属多余,当今能人辈出,这种雕虫小技他们早就驾轻就熟,到时候一定玩得比吾更为得心应手。

  老夫喜欢聪明人,即便象徐庶这样的人,不愿为老夫出谋划策,老夫还是愿意把他供养起来;但老夫绝对讨厌自作聪明之人,因为他们往往说蠢话、做傻事,不但以此自欺,还不忘以此欺人,岂不可恼、可恨?!

2010年1月3日 仁文主意代拟

 

 
 
魏 武 帝曹操的自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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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曹操墓”当有敬畏之心

 

 

http://718001.home.news.cn/blog/a/01010000000009C8A5453E0C.html

 

 

  曹操墓的消息发布后不久,人们就把讨论的话题引到了商业开发。学者裴钰声称,开发曹操墓,每年至少能带来4.2亿元的经济效益。安阳市市长张笑东说,将曹操高陵建成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为一体的三国文化考古、文物保护基地和旅游景区。(新华网)
http://www.ce.cn/macro/more/201001/01/t20100101_20729437.shtml
  每年4亿2千万,曹操墓将带给安阳的经济效益的确不是个小数目,河南、安阳方面发现曹操墓的那种兴奋和急于确认曹操墓的那份冲动,也早在大家的想像之中: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人家看重的不是其学术价值,而是其商业价值和经济利益,至少可以说后者远远盖过了前者。

  难怪,安阳方面会急不可待地在第一时间宣布发掘的曹操墓是真的,也难怪面对有关方面的质疑声,我们的考古专家显得有些不耐烦甚至不高兴,因为在他们看来,有了那么多证据加以佐证,有没有疑点、有多少疑点已经并不重要,眼下最重要的是如何坚守这个结论,并尽快投入商业开发。
   到目前为止,除了围绕真假曹操墓的微弱争议,就是对可能带来多大经济效应的狂想,似乎鲜有关于其发掘对研究曹操、研究三国、研究历史等解读的声音,甚至安阳对岸的安徽亳州也已经蠢蠢欲动,连合作开发的“双赢”旅游线路图都已经画就。
  超强的利益驱动,已然令人头脑发热,失去了对古人、古文明和学术品格的敬畏,只是当我们为这一考古盛宴而狂欢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考古到底为的什么?是否已经偏离了应有的价值取向?是对先人文明文化的珍视还是亵渎?我们真的已经沦落到靠扒祖坟发财的境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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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墓真伪 公众有没有发言权 
 
2010年01月04日 00:00:11  来源: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0-01/04/content_12747033.htm
 
  有关“真假曹操墓”近日在社会上引起诸多讨论。著名汉魏考古学家刘庆柱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安阳曹操墓的证据已经足够,如果是“业内人士”提出异议,就不能说外行话,应在考古学学科内讨论问题,要说业内的话,符合学术规范的话。(1月3日《成都商报》) 刘庆柱先生倚仗“业内权威人士”的身份,大手一挥,对曹操墓真假问题的讨论划定了一个不许逾越的鸿沟,意图很明确,就是要让社会上众多表示质疑的非学术人士、非业内人士闭嘴。单就“学术讨论多是圈内人士的智慧交锋”这个意义来讲,刘先生的“霸道”也是有道理的。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如果看热闹的都自以为是指手画脚,内行们还怎么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
  不过,刘先生大约忘了一点,曹操墓真假问题并非是单纯的学术问题,也是一个附着了巨大商业利益的社会问题。有学者称,开发曹操墓每年至少能带来4.2亿元的经济效益,为此,河南省文物考古所所长孙新民表示,河南省将按照程序将曹操墓所在的西高穴墓地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安阳市市长张笑东则说,要将曹操高陵建成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为一体的三国文化考古、文物保护基地和旅游景区。正因为曹操墓的背后存在着如此诱人的利益蛋糕,在河南方面匆匆公布曹操墓确认的消息后,才会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质疑——谁敢保证曹操墓的确认只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没有受到潜在利益的驱使和诱惑呢?
  应当说,社会各界作如此猜想和怀疑并非庸人自扰、妄加猜测,而是有着现实的生活经验的考量基础的。2007年轰动全国的陕西“华南虎事件”不就是利益驱动下的公然造假吗?2008年广东部分考古学家提出仅一期工程就要花掉5亿到7亿元人民币来新建南越王宫博物馆,不是被多名专家指出“有太多所谓的文物并不能牵强附会地列入南越王宫遗址内”吗?诸如此类被利益裹挟下的虚假的“最新发现”还算少吗?那么这一次曹操墓的确认,谁敢保证不是各地争抢历史名人资源的闹剧的再一次上演呢?所以说,曹操墓的真假问题既是学术问题,也不完全是学术问题,或者说是被利益的灰尘厚厚覆盖下的学术问题,因此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质疑也就在情理之中。
  面对质疑,有关方面觉得烦恼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真的是心底无私,就应该气定神闲,耐心、认真、实事求是地加以回应,条分缕析地解答公众的疑虑和问题,以达到扫除真相之上的灰尘、化解公众怀疑心态的目的,而不应该心浮气躁地一味强调最新发现确认无疑,更不应该急着设置红线将“非业内”的公众赶出“事故勘查现场”。这样做,反而让人觑出了有关方面的心虚和疑似胆怯,让人不能不怀疑其学术诚意,不能不猜想其暗藏的利益马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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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墓掘墓派越看越像拆迁办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0-01/04/content_12750388.htm
2010年01月04日 09:05:16  来源:长 江日报

