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

段绍译 转载 | 2009-04-06 09:03 | 收藏 | 投票

 

 

老百姓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

熊国华

读了《炎黄春秋》2007年第7期刊载的《坚持基本路线必须澄清错误思潮——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与杨承训的对话》(以下简称对话)一文,作为后生,我感到有必要就中国现实和经济学界的有关问题就教于两位前辈,借此也厘清我心中的迷津。

一、经济学家应该怎样讲道德

这是一个近年谈得比较多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想说明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中国现今的一些经济学家治学是不讲道德的,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张目,甘愿做既得利益阶层的代言人;二是一些讲道德的经济学家又念歪了经,认知水平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制约,叫做好心办坏事。对学者的治学为人,在这里我想例举两个已逝的学人陈寅恪和顾准,陈寅恪一生奉行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至死也决不与强求一律的体制内机构合作,而顾准在文革前后那样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敢于大胆思索,50年代初期就认识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规律,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写出了一篇篇泣血而独到的文字。我以为他们都应该是我们经济学家学习的榜样,这样的勇气这样的见识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现在又有几人能敌。当然,有良知有识见的学人在现今的中国还是有许多,如老而弥坚的吴敬琏、茅于轼,出国的何清涟以及国内的温铁军等,不自由毋宁死,正是怀着爱国爱民的深厚情怀,他们的贡献才可谓卓著。对比之下,现今的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失却了道义情怀和起码的认知能力,不但应该感到羞愧,更应该感到无耻。连我这样的无名小辈也为他们感到可悲。当然,关于经济学家要不要讲道德,我认为那只是一个常识问题,用不着在这里来讨论。

二、经济学家应该为谁说话

经济学家应该为谁说话,其实这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有那么一些经济学家就没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关键还是被理论的迷雾障住了眼睛,一些本来应该属于常识的问题在他们那里却变得深奥和复杂起来。还有的经济学家表现为在哪座山就唱哪座山的歌,没有独立思想,只有跟风起哄;没有道义责任,只有既得利益。扮演了丑陋的角色,因而令老百姓不齿。换一种角度,在中国这样一个言论尚不自由的国度,我也很同情某些经济学家的处境,但说话的空间不够充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乱说就可以不负责任地说啊,要对得起自己的称谓和话语权,要本着对人民对国家负责的态度为人做事。对于有些经济学家而言,你不要以为你是大家,你就拥有话语权,你说的话就千真万确,你就拥有了真理,以为自己是人民的恩人成了老百姓的救世主,甚至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信口雌黄。真理与资历无关,这就如同那个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装》,最终揭穿谎言的不是那些大人,而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常识更能揭示事物的本质,传统意识形态教育往往造成的结果就是,谎言重复100遍就会变成真理,我们实在应该为那样趋之若骛的大家感到悲哀,这样的大家我以为在现今的中国大有人在。话语权是人民群众给你的,你就应该对人民负责,不能滥用这个话语权,要真正能够代表人民的心声,要多问问自己:经济学家的良心和正义在哪里,要站在公正的立场说话,而不是只为某一个阶层代言;不能因循守旧,更不能受制于理论的制约,不成为某个政党某个阶层的传声筒。杜润生同志就做得很好,他说他没有什么主义,有主义也是经验主义。我觉得很多所谓的理论家都应该向他学习。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就直接从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义社会,资本主义可不可以逾越暂且不论,就说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资本主义好的东西就应该为我们所继承使用,继承资本主义就比继承封建主义好得多,最终形成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那种关起门来发展注定是不行的。

