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贾谊:一为迁客去长沙

郭旭 原创 | 2009-04-20 23:16 | 收藏 | 投票
 
作者:三人的路 提交日期:2006-2-6 15:59:00 | 分类: 被遗忘的历史 | 访问量:1292


 

(贾谊《治安策》:精魂流布到如今)初唐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叹曰:“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贾谊、王勃皆以辞采见长,才华横溢,又都英年早殁。王勃生前于上元二年(675年)重阳路经南昌滕王阁时,将贾谊与冯唐、李广等一并列为盛世的悲情之人,不料随后即逝(27岁)。近翻《汉书》,就稍留心了贾谊。
  
一、儒家的谋略
  
贾谊(公元前200年—前168年),洛阳人,18岁时“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后经举荐(两汉人才选拔以征辟推举制为主),被汉文帝召为最年少的博士,因善议对,迁为太中大夫。后来,文帝欲升任其为公卿,贾谊这种“直升飞机式的升迁”,遭到权臣周勃、灌婴等人的妒嫉,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汉文帝七年(前173年),文帝召贾谊回洛阳,拜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此时,贾谊写成《治安策》、《论积贮疏》。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认为自己未尽职责,隔岁忧郁而终,年33岁。
贾谊所处的汉初,经高祖白登山败绩和吕后擅权后,文帝厉行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已有所恢复。但“是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儗,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汉初的同姓王分封制,是刘邦当年在平定异姓王叛乱时,刑白马盟誓所确定下来的一种分封政体,二三十年后,问题日多,各分封王侯蠢蠢欲动,不服中央统治。如何有效控制广袤大地域内的地方势力,是中国政治史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人文地理学者唐晓峰认为,“在辽阔地域中建立牢固统一的大帝国,是中国古代文明长期面临的巨大挑战并终于获得的辉煌成就。大地域感是中国社会知识和社会实践的基本特色。数千年前,古人便创造了‘九州’、‘五服’、‘五岳’、‘四海’等气魄宏大的天下观念。而文武周公秦皇汉武所率领的社会实践者,则具体地完成了建立有效的大地域社会机制、由区域对抗到天下一统的过渡、在多样的文化区上成功地覆盖统一政治体系等关键性历史课题。在这些问题上,中国与一些地域不大的国家,深为不同。”
如今,一谈到中国,人人皆知,疆域四至辽阔旷远,每个中国人都引以为豪,的确是小国不可能有的国民气质。而如何管理中国的辽阔疆土,则经历了漫长的发明创制阶段。
因为中国并非一开始就幅员辽阔,最初,在新石器时代前后,不过是一些不成片的展转流徙的小邦国,就连商朝也到处迁都,总觉得不安全。因此管理方式也较简单,以家长制、酋长制直接管理。后来,因战争、贸易等因素交往日稠,国土得以连片、面积增大,管理难度也增加,于是有了家长制的复杂变体——分封制的出现——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毕竟血浓于水。西周以降,随着疆域的进一步拓展,社会层次的复杂,以血缘为依据的直观管理的效能逐渐捉襟见肘,于是从秦国起出现了以地缘政治为依凭的郡县制——任免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地方对中央处于绝对从属地位——延续至今的集权潮流从此铺开。
郡县制是国家疆域扩大之后,中央为了有效控制地方的一种政治发明,是政权体系的核心,而监察制度只是一种辅助工具。就象夫妻店、姐妹店一旦壮大,就必须抛弃那种依托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家族式经营方式一样。另外可以得到佐证的事例是,在民间乡里,由于地理范围小,交流频繁,因此地方治安很大程度上仍倚赖于“长老统治”或“家长统治”。小范围的管理,如果也照搬制度化的程序设计,一是效率不高,二是亲和力不够,不稳定。
就象任何一种新制度的确立,中间必经过复辟和反复辟的较量一样,郡县制在项羽和刘邦的时代遭到分封制的复辟。贾谊的时代,正是这种复辟和反复辟的激烈较量的一个旋涡期。
