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跨越的障碍?——关于苏共权力得失的几点思考

刘洋波 原创 | 2009-04-06 12:14 | 收藏 | 投票

 

难以跨越的障碍?
——关于苏共权力得失的几点思考
 
提要: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解散,12月25日,莫斯科时间 19 点 32 分,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苏联国旗悄然降落。一个有着 93 年建党历史、有着1500多万党员的政党,一个走过 74 年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执政 6 年之后,黯然落幕,成为20世纪末最大的悲剧。是什么挡住了苏联继续前进的车轮,建成社会主义是否存在一个难以跨越的障碍?本文尝试对此问题进行分析并作出解答。本文认为苏联从诞生伊始就存在的致命缺陷是扼杀苏联的潜在的癌细胞[],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反而积重难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促发各种矛盾,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
 
关键词:苏共   丧权   思考
 
1991年12月25日晚,当苏联解体的丧钟敲响之时,莫斯科空空的街上没有人为这个曾经让全世界亿万人民欢欣鼓舞的红色政权送行,没有任何的抗议游行,甚至没有一声嗟叹。中国有位叫闻一的学者亲历历史,并用惆怅的笔调记录了这一幕:“我觉得,在几近消瘦的戈尔巴乔夫的身影如此凄凉的消失之后,总该有点什么,嚷嚷声也好,唏嘘声也好,咒骂声也好,哪怕是窃窃私语声也好。是的,总该有点什么吧。可是,却毕竟什么也没有……[]”人们很自然的联想到《列宁在十月》等影片,联想到十月革命的历史场景:“10月26日午夜2点10分,临时政府的成员们在冬宫中被逮捕了。布尔什维克的旗帜在彼得格勒各高大建筑物上飘扬,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微笑……[]”历史何以如此不同?为何时隔74年,那个曾经让无数人甘心抛头颅洒热血的红色政权就这样被人们毫不吝惜地丢进历史垃圾堆?为什么以叶利钦一己之力登高一呼,那个曾经打败过沙皇、打败过临时政府、打败过白匪军,打败过协约国的联合干涉部队,甚至打败过德国法西斯的战无不胜的苏联共产党,此刻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坐以待毙?
 
带着这些疑问重温历史,我们发现了疑问背后的若干历史线索。这些历史线索揭示了苏共几个无法跨越的障碍。以下将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其一、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苏联领导人始终面临着消费优先,改善人民生活从而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是积累优先,尽快地发展生产力从而改变俄国的落后面貌之间的两难选择。在国内外压力下,苏联选择了一条错误的发展道路,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这成了苏共亡党的逻辑起点。其二、斯大林模式形成后,领导人终身制成为这一体制的重要特征。制度因人而兴废,人亡政息便成为苏联政治挥之不去的梦魇。苏联体制逐渐僵化,陷入不可挽回的恶性循环中,加速了其灭亡。其三、苏共是靠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靠“面包、自由、和平”的口号动员了广大的工农士兵以夺取政权的。可是苏共掌权后,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改善,人民的人权和自由没有兑现,苏联始终笼罩在核战争的威胁下,再加上国内严重的民族矛盾,这一切逐渐地消蚀了苏联政权的合法性。这些缺陷就像与生俱来的潜在的癌细胞,终苏联兴亡74年,渐成沉疴,最后导致了苏联的分崩离析。
 