  安阳曹操墓出土之后,曹操家乡亳州市的学术界也按捺不住掘墓的冲动,为了求证亳州曹操墓的真假,不论是质疑派还是尊重事实派,均要求对亳州市疑似曹操墓的观音山墓进行挖掘(1月3日《海峡都市报》)。
安阳曹操墓的发掘,在留下一大堆历史碎片和现实争议之后,已然大大激起掘墓派们的信心。我不是考古学

 

者,也不知道那些个古墓发现一座开挖一座,到底是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还是有着更多别有用心的现实追求,但是古墓毕竟是可遇而不可求瑰宝,不论掘墓派拿出多少亿的数据来说事,我相信,这些古墓开挖一座毁损一座的可能性总是更大的。

  非有严格的程序、充分的论证、十足的把握,实在是不应该将古墓的命运轻易交付给挖掘机的。把一座古墓从地底下鼓捣出来,既有诸多技术上的风险,更是需要用历史的眼光对其间的利弊得失进行全盘考量。开挖还是保护,尤其不应该沦为一种政府行为和商业行为,也不应该由少数几位表面上顶着学者光环,实则受制于地方利益驱动的体制内专家说了算。 有报道称,安阳曹操墓元旦期间已成旅游热点,当地村民脱贫在望。我不知道单从旅游经济的角度来判断一座古墓的价值算不算走偏,更不知道是否一定要把古墓开掘起来才更有利于旅游之类,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安阳曹操墓的开掘已是效仿者众。现在安徽亳州已经众志成城,不出意外的话,已经开挖过10多座的曹氏墓群的再次开挖已经指日可待了。

 据称曹操有72疑冢,与此同时,人们寻找三国英雄孙权、刘备墓地的热情十分高涨,一旦发现蛛丝马迹,恐怕没有不挖之而后快的。本来在中国沸腾大工地上,有意无意地对于古迹古墓的损毁已令人堪忧,如果各地再像亳州一样,可能更多地因为眼红安阳古墓经济的收益而大肆开掘,那神州大地将不知会多么闹腾了。 安阳曹操墓开掘后,网络上迅速流传着一个段子曰:“曹操出墓表明,中国房价涨得连曹某人都没地儿落脚睡觉了;还有,曹操再牛,也牛不过现在的拆迁办。”这样的段子虽然搞怪得不免偏激,但是除了对几乎失控的房地产开发热鞭辟入里之外,对于可能出现的古墓开挖热也不无警示意义。古墓之类,留下是墓,掘起来恐怕连梦也碎了。掘墓派们,别成了又一个“拆迁办”,扰得历史人物也不得安生了。(严辉文)

 

 

曹操墓的确认应抛弃经济利益预谋

中国新闻网
2009年12月30日

  河南省文物局27日对外公布,魏武王曹操高陵在该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被发现。28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表示,有关方面宣布“曹操墓在安阳”,此结论为时尚早。著名鉴宝专家马未都也提出了同样的质疑。对此,安阳曹操墓项目考古领队潘伟斌表示,不愿就质疑回应,因为袁、马二人不是考古专业人士。(《重庆晚报》12月29日)

姑且不论袁济喜和马未都的质疑有没有道理,但潘伟斌不屑质疑的清高,不仅让人感觉很不舒服,而且让人更加怀疑安阳发现的曹操墓的真假。按照常理,内行回应外行,是非常容易的,也是增加专业说服力的重要方式。现在,潘伟斌因为“袁、马二人不是考古专业人士”,而不准备对他们的质疑进行回应,不知是因为潘伟斌的专业清高,还是因为他的心虚。实际上,现代科学是高度分化而又高度综合的,所谓的专业人士已经是相对的了。很多时候,相对的非专业人士的意见,对专业人士的启发是很大的。

关于曹操墓地何在?民间广泛流传着“72疑冢”的说法,说曹操很狡猾,怕死后不得安身,便造了72座墓冢,以混淆天下。一方面,“72疑冢”之说增加了曹操墓的神秘性,很多人想见见真正的曹操墓;另一方面,由于真正的曹操墓至今没有得到确认,让“72疑冢”之说更加风行。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来说,确认曹操墓是很有价值的。但从大众文化的角度,人们关心曹操这个人,其墓地则是其次。因此,对于曹操墓的确认,应该本着科学的态度进行。

然而,经济社会之下,曹操墓确认的经济社会价值很容易就超越了学术价值。在曹操墓还没有真正确认之前,著名媒介人裴钰就表示“曹操墓每年的最低收益是4.2个亿”,而且“这个数字,还是在不景气的宏观经济背景下,以及国外游客份额很低的情况下”计算出的。懂得了这一点,不免对曹操墓的考古发掘心存疑虑:经济利益的考量,会不会消蚀专业人士的学术良心,从而误导社会公众?