因此,面对西汉初年地方势力暗流涌动的情势,贾谊在《治安策》中首度向文帝提出削藩的问题,“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并同时提出具体的解决模式,“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它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也,所以数偿之。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
一言蔽之,就是改变以往的嫡长子继承王国惯例,而分地给诸侯各个子孙来削弱地方势力。这样做的隐蔽性在于,中央集权的办法是有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两部分构成的,因此地方分权就等于加重了中央权力的权重,间接达到集权的效果。虽然分割了地方力量,但地方的权力并未收归中央,“天子亡所利焉”,而是让更多的诸侯王后代享用封地,恩泽广布,不易遭来反对,因此后来经武帝时主父偃的发展、完善,成为“推恩策”。
贾谊、晁错和主父偃虽然都主张削藩,但由于策略的不同,效果也大不一样。
贾谊的办法是单纯分解地方权力,而且方式巧妙,四两拨千斤,暗合当时被尊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道家“无”的政治智慧,这为在敌强我弱、阻力过大的景况下又必须推进改革的人做了示范——隐蔽意图,外围渗透,在不觉察中改变力量对比。但是,贾谊不谙道家,他熟知的领域是儒家经学,所以他在思考如何推进削藩,维护道统时,自然与“仁德”思想结合,推恩之法,不过是广布君泽的一个途径。不经意间,发展了孔子的儒学。因为在此之前,儒家都主张分封制,而没有提郡县制的迹象,如孔子所言:“兴灭国,继绝世,兴逸民。”
只是,文帝当时不愿“冒险”,所以直到贾谊死后四年,才“思贾生之言”,分齐为六国,立悼惠王六子为王,分淮南为三国,立厉王三子王之。也算是个交代。
“学申商刑名”、身怀法家思想的晁错,则希图以寡恩的雷厉风行,来大力削藩。他不明白,“仁”的社会基础是血缘,“仁”的道德教化是血缘政治的遗孤。对仁德的全面否定,等于否定了事实上一直存在着的人类血缘现象。他在景帝时力主直接诸侯王爵土,最终激化矛盾,导致“七国之乱”,招致杀身之祸。
主父偃的学历背景是“学长短纵横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之言。”法、术两家治国思想最明显的差别在于,法治讲求公开性、明确性;术治则具有阴谋性,隐秘性。后来儒术经两汉、隋唐、宋明逐渐合流,统称儒家,术家的称谓逐渐为人淡忘。但儒术治国都求策略的隐蔽,因此主父偃甚为推崇贾谊的做法。
鉴于晁错的失败,汉武帝在采用主父偃的计策进行削藩时,即便当时的国力已经过文景之治的积累,但还是采取了谨慎的先削后夺的“两步法”。一是准许诸侯王把自己的封地再分给子弟,建立侯国,史称“推恩令”。二是后来,又陆续夺去大批王、侯的爵位。王国对中央的威胁终于全面解除。为了巩固,汉武帝还采取了一些辅助措施,比如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确立“天人感应”的皇帝权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改造知识分子的价值标准;建立中朝,削弱相权,充实中央军力量;设置部刺史,加强了对地方的监控;颁布“算缗”、“告缗”令,将冶铁、煮盐收归宫营,禁止郡国铸钱等。
这些体制,经过后来历朝的完善,成为封建王朝的治国大纲。地域广大的中国,也才有效地维持了统一的主流,以至今日。
贾谊是一个过渡性的人,因为他处的时代是一个过渡性的时代。他主张重农抑商,为“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汉书·食货志》)的现状而忧虑;又主张原铜国家专卖,《过秦论》中提出施行“仁政”等,也基本出于商鞅、荀况等的思想。连同削藩策一道,都是在身后才逐渐施行,光大。他还太年轻,没有政治斗争的经验,许多思想也尚未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但无疑已起到为儒家施政策略奠基的作用。他若活到武帝时,已经年届六旬,或许思想会更加成熟。(待续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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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三人的路 评论日期:2006-2-6 16:06

