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区3·1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调查报告(二)

胡泳 原创自 搜狐博客 | 2009-05-13 09:28 | 收藏 | 投票

一、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的藏区经济、社会变迁

 

调研一直关注3·14事件背后的社会结构的真实状况。虽然在当地的调研仅有一个月,但我们已经深深地感到了这次事件之中所寓含的群体性不满或愤怒有其复杂的社会性根源。事件体现出来的各种矛盾既有历史的根源,有无法回避的宗教感情和族群认同的原因,也有深刻的现实利益冲突问题。我们的调研只能截取问题的一 个纬度—— 区正在经历的快速现代化进程来尝试进入议题,引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更深入的讨论。当然,藏区的快速现代化进程并不是此次3·14事件的直接原因和导火索,甚至不一定是藏区问题的本质和核心。但我们期望,它能为更深入了解藏区社会的变化提供一个背景,为理解如今的藏区民众心理和行为提供一个入口。

短短的几十年间,藏人生活的世界正从传统走向现代,其背景是大一统的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快速市场化路径下的现代中国的兴起。从一个相对封闭和传统的宗教社会、部族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开放社会,从简单的农牧生活走向市场化、商品化的现代经济,从在血液中根深蒂固的信仰生活到如今现代性价值体系对宗教感情的冲击。在民族国家以及其他现代性的合法性话语体系之下,藏族面临国民身份、族群身份与宗教身份等多重的分裂和错位。任何一个民族或群体面对如此急速却又被动 的转变都无可避免地感到不适,充满矛盾。而客观来说,这个急速现代化的过程和它的路径并不是藏族主动选择的结果,有太多强大外力的作用。经济社会结构的变 迁与藏区历史遗留的种种问题交织在一起。在调研和访谈过程中,我们不只一次体会到,今天的藏区所面临着的种种分裂、痛苦和困惑。

经过3·14,从汉族和政府的角度出发,对藏族有很多不解甚至指责,认为国家给了藏区藏族这么多的扶持和帮助,为什么还要闹事。但对藏族人而言,现代化的生活和种种发展标准并不是幸福的全部标准。汉族的帮助和带来的发展常常同时伴随的是强力的改变、冲突和藏人本身意愿的不被尊重。藏人的幸福更多的是宗教信仰上的这种自由,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能够施舍给别人获得的这种幸福。”(龙布访谈)“随着改革开放,带给藏族人民一种新的价值……强迫藏民接受‘发展才是硬道理’就是强迫他们接受‘消费才是硬道理’。在这个过程中,……在价值上把一个原本有信仰的民族给改造了,同时也已现代化的方式改造了西藏,改造了那里人民的生活。”(李小山访谈)从现实利益层面出发,现在急速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给一般藏民群众带来更大的发展的好处,反而面临着一个日益边缘化的境地。

解读3·14事件有一个重要的角度,那就是区域社会和群体对发生在自己身上这几十年来的各种变化的一种应激反应。似乎无法理解的表象下,隐含着合理的利益诉求和情感宣泄,这恰是需要我们理解和反思的。

 

1、中央主导的快速现代化进程

学者Andrew Martin Fischer 在“State Growth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TibetChallenges of Recent Economic growth一书中曾提出,新中国成立之后,藏区经历了一场全新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是在新中国的主导下进行的。这场现代化进程一方面使得藏区从传统走向了现代,极大地改善了藏区的基本面貌,提高了藏族人的生活水平。但这场现代化进程——“发展”逻辑、发展的路径和速度——对藏区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藏人在藏区被日益社会边缘化。梅·戈尔斯坦在《雪狮和龙:中国、西藏和达赖喇嘛》一书中曾提出他对1989年事件的理解。他认为,不仅是历史的原因,需要看到激进而快速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计划所造成了新的矛盾和问题。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藏区加速现代化的进程(市场化进程)和“发展”的政策思维并没有真正帮助藏区顺利实现现代化的过渡,反而在很多层面上造成了对藏族(从经济社会、文化、种族属性和认同上)的结构性边缘化,激化了一系列矛盾。这也是为什么在八九十年代之前,虽然藏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比现在更落后,但反而比现在相对稳定祥和。这既源自藏区藏族的传统性与现代化进程之间必然发生的剧烈冲突;也一定程度上来源于藏族自身无法在真正意义上主导和掌控自己现代化进程的路径和速度。首先简单总结和分析一下中央推动的藏区现代化进程的主要阶段。

 

旨在建立一个新西藏的现代化进程是20世纪以来决定藏区-藏族命运的核心议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在藏区推动全面的改革,脱离传统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建立新的社会基础。这场现代化运动既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旨在推动新的合法性的建立;同时也深深触动了藏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触及了藏区的宗教、文化等深层次核心。就中央的藏区政策,可以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藏区现代化进程粗略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阶段的藏区变革;第二阶段是伴随着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 从八九十年代开始的加速现代化的进程。

 