实际上,确认安阳墓地是不是曹操墓是很简单的。就如高蒙河教授说的那样,用出土的“曹操”头盖骨与曹氏后人比对DNA,确定是曹氏家人之后,再通过“墓地的大小和结构,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特殊的随葬品,墓葬空间布局的历时性变化”等考古“变量”指标加以分析判断。只是,我们希望安阳方面迅速采取措施,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千万不要就曹操墓的真假陷入无聊的口水战。

郭文婧 (来源:中国青年报)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与《盗墓史记》作者倪方六昨天与网友交流时透露———发现曹操墓的新闻一时间轰动了全国,昨天,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著名汉魏考古学家刘庆柱和《盗墓史记》、《中国人盗墓史》的作者倪方六在新浪网上与网友交流时,谈到了更多与这次考古发现相关的情况。

考古发现
人民网

2009年12月30日

http://news.sohu.com/20091230/n269296332.shtml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与《盗墓史记》作者倪方六昨天与网友交流时透露———发现曹操墓的新闻一时间轰动了全国,昨天,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著名汉魏考古学家刘庆柱和《盗墓史记》、《中国人盗墓史》的作者倪方六在新浪网上与网友交流时,谈到了更多与这次考古发现相关的情况。 

 

多重因素才确定是曹操墓

刘庆柱介绍,这个墓的发现已经有比较长的时间,是被盗过的,国家批准后就开始发掘,但当时并不知道是曹操墓,从今年10月份开始才越来越明朗了。

针对媒体“文学界或者说史学界,特别是史学界很多年一直在找曹操墓,如何确认这个曹操墓是真”的问题,刘庆柱说这次的主要依据有几点:

第一,是这个墓的位置,安阳县北边是邺城,是曹操的王都。根据中国古代的惯例来说,帝王死以后就埋在首都附近,这个墓出在那儿符合历史情况;第二,这个墓的规格,相当大,根据已有的考古知识,这个墓是高等级,或者是王墓或者是高等级的墓;第三,这个墓出土文物的时代。曹操墓里面的器具,是东汉时期的。也就说是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带“魏武王”这样文字的牌子,才让考古工作者得出这个“曹操墓”的结论。

曹操墓更多不是被盗而是被毁

刘庆柱表示:“当年并不是盗墓,是毁墓。我去现场看了,墓里面的很多石头、构件,有些可能是石门的石头,本来推开就可以了,很不好砸,都打碎了,打得很残,像玉龟,出土就是两段,不要也给你打断。墓里面有三个人头,两个女的,一个男的。盗墓不盗骨头,人头只剩头盖骨了,前面的鼻子、脸部都被砸了。这是发泄私愤,很可能是政治报复。可以推断,毁墓的时间离那个墓建成没多久。”

“200多件出土文物中,仅石牌就50多件,但凡是写着"魏武王常用"字样的石牌都被打断了,没写魏武王的就没有打碎,因此我觉得是报复。”

倪方六说,盗墓有两种目的,一个是寻宝派,还有一个是专门破坏人家的风水,挖祖坟,把风水破坏掉,很可能司马懿夺了位之后干的事情,他要破曹家的龙脉。

曹操墓里的女人是谁

曹操墓里面发现的两个女性尸骨,一个20多岁,一个50多岁。刘庆柱认为,其中50多岁的尸骨很可能是卞皇后。

“研究头盖骨是研究室的一位博士,他分析其中一个女性年龄在50多岁,我认为是卞皇后。卞皇后跟曹操差20岁,曹操死时是66岁,她是40多岁。再过10年,卞皇后死时50多岁,就和现在鉴定的结果一致。另外一个年龄小的女性,是丫鬟还是妾还不清楚。”

“曹操七十二疑冢”是后人演绎针

对“曹操七十二疑冢”问题,刘庆柱说,“我想曹操疑冢是后来人想象、演绎的,曹操是大奸臣,就怕人盗他的墓,所以要搞个"七十二疑冢"。”

倪方六说,“七十二疑冢”仅仅是民间传说,是宋年文人在笔记中写出来的。唐太宗到泰山祭司的时候,还祭祀了魏武王。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个疑冢的说法,我的观点是曹操陵墓所在的地方就是古代的墓葬区,那个地方原来就有很多古冢。因为曹操在历史上就是盗墓大贼,诡计多端,根据他也是盗墓者或者是当地古墓多的情况,就以讹传讹搞出来了“七十二疑冢”的民间传说。

倪方六认为,曹操墓被盗过是肯定无疑的,也很正常,如果不被盗就不正常了。因为他处的魏晋时代盗墓很猖狂。根据倪方六的研究发现,这个墓在下葬百年之内,就已80%-90%被盗掉,那个“七十二疑冢”很可能是障眼的说法。

