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胡泳 原创自 搜狐博客 | 2009-03-18 00:06 | 收藏 | 投票

祝华新:对越自卫反击战30年祭(四)


毁誉胶着在柬埔寨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开战第二天,人民日报2月18日社论《奋起还击  保卫边疆》谈到战争的动因,除了重复新华社受权发布的“自卫还击”,还增加了一条理由:越南当局为了实现建立“印支联邦”、称霸东南亚的野心,明目张胆地侵略柬埔寨。
   
此前半个多月,邓小平访美期间在华盛顿公开表示:

    “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

    世界舆论也普遍地把中国军队进入越南视为对越南军队进入柬埔寨的牵制和教训,不少国家提出了双撤军的方案,对此中国显然乐观其成。反对越南在印度支那扩张势力范围,符合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也符合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利益诉求。然而,历史的复杂性不在于中国带头谴责越南“侵略”,而在于那个得到中国、泰国还有美国声援,尤其是构成中国出兵越南一条重要理由的“被侵略”的柬埔寨。

    以吴哥窟古迹著名的柬埔寨,一个比越南更小的佛教国家,与新中国的瓜葛一点不比越南浅。
    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人民日报几十年间报道最多的外国领导人,享有“中国人民老朋友”的极高知名度。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新闻简报》里,风度翩翩、笑容谦和的西哈努克,在那个“革命化”的年代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大资产阶级的一派高贵雅致,就像今天的演艺明星一样备受追捧。

    19703月,柬埔寨首相朗诺在美国人支持下发动政变,宣布废黜西哈努克国王。正在莫斯科访问的西哈努克闻讯,在飞来北京的航班上失声痛哭。没想到,飞机降落后,周恩来总理动员四十几个国家的外交使节到机场隆重迎候,周总理握住亲王的手诚恳地说:
    “您仍然是柬埔寨的国家元首,我们永远承认您!”
    那一刻,西哈努克感动得热泪盈眶。此后,西哈努克流亡的大部门时间在中国度过。中国人为他的“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提供了元首府、首相府和政府大楼等物质援助和资金支持。中国政府拨出北京市中心的东交民巷15号,让西哈努克安家落户,深宅大院里设有办公室、会客厅、餐厅、游泳馆、羽毛球场和多功能厅,配有警卫、秘书班子、高级厨师、花匠和车队。1972年2月至4月,在中国的悉心安排下,西哈努克从北京出发,穿越著名的“胡志明小道”,秘密访问了柬埔寨解放区,在那里主持了流亡政府会议。西哈努克亲自谱写的歌曲唱道:
    “呵,可爱的中国,
    我的第二故乡。
    我在厄运中遇到了莫大的幸运,
    我在这里找到了知己。”
    1975年,西哈努克回国前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辞行。见到病重憔悴的周恩来,西哈努克夫妇意识到这可能是与周恩来的最后一面了。回到寓所,莫尼克公主等不及中国陪同人员离开,已是泪流满颊。
   
在越军进入柬埔寨后,西哈努克再度流亡国外,还是选择了中国。19791月,在邓小平主持的欢迎宴会上,亲王动情地表示:
    “中国是与我同甘共苦的伟大朋友。如果我必须接受某国政府的供养,这个政府最好是中国。”
    中国与这位多才多艺又命运多舛的柬埔寨国王的交往,不离不弃,善始善终,如果中柬关系仅限于此,无疑是国际交往史上一篇光明澄澈的千古绝唱。然而,让中国人尴尬的是,我们还同时“供养”了另一个柬埔寨人,他就是被国际社会称为二次大战以来最恐怖的统治者波尔布特。
   
