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泉州港衰落原因新探
刘洋波
提要:泉州港滥觞于隋唐五代,兴盛于宋元两代。马可.波罗曾把它同亚历山大港相提并论,感叹道:“此诚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商人商贾聚集之多,几难信有其事。”[1]而此后到中国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更是不吝赞叹:“刺桐为世界各大港之一,由予观之,即谓为世界上最大之港,亦不虚也。”[2]但作为“中世纪开放的大都会”的泉州港却在明代逐渐衰落,这已经是学界的共识。(林汀水认为泉州港衰落于明末清初)[3]然而关于泉州港衰落原因的探讨却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有“元末战争破坏说”,“海禁说”,“国都北移说”,“港口淤塞说”,“西方殖民者东来说”等等。林汀水先生认为经济的凋敝导致泉州港的衰落。[4]遗憾的是本文通过对明代泉州府和漳州府的对比研究,发现两地经济的发展水平的差别不大,林汀水先生的说法似乎难以解释同一时期漳州港兴盛的原因。鉴于以上原因,本文尝试从新的角度入手探讨明代泉州港的衰落原因。笔者认为正是明代贸易形式的转变——即私人贸易取代原来的朝贡贸易——导致泉州港的日益式微。
关键词: 明代 泉州港 衰落原因 新探
德国学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提出用整体主义的视角考察历史。笔者认为泉州港作为世界大港之一,其衰落原因也应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结合明代中国的经济和海外贸易情况及泉州港周边地域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来探讨。
明代泉州港对外贸易的国际环境
泉州港能在元代成为“东方第一大港”绝非偶然,而有一段曲折的发展历程。福建的原住民为古越人,西晋“永嘉之乱”后始有中原衣冠士族入闽,在泉州生息繁衍。到唐代时,泉州地区得到初步开发,海外贸易发展起来。宋朝建立后,中国经济中心南移,泉州地区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宋氏南迁以后,泉州的海外贸易收入成为“天子南库”。入元以后,蒙古统治者以开阔的胸襟重用阿拉伯商人蒲寿庚,招揽万国贾客,泉州港终于发展到极盛。关于宋元泉州港研究成果很多,兹不赘述。(详见中国航海协会、泉州市政府编《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第一、第二辑。)
本文这部分主要考察明代泉州港的国际贸易环境,尤其是与宋元时代相比出现的新的变化。事实上,明代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阿拉伯国际贸易体系让位于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明代中后期,随着西方殖民者东来,大量的白银从美洲运到东亚,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瓦解,私人贸易作为一种新的贸易形式取而代之。
“唐天授间,泉州、广州、扬州,并称中国南方三大贸易港,与中东交往频繁,阿拉伯商人侨居上述三港的,数以万计。”[5]当时统治海湾地区的政权阿拔斯王朝(750~1258),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大量的阿拉伯商人来华贸易。而唐代统治者锐意进取,以宽阔的胸怀广纳四海蕃客。唐诗名句“市井十洲人”[6],“船到城添外国人”[7]就是泉州港当时的真实写照。宋代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勃兴,两宋统治者都很重视海外贸易。宋哲宗元祐二年十月(公元1087年)正式在泉州设立市舶司。宋元嬗替,阿拉伯商人蒲寿庚蒲师文父子曾掌泉州市舶司一职,“蒲氏家族在泉州显达130多年”[8]可见中世纪时主导海外贸易的是阿拉伯、波斯商人,从而形成了中国-阿拉伯国际贸易体系。明朝建立以后,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发展到极点,统治者极力控制海外贸易,从而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继而演化为贡德.弗兰克所说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
“过去确实有一个包容全球的世界范围的贸易体系和劳动分工。它把各个农业内陆和边陲地带与它们各自的商业中心、海港或内陆商业城市都联结在一起。这些地方反过来发展和保持了频繁而深远的省际、地区间和构成世界体系的国际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最明显的体现在商人和贸易活动中,体现在由这些贸易活动而造成的贸易不平衡中。但是这些活动也反映了在全球劳动分工背景下广泛的地区间与部门间的互补与竞争。而这一切也反映了亚洲经济,特别是中国的相对——和绝对——分量和支配地位。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多边贸易因欧洲人输入美洲金钱而得以扩张。实际上,这才使欧洲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世界经济中,但是直到18世纪以前,甚至在18世纪,这个世界经济一直被亚洲的生产、竞争力和贸易支配着。”[9]