“曹操盗墓”也是以讹传讹

倪方六说,说“曹操盗墓”也是以讹传讹,大家把曹操盗墓的诡计给扩大化了。包括说曹操生前曾设立过摸金校尉这一职,所谓的摸金校尉就是曹操身边的人来充当盗墓贼,摸金校尉可能就是盗墓现场的总指挥。

刘庆柱认为,曹操是否也是“盗墓贼”还需要进一步研究,“魏晋时期盗墓是为了维护军队的开支,因为是战乱年代”。“如后世的军阀孙殿英,他"盗墓",一方面是为财富,另外一方面是为扩充军队”。

名人反应马未都:可惜最直接的证据是从盗墓者手中缴获的马未都在昨天的博客里也发表了对发现曹操墓的看法。

他在博客中说:“曹操的墓如果发现,在中国文化史上无疑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至少满足了百姓的好奇心,让人知道其史不虚。加之古籍记载曹操死后有七十二疑冢,弄得学者与百姓一道,心中痒痒不已,多少年来加剧了曹操墓的悬疑成分。如果此次发现的确系曹操之墓,可谓文学、史学、考古学上的曹操墓之尘埃落定。我看了一下专家学者们对曹墓认定的六大依据的第五点,也是判定此墓为曹墓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刻有"魏武王"的石牌与石枕,可惜此两件最有力的铁证并不是考古的正规发掘,而是从盗墓分子手中缴获的。”

“最可恨的就是这些盗墓者,没有一丝职业道德。”马未都表示,“在近10年国家加大力度打击盗墓的环境下,许多"盗墓分子"不盗墓了,专营造假,欺骗了许多捡漏者乃至专家,但愿此两具重要文物不是他们所为。”

学者质疑人大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认为曹操只有“魏武帝”称号石牌上“魏武王”令人生疑昨日,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就发现曹操墓一事表示,他认为目前公布的证据尚不能让人信服,就此下结论认定曹操墓在安阳未免轻率。

袁济喜告诉记者,他前天上午10点从电视上看到消息称“疑似发现魏武大帝的墓”,两个小时后就变成了确认发现魏武大帝的墓,在这过程中他并没有发现有说服力的证据。他说:“我们有过这方面的教训,现在这么着急就公布结论,未免太轻率了。”

墓很可能被做了手脚

袁济喜认为,由于年代久远,再加上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地下发掘物的研究应该非常谨慎。安阳发现的这个墓曾经被盗过,很有可能会被人做了手脚。

对于河南文物局公布的“六大依据”,袁济喜认为有点牵强,这些证据并非第一手的关键证据,不能有力地证明那就是曹操的墓。有关方面在还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公布相关消息,有悖学术研究的严肃精神。

袁济喜还认为,对“击破曹操七十二疑冢说法”的提法应慎重,他分析说:“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说这个墓就是真的,那么逻辑上,是不是可以反推过来说,这个墓本身就是疑冢的一部分,而且它现在寥寥无几的证据,非常牵强的解释,恰恰证明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一个疑冢。”

“魏武王”称谓被质疑

袁济喜告诉记者,目前公布的证据并非第一手的关键证据,且存在着一些疑问。如出土的石牌上写着“魏武王”,但曹操死的时候他还没有称帝,那时候还是东汉皇帝在位,皇帝不可能那么快就封他为“魏武王”,史料上记载有“魏王”,但没有看见有叫“魏武王”的,只有称“魏武帝”,“魏武帝”是曹丕继位之后才追封的,我觉得“魏武王”这个称呼有值得怀疑的地方。

此外,有关方面从《三国志》来推断曹操墓的大概位置,但是陈寿的有些记载大家也是有怀疑的,从史学史上来说并不是很严谨,也有一些个人牵强的地方,而且目前只是说和曹操墓大概的方位相符合,但是当时这个地方的墓很多,并不一定说曹操的墓就是这个。

考古不要匆忙下结论

袁济喜认为,研究地下考古也好,研究传世文献也好,特别是考证上的一些东西,一定要有实事求是、无证不发的严谨态度,要经过慎重的论证,要广泛地听取专家的意见,不是只听少数专家的意见。如果实在不能确定的话,也不要匆忙下结论。

袁济喜指出:“在当前学术日益成为商业工具的背景下,专业研究人员及文物、旅游等部门,要本着对国民负责的态度来研究这些问题,要有严谨的科学精神。”
 

 

其证:“石圭石璧”非帝用

证据一:“墓葬出土遗物具有汉魏特征,里面出土的石圭石璧,是帝王陵墓的直接证据。”

墓中有圭璧并不能作为帝王陵墓的证据。《周礼·春官宗伯》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恒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周礼·冬官考工记》载,并非只有王可执圭,公、侯、伯也可以执圭,子、男则执璧。而且“王执镇圭”是玉圭,而西高穴古墓出土的却是石圭,石圭与帝王用圭似乎不符。

关于:“不封不树”

“墓葬规模巨大……与曹操魏王的身份相称;该墓未发现封土,也与文献记载曹操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情况相符合。”