在柬埔寨和中国,波尔布特的知名度都不高。作为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波尔布特在国内把自己搞得神神秘秘。1975年4月柬埔寨共产党占领首都金边成立“民主柬埔寨”(西方称为“红色高棉”)后,大多数柬埔寨人根本不了解谁是国家的领导人,只知道现在掌权的是“安卡”——柬埔寨语“组织”的意思。在中国,波尔布特的亮相是在1977年9月,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浓墨重彩接待的第一场国宾。9月29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篇幅报道波尔布特抵达北京访问的消息。对毛泽东萧规曹随的华国锋,为波尔布特安排了只有金日成和前苏联领导人享用过的奢华入城式:
    “十多万群众怀着战友相逢的喜悦心情,聚集在机场、天安门广场和迎宾馆前,载歌载舞,向英雄的柬埔寨人民的友好使者表示中国人民的敬意和友情。”
    在机场,男女民兵持枪列队向波尔布特致敬,其他人挥动花束、彩带,有节奏地高呼。贵宾车队驶近天安门广场时,波尔布特由华国锋陪同,换乘敞篷汽车,接受人们的夹道欢迎。女青年跑上前来向波尔布特献花,青少年跳起了富有中柬两国民族特色的舞蹈,一簇簇彩色气球腾空而起。人民日报写道:
    “车队驶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欢呼声。波尔布特同志在敞篷汽车上亲切地向群众招手致意。”
    在人民日报的大幅照片上,曾在巴黎留学的波尔布特面容慈祥,温和有礼。广场上的欢迎人群和人民日报的全国读者都不知道,他们盛情欢迎的波尔布特和他的政权在国际上其实相当孤立。不过,经过多年政治运动历练的中国人,对柬埔寨战友在革命成功后可能采取的政策也不会陌生,只是没有想到波尔布特青出于蓝,能做到连M和斯大林也自愧不如。102日,在北京的记者招待会上,波尔布特公开解释了一条让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治国之道:
    “我们成功地保卫了革命果实,保卫了人民的革命政权,保卫了民主柬埔寨。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把居民从城市撤到农村。”
    波尔布特解释说,清空城市,是在1975年攻克金边之前就决定了的;而在更早些时候,1973年柬埔寨共产党就开始建立“合作社”,把国民分散到各个合作社里兴修农田水利。后来披露的事实表明,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进入金边的当天,即以躲避美军轰炸为名组织大迁移,将大约200万人赶出城市。波尔布特认为这些寄生在资本主义毒瘤里的市民是“新人”,需要转移到革命根据地农村中接受“旧人”的改造。几天之内,有“东方巴黎”美誉的金边变成了一座死寂的空城。有几十万体弱多病者倒毙在长达一个月的徒步跋涉中。幸存者到达农村合作社,开始了刀耕火种的日子。居住的条件十分简陋,用竹子搭成的吊脚楼无法遮风避雨,几乎没有任何家具,医药不足。一切都是原始的体力劳动,不准发明和使用技术工具,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全部交公。
   
据一些后来与波尔布特决裂的柬共干部回忆,在占领金边后不久,召开过一个柬共高级干部会议,第一次向全体干部公布了共产党掌权后的基本国策:
   
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废除市场和私人财产;关闭佛教寺院,把僧侣赶下去从事农业劳动;处决所有朗诺政府领导人;在全国建立高级合作社,实行集体食堂制;把所有越南族赶出柬埔寨;派军队去越柬边界准备作战。有的出席者回忆说,当时的决策还包括废除学校和医院。
    让柬埔寨共产党人自豪的是:“我们的制度比中国人的优越”,因为中国人还在用钱,私人可以养点家禽,中国人和越南人还是各个家庭分灶吃饭。如果垂垂老矣的毛泽东在北京得知他一心要限制的这些“资产阶级法权”在柬埔寨荡然无存,想必会一声叹息:后生可畏啊!柬埔寨全国没有钞票和商店、庙宇、学校,没有电话与邮政,连夫妻也不能一起生活,每周必须由组织做出安排才被允许同居。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佛教徒被迫还俗,回教徒被强迫吃猪肉。人类文明在柬埔寨一夜之间退回到蛮荒时代。

    波尔布特喜欢用“细菌”来形容那些不同于柬共,乃至在党内不同于他本人思想的人们,对这些细菌必须随时进行“甄别”和消灭。从犯罪心理学上分析,这种把人看作细菌的心态绝对符合国际法庭的“反人类罪”。一场大清洗呼啸而来。清洗对象包括在朗诺政权服务过的人、亲越分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对新政策有所不满的人;地主富农,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连戴眼镜的也不放过,会说外语也是死罪。越是劳苦功高的革命同志,越有可能受到猜忌,东部大区就以亲越嫌疑一次处决了近十万干部和将士。在大清洗中,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后来挖掘出来的许多头盖骨上,都留有被斧头砍出的裂痕!这个总人口只有七八百万的国家,在波尔布特执政3年多时间里,可能多达两三百万的人民非正常死亡,其中约100万人是被残忍的杀害!柬埔寨红色高棉当政,与前苏联的斯大林肃反、德国纳粹的大屠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并称为20世纪四大人道主义灾难。

    据旅美学者程映虹研究:
   
“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
   
波尔布特用恐怖手段,在柬埔寨抹掉了革命之前存在的四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除了肉体被消灭者以外,全民都变成一个阶级——“农民、工人以及其他劳动者”,“人人平等”。
    波尔布特头脑中这些可怕的想法从何而来?早在1965年11月,波尔布特就曾来中国访问,一直逗留到1966年2月,亲身感受了“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的肃杀气氛。陈伯达、张春桥给他讲述了“中国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文革”期间,1970年毛泽东在一次未做公开报道的接见中,告诫波尔布特:

   
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以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送给波尔布特30本印成大字的马恩列斯著作。波尔布特收下礼物后表示,要努力学习这些书,但也要继续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正如波尔布特1977年在北京的欢迎宴会上承认:
    “在我国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我们创造性的成功地运用了毛泽东思想。”
    波尔布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神产儿,特别是那个“文革”中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文革”后又被中共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所否定的毛泽东晚年思想。而柬共垮台后的柬埔寨总理洪森在访问平壤后得出补充结论:波尔布特思想中超过毛主义的东西源于北朝鲜。
    在1979年前后的人民日报上,柬埔寨的报道不算少,但丝毫看不到上百万人辗转沟壑的悲惨和身首异处的恐怖,字里行间全都是一片“合作社”大干社会主义的热火朝天景象。人民日报的消息来源,一个是随中国党政代表团赴柬访问记者走马观花的见闻,另一个是“民主柬埔寨电台”。这个电台存在的时间比红色高棉政权的寿命更长,很可能一直在中国境内播出。1977年访柬的一个中国新闻代表团发现:

   
“农业合作社的社员们在广阔无垠的稻海中挥镰收割,在水利建设工地上挖渠修坝,不时传出雄壮浑厚的歌声和爽朗悦耳的笑声。柬埔寨的农村充满了蓬蓬勃勃的生机!我们站在坡市高处眺望,只见社员们一行行、一列列地在田里劳动,水稻长势喜人,水渠四通八达,新屋齐整,大地锦绣。”
   
是什么遮住了这批资历不浅的中国记者双眼?是采访不深入,还是传统社会主义教义压倒了起码的人道主义关怀?
   
在波尔布特消灭城市、合作社运动和政治大清洗中,约二十万华侨在迁徙途中和合作社里悲惨地死去,或者被柬共杀害。其残忍的程度,远远超过越南迫害华侨!可是华侨的父母之邦有选择地保持了沉默,人民日报至今未作任何报道!中国政府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之前,曾经派船前往越南接运受迫害的华侨回国;但对于柬埔寨华侨更加凄惨的命运,是知之不多,还是视而不见?中国驻民主柬埔寨大使孙浩,在金边失守后倒是追随波尔布特到丛林,差点丧命,以此显示对中柬两党国际义务的忠诚,但对于华裔骨肉被虐杀,是否存在严重失察和不作为?据说当时连孙大使也不能随便离开金边,也许不能苛责大使的个人责任。在波尔布特执政期间,中国可能是唯一向金边派驻大使的国家,我们为这个政权背书,却无法保护自己的血脉!可恼复可悲!
    其实,中国政府领导人并不是对柬埔寨的倒行逆施浑然不觉。197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访问柬埔寨,一边高呼“杰优!杰优!”(柬埔寨语 “万岁!万岁!”),一边以周恩来遗孀的身份,执意要求在金边国宾馆的楼上亲眼看到西哈努克从楼下经过,以证实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还活着!西哈努克一家 1975年应柬共邀请回国后即遭软禁,没能获准来北京向周恩来遗体告别、为毛泽东逝世发出一封唁电。西哈努克的孩子也被下放劳动,有5人死亡或失踪。
    红色高棉的一些军官和共产党干部,像洪森和韩桑林,在痛苦的抉择中,倒戈投奔越南,效仿中国春秋时期的“申包胥哭秦廷”,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1978年12月25日圣诞节,越南十万“志愿军”兵分七路入侵柬埔寨,势如破竹,只用两周时间就打下金边。人心丧尽的红色高棉兵败如山倒,一路狂奔逃往柬泰边境丛林。随越军杀回金边的洪森,波尔布特之后最有实力的柬埔寨政治家,至今提起这段历史还有一种“耻辱的隐痛”。但每当有人提起越军侵略柬埔寨时,洪森总要激动地把“侵略”一词纠正为“解放”。他坚持认为:

    越南是有恩于柬埔寨的!因为当时国际社会并不是不知晓红色高棉的血腥屠杀,可就是没人出面干涉,连联合国也视而不见。   

    另一位倒戈投越的韩桑林,1979年在金边被越南人扶持出任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中越战争期间曾经备尝人民日报的辱骂,目前是柬埔寨国民议会议长。前几年韩桑林曾访问中国,友好会见了当时的副总理钱其琛。
    这个被洪森誉为“解放”的军事行动,不管越南领导人是否趁机存了一份称霸扩张的野心,那些普通的越南将士帮助邻国驱逐桀纣,吊民伐罪,奋战牺牲,是不是另一种国际纵队(西班牙内战)、白求恩(中国抗日战争)式的国际主义情怀?