据研究:沿海的海商贸易,初兴于明宣德年间。到成化、弘治时期(1465-1505),官方朝贡贸易衰退,西方航运实力东渐,私人海商趁机而起,开始形成一些海商集团,在中外商货贸易中空前活跃。“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巨舰贸易海外者。”[10]这些海商的活动,已遍布闽、浙沿海。到嘉靖年间,海商的发展达到空前水平,在吕宋经商的闽商即达数万之众。
综上所述,有明一代,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两个显著的变化:其一,西方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及其殖民地取代了阿拉伯、波斯商人与中国贸易的地位。其二,由于西方人输入美洲白银导致传统的朝贡贸易体系的崩溃和海商私人贸易的兴起。
这些变化对泉州港的海外贸易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将在下面结合明代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变化加以说明。
明代泉州港对外贸易的国内环境
明代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较之宋元两代发生了显著变化。明太祖屡次发布诏令,严禁沿海军民出海贸易。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明王朝下诏给吴王左相靖海王吴桢,宣布“濒海军民不得私出海”、不得“私通海外诸国”的禁令[11],洪武十四年和三十年,又分别下令严禁交通外邦[12]。到了洪武二十七年,进而下令民间“禁止使用蕃香蕃货”,“敢有私下诸蕃互市者,必寊之重法”[13],从而形成了“太祖定制,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
但是明朝的海禁政策不是禁绝一切海外贸易,而是把海外贸易以朝贡贸易的形式掌控在中央政府手中。据田培栋先生的研究,明代的朝贡贸易有一定的制度:“洪武十六年,是给朝贡诸国‘勘合号簿’,永乐二年,又发置土官‘信符金牌’等,这两种凭证都是作为贸易时的依据。”[14]他认为“凡海外各国要与中国通商,必须在政治上先建立宗藩从属的关系,接受明皇帝的敕封,并称臣纳贡,然后才发给贸易勘合,才能继续进行朝贡通商。”[15]“明前期在推行朝贡贸易过程中,采取超额的赏赐。高价的收买,优惠的接待,无偿的运输,这些费用加在一起,就成为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后来明政府采取了以市场限价付款的办法,打破了‘厚往薄来’的原则。因之,各国贡使日益减少,最终导致了朝贡贸易的衰落。”[16]因此,这是“对宋元以来私人繁荣的海外贸易是一次严重的破坏与逆转,也是中国贸易史上的一种新形式。”[17]
这种政策的实施必然会对泉州港的对外贸易产生重大影响。泉州的市舶司是明初设的三大市舶司之一,主要负责琉球国的朝贡贸易。市舶司的职责之一是严格控制沿海军民的对外贸易,打击沿海的商人。泉州的商人首当其冲。“福建漳泉等处海寇出没,地方有事尔须往来督视,设法剪除,盖谓之设法。则使贪使诈。以功赎罪。先擒后纵。阳予阴夺。或拔其本根,或离其党援;或舍其既往,制其将来。皆法也。”[18]可谓采用了种种压制的办法。这样,直到明末,泉州的私人的海外贸易一直没有发展到前代的水平。
元代的泉州港能发展为“东方第一大港”是与泉州的阿拉伯商人离不开的。“蒲蕃海商操纵泉州港近一个世纪,为刺桐港政治经济声势显赫的特殊阶层,在他们着力招诱下来港的蕃商络绎不绝。元代中叶以后泉州巨商几乎皆是新来的色目人。如前有合只铁即剌、马合马丹等,后有赛甫丁、阿里迷丁、那兀纳等。元代刺桐港的海外贸易很大程度上为蕃商所垄断。外国海商在中国长期定居。他们对沟通中外联系,组织了双方的海上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19]但是在元末战争中,不仅是泉州地区的经济遭到破坏,且主导泉州港海外贸易的蕃商损失殆尽,致使泉州的海外贸易事业元气大伤。因此泉州的海商阶层出现严重断层,难以为续。
由此可见明代的国内环境极其不利于泉州港的发展。元末明初的战争消耗了泉州地区的物资基础和海商力量,同时也遮断了泉州港的国际贸易网。而市舶司的设置和海禁政策的施行使得泉州的海商力量没有得到发展的机会。这一切最终导致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国内环境恶化。构成明代泉州港衰落的因素之一。
明代泉州港对外贸易的区域经济环境
泉州港位于福建东南部晋江入海口北岸,位于福州与漳州之间,包括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湾等区域,背山面海,港道深广,是天然的避风良港,具有优越的海外贸易的条件。在正常条件下,只要采取的措施得当,泉州港是很容易发展起来的。但是泉州港在明代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而同一时期条件相形见绌的漳州月港却发展起来,这一现象确实令人费解。因此有必要从区域地理的角度考察二者兴衰迥异的原因。
