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张

　　 一

　　凯恩斯（1883—1946）经济学的核心是不确定性问题。凯恩斯认为，人们的经济行为往往受到动物性冲动的干扰，市场自发运转的结果于是不确定，表现为供给与需求的脱节，扩张与收缩的交替。不确定性增加了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效率，宏观调控于是成为必要。凯恩斯所亲历的1929-1933年的大危机为市场自发运转的不确定性及其对物质和文明的巨大破坏性提供了最好的证明。

　　不确定性贯穿在凯恩斯对整个世界的认识中。人类文明的前景是不确定的，生命本身也充满着不确定性。凯恩斯出生于一个上流社会家庭，他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已经是剑桥大学的行政官员。凯恩斯的少年时代，英国还处在繁荣阶段，他们一家人，安逸地享受着物质文明和社会进步带来的种种好处：充裕的物质供应，优雅的生活节奏，趣味高雅的享受，道德规范的操守。但是，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随着文明和进步的加速，在凯恩斯成长的过程中，他发现，他所珍爱且正在享受的那种生活方式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凯恩斯是在马克思去世那一年出生的。早在他出生之前的几十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蓬勃发展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已经高度尖锐。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弊端，凯恩斯有自己清醒的认识。但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权衡中，凯恩斯无法接受社会主义。凯恩斯根深蒂固地认为，粗鄙的无产阶级和暴虐的社会主义对于他所珍爱的文明而优雅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威胁。危险不仅来自无产阶级的反抗和斗争，更来自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断裂。在现代化不断加速以及传统被不断撕裂从而人们的认同和信任不断消减的背景下，文明成为“少数几个人的个性和意志建立起来的一种单薄、脆弱的外壳”。狂热不仅在个体行为中体现出来，更以国家和民族的形式出现。凯恩斯亲历了一战和二战这两次浩劫，他深切体验了文明的脆弱。

　　这一切，使凯恩斯陷入高度紧张之中。凯恩斯的紧张，体现在他的思想观念中，也直接体现在他的行为中。当然，凯恩斯为人类或者他所代表的精英阶层的文明前景的紧张，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道德感和使命感，表现为一种忧国忧民的志士情怀。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凯恩斯将自己视为文明危机背景下的救世主，他对自己的道德情怀有着充分的信心，对自己拯救世界的能力有着充分的信念。在这样的信心和信念的支撑下，凯恩斯将自己看成是一个超人，在他的一生中，他马不停蹄地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外一个战场，为拯救即将沉没的人类文明之船，不遗余力地奋斗着。尽管他所要拯救的仅仅是英帝国，甚至仅仅是他所归属的上层社会，但他的行动对人类文明的维护和发展确实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凯恩斯的一生，是努力工作，不懈斗争的一生。他生命的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参加会议，发表演讲，办杂志，为报刊撰写时评，写作小册子，写作专业论文，举行学术聚会，开展学术讨论，为政府决策部门写政策建议，下工厂调查，参加选举，与政敌或论敌辩论……

　　凯恩斯的紧张，也表现为对生命有限性的焦虑。凯恩斯一直热衷于写小册子评论时事。比如参加巴黎和会后，写作了《和约的经济后果》；战争期间，写过《如何筹措战争经费》。实际上，在他生活的时代，只要国内或国际有重大事件发生，凯恩斯都会认真思考，积极与同仁讨论，然后集中精力写作出小册子，帮助大众思考，影响社会舆论，进而影响政府决策。当有人问凯恩斯为什么不将精力集中于写作鸿篇巨制时，凯恩斯说，写作鸿篇巨制的荣光就留给亚当.斯密吧，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我们要只争朝夕，只能写作小册子；当然，在偶然的机遇里，也许同样可以赢得不朽。凯恩斯的表白，体现出他对生命有限的无奈，也表现出他试图通过紧张工作实现生命意义的信念。不过，凯恩斯不仅写作了大量小册子，也写作了《通论》这样的鸿篇巨制，而且正是这样的鸿篇巨制为他赢得不朽的声誉。

　　凯恩斯对待生命的紧张，使他的研究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性。大危机来临的时候，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念是，市场有其自发的运转规律，危机不过是市场自我修复的一种形式，干预所能达到的目的，市场的自发作用也可以实现。狂风巨浪之后，海面自然会回复平静。干预可能仅仅是破坏市场的自我修复功能而对经济的恢复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对生命以及文明的命运具有强烈使命感的凯恩斯看到的却是，“在长期里，我们都已经死了”。生命是短促的，文明是脆弱的，我们应该是生命结束之前，在文明毁灭之前采取行动。而且，凯恩斯相信，人类有能力通过行动改变自己的命运。

