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应该相信自己的商业嗅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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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刘长杰
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一般会有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期,所以只要借助某些分析模型,对一个国家的金融机构存贷比、财政赤字、外债水平、外汇存底等相关指标进行认真地研究,我们通常可以隐约地辨别哪些国家可能爆发危机。
然而,既便如此,我们依然很难判断危机是否一定会发生,以及到底何时会发生。这是由经济现象本身的错综复杂性决定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研究表明,大多数经济模型在预测金融危机方面都鲜有成功的例子,原因之一是现有的数据往往无法提供足够的有效信息,而如何将各种变量整合在一起也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事实上,当年克鲁格曼也只是根据经济学理论,推论出东南亚那种过于依赖高储蓄、高投资和密集劳动力投入,缺乏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能力的经济发展模式,迟早会因为收益率递减而导致高增长态势的不可持续。我们认为,这或许也是克鲁格曼从未标榜过自己准确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内在原因。
一瞬间的焰火,不能代表持久的灿烂。即便曾经有过《中国可以说不》,也依然不能遮挡眼下中国智库遭遇的信任危机。
数据表明,目前,中国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大概有2000个,数量甚至超过智库发展最发达的美国(最新统计共有1777家)。然而,近年来,这些专家云集的“中国智库”在关键领域的研究和预测,特别是在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形势由热转冷的变化过程中,表现得并不尽如人意。
《瞭望》新闻周刊关注到的某些知名智库做出的“乌龙预测”有如下几例:
2007年底,中国社科院某著名经济学家还在强调4%是中国通胀承受极限、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起大落时,CPI在2个月后不但达到月度8.7%的高值,且2008年下半年急转直下跌至12月份的1.2%;
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面对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宽慰之谈,中国主流智库大部分都相信了美国金融危机“是暂时的”,甚至提出“脱钩论”,公开强调“这只是美国的问题,对中国影响不大”;
2008年7月份,当国际油价将突破每桶147美元时,国内不少能源研究机构几乎同时跟在国外分析家后面鼓噪200美元的年终预测,油价随之掉头向下,12月底跌破每桶35美元。
我们也发现,直到现在,依然有“某某市的房价绝不会跌”的专家声音,不绝于耳。
显然,数量不等于质量,专家也不等于智慧。然而,这些专家的声音,却经由公共媒体放大后,迅速地吸引着大众的眼球,影响着大众的感觉。
本报记者面访过众多企业家,此时此刻,他们依然异口同声曰“商机依然存在”。然而,一谈到当下该如何寻找商机并投身其中,他们却囿于专家的念念有词,裹足不前。
在全球经济遇冷下滑的当下,难道我们真的想把自己对经济的判断力和生意的决策权,拱手让给那些故作高深的专家吗?
“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此乃陶朱公谋得巨万身家的不二法门。“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身为一个一直在商海中搏击风浪的企业家,我们更应该懂得商业经营的铁律——利用资产价格有较大变动的良机,大胆入市出市,以图大业。
商业是快乐的,在退而结网之际,不如,更相信我们自己的判断吧。
***注:此为时代商报20090203头版三经论坛评论原文,发表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