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苏共亡党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经典理论家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发生。资本家首先要完成原始积累,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物质条件。1881年,马克思在答复俄国民粹主义者查苏利奇俄国村社是否可以越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时,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就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的发展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俄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历史上还没有磨出烙社会主义馅饼的面粉”。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至少要以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为前提:一、生产力(所谓技术)高度发展;二、国内劳动居民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 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农业问题》中预言:若跨越阶段的革命能成功,社会主义必然会陷入资本积累的泥潭中,统治者为了获得工业发展的积累可能比资本家更残酷,再也不会有平等,正义和自由[]。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提出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有统一的生产和商业方式,构成了资本主义统一的世界组织形式。但是帝国主义国家在争夺世界市场方面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在帝国主义链条上出现薄弱环节,社会主义革命就可能在这样的薄弱环节上成功。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机会,布尔什维克在整个俄国获得胜利。列宁的理论虽然解决了夺取政权的问题,但他仍然没有解决普列汉诺夫的疑问,即在落后的俄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困扰苏联长达74年。正如邓小平所言:“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回顾历史,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联社会一直存在着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可是苏联又是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同时还遭受西方国家的严重敌意。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实现工业化,巩固国家政权,就要采取一种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战略,把宝贵的社会资源尽可能多地投入到重工业和国防建设中。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领导人一方面很少有时间考虑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方面又迷信战时经验,从而导致左的错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斯大林模式的出现。面对着白匪军的疯狂反扑和西方国家的武装干涉,为了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列宁不得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集中有限的资源用于军用。甚至派出征粮小分队强征农民的粮食。这种剥夺农民的政策很快遭到农民的反抗,甚至引发农民暴动。列宁执政的后期改变了这种政策,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但是新经济政策实行不久,列宁就逝世了。斯大林在党内竞争中取胜并成为列宁主义的诠释者。斯大林在他长达30年的政治生涯中,逐渐形成一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即斯大林模式。在政治上,个人集权、个人崇拜、领袖终身制正是斯大林体制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是最难治愈的顽症[]。经济上是以产品经济观为基础的、以党所代表的国家为核心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这种模式是“超重型、低效益、高消耗和准军事型的经济。[]”苏联在斯大林模式下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也埋藏下了苏共丧权的最大的隐患。苏联的领袖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势,能无限的解放生产力。例如斯大林在1939年十八大的总结报告中提出的基本经济任务是:要在10-15年内在按人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超英赶美,苏联实行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体现为片面追求重工业的发展、片面追求发展速度、高积累低消费。在农业方面,实行集体农庄制度,消灭富农制度。实际上是剥夺农业补贴工业,同时把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勤劳致富的农民错划为富农,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直接后果就是斯大林领导苏联近30年,粮食年总产量还赶不上沙皇时代的1913年[11]。在斯大林眼里,这种以经济比例失调和牺牲人民局部福利为代价的重工业高速度,被看成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12]。然而恰恰相反,正是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打碎了苏联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美好未来的梦想,并且成为苏共亡党不可推脱的逻辑起点。
 
人亡政息的恶性循环——挥之不去的领导人终身制的梦魇
 
如果说苏联政权天生不足,其固有的缺陷及它所处的国内外环境的压力使它难以摆脱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这对矛盾的困挠是苏共丧权的逻辑起点,那么苏联实行领导人终身制,长期缺乏民主法制,制度因人而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个人印记则是加速其灭亡的重要因素。这一切导致苏联走向自我崩溃的恶性循环中。普列汉诺夫曾经不无忧虑地预言:在落后社会中建立的社会主义,将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半亚细亚专制主义,或像印加帝国一样昙花一现。反观斯大林模式,我们依然觉得普氏的话是如此的深刻,如此的发人深省!
 
在沙俄的白色恐怖统治下,苏共为了保存有限的革命力量,为了方便开展革命斗争。权利高度集中到几个革命家手中,并且采取秘密的组织方式。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战争仍没有结束。为了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仍然保存原有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但是列宁毕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具有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政治艺术,善于驾驭各种复杂的局面和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哪怕是出在少数时,他都能通过耐心的争取、说服对方,通过分化组合各派力量,灵活运用各种策略,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同时列宁非常注意在领导集体中发扬民主,凡是重要的决定,都要集体讨论通过。
 