　　对生命的这种紧张，促使凯恩斯将生命投入到丰富多彩的生活当中。除了研究、教学好政府工作，凯恩斯经常组织艺术聚会，他有着很多艺术界的朋友，经常资助他们的艺术创作；凯恩斯对投资和欣赏艺术品有相当的品味，不仅自己投资艺术品，还为剑桥大学的艺术品收藏提供指导；他喜欢观看芭蕾舞表扬，后来娶了一位来自苏联的著名芭蕾舞演员为妻；凯恩斯还喜欢歌剧表演，组织投资建立了剑桥剧院；凯恩斯还是一位成功的投资家，他作为艺术资助者的贡献就建立在他作为成功投资者的基础上；他不仅为自己投资，还负责剑桥大学的投资管理；……

　　也许因为对生命的紧张，凯恩斯一直将生命之弦很紧。1946年， 64岁的凯恩斯因突发心脏病去世。

　　二

　　凯恩斯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1852-1949）也一直处于紧张之中。不过，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紧张主要是精神层面的，他更多关注的是文明的命运；老凯恩斯（以下简称“内维尔”）的紧张既有精神层面也有生理层面的因素，他更多关注的是个人命运，尤其是是个体生命。

　　内维尔出生于一个园艺工人家庭。儿童时代，内维尔就显示出很高的智力，于是父母将改变家庭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在父母的干预之下，内维尔的兄弟姐妹们放弃了学习机会，全家集中力量供内维尔学习深造。内维尔明白自己的优异成绩来自努力而不是天分，家庭的期望无疑给他增加了很大的压力，这使他的学习更加紧张。为了取得好成绩，内维尔不得不投入全部精力，而这种努力的结果不仅仅是优异的学习成绩，还有对智力活动的厌恶，有时甚至是疾病。经过努力学习，内维尔进入剑桥大学。最紧张的学习是在大学阶段。最初内维尔学习的是数学，虽然经常考试得第一名，但也经常因为学习紧张而头疼、牙齿疼、心口痛。有一段时间，内维尔对数学不仅不喜欢，而且痛恨。在马歇尔的影响下，内维尔开始学习经济学。学习经济学让内维尔感受到了学习的乐趣。有一个夏天，内维尔一直在研读马歇尔推荐给他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他对这本书非常喜爱，他写作的读书心得也得到马歇尔的欣赏。内维尔成为马歇尔最喜欢的两三个学生中的一个。实际上，马歇尔对内维尔比对任何其他学生都要关心和爱护。

　　内维尔毕业后留校担任研究员。内维尔一直以为，自己并不是智力出众之人，他所取得一切成绩都是刻苦和努力的结果，而这种刻苦和努力，可能已经到达了身体的极限。对于学术，内维尔不再有兴趣；他对自己提出的生活策略是，尽量减少压力，尽量克服紧张，“减少紧张压力的一个办法就是投入到业余爱好中，另一个办法则是从事智力要求不高的工作。”1881年，学校考试管理委员会有一个空缺，内维尔不顾朋友们的反对，申请了这个职位并取得成功。这样，内维尔就离开了学术工作。

　　1882年，w.s.杰文斯去世，伦敦大学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空缺，马歇尔为内维尔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甚至夸大其词的推荐信，热切希望内维尔能得到这个职位并回到学术行列中来。可是，内维尔不愿意离开他得心应手的行政工作，他甚至没有提出申请。这让他的妻子弗洛伦斯深感失望。马歇尔却不死心，他还想将内维尔拉回学术行列。1877年，马歇尔因为和佩莉结婚离开剑桥大学。1885年，因为政策的变化，马歇尔可以从牛津回到剑桥了。马歇尔希望在牛津大学保持自己的经济学阵地，而内维尔是他心目中最好的人选，于是频繁地写信和发电报召唤他。内维尔根本就没有兴趣，他现在很享受行政人员的职业，工作舒适，而且收入不低，还能结交各界名流。在马歇尔持续不断的敦促下，加上弗洛伦斯的敦促，内维尔最后还是勉强接受了马歇尔的建议，接受牛津大学一个学期每周一天的教学工作。学术研究这样的智力工作确实令内维尔痛苦不堪，他为了教学和研究工作而得了抑郁症、疑心病，不时会牙痛、头痛、心口痛。一个学期后教学工作结束，内维尔又回到他的行政岗位。这段时间教学工作的成果之一，是他1891年出版的他唯一一部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