  二、大国、小鲜各如何?
  
  贾谊亡故,距今2174年。但他与晁错、主父偃、王安石等后继者弩力为之的中央集权策略一直沿用至今。今日,处在民主惠风中的人们,再无法想象“家天下”的局面。但是政体变了,维系统一的大地域政治秩序的需求仍在。
  血缘政治更看重心理的信任,而不是制度的归整。其不适应大地域的国家治理,是因为代际血缘亲密度会迅速降低。
  以西汉初年为例,假设隔代(以20年计)血缘亲密度降低1/2的话,依照这样计算,高祖以降,经吕后(惠帝刘盈等为帝时,吕后擅权长达15年,可算一代)到文帝,文帝与高祖的血缘亲密度为(1/2)²,文帝的同辈宗族亲王亦然,因为他们的权力都来源于高祖所授,血缘关系的共同纲点也在高祖,所以,文帝与同辈宗族亲王的血缘亲密度为(1/2)²×(1/2)²,即为1/16。后又经景帝,到武帝时,武帝与高祖的血缘亲密度为1/16,武帝与同辈宗族亲王(非文帝、景帝之子孙)的血缘亲密度为1/256,已经微乎其微。所谓亲情,谁还念之?
  王国经历几代之后,血缘关系疏远,大地域又决定了中央与地方的交流频度极为有限。心理信任的板块被抽空,又没有制度信任的办法来填补。中央与地方的维系疏远,鞭长莫及,王国的分裂就不可避免。如果说贾谊时只是王侯蠢蠢欲动,武帝时已经是情势紧急、迫在眉睫。因此分封制的不擅于长距离管理的缺陷暴露无遗,必被屏弃。比如后来,成吉思汗的分封,不也很快导致了帝国的分崩离析?
  不分裂,必有向心的理由。新的治国方法是以郡县制为代表的地缘政治模式。治国的关键,在于高效(高效,是一个综合状态。比如不公平的授权,会出现大量贪官、庸官,并形成新的网络和价值体系,维护大量贪官、庸官存在的社会生态,如此,则戕害了行政的高效预期)的权力授受体制。对地方的控制,主要在人事,即官吏的任免和对中央的绝对从属关系,并不时进行中央和地方人事的对流,加强联系,勿使疏远和坐大。同时,小范围的管理,仍发挥血缘政治的善于短距离管理长处,比如一方面在乡里推行保甲,一方面又扶植依托于血缘的宗法孝道,以保障农村关系的稳定。所谓仁孝并行,交替使用,缓急有别。
  如此,纲举目张,治大国才能如烹小鲜。时至今日,烙印依然。
  中国的人事变动,特别是地方大员的任免尤其受人关注,因为人事的变动体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意图。比如近期(2005年12月25日)黑龙江、重庆、湖南、贵州四省市党委书记的变动,就倍受瞩目,它体现了中央对地方重点区域和重点项目的扶持意图,和中央与地方的人事流动,甚至专家治国的方略之改弦。
  据报道,事实上,自“十六大”以来,除2003年因“非典”出现短暂间断外,各地方党政一把手调整一直在持续,统计新华社公布的资料,至今已有近三分之二发生了变动,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18个地方主要负责人(书记)调整,20个省市区的省长(市长、主席)调整。
  整个调整过程,如运手臂,十分便利。
  但中央对地方绝对控制的管理办法,如果太过,就会流于普遍低水平的扁平治理,忽略地理差异,扼杀新生力量,延宕社会的发展。因此,还必须有辅助措施,与地方实情进行调协,如自治区、特区的设置和“一国两制”构想的实践。在农村,仍注重对依凭于血缘关系的乡村价值观的保护,并由此推行自下而上的村民自治。的确,人类不需要僵化的制度。
  历史发展到今天,尽管有民族、宗教的多元,和人口、产业的地理差异,中国仍是一个统一的发展的国家,贾生定当含笑。(困了,明日再续2006-1-7)

