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政治与中国政治文明的再造

徐国进 原创 | 2009-03-22 08:57 | 收藏 | 投票

流氓政治与中国政治文明的再造

   
 到目前为止的中国政治,从形态上看,可以划分为“家天下”与“党天下”两种基本的类型。“家天下”的政治形态来说久远而沉疴深重,蔓延两千多年的时间,而“党天下”在中国的历史,是由孙中山先生开辟的。1895年孙中山和黄兴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后几经改造,直到1911年才成立中国国民党。从国民党的创立到现在,仅仅历经了大致一百年的岁月。
    
但是,政党一经产生,就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舞台上政治活动的中坚力量。国民党于191110月发动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王朝的统治,于191211日成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在前期实际上是由手握重兵的军阀控制着,中国处在没有统一的中央政府的四分五裂的状态下,到1928年以张作霖东北军的归顺为标志,以蒋介石为首脑的中华民国才在名义上实现了全国政权的统一。共产党成立于中国满目疮痍的19217月,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由陈独秀等共产党领导人创立的。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存在,由于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的落后性、政治上从来没有基层民主的经验、也没有良好的法律传统,两大政党发展的结果都走上了军事化的道路。国民党依靠黄埔军校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共产党则组织基层的工农武装,通过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而建军。可以说,国民党与共产党基于对国家政权的争夺,在20世纪初叶即奠定了两党间进行军事战争的根源,两股力量水火不容,最后,在经历了19371945年八年抗日战争的貌似和平的相处后,两党对国家政权争夺的最惨烈的内战终于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爆发,中国人民对抗日战争胜利的欢呼最终迎来的却是国民党与共产党19461949年代三年内战,结果是,共产党赢得中国大陆于194910月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的残部则退守台湾,继续着中华民国的法统。国共两党间的三年内战,同样让人民受难、让民族蒙羞。就内战的事实而言,无论是胜利的一方还是失败的一方,都应该收到道义上的谴责。当然,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和搞清基本的历史事实,但是,对胜利者的罪行同样需要深刻的揭示与批判,如果中华民族仍然不那个进行这样的理论工作,那么,中国离文明的距离将越来越远。
    
“党天下”是20世纪中国政治的基本形态,无论在国民党统治的19121948年,还是在共产党统治的19492009年,中国的政权都只能存在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在主义方面,国民党坚持的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三民主义”,而共产党则是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在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我们站在今天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衡量20世纪中国的政党政治历史,可以说,由于中华民族社会极其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在政党政权取代家族政权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存在着极大的历史性失败。因为20世纪的处在执政地位的中国政党,都没有认真地着力于为我们的国家设计和建设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政体。或者说,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执政党初期,曾经想过要做这项工作,但是,由于害怕自己失去权力,最终都放弃了自己公开宣传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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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国政党政治的失败,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失败之一。它使得我们的民族为此付出了太惨重的代价。
    
在中国20世纪的思想史上,李宗吾《厚黑学》是对中国历史上流氓政治的最形象、最简单的揭示者。李宗吾(1879.2.31943.9.28)系),今四川自贡市自流井人。是现代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死于贫困。1912年,他以独尊之名,撰写了轰动一时的《厚黑学》,1927年又发表的《我对圣人之怀疑》。在“厚黑学”中,他的结论是:“古今成功之英雄,无一非面厚心黑者”。“求官六字真言:空、贡、冲、捧、恐、送”,“ 做官六字真言:空、恭、绷、凶、聋、弄”,在“厚黑上面,要湖上一层仁义道德”。厚黑学把这个起自秦始皇的政治总结的惟妙惟肖,这不仅尖锐揭露了历史事实,也反映出一种深刻的历史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把中国历史视为一部“吃人”的历史,其实在思想上属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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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国的政党政治,其实带着自秦朝到清朝许许多多的“家天下”的特征。蒋介石与毛泽东都带有着流氓政治条件下许多政治流氓的特质。毛泽东是当代中国集政治流氓全部特征于一身的人物,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政治流氓型的人物。事实上,在194910月后毛泽东的作为,完全符合一个皇帝的标准。这个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喊“人民万岁”的人,一手制造了“毛主席万岁”,并且让全国人民异口同声的喊了20多年,直到在19769月他死去为止。他把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维持到油枯灯灭。在他统治的时期里,其实从不把人民的死活安危放在心上,他仅仅关心自己受中断权力。为了保住自己的绝对权力,他一次又一次发动政治运动,一批批的打倒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并且无情地摧残着我们民族的一切优秀文化。他的作为,只能用反人类、反文明来形容。毛泽东在194910月后,运用了汉民族性格中的弱点与缺点,即对权力的盲目崇拜与顺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壳下,把传统中国政治的一切流氓手段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极点。
    
专制体制是流氓政治的外壳,集权是流氓政治的典型内核。这导致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与科学技术发展力的不断衰败,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文明机制的弱化。在专制政治的体系下,法律只是维持极权的工具。专制与集权直接导致中国人失去了对权力的分析力、判断力、鉴别力和批判力。
   