　　马歇尔还没有放弃。1888年，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空缺，马歇尔写信给内维尔，“我很高兴地听说你打算去竞争这个位置……”内维尔的回信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消息。经不住马歇尔的劝说和弗洛伦斯的唠叨，内维尔勉为其难提出申请，但没有成功。马歇尔还要再作一次努力。1890年，马歇尔组织成立了皇家经济学学会，同时创办《经济学家杂志》。马歇尔力邀内维尔做杂志编辑，这也是将内维尔拉回学术行列的办法，可内维尔再次没有给马歇尔面子。后来，倒是他的儿子长期担任该杂志主编。内维尔最后一次拒绝学术工作是在1894年，那一年，芝加哥大学邀请他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内维尔没有做任何考虑就回绝了。他说，我将一辈子在剑桥生活下去。后来，他又在这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

　　由于对生命有限性的紧张以及对生命脆弱性的焦虑，内维尔拒绝在他看来需要大量耗费脑力从而摧残生命的学术工作；由于担心自己的心脏承受不了紧张的生活，内维尔有意将自己的生活节奏放慢。在平静的心境下，内维尔安详地享受着生命，在他一辈子紧张工作的儿子去世之后三年，他才离开人间。同样是对生命有限性的紧张，对梅纳德来说，导致一种紧张的生活——为了使有限的生命发挥更大的作用，产生更大的价值，他需要充分利用每一分钟来努力奋斗，来维护文明的发展，来增进人类的福利；对内维尔来说，对生命有限性的紧张导致的却是一种安闲的生活——生命是如此重要，生活本身就具有巨大的价值，放弃生活而追求所谓事业的成功，不过像买椟还珠一样的愚蠢。谁是正确的，梅纳德还是内维尔？也许他们都是正确的。尽管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态度，但他们对生命有意识的反省，意味着他们在选择一种有意识的生活，一种自觉的生活，一种有价值的生活。

　　三

　　在凯恩斯周围的世界里，还有一个人也经常紧张。不过，他的紧张不同于梅纳德对文明的命运的忧虑，也不同于内维尔对生命有限性的恐惧，而是对上课的害怕。这位害怕上课的经济学家，就是皮埃罗.斯拉法（1898-1983）。

　　斯拉法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原来在意大利的卡利亚里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斯拉法对社会主义持有公开同情的态度，而且与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安东尼奥.葛兰西有着很好的私人关系。在法西斯统治之下，斯拉法度日艰难。斯拉法曾经翻译出版过凯恩斯的著作，而且早在1921年斯拉法在伦敦经济学院做访学就认识了凯恩斯。1926年，斯拉法在凯恩斯主编的《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竞争条件下的收益规律》的论文，在剑桥引起了轰动。在凯恩斯引荐之下，剑桥大学为斯拉法提供了经济学讲师的教职。

　　斯拉法生性腼腆，羞于在公开场合说话。发表演讲对凯恩斯是一件得心应手的事情，而对斯拉法则难于上青天。斯拉法极端害怕上课，有时候甚至采取特殊手段来逃避。凯恩斯回忆说，有一天中午他和斯拉法一起吃饭，一直聊得很开心。起身离开餐厅的时候，斯拉法突然昏厥过去。原来第二天斯拉法有课，他在装病逃避上课（也许他真的很害怕）。凯恩斯没有办法，只好替他请假。对上课恐惧到如此程度，显然不适合做教师。为了将斯拉法留下来，凯恩斯只得建议他到皇家经济学会编辑《李嘉图著作通信集》。对上课如此紧张的斯拉法对待编辑工作却是那样的慢条斯理。1933年，凯恩斯就对外宣布全部李嘉图著作通讯集将在年底出版，但凯恩斯到死也没看到这套书出版。全部11卷的《李嘉图著作通信集》1951年才开始出版，而全部出齐则要到1955年。

