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的贡献

        《炎黄春秋》的贡献

　　                      熊国华

　　    首先，我要感谢互联网让我知道有《炎黄春秋》这样一份杂志，通过阅读它，我更想说，《炎黄春秋》是一份充满对中国历史的良知和对中国未来的责任感的杂志。

　　记得第一次读到《炎黄春秋》是在四年前，而我读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由李锐前辈写的那篇《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读后令人有震聋发聩之感，更让我思考。自那以后，我就喜欢上了这份杂志，先是有选择的购买阅读，但总感到遗漏了很多好文，后来我购买了2006年的合订本，并从今年开始订阅了全年杂志。现在当每期到手，我都要认真研读，在我看来，可谓篇篇珠玑，给人以启迪和明智。

　　我读《炎黄春秋》，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所刊载的文章不论是对古今中外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描述，对中国当前热点问题的讨论与分析，还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前瞻，都牢牢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真正体现了秉笔直书，求实存真的风格，尤其针对当前中国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发表了许多闪耀着真知灼见的文章，在言论尚未完全开放一些同类杂志都只能保持沉默的情况下做到了尽力发声，殊为可贵。如该刊2006年第10期李锐写的《开放言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文，李锐先生关于“党在国家之上，还是在国家之下？党归宪法管，还是宪法归党管”的论述，的确说到了我们现今政治体制的沉疴所在。这样的文章还有很多，都代表了老同志们对中国改革与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思考，特别是今年以来连续几期关于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模式的讨论文章，厘清了我们理论界很长一段时间存在的思维误区和理论局限，有助于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讨论，并提供借鉴。虽然某些文章的观点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却给人以启发，真理越辩越明，理论思维活跃是好现象，如果再象过去那样强调一律一点言论自由也没有，那这个国家就不会有生机，就难以进步。大家都深切地感受到，政治体制改革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不能再往后拖，否则会影响到整个改革开放的成果，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进步。

　　通过阅读《炎黄春秋》，发现给杂志撰稿的作者有许多是过去曾担任过高级领导干部的老同志和在理论学术界有很深造诣的专家学者，象于光远、李昌、杜润生、李锐、李普、杜导正、朱厚泽、袁鹰、戴煌、杜光、高放、高尚全等等数不胜数，他们对中国的国情有很深刻的了解和研究，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他们作为两头真的一代，大多数都已进入古稀之年，还有的已是耄耋老人，有的甚至临近百岁之期，出于对国家和人民深深的爱，敢于说真话，敢发人之未发之言，用自己的笔头积极建言献策，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些老同志们老当益壮，愈老而弥坚，他们的文章因事而作，满怀忧国忧民的情怀，思想的火花喷薄而出。为了书写真实的历史，为了人民的福址与安康，孜孜不倦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智慧和力量殊为可贵，功德无量，让人起敬，他们带了一个好头，他们的存在既是《炎黄春秋》之幸，更是国家与人民之幸，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使《炎黄春秋》这份杂志办得如此的精彩，他们的垂范无疑给我们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树立了无穷的榜样，在这方面，我们年轻的同志反而显得落后了，思想僵化了，受制于这样那样的制约，应该向老同志们学习，迎头赶上，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传承老同志们思想的火炬，大胆建言献策，让我们的国家真正实现民强国富。

　　在我看来，《炎黄春秋》作为一份纪实性综合月刊，在国内同类刊物中应属娇娇者，它不单凝聚了人气，更凝聚了智慧，紧扣了时代脉搏，紧扣了改革开放大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的言论空间还不是很开放的情况下，这份杂志能办得这样好很不容易，我们应尽力维护它，关爱它，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有这样好的成绩，当然也得力于我上面所说的一批老同志的努力。相反，我们一些年轻知识分子却没有足够担当起作为知识分子应有的作用，沉湎于纯理论的书斋中玩文字游戏，或沽名钓誉，或自我封闭，心中多的是自己少的是人民，没有为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和中国的民主化政治建设尽心竭力地思考，身体力行的作文，实在应该感到羞愧。我以为，《炎黄春秋》对历史的态度和积极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建设的行动尤其值得称道，一个国家政治的好坏与每个国民的命运紧密相关，还原历史，厘清现实，关注未来，正是《炎黄春秋》所在做的。我又想起了那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年青一代知识分子更应有所作为。在这方面，《炎黄春秋》无疑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最后，我要祝《炎黄春秋》越办越好，越走越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