在我们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仍然存在着行政权力比比皆是的当作为而不作为、不当作为的乱作为现象,而且,权力在人民面前依然充满了傲慢与偏见。这些都是流氓政治的表现。
   
但是,必须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从来没有堕落过,即使在最黑暗的社会时期,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们都舍生忘死地为思想自由与精神文明奋斗着,从秦朝到满清,从蒋介石到毛泽东,都有我们民族的一大批优秀人士为捍卫实现自由而发出正义之声,甚至为此不惜牺牲宝贵的生命。但是,权力者对不同意见的人们,无不是如出一辙的杀戮、镇压、封锁,对人民则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欺骗、蒙蔽、愚弄。就目前来说,文化战线上仍然存在大量的为皇帝歌功颂德的现象。而在普通百姓的心中,许多人还存在着“不怨皇帝怨太监”的心理,而且从理论上,对公平制度的研究与追求不能够真正迈开步伐。这一切,都严重阻碍了中国政治的实质进步。
   
新时代政治家的使命是为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奋斗,是为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而不懈工作。
    
中华民族在21世纪初,必须通过公平制度的建设彻底结束流氓政治的机理,并且根除产生政治流氓的一切可能的土壤。
   
公元2000年的美国大选在布什与戈尔之间进行,这大概是美国历史上选票最接近的一次,以至于选后需要美国最高法院做出在裁决,最后法院判布什胜选。戈尔在宣布竞选失败的电视讲话中说:所有法律学院的图书馆都有这样的座右铭:不服从于人,必须服从上主和法律。这是美国自由制度的最高原则,亦是我们民主自由的泉源。现在,美国的最高法院已作出裁决。我毫不含糊地表明:虽然我极不同意法院的决定,我仍然愿意接受。我相信,戈尔虽然没有当上美国总统,但是,他会赢得全体美国人民的尊敬。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同样是最大的赢家。布什总统的一句话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就是把领导人关进笼子,今天我就是在笼子里和大家说话”。 布什的价值观与对信念的执着同样表现在他对全球“民主自由”的追求上,正如他在2004年连任总统就职演说中所宣示的:“这个世界只存在一种力量可以冲决仇恨、揭露君的虚伪、扶植容忍、培育尊严,那就是人类的自由”,“我们受常识的指引和历史的教诲,得出如下结论:自由是否能在我们的土地上存在,正日益依赖于自由能否也在别国获得充分体现。对和平的热切期望只能源于自由在世界上的扩展。”他还引用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话说,“那些剥夺他人自由的人自身也不配享有自由,而且在公正的上帝面前,他们的非法统治也不会长久。”

中华民族身处21世纪初,必须从政治制度上完成一次伟大的飞跃,这次飞跃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以限制权力为根本目的的公平制度建设的成功,和平的、理性的、公开的选举活动必须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常态。而任何阻扰选举的行为与意图,都是开历史的倒车。

中华民族需要有一大批认真负责的政治家对我们的国家进行积极地领导,这是中华民族创造光辉灿烂的新文明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中国对人类做出伟大贡献的必要条件之一。
    
伟大政治家的基本责任,是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华民族获得自由。民族文明、社会自由、人民幸福,这些概念不仅是政治家挂在口头上的口号,必须成为一切政治家身体力行的具体实践。政治家在人民群众面前必须是最谦卑的一群,而不能是趾高气扬的一伙,更不能堕落成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集团。
   
能够领导中国走向长治久安的伟大政治家,必须在人民民主选举大风大浪中产生出来。哪些不断声言中国不适合选举、中国人的素质低下的人,才是陈旧落后的群体和历史进步的绊脚石,是中国文明进步的敌人。
   
政治是人类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争取权力的活动。因此,政治活动是承担着促进与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如果政治活动的结果阻碍、抑制和影响力社会进步的速度,那么,这些政治活动将是反动的和落后的。政治活动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如此巨大,因此人类必须对自己争夺社会权力的活动制定公平的法则,一方面制定公权力的形成制度,一方面限制公权力的专制与滥用。在人类的西方,通过洛克、孟德斯鸠等一大批政治思想家的研究与设计,产生了西方的以多党制、三权分立、普选制为基础的宪政体制,可以说,宪政体制是人类在政治制度方面的最伟大的社会发明。
   
中国自古以来,不仅从来没有过人民选举的经验,也没有在自己的政治制度中对一切公权力进行合理的分工机制。中国社会的权力的形成从来就是依靠武装暴力和世袭继承,“胜者王侯败者贼”是一个基本的法则。对选举制度的设计、对社会公权力的合理分工,已经成为中国21世纪初进行政治改革的最有效的突破口。中国新世纪的政治改革必须从选举出发,也只有从选举出发,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政治文明的再造。
   
我相信,21世纪注定是中华民族进行整体社会文明再造的世纪。21世纪的中国社会注定是“民天下”的社会。


                                                  
徐国进
                                                  2009-3-22

 

 

个人简介
在社会中漂泊,先后从事教育与金融工作。对人生幸福的感悟是:健康与平安。对美好人性的理解是:感恩与宽容。对社会存在的期盼是:公平与博爱。对民族未来的追求是:自由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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