　　斯拉法的慢条斯理还表现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的出版上。1928年，斯拉法已经完成了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的初稿，但正式出版则是在30多年后的1960年。斯拉法被凯恩斯誉为经济学天才，但他很少参加学术会议，也不轻易发表论文。斯拉法甚至说，他对自己写的东西有一种强烈的厌恶感，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轻易发表。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因为试图解决李嘉图终生困扰的“不变价值尺度”问题而引起理论界的极大轰动，该书的出版被誉为经济学历史上的一次革命。后来，斯拉法还成为琼.罗宾逊的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也成为新剑桥学派的理论支柱。

　　回头再说说斯拉法对上课的紧张。很显然这是斯拉法的个性问题，他上课紧张并不说明他的交流有问题，他与凯恩斯聊天就很自如。很多教师，即使在讲台上站了几十年也一样会在走上讲台的那一刻心里不停打鼓。这种紧张不一定是简单的心理素质问题。当上课被看成是一个神圣的职业的时候，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是可以理解的。比起无所谓的随意态度，紧张也许更有益。不过，斯拉法的紧张不一定就是这个原因。

　　四

　　以上关于“紧张”的几个故事来自英国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的《凯恩斯传》[i]——写作该书之前，斯基德尔斯基只是一个历史学家，而该书完成后，就被誉为经济学家了。在布莱恩.斯诺登和霍华德.R.文的《现代宏观经济学：起源、发展和现状》中，还有对斯基德尔斯基关于凯恩斯经济学的专访。《凯恩斯传》的写作对于斯基德尔斯基来说是一个收获巨大的工程，这部耗时30年的鸿篇巨著，不仅使他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传记作家之一”，他还因此被英国女王册封为勋爵。凯恩斯在世的时候也有此荣幸，因为他发起的伟大的经济学革命，因为他的经济学理论对政策制定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同凯恩斯相比，斯基德尔斯基算是捡了个大便宜。

　　不过，这本书实在是太长了。全书99.7万字，大开本，小字体的中文版长达900多页。对于一个经济学家的生平，就算他很重要，是否值得事无巨细地了解得那么清楚，这是一个问题。生命是如此短促，我们也许应该将更多时间用来读那些对我们帮助更大的著作。抱着这种想法，我第一次阅读的时候，读到三分之二就退却了。退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历史学家的斯基德尔斯基将太多篇幅用来介绍凯恩斯的生活琐事，比如，凯恩斯的的同性恋经历就被过于详细地关注，而作为经济学家的凯恩斯的经历相对来讲就介绍得不够深入。作者实际上是在写作该书的过程中通过阅读凯恩斯的经济学著作才了解经济学的，因此，对凯恩斯作为经济学家的介绍就不是那么到位。不过，如果不将此书读完，怎么知道它是否对我有价值，有多少什么样的价值呢？于是，在放弃该书一年多以后，今年9月，我又用两周时间全面阅读了该书。收获不是很大，不过总算是对凯恩斯的生平和思想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对于时间不是特别充裕的学生来说，只阅读第27章“一个不寻常经济学家的肖像”就可以了。“这是全书写得最漂亮的一章。生动、有趣、简洁、深入、有感情、色彩鲜艳，很温馨，很活泼，充满爱意。”这是我这一章后面写的评语。这本书太贵，要79元，不是特别有兴趣，到图书馆借来看就行了。

　　看斯基德尔斯基的《凯恩斯传》时，我穿插着看了美国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的论文集《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ii]。有意思的是，斯基德尔斯基与格申克龙都是前苏联人（斯基德尔斯基还与中国有点渊源，他1939年出生于哈尔滨）。格申克龙作为经济学家的最重要影响是提出了“落后的优势”理论，而该理论又与“紧张”有关。按照格申克龙的解释，相对的经济落后可能会有积极的作用，落后可能成为一种优势。因为在落后国家中，其实际的落后状态与作为发展目标的期望值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关系可以成为推动工业化发展的力量。而且，一个国家越落后，这种紧张就越显著，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就越强。于是，落后国家虽然不具备发达国家发动工业化的条件，但“紧张”可以推动人们创造条件来促进发展。落后国家还可以通过引进、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这就是“落后的优势”。

　　当然，格申克龙所讲的“紧张”作为一种国家或者民族的意识，与凯恩斯等人的作为个人意识的紧张有所不同。但不论什么形式“紧张”，只要人们正视它，有意识地利用它，就可以成为行动的力量。我们需要行动，所以需要紧张。

　　

　　[i] 【英】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凯恩斯传》，三联书店，2006年版

　　[ii] 【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