评论人:三人的路 评论日期:2006-2-6 16:08

  三、长沙殇情地
  
  司马迁也写过贾谊,而且与屈原合传为《屈原贾生列传》,想必一是因为屈、贾二人都报国无门,二是因为其共有的长沙情结。
   “自屈原沈汨罗後百有馀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路经汨罗江,不由感慨系之。
  汨罗江在长沙附近,是出生于湖北秭归的屈原的最后归宿。屈子的精魂,一直为湖湘后裔所敬重。毛泽东曾说:“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对他的感情特别深切……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
  那么,屈原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毛泽东看到的是“深思高举,洁白清忠”,而贾谊看到的可能是“汨罗江上,万古悲风”。
  因此,贾谊“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就在《吊屈原赋》中,先大发世事浑浊、忠佞倒挂之牢骚,结篇又说“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览德军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兮,摇增翮逝而去之”。这是另一种生存策略,但与屈原之境界相比,已等而下之,或许这就是“子”与“生”的差别。
  相传,贾谊曾作楚辞《惜誓》篇,其中有句:“独不见夫鸾凤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野。循四极而回周兮,见盛德而后下。彼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羁而系兮,又何以异虖犬羊?”似乎与《吊屈原赋》责怪屈原不知“变通”的想法大致相同。
  司马迁为屈原、贾谊立传时,侧重于辞赋成就的介绍,政论文集并未归入。末了,也说“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可见与贾谊所思,基本一致。如此看来,“独善其身”成为历代文人的处世圭臬,当属必然。但真正给人以灵魂的震颤的,给人类福利以推动力量的,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让人的信念不绝望的,是几个零星可数的谭嗣同们、赵一曼们。天地间,必有一种正气无法摧折。
  历来,长沙人才辈出,却多数处在政治边缘,长沙也从未成政治中心,因此被喻为殇情之地。李白诗云,“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一种沉重的飘逸。
  在封建社会,受教育权是被垄断的,知识分子大都衣事无忧。根据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论,知识分子不再象奴隶、佃农等为生存的成本而愁苦奔波,他们的需求层次主要在精神层面的自我实现。人臣具有自我实现的愿望,但国家的所有权在君王手中,臣子只能通过献策,使一己想法上升为统治意志,并换取国家的部分经营权。
  但这君臣同体的治国模式的实现,关键在国君。当时,知识分子的理想实现途径,并不象今天这样多元。他们唯一的资本是知识,而知识的使用途径(或价值实现途径)只有一条,即为统一的帝国政治服务。因此,他们没有选择,既无把知识卖给谁的自由,也没有卖不卖的自由。而衮衮诸公把理想、抱负的实现寄希望于某一个人的赏识,芸芸众生把地方的治理兴衰寄希望于某一个“一把手”的个人素质,是至今都存在的悲剧。
  所以,文人多失意,即便隐逸山林,仍“或叹幽人长远,或怨王孙不游”(孔稚珪《北山移文》)。
  但长沙也并非一直这样,因为屈原、贾谊而悲戚凄切,不能自拔。
  尧帝三庙国的旧事已然遥远,西汉以下,孙坚、谢安、禇遂良、辛弃疾、文天祥、陈宝箴、黄遵宪等都曾在此任封疆大吏,吏治井然;樊哙、黄忠、关羽、李靖、黄巢、韩世忠、钟相、杨幺、张献忠等都曾在此鏊战,抽刀断水;李白、杜甫、戴复古、郦道元、张栻(为木式)、朱熹等曾在此或行吟赋诗,或开坛讲学;曾国藩、左宗棠、郭嵩涛、谭嗣同、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杨度、谭延闿、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胡耀邦、朱镕基等从长沙走出,在湍急的政治旋涡中,经历大浪淘沙,或随旧时王朝而归去,或因新生时代而流芳。
  湘籍散文家冯伟林说,其实,长沙真正的英雄时代从辛弃疾开始。
  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春,虽“气吞万里如虎”,却郁不得志的辛弃疾被调任治理长沙。他在长沙组建的飞虎军守卫长江沿线30年,令金兵闻风而遁。但这并没有能挽救日薄西山的南宋王朝,他遭到妒忌,含泪离开长沙,“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何人为楚舞,听我楚狂声?”
  或许,屈原、贾谊在长沙的文化定位中的权重太过沉实,以至于悲情成了长沙的宿命,因此,即便英雄也悲怆。
  回望旧时事,“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一不留神,历史的幻灯片翻到了底页。往者不谏,来者可追。冯伟林曾任县委书记,籍贯又处湖南,因此对屈原、贾谊以降垒筑而起的湖湘文化拜服不已。
  一般来说,从政的文人大多矫情,媚地的毒液侵蚀也深。但平心而论,湖湘文化值得人们的赞赏和溢美。
  英雄让人升腾,悲情使人沉潜,大美不过如是。处江湖之远而忧民忧国,精魂岂不可贵?
  贾谊《新书》曾云:“自古而今,凡与民为敌者,或迟或速,而民必胜之。”虽然贾谊的思想承钵于孟子、荀子等人,“民贵君轻”为分内之思,但能够跳出单纯的言论藩篱,举凡“从古而今”的事例,特别是三代史事和秦朝的盛衰,以进行“民必胜之”的实证,已属不易。它是一种先进的历史解释法。
  但历史上与民为敌者比比皆是,现实中又未必没有无视人民利益者,还将“民必胜之”的结局解释为时运不济,又岂不可叹?(结束20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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