驳:“古墓的规模帝王级,大臣级”目前并无文献与考古参照,没有可比较的文献记载与实有墓葬。但这个西高穴大墓发现陵墓有地上建筑。当时的《三国志》,《魏书》并无有此记载。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建安二十三年(218 )六月,曹操下诏令对身后事作出安排:“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但他病逝于洛阳前却又遗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不是有意公告曹操墓的位置吗?但将死在洛阳时,又遗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可以说,曹操下诏令对身后事作出安排“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是虚晃一枪,在洛阳死前遗令:“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只有曹丕少数近亲知道其底。
      如果“曹操陵有地上建筑”,还不是告诉世人,“曹操埋在这里”。可能吗?
     还有“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这个西高穴墓旁有曹操那些公卿大臣列将的墓呢?有名的曹休在洛阳。其子曹丕、其孙曹睿也不怕他们的“魏武王”爹爹、“魏武帝”爷爷一个人在这个“墓穴”里孤独郁闷啊?
     因为最需要秘葬的是曹操,他树敌较多,曹丕次之。还有一个原因,曹操身边陪陵者众,事体颇大,不得不慎。我们不能设想曹操反倒没曹丕害怕被盗被复仇似的。曹操的墓葬安排已经是隐秘的、安全的和精心谋划的了。
      对于曹操《终令》的言语含糊,我们可以再反推一下。假如,曹操也表述为“因山为体,无为封树”的话,将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后人们不可能还围着西门豹祠打转转。因为这里不能“因山为体”。曹操明显是在刻意回避一个“山”字,以免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山”的方面考虑。
事实上,曹操墓和它的陪陵墓到现在还处于秘密状态中。曹操墓是秘葬,陪陵者也是秘陪,这将是曹操墓之一大奇观。最起码目前是这样。
     曹操《终令》、《遗令》里都未提到祭殿的事,葬曹操两年多后却有曹丕毁祭殿这档事。 
      祭殿到底建在了哪儿?曹操“两令”并未安排在陵上建祭殿,大可不必设想它是建在墓地的。曹丕《罢墓祭诏》称“高陵上殿”并毁之。这“高陵”怎能肯定是曹操墓地?为什么用“高陵”这一泛指概念,值得怀疑。曹操“两令”中并无“高陵”一词。
    建祭殿真要建在墓上,肯定是违反“两令”。曹丕不敢违令私建祭殿。曹丕明说“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系事为忠”如果他将祭殿建在墓上,能说是不违令?能表明是“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系事为忠”?所以,祭殿建在墓上,这种违令违规之嫌的事,曹丕不会干。
   总之,虽然《晋书》云:“魏武葬高陵,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明显依据于曹丕的《罢墓祭诏》。但曹操遗令“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在邺西是有“设局”的。目前在西高穴大墓发现地上有建筑柱子的柱基。若说此墓是曹墓,值得怀疑。

      曹操于公元220年病逝于洛阳,运回邺城葬在高陵,高陵在‘西门豹祠西原上’,正是今天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一带。西高穴村西出土的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也明确记载了魏武帝陵的位置就在这里。

     《三国志》记曹操在公元218年发布建寿陵“令”后,到他去世仅有18个月,“遗令”也没说葬在哪里。在盗墓猖獗的年代,安葬曹操是秘密进行,其后的人们很难知道曹操墓在哪里。鲁潜墓志的年代距曹操下葬已经120多年,记载准确,那么在盗墓猖獗年代,早被盗掘一空,曹操墓能存留至今?曹操临终前留下的《遗令》:“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而在此次安阳曹操墓中,已经发现了多件金银首饰。被盗窃多次还能遗留下如此多的东西,与曹操薄葬的理念相违背。

周围没有群墓

曹操主张“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根据文献记载,曹操墓的周围将会有群墓,不可能是孤零零一个墓,而安阳曹操墓周边尚未发现墓群。

 

石碑刻有“魏武王”?

曹操死后才被追封“武王”,而曹操在世时多称为“魏公”或“魏王”。

曹操死后的“谥”号能在墓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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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报道中看一些人的诚实度有问题,更让人难以相信他们的堂皇之言的真实性!君不见其中一位尚某某专家先是回应质疑说那块“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石牌是其亲手发掘出土,想不到言犹在耳,其手下一位王姓女民工就声称是自己亲手发掘出土该石牌,此时该专家居然又声称是该女子发掘后再交到其手中; 再由发掘方声称八件有魏武王铭文的文物中只有一件石枕是从盗墓者中缴获,其余七件均为其发掘出土,可此前当地办案警方却明言除该石枕外还有那块“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石牌也是从盗墓者手中缴获!由此种种莫衷一是矛盾百出的说词,难怪一众网友要怀疑曹操墓确认真实度究有几何了!
2010-01-03 23:45:07
  •   “魏武王常所用”的石枕、大戟、大刀等实物。用魏武王三字判定曹操墓穴是历史笑话。古人在称谓上十分严谨,不能错乱。曹操生前被汉献帝封过魏公、魏王,死后追谥武王。曹丕取代汉献帝建立魏国后,追谥为武帝,曹操拥有魏王称号时没有武字,拥有武王时前边已没有魏字;追谥为魏武帝时已经为帝,抛弃了王号。即是说,在曹操身前身后,武王与魏字形同水火,不能兼容,魏武王三字,已经明确了墓穴尸骨不是曹操。
    “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以及“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曹操自起兵讨伐董卓开始,从不是执刀执戟冲锋陷阵的赳赳武夫,而是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没理由、没必要经常使用大刀、大戟类。特别是“常所用格虎大戟、大刀”,更显得不伦不类,要证明墓主是猎户倒容易些。
  •  