三、中国当前的真问题与假问题

关于后一个问题,我不想去讨论,中国现在的假问题太多,那不是我们要关心的,但对改革的推进和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害处却很大,实在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说到真问题,我以为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不同步,造成改革难以向纵深推进;二是社会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突出而且尖锐,社会风险存在很大问题;三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还远远没有实现。归结为一句话,依然是落后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矛盾。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有待于执政党的决心和勇气,加快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改革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做到分配公平,真正实现人与人之间权利的平等。否则,社会的健康和谐就会是一句空话。当然,这个目标的实现,也有赖于一大批经济学家们积极建言献策,为执政党提供良方,为老百姓争得利益,促进改革有序顺利进行。这才是经济学家们应该认真做好的。我就很赞同胡适先生说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主义之争其实是个很害人的东西,反而更不利于问题的解决。邓小平曾指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1987年就说过,只要国民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民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好的就要大胆吸收,坏的就要敢于抛弃,不管如何改革,搞什么主义,最终的目标应该是什么,一句话:让中国的老百姓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其它一切困难和因素都不能成其为阻碍人民通向幸福生活的理由,都应该为这一终极目标让路,这才是改革全部的意义和目的所在。这就是我们执政党的责任,这就是我们经济学家真正要研究好的课题,其它一切免谈。我们不能再冗于主义之争,理论之争,社会处于急剧的转型,各种矛盾尖锐,老百姓要好的改革,不要坏的改革,中国必须进行改革,而且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中国改革最终能否取得成功,关键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左(凭什么我们的宣传总是要把这个左字加上一个引号,这也有失公平嘛)和右之争是一个很让人讨厌的东西,结合解放后的历史,相比之下,左是一个更坏的东西。对此,我的认识是,关键要看你是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你的认知水平如何,你究竟在为谁说话。否则,左和右都不成其为一个东西。中国的许多问题,一言以敝之,还是由于制度缺失和制度不到位的问题,存在一个制度纠错的问题,规则和秩序都搞错了,何谈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只搞经济改革,只顾着增加经济财富,财富多了如何分配,这个问题不是没有搞清楚,是许多既得利益阶层抓着不放,不甘心他们的利益有损失,所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往后拖延,人民在真心期盼,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核心所在。在这其中,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做了什么,又有什么作为呢,只是让老百姓看到了失望,这的确是人民的大不幸。

《对话》还给我如下一些启示:传统经济学家懂市场经济吗,虽然他们也有经济学家之名,但他们对社会发展的认识囿于传统理论思维模式,受制于教条主义,充当政权愚民统治理论的传声筒,动辄反对市场经济,敌视资本主义,对民主社会主义等也是不屑一顾,一遇到困难就惧怕前进,一遇到问题就否定改革。当然也有懂市场经济念歪经的,站在既得利益阶层的立场,不管人民死活,说什么腐败是消解改革矛盾最好的手段,说什么贫富差距是必要的,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代言人。而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归结为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一切都因制度而生,一切都因制度而起,改革成为跛足改革,让改革成为一场利益之争,最终的赢家还是权利垄断者。这两种经济学家都是我们应该唾弃的对象。

我是年轻一代人,只有三十几岁的年纪,也就是说还没有中太多的来自意识形态正统教育的毒。我从来不论主义之因,我看重的是老百姓的幸福之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究竟什么制度好哪个主义更可行何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历史和现实已经或者正在给出我们答案。我说得不客气一点,中国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包括现在在政治体制方面搞的还是封建社会那一套,等级森严,人与人之间权利不平等,官本位传统根深蒂固。我认为,中国的主义之争和理论之争何以能长久不衰,罪魁祸首就是中国解放后几十年来的专制意识形态在作怪,使许多所谓著名的学者和专家都难以跳出这个怪圈,难有独立的思想,成为既有政治和经济模式的解读者,为一个命题本来就是错误的东西争辩不休。这于个人是一种理论局限,于国家于民族则是一个十足的祸害。我在这里,也想把这段话送给《对话》的两位学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最后,再回到我这个标题上来,老百姓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也就不言而喻了。

以上文字,两位前辈不知以为然否?不当之处望不吝赐教。

 

作者小传:熊国华,男,生于多灾多难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决不是什么大家,甚至只是一介庶民,位卑却不敢忘忧国,身为老百姓而关注民生,有爱人民爱自己的情怀,渴望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渴望做一个有尊严有荣光的中国人,宁愿做一名体制内的异见人士,更愿做一只时常叫唤中国危机的乌鸦。

邮箱:xgh123599@sohu.com

 

 

个人简介
与茅于轼教授唯一签有《拜师备忘录》的亲传弟子,先后担任过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和学术合作负责人,现任北京师范大学MBA导师、重庆理工大学MPAcc研究生导师、段绍译快乐理财游学苑苑长、《新浪财经》理财专家及茅于轼教…
每日关注 更多
段绍译 的日志归档
[查看更多]
赞助商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