遗憾的是,列宁只执政六年就撒手人寰了。留下了苏共最高权力的空缺和他最热爱的社会主义事业。斯大林通过残酷的权力斗争脱颖而出。到1929年基本确立他作为苏共最高领导人的地位。斯大林抛弃了列宁时期处理党内分歧所采用的坚持原则、耐心说服、澄清是非、团结同志的民主传统和作风,而是采用上纲上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先后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对反对派打下去。斯大林还制造了“社会主义愈是取得胜利,阶级斗争愈尖锐化”的理论[13]。从1933年起,先后发动两次大清洗运动。无数的干部、党员、知识分子遭到迫害。据统计,从1933-1934年,被清洗的干部和党员达36万人,1935-1941年,又有120万党员遭到清洗。他极力推崇个人崇拜,听不进不同意见,打击异己。斯大林成了党的化身和真理的化身,斯大林的讲话成为一切工作的指针。他以个人好恶来安排政治生活。例如斯大林习惯于夜间工作,他的睡觉时间是清晨5时至中午12时。很久以来,苏联中央党政机关的作息时间都要根据斯大林的习惯来安排,一般领导干部都是上午10点、11点上班,午夜后下班,晚上有事没事都呆在办公室[14]。广大党员干部在斯大林时期是非常痛苦的,他们既承受着大清洗朝不保夕、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带来的心理压力,又要承受斯大林个人习惯所带来的痛苦,就连和家人团聚的正常生活也成了一种奢望。
 
赫鲁晓夫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斯大林的错误,但他上任以后,也是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赫鲁晓夫出身于农民家庭,可谓实干经验有余,理论修养不足。他身上保留着传统俄国农民的烙印,也存在很多缺点。例如他在党内搞一言堂,作风鲁莽粗暴,爱灵机一动搞瞎折腾,不爱听不同意见等等。他只反对斯大林,而没有反对斯大林主义,也就是没有反对斯大林建立的那种社会主义模式[15]。当他牢固地掌握权力以后,也仿效斯大林的独断专行。例如他表面上推行干部任期制和干部轮换制,实际上也带有利用这一制度排斥异己,培植自己的实力的意图。例如在斯大林逝世前后组成的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一级的党政主要领导,到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仅8年时间,就已经换了80%[16]。这种对干部过于频繁的更换和调动,造成人心不稳,缺乏安全感,客观上也造成干部队伍难以稳定,不利于干部熟悉工作,提高业务素养。同时还给那些善于拍马钻营的人提供了可趁之机。
 
赫鲁晓夫的这些弱点导致其在1964年被勃列日涅夫等人的宫廷政变赶下台。勃列日涅夫为人谨慎,秉性保守,文化理论素养不高,不爱读书,从不动笔写作,却爱好虚荣和阿谀奉承。他一无坚强的意志,二无宽广的经济视野,三无长远的目标,而喜欢过轻松的日子[17]。在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苏联社会逐渐陷入停滞,死气沉沉。稳定压倒一切,甚至不提改革等字眼。很多高层领导干部长期尸位素餐,老态龙钟。例如1976年的苏共二十五大连选连任的比率高达83.4%,如果把去世的中央委员除去,实际上有将近90%的中央委员连任[18]。苏联在勃列日涅夫这种保守的个性下逐渐走向僵化。1982年,勃列日涅夫逝世,继任的两位高龄领导人在三年多的时间内相继逝世,苏联在短短的三年里,举行了三次国葬。这充分暴露了苏联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无疑是对领导人终身制的最大讽刺。
 