    2010-01-03 23:51:46

      刚看到一则旧闻:“2006年,河南省考古工作者就在专家认定的曹操陵园区域的西高穴村,惊人发现了一处墓葬,已经被盗墓贼盗掘一空,考古人员同同一时期的东汉王陵作比较,认为这是一座东汉时期的大墓,级别至少是王侯级。这座大墓的方位就在鲁潜墓志出土的东南方约一公里处,考古专家大胆推测,这极有可能是曹操墓或其陪葬墓中的一座。2006年,在西高穴的被盗墓处曾被盗掘出数件文物,上面有“武帝家用”铭文。曹操死后,被尊为魏武帝,而“武帝家用”铭文牌说明这是曹操生前用过的器物。”
      不知这座有“武帝家用”铭文牌的墓是否就是现在所称的曹操墓?!无论是与不是,都给了宣称有“魏武王”铭文的墓才应是曹操墓的发掘人员一记响亮的耳光!他们曾口口声声称:类似魏“武帝”字样的铭文是不应在墓中出现,因为那是曹操被埋后才被追加的封号!他们总不致再说有“武帝家用”铭文的文物是在曹操被追封武帝之后再挖开其墓埋入的吧?!如果那样就真是怎么说都是他们有理了!
      既然与卞氏合葬,就是说10年后墓被打开过,那么为什么不放追封魏武帝的名号?太后的名字为什么不写?而至今日成为两具无名女尸?
     
     

    長蘆秋荻2010-01-04 16:51:52

      现存最早的墓志铭确实是东汉时期的,可以确认在东汉时期已经有墓志铭随葬了,许阿瞿墓志铭画像石1973年出土于南阳市东郊的曹魏墓中,是三国人用汉代画像石重新筑造坟墓时被挪用作墓顶石的,该墓志画像石70厘米×112厘米,石面左方为志文,隶书,竖刻6行,满行23字,共136字,末行有16字漫漶,不能尽识,曾将拓片寄于郭沫若同志考订断句加标点,其文曰:“惟汉建宁,号政三年,三月戊午,甲寅中旬,痛哉可哀,许阿瞿身,年甫五岁,去离世荣。遂就长夜,不见日星,神灵独处,下归窈冥,永与家绝,岂复望颜。谒见先祖,念子营营,三增仗火,皆往吊亲,瞿不识之,啼泣东西,久乃随逐(逝),当时复迁。父之与母,感□□□,□壬五月,不□晚甘。羸劣瘦□,投财连(联)篇(翩),冀子长哉,□□□□,□□□此,□□土尘,立起□埽,以快往人。”从铭文中我们可以得知:墓主名叫许阿瞿,年仅五岁不幸于东汉建宁三年(即公元170年)三月十八日就夭折了,全家极为悲伤。

    2010-01-05 13:48:53

     
       曹操的剑出土了,据报道,此剑可以用现代化的手法复原。剑一般是有名有姓的。可我们为什么没有看见出土的石牌说“魏武王常所用XXX剑”呢?
    如果复原剑上写着“倚天”剑。那么元末明处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和盗墓者是什么亲戚关系呢?
     
     
    2010-01-06 11:23:51
       建议公布2006年以来和这次“发掘”的“魏武王”遗物时的录像,在当前摄像机十分普及的年代,这么重大的考古出土应当自始至终有录像,应当自始至终有媒体现场跟踪报道和摄像。  
    1. 
    河北籍文化人士闫沛东从事三国文化学术研究及魏晋南北朝考古21年,他说:早在2006年考古人员就在安阳县西高穴村发现了不少古墓,“曹操墓”是其中一个。闫沛东分析,根据墓葬形制,结构及随葬品时代特征,残存的画像石文字“咸阳令”、“纪梁”、“侍郎”、“七女复仇”等内容,且墓室装饰简单,未见壁画,铁甲、铁剑、一男两女遗骨分析,墓主人应该是魏国曾任过“咸阳令”、“侍郎”等职务,死后以魏王侯级别谥号“魏武王”下葬的曹氏(或夏侯氏)贵胄或魏国武职大臣,也可能是北魏时期的王室贵族,决非“魏武帝”曹操。
      众所周知,考古认定墓主人最强有力的证据,就是发现带文字尤其有姓名的墓碑、墓志、印章、刻有姓氏的遗物等。如果考古人员能公布2006年和这次发掘的“魏武王”遗物时的录像。则会更有说服力。
    2. 
    墓地出土(或从盗墓贼处缴获)的石牌和石枕,有关方面认为是根本性的确证。
      其中有两块石牌写着魏武王大戟,因为我们看到的是石牌不是武器戟本身。牌子是说明实物的,如何根据牌子证明这就是曹操的墓地呢?牌子上面写着魏武王常用挌虎大戟,表明这是在说明商品和物品的名称,而不是说这是曹操的遗物。还有21枚牌子,这些牌子上面都有孔,以作悬挂用,上面写的多是物品名数,如胡粉二斤,黄豆二升、开文杯之类。还明确说多少斤两,如果把这些看成是王侯墓葬风格,是遗物陪葬,那就不免太搞笑了。
    3. 
    最可笑的是这块写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的石牌,上面还覆有一块土黄色的泥巴。这一块疑似“土黄色的泥巴”的东西,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专家们一直没有解释。如果真是泥巴,那么考古时为何不把泥巴去掉,以便显现石牌的真实的全貌。如果以此来证明它真正是从墓里挖出来的——好像说“你看,它上边还有泥巴呢。难道还是假的吗?”——当前文物造假十分猖獗,这使人不禁联想到“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伎俩。其它石牌和石枕上为何不留黄色的泥巴?
      为了消除大家的怀疑,强烈要求有关方面向全国人民公布这次重大的考古现场的真实跟踪摄像。
     