林汀水先生从经济变化的角度入手,把福建省的经济发展情况与广东、浙江两省对比,认为福建省的经济已经落后。在福建省内,则认为漳州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大大超过泉州,因此,月港最终取代了泉州港的地位。
笔者根据《八闽通志》的记载,对泉州和漳州两个地区的人口、水利、土贡三个方面做对比研究,发现两地的差距不是太大。
例如在人口一项上,泉州府有四万一千八百一十四户,计一十八万八百一十三口,而漳州府有四万九千二百五十四户,计三十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一口。[20]从户数上说,两地相差不大。但是漳州的口数却比泉州多出136,838人。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是统计错误,二是漳州地区的家庭规模比泉州大得多,即每户要比泉州多出2-3人。统计误差的可能是存在的,但不会达到如此之大。两地的土地差不多,泉州辖7县,漳州辖6县。因此漳州多出来的136,838人就不得不“以沧海为田”,铤而走险,以走私贸易为生了。而这种情况也得到了许多文献的印证。《名山藏.王享记.吕宋篇》云:“其地(吕宋)迩闽,闽漳人多往焉,率居其地曰涧内者,其久贾以数万,间又削发长子孙者。”[21]仅吕宋一地就有数万人,而漳人“以海为生,以津舶为家者十而九也。”[22]这就不难理解明代中后期漳州月港的兴起了。
在水利一项上,笔者根据《八闽通志》的记载,统计了两府各县兴修水利的数量,发现泉州府的数量甚至要多于漳州府。正如林汀水先生所言,“水利建设既能扩大灌溉的面积,促进农作物的增产,又能防止水旱灾害,是发展农业的命脉。”[23]
列表如下:
明代漳泉两地兴修水利工程表
|
|||||
泉州府
|
南安县
|
同安县
|
永春县
|
安溪县
|
惠安县
|
873处
|
151处
|
256处
|
91处
|
28处
|
347处
|
漳州府
|
龙溪县
|
漳浦县
|
南靖县
|
漳平县
|
|
307处
|
199处
|
24处
|
77处
|
7处
|
|
上表很清楚地反映了漳泉两地水利兴修的情况。漳州人口比泉州多,而水利兴修的情况反而不如泉州,可见明代漳州经济发展水平大大超过泉州的说法很难让人信服。
对于漳泉两地的土贡,我也作了一个表。土贡的多少,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反映一个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24]
列表如下:
地 区
|
缎(疋)
|
弓(张)
|
弦(条)
|
箭(枝)
|
杂皮(张)
|
翎毛(根)
|
翠毛(箇)
|
|
泉
州
府
|
晋江县
|
221疋闰月加18疋一丈3尺
|
664
|
3320
|
9786
|
620
|
16000
|
48
|
南安县
|
120疋闰月加10疋
|
415
|
2075
|
6531
|
410
|
12000
|
15
|
|
同安县
|
120疋闰月加10疋
|
316
|
1580
|
3781
|
306
|
4000
|
15
|
|
德化县
|
|
84
|
420
|
1008
|
|
|
4
|
|
永春县
|
|
144
|
720
|
1659
|
|
|
4
|
|
安溪县
|
|
146
|
730
|
1712
|
|
|
|
|
惠安县
|
100疋闰月加8疋1丈1尺
|
331
|
1655
|
5023
|
354
|
12000
|
14
|
|
漳
州
府
|
龙溪县
|
104疋1分4毫闰月加8疋四分1厘
|
972
|
4860
|
9952
|
1000
|
20000
|
50
|
漳浦县
|
46疋7分1厘
|
456
|
2210
|
4668
|
490
|
9005
|
22
|
|
龙岩县
|
25疋7分4厘5毫闰月加2疋6厘5毫
|
204
|
1020
|
2089
|
300
|
5300
|
12
|
|
长泰县
|
12疋5分5厘4毫闰月加1疋2分7厘
|
72
|
260
|
737
|
188
|
3700
|
4
|
|
南靖县
|
30疋1分3厘4毫闰月加2疋4分6厘
|
192
|
960
|
1966
|
322
|
6300
|
10
|
|
漳平县
|
25疋7分4厘5毫闰月加2疋6分5厘
|
104
|
1020
|
2088
|
330
|
5200
|
10
|
|
两府总计比
|
561:242
|
2100:2000
|
10500:10330
|
29500:23588
|
1690:2630
|
44000:49505
|
52:108
|
从上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漳州府的人口比泉州府多,但是两地在土贡一项却没有多大的差距。在明代,土贡和赋税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人口来定的。因此我们可以推论,明代漳泉两地经济的发展水平相差不大。明代许多文献提到两地时也常常以“漳泉”合称。朱纨也称“泉州之安海,漳州之月港,乃闽南之大镇。人货萃集,出入难辩,且有强宗室护窝家之利。凡一乡防御之法,皆不得施。”[25]