1985年,戈尔巴乔夫,这个被葛罗米柯称作“一位在国家如此关键的时刻对担任这一职位当之无愧的人选[19]”的人成了苏联这艘大船的新的船长,但是他并没有驾驭苏联驶向光明的彼岸,而是“主动地、自愿地向西方投降,自己跪着爬到敌人面前痛哭流涕地哀求接受自愿投降[20]”,担当了苏联社会摧毁者的角色。确切地说,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解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戈尔巴乔夫的失败与其缺乏领袖气质是密切相关的。戈氏的搭档,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是这样评价他的:
    现在,我做出了肯定的结论——就其气质和性格,戈尔巴乔夫不能称为真正的国家
首脑。他绝不具备充当国家首脑的素质,完全不愿作出权威的决断,总是无休止的
讨论,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没完没了地争论,并借机不作最终的决定,花言巧语,
不置可否,不明确表示赞成或反对。他从不对任何错误决定承担责任。但是,仅是改
革之初曾有过集体决定,而稍后就由他个人专断。无论第一种情况抑或第二种情况,
时刻准备对决定的通过和执行承担个人责任是真正的领袖必须具备的品质。很遗憾,
戈尔巴乔夫完全不具备此种品质。[21]
    雷日科夫的描述正是戈尔巴乔夫个性的生动写照。人们常说时世造英雄,然而因各种条件的限制,这个孕育过程也可能产生异变。历史孕育出来的领袖也许正是毁灭未来的领袖。俄罗斯最大的悲剧,就是在转折时刻,历史强迫平庸的政治家去完成超常的转折时期的任务,这就会产生历史的错位[22]
 
难以摆脱的宿命——乌托邦的破灭和合法性的消蚀
 
苏联的这种历史错位,颠覆了十月革命以来无数的苏联人用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美好未来的乌托邦。苏联政权的合法性——也就是十月革命提出的口号“面包、自由、和平”——在苏联社会基本矛盾迟迟没有得到解决,苏联体制僵化难改,领导人因个人缺陷而深陷制度怪圈难以自拔的背景下慢慢地消蚀了。俄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不无惊讶地发现,1917年春,300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和1000年的专制制度在俄罗斯仅用了数天便土崩瓦解,发生在1991年秋天的事件则如出一辙:尼古拉二世的退位与戈尔巴乔夫的退党,科尔尼洛夫将军建立军事独裁的图谋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未遂政变;成千上万曾效忠于皇权的贵族军官兵没有去保卫皇权,30多万神职人员和为数百万的哥萨克也没有起来捍卫帝制,遑论千万之众的士卒,而千百万苏共党员也不曾投身于保卫本党的斗争之中,工人、农民也不例外。而在1916年,有谁支持尚为孱弱的布尔什维克,又有谁在1990年初便支持“民主俄罗斯”呢?[23]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呢?答案很简单。十月革命靠一句口号“面包、自由、和平”赢得了俄罗斯,叶利钦同样用“民主、反特权”等口号赢得了俄罗斯。当初人们为了社会主义美好理想,为了“面包、自由、和平”的革命口号可以抛头颅、洒热血。然而革命成功以后,人们的生活水平迟迟没有提高,甚至发生1932-1933年饥荒。据乌克兰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室主任C.B.库利契兹基教授计算,光乌克兰就因饥荒损失人口400万。俄国著名的经济学家C.H.普罗科波维奇教授统计,1932-1933年苏联死于饥荒的人达900万之巨[24]。苏联始终忽视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并且对此还加以压制。“在苏维埃时代,老迈而年高的意识形态专家们曾经严厉谴责我国卑微的小人物身上突然显现的‘物欲主义’。他们身上的需求受到国家手段的压制[25]。”“苏维埃制度的不幸并不在于问题解决得不好,或者说问题被忽视了。而在于认定因剥夺而受苦的人们是无病呻吟无事生非,从而蔑视他们。于是出现了双重道德(官僚们大搞形象消费)搞得民怨沸腾。[26]”1989年有74%接受民意测验的知识分子表示相信“让柜台上摆满食品”的改革会获得成功[27]。然而就是这么基本的要求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满足,面包没有了。另外一个未被意识到的不满情绪的客观原因,那就是社会制度过于凝固,简直铁板一块。由此而在相当大一部分国民,特别是青年人的生活中产生了枯燥无聊感,苏维埃制度的一大重要品格——高水平社会保障机制——产生了反面效果。在苏联,对不确定性、对冒险的需求——这不仅是人的基本需求,而且也是动物的基本需求——越来越得不到满足[28]。于是自由也没有了。特别是在大清洗的恐怖岁月里,知识分子的思想遭到禁锢,肉体遭到摧残。人们对斯大林体制带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再加上苏共20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及后来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民主化改革,把历史问题又重新挖出来,再一次刺痛人们的神经。苏联体制在人们的心目中早就已经被抛弃了。在苏联74年的历史中,和平也是一种奢望。十月革命后苏联经历了反对西方干涉、清剿白匪军的战争,30年代又发生了苏芬战争,40年代发生了卫国战争,二战后,又长期处于东西方两个阵营对峙的严重局面中,1968年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又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导致两国关系的长期紧张,79年又发动了侵略阿富汗的战争,苏联在世界上被空前孤立。长期的战争环境使苏联把大部分社会财富耗费在军事上,也给人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这也是戈尔巴乔夫提出外交新思维,迫不及待地抛弃勃列日涅夫主义,摆脱冷战泥潭的原因。然而长期的共产主义教育使人们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极其反感,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引发了人们的思想混乱,西方的思想趁虚而入,苏共党内的部分上层被洗脑,成为西方摧毁苏联的一颗棋子。西方利用苏联人对和平的渴望用和平的方式完成了连他们自己都觉得不可完成的任务。
 