   
斗转星移,今天柬埔寨合法政府已经推翻了当年越南“侵略”的定性。对于中国人来说,当年的中越战争如果存在援柬抗越、“围魏救赵”的考虑,那是一个巨大的尴尬。我们还是称之为对越“自卫还击战”吧,毕竟中国人照顾好自己的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管1979年的人民日报开战社论怎么写,1979年的中国士兵兄弟普遍还没有这么恢弘的国际观,他们就像19岁的傣族小伙子岩龙一样,对自己的祖国被欺负怀揣一份朴素的愤怒,对军人的职责认定一个朴素的道德:

    “欺负人,真坏,狠狠地揍它!”
  “只要祖国需要,我愿献出自己的生命!”
    当年美国人为了国际自由主义阵营的战略利益,在南越扶植扶持过一个专制贪腐又颟顸无能的吴庭艳政权。但在南越佛教得道高僧当街自焚抗议后,有所警觉,随即指使代理人干掉了吴庭艳。但这个比吴庭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波尔布特,我们用“文化大革命”的狼奶哺育出来的混世魔王,让中国人背负了太久的精神十字架!1998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成元生曼谷电,称据泰国电视台报道,波尔布特已于4月15日深夜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关于波尔布特的身份,人民日报轻描淡写地说他是“前红色高棉领导人”,但没有提及他在当政期间导致百万级柬埔寨人的非正常死亡。
    波尔布特的死,让中国人长出了口气。早在此前十年,1988年还是外交部发言人的李肇星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美国《华盛顿邮报》关于“中国同意波尔布特到中国来避难”的报道是“极不严肃的,毫无根据的”。李肇星这番话,表明中国是多么急于撇清与波尔布特的干系,尽管11年前北京街头曾经排出十万人的阵仗欢迎过他。波尔布特除了老死丛林,已经无处栖身。

    1999年1月19日成元生再次在人民日报发表述评《乔森潘农谢投诚之后》,称随着波尔布特最后几名残存同事的投诚,红色高棉“已走向其历史的终点”。对于国际社会要求公开审判红色高棉领导人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这篇述评引用柬埔寨内政部发言人的话说:不反对审判红色高棉领导人,但是现在不是时候;希望公正地对待历史。
    这也是中国人急于摆脱一段历史尴尬的内心写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红色高棉与波尔布特的问题是柬埔寨内政,中国反对将柬共领袖交由国际法庭审判。柬埔寨人权联盟主席凯克·加拉布吕女士感慨:“审判红色高棉不符合任何一方的政治愿望。”因为红色高棉残余领导人手中的最后一张牌是:很多国家、很多人,包括中国、泰国和美国,也包括西哈努克,都与波尔布特政权有牵连。泰国为躲藏在边境的红色高棉提供了长达十几年的庇护;连近年来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的美国,在七八十年代的冷战中也仅仅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一再在联合国支持红色高棉保留席位;可怜的西哈努克亲王不得不与枪杆在握的红色高棉作出诸多妥协;但牵连最深的,无疑是中国!

    1979年时,铁托当政的南斯拉夫《新闻晚报》曾经评论说:

    “民主柬埔寨的政权和国内制度可能不会受某些人的欢迎,但是,有权改变这一制度的只能是高棉人民。人们很清楚地懂得何谓人民起义,而绑在外国坦克和刺刀上的‘起义’,在当代政治术语中仍旧称之为侵略。”
   
如今,铁托时期的那个南斯拉夫已经解体。继越南在柬埔寨的军事行动之后,又发生了塞尔维亚在科索沃的种族清洗,北约对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苏丹达富尔的种族杀戮;缅甸导致约十万人死亡的风灾,与缅甸军政府救灾的低效和冷漠。世人对所谓“侵略”和“起义”,对所谓人权和主权,有了更多的思考,也有了更多的困惑。

    当初以偏狭的冷战心态卷入柬埔寨事务,为波尔布特背书的各相关国家,是不是到了从容反思的时候?包括那个一贯自视正确的美国!

    1949年以来,我们在边境与朝鲜、印度和越南打过3场战争,有得也有失,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坦然地主张在冷战时代捍卫民族利益的历史必然性,虽然中韩建交时和中越关系恢复正常化后,在两国内部都存在要求中国承担战争道义责任的呼声。但是,偏偏在我们未曾派过一兵一卒的柬埔寨,由于我们“供养”的那个政权,致使1/7到1/8的人口,包括大批华侨,死于非命,中国人民的心头压着沉甸甸的道义谴责和良知悔恨。虽然这个善良而弱小的国家至今没有、大概永远也不会要求我们作出什么表示,但想起1979,我们就无法镇静地面对那些死去的和活着的柬埔寨人的目光。

个人简介
价值中国网荣誉总编辑。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政治学博士。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世界经济论坛社交媒体全球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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