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伪命题：民主必胜还是“中国模式”必胜
2009年伊始，旅法华人宋鲁郑发表了一系列在盛赞所谓“中国模式”的同时公然反民主的文章。看看下面这些题目，就可以想见宋鲁郑先生对“中国模式”如何盛赞而对民主又痛恨到何种程度了：《民主困境与中国模式开创第三条道路》、《美<新闻周刊>高调肯定中国模式的背后》（笔者注：“背后”还是肯定）、《中国模式的成功将扩散到全球》、《从奥巴马就职看中国制度的无比优越》等等，《民主必胜还是“中国模式”必胜》便是其中一篇。说实话，有的言说实在令人不忍卒读，试举一例：宋文说：“最出人意料的是文章对中国腐败的评析。中国的腐败是‘温和，非暴戾，润滑剂般的’。文章引用一位在上海的英国商人评述说：‘至少你不用担心有人拿着炸药来到你的门口。’另一位来自欧洲并曾在多个发展中国家工作过的企业董事长比较了中国和俄罗斯的腐败不同：‘在俄罗斯，如果建一座桥要100美元，官员会拿走90美元。而在中国，只会拿走30美元，但至少你知道桥一定会建起来。’”——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为了极言“中国模式”的完美无缺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了。这与引诱中国政府喝“三鹿牛奶”有何区别？须知，宋鲁郑先生在该段文字前后未有任何批判或点评，完全可以视为宋先生是同意此说的。对此，笔者以为无须再评说什么了，读者自己去思考吧。（点击该文：链接一、链接二、链接三）
但是，纵观宋鲁郑众多文字，很少见到对什么是“中国模式”明确的定义表述，只是一味盛赞不已，所以也很难看出他究竟赞扬的是什么；倒是反民主的观点非常鲜明，以致在发表于09年2月份《红旗文稿》上的《中国为什么要怀疑西方的“普世价值”》长文中直接借国外公元前或几个世纪前的“先贤先哲”之口宣扬“君贵民贱”的腐朽思想，直接把民主政治说成是“愚昧的暴民政治”，这倒是定义非常明确的。笔者已撰文“三评”这篇文章，在此不赘述。
由于对目前的“中国模式”究竟是什么，这种模式是为奔什么目标而设计的本来就缺少认真的研究，或者作为时事评论员的宋鲁郑先生心里很明白，但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故意装糊涂，于是出现了“民主必胜还是‘中国模式’必胜”这样不能成立的伪命题。要说明宋鲁郑先生这个命题之所以是伪命题，我们就有必要首先弄明白目前的“中国模式”是什么。
一、把“民主”与“中国模式”公然对立起来，是何目的？
从宋文的标题可看出，在宋鲁郑的意识里，“民主”是一个与当今所谓“中国模式”相对立的互不相容东西。这是使文章的核心论点成为伪命题的重要原因。
国内外媒体所说的“中国模式”，当是指中国目前政治经济运行的模式，它是在《宪法》框架之下由执政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所确定的，以下图表示（点击：相关资料）——
姑且不论这一模式尚未最终完成实践检验因而谈不上定型，目前仍在不断探索、完善和改革之中，仅从与这一模式相辅相成的国家根本大法《宪法》来说，其中也不可能排斥民主、人权这一宪法所规定的人民共和国之性质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重要原则；即使所谓“四项基本原则”之一的“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其中也包含着有关“民主”的诸多一贯思想和原则；而这一模式运行所要达到的目标中，更是“富强、民主、文明”并行的。仅从上述分析便可看出，即便今日运行着的所谓“中国模式”本身，其中也包含着民主这一重要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请注意，宋鲁郑先生并不是说“民主模式”，而是说“民主”本身。那么，在胡锦涛总书记所做十七大报告中庄严宣示“要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情况下，宋鲁郑在盛赞“中国模式”的同时，公然把“民主”与“中国模式”对立起来，这对于执政者来说可能会产生怎样的负面效果呢？这于中国的发展是有益还是有害呢？这一命题有意义吗？这不是一个伪命题吗？旅法时评作者宋鲁郑先生如此言说究竟是什么目的呢？
二、形而上学、取其所需——宋鲁郑先生一贯的论辩招数
既然“民主必胜还是‘中国模式’必胜”本身是一个伪命题，那么宋文的其它论述也就没有什么立论的依据了。但其一贯所用的形而上学、取其所需的论辩招数如不适当予以揭示，有时也是容易混淆视听的。下面就宋文部分言论做一些点评——
1、“中国模式”如果必胜的，“民主”则自然更是必胜的
宋文说：“已经有人发出了这样呼声：民主必胜。也有人在总结三十年特别是2008年的经验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模式必胜。”“我反对那种先验式的、没有足够事实依据支持的‘民主必胜’论。”
在中国，追求和弘扬民主的有，胡锦涛就代表中共宣示要“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是有谁正经提出什么与“中国模式”相提并论或相对立的“民主必胜”吗？似未曾见过，这是宋鲁郑先生为了某种需要而自己树立起的假想论敌。
但是，如果真要说有谁明确发出过民主必胜的“呼声”，那么可能首推毛泽东。毛泽东在民主的实践探索中犯过错误，但他毕竟是有眼光的智者，1945年毛泽东就说过“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见《愚公移山》）毛泽东的论断可谓之地铿锵。宋鲁郑如此反民主，不知是何居心？