小结
 
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诗篇,然而它在苏联的实践却让人们不堪回首,也给西方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充足的炮弹。然而苏联一国的实践并不能代表全人类,更何况苏联的体制只不过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僵化的斯大林模式。苏共的亡党丧权是20世纪末世界最大的悲剧,它引发了人们的深思。从深层意义上来说,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苏联体制具有天生的缺陷,带有深层的社会矛盾。即先进的社会制度及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他们,它们就像潜伏在人体内的癌细胞,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抑制,最终会生长为摧毁机体的毒瘤。遗憾的是,苏联的历任领导人都没有找到医治疾病的药方。列宁晚年的实践曾经给人们带来希望,但马上被斯大林极左的社会主义蓝图所击碎。斯大林模式最大的危害在于它的固化,给任何一个后来的改革者都留下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不管是赫鲁晓夫的小修小补,勃列日涅夫的抱残守缺,还是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都没有找到问题所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引发了社会的激烈动荡,反而为反对派摧毁苏联做了嫁衣裳。斯大林模式的最大悲哀在于它无法选出最优秀的领导人,80年代前期的“老人政治”和“国葬外交”成了苏联的笑柄。而且这一体制也无法克服领导人身上固有的缺陷。于是苏联政治陷入坏的制度选出庸人,庸人使这一制度更加僵化,从而产生更平庸的人的恶性循环当中。而以上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就不断地消蚀苏联政权的合法性,人们逐渐丧失对社会主义的希望。当统治者自己都不再相信这一套意识形态时,苏联就不可避免地崩溃了。
 
苏联的悲剧虽然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巨大的挫折,但它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那就是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执政党与人民同呼吸、同命运,永不脱离人民,社会主义事业才能万古长青,始终保持顽强的生命力。邓小平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才能跳出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得到他们的支持。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社会制度,其诞生到现在只有90年的历史,在中国的实践还不到60年。实现社会主义,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我们坚信决不存在一个难以跨越的障碍。只要我们遵循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在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进!
 
 
 
参考文章:
 
黄宗良,《让昨天昭示今天——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看“三个代表”》。
黄宗良,《苏联政治体制与苏联政变》。
徐葵,《关于苏联74年社会主义实践和苏联剧变的历史思考》。
胡昊,《苏联1932-1933年饥荒原因探究》,载于《唐都学刊》第10卷,1994年第2期。
 
参考书目:
 