由此可见,漳州与泉州相比,并没有经济优势可言。但在当时特殊的国际国内海外贸易的条件下,封建王朝经营了几个世纪的泉州港,由于太接近封建政治中心,不仅在元末遭受战乱之苦,在明代也一直遭到沿海倭寇的骚扰,且长期处在海禁势力严密的控制下,终于走向衰落。而地理位置较为偏僻的月港反而取得了走私贸易之利,在泉州港衰落下去和广州港在西方势力威胁下严禁海外贸易的形势下发展起来。唐天尧先生也认为,“月港地处河海交汇处,内接九龙江,外通大海,未设县时,属龙溪县八、九都地,地处边隅,明政府鞭长莫及,便于进行‘走私’贸易。”[26]
综上所述,简单的以某一因素来解释明代泉州港衰落的原因都不能说明问题,明代泉州港的衰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际方面,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渐,逐渐取代阿拉伯商人的海上地位,传统的官方贸易让位于私人海上贸易。元末战乱,导致泉州港的阿拉伯商人或死或亡,进一步削弱泉州港的海商势力。而明政府采取的海禁政策,使得有走私之便的漳州月港取代泉州港的地位。泉州港也因为贸易衰退导致经济的凋敝,竟而湮没无闻了。
参考书目:
弘治《八闽通志》。
张燮:《东西洋考》。
(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张维华著 《明代海外贸易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编写组编:《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中国航海学会、泉州市人民政府编,《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第二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 《马可波罗行记》,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4年版,中册,第610-611页。
[3] 林汀水:《略谈泉州港兴衰的主要原因》,载于《福建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
[4] 林汀水:《略谈泉州港兴衰的主要原因》,载于《福建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
[5]《世界回教史》下编,《中国回教史》,转引自魏启宇、高缜都:《泉州港的历史地位、作用与发展前景》,载于中国航海学会、泉州市人民政府编,《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85页。
[6]色何:《送李使君赴泉州》,《全唐诗》卷七。
[7]薛能:《送福建李大夫》,《全唐诗》卷二十一。
[10]张燮:《东西洋考》卷七 ,《饷税考》。
[11] 《明太祖实录》卷七〇,洪武四年十二月条 “诏吴王左相靖海侯吴桢,籍方国诊所部温、台、庆元三府军士及蓝秀山无田粮之民曾充舡户者,凡一十一万一千七百三十人,隶各卫为军。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
[12]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九,洪武十四年十月条 “乙巳,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 该书卷二五二,洪武三十年四月条又云“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
[13]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一, 洪武二十七年正月条载“甲寅,禁民间用蕃香蕃货。先是上以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唯琉球、真腊、暹罗许入贡。而缘海之人,往往私下诸蕃贸易香货,引诱蛮夷为盗,命礼部严禁绝之,敢有私下诸蕃互市者,必寊之重法。凡蕃香蕃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民间祷祀,止用松柏枫桃诸香,违者罪之。其两广所产香木,听土人自用,亦不许越岭货卖。盖虑其杂市蕃香,故併及之。”
[15] 同上。
[16] 同上。
[17] 同上。
[18]《明经世文编》卷二〇五 ,见《朱中承甓余集一》 第2-56页。
[21] 转引自张维华著:《明代海外贸易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7页。
[22]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3。
[23] 林汀水:《略谈泉州港兴衰的主要原因》,载于《福建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
[24] 弘治《八闽通志》,卷二十 ,《 食货.土贡》漳州府条、泉州府条。
[25] 《明经世文编》卷二〇五, 见《朱中承甓余集一》, 第2-58页。
[26] 唐天尧:《试论明代月港兴衰的原因》,载于《福建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