然而，宋文反民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其一、民主必胜，这不仅是毛泽东和中共的论断，而且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全球民主调查指数排名显示：在被调查的165个国家和2个地区中，有82个是完全民主或尚有缺陷的民主政体国家，有30个集权和民主主义的混合体制的国家，以上不同程度的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已接近被调查对象总数的70%。事实支持了毛泽东的论断，支持了民主必胜的论断，这也是中共将“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视为一贯诉求的原因所在。所谓“中国模式”，其中如果真的没有了民主，这种模式必然不会取得最后成功，可以说这是无须论证的。世界上所有曾经辉煌而最终瓦解的独裁统治都是有力的证明。所以温家宝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明确无误地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也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
其二、除了毛泽东、中共的论断和事实对“民主必胜”的支持外，宋鲁郑对“民主必胜”称之为“先验的”亦即唯心主义的，这也非常有悖逻辑。道理很简单：如果所有政治理想和价值追求在完全实现之前都可视为“先验的”话，那么我们就永远不要有理想的追求，那都是“先验的”、唯心的，“没有事实依据支持”，这是符合逻辑的吗？诚如是，宋鲁郑百般赞美的“中国模式”在1978年最初提出远未被实践证明时也是“先验的”，它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更是“先验的”；而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则更是“先验的”了——那么，世界上70%左右的国家不同程度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而且越是发达国家其民主程度越高，这是铁的事实，这也能说是“先验的”吗？——多么荒谬的逻辑！这再次证明所谓“民主必胜还是‘中国模式’必胜”是一个荒谬的伪命题。
2、总是引导“中国模式”向落后国家看齐，是何道理？
为了达到反民主的目的，在论及“中国模式”无法回避的贪污腐败严重的问题时，宋鲁郑先生在多篇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到所谓国际“透明国际”反腐组织有关世界各国官员“清廉度”排名的数据：中国的“清廉度”排位72，印度、泰国、俄罗斯等清廉度落后或大大落后中国。宋文所说不假，可是用形而上学的思维对数据片面地取其所需，这是研究问题的科学态度吗？宋鲁郑为何避而不谈清廉度排位在前20位乃至30位的国家都是不同程度的民主政体国家？为何不提同属中国主权下而一国两制的香港、台湾、澳门“清廉度”分别为12、33、43，超过中国大陆60—29位？为何不提清廉度排名并列世界第一的瑞典早在233年前就实施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如此片面地看待和使用实证可以作为诡辩的技巧而暂时蒙蔽一些人，但用来进行科学研究岂不误国误民？就用宋先生一贯批判的“普世价值”来说，难道“为政清廉”不是普世价值？难道还有资本主义的清廉和社会主义的清廉之分？
中国政府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是大的，这是我们都看得到的。但是，为了促进中国更好地可持续的发展，我们是应当为“中国模式”的完善、改进把脉出谋进良言，还是一味歌功颂德来麻痹中国政府？我们是应当提醒中共政府在改革开放的成绩面前认真研究那些亟待解决的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还是引导政府一味沾沾自喜向不如我们的国家看齐？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竭力盛赞“中国模式”的并非宋鲁郑先生一人，外媒报道也有一些。奉承话谁都爱听，可是过头的“盛赞”总是令人生疑的。这类人和事历史上屡见不鲜。笔者不禁想到：难道真的有人希望中国政府在一片盛赞“中国模式”的歌舞升平中昏昏然而失去警醒？这是不是与中国为敌的某些人和国家想给中国政府喝下“三鹿牛奶”？笔者不敢往下想。
《北京日报》资深评论员吴江最近撰文也指出：“‘中国模式’被世人热议，我们应如何回应？回答是：应当更加自警自检，如实估量自己，谨行审思，决不可自我膨胀，自夸‘盛世’。须知我们确确实实尚处在发展之中，离发达还很远。当此危机降临之际，正是我们自我警惕、自我检察之时。度过危机为当前急务。尤其腐败盛行使‘中国模式’面临生死考验。我们必须慎之又慎，一失策成千古恨。功过荣辱，在此一举。”（点击引文）看来，对一味盛赞“中国模式”有着某种担忧的并非笔者一人。
“民主必胜还是‘中国模式’必胜”确为一伪命题，通篇可以分析讨论的内容不少，本文暂点评至此。其实，命题既然站不住，其论述也就没什么价值了。只是笔者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心头：宋鲁郑先生如此看好“中国模式”，为何要长期呆在他并不喜欢且常常批判的法国？为何不回到自己看好的祖国为政府效力？这当然是题外话了，打住。□
【相关连结】评宋鲁郑《中国为什么要怀疑西方的“普世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