《邓小平文选》第3卷。
黄苇町著,《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
黄宗良著,《书屋论政——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及其变易》,人民出版社,2005年。
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路南泉 姜长斌,《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陆南泉 姜长斌 徐葵 李静杰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
邢广程著,《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第5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著,侯艾君 葛新生 陈爱茹译,《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新华出版社,2004年。
[俄]尼.雷日科夫著,王攀等译,《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俄] 罗伊.麦德维杰夫著,关贵海 王晓玉译,《俄罗斯向何处去——俄罗斯能搞社会主义吗?》,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
[俄]谢.卡拉-穆尔扎著,徐昌翰 宋嗣喜 王晶 李蓉 林柏春 王秋云 陈本栽译,《论意识操纵》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其他资料:
黄宗良:《俄罗斯研究》课堂笔记。
潘维,《比较政治学》课堂笔记。


[] 关于癌细胞的说法是黄宗良先生在课堂上提出来的。黄老认为苏联的体制天生不足,就象人体内潜伏的癌细胞,苏联的悲剧就在于历任领导人都不是好的医生,没有抑制住癌细胞。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各种问题激化,就像人体内癌细胞扩散,苏联体制不治而亡。笔者认为黄老这种比喻很生动形象,此处借用,不敢占为己有,特此说明。
[] 黄苇町著,《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 这是根据参与指挥这场战斗的领导者之一彼得沃伊斯基的亲笔记述。详见黄苇町著,《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第16-17页。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8-269页。转引自路南泉 姜长斌,《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页。
[] 路南泉 姜长斌,《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2-33页。
[] 潘维,《比较政治学》课堂笔记。
[]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 黄宗良,《苏联政治体制与苏联政变》。载于黄宗良著,《书屋论政——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及其变易》,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51页。
[] 徐葵,《关于苏联74年社会主义实践和苏联剧变的历史思考》。载于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15页。
[] 陆南泉 姜长斌 徐葵 李静杰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37页。
[11] 黄宗良,《让昨天昭示今天——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看“三个代表”》。载于黄宗良著,《书屋论政——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及其变易》,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页。
[12] 陆南泉 姜长斌 徐葵 李静杰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页。
[13] 徐葵,《关于苏联74年社会主义实践和苏联剧变的历史思考》。载于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14] 徐葵,《关于苏联74年社会主义实践和苏联剧变的历史思考》。载于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6页。
[15] 徐葵,《关于苏联74年社会主义实践和苏联剧变的历史思考》。载于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32页。
[16] 黄苇町著,《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17]徐葵,《关于苏联74年社会主义实践和苏联剧变的历史思考》。载于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34页。
[18] 黄苇町著,《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第103页。
[19] 陆南泉 姜长斌 徐葵 李静杰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92页。
[20] [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著,侯艾君 葛新生 陈爱茹译,《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58页。
[21] [俄]尼.雷日科夫著,王攀等译,《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367页。
[22] 邢广程著,《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第5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4页。
[23] [俄] 罗伊.麦德维杰夫著,关贵海 王晓玉译,《俄罗斯向何处去——俄罗斯能搞社会主义吗?》,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第204页。
[24] 胡昊,《苏联1932-1933年饥荒原因探究》,载于《唐都学刊》第10卷,1994年第2期,第42页。
[25] [俄]谢.卡拉-穆尔扎著,徐昌翰 宋嗣喜 王晶 李蓉 林柏春 王秋云 陈本栽译,《论意识操纵》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24页。
[26] [俄]谢.卡拉-穆尔扎著,徐昌翰 宋嗣喜 王晶 李蓉 林柏春 王秋云 陈本栽译,《论意识操纵》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27页。
[27] [俄]谢.卡拉-穆尔扎著,徐昌翰 宋嗣喜 王晶 李蓉 林柏春 王秋云 陈本栽译,《论意识操纵》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26页。
[28] [俄]谢.卡拉-穆尔扎著,徐昌翰 宋嗣喜 王晶 李蓉 林柏春 王秋云 陈本栽译,《论意识操纵》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27页。
个人简介
刘洋波,笔名温陵羽,福建泉州人。80后。先后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师从潘维教授。 愿借助价值中国这个高端平台,广交朋友,与时俱进!email:liuyangbo97@yahoo.com.cn,qq:108902833(添加时请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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