(1)第一阶段:全面改变原有藏区政治结构和经济形态,建立制度基础。

1949年中国新政权建立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政治一体化”,重新梳理中央地方的权力关系,重建地方权力机构。在少数民族地区,模仿苏联的体制,以民族划分和辨认为基础,建立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体制。通过“逐步”建立各级民族区域政权,废除宗教领袖与部落头人的特权,进而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和部落制度,重建中央对少数民族区域的有效统治。由于历史上中央地方权力关系的特殊性、政教关系的特殊性以及汉藏融合的差异,卫藏地区从政教合一的权力体制向中央领导的地方民族区域自治的结构性更替呈现出比安多地区更复杂和更被动的情况。但无论对于安多还是卫藏地区,制度上的转变都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

在经济基础上,自五十年代末开始,中央先后在安多和卫藏区域推行土地改革,废除了寺院经济和部落-土司等基础经济制度和结构,废除农奴等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将土地牲畜等基本生产资料分配给农牧民。通过基础生产资料制度的变革,农牧民获得了生产资料,藏族 整体的生活水平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当时藏区的核心产业依旧是农牧业以及初级手工业。这一经济基础的变革极大地改变了藏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定程度上在藏 区成功地建立起了新的合法性和认同感。(调研组在对农牧民的走访中,发现在很多家庭摆放或者供奉毛泽东的图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藏区开始获得中央在人 力、物力、财力上的大力支持。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的改变使得藏区整个与汉族地区在制度层面达到了一致。同时,整个藏区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2)从八九十年代开始的全面市场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进程

1976年文革结束为标志,中央的藏区政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也是文革后中央全面恢复和重视藏区工作的时期。八十年代初,虽然有了制度上的“统一”, 但藏区的整体社会经济状况和藏族民众的生活水平仍大大落后于汉族地区。并且,在反省文革时期藏区政策后,中央希望通过关注藏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重新 恢复自己在藏区人民中的威信。新政策的核心是,在中央更大力度的扶持之下加速发展藏区经济,以发展促稳定,为稳定推进发展。通过进一步加速现代化进程,提高藏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希望进一步改变藏区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认同结构,建立和强化在藏区长期稳定的合法性和认同。这可以在近二十年来西藏工作会议 的基本精神上得到充分反映。新阶段的政策一方面继承了中央从1959年开始的,却为文革所中断的藏区改革进程,另一方面更明确地推进了中央主导的藏区全面 现代化的深刻变革。

19843月中央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纪要》中提出:要按照不断发展的新情况,修订具体政策,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千方百计地把经济搞上去, 使西藏人民尽快富裕起来。中央投资40多个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为全面建立藏区特别是西藏自治区的现代经济提供大力支持。198910月《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讨论西藏工作会议纪要》强调指出:西藏工作要紧紧抓住两件大事,即政治局势的稳定和发展经济。2001625日至27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将干部对口援藏工作延长至20年,同时使西藏所有的县市区都得以全面覆盖。

对于藏区的农牧区,主要的政策变化发生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藏区推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农区,推行了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在牧区,推行了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进一步鼓励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国家通过财政倾斜,加快公路、铁路等一系列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改善藏区交通条件和投资环境,带动旅游业和各种资源开发及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有意识地在藏区扶持一些工业项目和产业的发展,鼓励服务业、旅游业的发展。同时,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允许非藏族进入藏区(主要是西藏地区)进行自主经营。

在社会福利方面,对藏区的核心区域(主要是拉萨等主要城市)给予高额资金,提供免费教育、各项社会福利、公共事业建设等;对农牧区等贫困地区给予国家扶 贫资金的支持和补助。在基础权力结构方面,重新关注输入接受良好教育的非藏族人员入藏,进一步稳固地方权力结构。在文化教育方面,通过在藏区的基础教育以 及在内地创办西藏学校、西藏班等,培养新的藏族精英。

新的政策取向其实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方面重视现代化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发展;另一层面,反省在文革时期的错误,重视和尊重藏区的藏族特点,扶持藏族地方官员,关注藏区文化、教育事业,继承和恢复藏族文化和宗教生活,鼓励使用藏语等。这集中体现为两个重要的趋势,一个是市场化,一个是宗教生活的复兴。

第一阶段新的制度结构改变了传统意义上藏区内地、藏区中央的关系。制度的磨平和直接的统治使得藏族和整个中国的发展直接捆绑在了一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随着整个中国开始摸索着进入快速、全面市场化的发展阶段,藏区的发展被有意识地整合到了整个中国加速现代化的进程中。藏区经济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加速市场化、现代化成为解决藏区问题的一个核心思路。

文革后中央的藏区政策经历过一个恢复和宽松的过程。这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希望尊重和扶持藏区-藏族特点的政策面上。但这种宽松并没有突破统治合法性和稳定的基本诉求。对藏区宗教生活的矛盾态度,八十年代末拉萨发生的一系列不稳定以及和达赖喇嘛谈判的屡屡受挫无疑使中央不再愿意更多地让步。整个藏区政策的核心日益落到发展逻辑上——关注经济发展和汉族主导的现代化进程。

这种发展是通过中央直接提供大量的财政拨款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为引擎来进行的。这种倾斜具有很强的示范性意图,大量倾入了藏区的少数地区(以拉萨为核心)。以传统农牧业为基础的藏区本地经济并没有真正发展和活跃起来。在整个过程中,对藏区的真正了解、藏区发展的特殊性以及更广泛的藏族民众的需要和愿望关注得太少。

 

个人简介
价值中国网荣誉总编辑。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政治学博士。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世界经济论坛社交媒体全球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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