  •  

    2010-01-05 13:54:54

    河南"曹操墓"的确认据说主要依据有二:
    1. 
    魏武王格虎大戟的石碑和石枕. 但是, 此物乃从盗墓人手中获得, 不安能做为依据.
    2. 
    墓葬相对鲁潜墓和西门豹祠的位置. 但是, 专家提供的最新文献资料已经证明, 鲁潜的墓志铭非从鲁潜墓获得, 碑上所带的泥土也和所谓的发现地址不付. 而且, 到现在也不知鲁潜墓在哪里; 而所谓的另一个依据-西门豹祠, 在漳河那一带, 包括古邺城, 安阳, 磁县等地, 共有十六,七处, 到底是按哪一个做参考的, 也是不清楚的. 
      这样一来, 
    河南所谓发现的"曹操墓", 实在是没有真实的证据. 希望, 不要为了经济利益而作假.
  •  

 河南安阳发现曹操的陵墓一事引起了各界的关注。我在河南生活了半个世纪,又长期从事古典文献和建安文学教学及研究工作,听到曹操墓被发现的消息自然喜出望外。不过,感情倾向毕竟与学术研究的理性是两码事。有时,出土的文物必须与传世文献相印证才能得出比较符合事实的结论,这就是王国维先生提倡的“二重证据”说。后来又有学者在王氏的基础上补充成“三重证据”说,也就是还要结合社会风俗和民间传说等方面内容去进行研究。我想这大概是人文学科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吧。

 这次发掘,考古专家们尽心尽力做了大量工作,我深表敬佩。至于他们所得出的结论,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来观察,我个人觉得还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这次出土了三个遗骸的头颅,据考古专家的测定,其中一个是男性约60岁,还有两个都是女性,一为四十岁左右,一为二十岁左右,并进而认定男性者与曹操终年的年岁恰相符合。不过我们查阅材料,问题就出来了:曹操的妻子——卞太后是在曹操亡殁十年之后去世的,当时她七十岁光景,死后又“合葬高陵”,也就是说她与曹操是埋葬于同一个墓穴里的。这就表明墓穴中的两个女头骨都不可能是卞太后的。那么卞太后尸身何在?这是一大疑问。或许有人会说,这两个女性头骨是陪葬的姬妾或是其他什么人的,但是活人殉葬于两汉时期基本已经绝迹。曹操虽兼用名法两家,但在其立身处世上却是恪守儒家传统的。建安时期王粲、阮禹和曹植各写有《三良诗》,对活人殉葬持否定态度,反映了时代的共识。推断之下,曹操和曹丕也未必会坚持殉葬。

  其次,这次在墓穴里还挖掘出了珠玉一类的饰物和器皿。曹操在临死前的《终令》中明明说在他的墓葬里“无藏金玉珠宝”。可能有人会说,这些东西是他生前的日常生活用品,他的后人把它葬入墓中也是可能的。但是《宋书·礼志》记载也引用此令,说“‘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无所增加。”说明曹丕完全遵奉乃父遗命办事,没有在墓中增添此种遗物。我们再看他的儿子曹植在其父死后不久写的《武帝诔》,说“既即梓宫(棺椁),躬御缀衣。玺不存身,唯绋(棺索)是荷。明器无饰,陶素是嘉。”可见曹植亲眼目睹曹操从大殓至入冢的整个过程,他把曹操穿的衣服、身上不佩印玺以及陪葬的明器是不经加工雕饰的瓦壶陶罐等等,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并未提到上述的珠玉一类的器物。再说,在今天发现的曹操墓穴里面,按理应该有盗墓贼不屑一顾的陶壶瓦罐的遗存,还应有盗墓时无法背出的东汉墓葬中常见的石质灵床等物,但我们未曾得悉有关于此的报道。

  还有,在这次的发掘中有两块石牌都有铭文,一为“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一为“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又有一件据说是从盗墓贼手上缴回的石枕,侧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铭文。这三件器物被认为是曹操墓的铁证。曹操入葬前即谥武王,这里称其为魏武王没有错,从铭文的字体来看,与通常所见的东汉时期字体也相符合。但是,作为魏王,陪葬品居然是两把“格虎”的大戟和大刀,仿佛他是打虎专业户一般;且将石枕称之为“慰项石”,恕我孤陋寡闻,实在闻所未闻。在我看来,打虎戟与刀以及慰项石,未必是曹操的日常用品,倒像是为了显示墓主的勇猛坚强,用以震慑侵入者的象征物。更何况“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大戟大刀自然也不应是曹操墓中的应有之物。

  既然存有上述疑点,就应该允许作出别样的假设,因此得把问题扯得远一点。

  曹操看到有汉一代的多数帝王之陵都曾经被盗掘,这种情况肯定会引起他高度重视,所以他和他的儿子曹丕主张薄葬,想尽办法采取各种措施来防范自己的陵墓被盗掘,这一层意思在曹丕称帝后于黄初三年所下的终制,即《营寿陵诏》中讲得非常清楚。他们力戒墓中埋藏金玉铜铁,要墓地不封不树,且尽量选在贫瘠隐蔽不易被发现之处。

  曹操在去世前两年,也就是建安二十三年,他发布了一条《遗令》,这实际上是营造寿陵的命令,内容有两方面:一是确定陵址,在西门豹祠西土地贫瘠的高岗上,“不封不树”;二是曹操命令要遵循古代的葬制,扩大寿陵的范围,为诸侯文武大臣有功者预建陪陵,即陪葬墓。这就意味着曹操在营造寿陵的同时又在其附近建起了众多的陪葬墓。据有关记载,后世多有好事者挖掘过西陵一带的墓域,但在多具墓葬中发掘出来的除了瓦罐一类外,空无一物。这样看来,他们所挖的似乎就是曹操的陪葬墓了。由此可以推测,这些陪陵的实际用意是想借数量庞大的陪冢来迷惑盗墓贼的眼目,使他们不易找到真陵。这正如同“不封不树”、“无藏金玉珠宝”一样,也是一种预防性的措施。

  说到这里,使我联想起所谓的“七十二疑冢”。现在多有人认为“七十二疑冢”根本不存在。《三国演义》确实描写过此事,但说它是无稽之谈恐怕有欠慎重。王安石诗中已提及七十二疑冢,因是文学作品,可不征引。且看学术性著作《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这种正规的由朝廷组织撰写的地志都对此有明确记载。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在“河南彰德府临漳县”下说:“磁州南二十里有讲武城,曹操所筑也。又操有疑冢有七十二处,在漳水上,自讲武城外,森然弥望,高者如小山,布列直至磁州而止。”他对此并未加任何疑似性的按断。这说明,在前代地理学家眼里这是一个真实的地名。元人国史院编修官纳新,他曾游历和考察了黄河流域一带,结合地志图经实地勘察和民间传说写成了《河朔访古志》,里面提到他亲历曹操西陵和七十二疑冢,指出西陵(曹操墓)在邺镇西三十里,疑冢在滏阳县(今河北磁县)南二十里的讲武城边,西距西陵十余里。他还描述自己骑马“自午抵暮,纵横出入冢中不知所向”,可见这个冢墓群范围之大,这也说明在元代以前疑冢是确实存在的。从纳新所标示的地望来看,七十二疑冢正是在安阳丰乐乡一带。

  需要补充的是,在这一片地域混杂有不少北朝人的墓葬,不过现今发掘出土的既然有魏武王字样的铭牌,估计未必是北朝人墓,倒像是曹操的疑冢之一,而里面几具尸骨和一些陪葬物可能是在曹操死后临时埋进去的,意在迷惑盗墓贼。果若如此,那么此墓中出土的文物同传世文献的记载何以不相符合,就可以得到印证了。

  我不懂考古,只是从存世的文献典籍出发提出一些疑问,不敢下任何结论。我想考古学家抱着兼听则明的态度会予以包容谅解的。我真心希望这次发现的墓是真的,所以才把想要说的话说出来。

  另外,根据《宋书·礼志》记载,曹丕即帝位后,立即追赠其父为魏武帝,并且刻了一方金玺,也是为了防墓穴被盗,他没有将这个金玺直接放进曹操的墓穴之中,而是用石盒包装将其深埋在墓道之端,因此我建议相关的考古专家不妨在墓道两端再进行挖掘。这一金玺一旦显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或可成为曹操真墓的铁证。

  郑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俞绍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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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墓疑被报复性损毁 学者揭秘墓里女人是谁?(图)http://news.sohu.com/20091230/n269296332.shtml

 来源:人民网
2009年12月30日07:53
 
个人简介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产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曾长期在科研部门工作,承担过国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攻关研究项目,成果记在史册里。哲人有训:“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爱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多学科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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